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忠

    季羡林先生写的《东方文化集成》总序是集成丛书一篇纲领性、指导性很强的总论，对东西文化的特点作了精辟的分析，对东西文化交流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文字虽不长，但却剖析了当前学术界的一些主要争论，提出“东方主综合，西方主分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天人合一”等许多重要学术观点。最后他指出“拿来主义的同时，我们应该提倡‘送去主义’，而且应该定为重点”，“送去的一定是我们东方文化中的精华”。这也就是我们编写一套《东方文化集成》的宗旨了。

    对季先生写的《总序》我曾读了好几遍，但由于我主要从事中东特别是阿拉伯地区形势的研究，虽涉及一些阿拉伯历史，但对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知之甚少。季先生要我和郭英德老师共同负责《西亚·北非文化编》，我只能勉为其难。季先生提出“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就是了解”。本着这一精神，我就读一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方面的书籍，并通过看这方面的稿子，增加一些知识。通过学习，有了一点粗浅体会：

    一、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历程看，他有一个“拿来”和“送去”的历程，也就是继承、消化、发展和交流（送去）的过程。

    季先生将世界文化分为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的欧美文化等四大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阿拉伯人在闪族文化基础上继承了古代埃及文化、两河流域文化（巴比伦文化）、波斯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并以7世纪创立的伊斯兰教为核心，大量吸收外来优秀文化，诸如希腊罗马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使之融会贯通，在阿拉伯帝国时期形成了一种具有丰富个性的世界性文化。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也就是“拿来”）的过程。特别是在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的初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发展到一个黄金时期。当时执政的哈里发（君主），非常重视外来文化，将许多重要的外国科技和文学名著翻译成阿拉伯语。如哈里发曼苏尔（754～775在位）曾命法萨里（卒于7世纪末或8世纪初）把印度的天文学和数学论文译成阿拉伯文，从而把印度数字传入阿拉伯地区，再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欧洲人所谓的阿拉伯数字，实际上来自印度。所以，阿拉伯数字系由阿拉伯人从印度“拿来”，然后“送至”欧洲。又如阿拉伯帝国著名翻译家伊本·穆格法（祖籍波斯，卒于757年）把古代印度哲学家比德拜所著的寓言（后保存在《五卷书》中），从古波斯巴列维文译本译成阿拉伯文，定名为《卡里来和笛木乃》。这部译著被认为其地位仅次于《古兰经》的散文经典名著，而《比德拜寓言》梵语原著和巴列维文译本早已散佚。《卡里来和笛木乃》同《一千零一夜》两部作品，集中体现了阿拉伯文学的“承前启后、贯通中西”的特点。

    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麦蒙（813～833年在位）曾派智慧馆（由图书馆、科学院和翻译局三个机构组成）馆长萨拉姆等人远至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向拜占庭皇帝索取希腊语著作，并鼓励学者把这些著作译成阿拉伯文。他曾用与译稿同等重量的黄金，酬谢翻译家侯奈因·本·易司哈格（809～873），被传为佳话。经过阿拔斯王朝初期200多年的翻译工作，希腊许多重要的哲学和自然科学差不多都译成了阿拉伯文。而当时欧洲正是干戈扰攘、民不聊生、文化低落之时，许多希腊典籍已荡然无存，正是阿拉伯学者通过翻译把大量的希腊学术著作保存了下来。这些译著又通过各种欧洲语言，特别是拉丁语的译本，重新回到了欧洲，对欧洲的文化和学术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恩格斯说：“古代流传下欧几里得几何学和托勒玫太阳系，阿拉伯人留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的数字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有留下。”他又说：“在罗曼语各民族那里，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过来并从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一种开朗的自由思想，越来越扎下了根，为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作了准备。”所以阿拉伯帝国在“拿来”并“送去”古希腊文化方面是有重大历史功绩的。

