孟昭毅

    季羡林先生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研究所形成的学术思想进入学理层面的理论有很多，东方比较文学的思想无疑是他晚年学术思想的重要结晶。所谓东方比较文学是指以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比较研究。将东方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纳入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不仅可以纠正欧洲中心论的偏颇，以及法国学派初萌时期法国中心主义的影响，而且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没有东方文学，所谓比较文学就是不完整的比较文学，这样比较出来的结果也必然是不完整的，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情况也如此。中国比较文学发展20多年来，无论是当前的发生学研究、流散文学研究、形象学研究、译介学研究等，离开中国文学，离开东方文学，都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失去价值观和道德观上的参照意义。我们从学术史的角度总结季羡林先生的这一学术思想，既有理论探讨意义，又有实践研究意义。

    一、东方比较文学思想的形成

    早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的开幕词中，季羡林先生就指出：“现在许多国家的比较学者都承认，讲比较文学而忽视东方文学，这一条路是行不通的。”“只有把东方文学真正归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我们这个学科才能发展，才能进步，才能有所突破，才能焕发出新的异样光彩，才能开阔视野。”为了东方比较文学的研究，他没有停留在文辞上，而是积极倡议付诸行动。在会议期间，季先生委托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卢蔚秋、韦旭升组织张朝柯、许友年、孙景尧、温祖荫、孟昭毅等人召开小型座谈会，商议讨论如何开展东方比较文学研究的问题，准备在适当时机成立东方比较文学研究会。季羡林先生身体力行从中印文学关系入手研究探讨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以便缕清线索，发现问题，总结出东方比较文学总体研究的规律。这表明季羡林先生对这一问题已形成自己较为系统的学术思想。

    季羡林自留学德国10年归来就开始涉足东方比较文学研究。其学术思想明显受到德国学术传统的影响，根源主要在于德国学界历来对东方学有精深的研究。德国自19世纪就开始形成研究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热潮，包括相同的主题、母题和题材的神话故事，以及民间传说的热潮，并逐渐成为传统。季羡林在德国10年接受了这种学术之风。他曾在《民间文学与比较文学》一书中指出：“在比较文学发展的初期，民间文学与比较文学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就以德国为例，在19世纪中叶，梵文学者本发伊（Theoder Benfey）发表了他的名著：《五卷书：印度寓言、童话和小故事》，有德文译文、长篇导论和详尽的注释。在导论中，他使用了多种语言的材料，详详细细地追溯了书中故事在欧洲和亚洲等地流传的过程。他从此奠定了一门新学科的基础：比较童话学或者比较文学史，两者都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并得出结论：“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民间文学，就不会有比较文学的概念。”因此，他自1946年到北京大学东语系后，主要从事的东方比较文学研究都是从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入手的。而此类研究正是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建立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很显然，季羡林是深知其中三昧的。1946年底，他正式开始了在这一学术领域里的研究与探索。最初在《北平时报》上发表了《一个故事的演变》，1947年5月在山东《大华日报》上发表了《一个流传欧亚的笑话》，同年6月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梵文〈五卷书〉：一部征服世界的寓言童话集》，9月又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木师与画师的故事》。同年年底，他又在《经世日报》上发表了这一阶段学术研究的总结性文章《从比较文学的观点看寓言和童话》，找出了从民俗学、民间文学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并首次将这两个学术领域打通，表现出开始介入学术研究就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态势。

