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跻昆

    2006年阿拉伯（也许是全世界）文坛最大的损失是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于8月30日逝世，享年近95岁。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痛悼作家时，对他作出这样的评价：“纳吉布·马哈福兹用他的笔表述了他对埃及人民及其历史、事业的热爱，用他的创作表达了人类的共同价值，并用他的作品宣扬了不要执迷、偏激而要教化、宽容的价值，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表明了一种承认，承认阿拉伯思想对人类文明及其现代遗产作出的贡献。”总统称纳吉布·马哈福兹“是思想、文化的一面旗帜，是一位卓越的小说家，一位启蒙的思想家，是一位标新立异的笔杆子，是一位让阿拉伯文化、文学走向了世界的作家”。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致穆巴拉克总统和逝者家属的唁电中说：“文豪的逝世，使我们损失了一位伟大的创作者、一个阿拉伯文学最杰出的栋梁，他在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上已构成一座里程碑。”这位国王还在唁电中指出“马哈福兹的文学杰作丰富了阿拉伯和世界的文库，表达了人类社会的忧患，获得了世界各国文化界的赞赏”。

    科威特埃米尔说：“阿拉伯大文豪纳吉布·马哈福兹在阿拉伯小说世界的丰功伟绩使他得以站在已获得广泛的世界声誉的阿拉伯文学家的最前列。”

    阿联酋总统谢赫哈利法·本·扎伊德说：“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作品在世界上取得了杰出的引人注目的地位，丰富了阿拉伯与世界的文库，他获得诺贝尔奖是当之无愧的，是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的。”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声称“纳吉布·马哈福兹的逝世是欣赏其高尚文学的人类的巨大损失”。

    美国总统布什则称纳吉布·马哈福兹是“一位不凡的艺术家，他成功地将丰富多彩的埃及历史、社会摆到了世界面前”，布什进而说，“马哈福兹的作品将会继续把他热爱的埃及介绍给美国人和世界各国的读者。”

    法国总统希拉克在闻知噩耗后称：“纳吉布·马哈福兹非常认真、仔细，现实主义地描绘了埃及社会，他是第一个于198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阿拉伯作家，为埃及文学和古老的埃及天地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在那片天地里，他度过了童年，并从中获取了创作的灵感。”希拉克称纳吉布·马哈福兹是一位“和平、对话和宽容的人”。

    在此我们不妨回顾和简略地探悉一下这位作家的创作道路。

    在将198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这位埃及作家的授奖评语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评价：“他通过大量刻画入微的作品——洞察一切的现实主义，唤起人们树立雄心——形成了全人类所欣赏的阿拉伯语言艺术。”瑞典科学院常任秘书斯图尔·艾伦先生在颁奖词中还指出：“纳吉布·马哈福兹作为阿拉伯散文的一代宗师的地位无可争议，由于在他所属的文化领域的耕耘，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艺术技巧均已达到国际优秀标准。这是他融会贯通阿拉伯古典文学传统、欧洲文学的灵感和个人艺术才能的结果。”

    埃及著名文学评论家赖佳·纳加什（Raj？’an－Naqq？sh）早在1970年就曾这样评论过纳吉布·马哈福兹：“纳吉布·马哈福兹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主义作家。他对于我们阿拉伯人来说，犹如狄更斯之对于英国人，托尔斯泰之对于俄国人，巴尔扎克之对于法国人一样。”

    纳吉布·马哈福兹（Najīb Mahfūz ）于1911年12月11日生于开罗杰马利叶区。父亲是个小职员，后弃职经商；母亲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这个家庭最主要的两个特点是：笃信伊斯兰教，关心国家大事和民族命运。作家曾回忆说：“我在童年时代所学到的基本价值观念就是爱国主义。我父亲当时在家总是热情地谈起民族英雄，非常关注他们的消息。我是生活成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在这家里提起穆斯塔法·卡米勒、穆罕迈德·法里德或是扎格鲁勒的名字时，就好像是在谈起一些最神圣的事。在家事与国事之间没有隔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件小事都会将我们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引到家里来。出了这件事，是因为扎格鲁勒说了些什么，或是英国佬做了些什么。因此，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家庭与世界的密切关系就印在了我童年的生活中。”

