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

    内容提要：儒学、佛教和道教相继传入越南，并成为越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种外来思想或宗教要想在当地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在诸多的因素中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抑或得到当地统治者的支持与倡导，自上而下地进行全面推广；抑或与当地文化有相似之处，易于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只有这样，外来思想或宗教才能为当地人所接受，才能融入当地文化。对于越南来说，儒释道均为外来思想和宗教。儒释道在越南的传播与发展恰恰印证了上述这一点，并因此而各具特点。依靠统治者的倡导与推行是儒学在越南传播中的一个主要特点；借助当地的原始宗教与民间信仰是道教在越南传播中的一个主要特点；既得到统治者的倡导又借助当地的原始宗教与民间信仰是佛教在越南传播中的一个主要特点；而“三教合一”的倾向则是儒释道在越南传播中的一个共同特点。

    关键词：儒释道越南传播特点

    越南学者陶维英在其《越南文化史纲》一书中写道：“综观我国思想学术史就会发现从古至今只盛行三种学派，即孔学、佛学和老学。”这里所谓的孔学、佛学和老学也就是指越南的儒学、佛教和道教。

    儒学、佛教和道教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本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学派，但其思想后来成为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因而儒学几乎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名词。佛教虽然是外来宗教，但其在传播过程中，吸收了儒学、道教等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变成了一种中国化的宗教，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也包括佛教文化。道教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同样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学、佛教和道教都相继传入了越南，并成为越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种外来思想或宗教要想在当地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在诸多的因素中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抑或得到当地统治者的支持与倡导，自上而下地进行全面推广；抑或与当地文化有相似之处，易于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只有这样，外来思想或宗教才能为当地人所接受，才能融入当地文化。对于越南来说，儒释道均为外来思想和宗教。儒释道在越南的传播与发展恰恰印证了上述这一点，并因此而各具特点。

    儒释道当中传入越南最早的当数儒学。这一点我们不仅可以从中国古籍的记载中得到明确的答案，也可以从儒学、道教产生的时间以及佛教开始向亚洲各地传播的时间上推断出来。在道教产生和佛教开始在亚洲各地传播之时，儒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而当时中国文化也早已开始影响到今天越南的北部和中北部地区。有关儒学传入越南的具体时间，无外乎有这样几种观点：赵佗建立南越国时期，即公元前207年至公元前111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公元初年锡光、任延任交趾、九真太守之时；公元前111年至公元初年的这段时期内；等等。之所以在儒学传入越南的时间上有较大的差异，主要是因为中国儒学在越南的传播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而这也正凸显出儒学在越南传播的特点。

    笔者赞同梁志明教授《论越南儒教的源流、特征和影响》一文中的观点，即儒学在越南的传播“首先是依靠国家政权的倡导以及地方官吏的推行，其次是南迁的中原士大夫们的弘扬和中原移民与当地居民的密切交往。此外，作为汉文化的载体汉字与儒学同时输入越南，更推动了儒教在越南的传播。”而笔者要强调的是，在这诸多的因素当中，“国家政权的倡导”和“地方官吏的推行”对儒学在越南的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儒学在开始传入越南之时，越南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首先，当地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其田从潮水上下”，且“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其次，当时尚未产生阶级，“王同耕作，父子同沐于川，不分界限，不分辈次”，“人如禽兽，长幼无别”。此外，人们“无嫁娶礼法，……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而且“言语各异，重译乃通”。由此可见，当时越南的社会状况不仅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相去甚远，甚至与儒学产生时中国的社会状况都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已经把原始社会中的亲亲关系、原始巫术信仰中的祭祀活动升华到“仁”与“礼”的层面的儒学，在开始传入越南时很难找到与当地固有文化相适应的一个切入点，而较为自然地与当地文化相融合，为当地人，特别是当地下层民众所接受。然而，儒学最终为越南人所接受，儒家思想最终成为越南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文化成为越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首先应该归功于国家政权的积极倡导和地方官吏的大力推行。

