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月梅

    母校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及日语专业走过了60年的路程。我从1952年进入东语系日本语专业就读，至今也过了整整54年，我亲身经历和亲眼看到我们北大和东语系的巨大变化，不由令人感动不已。

    1952年正是全国院校大调整的一年。这一年，北大从沙滩迁到燕园，给燕园带来了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支持着艰难前行的北大，也支撑着在艰苦条件下学习的北大弟子。就我们所在的东语系日语专业来说，物质十分匮乏，只能阅读到《赤旗报》，只能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日广播，也只能阅览到不多的无产阶级和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连外籍老师也只有屈指可数的二三位，且已是长期旅居我国的日侨，谈不到与其他日本学人接触，更谈不上出国修学了。应该说，物质条件是艰苦的。但我们有北大的精神力量在鼓舞，有时任校长马寅初的为人为学的榜样力量在支持，还有我们系和专业的季羡林、刘振瀛、陈信德以及外系的侯仁之、周一良、邓广铭、高名凯等学者的谆谆教导，我们班是在全校唯一连获三年的模范班，我也荣幸地连续获得“三好学生”的荣誉称号。北大的四年教育，这些老先生传授给我的知识，做人求学的典范，可谓终生受用不尽。

    当时我国的大学是没有学位制度的，不用说硕士、博士的头衔，就是连学士的头衔也没有，可是人们却不计较这些，而在乎实际能力。在其后的几十年里，我无论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还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做了一点点事，尽了自己绵薄之力，都有北大精神的力量在推动我们的脚步向前进。我们每前进一步，都有教授们传授给我们的许多知识在发挥着作用。

    首先是我们的马寅初老校长的精神力量。我记得多年前记者采访我时曾询问我最崇敬的人是谁？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我最崇敬的是马寅初老校长。”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从马寅初老校长身上，我看到了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与科学民主精神的完美结合。”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校期间，我经常聆听到马校长在大会小会上对我们的教导。我离开北大不久，还在北大校长任上的他老人家，出于对新中国现状的忧虑，出于对国家、民族未来的着想，经过艰难的实地调查，以及通过经济学和人口学的交叉研究，实事求是地提出了《新人口论》的科学论断，却遭到权力者的无情批判。他老人家宁可丢“官”（实际上大学校长非官也，可在官本位的国度里，又是属于某一级的“官”），也不肯放弃自己的观点，他不惧权力者施加巨大的压力，铿锵有力地宣誓：“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重申我的请求》）最后他老人家以行动实践了这一誓言，就是他敬重的周恩来总理为保护他，让他作适当的“自我检查”，以便好“过关”，他老人家也没有违心地放弃做人的良知和科学的真理，至死也没有向威权的压力屈服，这是难能可贵的，是我们作为后学者永远学之不尽的楷模。尤其是对于前半生在那种政治教育下盲目信仰过“人神”，几乎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后半生才寻回了自我的我来说，老校长就是照亮我余生继续走求学之路的明灯。

    季羡林先生也是我无限崇敬的学术大师。我旅居南洋读中学的时候，季先生留德归国途中路经西贡，曾与几位归国的留德学生一起到我所在的中学讲演，我不仅听了季先生满怀爱国激情的讲演，而且作为学生代表，还与季先生有过面对面的接触，他那份爱国的情怀和朴实的风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隔数年，我回国考上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聆听第一个教授教诲的，就是时任系主任的季羡林先生。在校期间，我曾为52届第四届班长，对季先生亲切关怀我们模范班的成长，有着直接而难以言喻的感受。“文革”期间，季先生在身心上遭到极大摧残的情况下，完成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这部巨作的翻译。当我看到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亚非文学编辑组组长渭渠复读的这部书稿，透露出的季先生的泪与血，大大地震撼了我。如果不是已将人文科学事业和弘扬世界文明事业化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是很难想象能够在那非人生活的“牛棚”里，出色地完成这一伟大事业的。更让我感动的是，季先生在古稀之年还倡导“送去主义”，并身体力行，主编一套世纪的巨大工程“东方文化集成”，为我国和世界东方学树立了一块丰碑。他老人家并且不顾年迈体弱，亲自执笔撰写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轨迹》，为这套集成增光添色，大放异彩。听说，近三年多以来，季先生身在医院，依然心系学问，仍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如此执著于学术事业而且继续做出非凡的业绩，在眼下的浮躁学界中能有几人？这应是我们后辈学人求真求实的理想追求，也是我余生的奋斗目标。如果能达到其一二，我的人生就没有白走这一遭。