    生活本身是培养作家最好的学校。当时作家所处的大环境是：埃及人民生活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和土耳其以及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下，但他们又不甘心于这种命运而进行斗争。纳吉布·马哈福兹对自己的祖国有清醒的认识：“没有哪一国人民像埃及人民受到那样的压迫。这种境遇使埃及人民体现了一些应保持的优点，也沾染了一些应摈弃的缺点。压迫使埃及人民发扬了他们从农业文明中学会的坚韧精神，使他们更加不屈不挠。这种精神往往会导致一个民族的永存而不是灭亡。受压迫使这个民族不能去侵略和奴役他人，于是，侵略和野蛮的天性逐渐削弱，代之以人道主义、宽厚待人和与人和平共处的精神，而这些都是人类在解决难题，摆脱厮拼与战争所需要的品德。但长期受压迫也导致了对这种压迫习以为常、委曲求全和满足于对压迫仅是冷嘲热讽的做法。因此，往往应当呐喊时，他们却沉默；应当斗争时，却仅是嘲讽；在至少应当沉默时，却曲意逢迎。这些缺点，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去克服。”

    作家所处的小环境——杰马利叶区是一个中下层人民混杂的居民区。五光十色的生活、三教九流的人物形象都成了作家日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作家曾说：“通过直接相处，我熟悉了居民区的妇女。我只要坐在杰马利叶区我家门口就行了。她们都来找我母亲：这个卖鸡，那个算卦，还有保媒拉纤的。有些妇女，在我们搬到了阿巴西耶区后还常来看我们。我听着她们同母亲聊天，向她讲述新闻逸事，从她们中，我熟悉了不少成为我以后小说的典型人物。”

    纳吉布·马哈福兹曾说：“我是两种文明的儿子。在历史上的一个时期里，这两种文明结下了美满姻缘。第一种是已有七千年历史的法老文明；第二种是已有一千四百年历史的伊斯兰文明。”

    作家从小是在宗教和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成长的。法老时代就流传下来的《亡灵书》、各种优美的神话、传说、故事，《古兰经》《卡里莱和笛木乃》《一千零一夜》、玛卡梅体故事、各种传奇，还有阿拉伯人引以为荣的诗歌……使自幼就喜好文学的纳吉布·马哈福兹从民族传统文学的土壤中吸取了充足的养料，为他打下了坚实、深厚的语言、文学功底；培养了他熟练地驾驭阿拉伯语言的能力。

    纳吉布·马哈福兹1930年入开罗大学学习哲学，1934年毕业。在校期间，他曾学习、研究过各种哲学思想、流派，并深受当时埃及新文学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

    纳吉布·马哈福兹从中学时代就迷恋上了文学，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为文学，他放弃了可能成为足球明星的机会；为文学，他舍弃了可能使他跻身于哲学家行列的专业，而甘当苦行僧，在文学这条崎岖坎坷的道路上，始终执著如一地追求、探索、献身。

    作家本人曾生动、形象地描述过自己在舍弃哲学，走上文学道路时的思想斗争：“我当时一只手握着一本哲学书，另一只手拿着陶菲格·哈基姆或是叶海亚·哈基或塔哈·侯赛因的小说。各种哲学派别要闯进我的脑海，与此同时，小说的主人公则从另一边也进来了。我觉得自己在哲学与文学之间进行严酷的斗争。这种斗争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想象的。我要么是作出一个决定，要么就得发疯。陶菲格·哈基姆描写的《洞中人》的主人公们、叶海亚·哈基刻画的邮差、塔哈·侯赛因的小说《日子》中那个所熟悉的天地仅限于插在水渠边上的篱笆之内的小农民，还有迈哈穆德·台木尔小说主人公的很多人物，一下子全都在我的脑海里展现出来，好似在进行一场游行示威。我决定舍弃哲学，同他们一道走。”