    阿拉伯帝国初期之所以能将外来文化“拿来”，并将自己的文化“送去”主要是由于阿拉伯帝国国力强盛，在8世纪上半叶，其疆域西起大西洋的比斯开湾，东至印度河与中国边境，跨有亚、非、欧三洲的土地。它比极盛时代的罗马帝国还要大。当时只有中国（唐代）可以与之匹敌。除了国力强盛外，还由于阿拉伯帝国初期历代哈里发十分重视科技发展和文化事业，他们不计较学者的宗教信仰和民族归属，用重金延聘人才，翻译了大量希腊、印度等国的优秀科学文化著作。将外来文化拿来为己所用，在消化吸收和提高的基础上又送出去。《阿拉伯文学史》作者尼科尔森说：“上至哈里发、下至平民，所有的人仿佛忽然间变成学生或文学的奖励者。一般人为求学而游历欧、亚、非三洲，然后又如蜜蜂一般，载蜜而归，把他们所储藏的宝藏……孜孜不倦地编辑许多典籍，其卷帙浩大与内容之丰富，不亚于现代的百科全书，而其对于现代科学的贡献，远非一般人的想象所能及。”所以，国力强盛和统治集团重视文化是推动东西文化交流不可缺的两个基本条件。

    二、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不同文化之间更多的是相互继承和发展、相互学习和交流、相互吸收和融合，达到共同发展和繁荣。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产生于亚洲西部。在伊斯兰教创立前，西亚的叙利亚是信奉基督教的一个中心，也门纳季兰是基督教盛行的城市，阿拉伯半岛北部和东非的埃塞俄比亚都是基督教国家。出生于麦加的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在出外经商的旅途中经常聆听基督教传教士的布道和说教，他十分熟悉犹太教、基督教和半岛上的其他各种宗教的思想。由于基督教全盘继承了犹太教的《旧约全书》，使之成为基督教圣经的前一部分。《旧约》中的许多宗教故事和神话传说在西亚地区几乎家喻户晓，因此，伊斯兰教《古兰经》中的某些传说故事与《旧约·创世记》中的某些传说故事类同，并按伊斯兰教教义的需要加以改造和发展是完全合乎情理之中的事。如诺亚方舟的洪水传说，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的传说等。而上述传说在巴比伦王朝时期（公元前1700多年）的泥板书中早有记载。这就说明这三大宗教文化之间存在继承和发展，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

    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这里主要指有文字记载的）文化。物质文化的学习和交流在古代比较容易，如中国的丝绸及丝织技术在公元前就传到了埃及和叙利亚地区；瓷器及造瓷技术通过海上“瓷器之路”在阿拉伯帝国阿拔斯时期就传到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肉桂、巴豆、大黄、沉香等药材传入阿拉伯地区，再由阿拉伯地区传到欧洲。马克思说：“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而阿拉伯帝国的天文学、数学、医药学和丁香、乳香、木香、芦荟、没药等药材、香料传入中国，对中国的科技和医学发展也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它不可能产生碰撞和冲突。

    但精神文化的交流就不同了，特别是宗教的传播具有一种宗教对另一种宗教的排他性。伊斯兰教创立初期，阿拉伯帝国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634～644年在位）曾把居住在阿拉伯半岛海巴尔的犹太教徒和其他异教徒驱逐到约旦河西岸杰里科等地，把纳季兰的基督教徒赶往叙利亚和伊拉克，从而使阿拉伯半岛更加伊斯兰化。但是，这种宗教信仰并不是一种宗教消灭另一种宗教（偶像崇拜另作别论）。被征服的异教徒只要不抵抗，作“顺民”，仍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不服兵役；如果皈依伊斯兰教，则可免除包括人丁税在内的一切贡税，并可获得福利。这样的政策为伊斯兰教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所以，世界性的不同宗教之间既有相互继承、吸收的一面，又有相互排斥的一面，但尚不会发展到一种宗教用武力消灭另一种宗教，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在公元8~9世纪阿拉伯帝国极盛时代，哈里发在西亚北非地区传播伊斯兰教时并没有消灭了犹太教和基督教。

