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保

    汉语作为越南的书面语言，一直沿用了很多个世纪。这对越南文学必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使中越两国文化在许多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越南民族文字——字喃产生前，越南的成文文学都是使用汉语，而越南语只局限在口语范围。字喃，这种由汉字演变而来的民族新文字，只有在15世纪初期胡季擎和18世纪光中皇帝时曾受到朝廷的重视，而他们执政的时间又很短。再说，字喃这种文字也不能真正满足那些企图使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相一致的愿望，因为要使用字喃的话，实际上必须懂得汉文。不过这种新形式的文字（字喃）无疑倒颇受士大夫阶层中一些人的欢迎。他们曾用字喃撰写了很多尚未摆脱中国文学影响的诗歌和韵文小说。后来汉字、字喃，这两种原为士大夫所特有的文字被所谓国语（即拉丁化越南语，完全是基于19世纪法国对越南进行军事侵略后才产生的）所代替。国语的出现还曾经激起过越南抗法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对。1865年，第一张用国语印刷出版的报纸——《嘉定报》，在越南出现，这是法国殖民者创办的杂志。同时，1919年，法国还制定了越南的教育制度，将原有的科举制废除了。

    我们认为应当重视中国文学对越南汉语文学、字喃文学的影响，尤其要重视对拉丁化越南语文学的影响，因为正是由于这种拉丁化越南语的出现才掀起了翻译中国小说的热潮。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法国用拉丁化越南语代替汉字的实质是要割断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联系。

    一、越南的汉语小说

    汉语在交趾支那（今越南）的使用可追溯到汉朝。到了唐代，许多越南士子被派遣到中原学习汉语，后来在那里做官，其中最有名的当为官至谏议大夫的姜公辅。公元939年，越南第一次宣告成为独立国家，但并没有改变汉字在越南的地位，正如儒学仍被视为正统思想一样，它亦仍然作为官方语言来使用。同时，佛教正是通过中文译本传入了越南。

    和中国同一时期的情况一样，越南散文的写作也和历史有一定的联系。最早的文献是皇帝的手谕、大臣的奏本、士大夫的策论。当时传奇故事尚未出现，直到13、14世纪才出现了新的文学样式，它们是受到中国六朝志怪和唐代传奇影响的传记性散文。其中最早的残本有1329年李济川的《粤甸幽灵集》，这是一部共有27篇用传记体写的故事集，另有一本同类书是1493年陈世法的《岭南摭怪》。

    这本搜集各式各样见闻的集子，已经处在传记和传奇故事的分水岭上。不过，只有在《传奇漫录》出现以后才算是真正进入文学史上的传奇故事时期。该书作者是阮屿，16世纪初出生于一个儒学家庭。他会试高中，曾一度任青全县知县，后因对政治动乱感到灰心失望，托故要照顾老母辞官归里。他模仿中国瞿佑（1347～1433）的《剪灯新话》进行创作。《剪灯新话》在中国流传颇广，第一部模仿作品是李昌祺撰写的《剪灯余话》，接着又出现不少模仿作品，1592年邵景詹的《觅灯因话》就是其中之一。毋庸置疑，“剪灯”这一类传奇小说在越南也是备受欢迎的。阮屿的模仿作品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说明“剪灯”早在16世纪初就已为人们所熟悉了。《传奇漫录》是最早的一部越南讽刺小说，它曾多次再版，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一部附有1783年写的序，并有字喃说明和多种注解。该书颇得学术界的好评，他们公认作者是他们时代知识分子阶层的代言人，表达了他们对社会动乱的不满，并预示16世纪的越南将有新兴的社会阶层崛起。书中让鬼狐幻化成文人学士来向统治者进谏，或通过它们化成的美女之口来攻击儒教的信条，这样，作者就可以提出意见而不冒任何风险了。此书的续篇叫做《传奇新谱》，系段氏点（1705～1748）所作。段是一位教师兼女作家。她还因把18世纪初邓陈琨写的汉文诗《征妇吟曲》译成字喃诗而闻名。

    有一些作者也模仿中国，撰写了以越南社会为背景的历史散文小说。《皇越春秋》是其中的一本，该书还用国语译出，1971年在西贡出版。他们还写了一些笔记散文。这种文体曾长期被人们忽视，直至最近才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二、喃传或用字喃写的韵文小说

    喃传很受读者的喜爱，直到20世纪初，它们仍以手抄本或木刻小册子形式流传于世。直到国语（拉丁化越南语）被广泛使用之后，这种抄本才逐渐消失。尽管这些附有译注和解释的国语版本，绝大多数至今还在流传，但要想找到它们的原作则是十分不易的，而且所有这些文学著作至今都还没有一个系统的目录。现存版本的大多数都是不早于19世纪下半叶的，或者甚至可以说，再也没有发现更早的版本了。此外，这些小说中的多数是无名氏所作，这更增加了对它们考订的困难。

