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鸡

    春天我出差在外给家里打电话，妻子告诉我，女儿养了三只小鸡。鸡蛋拿回来时，天气还比较冷，她们一夜起来给鸡蛋换了五次热水袋。后来小鸡快出世时，她们心情太迫切，“剥壳助出”，结果有三只小鸡活下来，其余的几只死了，这成活率我觉着也是不低的了。

    小鸡成活一个多星期后，因为出生的早迟和先天的原因，有了大小及活泼迟缓之分。女儿便分别给它们起了小不点、小调皮之类的名字。老师说：小朋友接触一些小动物有好处，可以培养她们的爱心，可以了解小动物的习性，可以增长有关的知识。它们还能给小朋友带来乐趣。

    我出差回来看到了它们。它们三个好朋友，毛色、个头都不太一样，但叽叽地抢食吃的稚态和挤在一起睡觉的憨态，都让人觉得十分可爱。我们经常围在养它们的纸箱外边，兴致勃勃地观看它们。妻子几次告诉我，说有两只小鸡喜欢在一起，它们不太跟另一个玩，那另一个就硬挤到它俩中间去。而那两个之中的小不点，就经常趁那另一个不备时，往它肚子底下一钻，再一顶、一抄，把那另一个顶翻。看起来它们真有意思极了，好玩极了。

    它们越长越大，纸箱小了。妻子又找来个大纸箱，它们在大纸箱里玩得更欢。每天晚上都得给它们换一次纸，这样就显得很干净，夜晚它们睡觉也有一个更舒适的环境。它们的翅膀过几天也要剪一次了，它们老是尝试着飞出来，要飞到纸箱外面，如果那样的话，它们就要调皮了，它们会把家里的东西全弄脏的。

    这样过了一小段时间，出了一件意外的事情。有一天出着太阳，但刮着很大很大的风，我家住在六楼，六楼的风更大。纸箱是放在阳台上的，那天中午我和女儿都在家，我一边打开灶火，一边写一篇稿子，女儿在写作业。偶然我到阳台上去，一看纸箱被风刮翻了，箱里还剩两只小鸡，（那两只喜欢在一起的），另一只不知到哪儿去了。我从阳台上往下看，下边是一条小巷，小巷里看不出有什么异样的动静。我和女儿又在阳台上、房间里四处寻找，也没找到。我说：“纸箱可能已经翻了一会了，要真是摔了下去，肯定也被下面过路的人或者住家的人拾走了。”但我和女儿商量了以后，还是决定由我到下面去看看。

    我不抱什么希望地来到楼下。一下楼，就看见巷边绿化的土池里有一团毛茸茸的东西，再定晴一看，正是我家那只小鸡，它真的从六楼上掉下来了。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当初要是不剪它的翅膀多好，那样它就能飞了。我连忙走过去，我看见它掉在一蓬草上，但它的头前就是一块石头。它伏在地上，扑展开了身子，起伏很大地喘息着，还发出一些小小的求救的叫声，让人心酸。

    我赶忙伸出手去把它拿起来，这才发现它的一条腿摔断了，断骨直刺到皮外，而且这么快伤口附近已经集聚了一群蚂蚁。我把叮在它身上和伤口处的蚂蚁一个个全捏死，然后小心翼翼地捧着它回到楼上的家里。在它的伤口上涂些消炎止血的药膏后，把它单独安置在另外一个小纸盒里。它的同伴一直都在叽叽地叫着找它，它也叽叽地叫着，但很快它就没有力气了。可能它的体力和心力都损耗得太大了，它只能使劲地喘息着。它还清醒，还能不时地抬头看看四周，露出惊恐的神态。

    一个下午它都还好。到了晚上，它就有点不好了。它抬头的次数少了，很没有精神。女儿看到它这个样子，心里十分难过。到了夜间，女儿睡觉了，妻子再去看时，小鸡已经完全不行了，已经死了。妻子说：“我把它送到楼下去吧，明天早晨女儿起来，看见了会伤心的。”

    第二天早晨女儿起来，妻子告诉她：“昨天晚上来了个医生阿姨，把小鸡带走治伤去了，治好了伤，她还会把小鸡送回来的。”女儿很相信，之后的好几天都在问这件事，要妈妈打电话问小鸡的情况。后来我们说小鸡的伤差不多治好了，但阿姨跟它也有了感情，干脆送给阿姨吧。女儿不同意，女儿说：“还有两个小伙伴在等它呢。你们要是把它送人了，我也会很伤心的。”妻子只好说阿姨出差了，等阿姨出差回来再去要。

    后来剩下的那两只小鸡，渐渐地长得更大了，有半斤左右了，再喂就显得有点脏了。女儿说：“小鸡小时候特别好玩。”妻子趁机说：“干脆别喂了，宰了吃算了。”女儿说：“不干！不干！”后来我们到菜市去，菜市正卖这样大小的小鸡，女儿想吃小鸡，妻子说：“小鸡养大了就是给人吃的，小时候可以玩，大了就可以吃。”女儿不说话。中午吃饭的时候，女儿考虑了半天，终于说：“好吧，那就把小鸡宰掉吧，不过我肯定会一边吃，一边流眼泪的。”因为女儿的最后一句话，这事还是定不下来。

    隔了一天，我们又商量：到星期天，我带女儿出去玩，妻子在家杀小鸡，女儿看不见，回来就可以吃了。妻子不同意，她说：“我不干，你们都想躲避，叫我落个坏名声。”我说：“为了下一代，总得有人做出牺牲吧。”妻子答应考虑考虑。

    到了有一天，妻子晚上单位开会不能回来吃晚饭，因此她下决心宰小鸡，就算我们父女俩一天的菜肴了。我当时正在卧室床上，已经听见妻子捉小鸡的声音了，我突然想起女儿上学还没走，连忙喊：“哎，等一会，等女儿……”妻子一听，把小鸡又放了，到屋里说：“我不杀了，我不干这偷偷摸摸的事，以后讲起来，责任还是我的，你们还会说我是刽子手。”

    就这样，小鸡到现在还在纸箱里叽叽喳喳地觅食，吃菜叶。这两只小鸡大约是南方鸡，喜欢吃米饭，不喜欢吃馒头，晚上两个小东西挤在一个拐角睡，早上它们醒得早，就用喙敲纸箱壁，女儿听见它们敲纸箱壁的声音，就醒了，就知道该起来读书了。

    （附记：二十几天后，妻子征求女儿的同意，还是把小鸡宰掉了，晚餐时，女儿边吃边哭，眼泪汪汪地说：“小鸡，不是我要吃你们的，是妈妈要我吃的。”）知了

    嘈杂和繁乱的市声里，传来一阵细弱的知了的叫声。我正站在居室看楼下那些茂盛的梧桐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可怜的知了，它们只好跑到梧桐树上来了。

    知了对树种会有什么样的选择，我并不了解，但在我的印象里，柳树、杨树、泡桐、杏树、桃树、桑树、刺槐……才是它们的最爱。

    小时候，我们大致有三种手段来捕捉它们：一种是手捉，像侦察兵一样攀树而上，无声无自地出现在知了的身后，再出其不意地捂住它们；第二种是网粘，在竹杆的一端用铁条弯成圆圈，再缠上蜘蛛网，用这种带有仿生技术的手段捕捉较低处的知了，是十分有效的；第三种是用弹弓打，这种远程攻击就有些残忍了，不管知了是攀伏在树的顶冠，还是悠闲于半空飘荡的柔梢，只要被猎手发现，它们的末日就近了。随着一声嘶鸣，知了坠落的总是残缺不全的身体。

    那时候知了真多！入了夏，满世界都是它们的聒噪声。如果你沿淮北的一条大堤走，堤不断，树就不会断，树不断蝉声也绝不会褪。等你下了堤拐入通往市区的大道，树和蝉声仍会伴你前行，一直到你站在自己的家门口，最后一粒知了还在门前的大柳树上唱歌。

    当然，知了在那时也是有名的害虫，“它们吸食树汁”，是农民伯伯的大敌。所以无论用什么方法，打了也是该打，不犯什么法律。再说鸡们又对它最感兴趣，看见它们吱吱叫着，从男孩子的布袋里倾落于地上，鸡会用最敏捷的步法扑将上去，尖尖的喙啄在知了的背上，啄得它们更是吱吱地叫。吃知了的鸡长势快，生蛋多，蛋呢，也特别大，营养大概也更丰富吧！

    现在的孩子还能说出知了的一二三四吗？教科书上恐怕也不再多提知了作为害虫的那段不甚光彩的历史了吧。一种东西多了，总会引起广泛的不满情绪的。但当对手成为弱者时，它也就不成其为对手了，它和它的历史也会被原谅，它反而变得安全了。人类总是这样对待身边的事物的。

    在嘈杂和聒噪的市声里，细弱的知了的求救般的叫声还在努力地响着。我为它们忧虑。它们幼年的栖息地在哪里呢？在现浇的水泥地底，或者在花砖纵横的龙虾摊位的地下吗？让我们挽留那些幸福于街道边的树吧。那些树，能为我们讲述许许多多我们闻所未闻的故事！

    书房

    我现在对自己的书房比较满意了，虽然心里总是还有更新一层的打算和憧憬。原先在淮北宿州市政府办工作的时候，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候住房都很紧张，哪里还能侈谈什么书斋书房。

    工作几年之后市里分了房子，一室一厅外加卫生间和一个稍大一些的厨房，没有书房，而我又想有一个夜间工作的地方。

    于是就把不足一平米、与外界无窗相通的卫生间下水道封了起来，支上煤球炉，当作厨房用。炒菜啦烧水啦都在里面，而厨房的一半用为和面洗菜，另一半就摆上书架，成了我的书房。

    厨房面北，又是一楼，嘈杂起尘不说，因为天天用水等等，还很有些潮湿。竹子的书橱放在里面，不两年就起霉生虫了，雨季时书本摸在手里都蔫耷耷的。窗外还有一个垃圾口，那时候楼房的垃圾道都是上下贯通的，楼上一倒垃圾，一楼的垃圾口尘烟卷起，非常恐怖，窗户是不能打开的。即便如此，尘埃的光顾，也断难脱逃。

    1987年我到合肥工作，起初的两年在近郊、城内的四里河、杏花村租房而居。在四里河时住得略微宽敞些，在杏花村时一家三口只住了不足十平米的一间小后房，书房那是想都不用想的。

    两年后市里奖励（奖住）了我一套住房，在烟草大厦附近，六楼，也只是两室一小厅。那一小厅其实只是个过道，仍然没有书房。我的书呀、桌呀往哪里放呢，只好仍打厨房的主意，和妻子董静商量了把厨房搬到阳台上，书架放在卧室里。书桌、沙发等还是安在厨房中，厨房改成的书房还放着沙发，兼有客厅的功能。就这样，董静和我在阳台上日出日落地烧了近十年的饭。后来到1998年，我老家（祖籍）江苏的电视台来采访，非要到我家里去找镜头。电视台把专题播出后我老家有一些亲戚看到了，都说，你家还没有俺们农村好来，书倒是不少。

    1999年我慢慢地空闲下来，那时已感觉房子小得不能住了，就下决心把兜里的钱倒出来买一套新房，改善改善居住环境。还是因为手头紧，新房仍买在顶楼上，这次不是六楼了，是七楼和八楼。办过手续以后，我们就开始谋划装修和设计。

    因为家里人员少，只有三口人，各功能区间的划分倒也十分简单。只是这次书房我想做得稍大些，因为书房其实可以派许多的用场，既可做真正的书房，也可以来人做客房。架上床或在木地板上铺上垫被，那不就是客房了吗？书房还可以做临时的贮物室，有一些临时要放的或者在这里周转一下的东西，先放在书房里就是了。书房还可以当棋牌室，还可以养花，还可以照集体照，甚至还可以来人吃饭。所以把书房搞大一些，全家人都不吃亏。好在这幢楼是框架结构，从理论上讲，室内的隔墙都可以打掉。

    就这样，我们把两室和相邻的一个较大的有休闲功能的室内晒台全部打通，变成了一间四十多平米的书房。也是因为我以前还从来没拥有过这样的一个比较正式的书房，所以刚装修好的时候觉得它很壮观。那一阵子没有事的时候就想到书房里去，觉得很新鲜，很上瘾，也很过瘾。书房有面南和面西两面排窗，采光非常好，视界也很宽广，人在里面走动的时候，不是那种局促的感觉，而是总觉得还有没去过的地方。

    装修时小区的人来看，说，你家办公室不小，你是做啥生意的？后来我女儿的中学同学来吃饭，吃过饭回去说，许尔茜家那哪是书房，那是舞厅。但是几年过去以后，谁也不再感觉我们这是较大的房子了，包括我们自己。

