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烜

    美国《财富》杂志最近评选出八位“最有眼光的成功人士”，他们创造了惊人的财富。比如百事可乐公司执行总裁因德拉·努伊在饮料业年均获利100亿美元，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利用高精度立体摄像机拍的《阿凡达》全球票房收益10亿美元。季羡林先生也是“最有眼光的成功人士”，然而他创造的物质财富却十分有限。他的住宅140平方米，市价每平方米3万元，计420万元以上；而他的收入：薪金加稿费的积累，今天再买一套那样的住宅，付清款就不容易了。换一个角度，如果将他用过的木床，或他的每一页手稿加以拍卖，定然火暴，但这是市场现象了。诚然，他还为北大学生设立季羡林奖学金捐款50万元，为汶川地震灾区重建小学捐款10万元。我们很尊敬他的精神，但总起来他创造的物质财富十分有限，然而他创造的精神财富却是惊人的。他1995年以前的著作汇编成《季羡林全集》，共24卷，800多万字。1996年至2001年出版著作29种，还有大量日记、书信没有整理，他住院期间已90多岁，仍然笔耕不辍，创造的精神财富，举世瞩目。下面我分七个方面介绍。

    一、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研究

    季先生上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修德语，那时听过陈寅恪先生讲佛经，对梵文十分向往，想请陈先生开梵文课，没有成功。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发现那里是世界梵学中心，十分高兴。“道路终于找到了！”从此终生从事这门学问。他1935年开始在哥廷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时德国梵学正盛。研究方法上的特点是：梵文研究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相联系，从语言着手推向文化历史领域。因为印度古代历史著作缺乏，于是形成了梵文研究又常与佛教典籍相联系的特点。他在哥廷根主修印度学，先后学习了梵文、巴利文、印度俗语等语言。博士论文题目是《〈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格》，1941年通过答辩，获印度学博士学位。论文系统研究了小乘向大乘转化期佛典中混合梵文动词的各种形态变化，得到轰动性的好评。

    佛教梵文，也有人称为“混合梵文”或“偈陀语言”，因为这些梵文掺杂不少古代方言的文字。在小乘向大乘过渡时期，佛典都使用这种文字写成。其后佛典中方言成分逐渐减少，梵文成分增多，于是称“佛教梵文”。季先生深入研究了中世纪印度西北方言与东部方言在语法上的区别，揭示语言的变化与佛教典籍产生、流传的内在联系，这样，从研究语言出发，延伸到历史、文化领域，论证了佛教流传、发展的途径，对大乘佛教的起源研究做出了举世公认的成绩。季先生几十年坚持研究梵文，在中古梵文形态学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二、东亚第一位通晓吐火罗文的学者

    德国三位教授的通力合作，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1931年出版《吐火罗文文法》，基本上破译了这种语言。这使印欧语系又增加了新语种（最东边的语种），震动了比较语言学界；当然还有未解决的问题，这又令人关注。这种新发现的古代语言有两种方言，即吐火罗文A（焉耆文）、吐火罗文B（龟兹文或西吐火罗文）。

    留学时季先生阅读吐火罗文残卷《佛说福力太子因缘经》，因是残卷，破译困难。季先生发现中文《大藏经》中有不少相似的故事，一方面译成德语报告教授，大受赞扬；另一方面以汉语为工具加以对照，解决了不少棘手问题，这时期写的论文已是站在学术前沿取得的新成就。季先生有一个习惯，要选定终生的学术目标，锲而不舍地去努力。吐火罗文研究就是这样的目标。1955年，季先生发表《吐火罗文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论证汉语中的“恒河”“须弥”等词是从吐火罗文转译过来的。

    机遇总会垂青有准备的学者。季先生从1982年开始，接受新疆博物馆委托，对焉耆出土的44张88页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进行释读。在20年内先后发表十多篇论文。1993年在台湾出版了《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本书翔实精确，总结了该领域近百年的经验，属集大成之作。1997年完成了《弥勒会见记剧本》的整理、翻译、注释工作。这项工作成果在两位外国教授的帮助下用英文发表。这是世界上第一部规模较大的吐火罗文英译本，对吐火罗文研究有奠基意义。季先生还为中文读者写了近十万字的导语。这个民族可能最早从西方经长途迁徙，很早就落脚中国，语言受周围民族影响。