    季先生认为：“文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交流’。”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阿拉伯民族创造的，在它形成一种世界性的文化之后，当它离开阿拉伯地区向四方传播的时候，必然与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进行交流和融合，从而形成具有地区和民族特点的伊斯兰文化。中世纪，阿拉伯人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他们一手拿着珠宝香料，一手拿着《古兰经》，在物质贸易过程中使中国和阿拉伯人民有了跨文化的交际和社会文明的交流，最终把伊斯兰文化传播到中国。”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不仅是一种宗教文化，又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社会制度。它包括宗教的、世俗的、精神的、物质的、科技的多层次的结构，是一个庞大的文化综合体。伊斯兰教自唐代传入中国后，对中国主体民族——汉族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只在回族、维吾尔族等10个少数民族中传承。宋元明历代君主对阿拉伯天文历算、医药等实用科技给予相当的重视，而属于伊斯兰教教义哲理的精神文化，迟至明末清初才有汉文译著出版。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参与意识形态的斗争，它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并没有发生冲突，而且它还尊崇儒学中的天命观、伦理道德和积极进取精神，但对佛教的空寂之说和中国道教的清净无为、获取长生的思想不表示赞同。中国伊斯兰文化“一方面包含着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有价值成果的吸收和改造；另一方面它又吸收、融合了每个民族（指中国10个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固有的本土文化和社会习俗”。因此，中国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但又不是被“儒家化”了。由此可以看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这两大世界性文化虽有差异，但在中国的历史上并没有发生冲突，而是进行交流、吸收和融合，产生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

    在各种世界性文化交流中，特别应重视翻译的地位和作用。明代冯梦龙所编的《警世通言》中，有一篇《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的故事，说的是唐玄宗作皇帝时诗人李白由于精通渤海文字，不仅将“番书”用唐音译出，而且用番文写出了“吓蛮书”，从而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战争，迫使渤海国写了降表，愿年年向唐朝进贡，岁岁来朝。从这一故事中可以看出其作用不同凡响，一鸣惊人。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时由于将大量希腊文著作译成阿拉伯文，从而避免了希腊文化的许多精品失传。季先生由于精通梵文，将许多印度梵文名著译成中文，对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流起了重要作用。季先生在《总序》中说，有扎希兹转载的一种说法是：“希腊人除了理论之外从未创造过任何东西。他们未传授过任何艺术。中国人则相反，他们确实传授了所有的工艺，但他们确实没有任何科学理论。”季先生按：“最后一句话不符合事实，中国也是有理论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许多外国人当时对中国人并不了解，其原因可能是，许多中国科学理论和哲学理论在当时并没有将其译成外文，外国人对中文看不懂。所以就说中国“没有任何科学理论”。如果不懂外国语言，就谈不上东西文化以及东方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

    北京大学于1946年成立东方语言文学系，由著名东方学家季羡林先生担任系主任。在该系又成立了阿拉伯语专业。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所大学设阿拉伯语专业。在此之前，明末清初曾有一批人数不多的阿拉伯语的回族宗教学者如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等人将阿拉伯语的著作译成汉语，但主要涉及伊斯兰教的哲学思想、典礼制度、民常习俗、人物传记，后来又扩及天文历法、地理和《古兰经》的汉译。在新中国成立前的阿拉伯语专业，学生都是回族，学习内容偏重宗教方面。1951年才扩大招生，有许多汉族学生也学习阿拉伯语。此后阿拉伯语的教学由北大扩及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等15所大学，现已培养出数千名阿拉伯语的人才。他们在外交、外贸、新闻、文化和宗教等许多部门工作，对促进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他们不仅将阿拉伯名著如《卡里来和笛木乃》、马哈福兹的《三部曲》等译成汉语，而且将中国的《鲁迅小说集》《日出》和《雷雨》等译成阿拉伯语；另外，还运用阿拉伯语进行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和文艺交流。所以，阿拉伯语人才不仅在促进中阿文化交流方面，而且在增强中阿友好合作关系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三、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发展来看，那种认为东西文化特别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国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必然发生冲突甚至导致战争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历史上，1096年开始的欧洲十字军东征，曾被欧洲和东方的一些历史学家说成是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争夺圣地耶路撒冷的战争。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当时在西欧的封建领主和无地骑士为了转移内部纷争、掠夺地中海东岸的沃土和财富，在宗教外衣掩盖下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亚北非地区爆发的历次战争，从来不是东西文化冲突所引起的。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是阿拉伯国家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美英支持下，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以色列国爆发的。1956年苏伊士战争则是英法殖民主义者伙同以色列反对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发动的。1967年“6·5”战争是以色列因埃及接管加沙地带和封锁亚科巴湾而发动的。1973年10月战争则是埃及和叙利亚为了收复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而发动的。而1978年3月的“利塔尼行动”和1982年6月的“加利利行动”都是以色列为了清剿黎南部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武装力量而发动的战争。这几次战争都不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犹太文化或西方基督教文化冲突引起的。