    前些天上海文艺出版社《小说界》的一位负责人打电话来跟我聊天，说到房子，他说，前两年他在上海花了90多万买房子，那时觉得花钱很多，别人问起来，都不好意思说实价。但现在人好像都疯了，花几百万买一套房子就跟玩儿的一样。现在的房子也是越造越大，越造越好了。真是的，如果不是个真正的不断进钱的富翁，这样的时尚，也真是跟不起的。

    书房装好了，我专程跑了一趟鲁彦周鲁老师家，请他为我的书房题了个斋名，叫做淮北佬斋。因为讲到底了，我就是个芸芸众生中的淮北人，淮北佬这个名号对我最为合适。

    但书房于我确是有用的，有大用的，而且非常实用，决不是一种花哨的摆设。因为“淮北佬斋”的存在，我甚至都放弃了与朋友悠悠畅快的欢聚，因为“淮北佬斋”的存在，我真的觉得我甚至就可以不出门了。我可以不离开家就能够做我想要做的事情了，我就可以这样生存下去了。

    现在，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我的书房里度过的。我想慢慢再积累一些银子，如果有可能，在今后的某一年，某一月，我或许还可以再换一个城市，再换一套更大的房子。当然，到那时候，书房仍是我心中的最爱。

    春茶

    我们家以前是没有任何人喝茶的，往年得了茶，要么是转送别人，要么就遗忘在家中某个人迹罕至的角落——年底打扫卫生或隔年调整陈设时发见它，再一并送入垃圾袋中，与它永诀。

    但从去年下半年始，茶在一夜之间，成了我们的朋友。想来也没有别的缘由，只因孟冬我于午夜的一个良梦中醒来，一刹那里，稀里糊涂而又清醒万分地忆起许多茶事：

    一是那年一个人在大别山闲遛。上了一座山，住进了一座山棚，录了一夜山歌，又随山里姑娘，炒了一夜山茶——不由生出许多泪濡衾裳的感慨。

    再一是，某年随一参观团去黄山，下山住在一道溪畔。晚饭后，诸会友结伴同行，往山村采购新茶；茶自是上等，由铁桶而陈于竹箩之中，价格议定，各人均分，其间一人，只抢其上，不顾其下（碎茶尽在其下）。莫名其妙我立刻当众指出了这一点，弄得那人略觉难堪。想不到那事入了脑海，此番再现，不知其意若何。那人虽不常见，但我还记得清楚，只是远在天涯，往后相见的概率，定是微乎其微。这芸芸众生中的偶见而又（近乎永诀的）远散，使人扼腕浩叹。

    三是父亲八旬高龄，十多年前心肌梗塞过一次，于是戒了烟，酒也少量，癖嗜的寄托，只在清茶上。往年我也并不在意，每年拣好茶尽量带些回去便是。但去年下半年，父亲电话告知：茶事略紧，可专购回。这是父亲第一次明确托我办事，又是常年父子难得多见几面，心海震动，星物移情，赶紧购了好茶，谨呈父母。只缘男儿青石面，犹言未言难尽述，亲情那时只在茶上。

    四是读过一本说茶的书，尽为历代茶文撮辑，言茶之清淡，茶之浓酽，茶之山南，茶之山阴，茶之峰巅，茶之谷底，茶之明清，茶之肆俚……又读过另一本说茶的书，所言茶之节季，茶之品器，茶之冲荡，茶之所历，茶之所容之物，茶之所品之地，也多能催人情动，感受一股民情的薰风。

    于是因了以上诸般原由，茶风在我家，渐便盛行。先由我起头，后便风靡至妻女。早一杯，午一杯，相沿成习，竟成一日不可或缺之势。但起势虽猛，来至荠菜春上，暖日日多，花信风盛，茶却告罄——这都是半路出行的缺憾。

    有心去街市购个半斤八两，又觉新茶不日即至，再喝陈茶，恐为不识时务。但新茶何日能到，心里却并不知个约略的讯息。便一日挨一日，昂脸望远方望不至的山，心里梦着：能与三两位稳和友君，季春之一日，往他们中一山间的友人处去。先骗一顿吃喝，再掠几斤茶返，慈父两份，自个一份，访友半份，岂不妙哉！又梦：自个独一人入山，山南山北，山左山右，山深山浅地转过，自个采了，自个炒了，自个携了出山，不也是当今嚣嚷人生的一处至境？

    春正是日日厚了。与妻说定，先备三二百茶资（他人送亦不拒），以候春深。暗暗里忖想：是岁先有了这一片企望，这一岁便是有救了；这一年，也定将是精神了。

    清汤养人，养颜，养心，养性，怡情，厚势，浓谊，广志……——似摸着正果了。

    贺卡

    记得贺卡是八十年代后期兴起的。那时正在编辑部上班，来往多，关系也“复杂”。忽然有一年岁末，涌来许多大小卡片，有上书“恭喜发财”的（刚时髦发财），有大写“心想事成”的（刚流行这个固定词组），也有写成一长篇文章在上面，须让人诵读半天的。

    所有流行的事物都具有强烈（而可能是短暂）的传染性。收到这些贺卡后，我自然不甘落后，也无权失礼。便匆匆上街，拣各种花色的，购回来一摞，带些欢乐、游戏而又恶作剧的心态。

    男士寄给他一张柔情蜜意、言“晚风带去了我的思……”的悄悄卡，女士寄给她一张印有导弹、战车、坦克、军舰、强击机等杀人工具的暴力片。写成惯性时（反正邮费公付），甚至就是身边三、五十步内的朋友，也孬孬好好给他（她）寄上一张，理顺关系，强化感情，逼他（她）也破时破费，加入西风东渐的流行行列。

    时有消长，三两年后贺卡之风就衰减了。但也并非销声匿迹，而是平和有度，自觉必须。怎样才是必须呢？那就是非电话、面晤所能言，而又毋须飞鸿传言的必言之情愫。碰到这种情况，就用贺卡来表达。持之以恒，自然而然，不觉也有好些个年头了。

    这其中有一家是泗县的刘兴品先生。我与刘先生相识于泗县乡下的黑塔镇，那一晚我正坐在镇招待所的烛光下专心记事，他误认为我是他同学，遂蹑手蹑脚从背后猛捣我腰眼一拳，我们就此相识。

    另一家是《上海文学》。与《上海文学》，联系可谓频繁，但平日不计，年终总有贺卡数枚往来。最记得某年收到贺卡，上黑字大书道：我们年年月月天天天天天天天天祝您万事如意！虽是嬉戏夸张言语，但欢快遥握之情溢于言表，不由人不欢欣鼓舞起来。

    第三家也是上海的友人，是华东师大的钱谷融先生。钱先生和蔼宽厚，冬日戴一顶绒线帽，平静安详，面色红润，整个人都显得暖融融的。每年里所有的日子我们都不怎么有联络，而只在年终互致问候，并祝来岁。今年我提起笔来，第一枚就邮给了他，不出三、五日，钱先生的贺卡回来了：

    许辉兄：

    你的贺卡使我特别感动，因为它带来了你真诚的情意。这一年里我是好的，只是忙些。真希望有机会能在我家里接待你。有便来沪，务请过我一叙。献上我的祝福！

    谷融12.18

    说实话，这是今年最令我思索和动情的贺卡。在小小的工作间里，我不时于工作的间隙拿它出来品味、冥想。它确实是朴实无华的，但我觉得这是我质量最高的情感交流之一。它能使我提高并且丰富，不仅仅是语文上的，而更多是人生的遵循上的。

    匠人

    我相信，每一个男人与生俱来都有做匠人（木匠、泥瓦匠等）的愿望、小聪明和能力。比如我们无意中就能成为家中更换灯泡、修理插座、疏通下水道、垒水泥平台的“老手”。只是这种愿望、聪明和能力大多数时候都被压仰着或贬损着，没有爆发的机会。

    去年下半年，我因为左手受伤而打着绷带回到家中蜷缩起来。我的匠人的愿望突然爆发了，这也是家居局促、陈设旧陋所引起的。于是匆匆策划一番，花钱请人封了阳台，接了上、下水管，是想把厨房搬到阳台上的。这些个人没有条件做的事情做完之后，就轮到我大展身手了。

    我先是吊着一只手上下六楼无数次地搬砖偷砂，然后一点点地和泥垒砖，把阳台上的洞隙堵起来，并且砌起了一种最简单潦草的台子。

    虽然一只手干这种活非常困难，叫人看见了也不可理解，但我却兴致极高，没有丝毫的气馁。阳台封好厨房搬过去之后，我的劳动热情依然高涨。

    我继续从楼下的各建筑工地大量“偷盗”黄砂，然后自己动手在原厨房里铺起了地砖。这真是一项有趣的工作，我从下午开始一直干到天快亮，终于使地貌换了新颜。

    在劳动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洋洋得意地想：我真聪明，这种事情一干就会，而且绝不比专做这营生的差。

    泥瓦匠的活因为我的“孤掌难鸣”而持续了一个多月，把我累坏了。但紧接着我又乐此不疲地当起了油漆匠——我雄心勃勃地想把家里所有的门窗都改颜换面，而且今后随着兴趣的变化不断地改颜换面。

    我买来了红、白油漆（油漆店只有这两种），女儿当然觉得很好玩会主动参与进来的。于是，我大大咧咧地征求她的意见：你想要什么颜色？你想要什么颜色咱们就漆什么颜色。女儿说：粉红色。但结果我没能调出来粉红色，而是调出了近似大红的那种红色。我在窗户上一刷出来，大红大绿的，女儿就说：下乡了，下乡了！我只好又刷了层白漆把它盖上。

    我又想在墙上自己贴墙纸，当然我不是想贴那种单一的墙纸，而是想买许多种不同花纹、不同颜色的墙纸，经过精心设计、精心组合，在各个房间的墙上展示不同的艺术图形。并且过个一年半载就重新组合一次，让所有来访者都不断地吃惊。

    但是我遭遇了困难，首先是商店里墙纸的图案实在太少太单调，其次是贴墙纸完全是一种考验人耐性的活，得像绣花般一点点刷匀、对齐、压紧。这显然已经没有多少游戏的乐趣了，我很快就放弃了这种选择，而改为涂料刷墙。

    当然，我打听到并且决定使用的是一种新型涂料，叫乳胶漆。它操作简便，效果明丽，还可以掺杂各种广告色。但我觉得它最大的好处，就是非专业人员也能第一次上岗就刷得像专业人员一样漂亮，几可乱真。

    现在，我的匠人的冲动已经有点过去了。按照我当初的设想，家里该变的也都有了程度不同的改变：墙上涂了涂料，虽然各处都漓拉了一点；地上铺了地砖，虽然高低不平了一点；窗户漆了新漆，虽然颜色厚薄不均了一点……但我的收获和感觉却是全新的。这就是体验的快乐。体验？我们曾大同小异地经历了同一种进化的过程，自己动手、开荒种地、搭屋造锅、丰衣足食的规矩多多少少仍残存在我们的基因里。

    对当代科技中的都市一族来说，适当的匠心及体力劳动应该是我们的愿望和享受。这与生计的紧迫不同，虽然这也是财富积累的一种方式，但更重要的，是它能使我们回到一种进化的激动人心的过程中去。它能清除我们意识角落里长期积存的现代社会的病菌，巩固我们健康的心理防线，激发我们的创造精神并且给我们以简单而实用的满足感。自然，我们的体能也会因此而得以恢复。

    这样，当我们回家走到楼梯口听到撬门的声音时，我们至少还能闪身墙角，坚持着吆喝一声：警察，把手扶在墙上！——我们还不至于立刻就丢了脸。

    私房钱

    经常听人说起私房钱，报纸上也时有讨论，这就使我也想起了一桩私房钱的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年我和董静吵架，既然吵架了，那自然也就不好再吃人家做的饭了，我就每天到外面去吃。那时家里的财政是董静掌管的，我私房钱极少，吃了两顿以后，就基本上囊空如洗了。

    当晚出门时，搜遍抽屉角角落落，分币无漏，也只有五块钱不到。一人走到街上，不想回家，想吃完饭后看一场录相。但如果花两块钱看录相的话，吃饭钱就不够了，而如果花两块五毛钱（最低价）吃饭的话，看录相的钱就不够了。一个人在合肥长淮电影院附近走来走去，很久不能决定。

    最后还是吃了饭。

    这事后来竟成了我口袋里有私房钱的动因，如果再有吵架呕气的事发生，我准会说起这段历史，并且一定会如释重负般加上一句：“我现在决不会让那种惨剧重演了。”