    三、印度古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

    季先生回国后，创办和主持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他的工作要求首先要介绍、研究印度文学和文化，由于他面对中国学术界，研究中国自己的文化和中外文化比较自然地进入了他的学术视野。1956年他从梵文翻译了印度大诗人迦梨陀娑的著名剧本《沙恭达罗》。1959年出版了从梵文翻译的古代寓言集《五卷书》。1962年又从梵文翻译迦梨陀娑的《优哩婆湿》。此外，主编多部《印度文学史》《东方文学史》教材，并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了有关条目。

    季先生翻译的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是最大的工程。这部史诗18755颂，近80000行，于1980年至1984年分7卷8册出版，是中印文化史上的大事，除英译本外，为世界上第二个全译本。翻译工作开始于1973年，当时尚在文革中。季先生出了牛棚，还在劳动改造，当系里办公室和学生宿舍的门房，每天做的事是收发报刊、信件、传呼电话。在监管条件下，无法公开治学。但季先生绝不浪费自己的学术生命，每天上班前用字条抄好待翻译原文，身边没有人时，他就翻译，再加工成诗句，晚上回家将译文誊清抄好，第二天再继续，真是世界上难得的“翻译史话奇观”。与此媲美的是，他的老师朱光潜先生在相似条件下精心翻译黑格尔的《美学》。季先生于1979年译完全书，此时“四人帮”垮台，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四、佛教研究

    季先生是具有自身理论特色的佛教研究者。他研究的方法是从比较语言学延伸到文化领域，也称历史语文考证学派。

    1948年，他发表第一篇论文《浮屠与佛》，缘由是胡适与陈垣有争论，很激烈。季先生写论文证明“浮屠”与“佛”不是直接从梵语翻译过来的，而是从中亚的吐火罗文转译过来的。那时的诸多佛典也遵循此途径。这就解决了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途经的问题，受到学界重视，可以说一炮打响。

    季先生重视研究大乘，这与中国佛教关系极大。大乘（即大车，意为运送众生去佛国的大轿车）亦称菩萨乘。大乘出现后，贬称早先的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为小乘，即“劣等车辆”。印度一般认为，大乘产生于1世纪，发生于南印度，以后北传。季先生从语言研究着手，考定大乘佛教起源可分为两个阶段：原始大乘与古典大乘。原始大乘使用混合梵语，古典大乘使用梵语。古典大乘起源于东印度，时间上溯到公元前二三世纪。佛教传入中国时，大小乘是同时传入的。语言研究可以解读经典。过去对“大乘上座部”一语不理解，因为“上座部”属于小乘。而通过语言研究才明白，上座部接受了大乘思想才称为“大乘上座部”，这里包含了大乘、小乘两部分思想，应属于小乘向大乘过渡时期。

    季先生的佛教研究，后期关注整个实际社会状况。他研究印度佛教时重点抓住僧人与商人的关系，利用汉字文献写出十多万字的论文，讨论了印度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历史作用，商人与僧人密切关系的形成以及商人对佛教的影响，在国际会议上引起很好的反响。僧人主“四大皆空”，不准积累个人财富，商人却“唯利是图”，两者生活追求南辕北辙。然而这两群人在历史上互相帮助过，这就揭示了僧人面对实际生活时的灵活性、机敏性，也说明研究宗教现象，不能死扣最终的哲学根源，必须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现象中加以考查。僧侣社会行为的合理性，不是教义的抽象图解。合理性是在具体历史的不断展现中显示出来的。他后期的《坛经》研究，禅与诗的关系研究，明显运用社会学和比较文化的方法。我听到他多次说过这个领域的学者的名字，是马克斯·韦伯。

    五、中外文化交流研究

    以梵语研究为起点，进而破译中亚古代语言，重视西域文明，揭示人类文化复杂多样的交流的真面目。他的学术眼光广阔，审视世界上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影响与发展。他对文化交流形成一些思想，比如，各民族文化都是在互相交流中发展的；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通常是双向的；中国各民族文化的构成是多元的；世界各国的文化当然也是多元的。他的思想影响了国内学术发展的进程。