    1948年初，他在《申报》上发表《儒林外史的取材考》一文，从题材史、题材学角度研究这部小说的取材。3月又在《经世日报》上发表《从中印文化关系谈到中国梵文的研究》一文，将中国的印度文学研究放在中印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有了全景式的关照。同年又先后发表了《“猫名”寓言的演变》、《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中国文学在德国》等文章，表现出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向纵深发表的趋势。季羡林先生1948年4月在上海《申报》上撰写的《“猫名”寓言的演变》一文最具代表性。他在文中指出，明刘元卿的《应谐录》里关于“猫名”的寓言曾流传到日本，被记载于《日本古笑话》中。并进一步考证其源出于印度古代梵文故事集《说海》和梵文寓言故事集《五卷书》中。他指出：“我们研究比较文学，往往可以看出一个现象：故事传布愈广，时间愈长，演变也就愈大；但无论演变到什么程度，里面总留下点痕迹，让人们可以追踪出它们的来源来。”可见季羡林先生最初的学术研究是从中印的寓言故事开始并切入比较文学领域的。1942年2月，季羡林又发表了《〈列子〉与佛典》一文，不仅指出许多前辈文人学者都认为“《列子》剽掠了佛典”的观点，而且指出《列子·汤问篇》中关于偃师和机关木人的故事源于佛典《生经》第三卷《佛说国王五人经》二十四的内容，用事实进一步证明了前人的观点。这种用事实联系的方法即实证的方法研究文学，显然也受到德国学术传统的影响。季羡林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表明他在逐步形成自己东方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学风。

    20世纪50年代，季羡林先生沿着自己的治学道路走下去。1954年发表《中印文化交流》，1958年发表《印度文学在中国》，1959年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五四运动后四十年中国关于亚洲各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等文章。其中，《印度文学在中国》一文，又从语言和神话入手，研究“印度文学在中国所起的一些影响”。他从中国古代大诗人屈原《天问》里发现了印度寓言和神话传入中国的痕迹：即“厥利惟何，而顾菟在腹”。月亮中有一只兔子的说法在中国虽说由来已久，“但是这种说法并不是国产，它是来自印度。从公元前一千多年的《梨俱吠陀》起，印度人就相信，月亮里有兔子”。季羡林先生认为，印度的月兔故事早于中国，至迟在屈原生活的公元前4世纪即已传入中国。他还指出《战国策·楚策》里“狐假虎威”的故事，“曹冲称象”的故事，“鹦鹉灭火”的故事等都源于印度。以及《古镜记》的框架式结构，变文中散文韵文相交错的叙述方式，《黔之驴》的寓言故事，元代戏曲的内容等等，都不难从印度相对应的作品中尤其是佛经中发现源头。季羡林在大量考察了印度寓言故事是如何演化为中国故事的轨迹之后，总结出这样的文学交流规律：“印度人民首先创造，然后宗教家，其中包括佛教和尚，就来借用，借到佛经里面去，随着佛经的传入而传入中国，中国的文人学士感到有趣，就来加以剽窃，写到自己的书中，有的也用来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劝人信佛；个别的故事甚至流行于中国民间。”在以后的研究中他沿袭了这一学术思路，并不断用研究成果证明其正确。因此，他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的学术之路越走越坚实。

    1963年夏，季羡林在改写的《〈五卷书〉译本序》中，从《五卷书》中的寓言和童话在世界广泛流传述起，重点阐述了它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他首先举出在汉译佛典里发现的不少《五卷书》中的故事。继而又在佛教以外的书籍中，如《太平广记》《梅磵诗话》《雪涛小说》《应谐录》等书中，发现从印度流传过来的故事，尤其是来源于《五卷书》中的故事。季羡林先生辩证地指出，他不同意“故事同源论”的观点，但也不否认故事确实能够通过各种途径传播的事实。“统观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整个情况，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的一些故事传入中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见，到20世纪60年代季羡林已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与独特的研究方法，即以影响研究的方法进行东方比较文学研究。正如他自己承认的：“先不管这些思想体系是否完整，思想却终归是有的。简言之，我赞成比较文学研究直接影响的一派。”