    不过，现在这已经不是什么私房钱了，因为家里各人口袋里有什么钱，大家都是知道的。

    我们这样处理我们的财务：家里每月所有的开支都由我负责，董静的钱她会如数存起来；而许尔茜的钱，则由她自己处理。她是个一点都不知道怎样花钱的孩子，我并不是说她不会花钱，或者不愿意花钱，不是的，是她想不起来花钱。除了买些学习用的课外书以外，她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要花钱的地方。这样的孩子真为父母省，你想不喜欢她都不行。

    加急电报

    我是1976年2月5日立春那天到灵璧县大西生产队插队的。到队里的第二天，我就上了挖河工地。第二年冬天又到挖河挖沟的季节了，上工地之前，因为有一种庄严的使命感的缘故，我给家里写了一封长信。

    我先是汇报了我最近思想改造的情况，然后说了一些兴修水利的大道理，最后我不无炫耀地说：当我从工地上回来的时候，肯定像一个乞丐了。──其实当时我正在看高尔基的一本自传体小说，从书里学到的一些词句，例如“乞丐”，我马上就找机会洋洋得意地用到家信里去了。

    过了几天，我在工地上收到了一封加急电报，电报上书：母病速回！我吓了一大跳，因为那时候最严重的信息工具就是电报了，一般的事谁会打电报呢！又是加急的！那也是我平生第一次收到加急电报，心里多少有点慌。

    我拿着电报到队长那里请了假，一路焦急地赶回了家。到家一看，家里人都很好。我奇怪地问母亲：你不是生病了吗？大姐看看我的衣着和精神面貌说：怎么样，我说他是跟小说上学的吧。二姐说，妈妈也是为他担心。她们显然已经争论很久了。

    我大发雷霆，说母亲欺骗我。那时不管怎么说受到的家教和学教也还是要做诚实的人，亲身体会到别人对自己的欺骗（虽然是自己的母亲），简直不能原谅。

    我大喊大叫地立刻就要回队。后来记不清是怎么留在家里的了，母亲还在屋里伤心地掉了好一阵子眼泪。留下来之后渐渐也就觉得家里的舒适和温暖了，每天早上都可以睡懒觉，每天还都可以吃白面馍、逛街、看电影。

    那次事件给我的未成熟的思想带来了一次小小的更动，我对说慌有了新认识。知道说慌（对成年人来说）是有着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的，不说慌的人也是不存在的。以至于我现在也经常说一些必要的慌言。每当想到近二十年前的那件事，我就觉得那种亲情是完全无法用其他方式来替代的。那也是最有道理、最合理的谎言之一。

    一头小牛犊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年秋天我在泗洪县我二爷家。泗洪在苏北，在苏北喊叔叔就是爷，二叔叫二爷，三叔叫三爷。我父亲兄弟两个。原先他们大约是有姐妹的，但到解放前后，兄弟姐妹也就是他们两个了，较远一些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父亲没跟我们说过。母亲说起来也没怎么说清楚。再说我们也一直不太关心，因为我们小孩子从小就没喊过大姑小姑，因此也就习惯了。

    这都是题外的话，还是回到第一句上来。那年秋天我在泗洪县我二爷家，有一天我和二爷去河东的四姐家走亲戚吃饭，并且在四姐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我和二爷就回梅花公社朱集村了。

    那一天很早，天刚蒙蒙亮，秋天的早晨略微有一些凉意，而且田野里还淡淡地飘着一些雾气。二爷披着一件外衣，背着手，在前头走。我则跟在他身后，东张西望的。有时候还拾一些坷垃头往树丛里，或者田地里、河渠里扔。

    快走到一条小河堤上时，我看见河堤下边有一块平地。平地周围种着一些刺槐树，平地上有几条黄牛，或站或卧的，嘴里不停地磨着，在倒草。看见我们走过，牛都一齐转头来看我们，有一头牛还“哞”地昂头叫了一声。二爷走过去了，我却看见一头卧在地上的黄牛腚后头有一团粘乎乎的东西在动。我连忙喊住二爷，二爷转回来看了一看，说：将牛犊子了。说完，他就走过去，我也跟着走过去，牛们都看着我们。

    二爷甩掉披在身上的外衣，卷起衣袖，走到母牛身后，慢慢把小牛犊从母牛的身体里拉出来，又掐断脐带。然后，他直起身看了看附近。

    那时候还早，田野里除了淡淡的雾气、新凉的空气和带有湿气的鸟叫外，还没有一个人走动。二爷对我说，幼连，你上队里喊个人来。

    我连忙向附近的村庄跑去。乡村的小路上长着野草，野草都湿漉漉的。我跑到村庄外头，看见一个人正背着粪箕子往村外走，我就喊他，说河边生牛犊子了。那个人说，我跟队长说去。我又跑回了河堤边，心里是非常好奇地想看看小牛犊怎么样了。

    我跑到二爷的身边，二爷正蹲在母牛的不远处吸烟，那时候都是用烟袋吸烟的。二爷一边吸烟，一边慈祥地看着小牛犊。小牛犊浑身湿湿的，躺在地上，并且不时地努力昂着头，蹬着腿，想站起来，但就是站不起来。二爷不停地说，你看这队的人，牛怀犊他都不知道，你看这队的人。

    过了一会，附近这村的队长和饲养员都来了，他们都蹲在母牛和小牛的身边吸烟，说话，看着小牛。小牛渐渐能站起来了，但是腿还软，站起来就跪倒了。它就努力地再站起来，母牛不住地伸头舔着它，充满了母爱。太阳升到麦秸垛上的时候，小牛终于站起来了。

    二爷站起来披上外衣，一边和这队里的人说着话，一边往路上走去，我也跟着他走到路上。我们走到小河的河堤上，河里那时水很少，我们从土坝上过了河，一直往前走了。

    现在有时候碰到秋天起雾，或者下个小雨什么的，我看着书房窗外花架上的花，偶尔会想起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二爷早已去世了，后来父亲也去世了，不知道那个村子现在是什么样子了。田野里淡淡的雾气，那头母牛和她的后代，还有那头小牛犊的后代，不知道它们都怎么样了。

    盛夏的“空调”

    不知道什么时候入伏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伏，只知道小屋里的墙壁和家具，一天，比一天烫手。人在这样的时候就不觉得好过了，就往地上转移，在地上铺一张凉席，捱着暑夏。

    风扇送过来的都是热风，窗外的天幕上总是过眼烟云。天气预报图上的那条高温等温线，又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个地区圈进去。人就觉得没有什么指望，就躺在凉席上，擦着汗，有一句没半句地讲些过去的事情。

    讲到上小学、初中时暑假回农村老家去，午时也并不怕骄阳酷暑，几人般大的孩子都背了草萁上野地里割草去。

    野地是没有边的广宽。野地里有庄稼、有野草地、有林子和水流，还有野“马扑”──一种很小的瓜果类的东西，也能吃，但太小，又有苦味……到了傍晚，太阳将落未落，风已从野地的深处起来了。

    风也是野风，吹起来便止息不住，野着吹，没有边际。人站在草埂子上，或沟边上，由那风来扑，暑气便眼见着往天边上退了去。

    天空跟天地之间，逐渐就清明爽朗，不留着半丝杂念，坦率而且廉洁了。风势又猛，野地里的庄稼、人物、牛、羊、狗，得了清廉之气，精气神都为之一振。内里的少许郁结之气顿时化为乌有，整个的大野地里，便渐长渐浓了人欢鸟叫的声音，和庄稼拔节而长的声音，纷纷扬扬的，止歇不住。天渐就暮了，却并无多少燥热。割草的都往庄里去了，能干的撅着一大草箕儿青草，趁溜儿玩的只割了一小草箕青草，都往庄里去，风推送着他们，没有边际。

    这样讲着，说着，有一句没半句，身上就觉得凉了许多，心里也觉得凉了许多。难捱的暑气似退得离我们远了些，在一定的程度上，暑热成了别人的事情。

    也许，这种回忆或者说憧憬就是我们盛夏的空调吧。在高温酷暑的日子里，有很多久已忘怀的往事都从记忆的深处泛上来了，点点滴滴，明明灭灭，支撑着酷暑里的日子。

    自制的邮品

    我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时兴起，一阵风，一阵迷，风过去了，也许就算了。但在风头上，迷进去了，一切不顾，几乎失去理智，那也有点怕人。例如养花种草，看录相看电影，骑自行车旅行，自制邮品等等。正如妻子所说，这还都是好事，或中性的不好不坏的事，没有什么大危害，但若有一天迷上了别的，比如吃喝嫖赌中的后两味药，那真就难以想象了。不知别的男人是否如我一样。

    自制邮品是九十年代初迷上的，当时有许多因素混合着起了作用。主要的是九一年夏秋席卷全国的邮市风暴。风暴过后，报刊杂志大量登载纪实文学。倒邮发财的信息疲劳轰炸，令人瞠目结舌，怎么也想象不出倒任何邮品都能发财，都能十万几十万地往家里赚的事实，那真是挣钱比抢钱还快！

    我也要发邮财。我开始注意购买邮票邮品，当然主要是新票。实际上我还是在藏邮，而不是去做投机买卖。藏邮就是把邮品收藏起来，等待年月附加给它更高的价值。

    那段时间到县城或乡镇去写作或旅行，我都把邮电门市部当作第一目标，见到邮票，不论好坏，一概“大量”吃进。有时五到七元，有时三五十元，这都得看营业员能放开到什么程度。因为在稍大的城市里邮票都是凭证供应的。县城邮迷少，邮品大多随意购买，但数量自然也不会多。一个人买得太多，就会引起营业员的警惕。明明她留着没用，也被你哄抢得紧俏了，赶紧限制你的数量——这是人的条件反射。

    买了一阵子，觉得不过瘾，觉得不独特，没有创造性：邮票你也集，我也集，花样儿再多，又能奇到哪里去？就平歇了一阵子，想新点子。偶尔地去看了一个邮展（现在邮展极多，稍大些的单位都有邮协，都有邮展），受到启发。

    玩邮品实际上就是你自个着意去玩，也就是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长期积累了，就有价值，就有意义。联想到我平时四处乱跑，到处奔波，大小地方都去，这是我的优势，再加上我动笔记事的特点，就想出了一个集邮的方法。

    我找来一些厚薄大小不等的纸片，有白纸，有女儿上幼儿园时的美术书（其中一面是空白的），做成折卡（其实就是从中间一折），贴上邮票。每到一地，就专门跑到邮局（所），请营业员给盖个邮戳，把邮票盖销掉。

    单是这样也并不独特，独特的是邮票盖销以后，我即在自制的邮折上纪事。写上一篇当天的日记，或写上一篇散文，或写上感想，或描写当地风光，随意灵活，不拘一格。我想这样总算独到了吧，你尽可以盖上当地的邮戳，你尽可以做成最精彩的邮折，但你不可能写成我的笔迹和我的感触。我想这样长期积累下去，难道不会有点小意思、小意义吗？

    那一阵子迷邮折也真迷得深了，制折的材料逐步拓宽，渐趋丰富，朋友寄来的贺卡、漂亮的台历，都被我做成了邮折。后来突然发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办法，就是复印。报纸上有极好的文章，复印了，中间一折，贴上邮票，就成了邮折：反面是不可多得的好材料，正面是邮票、邮戳和记事，内容丰富多了。甚至有一阵子我看《金瓶梅》，把洁本上删了去的内容复印一部分下来，做成了邮折，也算聊备一格吧。

    关于自制邮折的事，到这儿差不多就讲完了。但我还想提提邮政部门那些我并不认识的好人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她）们对我盖邮戳的请求都保持极合作的态度，并且十分认真：先仔细看清邮戳的上下方向，再看准要盖的位置，干脆利索，扬手落下，啪地一声，一个清晰的邮戳就出现了。在工作较清闲的情况下，他们还会很有兴致地看邮折背面的文字和图片。曾有一次我的邮折背面复印的是十二星座的介绍文字，邮政所的两位女士立刻寻到自己的星座并且和我讨论起来，其中一位女士属双鱼座，关于双鱼座的忠告是这样的：

    寿命：男人，71岁，女人，76岁；出生双鱼座的人要注意抵抗狂饮和使用麻醉品的诱惑，不参与这两项危险复杂的极端活动。

    那位女士认真仔细地看过了，把憋住的一口气吐出来，她很高兴，她说：能活到76岁，满足了，太长寿了没用，浪费，再说我从来都不喝酒，沾都不沾，别说狂饮了。我为她高兴，我说：祝贺祝贺！然后我就心情舒畅地走了。

