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颖

    内容摘要：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创作的“三部曲”，被誉为阿拉伯长篇小说的里程碑。小说围绕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三代人的变迁，反映了埃及社会的风云变幻。作家以细腻的笔触塑造了众多女性人物形象，其中一些形象颇有典型意义。本文将以这个家庭三代妇女为代表，通过她们在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斗争中的立场与态度，在恋爱、婚姻及家庭道路上的不同追求，反映她们生活境遇、社会地位以及思想观念的逐步改变。

    关键词：纳吉布·马哈福兹三部曲女性人物

    纳吉布·马哈福兹（1911～2006），埃及当代著名作家，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近70年的创作生涯里，这位多产作家为读者奉献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名作佳篇。于1952年完成创作的“三部曲”（《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无可争议地位列作家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中，这部鸿篇巨制是作家现实主义小说阶段创作的巅峰之作，堪称阿拉伯长篇小说的里程碑。

    “三部曲”以现实主义写作手法，通过艾哈迈德·阿卜杜·贾瓦德这个中产阶级家庭三代人的变迁，真实地反映了1917~1944年间埃及社会变幻多端的政治风云、形象万千的社会风貌。“三部曲”是纳吉布·马哈福兹最为钟爱的作品之一，也是一部备受阿拉伯读者欢迎的文学名著，自1956~1957年在埃及面世以来，小说多次再版发行，在阿拉伯国家影响甚广。

    作为一部100多万字的巨著，“三部曲”年代跨度大，事件描写多，涉及了政治、经济与思想等方方面面，是埃及近代社会的一个缩影。整部小说出场的人物达60人之多，其中一些主要人物颇具典型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家以相当的篇幅与细腻的笔触塑造了众多女性人物形象，充分表明作家对社会的另一半——女性命运的关注。

    “事实上，我现实生活里的女性与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是一回事，在我的生活中女性曾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马哈福兹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丰富，性格各异。他本人在谈论妇女时总是非常友善，在他看来：“妇女就是社会的一切。她们是妻子、母亲，是下一代的培育者。因此文学工作者必须重视她们，因为生活就是男人和女人。妇女在我的作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的还是主人公……总之，妇女是家庭的基础，我必须花很大的笔墨对她们加以描述。”在“三部曲”中，作者描写了妇女在1919年革命前后，在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斗争中的立场与态度，在恋爱、婚姻及家庭道路上的不同追求，反映了她们生活境遇、社会地位以及思想观念的逐步改变，揭露了那个时代埃及社会父权、夫权至上，女性为奴的不平等制度。令人欣慰的是，作品中的三代女性，随着埃及民族独立运动的深入，随着西方文化的渗透，逐渐认识到自身的价值与生存的意义，继而走向觉醒，为自由、为解放而战。可以说，包括埃及妇女在内的阿拉伯妇女的解放运动，正是“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发展”。

    我们根据这些人物的阶级地位，大致将她们分成四类：中产阶级妇女，包括唯丈夫马首是瞻的艾米娜、温柔美丽的阿漪莎和泼辣丑陋的海迪洁；资产阶级贵族妇女，以清高孤傲的富家小姐阿漪黛为代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妇女，有年轻时风光无限、老来沦落街头的妓女祖贝黛，精明老练的老鸨贾丽莱以及从良从善的琵琶女祖努白；无产阶级妇女，以热情豁达，积极追求马克思主义的工人之女苏姗等。作家采用对比的手法，将这些性格各异的女性人物描写得形象生动，栩栩如生。在男权至上的阿拉伯社会里，纳吉布·马哈福兹有着与众不同的想法，他认为在自己的生活与文学中，“女性作用之大无论怎么下定义也许都不为过。女性是文学中一个永恒的话题，因为我们无法想象缺少女性的生活会是怎样。因此，在每一部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中，女性都在发挥着其作用。在作家的身后，女性既要养儿育女，还要指引人生；她激发了作家心中的爱，启迪了他心中的灵感，在任何制度下，她都是作家梦寐以求的幸福”。

    中产阶级妇女是作家最为关注的女性群体，这大概与作家本人也属于中产阶级有关。“三部曲”中的中产阶级妇女形象体现了埃及妇女的总体风貌。因此，本文选取了艾哈迈德这个中产阶级家庭里的三代妇女进行分析，试图从她们三代人社会地位与思想意识的变化中，透视出在1919年与1952年两次革命期间，整个埃及社会妇女家庭地位的改善、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争取独立与自由意识的加强。

