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纬

    为庆祝季羡林先生95华诞、北京大学东方学学科创建60周年、《东方文化集成》创办10周年，在这里举行“季羡林与东方学”学术研讨会很有意义。学友们对季先生的学术成就的许多方面作了很好的评价和论述。在这里，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谈一点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1978至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工作期间，我有幸能与季先生朝夕相处。由于可以随时请教，因而能更好地阅读和领会季先生的一些著作中所包含的丰富内涵和深刻的学术思想。但是，从总的来说，季先生对我影响最大、使我受益最深的，是他在言传身教中所体现的人生态度和治学精神；同时他在具体研究工作中对我的鼓励、提携和指导，也使我受益匪浅。我觉得一时难以全面论述季先生高尚的人生态度和作为楷模的治学精神，只简要谈谈自己在与季先生相处中几件记忆至深的事情——这也许可以反映季先生为发展东方学苦心孤诣培养后辈的一个侧面。

    一次难以忘怀的谈话

    1978年到南亚所报到后，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到东语系楼门口的一间工作室去看望季先生，季先生在百忙中热情地接待了我。当时我虽对能够归队感到高兴，但总觉得机会来得太晚，为往昔20余载的“年华虚度”在内心蒙上一层阴影。季先生显然从言谈中察觉到我思想中的问题，径直对我说道：“我至少还要干二三十年，你应该可以干五十年！”当时季先生已近古稀之年，但他是如此乐观。这使我大开眼界，并感到振奋。在我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时，他又伸出食指作锥子状，指点着地面对我说：“只要努力钻下去，必会有所收获……”

    季先生的语调十分平和，他说的话在表面上看也很平常，但是处于当时思想状况的我，却感到字字如珠玑，在我那为“文革”禁锢的心湖里激起了涟漪，掀起了波澜。

    告别季先生后，我长久地陷入沉思：季先生在“文革”期间受过许多折磨，遭到很大的苦难，但他在那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竟然译完了《罗摩衍那》这部巨著，实在令人钦佩；现在，他虽著作等身，但依然壮志凌云，不知休止。

    这次谈话对我是个有力的鼓舞。当时的情景，今天依然历历在目，使我难以忘怀。在懈怠时，我每忆及这次谈话，便感到力量倍增，干劲十足。

    走上尼泊尔研究的“不归路”

    由于我学过几年印地语言文学，所以到南亚所后，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印度方面的研究。可是不久，季先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对我说，“你是否可搞搞尼泊尔研究”。季先生提出这个问题，可能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当时全所的工作人员，差不多都选择了印度研究，使得南亚所几乎成了一个清一色的印度研究所，另一个也许是由于我在1963年访问过尼泊尔，并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有关尼泊尔的文章。但是，对季先生这个提议，我起初没有在意。可是后来，季先生在不同场合又先后两次提及此事，我才意识到他老人家是在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的。出于从全局的安排出发，我接受了这个建议。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开始感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想要搞好对尼泊尔的研究，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随着了解的深入，我进一步感到尼泊尔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而学术界对它的关注却很少，不仅远远落后于近邻印度，更大大落后于万里以外的美、英等西方国家。这时，我在内心下定决心：一定要将“尼泊尔研究”搞上去。联系到古人所说的“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何必一定要“随人后”这些有关治学的浅显而明白的道理，进一步促使我认识到季先生的远见，从此走上了尼泊尔研究的“不归路”。

    在学术交流中的一次不期而至的挑战

    约在1984年中，美国驻尼泊尔大使前来访问南亚所。季先生会见了这位大使，并在会见时将我介绍给客人。谈话结束后我顺便将自己的处女作《高山王国尼泊尔》送给了对方。后来听说，这位大使在回国后，将那本书转送给了加利福尼亚洲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并将我的情况向该所的学者罗斯（Prof.Leo.E.Rose）作了介绍。罗斯教授是美国最著名的南亚和尼泊尔问题专家，著作颇丰，除从事研究和开设讲座外，还担任《亚洲概览》（Asian Survey）的常务副主编，工作十分繁忙。但是，在1985年初，他居然给我来信，约我在一两个月内，就《八十年代的中尼关系》这个题目，撰写一篇10多页打字纸的文章。

    这个突如其来的“约稿”，使我感到有点非比寻常，美国人似乎是要测试和考验一下我这个从事国际问题研究不久的中国学者。据说，世界各国学者给《亚洲概览》的投稿颇为踊跃，该编辑部有一套严格的稿件评审制度，由专家背对背评审，相当严格；而且，据说这也是该杂志第一次主动约请一个大陆学者撰写有关国际问题的文章。对此，我多少有点紧张，生怕写不好，通不过评审，个人面子上尴尬事小，影响中国学者的声誉事大；何况由于是季先生将我介绍给美方的，我的失败自然也会在无形中影响他老人家的崇高声望。