    自制的邮折两则

    从1992年9月3日起，我开始迷上了“自制邮折”这一私家活动，一直持续至今。出差或下乡，带着自制的邮折，于当地邮局（所）盖上一戳，再写上自己的文字。制折材料，有女儿丢弃的图画本，有包装纸，有文稿复印件，有企业宣传材料，无所不包。以下是两个实例。

    其一：1992.9.20

    △连续几天都是阴天，温度降下来了，正适宜。现在是秋天，如果天晴了不知是什么样子？还会热吗？或者冷。早晨和晚上风已经很凉了，假如在农村，这种感觉大概更强烈。假如在浍河的河湾，在灰古附近的濉河河畔，在瓦埠湖边，在正阳关淮河大堤上，在女山湖的高岸上，在迎河隐贤那附近的老淠河河畔，在叶集之西的史河沙堤边，在一切有水的地方，秋天的感觉都会特别强烈，特别顽强，使人重归大自然。

    我想再去一趟大别山里的晓天，我想再去一趟瓦埠镇，再去淮北的许许多多我非常熟悉、永生不忘的乡镇村落。

    我都自费去吧，去那里走走，寻找些自己失落在土地里的东西。在秋天，在落叶和瘦水的时节，在人逐渐沉稳、厚实的时节，独自儿一个人，慢慢地，毫不夸张地走着，走在田野里。早晨，或者傍晚，一个人，独自个地走着，走到天明或者有星星出来。该是有霜的时候了吧，慢慢地走吧。到秋天了，我特殊地挚爱着的季节，慢慢地，一个人慢慢地走着吧。别着什么急，慢慢地，慢慢地，一个人慢慢地走着吧。

    △秋天总是我最好的季节，在秋天，我的一切都复活了，一切都厚实而且丰富。但秋天又是短暂的，秋天在残夏和冬的侵蚀下顽强地扩展着自己的胸襟。秋天是永恒而且不可战胜的。秋天永远都在我的心中。

    △今天是星期天，街上人真多。合肥现在比以前漂亮一些了，有些新建筑，街道、街头的设施也比以前好多了。不管怎么样，我住在合肥，就有一种希望它更好的愿望。我经常有些关于它的梦想，就象以前经常有关于淮北的梦想一样。

    其二：1992.10.3，雨

    ☆昨天上午出来，坐304次离开合肥，下午两点多到固镇，接着购汽车票到灵璧，原来是打算去黄湾的，但上车之后（汽车），看到天阴得厉害，又补票到了灵璧。到灵璧后雨下个不停，仍住在十几年前（在向阳公社插队时）住过的“凤山饭店”。凤山饭店显得很旧了，但我感到很亲切。另外房间里蚊子没想到这样多，我住三楼，324，看了一会电视，疲乏了，就睡了。到十一点多被蚊子叮醒，找服务员要了蚊香，又看了一会电视，才睡。早上也早早就醒了。

    今天原打算去向阳的，但去车站一问，去向阳的车不通。售票员说，那条路不好，下雨车就不从那走了，只得作罢，买了车票到宿州来了。想在灵璧的集邮门市部买几张邮票的，等了好长时间，门市部也没开门，也只好作罢。

    回到父母的家里来了，正如小鸟归巢，安安稳稳地吃饭，看报纸，上床躺着，又给合肥家里拨了个长途。

    ☆旅途中看到和想到的：

    △路边的田野里都是水，有个农民背着一捆新鲜的红芋秧子往家里走去。

    △一辆满载着刚收割下来的黄豆秧的手扶拖拉机停在农户门口的平地上，雨把别的地方都淋湿了，唯有拖拉机下的地面是干的。一头大猪从车上扯下来许多黄豆秧，它躺在秧上，很舒适地吃豆荚，嘴角都吃出白汁来了。

    △一个人说“把自行车‘牵’去家”。

    △路边的几间房子前用塑料布搭了棚子，下面摆了几十个瓷盆，并且乱七八糟坐了、站了、蹲了不少妇女，以我过去的经验判断，这肯定是在做红（或白）喜事。红白喜事，都是喜。

    △那天盖好邮戳后看见邮所里有个待寄的木箱，上面写着这样的字和人名：

    邮编245400安徽省休宁县茶叶机械厂

    方讨饭收

    安徽省备件仓库寄

    这个姓名真有意思！

    ☆小幽默：

    △夫妻吵架，妻子愤怒地叫道：“我嫁给魔鬼也比嫁给你强！”

    “这不可能，因为近亲禁止通婚。”丈夫马上反驳道。

    △生物教师讲完达尔文的进化论后，向学生提问：“最接近人类的动物是什么？”一个刚睡醒的学生抢先回答：“虱子！”

    ☆想下去转转的愿望到现在还没能实现，外面雨仍下着。听母亲说，明天可能会停的。因为北风已经刮起来了，天虽然会冷些，但雨大概会停的。

    仙人掌，仙人鞭

    我家里有几盆仙人类的植物：两盆仙人掌，一盆仙人鞭。仙人鞭是在花市买的，有一次逛花市，本不打算买什么，但突然看见一个老太太，也不像常卖花的。她坐在水泥地上，面前有几根仙人鞭，又有几棵兰草类的植物，都不带花盆，根的部分用小塑料袋包住，里边有泥有土。

    那几根仙人鞭，颀长，并且有一根还拐了个弯，梢上还长出个小球球。我一看十分欣喜，蹲下问了价，才一块钱一根，觉着好玩，又不费什么大钱，不会心疼，掏钱便买了。带回家栽在一个很小的盆子里。花书上讲仙人类植物不必用大盆，只要比所要栽的物件略大些即可，栽上便活了。这玩意好养，经常旱着它便可。

    仙人掌是单位里一位老同志送的。拿回来时共有四棵，栽在一个盆子里，各棵上都已经嫁接了蟹爪兰。带回家养到开春时，那些蟹爪兰虽长势不差，但并不开花，作为砧木的仙人掌，却骨突突冒出许多新片来。

    新片都是从刺窝里生出来的，那生长的过程：是刺窝先鼓胀了，继而窝心发青，新片便冒出来了，愈长愈大。不过一二十天，有的已超过母体了，更过份的，又从自身的刺窝处，再发出新片。一年下来，数目可观，整株的形体也大得多了。

    去年秋里换了盆，两株一盆，共两盆。今年到了春里，我在不少地方，都看到蟹爪兰开花，都开得鲜红灿烂，心里羡慕得不得了。回到家里，看我自己的，竟也都在叶梢上见红打朵了。但日日盼想，那花终于没开一朵。

    至春末将夏，仙人掌的刺窝处，却也都鼓胀、发青，并且长出新鞭来了。新鞭青嫩，长势甚好，我时常去看它们。天晴时把它们端在阳台上照晒太阳，天雨时再端回来。仙人类植物确是忌涝怕水的，水一多，它们就有点发瘟，太阳多晒晒却没有关系。它们在原生地时，干晒异常，练就了这种脾性。现在变成家养，一时半会也难改正。养花的人，就得尊重它们的风俗习惯和历史选择。

    仙人鞭的新鞭冒得有趣：冒出来一厘米半厘米时，那青青的鞭体先变成老青，其间夹着紫红；变成老青紫红之后，再往上长；再冒个一厘米半厘米之后，再老青紫红；循序渐进，不急不躁，很有耐性。我对它也格外关照，端出端进的不怕一点麻烦。我时时凝视它们，就有一些启发慢慢渗入心田。我的浮漂的心情，在这时也总能平息下来。

    跟着花看，跟着花长。有时也想，它们真是太平常了。养这样的几盆植物，到底有些什么好处，是能观叶，还是能赏花呢？现在都还不能。但我莫名其妙地喜欢它们。这就招来了一些麻烦和非议。

    先是我们不留意，它们的刺扎在衣服和手套上了。那刺的遗留从前年底到今年才发现并清除完毕。再就是给晒衣服和被褥带来很大的不便。因为衣被和仙人掌都需要充足的阳光，她要晒衣，我要晒花，这就形成了竞争的态势。它们的竞争导致了我和妻子的竞争，而仙人类植物的攻击性是不言自明的。妻子已经数次扬言：你下次出差回来时，它们就不见了。但说归说，我每次回来它们都仍然长得很好。

    女儿对它们也是敬而远之的。女儿今年上五年级，她的写字台就靠着阳台的窗户。有时我把仙人掌和仙人鞭放在阳台窗户上，晚上吃饭时她就说：我写字抬头看见仙人掌，就像扎了我一鼻子刺一样。但我想时间会改变一切，慢慢她就会适应的。

    仙人掌和仙人鞭，它们都是耐人寻味的植物。

    我曾经心血来潮地给我的一个中篇小说画了一些仙人掌的插图，后来因为我的画技的问题，它们果然没能问世。我曾在古城寿春一户市民私房的二楼平台上看见了一个大脸盆养着的一大盆扎扎拉拉极其拥挤老厚的仙人掌，我强烈地觉得它们已经因为年岁的久远而变成有哲学头脑的植物了。

    我还曾在广西田阳县的红岭坡看到过无数巨大的仙人掌守卫在菜园边和围墙上。看上去，它们固守一隅，但又有实力。它们是世界上最好的植物之一。

    生活用品价格手册

    我手里有一本1984年淮北平原某市的《部分生活用品价格手册》，很小很薄的一个小册子。这是我当年在这个市的政府办公室工作时无意中留下来的，跟现在相比，那时候的物质肯定是匮乏的。

    当然，因为工资水平很低，物价似乎也是便宜的。也就是1984年春天，董静生许尔茜，我去菜市场买鲫鱼给她催奶。其时鲫鱼也就是两三毛钱一斤，两块钱都能买一大堆回来。在淮北，鲫鱼叫曹鱼，曹鱼的曹是哪一个字，我也弄不明白，反正就是这个音。

    在上一世纪八十年代的淮北平原，鲫鱼是卖不过鲤鱼的，那时淮北人认鲤鱼而不认鲫鱼。这都是北方的习惯而合肥则是相反。鲫鱼买回来，倒在盆里，密密匝匝的一盆，都昂着小圆嘴向盆面上呼吸，很是喜人。每天给董静清炖鲫鱼吃，因此她的奶很好，宝宝那时候也长得白白胖胖。在月子里，董静吃得面色滋润，细细嫩嫩，有若少女，很是光彩照人。

    物质的东西总是能给人带来喜悦和满足感。我们政府办里一位年岁较我大、与我关系也很好的秘书就表现得很独到，也很淋漓尽致。当时每到春节，政府办总是要借助工作的方便，到市肉厂去搞些小包装，或者到水产公司去搞些鱼类来分给大家过年。

    有一年小包装搞到，放在办公室里，拆了一件，大家都在看里面有些什么东西。那位秘书说，我来看看这毛肚熟不熟，因为小包装的猪肚都是在加工厂里用开水氽过的，半生不熟。说着，他就拿起毛肚来，张嘴撕了一大口，边嚼边说，熟了，熟了，吃相真是馋人。但举止也颇惊人，使我难忘。是为可爱的淮北风情之一种。

    这本《某某市部分生活用品价格手册》里的所谓“生活用品”，其实大致指的是食品和糖烟酒，也就是当时人们的基本生活用品。这是最关乎群众生活质量，也是群众最为关心的内容。不似如今，谁都不会太关心、在乎大米卖多少钱一斤，麻油卖多少钱一斤，豆腐多少钱一斤，鲜冻去骨肉多少钱一斤，香烟多少钱一包（我是说关心的程度不似往年，并不是说家庭主厨们不关心）。