    第一代妇女的代表——艾米娜

    “三部曲”里的艾米娜是纳吉布·马哈福兹众多作品中颇具典型意义的一个妇女形象。作家曾经说过：“类似艾米娜的人很多，不管是在她这一代还是以后。只有在女子接受教育时，艾米娜这样的人才会有所改变；女子接受教育并且可以参加工作，这种改变就会更大。”“三部曲”对艾米娜这个人物不吝笔墨，第一部《宫间街》便是以她等待丈夫夤夜归来开始，最后一部《甘露街》以她去世与亚辛女儿凯里麦孩子出生这种“生命轮回”结尾，可以说艾米娜是一个贯穿“三部曲”始终的人物。

    如果说，艾哈迈德是家庭绝对威严的象征，那么艾米娜无疑便是绝对慈爱的化身。从家庭角度看，她是一个温顺的妻子、一个慈祥的母亲、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集温良恭俭让于一身；从社会层面讲，她是一个深受封建传统道德压迫的典型妇女形象，未经丈夫允许，她竟然连家门也不敢迈出。正如恩格斯所说：“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

    她人如其名，对丈夫忠贞不贰，对孩子悉心关爱。邻居们送给她“蜜蜂”的雅号，可以看做是对她辛勤操劳一生的形象比喻。她不到十四岁便嫁给了艾哈迈德，孤独的她对于精灵世界的了解，远远超过对人类世界的认识。当孩子们早早上床睡觉后，她还要独自等待醉生梦死至凌晨方才归来的丈夫，侍候他更衣换鞋，打水擦洗，从不敢多说一句话。对于生活多年的开罗城，艾米娜几乎一无所知，屋顶平台是她与外界的唯一联系，“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她一直被囚禁在家里，很少外出。仅有的几次外出也是在先生陪伴下乘马车看望哈兰福什的母亲”。生活在如此不幸的境遇下，艾米娜没有也不敢表现出任何不满与抱怨，这种不见天日的境况恐怕比旧时中国妇女的悲惨生活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丈夫面前，她是一个温顺驯服的小羊羔，每天深夜等待寻欢作乐后归来的丈夫，成了她生命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她毫无怨言地服侍丈夫，对他唯命是从。仅有一次因委婉表示不满遭到丈夫揪耳朵呵斥后，艾米娜终于明白：“她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她也确实服从了，并在服从中作出了牺牲。”

    不过，艾米娜也有“造反”的时候。在孩子们的一再怂恿之下，她趁丈夫出外办事，拜谒了令她心驰神往的侯赛因陵墓，归途中不幸被车撞伤。自知闯下大祸的她不敢向丈夫隐瞒实情，结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被休回娘家，即便这样，她也不认为丈夫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这种逆来顺受性格的形成，一方面是遗传所致——艾米娜继承了母亲谦恭、温顺的个性，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深受当时夫权至上思想的毒害，艾米娜的母亲就是这种封建思想的卫道士，正是她不断地向女儿灌输这种思想，麻痹、泯灭了女儿原本还存在的反抗精神。例如，婚后不久，艾米娜对丈夫的夜生活表示不满，曾向妈妈诉苦，妈妈却这样好言相劝：“他毕竟只要了你一个妻子。你倒应该赞美真主呢。”（一册，6页）女儿被休回家后，她还是开导女儿，要顺着丈夫的性子做事。对于母女俩的相似性，作家运用了遗传法则与时间法则进行了分析，从而让人确信，艾米娜温顺驯服的品性，是从母亲那儿继承来的，她简直就是母亲的翻版。在丈夫的高压政策下，一向温顺贤良、热爱家庭与孩子们的艾米娜也只好委曲求全。

    丈夫在外的所作所为艾米娜一无所知，对于社会上发生的事她也只能从丈夫与儿子们的讲述中略知一二。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她总是把厨房作为自己施展才能的天地，把家中收拾得井井有条。伺候好丈夫与子女、管理好家务事、将自己所有的宗教知识传授给孩子们，便是她全部的责任；从早到晚、上上下下、屋里屋外地忙碌一整天，看着孩子们熟睡，再等待丈夫归来，便是她所有的义务。在丈夫的眼中，她是个合格的妻子，是温顺女子的典范；但在笔者的心里，她却是一个封建夫权制社会中受压迫的妇女典型。