    在沉寂了十余年之后，季羡林的学术研究扩大了范畴。1978年底，他发表《〈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一文，对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与印度文学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析与梳理。陈寅恪曾经详细论证过玄奘三个弟子的故事演变过程中发现的印度成分，他在此基础上，指出《西游记》中的东海龙王、僧魔斗法、孙悟空杨二郎斗法等，都和印度文学有关联。“这些例子已经足够说明《西游记》中许多故事是取自印度的。”尤为值得提及的是颇有争议的孙悟空的来源问题。他力避陈寅恪和鲁迅的主张，认为：“不能否认孙悟空与《罗摩衍那》的那罗与哈奴曼等猴子的关系，那样做是徒劳的。但同时也不能否认中国作者在孙悟空身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把印度神猴与中国的无支祁结合了起来，再加以幻想润饰，塑造成孙悟空这样一个勇敢大胆、敢于斗争、生动活泼的、为广大人民所喜爱的艺术形象。”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既有很高的创造力，又擅长博取他人之长，并加以补充发挥，化为己有。因此，一部中国文学史可以说是一部中国文学对异域文学的影响接收史，中印文学之间尤其如此。正如季羡林于1982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的“前言”中所指出的：“我自己从大学念书起，就对中印文化关系的历史发生了兴趣。浏览所及，陆续搜集过一些资料，作过一些笔记。”他认为：“长达两三千年的中印友好具有很多特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是这样的。”

    1979年季羡林先生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了《泰戈尔与中国》一文，全面总结了泰戈尔与中国作家与文学的关系。同年9月，他又在翻译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的同时，“读了大量的书籍，思考了一些问题，逐渐对于《罗摩衍那》有关的一些问题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将其中那些“迥乎不同”但又是“深思熟虑”的看法写了出来，写成专论《罗摩衍那初探》。在书中论述“与中国的关系”一节时，钩沉梳理了汉译佛经中诸多有关《罗摩衍那》的内容，以说明这部大史诗通过佛经在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其中重点论及史诗中哈奴曼与西游记孙悟空的关系。进一步强调自己的观点，即“认为哈奴曼就是孙悟空的原型，这个人物最初产生于印度，传至中国，经过改造与发展，就成了孙悟空”。为了进一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用辩论的手法评述说：“也许有人会说，《罗摩衍那》没有汉文译本，无从借起。这是一种误会。比较文学史已经用无数的事例证明了，一个国家的人民口头创作，不必等到写成定本，有了翻译，才能向外国传播。人民口头创作，也口头传播，国界在这里是难以起到阻拦作用的。”显而易见，他在这里强调了口头文学的重要性，即作为民间文学、民俗学一翼的口头文学在文学研究中的意义。他还第一次运用了“比较文学史”这一提法，并将它与口头文学相联系，这和比较文学发源于德国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学研究及其所形成的题材史研究等学术传统一脉相承。实事求是地分析，到了20世纪70年代，季羡林东方比较文学的思想与方法已基本定型，并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规范。

    二、东方比较文学与“中国学派”

    20世纪80年代是季羡林学术思想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随着比较文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勃兴，他也积极参与其中，并成为一个重要的旗手，在几十年来积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实践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比较客观的比较文学理论，从东方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入手，对其规律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首先，他从多年来中印文学关系的研究升华为比较文学理论的探索。其次，他从中印文学关系的研究扩大到中印文化关系的研究。再次，它的学术目光从只关注中印文学文化关系延伸到也关注中日、中朝、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以及和阿拉伯地区各国文学文化关系领域，以致最后形成一系列东方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研究实践和东方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思维。最后，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建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学术主张，并积极付诸实践。

    1980年，他在《书林》上发表了《漫谈比较文学史》一文，提出“在比较文学史方面，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这几乎是一个空白点”。这对当时学术界有很大的启蒙作用。1982年5月23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和比较文学》一文，其中不仅认为比较文学定义应该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而且指出：“许多国内的学人和国外的朋友早就提出了建立一个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想法，这个想法也是不错的。究竟建立起什么样的中国学派现在还无法臆测。现在的问题是起步走。对比较文学有兴趣的同志们同心协力，认真进行一些工作，到了一定的阶段，水到渠成，中国学派会带着自己的特点，出现于比较文学之林，为这门科学增添新的活力。”相继，他在《文汇报》（1982年6月28日）上发表的《比较文学随谈中》指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文艺理论比较研究的基础。由此可见，他是在对西方文学有深刻了解和丰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东方语言文学的，并由此进行比较文学研究，主要是从事东方的比较文学研究，并由此形成了倡导具有特色的中国学派的构想。