    而埃及著名文学评论家尤素福·沙鲁尼（Yūsuf ash－Sharūnī1924~）在谈起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创作道路时则说：“纳吉布·马哈福兹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不知停顿的艺术家。也许他成功的最大原因——除了他的天赋之外——正是他认识自己的道路，并一直走下去，荣誉的闪耀和物质的光彩都没有使他左顾右盼。在他为之献身的事业中，这种艺术苦行为他提供了成功的方法。”

    纳吉布·马哈福兹大学毕业后，曾在校务处做过书记员，后在宗教基金部任过秘书，又先后在文化部任过艺术司办公室主任、电影企业管理委员会主任、文化部顾问等职。直到1971年年底退休后，才应聘为《金字塔报》的专职作家。长期以来，他一直是业余从事创作的。在这方面，曾将自己与美国作家海明威做过对比的他，不无感慨地说：“他过着自己的生活，再将这些生活详详细细地传述给人们，缺少什么经历，他可以去寻求，可以飞往地球任何地方去体验，再把它写出来。而对于我来说，写作却是一种撕裂神经的受罪过程：我的政府工作占据了我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只有在夜晚我才能动笔，最多写上两小时就熬不住了。人们把我写出的东西称为文学作品，而我则要把它称为职员的文学作品。”

    就在这种情况下，纳吉布·马哈福兹为阿拉伯文坛奉献出50多部作品，其中30多部作品为中长篇小说，余者为短篇小说集，总发行量达上百万册。其作品往往先发表在报刊上，然后出单行本，再改编为广播剧、电影。通过这些传播媒介，纳吉布·马哈福兹其人、其作品及其作品的主要人物在阿拉伯世界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作家于1957年获国家文学奖，1962年获一级勋章，1968年获文学方面国家表彰奖。作家的一些重要作品已被译成东西方各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传播。其作品的中译本也有10余种，他是作品译成中文最多的阿拉伯作家。

    纳吉布·马哈福兹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写作。他最初开始写诗，也写过侦探小说，发表过一些哲学论文。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他写了大量短篇小说。据说，他因认为不满意而撕掉的有50篇左右，发表的约有80篇，其中约30篇集选于其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狂人呓语》中。这些短篇小说多是揭露当时社会的种种黑暗、腐朽、丑恶现象的。其中很多是作家日后创作的中长篇小说或其中某些情节的雏形。曾任埃及文化部部长的著名文艺批评家艾哈迈德·海卡尔（Ahmad Haykal）曾对这些小说给予过很高的评价：“事实上，由于这些抨击帕夏、贝克和王公大臣的小说，纳吉布·马哈福兹被认为是对当时旧时代的腐败表示愤怒谴责的革命文学先驱之一；同时，由于他在小说中体现了阶级社会的弊端，表明了对穷人和劳动人民的同情，及对封建主和资本家的抨击，他被认为是在埃及文学中最早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铺路的人之一。”埃及著名的左翼文学批评家迈哈穆德·艾敏·阿赖姆（Mahmūd Amīn al－‘？lam）也说过：“《狂人呓语》的大部分短篇小说是社会批判，揭露了贵族阶级的丑恶，也暴露了由于贫困和阶级差别产生的种种弊端。”