    可悲的是，艾米娜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遭受压迫，反而主动地依照封建道德去行事做人，并且教育自己的女儿也要如此这般。“对这种逆来顺受的处境，她从未后悔过。任何时候回顾自己的生活，她总感到幸福和愉快。”她自觉维护传统道德，不能接受任何性质的离经叛道。当亚辛带妻子泽娜白出去看戏时，她对泽娜白的反感和气恼上升为厌恶与憎恨，她“骇然发现泽娜白破坏了传统礼教，做了她认为只有男人才能做的事情”。就在那个晚上，艾米娜原本纯洁、宽宏的心却蒙上了愤恨的灰尘，她似乎“对世上的一切都漠不关心，她所关心的只是维护家庭的传统免受破坏和侵犯。她对礼节表示出一种近乎疯狂的热情，她把自己细腻、温厚的感情以忠诚、美德和宗教的名义埋葬在内心深处，以便摆脱良心的痛苦的折磨”。

    随着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埃及妇女的社会生活地位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夫权制的影响日渐式微，妇女享受的权利也越来越多。在两个女儿相继出嫁、次子法赫米牺牲后，艾米娜获得了一些行动自由，凯马勒对她说：“您不像过去那样总被关在家里了。只要您想出门，随时都可以去看望海迪洁、阿漪莎或去清真寺礼拜。”不仅如此，原先颐指气使、骄横跋扈的丈夫艾哈迈德此时也放下了架子，经常心平气和地与妻子聊聊家常，听听她的意见。以前从来不敢多嘴的艾米娜，在凯马勒就择校问题与父亲产生分歧时，竟然从自己的宗教知识出发，勇敢地站在儿子一边。阿漪莎的女儿努埃曼难产致死，丈夫因病被困家中，艾米娜倒成了天天外出的人，是她给先生带来了世界局势的最新消息，告诉他希特勒发动进攻了。此时的艾米娜与1919年革命时的艾米娜相比，真是天上人间之别：早时的她犹如身陷囹圄，足不出户，不知道伦敦在哪里，也不知道维多利亚女王早已作古，却想在家庭聚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常常引起家人的嘲笑和同情。真可谓命运弄人：过去只能透过阳台小孔窥视外部世界的艾米娜，现在整日走街串巷；以前整日谈笑风生、不醉不归的艾哈迈德，如今却只能在家焦急地等待妻子回来，好从她的口中了解外面的世界。

    尽管艾米娜行动上有了更多自由，但她的思想仍旧是传统的、奴性的，她的一生仿佛只是为丈夫而生，她没有自己的欢乐，也没有自己的思想。丈夫离世后，她感到失去了世间的一切，“这个世界与我再没有什么关系了，也没有再要我做的事情了。我每天从早到晚时刻都在想念着死去的丈夫，从我知道生活的那天起，他就是我生活的轴心，整个生活都是围绕着他转的，现在他连个影子都没有了，这种生活我怎么受得了呢！”由此可见，尽管随着时代变迁，艾米娜的家庭地位发生了变化，但在她的内心里，对丈夫的忠诚却从未改变，对丈夫毫无条件地服从是她始终心甘情愿的。

    在孩子们眼里，艾米娜始终是位慈祥仁厚的母亲，她用爱心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包括丈夫与前妻所生的儿子亚辛。亚辛要娶玛丽娅时，为了避免伤害艾米娜，便搬到思宫街的住宅，他曾经对弟弟表示，自己最不愿伤害的人就是继母。当若干年后两人握手言和，亚辛激动地说：“这位女性是多么善良！谁对她不好，真主就不会宽恕他。”所有的子女都对艾米娜有着超乎寻常的依恋，尤其是凯马勒。当她被丈夫休弃回娘家后，孩子们仿佛一下子失去了生命的依靠，三个儿子当天就来看望她，并允诺一定尽早想办法让母亲回家。为了能让母亲早日回家团圆，孩子们没有少动脑筋。作为母亲，艾米娜对孩子们不仅慈爱有加，而且宽容大量，总是包容他们出于天性的一些小小的“过错”，并在丈夫面前替他们隐瞒遮掩。她爱每一个孩子，包括亚辛，她喜欢微笑着听子女们诉说心事，分担他们的喜悦与忧愁，为他们的幸福日夜祈祷。在艾米娜温顺的性格中，还潜藏着一份固执。法赫米牺牲后，似乎从无怨恨的她，变成了一个每听到“英国人”三个字便会咒骂的人，甚至听说亚辛欲迎娶曾与英国兵有染的玛丽娅时，她一改往日的心平气和，怒不可遏地冲着亚辛说：“你别叫我妈妈！我是你的母亲，可你不是我的儿子，也不是我儿子的哥哥！”致使亚辛不得不搬离宫间街的家，直到艾哈迈德去世，两人才取得和解。