    1982年，季羡林发表的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第一册《比较文学译文集》做的“序”中明确地指出：“在世界文学史上，东方文学一向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中国、印度、伊朗、阿拉伯、日本及其他许多东方国家的文学对世界文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促进了世界文学的发展。但是到了今天，仅仅在比较文学这个范围内东方文学却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我们想着重提倡一下以东方文学为基础的比较文学的研究。”“我们东方文学基础之雄厚，历史之悠久，我们中国文学在其中更占有独特的地位，只要我们肯努力学习，认真钻研，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必然能建立起来，而且日益发扬光大。”这是他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较早的论述，也是比较具体的论述，颇具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实践意义与理论意义。

    1983年7月，季羡林在为1984年创刊的《中国比较文学》写的发刊词中，再次鼓励比较文学的学界同人们说：“同志们不是常说我们要建立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吗？对这样一种工作，我们一则感到要当仁不让；二则我们也会感觉到，我们心中的底并不是太具体的。”但是，从东方文学的角度来考察，“我们想建立的中国学派，正是想纠正过去的偏颇，把比较文学研究从狭隘的西方中心小圈子里解放出来，把中国广大的比较文学爱好者的力量汇入全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洪流中去。我说，我们是有信心的”。在他心目中，也深知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谈何容易，但是为了打破比较文学研究学术中西方主义的错误倾向，他为中国学者设计了一条攀登学术高峰的艰辛之路，但他充满了信心。这种信心来自于东方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来自于中国学界同人的学术功底和共同努力。

    1984年12月24日，季羡林在回答《北京晚报》记者薛涌的提问时，对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并不是为中国文学夺‘冠军’，不是义气之争，只是想能够较客观地认识中国文学及东方文学的价值和地位，吸收各学派的长处，建立一个科学的、有特点的比较文学体系，促进我们文学的发展。”他还指出：要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首先要建构一种理论体系，“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一个较完整的文艺理论体系”。这套体系不应是空对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理论，也不应该完全照搬西方的文艺理论体系，“而应该建立在对中国、印度、欧洲这三个文学传统的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这样的理论，才是比较完整、客观和科学的，才是成体系的”。季羡林的这些构想与展望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打破了中国比较文学界“言必称希腊”的单一学术传统，使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有了坚实的立足点，即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学为基础，去面对比较的对象。这种学术思想是将东方文学作为和西方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指出其存在的不可或缺性，这对中国学派的建立尤其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

    1986年在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思想发展史上来讲是个不寻常的年份。他连续写的三篇文章标志着他学术思想的定型与定位，确立了他比较文学研究的整体构想，并将这一本体定位应用于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建构上，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意义。在他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简明东方文学史》的序言中，他认为：“中国文学同东方国家的文学关系密切，从比较文学的观点上来加以讨论，是十分重要十分有意义的工作。这工作我们做得还很差。至于东方文学同西方文学的比较，其意义就更为重要。”“从这种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探讨出世界文学，也就是人类整个文学的发展规律。”他还明确地指出：“最近，许多国家的学者大声疾呼，说进行文学比较研究，必须把东方文学纳入，否则，比较文学的道路是很难走下去的。这种见解是非常高明的。”可见他将比较文学研究定位于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翼。此书的绪论中，他进一步阐述自己上述学术思想时指出，比较文学中，文学发展与相互交流的三个步骤：“第一，根据本国本民族的情况独立发展。在这里，民间文学起很大的作用，有很多新的东西往往先在民间流行，然后纳入正统文学的发展轨道。第二，受到本文化体系内其他国家、民族文学的影响。本文化体系以外的影响也时时侵入。第三，形成以本国、本民族文学发展特点为基础的，或多或少涂上外来文学色彩的新的文学。”他在文学研究实践中体会到各国或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复杂性多样性，在此基础上，他指出比较文学研究的这种规律性，这实际上是他建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他在强调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本体要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将其纳入整个比较文学研究中去，这实际是将东方文学作为和西方文学进行比较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参照系，具有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在这一段时间里，季羡林的东方比较文学学术思想愈来愈清晰，尤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学派”等主张。他十分强调比较文学要立足于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比较研究，是突出中国文学与东方各国文学交流中的比较文学，是坚持在东方的三大文化体系与西方文化体系之间的文学体系的研究。这些具有前瞻性与挑战性的观点，无疑地扩大与丰富了比较文学的理论范畴与研究时间，对比较文学今后的发展具有开拓性意义。