    纵观越南整个北属时期，无论是赵佗“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人”，“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还是汉武帝平定南越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后，以儒学为中心的汉文化开始广被其地；无论是从两汉之交，以交趾、九真太守锡光、任延为代表的循吏积极推广汉文化，使“岭南华风”渐盛，还是东汉马援平定二征起义后，在交趾实行了一系列申明汉制、汉律的改革；无论是三国时交趾太守士燮守境安民，礼贤下士，使交趾成为“通诗书，习礼乐”的“文献之邦”，还是唐朝科举制传入安南，当地人才与中州并举；等等，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无不彰显出国家政权的作用。实际上，这一点不难理解。中国封建王朝开始对交趾、九真地区实行统治管辖、经略开发之时，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汉文化自然而然地被带到这一地区。但以当时这一地区所处的社会状况而言，要想在自然演进下使当地人接受儒家文化，恐怕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时间。因此，这当中统治者的积极倡导和地方官吏的努力推行就显得至关重要，必不可少。也正是在先进汉文化的影响下，使这一地区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这不仅为儒学更加全面、深入地融入当地社会创造了条件，也为越南自主封建国家建立后最终选择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奠定了基础。

    越南自主封建国家建立后，儒学在越南经历了一个从遭受忽视到受到重视，再到取得独尊的过程。越南封建社会建立初期的丁朝（968～980）和前黎朝（980～1009），统治者政权未稳，需要利用宗教来帮助维护其刚刚确立的统治秩序，因此实行崇佛的政策，朝臣中多为僧人，儒学在越南的发展受到短暂的抑制。越南封建社会发展到李朝（1010～1225）和陈朝（1225～1400），统治者虽然仍然崇尚佛教，但随着封建统治机构的逐渐健全、封建统治秩序的不断完善，他们越来越认识到儒学“尤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这种伦理关系运用到政治实践之中，成为其指导性的原则”的特征非常符合越南封建统治者维护、稳定其统治政权的需要。他们开始重视儒学。1070年，李圣宗在升龙（今越南河内）首建文庙，内塑孔子、周公和四配（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像，画七十二贤像，四时享祀。1075年，李仁宗“诏选明经博学及试儒学三场”，这是越南自主封建国家建立后第一次开科取士。1076年设立国子监，1086年又成立了翰林院，1126年在京城举行庆贺《诗》《书》《礼》《易》《春秋》的仪式。1253年，陈朝设立国学院，“诏天下儒士入国学院，讲四书五经。”陈朝的科举制度也日益完善，基本上以儒家经义作为考试内容。因此，越南官僚队伍中儒生逐渐占有主导地位，逐渐掌握朝纲，儒学的地位在越南也日益得到提高。短暂的胡朝（1400～1407）则明确实行“限佛尊儒”的政策，开越南封建统治者力图完全按照儒家思想治理朝政之先河。越南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黎朝（1428～1788）和衰落时期的阮朝前期（1802～1858），统治者更是出于统治的需要，均大力地提倡儒学，越南儒学也因此而处于独尊地位，进入鼎盛时期。无论是黎圣宗颁布的《二十四训条》、黎玄宗申明的教化四十七条，还是阮朝明命帝颁布的《十条训谕》，都从国家、政府、法律的层面上把儒家的伦理观念、道德规范申明、固定下来，并向全国推行，自上而下地推广到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不仅使儒学逐渐根植于越南社会，而且成为越南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另外，黎、阮时期的科举制度趋于完善，更加制度化、规范化，无论开科次数，还是取士人数都远远超过前朝，使越南儒士阶层的人数迅速增加。黎朝、阮朝的教育体系也更加完备，不仅有国学，还有府学、州学、县学，而且无论官学还是私学，均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为了大力宣传儒家思想，黎朝、阮朝统治者还大量印刷、翻刻儒家经典。如黎圣宗“每年颁书于各府，如四书、五经……学官据此讲学，科举据此选人”。阮朝统治者则更是奉儒家思想为正统，视西方天主教为异端邪教而加以禁止。可见，不同时期越南封建统治者对儒学的不同态度对儒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随着越南封建制度的衰落，为越南封建统治者所大力倡导，作为维护越南封建统治的儒家思想也注定随之走向衰落。

    综上所述，儒释道中儒学虽然传入越南的时间最早，但并非一经传入就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而是随着越南封建社会的形成、发展，越南封建制度的确立、完善而逐渐传播、发展，并最终融入越南社会，成为越南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虽然促进儒学在越南传播、发展的因素很多，但在每一段传播与发展时期，统治者的积极倡导与大力推行可以说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从儒学在越南的传播过程中，不难看出带有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的色彩。依靠统治者的倡导与推行是儒学在越南传播中的一个主要特点。