    这本小册子上的生活用品共分九大类，第一类为粮油，标一粳糯米0.20元一斤，标一籼糯米0.171元一斤，富强粉0.22元一斤，大麻油0.89元一斤，小麻油0.95元一斤，富粉挂面(身干、简装)0.29元一斤等；第二类为豆制品，豆腐0.13元一斤(一张票购买1.3斤)，绿豆芽0.22元一斤(一张票购买1斤)，黄豆芽0.15元一斤(一张票购买3斤)，豆皮0.13元一斤(一张票购买0.4斤)，议价豆皮0.60元一斤，议价豆腐0.18元一斤等；第三类为燃料，无烟煤（省内产）30.70元一吨，无烟煤(省外产沫煤)29.40元一吨，蜂窝煤33.85元一吨等；第四类为食品，鲜冻带骨肉1.00元一斤，鲜冻去骨肉1.10元一斤，板油1.30元一斤，花油0.95元一斤，大排骨0.40元一斤，小排骨0.50元一斤，猪心0.95元一斤，猪肝0.85元一斤，猪腰0.95元一斤，猪舌0.95元一斤，猪大肠0.30元一斤，带舌猪头0.45元一斤，去舌猪头0.40元一斤，沙肝0.30元一斤，猪蹄0.35元一斤，猪肚0.70元一斤等；第五类为熟食，卤猪肉1.60元一斤，卤猪肝1.70元一斤，卤猪大肠0.65元一斤，卤猪肚1.50元一斤，卤猪耳1.15元一斤，卤猪爪0.45元一斤，香肠2.20元一斤，红肠1.30元一斤等；第六类为小包装，蹄爪1.08元一斤（袋装2市斤），熟白肚1.20元一斤（袋装一市斤），猪耳朵0.88元一斤（袋装1市斤），猪肥肠1.20元一斤（袋装3市斤），猪肝1.08元一斤（每袋1市斤），脊排1.10元一斤（每袋2市斤），肉馅1.30元一斤（每袋1市斤），肉丝1.40元一斤（每袋1市斤），肉片1.40元一斤（每袋1市斤）等；第七类为糖烟酒，第八类为糕点，第九类为饮食汤菜。

    细察这本小册子，不由就见出了几多几少，少的是门类少，品种少等等。另外还有啤酒的涨价少。当时当地仅有的两种啤酒，每瓶售价分别是0.77元和0.78元。青岛啤酒则是1.10元一瓶。由此可知，现在的啤酒实在是并没有上涨多少。但那时的定价也是太高了些，要知道，那时候的古井贡酒，也不过5.64元一瓶。多的呢，用现在的眼光看，则是猪多，粮多，酒多。现在看起来，酒多似乎没有什么，因为酒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喝的，你不喝，你就可以不去管它。它的多多少少，并不会妨碍你的视线，影响你的胃口。但是粮食和猪肉多了，就叫人有点受不了了。餐桌上满眼都是大米、面粉、猪肝、猪腰、肉丝、肉片，那是叫人过不下去的。如果说什么叫生活质量，我想这也许就可以叫做生活质量吧。

    人在食物的选择上有了余地或者更大的余地，人的精神生活的空间也就可能会得以扩展；谁还会想回到那种仅以买到猪肚、吃到猪肉为荣的时代里去呢？

    小画书与《水浒传》

    我现在经常坐在电脑前写着写着稿子，就想起小时候读小画书和《水浒传》的情景。小时候宿县城里有许多小人书铺子，大隅口、小隅口东边都有。有固定门面的，也有临时搭棚子的。在淮北宿县那里，小人书又叫画书、小画书，有单本的，有连续连环的，有当时生活内容的，更有许多许多古书题材的。像什么岳家将、枪挑小梁王等等等等，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开小画书铺子的呢，较大而我又印象最深的，是宿城新华书店斜对面的一家，一个男的。性情举止有些女人气，不过对人很好，并不多话。加上一条进去的巷子，他家的书铺就显得很有些大了。巷子的靠墙两边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木制小板凳，或者长条凳，而里屋则把长条凳摆得一排一排的。看画书的大人小孩也就一排一排地坐在凳子上，都低着头专心看书。电灯昏黄，人多时是黑压压的一片，想想那情景，也颇为感人。

    最早看小画书，是同外祖父一起去看的。那时候外祖父身体康健。他又出身地主（虽然后来破落了），识字有文化，待我更和善可亲，由着我的性子，所以我愿意同他一起。到租小画书的铺子里，一坐就是半天。不少古书题材的小画书，看过都不止一遍，其他题材的却都记不得了。当时小画书一本的租金大约就是一分钱，半天时间，也许能在那里花掉三五分钱，或者顶多毛把钱，那就得超时了，看到吃晚饭时都不愿走。等千难万难地离开画书铺子走到街头的时候，街上的电灯早已亮了，梧桐树的大叶子落了一地。街对面国营饭馆里炒出来的菜香气扑鼻，那时就赶快要回家了，饿了，要赶快回家吃饭了。

    到了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那几年时常在暑假直至秋里回江苏泗洪县的老家，农村的书自然更少，但是不知从哪里得到了一本《水浒传》，无头无尾。我和二爷家的堂兄幼忠哥(小名小愣子)，还有堂弟幼时（小名小呆子）如获至宝，囫囵吞枣地，看了个痛快。二爷家住在村子的大路边，右手有一口塘，门前有一片空地，空地南有几棵泡桐、槐树，北有一棵大臭椿树。晚上我们都是搬凉床在树下睡的，天亮了起来，凉床子也不收，床上铺一片芦苇席，床边放一张小方桌，三个人就在凉床子上看《水浒传》。其中“王婆贪贿说风情”一段的“十分光”之说，最为给我触动，再难忘记。所谓的“十分光”，是说大色狼西门庆为媾合潘金莲而求助于茶坊王婆，王婆到底老辣，教给他十分光之秘籍，由外至里，由远及近，一步一步地收服了春心摇动的潘金莲。

    因为印象深，就想录制如下，层次是这样的：初，先由西门庆买一套衣料送王婆并由王婆邀潘缝制，若潘同意，这光便有一分了；后，再请潘过王婆家里做，潘不反对，这光便有二分了；潘连过王婆家来做两日，这光便有三分了；第三日西门庆到而潘金莲不走，这光便有四分了；西门庆到了，潘金莲如果同他搭话，这光便有五分了；王婆趁机请两人吃饭，若潘不反对，这光便有六分了；王婆去买酒，留潘金莲与西门庆在室，如潘不离去，这光便有七分了；酒菜摆定，如潘金莲愿意同西门庆同桌吃酒，这光便有八分了；酒意正酣，王婆再借口出门买酒，关潘与西在房内，若潘并不坚持要走，这光便有九分了；王婆把门拽上，西门庆故意把筷子弄落地上，再伸手去潘金莲脚上捏一把，如潘不吭气，也不吵闹，而是默认，这光便有十分了。用现在的话说，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如此精彩的细节，亏作者能由生活中记录、加工下来。倒是我那时小小年纪，偏偏记住了这一细节，可见精妙文学作品的能力。还是回到开头的一句，我现在经常坐在电脑前写着写着稿子，就想起了一个无解的问题，那就是我由上大学以后，最感兴趣，接触最多的——至少是自我感觉接触最多的——是西方的文艺、文化：电影、诗歌、小说、随笔、话剧、绘画等等，文字当然是经翻译过来的，但是一俟自己落笔至纸，出来的却不由自主的就是中式的短语，明清的结构了，这总是使我困惑不解。

    我想，是不是少儿时期的阅读给我一生的文字定了性呢？还是江淮大地的社会生活决定了我的文学形式？要么就是西式的观念、中式的语言在这里结合着？总之我解不出来我的这个迷惑，那就……且由它去罢。

    对一条小鲫鱼的回忆

    我现在写我记忆中的一条鱼，不完全把它当作一条鱼来写。我似乎是要寄托自己的某种感情，某种只能感觉到却难以诉诸文字的潜动的感情。我时常被这种感情所左右，因而辗转反侧，深思不已。

    它是一条亮黑色的小鲫鱼。十月中旬，在我过七岁生日那天，妈妈把它们买回来，放在水盆里。

    当我们姐弟几个把它从盆里拿出来，放在掌心看时，它好看极了。它的透明的“嘴唇”，它的薄膜般的鳍，它的可爱的眼睛，它浑身黑亮的光彩，它的微微扭摆的动作，都打动了儿童的心。于是我们趁妈妈不在，偷偷将它劫走，养进一个大瓦罐中，藏在院角的一堆杂什里。

    那儿就成了儿童的另一个世界。那儿有儿童的乐趣，有儿童的幻想，有儿童对小生命的热爱。它吃着我们的食物，在小得可怜的四壁间，摆着尾鳍游动，显得很孤独。

    我现在时常这样想起：就是当我们离开它，去更广大的天地做别的更吸引人，更热闹的游戏的时候，它该在忍受着怎样的寂寞的痛苦呢？

    事实上它很快就失宠了。我们在别的游戏中获得了新的欢乐。我们几乎全忘了它，一个多月过去了，其间大家偶尔才去探望一番。

    接着就入了十二月。一个很冷的早晨，我突然被来自心底的感应惊醒，心中觉到一种莫名的不安，好像萌发了一种怜情，随后想起了我的那条小鲫鱼，瓦罐里的黑色的小鲫鱼。我带着不祥的预感跑向它的居处。那时还很早，人们恋着热被窝，只有老奶奶煮饭用水的声音。天气晴冷，没有风。

    呵，我的小瓦罐……我的小鲫鱼……我的黑色的小鲫鱼……它好像还活着。它在清蓝色的冰里，好像还游着……它的尾鳍稍稍扭向一边……它的温柔的眼睛，透明的唇吻……它的娇小的身躯……我捧着瓦罐痛哭失声。爸爸、妈妈打我或者吵我，我也哭过，但那是因为怕疼或委屈。我好像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我哭得喘不过气来，胸口发痛。

    今天，当我处于某种精神状态之中，由于某一触机，而忆起了这件童年时代的轶事，我仿佛重又体验了那一段生活。那条小鲫鱼的娇柔的影子，不断浮现在眼前，使我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对社会、人生，油然而起了无限的留恋和无限的爱的情绪……心友

    在我这种岁数，可能还不是扼腕叹息、悲古愁秋的时候，但也有许多事情历历如在目前了，比如朋友。我有一位大学同学程世庆，他也是我的心友。所谓心友，就是在学校中我们接触、交往得并不太多，关系也并不是那种形影不离的──有时篮球场上见，有时课间休息顶楼晒台上抗抗膀子，有时下课同走一段返室的路，有时晚自习结束出了阅览室大门碰到一起。至今记忆最深的是仲春艳阳天他刚换了单衣远远站在西操场神彩飞扬地高举着一只胳膊招呼我去的情景──但我们互相有一种信任感，有一种尊敬对方的自觉，有一种无言的信赖。

    这决不是那种因为局势、环境而经常走在一起的关系。事遇推举或名誉，我很可能是举他的手的：没有利益的驱策，也没有铺垫的打算，仅仅因为某种无缘由的缺少根基的信赖、信任和尊敬；男人的怪僻似乎正表现在这里。

    大学毕业后，我们仅有一次相见：1987年我出差江城，匆忙而又专程地去看过他一次。他理的新发，衣衫整洁，人也白白胖胖，整个人都是精精神神的。连中饭都没吃，在办公室里我们匆匆说了一会话，在办公室外的街道上我们又匆匆说了一会话，这就是我与他不多的几次单独会面之一，也是最后一次。

    几年以后，我和一位女同学温媛一起去安医附院看他，那时他已经是肝癌中后期了（我记不太清了），但我对此一点概念都没有。那是上午，好像是春天，或者初夏，院里树上的树叶好像很多……花池里好像还开着一种花……我们给他带了一些水果和滋补品，我还专门给他带了一摞新旧杂志。我们在治疗室外面等他；他出来了，像以往一样，我立刻把手伸出去，但他没有跟我握手，只是苦笑着摇了摇头。他面色悴暗，痛苦而疲倦地在长椅上坐下去。

    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到电信局给他的我没见过面的夫人拍唁电。我默默地排在两个人的身后，心中反复暗诵着要拍发的电文……英年早逝……英年早逝……这是我心中的朋友，我的心友。

    他在世的时候，我们互相没有任何互利和互惠，甚至连这方面的可能和打算都没有，但我对他的友谊感觉，是永难褪色的。

    同学

    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欣喜地提高声音，“我在xx公司工作。我姓方，是你同学呀。”在我的记忆里，xx公司似乎并没有我的同学，姓方的同学我也想不起来是谁。“我的同学”大概感觉到了我的沉默的含义，他显然有些难过地降低了声音说：“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咱们从幼儿园上到初中，都是在一起的，咱们还在一个大院里住过几年，咱们和王x、刘xx、李xx经常一起玩的。”但我还是想不起来。只好干笑着说：“我的脑子不好使，您的名字叫……“我是方xx！”“啊！”我大叫一声。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这么熟的人，怎么能忘掉呢！

    那时候正是“文革”时期，那时候我们还都上小学。到冬天下了大雪，早早就从家里跑出来，叫哥哥、姐姐们帮着，堆起个极大极大的雪人。在那样的大雪的日子里，我们把家里和煤用的小铲子拿来，从雪人的底基处，开一个口子，在雪人的肚子里，挖一个大洞。三五个孩子吃了晚饭就溜出家门，蹲缩在低矮的雪洞里，点着蜡烛，打扑克，抽从父亲的桌上偷来的烟卷。烟雾把小小的洞穴弄得混浊不堪，感觉上倒温暖，充满趣味。