    短篇的创作，对于纳吉布·马哈福兹来说，不过是牛刀小试，中长篇才是他的拿手好戏。发轫之作是三部以法老时代的埃及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命运的嘲弄》（1939）、《拉杜比斯》（1943）、《底比斯之战》（1944）。这一阶段被认为是纳吉布·马哈福兹的浪漫主义历史小说阶段。作家实际上是用春秋笔法借古讽今地对当时英国殖民主义和土耳其王室这些外来的侵略者及其统治进行抨击，并表达了人民追求自由、独立、民主、幸福的理想。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加里·舒克里（Gh？līShukrī）曾问起过他：“使你以历史小说开始你的文学生涯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有的评论家把那归结为赛拉迈·穆萨个人对你思想生活的影响；有人认为那可能是一种寓言，用以借古讽今；还有一种说法是：那是用文艺形式表达了当时埃及的思想，你是怎样看的？”他答道：“这三种意见都对。这些正是促使我那样做的因素。”这里需要提及的是赛拉迈·穆萨（Sal？m Mūs？1888~1958）是对纳吉布·马哈福兹思想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他是费边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在埃及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传播者，倡导“科学”“社会主义”“人民的文学”“斗争的文学”。在与文学评论家萨布里·哈菲兹谈起自己写历史小说的动机时，纳吉布·马哈福兹曾说过：“当时，埃及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如火如荼，有一股真正的法老热。这股热潮是有客观理由的，因为针对我们当时所处的既受英帝国主义欺辱又受土耳其统治的倒霉时代，法老时代是唯一光辉的时代。……在我写一部与英国佬或土耳其人无关的纯粹是法老时代的小说时，其实，我是满腔怒火，既恨英国佬，又恨土耳其人的。”

    纳吉布·马哈福兹像英国名作家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和阿拉伯擅长写历史小说的杰尔吉·宰丹（JarjīZayd？n，1861~1914）那样，花了很大气力去研究历史，有一个写埃及历史的选题计划，共选定了约40个题目。但后来，他说：“我对历史的偏爱一下子就消失了，就好像一下子死于心肌梗死似的，尽管我当时还准备写30部小说。但这只是表面上中断了，至于那些历史小说所要表现的思想却永远没中断过。”至于原因，作家曾作过这样的解释：“看来，我发现历史已经不能让我说出我想说的话了。通过历史，我已经说出了我要说的主题：废黜国王，梦想一场人民革命，实现独立。此后，我似乎本该进入帝国时代，但实际上，我们当时却是处于屈辱的时代。”

    从此，作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学创作阶段：现实主义社会小说的阶段。他先后发表了《新开罗》（1945）、《汗·哈里里市场》（1947）、《梅达格胡同》（1947）、《始与终》（1949）和著名的《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三部曲等。这些小说主要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开罗中产阶级即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作家往往通过一个街区、一个家庭和一个人的悲惨遭遇，表现当时整整一代人的悲剧。对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病及其制造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作品往往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如《新开罗》写了一个穷苦的大学毕业生为了生存，并向上爬，不惜与荒淫无耻的官僚政客的情妇结婚，甘心戴绿帽子，当王八，结果身败名裂。《梅达格胡同》则是通过英军占领下一条胡同的一些善良、淳朴的居民的人性如何被扭曲，美好生活如何遭到破坏，控诉了西方及其文明带给人民的种种灾难。《始与终》也是一部悲剧：以失去父亲的兄妹四人与他们的寡母一家人在贫困中挣扎、渴望爬上更高的社会地位开始，以姐弟二人蒙羞含恨自杀告终。

    这一时期创作的《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三部曲，虽发表于1956、1957年，但实际上，早在1952年4月，即埃及革命前三个月已完成。这部巨著被认为是阿拉伯长篇小说发展的里程碑，是作家引以为荣的代表作之一。全书通过一个开罗商人阿卜杜·贾瓦德一家三代的遭遇、变迁，生动、形象地描写了从1917年至1944年埃及革命前夕这一历史时期整个埃及的政治风云变化和社会风貌，刻画出当时形形色色众多人物的群像。