    韵文小说进入黄金时代是在18、19世纪，这是比较清楚的，但它形成于何时却很难确定，在这个问题上，专家们也常有不同见解。这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韵文形式及其语言本身可能有助于确定作品产生的年代。诗人们汲取民间文学的精华，用一种六八体和双七六八体的新诗代替了韩律，因为韩律格律很严，它妨碍了表达生动活泼的思想感情和复杂内容，也不易为百姓所理解。新诗的格式则相当简单，易于和韵，诗行不受限制，诗人可以更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感情，表达丰富多彩的内容，并可任意敷衍长篇故事。18、19世纪的许多作品，于是就采用这种六八诗体写成，有些诗竟长达几千行。

    尽管这种六八体诗形式逐渐从中国诗体的模式中解脱出来，但中国文学与越南这种新文学形式仍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喃传的内容多数是取自于中国文化宝库，有的是取自于中国编年史中的轶事。如《苏公奉使传》就是以汉朝苏武出使匈奴被软禁19年的故事为依据的，《王嫱传》则是以汉朝王昭君许配给匈奴王的故事为蓝本的，又如袁氏的故事是根据中国唐朝传奇的内容改写的，故事叙述化为美女的白猿使书生孙恪坠入情网的故事，也可能是从元明杂剧中采撷改编而成的，如潘生与翘莲的爱情故事就是取自明代作家高濂的《玉簪记》。总之，这些韵文小说是可直接取材于明清故事或小说的。对这些专著所进行的多方研究，使我们有条件说明大部分越南作品都不免和中国作品有关，或有些作者受到了中国某作品的启迪等等。例如，大家所熟知的越南古典文学名著《金云翘传》，就是阮攸（1765～1820）——阮朝的勤政殿学士，1813～1814年间曾奉命出使中国，在出使期间，受到了一位笔名为青心才人编撰的二十八回散文体小说《金云翘传》的启迪而写成的。这部汉文小说的出版年月至今还不详，但我们知道在1754年它已经传入日本，并受到读者的欢迎。它可能产生于17世纪末或18世纪初。阮攸改写此作的确切年代也还不能确定。不过，多数人认为阮攸是在出使中国回来以后完成这部巨著的。中国《金云翘传》何时传入越南，也尚待查考，但大家也都认为在阮攸改写本问世之前，已有些越南人读过中国的《金云翘传》。

    总的说来，有关中国小说流入越南情况的资料并不多。可以设想是由中国移民带进去一些，也可能是由书商传入的。郑氏封建集团（今越南北方）在1734年曾下令地方要出版更多的书籍，并禁止从中国输入书籍。这一措施说明在两国间曾存在过一定数量的书籍贸易。而且，在19世纪后期的40年中，大量字喃作品是在广东，特别是在佛山县印制的。许多书的扉页上，还注有中国出版者的姓名和出版地点，同时也印有西贡发行者的名字。

    近来，对韵文小说的研究，根据其韵律形式看，似乎可以证实喃传产生年代是很早的。如描写王昭君悲剧的《王嫱传》，有些人认为产生于15世纪或16世纪，它并未受到某一本小说的直接影响。据考证，这部越南无名氏的作品是受到两方面的影响。4世纪《西京杂记》的部分故事情节，尤其是元代马致远所写的杂剧《汉宫秋》。同样，有人认为产生于16世纪或17世纪的叙述苏武在匈奴被囚禁生活的《苏公奉使传》，则似乎完全受《汉书》中《苏武传》的影响。《林泉奇遇传》（又名《白猿孙恪传》）是150首七言律诗，大约也产生于16世纪或17世纪，很可能是受唐代传奇故事《孙恪传》的直接影响而写成的最早的一本传记。《孙恪传》今见于宋辑《太平广记》，越南的改编本保留了原作的轮廓，只是对个别地名、人名作了些更改。特别是它使白猿变成美女袁氏，因思念孙恪而神思恍惚，最后毫不迟疑地再次下凡与丈夫、子女团聚。这本小说成为后来出现的抒情韵文小说的先导。越南知识分子阶层对中国才子佳人类的作品有浓厚的兴趣，而越南作者又擅长于感情的描绘，特别重在以结构、修辞和艺术技巧的安排来表现个人的才华。因此，他们对借用别人著作的内容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安，只不过对他们说来是方便的。事实上，这种想法也是一些中国作者所具有的。他们的许多作品就常选取共同的题材。况且，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越南作家也在追寻文以载道的目的。