    三、从东方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

    季羡林在对东方比较文学与“中国学派”的关系非常关注的同时，就已经注意到比较文学向纵深发展时的文化走向问题。早在1984年，他为《中日比较文学年鉴》写的“前言”中，就在论述“中日学派”之前，提出“比较文学的研究属于文化交流的范畴”，像“比较文学所要探索的正是文学方面的文化交流”的问题。表现出他在东方比较文学学术研究领域的先知先觉性。1985年，他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一书写的“序”中，提及“文化交流与文学传播”问题。他指出：“亚洲国家到中国来取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华侨带出去的中国文化是多方面的，头绪是异常复杂的。中国的文学艺术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论述进一步强化了他文学传播的本质是“文化交流”的观点。1987年，他在为乐黛云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写的“序言”中，再次强调东方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比较文学的目的，“绝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主要是“为整个人类走向大同之域的理想服务的”。他的视野已由文学走向文化，又进而走向人类，学术与精神境界不断提升。

    20世纪90年代，季羡林关于东方比较文学研究的思想进一步成熟与深化，逐渐形成学术思想的积淀。他开始成为倡导探索东方文学、东方文化整体性并寻找其与西方文学、西方文化对峙的比较规律性的哲人与巨人，成为精通东西方文学文化的东方学者。他在任主编的《印度古代文学史》（1990年）的前言中，不仅指出中印文学“相互影响，至深且巨”的事实，而且进一步指出：“按理说，印度文学应该受到中国各方面的重视。可是多少年来，有一股欧洲中心论的邪气洋溢在中国社会中，总认为印度文学以及其他东方国家的文学不行，月亮是欧美的圆。这是非常有害的。”这是他较早批判欧洲中心论的文章之一，在西方文学与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之时，敢于直言学界研究中的积弊，其胆识和精神难能可贵。文中张扬东方文学东方文化和他的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学术传统一以贯之，逐渐显现出他系统完整的学术思想。他在所著《中印文化交流史》（1991年）一书的序中说：“最近几年来，我经常考虑一些有关文化的问题。”“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必须了解东方；而要想了解东方文化，必须了解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了解必须同时并进，相互对照，相互比较，初时较粗，后来渐细，螺旋上升，终至豁然。”他在这里以中印文化交流为例，解剖麻雀。一是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学交流扩大到文化交流，二是指出要想进行这种比较研究，就必须了解中国文学和文化，以验证其先前提及的观点，即“比较文学的研究属于文化交流的范畴”，比较文学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交流的形式。于是东方比较文学研究实质就是东方文化交流的形式。他的演绎推理得到了明确的结果。

    20世纪90年代初，他的学术视野进一步扩大，学术思想进一步完善。他在为《朝鲜—韩国文化与中国文化》（1992）一书写的序言中，就表现出他近年来学术思想的延伸，由对中印、中日文化关系的关注，发展到对中朝、中韩文学文化关系的研究。他历数了朝鲜半岛在历史上与中国和印度的文化交流的事实后说：“我在很多地方都讲到过，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朝鲜—韩国是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贡献的。”这种结论表明他已将学术目光向东方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纵深投射。继后，他在《东方研究》上发表《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提纲）》（1993），提出自己对“文化的交流”“文化的体系”“两大文化体系的同与异”等问题的构想与见解。进一步指出东方文化体系相对西方文化体系而言，是个相对独立的可供参照的整体。他还进一步详细划分了东方文化所包括的三个文化体系的范畴：“一、中国文化体系（其中包括日本文化，后者有了某些改造与发展）；二、印度文化体系；三、古希伯来、埃及、巴比伦、亚洲以至阿拉伯伊斯兰闪族文化体系。”这种划分无疑较他以前的论述要详细得多，而且是他多年来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实践研究与学术思想建构的进一步深化和理论化。