    道教传入越南的时间在公元2世纪末3世纪初。其主要依据是牟子《理惑论》序中的一段记载。牟子是东汉苍梧（今广西梧州）人，2世纪末曾与母亲避乱于交州。牟子《理惑论》序云：“是时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时人多有学者。牟子常以五经难之，道家术士莫敢对焉。”这充分说明当时已有许多道家术士在交州进行活动，黄老阴阳之术的道教思想在当地也颇为流行。

    道教的传入，一方面是通过当时避难于交州的中国人以及一些政府官吏的传播，另一方面是得助于当地的原始宗教信仰。而后者对道教在越南的传播尤为重要。在儒释道传入越南之前，当地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安南志原》卷二载：“交趾旧俗，信尚鬼神，淫祠最多。人有灾患，跳巫走觋，无所不至。信其所说，并皆允从。”而道教中的某些信仰，特别是符箓派道教中，由古代巫术演化而来的鬼神崇拜、画符念咒、驱鬼降妖、祈福禳灾等，与当地人的原始信仰有相似之处，故能一拍即合。越南学者陈文饶在其《十九世纪至八月革命前越南思想的发展》一书中写道：“对越南影响最强烈、最持久的两种中国宗教是道教和儒教。对于从前我国多数人来说，不是儒教，而正是道教，其影响最早最深。”他认为，这是因为首先传入越南的中国道教是符箓派道教，与当地的原始宗教信仰有相似之处，老百姓不学即会，而儒学开始传入时则没有这种社会基础。所以，道教自传入越南后，“与越南人固有的信仰（巫术、方术）相适应，吸收了某些原始公社时期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因此它发展非常迅速，并与人民的一些习俗相融合”。尤其在越南民间、越南下层广大民众中得到广泛流传。中国道教所信奉的一些俗神：城隍、关公、土地、灶君等，至今在越南百姓中仍受到普遍的供奉，道教的阴阳卜筮之术、堪舆风水之说更是深得越南人的信仰。

    越南封建统治者对于道教的态度虽然经历了一个从支持到排斥的过程，但基本比较平和，既没有大力弘扬，也没有完全禁止。越南自主封建国家建立初期，道教同样被用来维护其封建统治秩序，道士位列朝班。儒学占主导地位后，道教受到排斥。但不论是在优礼道士的丁、前黎、李、陈时期，还是在排斥道教的黎、阮时期，越南封建统治者对道教的醮仪方术都十分崇信，请道士设醮祈福禳灾之事在越南史书中多有记载。

    由此可见，与儒学相反，道教虽然传入越南的时间晚于儒学，但一经传入就得到颇为迅速而广泛的传播。虽然道教在越南从未得到过统治者的鼎力支持与倡导，但道教在越南民间的影响并不亚于儒学与佛教。正是由于道教中的某些信仰与当地的原始信仰的相似之处，道教易于被当地人所接受，并与当地文化相融合，成为本地文化的一部分。借助当地的原始宗教与民间信仰，与当地的原始宗教与民间信仰相适应、相融合，是道教在越南传播中的一个主要特点。

    众所周知，佛教在印度盛行后，从南亚次大陆向东亚和东南亚的传播沿着两条路线：陆路，北传经中亚进入中国，然后再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海路，南传至斯里兰卡，然后再传播到中南半岛和印度尼西亚诸国。而越南所处的地理位置正是上述两条传播路线的交汇处。越南著名学者陈文玾认为“佛教的传入越南，实有两途：一由中国，一由印度洋”。即北传的佛教传到中国后再继续南下传至越南（时称交州），而南传的佛教也传到越南，甚至经过越南继续北上到达中国。陈文玾通过对越南陈朝僧人撰写的《禅苑集英》中所记述的四位早期在越南弘传佛教的人物：牟博（牟子）、康僧会、支疆梁和摩罗耆域的考证，认为“佛教输入安南应在二三世纪，一方面是由于189年汉灵帝死后，至交趾避难的中国人所传播，而另一方面，由于康居、月氏、天竺求法僧的传播”。因此，佛教传入越南的时间应与道教传入越南的时间大致相同。越南早期佛教既受小乘佛教的影响，也受大乘佛教的影响。而后来盛行于越南的佛教则是大乘佛教，特别是中国的禅宗。中国禅宗最早传入越南的时间为公元6世纪末。越南学者陈文玾把越南古代佛教分为四个时代：3世纪初至6世纪末是越南佛教的萌芽时代；6世纪末以后是禅宗传入的时代；9世纪时是纯粹禅宗的时代；11世纪左右是越南禅宗的时代。可见，中国禅宗传入越南后，即得到广泛而迅速的传播，并一直为越南人所信奉。正因为如此，越南佛教有别于东南亚中南半岛的其他国家，属于北传大乘佛教系统。