    “三部曲”每部侧重描写一代人的生活，并以这一代人居住的街区为书名。第一代阿卜杜·贾瓦德是位性格复杂的人物：他在家里道貌岸然，独断专行，实行严厉的家长式统治；在外却又放荡形骸、纵情酒色；同时，他又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不满英国的压迫、剥削，具有反帝爱国意识。大儿子亚辛成日寻花问柳、醉生梦死；二儿子法赫米积极投身民族解放运动，牺牲于反英游行示威中。在第二代中，作者着力刻画的是小儿子凯马勒：自幼的家教使他笃信宗教，但随着激烈的时代变革、西方思潮的影响，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和对哲学的研究，动摇了他对宗教的信仰。对真理、科学的追求与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常使他感到苦闷、迷惘，从而陷于感情、信仰、精神的危机中。第三代人则明显地表现出他们的政治分野：外孙阿卜杜·蒙伊姆成了穆斯林兄弟会的骨干分子，他的兄弟艾哈迈德及其女友苏珊却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小说既反映了当时人们进行的反帝爱国的民族斗争，更反映了新思想如何引导新一代向陈旧的封建、传统、保守势力的冲击、斗争的过程。作家自己曾指出，他写“三部曲”的目的是“为了分析与评论旧社会”。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三部曲”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我国大作家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两者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作家的这一“三部曲”被阿拉伯作家协会选为20世纪105部阿拉伯最佳中长篇小说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纳吉布·马哈福兹曾说过：“在‘三部曲’里——像我曾说过的那样——有很大一部分我自己，体现在凯马勒这个人物身上……凯马勒的危机就是我的危机，在我笔下，他相当多的遭遇就是我的遭遇。由此，我喜爱‘三部曲’，怀念它。”由此不难看出，“三部曲”带有很大的自传性质，这一点也与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相似。

    埃及著名诗人法鲁格·舒舍（Falūq Shūshah）曾问起作家：“《从新开罗》到“三部曲”，你的长篇小说创作有一定的思想发展。你是否可将这一发展分成几个阶段，指出每个阶段突出的特征是什么？”作家答道：“这一段时间有思想发展过程，也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想法。思想发展过程是：开始是爱国主义，因为当时人们关心的就是民族问题。这促使我以法老时代的埃及为创作题材，因为那是埃及民族的根。此后，便是对社会思想的明显的关心，其原因是出于经济和政治上受压迫的感觉（《新开罗》《汗·哈里里市场》《梅达格胡同》《始与终》）。最后一个阶段则以“三部曲”为代表。它是对直至今天的现代史的一项研究。这一历史的结晶是社会主义。那是我们发展的目标，也是医治我们社会苦难的一剂良药。在所有这些阶段中，固定不变的想法是笃信艺术的真髓。绝不可为了某种目的或主义去牺牲它的美的价值，因为美的艺术与高尚的目的是并不矛盾的。”

    埃及革命后，纳吉布·马哈福兹认为革命后的艺术应与革命前的不同，应该深思熟虑、慎重对待。为此，他辍笔达5年之久。1959年发表的《我们街区的孩子们》标志着作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作家本人将这一阶段称之为“新现实主义”阶段，以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并说明两者的区别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基础是生活：要描述生活，说明生活的进程，从中找出其方向和可能包含的使命；故事从头到尾都要依赖生活、活生生的人及其详尽的活动场景。至于新现实主义，其写作的动机则是某些思想和感受，面向现实，使其成为表达这些思想和感受的手段。我完全是用一种现实的外表形式表达内容的。”在这一阶段中，作家借鉴了许多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如内心独白、联想、意识流、时空交错、怪诞的卡夫卡式的故事等。