    夏天我们逃学。我们上野外逮蟋蟀，晚上也逮。张大嘴咬住手电筒，用捅条从侧面把叫得最“嗡”的蟋蟀捅出来，两手相合关住了，再放到纸叠的筒筒里去。白天我们就斗。床底下摆满了瓶瓶罐罐，蹲着蹭到床下，拿最辣的辣椒喂它们。姐姐无意中踩死了一个逃出来的，就哭哭喊喊地跟她闹了几天，买了本削价出售的《少年昆虫学家》，才算罢休。

    秋天呢，我们跑到河畔去，在陡峭的地方挖回来极粘的黄泥瓣瓣，用水浸透了和成泥，照着书上的样子做成各种手枪。枪的把上钻个洞，穿过枪把背在身上，那模样自个觉着十分的英武。后来父亲被起用到水利工地上去，秋天我跟父亲沿着正开挖的河走，走之前选了一支最心爱的泥枪背上。一路走一路枪拍着屁股，见到村里的野孩子围上来看，就满脸严肃地把枪攥在手里威胁他们……我想起来电话还握在手里，连忙大声疾呼地说：“哎呀，是你，你还活着！最近怎么样？”我感觉到对方松了一口气，响亮地说：“想起来啦！电话里说不清楚，讲好了，后天下午六点到我家，有你、我，还有刘xx、王x、……我住在……”他说完把电话挂上了。

    我呆在电话旁边。是啊，问什么呢？家庭吗？工作吗？处境吗？烦恼以及其它吗？也许都该问，但不管怎样，我们不应因生活道路的坎坷而一味沉浸到往昔的追忆里去，也不应因拼搏得到了最初的报偿而遗忘过去。少年的记忆永远美好，即使那时有几颗酸涩的青果！

    父亲

    父亲是1914年生人，今年已经八十一岁了。我记得父亲对我一直是很严格，甚至是很严厉的。在农村插队时我表现得还不错，父亲没什么可说的，当然他也不会挂在口头上表扬我，那样（我觉得）他大概就认为我一定要骄傲了。上大学时我有点好吃懒做（看书还是十分勤奋的），所有的体力活我都没兴趣，回家成了个“油瓶倒了不扶”的哥儿。父亲愤怒地不断用一个（也许他认为最能概括的）词“废人”来评价我。接着我开始赶潮流，穿上了时髦的喇叭裤。父亲看不惯，严厉地在母亲面前批评我，说我“变修了”。母亲传达给我，我听了有逆反心理，更加不去改正。

    父亲有一段时间因此而一直对我很严肃，我不知道他怎么样，但我心里一直是不平衡的。大学毕业工作后我的毛病更多了。我在黄山太平湖的一艘游船上学会了打麻将，父亲知道了，也许他对我完全失望了，也许他是鄙视我，有一阵子他都懒得理我了。

    又有一段时间，我想方设法要从政府紧要部门调到创作单位去，父亲不认为这是有关人格的事，但他也不认为我的选择有太大的道理。在个人问题上，我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他们宣布我要结婚的，婚后不足一月我们又突然离家另立门户……1983年底，父亲得了一次心肌梗塞，我们父子几乎永诀。而且从那以后，我们的工作地离父亲母亲也越来越远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思念之情愈加浓厚，过去的东西反而淡了。

    现在在我的描绘里，父亲已经完全没有了过去的严厉和严格；只是一个慈祥和蔼的老头，说话时孩子一般地笑着。想想以往自己的不检点，心里是一种强烈的时光不在的感觉，父子间反而靠得愈加近了。

    去年我因为计划要到外地过一段时间，手头一时紧张，打电话向父亲借五百块钱，并言明不日即还。父亲在电话里说：五百够不够？给你八百吧。他又在电话里激动地说：还什么还？你说说，我们还留钱有什么用！我握着话筒说不出一句话来……后来春节期间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母亲的身体不太好。父亲说想四、五月份春暖时到合肥看看，因为大姐和我都在合肥。我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因为从宿州到合肥的数百里行程，对他们的体力和脆弱的生活习惯是很大的一次考验。但父亲似乎主意已定，他正色对母亲说：就算是告别，也该去一趟。

    我期待着父母亲的到来。我期望四月、五月永远是风和日丽、亲人团聚的日子──这种团聚对高龄的父母和远在他地的我们，都是不容易的呀。

    父亲的照片

    父亲许旺熙的这张照片，大概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照的。他是1914年生人，那时他应该有四十多岁五十岁左右了。我得承认，我非常自豪，我也非常崇拜这张照片上的父亲，那么英俊、潇洒、时尚，像是一个白马王子，在任何年代都不输别人的，真是难得！

    父亲的父母都去世得比较早，所以我们从来都没有祖父祖母的概念，更不惯于喊出“爷爷奶奶”这样的名词。

    据父亲解放初期的一个自我简历说，“八岁时，母亲病故，家中有父亲、姐姐、弟弟和我四口人，有土地几亩。由于当时生活困难，姐姐给人家做童养媳，弟弟交姑母家养活，我随父亲念了九年私塾，至十八岁。”

    年青的时候，父亲似乎还在家里教过几年私塾，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革命。后来随部队到山东，参加了解放战争，解放以后他一直在蚌埠、泗洪、五河、灵璧、宿县等地工作，几乎一辈子没离开过淮北平原这块地方。

    在我最早的那些记忆里，印象很深的有这么两段：一段是六零年前后，父亲在灵璧县渔沟镇跃山做工作队的负责人，我们全家都在那里。渔沟因为出奇石，现在已经很有些名气了。

    那时候冬天的主食就是胡萝卜，顿顿是一锅清煮胡萝卜，吃一顿面条极难，偶尔吃一顿面条，而且只能是绿豆面的面条。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在夜里，夜里我迷迷糊糊被母亲从热被窝里喊起来，豆面面条的香气直逼命门（就是这种感觉），我本能地立刻就醒了，全然不顾他人，捧碗暴吃起来。

    我在家里是老小，上面两个姐姐，男孩只我一个。当然不可能有人胆敢跟我争抢，作为独子，总是缺乏体谅他人的条件和环境的，我也一直以为诸事必然。对此我到近四十岁时，都没有深切的认识。现在女儿要考大学了，全家都呵护着她，这才有机会能够体会父母对子女的感情。看到女儿的吃相，你只愿她吃多，哪要她吃少呢？

    还说六零年吃豆面面条，吃着吃着，豆面面条竟然被我在那时吃够了，后来许久都不喜面条。这是冬天。在春天和夏天，我则同般大的孩子上山放羊。渔沟是有山的，八十年代我专门怀旧又去过一次。渔沟的山并不大，但小时候觉得非常大。我们放羊到深山沟上，下面是山沟，上面是石头和田地。我们围堵一只青蛙，就在山沟旁边，经过一番追捂，青蛙终于被我们逮住了，加上各种蚂蚱（用草串成一串一串的）我们就在石板上点火烤来吃。青蛙和蚂蚱都被烤得油滋滋的，吃起来喷喷香。这是小时候印象最深的第一段；第二段是六十年代中期，父亲担任新汴河工地的副总指挥。

    那时“文化大革命”武斗有些乱，父亲就带我下新汴河工地，也是一种规避的办法。我们从宿县附近开始步行，那还是春天，真正是春天，不是虚构的。我还记得我们一直在春天的淮北平原上走的感觉和情形，还有挖河建涵的工地，还有两边长满了刺槐树的河堤，还有为了避免互相闻臭，我和父亲一人到河堤的一边，蹲在堤坡上拉屎的情形，还有农村那些热闹的集市，人山人海，喧嚷非凡，到哪个公社，就在公社招待所吃住。当然条件非常简陋，一间大屋子，那就是公社食堂，晚上点着煤油灯。父亲和许多公社干部在屋里说话，屋里热气腾腾的，因为正在烧馋死人的晚饭。记不清是什么饭了，我已经“摇摇欲坠”，困得睁不开眼了。吃过晚饭以后，我和父亲通腿睡觉。在记忆里，那是唯一一次和父亲通腿。

    长大以后，我非常不喜欢这种睡觉的方式，能避免的话一定会避免，当然在农村插队时例外。早上起来我们离开了那个公社和热闹的集市，农村的大路上有许多赶集的人，来来往往的，阳光也非常灿烂。父亲在路上为我找了个拉家具的架子车，我就坐在架子车上，一路上越平原、走山地，过了一道山口，然后到了灵璧县城。

    也许我对农村的深厚感情，正是从儿童时代的这些记忆中培养起来的。

    父亲的遗产

    人的信念很重要，它会陪伴人的一生。年轻的时候，信念会萌芽、形成、固定，指挥和统治人的行止。喜怒哀乐，快乐痛苦，皆与其相干。当然，信念也会在时空的强力参与下作或大或微的修改，人既会得益于自身的信念，亦会为信念所苦。但是没有办法，不管是什么样的信念，人没法摆脱信念，人也必须得有信念。所谓信念的概念，只不过是人由人的现实总结和概括出来的。

    父亲当然也是有信念的，可能我现在还无法明确和准确地说出他的真正的信念。但当他躺在病床上叮嘱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代他把未交的党费交掉时，我觉得这就是信念或者信念的某一部分在他最后的行止中的具体体现。这不是文学作品中的事情，虽然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看多了这样的“情节”，我们会一时觉得有些无法感动，但当它真实地发生在我们亲人的身上时，我们会觉得它是那么自然、严肃、认真和真实。父亲的这一行为本身也许不会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但它让我们感受到了“信念”的力量，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也许是父亲留给我的遗产之一。

    在有形的物件方面，父亲还留下了一些他曾经用过或珍藏过的书稿文件，这其中有一本《中国共产党简史》，一份《中共临时党员证》。说是“一本”，用现在的眼光看，显然是不准确的，这“本”《中国共产党简史》的开本连64开都不到，全文10个页码，于1949年6月20日由“中共皖北宿县地委宣传部编印”。它与我们后来经常背考的“中共简史”不同，不完全是内容上的不同。在内容上，也许是物质的困囿和战争的环境使然，它朴实简洁，便于记忆，令人印象较深；而在外形上，它看上去印制简陋，纸质低下，油墨洇渍，装订粗糙，颇具年代感，这使它似乎无法不成为吸引人收藏的佳品。

    而那份“中共临时党员证”，虽然印制仍甚粗糙，但“封面”竟为彩印，红白相间，文字则繁体横排。此“中共临时党员证”比《中国共产党简史》还小，三面两折，于1947年4月1日由“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印发。所谓“临时”一意，在其“使用规定”中已有说明，“此证只限于负伤之党员入院时过临时组织生活使用，否则均不能生效”。

    既言“负伤”，这必定指的是“战时”了。那么那时的“战时”的党员要做哪些“表率”呢，此“中共临时党员证”末页“战时党员守则”亦有详尽指定，该“守则”凡12条：第一条为“进攻在前退却在后”；第二条为“重伤不哭，轻伤不下火线”；第三条为“鼓励作战勇气，提高胜利信心”；第四条为“英勇顽强为人民立功”；第五条为“服从命令、完成战斗任务”；第六条为“帮助指挥员掌握部队”；第七条为“帮助新战士的战斗动作”；第八条为“提高警惕制裁投敌分子”；第九条为“加强爱民观念，遵守群众纪律”；第十条为“不发洋财，严守战场纪律”；第十一条为“优待俘虏，不搜俘虏腰包”；第十二条为“胜利不骄傲，失利不灰心”。很明显，这些“纪律”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当时中国条件低下的泛农村环境中，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并最终取得了国家政权。

    这是父亲的一段历史，我指的是这本小册子和这份“中共临时党员证”。这也是父亲留给我的一种有形的遗产，我不是说从收藏或者别的角度看它们有多少“物质的价值”，我是说父亲的历史、包括与这两种文件有关的历史，它们难道还不都是父亲留给我的某种遗产吗？我们会在历史的基础上丰满、成熟和长高，这与物质的东西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它们的“属性”不同。

    现在，我要离开电脑，好好地把这些文件（以及其他旧文件）收藏起来了。我打算用一个厚实的、印制精良的、曾经盛装咖啡类“物质”的大纸盒收藏它们。我走过去拿起了咖啡盒的盒盖，它给了我一种强烈的浓郁的感觉。多么好啊，这样一些文件放在这样一个厚实的、看上去安全又令人放心的大纸盒子里。这样我就可以永远永远地保留它们了。