    20世纪末的几年中，他以丰硕的成果继续着自己的学术思想与学术主张的探索。1995年，为进一步宣传、实现其东方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的总体思想而积极努力，他在主编的《东方文学史》的序言中，直抒己见：“最近几年来，我曾多方思考，殚精竭虑，写过许多篇长长短短的文章，在国内外一些学术研讨会上，在多次被采访时，我都曾提到了我的新看法。”“简而言之，我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其根本差异之根源就在于思维模式。”经过分析、阐发，他得出自己的结论说：“我们已经看到，世界上许多东方人和西方人都认为，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重放光芒的世纪。”“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东方文学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以极其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1986年《简明东方文学史·绪论》中学术思想的新认识、新发展。分析合理，脉络清楚，结论颇具说服力。同年，他在写给《东方文论选》的序中说：“东方其他国家，比如阿拉伯国家、日本、朝鲜（韩国）、波斯等国，都在互相学习，互相交流的基础上，发展了文艺理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中国和印度的影响；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和印度。总之，东方各国的共同努力，形成了东方文艺理论体系。内容有同有异，总起来看确是一个庞大而深邃的、独立的文艺理论体系。”只有以东方各国的文艺理论为基础，创造出适合于整个东方文学艺术发展的文艺理论体系，才能提高对东方文学艺术整体的审美与鉴赏水平，才能丰富东方文化的美学内涵。这一年他发表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第五期上的文章《古代穆斯林论中西文化的差异》，以读《丝绸之路》札记的形式，联想到古代穆斯林论中西文化差异的问题，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理论阐发。他在分析原作引文时认为：“这一个说法中实际上蕴涵着一种中国文化和希腊文化的比较研究。……我所说的‘比较研究’，是指古代穆斯林们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所做的分析和观察，含有非常深的意义，对我们有极大的启发。”在结论中他指出：“穆斯林们提到了中国人和希腊人。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它的基础，而古希腊文化则是西方文化的源头。当时虽然还没有东西方文化这个概念，讲的却就是东西方文化。”他认为古代穆斯林对古希腊和中国的分析判断是准确的。这表明他正是因为重视文化交流，所以，即使在伊斯兰学者的书中也能发现所要追求和阐发的真理，并为之张目。

    继后，他在为《外国文学简编》［亚洲部分］（1997年）写的序中，再次重申两个问题。一是“文学是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了解文学是无法真正了解文化的”。二是“几千年以来，人类创造的文化很多，但大别之则不外东西两大体系。二者间，既然同为文化，必有其共同之处。但是，根据我个人的管见，最重要的还是其间不同之处。从历史上来看，二者实可互补而代兴”。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是他近几年中想得最多的、也是说得最多的问题，并且在国内外造成了相当的影响。直至最近的1999年，他在为《中国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一书写的序中明确指出：“中国同印度尼西亚都是亚洲大国，有历史悠久的文化交流的关系，交流的影响表现在许多方面。”同时他再次强调“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是促进交流双方或多方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促进交流双方或多方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能促进人民与人民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互相认识，互相理解，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可见他始终没有忘记文化交流及其重要性、在国际交往中的意义。

    总起来看，季羡林东方比较文学相关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还是清晰可辨、特点明显的，并呈现如下的规律。首先，他在继承了中国清末考据学治学方法的基础上，受德国19世纪以来学术传统的影响，进入比较文学领域从事影响研究。其次，他从研究中印文学关系入手，进而强调东方各国内部之间文学交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东西方对话为标志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最后，他在文学交流的实践研究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认识到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他在深入研究东方文学文化的同时又指出与西方文化之间所形成的同与异，由此推断21世纪是东方文化重新发扬光大的重要时期。

    通观季羡林先生东方比较文学的学术思想，不难发现他那种严谨而又实事求是的治学风范，那种睿智敏捷并关注学界动态的学术思维，那种不因循守旧和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在先生95岁华诞之际，回顾他进行东方比较文学研究的实践及形成的学术思想体系，确实令人感到那是一种难以企及的学术水平和难以超越的大师地位。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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