    季羡林先生为文如此，为人更是这样。仅举我身历的一例来说，1980年代初，当有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刊物上公开诬告恩师刘振瀛先生“抄袭”的时候，季先生在百忙中，还亲自过问，不仅派出时任东语系主任的陈嘉厚先生到寒舍向渭渠和我进行调查，其后两年多诬告者拒不在刊物上更正错误，季先生为了恢复“事件”真相在这期间不懈努力，这种主持公道和正义的精神，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学界美与丑的鲜明对比。季先生的人品之美，人格之魅力，使我深刻地认识到何谓为人之本，何谓北大精神。这是我们后生者学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面对我们身边学界的种种现象，不禁使人发问，像季先生那样态度鲜明地捍卫是非公义的学者能有几人？

    季先生与我，有师生缘分。也许讲瀚墨缘，对我来说是不够资格的。但几十年来，季先生为人为文对我深远的影响，让我受益匪浅，使我深深感到我对恩师，确确实实是情系翰墨缘。

    在日本语专业的老师中，刘振瀛先生是我从事日本文学的启蒙老师。他给我们讲授日本文学课，他对夏目漱石的《我是猫》的精辟分析，大大地吸引了我对日本文学的兴趣。他翻译《我是猫》的传神之笔，让我在翻译日本文学中受到很大的启迪。我从事日本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以后，刘振瀛先生仍是我的引路人。当我有难题求教于刘先生时，刘先生耐心地指引。刘先生由于遭人诬陷的打击病倒了。辞世前夕，我们应刘师母之请，询问刘先生手头遗留的工作时，刘先生以微弱的声音回答说：“这些都是身外之物。”说着，两眼含着泪花。刘先生逝世后，刘师母委托我们整理刘先生的遗稿，我们始知刘先生放下自己手头的研究课题，替一个为了评职称的年轻教师校订译稿以便出书。刘先生真是像蜡烛一样，燃尽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啊！

    时任校长、系主任、老师的岗位不同，贡献大小各异，但他们都是真正的北大精神的体现者。

    北大百年，我重返北大。看到的物质条件丰富了，思想也解放了许多，起码没有禁止收听我们那个年代作为“敌台”的NHK的日语广播，没有禁止阅读属于“资产阶级”的日文书刊，同学们与外国老师、同学接触和交流也自由多了。老师的职称、学生的学位制度健全了，出国见习的机会也多了。外文楼保持了古典式建筑外观的同时，也全部翻新了内部，实现了现代化。整个燕园也如此，物质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令人欢欣鼓舞的。

    在北大校园里，我亲自接触到一批中青年老师的勤奋向上和年轻学子的蓬勃朝气，更是让人惊喜万分。可是，也有令人忧虑之处，我听到看到宣传百年北大精神的讲话或文章，只泛谈爱国主义精神，而很少甚至未提及北大的科学与民主精神，有意无意地将两者分离，这样久而久之，就会失去北大精神的核心，失去北大的真正灵魂。更令人困惑的是，我听到看到东语系创立60周年纪念的报道，得意洋洋地宣扬培养了多少大使，却忽略了季羡林先生60年来直接领导和辛勤培养了多少东方学的学者专家和人文社科领域的人才！在这里，我多么期盼我们北大像马寅初老校长那样，我们东语系现今分出来的四个系像季羡林老系主任那样，全面继承和发扬北大的精神，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同时推进母校北大的建设，实现百年北大精神，建设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与科学民主完美结合的新北大，来迎接21世纪世界大学教育的挑战啊！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