    女儿的老师

    女儿从上幼儿园到上小学四年级，已经有过许多老师了。她的老师大多是女老师。女老师细心，待孩子又温软亲切，所以女儿对她们也亲近得很。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把女儿送在一个单位的幼儿园里，中午我们都回不了家，女儿就在幼儿园里跟一位刚结过婚的老师到职工食堂打饭吃。那位老师也是因为家远回不去的。她们俩说说话，做做游戏，度过中午难捱的几个小时，直到其他孩子下午到来为止。

    女儿小学的班主任也是位女老师，她们俩的关系好像处得特别好。上一年级时女儿看起来还很小很小是个小不点，学校放学过马路回家，小学生们都排成队走，老师拉着女儿的手走在最前面。汽车来了，她们一挥手，汽车停住，她们都一溜烟地跑过去了。有时候妻子送女儿去上学，半路上碰见了老师，老师立刻取代了妻子的工作，领着女儿，亲亲热热地走了。

    女儿的老师中也有些很出人意料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天气很热，妻子中午回不来，我每天中午和女儿在家里吃饭，女儿就讲她们班一个临时代课的老师的故事：上课时有个小朋友伸舌头，老师鼓励他：“使劲伸，伸长了我们当滑梯玩。”

    有个小朋友上课没带作业本，哭了，许多同学都举手，报告老师：“老师老师，他哭了，他哭了。”老师说：“他哭了喊我有什么用，喊我抱他？以后你们要这样说：‘老师老师，他哭了，你抱抱他吧！’”同学们都笑死了。

    孩子们太喜欢玩。老师说：“好，我以后要把这门课改成游戏课，你们回家把我的决定告诉你们的爸爸妈妈，你们的爸爸妈妈肯定会说：‘太好了，这下你们可以玩个痛快啦！多好的决定，多好的老师呀！’”

    老师说：“你们写作业时可以故意做错一道题，然后请你们的爸爸妈妈检查、签字，如果他们检查得不认真，就检查不出来，这是对他们的考验。”

    临时代课即将结束，老师搞“民意测验”：让孩子们选举他们最喜爱的老师，每人只准举一次手。现在的孩子多聪明、多成熟呀，虽然有点为难，但他们知道该怎么选。结果她只比班主任少了一票。选举结束，老师高兴地说：“没想到我代你们的课才这么短时间，你们就这么喜欢我，我很满意！”

    我的后半生

    写下这个题目，我自己都禁不住哑然失笑。人生尚不足半百，感觉正年轻着，现在人的寿命又越来越长，竟在这里侈谈什么后半生，岂不令人牙酸。其实我的真实意思是，我想在我今后的岁月里做些什么、有些什么打算，也就是所谓的梦想。

    人是一种很怪的生物，许多事情初时不经意，也无暇以顾。只有到经历过了、或者逼近了某个岁数，才感觉到它的好，才会眷恋。相对于人生命的盈亏来说，这也许是一种倒退，但个中醇厚的滋味，确是引人入胜并且足资把玩的。

    拿读书来说，二十余年前我上大学时，心里总想着走入社会、创造辉煌，除频频光顾图书馆读自己的书以外，正儿八经的投师问读，对我是没有一点吸引力的。外语我后来自动放弃，但是刚刚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我又迫不及待地请外语系的同乡帮我买“新概念”。古汉语方面我只拣我喜欢的文章读，但是结了婚以后我很快又开始了捧书自学。文学史方面我对外国文学史感些兴趣，但工作后业余搞文学创作。觉得在中国当代这方面不下点功夫，那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于是立刻着手四方搜求有关资料，试图慢慢地补上这一课。

    大学毕业时我“差不多已经受够了”，早已在心中暗下决心，这辈子决不再沾学校了。那一段时间数量本就不多的噩梦，几乎都是关乎考试的，而那时几乎所有的好梦，也都是脱离学校的牢笼，到无际的世界上奔跑的。

    二十年恍然而去，四十余岁后静下心来一想，竟然越来越觉得读书、做学问、思考社会、以某种方式发表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是人生历程上最有魅力的事情之一。这一方面是社会和观念的进步，导致了人们思想的活跃和言语冲动的发生。另一方面，也是人过了四十岁以后，自我感觉已经对这个世界、对身边的社会拥有了某种真理般的认知和发言的权利。

    所以我后半生的梦想就是，先积累一些钱财，以达到吃穿不愁、舟车尚可满足的程度，然后认一个吉祥的方位、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住下来花钱去大学里读书。当然，这种读书完全不是为了应付考试，也不是为了文凭，更不是为了生计，只是去学自己感兴趣、愿意学的东西。

    除了文学创作以外，我现在最感兴趣的就是地理、民族、东南亚的华人世界、农林水土、乡村生物和国际关系等等。这些领域里蕴藏的东西，决不比表面上华丽的文学、电影等领域少，我一定要好好地去探究探究。活到老学到老，随时准备从零开始，任何时候开始都不必言迟，这是我现在时常念叨的几句话。我想照着我的这一想法走下去，看看人生的路途上还有些什么未曾得见的新花样。我一定要做到我想要做的这些事。

    我的父亲母亲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以前是不重亲情的，至少在表面上，至少在我青少年的记忆里。小时候父亲从来没有抱过我们，这是我们长大成人工作后，母亲在餐桌上当着父亲的面说的。母亲还一连声地逼问父亲：“你说你可抱过？你说你可抱过？”那时父亲已经六七十岁了，他红着脸，支支吾吾地应付着，看上去，也真有点难为他了。确实，父亲可能是严肃的，也可能是大男子主义的。在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已经是级别较高的干部了。他不太跟我们说笑。我脑袋里还有他夹着文件包下班的情形：那是一条现在早已不在了的老街，也许我真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正好父亲下班从街那头走来，我脸上“啪”地挨了父亲的一巴掌。这一巴掌就成了少年时期父亲留给我的总体印象。

    但显然父亲是极其疼爱我的。从他四十二岁才有我，从我们家只有我一个小男孩这样的事实看，他不可能只对我怀有一般的感情。这种感情到我长大了而他慢慢老了、离休了之后终于暴露了出来。起点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年的暑假我一个人到大别山里去。那时候还正在讲阶级斗争的后期，山里的形势给一般人的印象还是复杂的，险峻的。到了山脚下的县城霍山，在母亲一个朋友的朋友家里住了一晚之后，我一个人进山了。我当然没有忘记给家里写信，我把信投到胡家河公社邮电所的信箱里。但是直到我二十多天下山回到家里后又过了半个多月，那封信才姗姗来到。母亲说，我在山里时父亲急坏了，因为他看的文件多，对复杂的社会有“更多的了解”。但也许是长年的习惯使然，父亲还是不会亲自过问的。他先是催着母亲多次打长途电话到霍山询问，后又多次跟母亲商量要请霍山县广播站广播找人，直到霍山县打电话说我已经下山了才作罢。

    从那以后，父亲的变化越来越大，而我（或我们）则离家越来越远。当我在一年里回家一趟两趟时，老父母激动和不知怎么疼爱才好的心情难以掩饰。他们会早早起床兴师动众地去菜市买我最喜欢吃的羊肉，并且买回来一大堆鱼、猪肉、鸡、水果（这些他们大部分都不能吃，即使吃也只能吃很少）。吃饭时父亲还会主动问我喝不喝酒，我知道他是希望我喝一点，这是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他疼爱我的心情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们喝一两盅酒，到临走的时候他再给我几瓶带上。我尽量不当着他的面吸烟（因为以前的印象是他一直用一种干脆的态度不准我吸烟的，到了近四十岁我还是在乎他以前的态度），但是他主动给我香烟，成包成包地给。他的烟自然都是好烟，我一点都不想拒绝，虽然我吸烟很少。

    他还想把各种能给我的东西都给我：他送各种食品给我，让我带回家。他还问我要不要袜子，那种草绿色的纯线袜。起初我还有点不好意思要这么多东西，我就拒绝了。第二次回家临走时父亲又问我要不要，他还拿给我看，是那种已经不时髦但质量很好的类似军袜的那种袜子，我又很随便地拒绝了。回到自己的家把这件事讲给妻子听，立刻被她狠训一顿。她的道理很浅显：袜子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父亲想表达他的感情，我的拒绝肯定会让老人家难过的。我恍然大悟，下一趟再去，一到家我就张口向父亲要袜子，我说我没有袜子穿了，现在街上卖的袜子质量都很差。父亲立刻从衣柜里把一直给我留着的一摞抹子拿了出来。袜子真不错——当然这不仅仅是父子情，袜子本身也结实耐穿，而且一点都不显得土气。我当天晚上就穿上它并且在各个房间里来回走动，以便让父亲能不时看到，并且直到现在我还是一直穿着它；穿习惯了，就穿出了多种感情。

    每次我离开时，父母亲都会提前花费很多时间给我捆扎好一个装满了吃食的纸箱。后来父亲又开始给我钱。给钱是从晚辈开始的。逢年过节，父母亲一改以往不给压岁钱的旧习，开始给起压岁钱来了。起初是孙辈一人十块、二十块，渐渐（随着收入的提高和货币的贬值）增至五十块、一百块，有时（当他们得到一笔额外收入，例如增补工资时）他们就会非年非节地给孩子们发学习费；但当然还是以过年时最正规：孩子们一个一个走到二老跟前，像在班里上课发言一样严肃地（也略带拘谨地）说一两句祝福的话，比如：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等等；这些话在我听来一点都不像是某种客套话，它一方面是我们的心声（当然是通过孩子们的小嘴表达了出来），另一方面我也相信这必然是真的。

    于是在这种固有的节日氛围里，“年”总是过得圆满而欢乐。“年”每年都有一次，在心底偶尔会泛起一丝短暂的惊慌的基础上，我现在完全感觉到“年”总会这样过下去的。会一直过到一个我们连想象都想象不到的远方的。

    给大舅寄报纸

    1999年９月18号深夜，正在合肥住院治病的父亲，病情突然急转直下，咯血不止，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单：梗阻性肾病，大咳血，随时有生命危险。父亲咯血直到19号凌晨才止住，当时我们姐弟几个都在合肥，只有二姐在宿州，于是赶快打电话叫她过来。

    当天下午两点，二姐到了，我担心二姐从宿州来会引起父亲对自己病况的猜疑，于是事先告诉二姐，让二姐说是为了儿子的事情来的，顺便也来看看父亲。母亲也事先把这个谎言告诉了父亲，使父亲有个思想准备，不至于太突兀。因此父亲见到二姐，好像没有什么不妥，倒是很平静地跟二姐说了话。又让二姐明天就抓紧时间回去，说家里事情多，不要在外面多耽搁。

    第二天下午二姐回去之前，我们都在，父亲突然对二姐招招手说：“你过来，我有话对你说。”二姐赶忙走到父亲床头。父亲说：“你回去替我办两件事。第一件事，我每过二十天就给你大舅寄一次报纸，这段时间耽误了，你大舅该急了，你回去就寄；第二件事，你回去以后，专门到×老和×老家里去一趟，告诉他们，我现在合肥治病，时间可能会长一些，没有什么。”二姐说：“俺爸，你放心吧，我回去就办。”父亲说：“你重复一遍给我听听。”二姐重复了一遍。父亲看来很满意，对二姐挥挥手说：“早点回去吧，早点回去吧。”

    父亲去世后，我心里很痛苦，有一段时间一个人沉寂地待在家里，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想想在泗县农村的大舅，现在连给他寄报纸看的人都没有了，我就把手里刚看过的报纸收拾收拾，装进信封里，给大舅寄了去。从邮局里出来，我的心情好了一些。

    连续给大舅寄了几次报纸以后，大舅来了一封信：

    幼连（我小名）：

    寄来的报纸收到了，谢谢。我最喜欢读报纸，你父亲过去按月寄参考消息等报纸给我，痛心他走了！

    大舅书1999年10月23日

    大舅的钢笔字坚实有力，信也写得极言简意赅，我是极为佩服的，读过信后就马上拿给夫人和女儿看：“你们看大舅这信写的，你们看大舅这信写的！特别是许尔茜，你真该好好学学。”“学什么？”“学写信的艺术呀。”

    大舅已经八十多岁了，解放以前他教过私塾，思想开放，接受新事物特别快。农村时兴养殖时，他大批量地养过小鸡，农村时兴特色养殖时，他还养过黄鳝、泥鳅。

    我记得七八十年代农村才刚刚有几辆自行车时，他就早早学会了。从此他赶集、上街、走亲戚，就快捷方便多了。我上中小学时经常到大舅家过暑假，那时我正在长身体，个子又细又长，村里人都说：“你看这孩子，长得像棵青庄稼。”大舅喜欢赶集上街，母亲说他是“逢集必赶”。我那时跟他赶过一些集，从泗县山头王沟庄往南翻过山头，就到山头镇了，或者再往南就到刘圩镇了。除了买些油、盐、酱、醋、煤油、火柴以外，大舅喜欢扎堆凑热闹。在供销社柜台前跟人说话，一说能说半天，在牛市羊市蹲着也能蹲半天。大舅还喜欢听戏听书（大鼓书），集上要是来了戏班子，或有说书的。他蹲在向阳的墙根，会一直听到人家收摊子，他才站起来，拍拍屁股回家。