    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在最短时间内将文章写好。我暗自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来应付这次挑战。

    当时我感到很难集中时间，因为除担任一个研究室的主任外，我还被全所党员选为社科院、北大校党委直属的南亚所党支部的委员，往往得参加两方面党委召开的会议，回来还得向所领导汇报和研究贯彻。那时正处于拨乱反正初期，百废待兴，人们思想比较混乱，而机构却很不完善，所以，作为一个小小的支部委员，却不得不担负起超常的重担，各种事务十分繁忙。我感到骑车从市区到北大六院上班，路上太浪费时间，于是，设法在北大的集体宿舍找了个床位，并放弃了一切休息，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美方点题要我撰写的文章。

    经过30多个日日夜夜，我终于完成了稿件，将它寄给了美方。由于不能肯定稿件的命运，在等待评审期间，我内心七上八下，坐卧不安。但是不久，我总算收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社寄来的1985年5月号的《亚洲概览》，心里才踏实下来。因为我撰写的《八十年代的中尼关系》一文就刊登在这一期上。

    此后，我先后接到美国、尼泊尔学者和法国某学术机构的来信，对该文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和肯定。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我总算较好地应对了这次不期而至的挑战；作为季先生的学生，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

    一柄无往不利的“撒手锏”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要很好地了解和研究现实，就必须了解和熟悉历史。对当前的中尼关系研究，我虽然下了一点工夫，但却忽视了对古代的了解和研究。

    季先生对历史研究有着极深的造诣，我们在与他的闲谈中往往能在无形中获得许多鲜为人知的知识和重要的启发，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很大教益。记得有一天，在临湖轩会议室会见外宾前的闲聊中，季先生向我们谈到中外关系史的问题。他当时发表了大意如下的看法，即中国的史籍浩如烟海，其中有关中外关系、特别是有关中国与南亚各国关系的记载，资料十分丰富，这是别的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如果能将它们掌握起来，那可以说是中方在这个领域的“撒手锏”。这大大启发了我，也使我联想起几年来，许多外国学者和使节纷纷前来向季先生请教有关古代中外关系的种种问题的情景。于是，我默默地调整了自己的学习计划，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紧跟尼泊尔当前形势，一方面利用时间尽可能地阅读史书，挖掘我国独有的与尼泊尔有关的历史记载和资料，如饥似渴地寻找和吸收一切有关尼泊尔的信息和知识。

    22年后，我在季先生指导下长期付出的努力终于派上了用场。2000年秋，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和中国研究中心联合邀请我访问尼泊尔，并参加由后者组织的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尼关系研讨会”，由我作主旨发言。我提供了一篇题为《中尼关系的几点思考》的论文。它既谈论了中尼关系的现实情况，也论述了中尼之间悠久的传统友谊，“内容充实，有根有据，论证有力”，在加德满都引起轰动。尼泊尔最大的报刊《新兴尼泊尔日报》用整版的篇幅刊载了该文的详细摘要，中国研究中心出版专集予以广泛发行。在会议结束的当晚，前国王比兰德拉特地在王宫单独接见了我，同我进行了十分友好的谈话。饮水思源，是季先生的远见卓识和具体指导使我在这次出访中获得成功。

    1985年中，由于机构调整，我怀着惋惜的心情离开了北大“六院”，离开了有我一张床位的21楼的那个不起眼的房间。在新单位的安排下，我的研究领域扩大了，先后撰写出《南亚区域合作的现状和未来》和《喜马拉雅山情节：中印关系研究》等专著和一系列有关南亚问题的论文和有关政策建议，其中《喜马拉雅山情节：中印关系研究》一书还于1999年获得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但是我并没有中断对尼泊尔的研究，先后独自或与他人合作，撰写出《尼泊尔民族志》、《列国志·尼泊尔》和《尼泊尔：人民和文化》等著作，和多篇论文及政策建议等。

    近几年来，尼泊尔前国王和现国王先后在不同的场合接见过我，我也有机会与包括现任首相兼大会党主席柯伊腊拉先生、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总书记内帕尔先生、尼泊尔工农党主席劳西特先生，和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者）主席普拉昌达先生在内的许多高级领导人进行过接触，请教和讨论有关尼泊尔的问题，交流友好信息。他们之所以乐于会见我这个普通学者，主要是出于希望发展中尼友好关系。自己的研究工作能受到对象国的重视，对一个学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但是，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研究是极其初步的；同时，我也认识到，如果没有季先生的鼓励、提携和指导，对我来说，要取得这极为初步的进展也是难以想象的。值此热烈庆祝季先生95华诞之际，我要向季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并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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