    由于出生在一个宗教家庭中，艾米娜自小就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并以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中感到自豪。父亲是一位有名的伊斯兰学者，从他那里继承下来的文化知识更为她增添了信心，她不仅不认为“在她的宗教、历史、民族知识里还需要补充什么新的东西”，甚至“总是怀疑学校向孩子们传授的知识，对为什么要规定给孩子们讲授这一类知识感到困惑不解……”此外，从《宫间街》开篇她对于精灵的一大篇想象中，从她对于那些寓意深远的宣礼塔的神往中，获得外出自由后每天不厌其烦地去清真寺祈祷，以及她对幼年凯马勒的教育上（给他讲述一些宗教的传说和故事），我们都可以看出她对真主的忠诚、对宗教的虔诚。凯马勒择校时，当艾米娜听说他想学的知识与宗教关系密切时，不禁喜形于色，在她看来，与宗教相关的知识，是最高尚的学问。

    作家为我们塑造了这样一个可悲、可叹、可亲、可敬的妻子与母亲的形象。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艾米娜在夫权统治下被奴化、被扭曲的心灵，反映了她在时代的召唤下逐步摆脱封建体制的束缚，慢慢获取自由与解放的过程。她的性格形成固然有遗传因素，但更多的何尝不是这个社会、这个环境逼迫的呢？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深深感受到作家对埃及社会妇女的同情与关爱，以及对那种歧视压迫妇女的封建制度的有力抨击。

    也许有人不禁要问，艾米娜这样的人物真的存在吗？是完全虚构的，还是有原型的呢？作家就此回答说：“我所写的人物，都是从现实生活中选取的。每个人物都有原型，但是在小说中会有些出入，因为他要变成一个小说人物，我仅仅对他进行艺术加工。”经过艺术处理的小说人物，恐怕更具有典型性，难怪有人对艾米娜这样评论道：“对于这个人物在生活中的愚昧、漠然，作家予以了嘲讽，不过作家同时赋予了她应有的爱与尊严，因为在这个人物身上，兴许有作家母亲不少的影子。这个人物几乎是当时埃及妇女总体形象的真实记录。”

    第二代妇女的代表——海迪洁与阿漪莎

    如前文所述，艾米娜是封建夫权压迫下第一代埃及妇女的代表。她的两个女儿海迪洁与阿漪莎，由于婚后积极争取自由，境况已大有改观，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追求自由、要求解放的第二代女性。

    与母亲一样，海迪洁与阿漪莎从小被禁锢在闺阁中，没有机会上学。她们生长在父权至上的家庭环境中，接受的是母亲那套逆来顺受的封建教育，出于对父亲的畏惧，或者说慑于父权的威力，她们从不敢为自己抗争，包括内心极其向往与憧憬的美好爱情。在这样一个封建家庭中，姑娘们没有粉盒，没有描眉墨，也没有口红，更没有婚姻的自主权：“在这个家里，一切都盲目地服从着一个最高的意志——像宗教的统治一样具有无限控制力的意志。”有人来求婚，姑娘们还要接受求婚者严格的考试，以至于活泼胆大的海迪洁都忍不住感叹：“法院都比正在等着我的这个房间更加宽宏大量。”

    对姐妹俩的形象塑造，作家始终采用对比的手法：海迪洁相貌平平，壮实丰满，阿漪莎容颜秀丽，体态娇弱；海迪洁长于家事，手脚麻利，勤快能干，阿漪莎懒散安逸，好打扮，爱唱歌；海迪洁嘴上尖刻，不放过任何挖苦人的机会，阿漪莎乖巧宽厚，不擅言辞。虽然姐妹两人时有口角，但终究手足情深。妹妹出嫁时为姐姐尚未找到婆家而担心甚至自责，姐姐尽管心存妒忌，却也仔细地为妹妹缝制结婚礼服；轮到姐姐出嫁时，妹妹则为她精心化妆。因此说，姐妹二人各有各的可爱之处。