    《我们街区的孩子们》是一部现代寓言小说，也是纳吉布·马哈福兹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小说以象征主义的手法，以一个街区的故事，寓意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过程，反映了以摩西、耶稣、穆罕默德为代表的先知时代直至此后的科学时代，人类为追求幸福、实现理想而坚持不断的努力。表现出在此过程中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知识与愚昧的斗争。作者借书中人之口，指出象征创世主的老祖宗杰巴拉维早就与世隔绝，不管他的子孙——人间事了；又写出象征科学的阿拉法特闯进了杰巴拉维——创世主隐居的所在，造成了这位老祖宗的死亡。这一切无疑激怒了宗教界的头面人物，于是《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在埃及成为禁书，1969年才得以在黎巴嫩贝鲁特出版。作家本人在谈到这本颇有争议的小说时说：“《我们街区的孩子们》没给人类的哲学补充什么新东西。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个名副其实的哲学家呢？哲学家才会对人类的哲学补充新东西。至于貌似哲学家的文学家则不过是用文艺形式来表达他从这种哲学中学到的思想，并以此对这一哲学思想作出贡献。因为他是把这一哲学从一种哲学家及其追随者特有的思想公式变成了活生生的经验，让它生活在人们的心中。莎士比亚、纪德、易卜生或是萧伯纳给人类哲学补充了什么？什么也没有。文学并不创造思想，而只是处理它。如果有一种文学，同时对思想增添了新东西，那是因为作者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如萨特。但《我们街区的孩子们》的艺术形式是什么？也许——我说的是也许——它是一种同斯威夫特那著名的游记相反的东西。斯威夫特是通过神话去批判现实，而我这里则是通过现实去批判神话。我给神话穿上现实的外衣，以使我们加深对现实的理解与期望。”

    《平民史诗》（1977）是作家运用象征寓意手法，从哲理的高度总结人类斗争经验的又一力作。小说侧重表现了劳苦大众对幸福的追求。它通过11代人几百年的斗争历史，告诉人们：人类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从来未停止过；人类在争取一个公正、合理、幸福的社会的斗争道路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但只要他们坚持不懈、勇往直前，胜利终将属于他们。

    在“新现实主义”阶段中，即使反映1952年革命后的社会现实生活的作品，作家也赋予它以更深的哲理与象征寓意。如《盗贼与狗》（1961），批判了种种只能同甘不能共苦、背信弃义的机会主义者。《尼罗河上的絮语》（1966），表现出埃及知识分子在动荡的年代、变革的现实中的惶惑、迷惘、牢骚满腹。《米勒玛尔公寓》通过复调叙事的结构，通过旧时代的遗老遗少、新时代的权贵、机会主义者、失意的革命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反映他们对象征埃及的女佣宰赫拉的感情、态度。

    这一阶段其他主要作品还有《鹌鹑与秋天》（1963）、《道路》（1964）、《乞丐》（1965）、《镜子》（1971）、《雨中的爱情》（1973）、《卡尔纳克咖啡馆》（1974）、《我们街区的故事》《深夜》《尊敬的先生》（1975）、《爱的时代》（1980）、《千夜之夜》（1982）、《王座前》、《伊本·法图玛游记》（1983）、《生活在真理之中》（1985）、《日夜谈》（1986）等等。

    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作品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共同特点是：

    首先，作家紧随时代前进，其作品紧随时代脉搏跳动。作家曾说：“记得有人把文学家分成过去式、现代式和将来式。我细想一下自己，我发现自己是现代式作家，是当代的作家。我不喜欢写过去，对预言未来也不感兴趣。”

    其次，作品表现出作家对政治的强烈参与意识。他曾说：“在我写的所有作品中，你都会发现政治。你可能会发现有一篇小说没有写爱情，或是别的什么，但却不会没有政治，因为它是我们思想的轴心。政治斗争总是存在的。甚至就是在你可以把它称之为形而上学小说的《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中，你也会发现斗争是存在的。1952年7月革命后，我曾涉及很多非常敏感的题材，如：《米勒玛尔公寓》《尼罗河上的絮语》……”他还说过：“政治情绪与反应是我的艺术经历的基本根源。你甚至可以说，政治、信仰和性是我的作品围绕的三个轴心，而政治则是这三个轴心中的根本轴心。我的每部小说都少不了政治。”一个作家心目中的政治，当然首先关心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运。文学评论家赖佳·纳加什在评论这一点时，曾说道：“纳吉布·马哈福兹所写的作品从始至终都是着眼于埃及。他一直倾听着埃及的脉搏，写它的历史，它的现实。他的文学作品与这个历史、现实从没有任何隔阂。纳吉布所写的一切都是与埃及及其历史、它的人民，以及它的未来息息相关的。他的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带有崇高的政治文学色彩的。这个有力的基点，把他同我们民族的历史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并使他跻身于真正的埃及阿拉伯民族感缔造者的行列中。”

