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得雄

    1996年，季羡林老人已85岁，早已是常人颐养天年的年龄了。可他偏偏在这一年发大宏愿，要做一件既对得起东方文化、又对得起西方文化、更有益于世界文化的大事：出一套《东方文化集成》巨著，让东方人看，更让对东方文化十分隔膜、甚至蔑视的西方人看，以期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从而催生新的世界文化。

    十年磨一剑

    10年过去了，101本有关中国和其他东方各国的专著出版了！一无红头文件，二无专项经费，这似乎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竟让一位年过耄耋的老人领着一批孜孜不倦的学人，在几乎默默无闻之间做成了！这是多大的功德，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

    是什么促使季老发此狠心来担当这等艰苦的呢？还是来听听他在该论文集总序中发出的心声吧：“闭上眼睛的欧美人士，绝大多数一点也不了解东方，而且压根儿也没有了解的愿望。……对西方的文化，鲁迅先生曾主张‘拿来主义’。这个主义至今也没有过时，过去我们拿来，今天我们仍然拿来，只要拿得不过头，不把西方文化的糟粕和垃圾一并拿来，就是好事，就会对我们国家的建设有利。但是，根据我上面讲的情况，我觉得，今天，在拿来主义的同时，我们应该提倡‘送去主义’，而且应该定为重点。为了全体人类的福利，为了全体人类的未来，我们有义务要送去的，但我们决不会把糟粕和垃圾送给西方。不管他们接受，还是不接受，我们总是要送的。”

    季老充分肯定近300年来西方文化对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但同时也尖锐地指出，随着“征服自然”的滚滚车轮，环境污染、大气污染、臭氧层破坏、生态平衡破坏、物种灭绝、人口爆炸、新疾病丛生、淡水资源匮乏等等弊端也可怕地摆在人类面前，难以回避。为了生存，仅凭西方文化是无济于事的，而季老又敏锐地觉察到，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的东方文化，正可救时弊、和人心、开太平。所以，让西方人了解东方、学习东方的念头成了老人挥之不去的时代责任感。于是，谁也没给他“派活”，谁也没请他“出山”，这位85岁的老人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第一线，一走10年，在他95岁华诞的时候，他领着一批学者奉献出了101本书！

    应该一提的是，围绕在季老周围的这批老中青学人，不计名利，筚路蓝缕，有历史的担当，少尘俗的羁绊，甘心吃苦，诚心奉献，实在难能可贵。他们的志向是“为东方文化继传统，为世界文化开新篇”。2006年10月31日，北京大学为《东方文化集成》创办10周年而举行的《季羡林与东方学》学术讨论会上，编辑部主任张殿英教授自豪地历数克服困难终有所成之后，又宣布101部书不是终点，今后还要出200部、300部、500部……一代一代努力下去。

    仅就这101部而言，已经是煌煌灿灿，琳琅满目，难以一一介绍，仅列举少数书名便可知其光彩：季羡林的《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季羡林与张光璘合编的《东西文化议论集》（上、下册），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增订本），朱伯崑的四卷本《易学哲学史》，颜廷亮的《敦煌文化》，汤一介的《早期道教史》，乐黛云的《中国知识分子形与神》，梁立基的《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上、下册），梁立基、李谋的《世界四大文化与东南亚文学》，叶奕良的《伊朗通史》，张鸿年的《波斯文学史》，林承节的《印度古代史纲》，唐仁虎的《泰戈尔文学作品研究》，薛克翘的《佛教与中国文化》，沈仁安的《日本起源考》，叶渭渠、唐月梅的《日本文学史》（6卷本），赵常庆的《中亚五国概论》，王晓平的《亚洲汉文学》，孟昭毅的《东方文学交流史》，魏英敏的《当代中国伦理与道德》，宋光华等的《当代中国经济学》，张玉安、裴晓睿的《印度的罗摩故事与东南亚文学》，王宏纬的《尼泊尔：人民与文化》，郁龙余的《中国印度诗学比较》，陈嘉厚等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孙承熙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纲》，江淳、郭英德的《中国阿拉伯关系史》……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等人的《佛法与宇宙》也收入其中。

    新“程门立雪”

    这么多学人自甘淡泊、埋头苦干、夜以继日、呕心沥血，而又无怨无悔做出这等业绩，除了历史的责任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从书稿中抬起倦眼时，总能看到前面有一位比他们更老、更执著的学者在用功著述，那就是季羡林。