    对这些小说进行一番仔细的考察是必要的。我们要列举的几部作品中的第一部就是《花笺传》，它的作者阮辉似（1743～1790），出身于簪缨世家，中过会试。这本韵文小说取材于一部用广东格调创作的中国无名氏作品《花笺记》，目前所知这部作品的最早版本附有1713年写的前言，其内容是叙述美貌女子杨瑶仙与文武双全的英俊青年梁芳洲的爱情故事。越南的《花笺传》是一部共有1800行的六八体长诗，基本上保存了原作的面貌。其次为《女秀才传》，这部无名氏的作品，基本上保持了凌濛初（1580～1644）所著《二刻拍案惊奇》中的《女秀才移花接木》的情节，内容描述一个少女用箭来卜定她应从两个学友中选哪一个做她的丈夫。最后一个例子是《玉娇梨新传》，它的作者李文馥（1785～1849）是一位高级官吏，并且是一位既能用汉语又能用字喃写作的华裔越南作家。其《玉娇梨新传》即取自才子佳人类名著《玉娇梨》的内容。

    儒家思想对越南作家的深刻影响，使他们无法对历史小说，甚至对颇受广大市民群众欣赏的志怪小说产生兴趣。至今没有发现几本这类小说的改编本，而且这些改编本的语言也往往不够规范，致使有人认为它不是出自士大夫之手，而是由一般平民所著。事实上如流传极广的《西游记》和《观音出身南游记》的改写本情况就是如此。它们都是无名氏所作。根据写作的风格看，《西游记》的改写本约成书于18世纪，它虽仅保留了原著的某些情节，却沿袭了原著的叙述风格。后者的改写本有好几个书名，其中的《佛婆观音传》，即为了适应越南读者的口味，偏离了原作，特别还改动了地名，并把观音改成了一位越南女神。另外，至少还有一部历史小说的改写本，如阮乔（对其生平所知甚少）的《军中对歌》源于《隋唐演义》。事实上，我们不能说越南文人不欣赏中国历史小说。这类小说传入越南后，曾使一些人在17、18世纪时，用字喃写出了一些模仿作品，考察一下它们模仿的范围，也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无论如何，在结束这段简短的叙述时，我们不能下结论说，凡是用字喃写的小说都是取材于中国，因事实上也还有一些小说，大部分是民间小说，并不取材于中国文化宝库。

    三、译成拉丁化越南语的中国小说

    为了能够充分评价在越南国语（拉丁化越南语）被普遍推广使用以后出现的译介中国小说的热潮，笔者列出了以小册子形式出版的小说译本的览目表（附后），并参照了考第埃尔和布德（Boudet）出版的书目及拉蒻太太（Mme.Ragueau）所制作的微型胶片书目。该书目列出了从1922年制定版权法以来，直到1954年的所有被保存在法国国立图书馆内的国语（拉丁化越南语）书刊。这份资料后来又加了个续集，它把该图书馆1922年前的藏书都包括了进去，这样这个书目几乎就是完整的了。尔后，在苏尔梦女士的协助下，笔者又有机会间接地看到了法国远东研究院图书馆的一份卡片目录，里面载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版的刊物，同时也看到了法国东方学院的卡片目录。这个罗列了316部翻译作品（再版书不计算在内）的书目表只包括那些已找到原著的译本。毋庸置疑，这个数字比实际拥有的要少。然而笔者认为它对自1905年左右开始并延续到日本入侵时为止的这个翻译热潮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出版活动的中断。不过这个书目表尚未能将二次世界大战前已翻译出版的和再版的以及新译的书全部包括进去。

    要了解这一个翻译热潮的萌生和成长的过程，必须记住拉丁化越南语曾使潜在读者的数量猛增，这种新文字曾很快得到了越南人自己的组织，如东京义塾（东京指今日的河内，义塾指私立学校）的赞同和鼓励。同时，也还应注意到当时用拉丁化越南语写的作品尚为数不多，在这过渡时期，主要靠法国人出版的一些刊物。许多从法文和汉文译过来的作品都是首先在报刊上发表。这就意味着，当时报刊成了越南新文学的论坛，而记者却承担了翻译者的角色。与此同时，现代印刷事业的发展，也对出版事业起了促进的作用。为了鼓励读者，出版者还分章回以单行本形式发表这些小说和翻译作品，它们往往很快就被抢购一空。翻译小说的印数，仅按书上所记载的数字就达到1000～2000册，这说明了为什么常常需要重印，甚至还需要新的译本。古汉学家和新闻记者潘继柄（1875～1921）曾明确地表示过他为什么感到有必要尽量多译介一些作品给越南读者。他本人就是《三国演义》（附书目第177号）的最早译者之一。他在这部译作的序言里，写道：