    季先生尤其关心中印文化的交流。他研究了《西游记》中的印度元素，运用佛典中的材料，证明《列子》是伪书，考定成书年代，研究印度寓言对中国的影响，也关注纸张、蚕丝等中国发明的物质产品传到印度的历史。最著名的成果，是80万字的“糖史”，研究时间长达10多年。他最初发现“糖”字在欧洲语言中总是外来语，最原始的是梵语，考定糖是从印度传入欧洲的。后来在敦煌文献中发现印度煮糖法残卷，又查到唐太宗派人去印度学煮糖。其后，中国制糖有进步，比印度糖甜，两国互相交流，共同提高。最后生产出的白糖，创造过程涉及10多种语言的民族。季先生出版的专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于1997年出版，以后，他想恢复书名为《糖史·上编·国内编》和《糖史·下编·国外编》。

    六、七十多年的“业余”散文家

    对大多数读者来说，认识季先生是因为读了他的散文。从1933年发表《枸杞树》，一直到他驾鹤西去，漫长的70多年岁月，写散文从不停笔。他只说是“业余爱好”。但这是他与广大读者交流思想、沟通感情的渠道。在广大读者心中，季先生不只是学府中的专业知识分子、专家，首先是一位社会上的公共知识分子。

    他创作的《牛棚杂忆》最震撼人心。这本书不到20万字，1998年初版印8万册，后多次重印。有人估计这本书加上盗版，在社会上流传的达80万册以上。所谓“牛棚”是“文革”中造反派囚禁“牛鬼蛇神”的地方。北大很多著名老学者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就关进“牛棚”。期间折磨人的黑幕比监狱更恐怖。这些文字是“用血换来”，“用泪写成的”，他说出了“千百万人想说而未说出的话”。这是“文革”血泪史，许多读者是含着泪读完的。这部“文革”信史也记述了季先生屡次受折磨几乎走上自尽之路的惊险历程。这部著作如同一声春雷打破了冰封的思想闸门，开辟了直面历史、反思历史的思想征程。此后，有一批作品相继问世，显示我们民族在历史面前的自信心和责任心。

    《牛棚杂忆》的力量还在于揭露黑暗之后，批判的矛头深入到道德层面，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着力表现了人的道德力量，人性的向上的支撑力。人性是美好的，这是他的信仰，也是他的爱。即使暂时被扭曲的灵魂，一旦清醒，季先生也希望留下他们的文字。每一个民族都会经历苦难，但是轻易忘却苦难的民族，绝不是健康的民族。如果要为这本书加一个副标题，那就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

    季先生的散文以率真的语言描绘了知识分子的真实历史，知识分子心灵的发展史，进而因颂扬了美好的人性而具有时代意义。

    这样的散文属于典型的校园文化。从《春归燕园》《梦萦未名湖》的题目就知道写的是北大生活，季先生写到在清华园、哥廷根大学、中学的求学经历，回忆各时期的老师，都是以校园为背景的。这是叙亲见亲历之事，抒平民百姓之情。其实，校园的变化也确乎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阅历的丰富和知识的广博，都是散文家难得的财富。季先生涉足30多个国家，足迹遍历祖国大好河山，我们读他的散文，有时感觉如同在旅游。由于散文选入了中学教材，季先生有许多小读者，他的读者面也就十分广。

    季先生的散文重“真情”，从身边小事写起，行文谋篇追求艺术化，重视抒情成分。风格朴素中有俊逸，以朴素为主；典雅中有幽默，以典雅为重。我最感动的是季先生散文中有童心，老翁有童心，才是真正的赤子之心，可称“文如其人”。

    七、“思想家”季羡林与“送去主义”

    最后，我要介绍季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季先生研究工作的基础是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所以上面有许多内容已经涉及中国文化。这里专门介绍季先生的最后一本专著《中国佛教史·新疆卷》。季先生生前对我说过，他希望看到分民族写的中国佛教史。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各民族之间的佛教差别很大，要写出佛教的真实面貌一定要顾及到不同地域和民族。他的主张完全正确，没有人反对，但实行起来非常困难。季先生亲自披挂上阵，八旬高龄仍在努力。西域在佛教史上非常重要，可是精通那里的诸多民族语言、历史和有研究积累的，要数季先生。季先生用他最后的生命力量来完成他的事业，令人感动，刻骨铭心的感动。他住院后，很难翻阅材料，只得找亲近的学术伙伴一起完成。季先生生前在“东方文化集成”上发表了出书预告。可惜的是，他工作完成后，却没有能亲眼看到书的出版。我们后辈学者有可能期待真正的季羡林精神再次闪光。