    颇有戏剧性的是，姐妹两人嫁给了兄弟俩，从此她们又在同一个屋檐下、在同样的环境下生活，因而她们的爱情、婚姻以及家庭生活始终处于对比之中。

    说她们出嫁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应该不是夸张。她们的婆家肖凯特家族，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那里的环境相比自己的娘家则要宽松得多，开放得多。先来说说妹妹阿漪莎。其实在阿漪莎的性格中，隐藏着某种叛逆性。婚前，她就无视教规，做礼拜“从来没有连续坚持过两天”，斋月里封斋也仅仅是“装装样子”而已。婚后，天性爱美的她可以毫无顾忌地穿上短袖裙子，还不顾宗教的禁忌，与丈夫一起吸烟饮酒，她不仅教漂亮的女儿努埃曼跳舞，而且鼓励她上学读书，可见她的思想已然超越了上一代人，跟上了时代的步伐。她喜欢出门拜访亲戚邻里，无视传统规定的束缚。总之，她在婆家做了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在她柔弱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向往自由的心。

    可惜好景不长，阿漪莎接连遭遇人生的重大打击，两个儿子和丈夫身染伤寒相继离世，其后，被她视为生命支柱的女儿也因心脏病难产而死，灾难一重接着一重，犹如雪上加霜，陷于无限悲痛的她就像一朵鲜花顿时枯萎，头发开始脱落，牙齿也被全部拔掉，“现在除了她的名字，其他都已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她失去了小家庭里所有的亲人，孤独，寂寞，绝望，无助，不再对生活抱有任何希望与幻想，只期待着与那些幽冥世界的亲人团聚。当然这一系列灾难的发生，都是有一定象征意义的，从总体上来说，阿漪莎的不幸代表了埃及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遭遇的坎坷与艰难。

    相比阿漪莎，婚后的海迪洁似乎要幸运得多，而且她的形象似乎更丰满也更厚实一些。在她的身上，既有保守的一面，又有进步的一面；既有尖酸刻薄的一面，又有宽厚仁爱的一面。她泼辣、能干，与母亲一样虔诚信教，恪守宗教教规，因而对妹妹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时常予以批评指责。在与婆婆发生矛盾时，由于妹妹未能与自己并肩“战斗”，她深感恼怒，便暗中向母亲告状诉苦。她为人有十分刻薄的一面，婚前就喜欢给别人起外号，出嫁后也没有改掉这个习惯；她还喜欢与亚辛斗嘴，喜欢说长道短，被妹妹称作“长舌妇”。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自己的家人海迪洁怀有深厚的感情，她是一个富有同情心与爱心的姐姐，在阿漪莎的丈夫不幸离世时，她主动劝说自己的丈夫放弃遗产继承权，以便给妹妹更好的生活。她十分维护娘家的利益，不容许婆家说娘家的不好，哪怕确有其事。出嫁前，她就是家中咖啡会议的灵魂，是家人们紧张压抑生活的调剂品，以至于她出嫁后，咖啡会议失去了灵魂，变得索然无味。

    在她的身上，体现了第二代女性要求独立的精神。自她嫁入肖凯特家，家里的一切必须由她安排，从用的家具，到吃的喝的，再到仆人，两个儿子甚至丈夫，都得听从她的指挥。更为大胆的是，她不断挑起婆媳间的战争烽火，闹独立，将一个家分成两个家，并单独起炉灶过日子。从她的身上，不难捕捉到埃及妇女思想与行动独立意识加强的痕迹，但从本质上来看，她仍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女性。当许多女子开始走出家门，走进学校时，她却认为“一个女人不需要读书、写字，因为她也不需要情书！”而且女人根本用不着出去工作，“只有那些长得丑的、粗手笨脚的、找不到人家的女人才去工作”。强烈的门第观念，令她不能接受工人阶级出身、代表全新思想的苏姗为儿媳妇，她也反对蒙伊姆娶亚辛的女儿，理由就是姑娘的母亲祖努白曾经沦为娼妓。因此，第二代妇女思想上的落后与局限性在她身上不无体现，也许海迪洁这个人物更能代表当时受到西方文化冲击、无论思想还是行为均在传统与现代中间游移的埃及妇女形象。