    越南人自古崇尚巫觋，道教的传入更加深了这种崇信。因此，佛教要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就不能与当地的信仰习俗相对抗。佛教在越南早期传播时往往借助一些道教的内容。正如越南史学家陈国旺、何文晋在《越南封建制度史》（第1集）中所谈：“由于生产力低下，技术不发达，封建社会时期的人仍然受大自然的制御，所以方术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信仰。道教与方术结合，或者正确地说，道教是有系统的方术，所以它在群众中已经具有很广泛的影响。……因此，佛教想在人民中具有威力，不能不带有道教的色彩。”陈文饶也认为：“佛教本身也必须得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道化’内容，和尚得经常使用道士用以治病、驱邪的方术等，这样佛教才能在素有巫术信仰的人民中站住脚。”《禅苑集英》记载了摩柯禅师去爱州弘法，当地百姓让他先治好一个麻风病人，然后才从其教的故事。这反映出“佛教要想在人民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必须得能代替一些百姓中旧有的‘天神’，必须得能做一些诸如符咒治病、求嗣、投胎、求雨等带有方术性质的事情。”可见，佛教在越南的传播也需要借助当地的原始宗教信仰。

    越南封建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则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从优崇到排斥的转变过程。丁、前黎、李、陈时期，佛教得到了越南封建统治者的极大优崇和提倡，特别是李、陈时期。李朝的国王李圣宗、李英宗、李高宗分别为越南“草堂禅派”的第一、三、五代弟子；陈朝的国王陈太宗是“安子禅派”第二代传人道圆禅师的弟子，陈仁宗禅位后出家，成为“安子禅派”的第六代传人，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越南“竹林禅派”。正是由于统治者的倡导和推崇，这一时期，越南佛教几乎被尊崇为国教，一度凌驾于儒、道之上。李朝甚至出现“百姓大半为僧，国内到处皆寺”的现象。“竹林禅派”不仅在陈朝时得到迅速的发展，而且一直到若干世纪以后，仍然是越南佛教的主要流派。

    越南佛教走向衰落，则与黎、阮时期的统治者奉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实行抑制佛道的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实际上早从陈朝后期（14世纪末），儒学已经开始在越南逐渐兴起，儒士们对统治者优崇佛老一事就多有抨击。到黎、阮时期，统治者更需要的是一种可以合理解释并维护稳定其封建统治的思想理论，而不是宗教。因此独尊儒学，对佛教、道教则采取了一系列抑制的政策，如考试僧道，不中者勒令还俗；严禁擅造寺观、佛像；僧道不得与内宫后庭交往等，佛教也因此被排除于国家政治生活之外。失去了统治者的支持与倡导，越南佛教开始逐渐走向衰落。从某种程度上说，越南封建统治者对待佛教的态度对越南佛教的兴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佛教在越南的传播曾得到统治者的鼎力支持，使其在儒释道中一度占有优势。失去统治者的支持，越南佛教走向衰落，但其影响仍然很大，至今佛教仍然是越南最大的宗教。这恐怕要归功于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努力与当地原始宗教和民间信仰相适应、相融合的一面。既得到统治者的倡导又借助当地的原始宗教和民间信仰，是佛教在越南传播中的一个主要特点。

    还有一点必须要提及的是，儒释道在越南的传播还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三教合一”的倾向。这一方面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源于越南人在宗教信仰上所具有的特性。

    牟子《理惑论》序中关于牟子避乱于交州，“既修经传诸子”，亦“读神仙不死之书”，最终“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的记载不仅是佛教、道教传入越南的佐证，同时也是当时的交州思想界正值儒释道各家争鸣的时代的佐证。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其后禅宗、理学在越南的盛行就更加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实际上，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释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其中对越南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中国禅宗、理学本身就是儒释道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产物。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三教合一”的思想必定对越南社会与越南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