    我们安南人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学习国语了，这是多么可喜的事啊！过去，我国的男子要经过多年的辛勤努力，耗费父母大量的钱粮，才能达到手捧书卷、高吟低诵的地步，其实也未必能够心领神会。可是现在，不仅男子，就连妇女，甚至年轻的姑娘和天真的儿童也都能捧起书来读了，而且读一字懂一字，念一句就能体会其中的意味，可以说是心领神会了。……但遗憾的是，文字是易学了，人人都懂了，可是到哪儿去找书来读呢？读完了《宫怨吟曲》，又读《翘传》，全部加起来也不过几十种，读得快的人三天就读完了。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才决定出版这套丛书，名之为《喃译外书》，每周出版一本。……

    起初用国语写的故事通常是字喃作品的改写本，它大约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就中国小说而言，似乎本世纪初才开始出现第一部翻译作品。我们所发现的唯一一本是1905年（附书目第299号）的作品，它出自我们并不十分了解的冯皇枪之手。后来，我们又发现了9名翻译家，其中值得人们注意的有：交趾支那新安学校汉语教师陈丰穑和1900年由南越创办的《农古抿谈报》（译音）主编阮政瑟（1869～？）。几年间，就出现了流传很广的历史小说的大量译本。《三国志演义》在河内（潘继柄译）和在西贡（阮廉锋、阮安居合译）几乎同时被译出。这一事实就可以说明当时该书流传的实际情况了。确实，越南和中国一样，人们非常崇拜小说中的主人公之一关羽。许多地方建有关帝庙，很多家庭供奉关羽的画像。这部小说无论是场面或人物形象都给越南人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越南人民对小说的人物是如此熟悉，甚至在日常生活中竟把他们的名字当做形容词来用了。最近，越南学者邓台梅先生曾有一段自述，是关于他童年时读《三国》所留下的深刻记忆：

    我的祖父曾对我的叔父们说，‘金圣叹好评小说，人多薄之。’可是我发现大人们仍喜欢看小说，所以我也看起小说来。开始，我顺手抓到《三国》，真太好了，我完全被它迷住了！……记得有一次，夜已深了，我还在读，祖母醒过来把书抽走，逼我上床才算罢休……我还记得，第一次我读到关云长死去的时候，我痛哭起来，只得把书搁置几天。可是再拿起来读时，读到那段又哭起来，只好再停下。这样反复了一个月的时间，我的痛苦逐渐减轻了，才又继续读下去。可是读到张飞死去的段落，我又哭了，又只好停下来。……结果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把这部书读完。

    不仅是《三国》，其他历史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也都备受各界欢迎。细查20世纪初，出版这些翻译作品的出版者清单，可以发现出版者首先是法国殖民政府的官员，其次是商人。前者包括印度支那研究会职员阮友生、政府办公厅秘书黄克顺和杜文华。商人中包括美荻的黄智富、新安的珠宝商阮成纪及西贡的自行车修理商和国语书刊经售人丁泰山（又名发算）。起初，北方和南方的印刷厂都掌握在法国人手里。

    伴随着1920～1930年城市人口的增长，当地印刷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925年前后又出现了新的文学样式“武侠小说”。这种武侠小说的主要译者之一是笔名为华人的李玉兴。这个笔名意味着译者是有中国血统的。在1927～1941年间，他至少翻译了16部武侠小说（附书目第62、103、124、129、149、155、156、159、173、258、263、266、278、280、300、312号）。很明显，在越南人迷恋武侠小说的时候，中国大城市的人也同样喜欢读这类小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对抒情小说需求量仍然很大，对20世纪在上海开始流行的以徐枕亚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也很需要。徐枕亚的作品至少有三部已被译成越南文（第277、291、294号）。这个时期的译者有阮杜牧（1866～约1948），他是《中北新闻》（1913年创刊）的新闻记者，在1922～1935年期间他翻译了不少各种体裁的作品（附书目第1、10、26、46、52、157、199、206、270、302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实际情况判断，抒情小说开始让位给经久不衰的历史小说和武侠小说。我们可以找到阮安姜（第63号）和阮政瑟（第298号）的某些较早期作品的重印本：但总起来说都是新的译作，或至少是旧译经过修改加上新译者名字的。只要对各种译本，如果有的话，做一番比较研究，就可以看出这些作品之间的关系。例如业已发现的最早的译本，根据考第埃尔的书目，足田冯皇苍和阮政瑟合作译成的宋代将军岳飞的故事（附书目第299号）。1928年又出现了阮政瑟译的新版本，他自称是一人独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参照1905年的译本。

    从这里可以看出，尽管语言和文字发生了变化，但越南文学始终和中国文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首先中国俗文学是越南汉语文学和字喃文学创作灵感的源泉。在国语（拉丁化越南语）广泛传播使用后，中国俗文学也还被视为翻译文学遗产中珍贵的一部分。如此大量的中国作品被译成越南文，和法国译作一样，对越南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很明显，对作品的各种不同译本的语言按时代先后进行研究是很值得的。《三国》和《三下南唐》即为这种研究提供了第一流的材料。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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