    在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宣告结束，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最强大的超级大国。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于1993年夏提出，冷战后，主宰全球未来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他认为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已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因为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已不是冲突的基本根源了。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美国在中东势力的扩大，美国的文化，不仅是先进的科技和管理制度，而且也包括暴力、色情等腐朽的生活方式大量传播，严重冲击这一地区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这就必然遭到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有识之士和宗教人士的抵制。

    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2003年3月的伊拉克战争都是美国发动，前者是为了将伊拉克从科威特赶走，后者是为了推翻抗拒美国的萨达姆政权，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石油利益。这根本不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发生了什么冲突。“文明冲突论”有可能掩盖美国企图独霸中东和称霸世界的本质，将美国企图控制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攫取中东石油资源与阿拉伯人民和伊斯兰国家人民反抗美国霸权的斗争称之为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冲突。2001年的“9·11”事件曾被一些人看成是“文明冲突”的实例。殊不知，其深刻原因正是美国的霸权政策和支持以色列镇压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权利的斗争所导致的。“9·11”事件后，美国布什政府将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列为美国优先考虑的全球战略，将一些反美或不听话的国家称之为“无赖国家”“邪恶轴心”“暴政前哨国”或“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将中东一些反对美国霸权、反对以色列占领的伊斯兰激进组织，称之为“恐怖主义组织”。甚至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同于恐怖主义。认为反恐战争就是“一场西方基督教文明对伊斯兰文明的战争”。埃及开罗大学教授哈桑·纳法阿最近指出：“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人民感到，美国想利用‘反恐战争’改变这些地区的宗教、教育和文化制度。他们同时感到，这不是‘反恐战争’，而是反对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战争，美国的政策更多的是侵略阿拉伯和伊斯兰人民。”2006年8月11日，美国总统布什竟然声称“美国正处于和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中”。这种论调是十分荒谬的。这反映了美国统治集团一些人对伊斯兰教的敌视和无知，并将广大的穆斯林民众与那些打着伊斯兰旗号从事破坏活动的激进分子混为一谈。而伊斯兰教强调的是“和平”和“顺从”，并不崇尚“暴力”“对抗”和“恐怖”。真正的穆斯林不会是恐怖分子。

    2004年6月，也就是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布什政府提出所谓“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企图迫使阿拉伯国家进行政治、社会、经济和教育等全方位的改造，也就是“民主”和“自由化”改造，从而“彻底铲除暴政和恐怖赖以生存的环境”，“从源头上改善美国的安全环境”。这一计划也就是将美国的这一套西方民主制度强加给阿拉伯国家，必将遭到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美国认为，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之后，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已发生转变，目前影响美国在中东推行霸权的是伊朗和叙利亚这两个国家，必欲除之而后快。

    季先生说：“在过去若干千年的历史上，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久暂，几乎都在广义的文化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又说：“人类的文化宝库是众多的民族或国家共同建成的。”世界各国民族众多、政治各异，文化具有多样性。各种文明和文化都是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人群和不同历史时期产生和发展的。各种不同文化的发展有先后之别，却无优劣之分，都应得到尊重和保护。不同文化之间应进行交流和对话，不应互相排斥和对抗。那种认为只有自己的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自己的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显然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目前在中东地区，不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威胁基督教文化，而且美国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对中东地区进行渗透，包括文化渗透，对那些抵制的国家和组织进行政治和外交孤立、经济制裁，甚至进行军事打击。这不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发生冲突的问题，而是美国将自己的一套政治制度强加于其他国家的问题。美国对那些接受西方“民主”的国家如以色列，要加强与他们的合作；对那些反对实行美国“民主”的国家如伊朗和叙利亚，则要加大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甚至不惜动用武力。美国在中东谋求霸权是当前中东动乱最主要的原因。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