    对海迪洁与阿漪莎这两个人物的描写，再次印证了纳吉布·马哈福兹驾驭作品人物的高超技巧。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姐妹俩，无论是为人女，还是为人妻，都有着各自鲜明的性格特征。在待人接物方面，两人常常背道而驰，于是更加深了两人之间的对比。

    第三代妇女的代表——苏姗

    艾米娜和两个女儿所处的时代，妇女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当然也不能参加工作，因而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这恐怕是当时包括埃及在内的整个阿拉伯国家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到了小说中的第三代人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女子不仅走出了家门，走进了学校，还可以男女同校，更可以出双入对地逛公园，具有独立意识的女子，则走上了工作岗位。

    埃及《国家宪章》提倡：“女性一定要与男性平等，一定要打破束缚她们自由行动的剩余枷锁，以便她们能够深入而积极地参与创造生活。”“三部曲”中苏姗·哈马德这个女性人物便是这种自由解放精神的体现。

    苏姗无疑是作家刻画的一个新时代的新女性形象，虽然着墨不多，但是作家却给予了她特别的关注。因为在这个人物身上，体现了作家对艺术、对人生、对社会的诸多思考，也寄托了作家的希望与梦想。马哈福兹认为，20世纪阿拉伯妇女最重要的收获就是“获得了教育与工作的权利。她们适合所有工作，从最基层的到部长级的。她们已经赢得了知识的光芒，赢得了公共生活的参与权，赢得了经济的独立，不再是居于次席的附属品。阿拉伯妇女应该努力实现的目标是，改变那些无处不在、世代相传的关于女性的传统观念，要想根除这些观念，只有依靠女性勤勤恳恳的工作、出类拔萃的社会服务，以及自身具有的良好品行与正确观念。如果她们能成功做到这几点，那么诸如多妻制及离婚等问题，便会迎刃而解，更何况宗教并不鼓励多次结婚，也不主张随意离婚。女性的解放，四分之一靠法律，四分之三掌握在她们自己手中”。由此可见，作家为新时代的阿拉伯女性获得自由与解放指明了方向。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才有了小说中新女性的代表形象——苏姗。作家并未对她进行全方位的塑造，只着重表现她的现实思想与社会主义倾向的意识形态。她的思想意识可以说是超前的，是那些只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无法企及的，她不仅是爱哈麦德的生活伴侣，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伴侣，甚至可以说，是他的思想启蒙老师。她对社会、对政治、对资本主义制度具有非同一般的理解，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是一个“女性先锋”人物，她的出现，不仅代表了埃及妇女争取自身解放的方向，也代表了埃及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方向。

    苏姗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自己的新女性，她在《新人类》杂志社工作，实现了自身经济上的独立，她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实现经济上的独立，才能实现女性的自我独立与完全解放。结识爱哈麦德后，她用先进思想征服了他。不仅如此，她还精辟地指出作家和文学家的真正使命，懂得要用委婉的文学方式来针砭时弊，在她看来，“文学创作应该有具体目标，它的最终目标是发展社会，把人类引导到进步和解放的道路上去。人类永远处于不断的斗争中，一个真正的称职的作家应该站在这场斗争的前列”。不难看出，纳吉布·马哈福兹是在通过苏姗之口，表达了他自己对艺术、哲学、政治以及社会主义的先进思想，抒发了自己的胸臆，从而达到了创作就是要批判时政的目的，并且将人们引向自由与解放，引向和平与进步，可以说，作家本人就是现实生活中站在这场斗争前列的一位先锋。

    纵观全文，除了揭露那个时代埃及妇女的悲惨命运外，作家还在弘扬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弘扬一种为自由不懈奋斗的精神：厚厚的面纱与父亲的淫威并不能阻止阿漪莎对外部世界与美好爱情的向往，她勇敢地站在窗户后面，偷看自己的意中人；海迪洁在取得厨房独立后才感到获得了存在的价值，而置婆婆的暴怒与父亲的威胁于不顾。还有亚辛的第一任妻子泽娜白，大胆地与亚辛一起去剧院看戏不说，更颠覆了只有男人才能决定婚姻的传统惯例，为自己争得了离婚的主动权。琵琶女祖努白一心希望从良，竭力维护家庭的安定，并积极鼓励女儿上学受教育。在这些女性的身上，无不透露出她们希望早日打破封建枷锁、走向社会、走向自我独立的美好愿望。通过这些女性人物的塑造，作家似乎也在向世人呼吁，只有通过不断探索、不断奋斗，人类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与解放。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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