    第三，作家虽关心政治，但其作品不取媚于政治，作家始终不渝地和他作品的主人公一道为追求真理、宣扬科学而斗争。他是一位社会批判家，对国家、民族，对世界、人类的命运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曾说：“我并非故意伤感，但我们确是伤感的。我是属于这样一代人：即使是在欢乐的时刻，也往往是忧心忡忡。这一代人中，只有玩世不恭或是脱离人民的上层人物才会感到幸福。我们写忧伤小说，这并不奇怪，相反，若写欢乐故事倒是一件怪事了。”

    第四，纳吉布·马哈福兹具有鲜明的立场和观点，是一个负有历史使命感的作家。他追求公正、合理、幸福美好的社会，尽情地揭露、批判、鞭挞人世间一切暴虐、不义、邪恶、黑暗的势力。但由于政治和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他往往利用不同的表现手法、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表达自己的种种见解。作家在其著名的“三部曲”中，曾借年轻的女革命者苏珊之口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写文章，清楚、明白、直截了当，因此是危险的，至于小说则有数不清的花招，这是一门富有策略的艺术。”这句话可以看作是了解这位作家每部作品深层中的政治内涵和哲理寓意的钥匙。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纳吉布·马哈福兹作品的政治思想内涵，我们不妨引述作家在小说之外表达的一些政治观点：

    “如果让我在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作一选择的话，我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后者）。但这能意味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吗？……

    ……也许，现在在我的心中唯一的信仰就是科学和科学方法。

    为了说得更明白些，我要承认，我的信念是：

    1.人类应从阶级及其从属的诸如世袭遗产等特权中解放出来。

    2.人类应从各种形式的剥削中解放出来。

    3.个人的地位应按其先天和后天的才能确定。

    4.人应按需取酬。

    5.个人应在一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要服从的法律保护下，享受思想和信仰自由。

    6.不折不扣地实现民主。

    7.缩小中央政府的权力，使其仅限于在安全与国防范围之内。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的写照。在我看来，其目标就是要达到个人自由与幸福。并且，一切都要依靠科学。也许最终将导向认识最高真理或是参与创造这一真理。”

    “我是个忠诚的穆斯林。我认为伊斯兰教是主张社会主义的。我同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仅仅在于它的唯物主义哲学部分。同时，我也拒绝任何一种专制主义，哪怕它答应我进天堂。”

    “事实上，我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社会公正、全面的人道主义观点和以科学为基础，是赞赏的。但我不同意它的专政和它的唯物主义哲学。”

    纳吉布·马哈福兹预言人类未来的命运时说：“我相信未来是社会主义与宗教信仰的统一。”

    他概括自己对价值的信念有三：“社会主义、自由和无限价值的真理。”

    在艺术手法方面，由于作家博览群书、学贯东西，并随时代前进，具有变革创新意识，因而我们可以看到，他既继承发扬了埃及、阿拉伯民族古典文学传统的各种表现手法，也借鉴了西方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包括诸如表现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意识流、荒诞派，乃至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在内的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正如作家自己所说：“通过这些作品，我可以说，自己是烩诸家技巧于一鼎的。我不出于一个作家的门下，也不只用一种技巧。”传承、借鉴、创新，贯穿于纳吉布·马哈福兹的整个文学创作历程中。作家晚年为创作民族化的小说所作的努力是值得称道的。正是这样，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作品是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及本民族传统文学融会在一起，共同孕育的产物。因此，它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最能体现现当代文学的风采。

    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创作道路实质上体现了阿拉伯现代小说发展的历程。他的得奖，标志着阿拉伯现当代文学登上了世界文学的高峰，并占有一席不可忽视的地位。

    纳吉布·马哈福兹的逝世，无疑是埃及、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世界文坛的一个无可弥补的损失。但他为世人留下的作品却将永存于世；他的创作道路也具有启迪作用，令人深思，供人借鉴。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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