    中国的改革开放拥护的人占极大多数，其实，真实的进程绝不平静，可以说是一浪高一浪低地走过来的。季先生在这过程中，一直站在学科开拓的前沿，绝不回避风险。有一次开敦煌学会议，有位日本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引起不满，季先生考虑后表示，中国在“文革”，学术遭到破坏，各国人民的研究精神，我们感谢，但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全世界”。大家一致赞成。季先生在具体学科研究方面，支持并带头恢复发展了比较文学研究，对美学、文学理论、历史学、中国文学史等学科发展提出根本性意见，为学界重视。

    20世纪80年代，报刊报道社会上有“国学热”，从现象上看，学生、教师对中国传统文化更重视，根本问题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中国文化如何定位，如何具有民族文化的自主与自觉。季先生又被推到这股浪潮的漩涡之中，好事的媒体给季先生戴上了“国学大师”的帽子，于是又有季先生辞帽子的趣闻。

    这里要介绍的是季先生关于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思想，“送去主义”。1936年，鲁迅先生提出“拿来主义”的文化主张，即西方思想大量涌入中国，中国人要自主地去拿，拿来之后自主地去用。即打破“闭关自守”，又实行民族文化上的自觉选择、自主发展。1996季先生在《东方文化集成·总序》中指出：“今天，在拿来主义的同时，我们应该提倡‘送去主义’，而且应该定为重点。为了全体人类的福利，为了全体人类的未来，我们有义务要送去的，但我们绝不会把糟粕和垃圾送给西方……我们要送给西方的就是这种我们文化中的精华，这就是我们送去主义的重要内容。”季先生主编的大型丛书《东方文化集成》就是为了承担这一历史责任。

    那么，西方人会关注东方文化吗？这涉及什么是真正的世界眼光。长久以来，流行“欧洲中心论”，将东方文化看成落后文化的代名词。这种传染病不止西方学者有，中国甚至是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文化上却是民族虚无主义。季先生主张睁开眼睛看世界，历史上形成了四个文化体系：希腊—欧美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阿拉伯文化、中华文化。目前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其他文化暂处弱势，却有上扬的势头。促进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应该是唯一正确的选择。20世纪冷战结束后，只剩下一个超级大国，政治上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抬头，有的学者希望文化上要全球一元化，散布文化冲突来临。季先生提出建立多元化的世界文化格局，改变忽视东方文化的局面，建立东西方之间双向交流的新的文化格局。在全球整体文明格局中审视中华文明，确实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贡献。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重视整体性，在人与环境关系上不过分强调“征服自然”，而希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主张“天人合一”。人与人关系上不主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过度竞争，而希望家庭、社会和谐的伦理关系。现代人应吸取和发展古代的智慧。季先生主编的《东西文化议论集》就是为了促进思考文化问题。

    季先生于新世纪写过一篇文章《思想家与哲学家》，他表明“崇拜思想家”，他经常写到的是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等。这批人是20世纪的学术大师，我以为这个名单也应包括季羡林。这批学术大师到底有什么共同点呢？我们初步认为，他们有非凡的毅力、热情和学术上的坚韧性，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们的学术追求，以推进学术发展为己任，写出论文就“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他们知识结构完整合理：学贯中西、兼通古今。有通才式的知识结构，才能有跨学科的学术视野。采用新的实证研究方法，兼顾考古材料、历史材料、语言材料。他们学术上的问题意识从大处着眼，即从整个民族文化发展出发，因此，他们的研究绝不局限于某个具体的学科。今天，我们研究季先生的思想，有切近的现实意义，举例说，季先生团结一大批东方学学者创建和发展了东语系，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使其学科设置齐备，学术力量雄厚，尤其是研究水平之高、学生质量之高有举世公认的影响力，可以说全国首屈一指，国际上享有盛誉。然而不幸的是，在北京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声中居然将它拆开打散，这种改革的实质是在形式上模仿国外大学的校、院、系三级构架而损害了北京大学的学术特色，自毁长城，令人有切肤之痛。如若重视季先生的思想和业绩，就可以作出更明智的选择。

    我们应该看到，我们是一个需要大师而且尊重大师的时代，大师是以学术为生命的人，不是以学术作为生存工具的人，不是以学术谋取升官发财的人。大师也是人，只是他们贡献的比别人更多，所以才有榜样的力量，他们有不可撼动的道德力量。他们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为物质财富越用越少，精神财富越用越多。后人尊敬季先生，是尊重他的劳动，尊敬他的人格，这样的尊重也是一个时代文明程度的标志。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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