    北大图书馆的张玉苑教授回忆说，那年一个大雪天，一早有人来敲门，他赶紧迎出去，在白色的世界里出现了季老，他是雪天的第一位读者。匆忙中，张教授问：“季先生，您怎么来的？”他淡淡地说：“哦，走来的。”仿佛怕惊扰读者，其实当时馆内只有他一位读者。为了写中华蔗糖史，季老用近两年的时间天天跑图书馆，来回走五六里路，风雨无阻，寒冬不辍。这真是在学问的殿堂面前，重现了一回“程门立雪”，可立着的竟是当时已85岁高龄的北京大学副校长！

    对于这样一位老人，能不钦佩和爱戴吗？难怪北大教授袁行霈写道：“一个没有典范的社会是悲哀的，一个虽有典范而不懂尊敬的社会更是悲哀的。我们还有季先生这样一些典范，而我们也知道应当如何敬之爱之，用他们的人格和学问来规范我们自己。这样说来，我们是幸福的！”

    季老如此热心地向西方“送大礼”，西方会不会领情呢？向西望，今日之西方，昏昏然自我陶醉的人确实很多，由“欧洲中心论”演变而来的“西方中心论”和“美国中心论”仍主宰着政界和学界，要想马上改变，立竿见影，是不可能的。文化之为文化，是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地化，惊天动地的事少，“润物细无声”的事多。今天，意识到百病丛生而需要向东方学习的西方先知先觉者，已越来越多。

    东西和谐好

    例如，2005年11月16日，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在我国外交学院发表演讲时说：“如果说中国在世界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得到了肯定，那么，对21世纪世界思想的发展，中国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20世纪思想的主流是对抗的思想，认为只有对抗才能产生真正的活力，而21世纪的思想完全不同，我认为应该是一种和谐的思想。现在法国的很多学者都主张一种复杂思维，他们认为在政治思想方面应当能够把反面的、对立的、冲突的东西都能够纳入进来。这种思维归结起来，其实就是超越的思维，和谐的思维。而我认为，中国的古老文明为世界上和谐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还动情地说：“法国对中国的信任并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而更多的是文化和政治层面的，而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对中国的信任才是一种可持续的信任。”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最近写了一本新书，题为《邻居——中国》。今年（2006年）9月24日，他在一次层次很高的报告会上向西方呼吁，不要用西方的尺度来要求中国，更不要以西方现在的眼光来衡量世界。他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有自己的治国理念，不需要只有200年历史的美国和实现民主也不过才几十年的德国来指手画脚。

    基辛格在2005年10月10日的德国《明镜》周刊上写道：“我反对将中国称作国际社会中的恶魔。中国比其他国家更快地理解了全球化的意义和要求，而且中国还学会将其他国家的创新为己所用。此外，印度在这方面与中国的差距并不大。……我经常说，想教中国如何在世界行事的愿望是错误的，在美国出现之前，中国已经存在好几千年了。”

    法国总统希拉克2006年10月26日下午到北京大学演讲，他说：“古老的中国有追求和谐社会的传统，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向全球树立典范。”“明天，中国将是世界强国之一，中国正在沿着符合其民族历史及古老文化特性的道路前进，这不仅会改变中国的面貌，也会改变世界的面容。”

    不用多引述了。上面这几位名人，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等的聪明人，他们热爱并坚守西方文明，但又敏锐地觉察到了世界的潮流，意识到要尊重东方文明。如果相信“文明冲突论”，这个世界则永不得安宁，人类的生存都是个问号。

    泰戈尔1924年访问中国时说，他访华的目的是“提倡东方亚洲固有文化的复活”，西方文化“单趋于物质，而于心灵一方缺陷殊多”，西方以相争相杀为能事，而非赋予人类和平和光明，“反之东方文明则较为健全”。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说这些话的，又痛苦地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和一心“脱亚入欧”的日本侵略中国。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振兴东方文化难上加难。

    今天的情况不同了，中国和印度都在振兴，举世瞩目。美国报纸的文章说中印两国“可能会帮助决定21世纪的发展方向”。“春江水暖鸭先知”，学贯中西、胸怀世界的季老得风气之先，一出手就“送”给西方一份大礼，有气魄、有担当、有远见。衷心祝愿季老健康长寿，米寿已过，茶寿可期，亲眼看到一个东西方和谐相处、春风浩荡的新世界款款走来。

    （作者单位：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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