    越南人信奉宗教多属于感性范畴。对于大多数越南人来说，当生活中遇到困难、挫折，对现实生活失去信心时，往往就到宗教中去寻求精神寄托、寻求解脱、寻求希望。许多宗教信徒对其所信奉的宗教的教义、教理知之甚少，甚至加入信徒的行列也只是由于从众心理或者是由于受到某种动员、宣传。因此，越南人在接受各种宗教时具有较强的包容性。也正是越南人在宗教信仰上的“实用主义”特性，使其可以同时接受不同的宗教，并糅合在一起。

    历史上，越南封建统治者对待儒释道一般采取“并举”的政策，即使是优崇佛教的李、陈时期或是独尊儒教的黎、阮时期，对儒学、道教或佛教、道教虽然有所抑制，但并非绝对的摒弃或禁止。从丁朝“初定文武僧道阶品”到李、陈统治者“试三教子弟”，以及黎、阮统治者独尊儒学的同时对佛道祈福禳灾的崇信，可以说为儒释道在越南的共同传播与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在越南，许多僧人是佛道兼修。曾助李太祖登基的名僧万行即赅贯三学。李仁宗《僧万行》诗云：“万行融三际，真符古谶诗。”三际即指儒释道三教。另据《安南志原》卷三载：“道行禅师，石室县僧。尝遍历丛林，访求知识，道录既熟，法力有加，能使山禽野兽群来驯扰，无不灵应。”又《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三载，李仁宗会祥大庆七年（1116年），“僧徐道行尸解于石室山寺”。正因为徐道行佛道兼修，又传说他重新投胎而为李仁宗的弟弟，后继位为李神宗，因此在河内城外慈廉县的昭禅寺里，供有徐道行分别为道、为佛、为王的三座塑像。创立了越南佛教“竹林禅派”的越南陈朝第三代国王陈仁宗出家后号竹林大士。《石渠宝笈续编》在介绍《竹林大士出世图》时载：“大士……学通三教而深于释典……时有中国道士林时雨，亦相从大士往来诸方。”

    另外，在越南“很少有寺院完全只有佛像，很少有道观完全只有神像。常常是在一个屋檐下既有佛教供桌，又有道教神台，两个神殿相邻；不同时期，佛和神的座次不定，像是兄弟。有些地方，在正殿中间摆放佛像，老子、孔子像分立两旁。”越南儒释道三教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由此可见一斑。

    “三教合一”的思想在诸如朱文安、阮廌、阮秉谦、黎贵惇等奉儒家正统思想的越南封建士大夫、儒士文人的诗文中也多有体现。他们或因自身的遭遇而感到世态炎凉，或因社会的动乱而对现实不满，发出一些世事无常、人生如梦的感叹，产生置身于世外的隐遁思想，到佛老中去寻求精神安慰。而这种思想在18世纪的越南思想界更具有代表性。如黎朝末年（18世纪）郑橞所著的《三教一源说》就用“谁言三教有别，释迦、老子、儒同宗”来结束全文，提出了三教同源的主张。

    可以说，与中国相同，越南人的思想是由儒释道三教共同来维持的。所不同的是，中国三教的并存和相融，始终是以儒学为主体的，而越南三教的并存与融合中，佛教曾一度占有优势。

    纵观儒释道在越南的传播，三者既各具特点，又有共同之处，而佛教则兼有儒学和道教之特点。

    较之儒学，佛教和道教虽然传入越南的时间要晚，但由于宗教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的信仰，容易被人接受，特别是被广大的下层民众所接受，加之佛教和道教在传播过程中所具有的相同特点，使它们很快就能被越南人所接受，并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而儒学在越南虽然被称为儒教，但它毕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宗教。儒学传入越南的时间虽然远远早于佛教和道教，但由于它缺乏与当地原始宗教信仰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契机，所以就其传播的速度来看，较之佛教和道教要相对缓慢。

    另外，正由于儒学和佛教在传播过程中所具有的相同特点，它们能在越南历史上的一段时期内分居儒释道之首，甚至是独尊的地位。而道教则自始至终都没有享受到这种“礼遇”。

    儒释道相继传入越南后，由于各自在传播中的特点，其发展的程度、对越南社会的影响亦有所不同。但在传播过程中三者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并成为越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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