    收到大舅的信后，我给大舅回了一封信。后来，大舅为报纸的事，又来过几次信。

    许辉：

    春节前已收到你十五次报纸，给我精神生活上极大享受，尤其两岸关系和军工报道，还有法制案例，我最喜欢读！

    大舅启元旦

    许辉：

    你好。从春节后到现在，我已收到你二十份报纸了，我对时事特别有兴趣，若不是你经常寄报纸来，我会闷坏的！

    大舅农历六月五日

    回宿州看望母亲时，跟母亲聊天，说起这件事，母亲说：“你这也算是按你爸的意思做了，你姐她们都哪有时间。”顿了顿，母亲又说：“给他寄吧，你还能给他寄几年？”

    现在，我仍然每星期给大舅寄一次报纸。有时候寄两次，看报时如果有好看的文章，不自觉地，我就留下来了，因为要给大舅寄去。现在，我父母这边家里的老年人，除母亲外，也就只剩大舅一个人了，除了寄寄报纸以外，我还能帮他做点什么呢？

    为别人写文字

    为自己的文字淌得流畅，比如写述职报告，比如写某种小传申请，比如写可以换来稿酬的文学作品……这十分正常。为别人的文字，在我的印记里，流畅和激情甚至更超过为自己的文字──这就有点奇怪了。

    印记很深的有两次。一次是下乡插队那年。刚下到生产队里没两天，队里开社员大会，批评（或曰批判）几位社员的资本主义思想；队干们开过炮以后，就点到知青们了，（之所以不先点名让别的社员上阵，是因为他们都并不以为真，让他们发言，他们插科打诨，大小通变，又老没正经，只能把事情搞黄）。我们因为在学校时受过各种各样的批判、批评锻炼，所以那时发言一点都不感到为难，站起来就干。反正是轻车熟路，背景相同，人物略异，改名换姓、新瓶旧酒而已。情绪激昂是当时的一大特色。发完言之后，第二天一早，大队干部就来通知，叫我把昨晚的发言写成批判稿交到大队去。我用了早饭时间的一个小时，把稿写出来，交到了大队部。当天，这份激情流畅的批判稿就上了大队部的墙报。我为此意气风发了好几天。

    另一次是前两年有一次从淮北乡下回家，乘一趟慢车往合肥来。车上人很少，在我附近，只有一个老太太和一对中年夫妻。起程安然。快到武店时，车厢里上来五六个从十一二岁到十八九岁不等的男孩。他们大些的围坐在一起甩扑克，小些的则哼着歌，脱了鞋，在座位上跑着玩。车到武店，打住。那对中年夫妻突然互相埋怨：包哪包哪？你看着的，你拿着的。大伙掉头看去，那一窝孩子，已经下了车，已经离了站，正唱着歌，往站外的田野里呼啸而去。谁也不会下车撵的，大伙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去。

    不一会儿，事件引来了一位乘警。乘警看起来很年轻，态度也谦让，跟一般的警察不怎么一样。他先家常式地每人单位啦、住址啦问了一遍，然后就不见了。我们以为这件事情就此完了呢，没想他又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张纸、一杆笔，坐到我对面，态度诚恳地请我把事情的起末写一遍。这对我是新鲜的，是头一回。我趴在茶几上“唰唰唰唰”地写起来。老实说，这比写小说容易多了，因为这不需要虚构，再说稿子还没写出来，“版面”已经在那儿等着了，叫好的观众（那对夫妻）也已经发自肺腑地准备称谢了……这都能促进人的写作积极性。我使出全身功夫写完见闻，又详细地写明单位、地址、姓名、年月日，交给乘警，他们反复地谢过我，才离去。

    为别人的文字，因为不是为自己的，所以就少了许多禁忌。“镜子都是照别人的”，看别人看得更清楚，容易写得激情、流畅、风流。为别人的文字，因为自认为是帮助别人的（有时甚至就是工作），而自己又不损失什么，何乐而不为？人在这方面都有豪侠气概，文挟豪壮，文章自然也就大气顺气，写起来自然也就如虎添翼了──那也确有一种非同一般的快感。但我的两次“为别人”，却不幸都是建立在别人的某种痛苦之上。

    我在江淮大地的老家

    “我在江淮大地的老家”，这是我一部长篇小说的题目。现拿来做这篇文章的名字，我觉得也是满贴合的。

    我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于安徽珠城蚌埠的淮委医院。听上一辈人讲，解放初期，安徽分成几大片，皖北的行政中心就在蚌埠。五十年代中后期，皖北行政片分成宿县、滁县等几个专区，我们全家到了皖东北（淮北）的宿县专区。

    对我父母来说，他们这是回到家乡了。因为我父亲的老家在泗洪（泗洪县梅花乡；泗洪县现归江苏），我母亲的老家在泗县（泗县山头镇），泗县及泗洪均为古泗州地。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的整个宿县地区（包括现已划走的五河县、固镇县、濉溪县等），历史上为著名战场，兵家必争，由陈胜吴广而刘邦、项羽而淮海战役，总有惊世骇俗、撼天动地之举。

    而淮委医院呢，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我又去过。

    那次是同合肥《希望》杂志社鲁胜宝、袁汝学等同事，一块去医院的朋友韩津淮家喝酒的。当晚在场的还有刘彬彬、陈东风、许凤慧、邵体萍诸友。

    本来我酒量完全不行，那晚却不知为何，但喝无妨，又是主动出击，又是帮我同事带酒，而且飘虽飘矣，却头脑明白，没有一点要出酒的感觉。酒后一路瞎侃，又都是我主动的，找这个说一句，找那个说一句。当时自己知道此为醉态，心里清楚，却就是控制不了，高一脚、低一脚走回宾馆，躺在床上看电视。正好是那年学生风波结束，鲁胜宝说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得，他笑对我说：“许辉，这下没劲了吧。”

    第二天去蚌埠火车站回合肥，蚌埠火车站的站台里，大喇叭一直反复不间断地广播昨晚的电视录像，印象极深，亦是至今不忘。

    疯

    现在的人多少都有些“疯癫”。听一位朋友说，他单位里有个同事，是搞政工的，往常稳重得很，喜怒不形于色，宠辱皆不惊，但近来却大不相同了，换了个人一般，或超常兴奋，或沉默不言，所为何事？据说是买了股票的缘故，大约他的心路历程正在股市的风雨里转弯或升降呢，在股海里沉浮，想把感情完全遮盖住，那还真不容易。这叫“股疯”。

    邮市现在不很热了，但这次在庐山开笔会，听朋友说，有一位作家却反其道而行之，乘隙而入，玩签名邮票玩疯了。此公不论大会小会何种场合，一律捧一本邮册，请人签名（只要稍有名气）。如此累积下去，数十年后，价不可估。这还不算签名者中有人突然窜红、有人暴卒等意外增值。这叫“邮疯”。

    不知不觉间，我也染上了一样毛病，那就是买报。

    买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我觉得今年的报潮来势甚猛，到街头的小书报摊看看。花绿斑杂，蔚为大观，星期刊、月末版，工商金融、社会新闻、足球、读书、世界信息、种花养草、棋牌垂钓、药膳旅游等等等等，渐有了眼花缭乱之感。

    关于报纸，以前有两件事我始终弄不明白。一件是怎么想象也想象不出来国外和国内解放前的工商金融经济类的报纸怎么会有人看？怎么会有订户。往常为了考试老背政治经济学，觉得特枯燥乏味，现在非但不觉无聊，反觉有趣、必须。大家都在讲商品经济，讲市场经济，强调商品的内容和市场的形式的和谐统一。不关心不行啊，不关心说不定哪天就窝囊了。就掉在赤贫线以下，成为社会发展的负面教材和累赘了，这件事亲身体验算是明白了一些。

    第二件事是三四十年代的“小报”怎么会那样赚钱、好销？“小报”后来转化成贬义词了，但我想，除去那些黄色低级的部分，小报的赚钱、好销必然有它的规则。现在街头零售的小报，多为四开四版，也有四开八版、对开四版的，就我个人的兴趣而言，我愿意买四开四版或四开八版的。因为这种报版面多，内容的选择余地大，信息面广、中小型文章多，标题醒目提神，适合我的“全景式浏览”的需求，这就叫适销对路吧。这些小报不像一些正经严肃的大报，它们的面孔比较温和、主动、大多施了淡妆，为读者着想，使人轻松愉快、赏心悦目、疲乏顿消，所以它们掏顾客的钱爽快，顾客掏钱给它们也爽快，两厢情愿，真有一拍即合、相见恨晚之感。

    我对小报的“疯颠”，近来似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和公费订书订报完全不同，这是拿自己的钱上自己的“当”、买自己的东西。开始是偶尔地买一张两张，翻翻看看，形不成气氛，有时还不以为然呢。小报日见增多，自个也逐渐“上瘾”，竟致“走火入魔”。

    现在如果我不出差待在合肥，每日必上街一到两趟，远远近近各书摊报摊去搜购小报。少则三五角，多则两三元。这可叫“报疯”吧。

    自个“疯”了，就想为“疯”劲寻一些存在的道理。首先觉着这些小报是润滑剂，它给社会机器的很多地方上了油，使它们不那样干燥、枯拉、不长粮食。另外，它使我们周围的生活时时充满一些小小的刺激、小小的悬念、小小的兴奋，使我们有一种处在“时代”中的真实感觉。所以每次看完报纸，我都情不自禁地想用动画片里小女孩那种嗲乎乎的腔调说，我真的学到不少东西哎！

    人有各种各样的活法，找一样“疯”事，陶冶陶冶性情，钻研一些学问、增加一点收入，为自己和别人发些光热，未必不是个上好的选择。朋友，你也去“疯”一回呗！

    做事

    前一段时间日子过得很单调，也很有规律，特别是夏秋季，天亮得早，每天早晨早早就起床了。快速地刷牙、洗脸，然后到小饭厅里吃早饭。

    吃早饭的时候不想“闲”着，就开收音机来听，逮到什么听什么。有时是流行歌曲，有时是广告，有时是卖药治病的直播。反正不管什么，对我来说，听一听似乎总是有益的，感觉上就不是那么闭塞了。

    早饭后碗一推，就进书房开电脑。如果能写到中午，一般就在近十二点时关机，一个人做简单的午饭吃，边吃饭边看电视里的新闻。

    新闻结束，饭也吃好，抓紧时间往地板上一躺迷糊一会儿。一点多两点不到醒了就赶紧爬起来，三下两下洗好脸，再开电脑。如果还能写得顺利，就一直写到下午五六点她们风尘仆仆地回来。

    在外面心急火燎地跑了几年，起初有点安静不下来，觉得这种无欲的生活似乎跟“火热”的社会不合拍。别人都在煞有介事地忙着，开会啦、赚钱啦、出国啦、旅游啦，总之是升官发财吧，你在家里慢慢地“做”，你是在做什么呢？

    一位朋友打电话来约我上节目，我说不去了，怕分心，想一门心思把手里的活做完。于是她问我近来的一些情况，我大致说了一遍。她说，你好像过起老年的退休生活了，早上听听收音机，中午睡个午觉，晚上早睡早起。不过这样也好，毕竟人已到中年或快到中年了（按不同的标准），要注意保养。我说，谢谢。

    说老实话，我自认为并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虽然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

    我喜爱生活，不管是阴晴冷暖，还是刮风下雨，总的来说，我都十分喜欢。刮风能做刮风的事，下雨能做下雨的事，阴天有阴天的心迹，晴天有晴天的感觉。

    我也珍惜自己的生命，因为像每一个生命一样，我这个生命能来到世上，必定有许多的经历，也可能会有许多的取舍和牺牲，不是那么简单说来就来的。

    所以我想我不会轻易就浪费这种来之不易的命运，也不会轻易就能放弃什么要做的事情的。

    人过了四十岁，我的感觉，人生最有味道的季节来到了。许多事情都有了经历，哪怕只是皮毛，心境是那么踏实，精力是那么充沛，思路也比以前开阔一些了。想要做什么事也是完全可以就此开始的，连“野心”也变得实实在在和不那么遥不可及了。

    二十多岁时在大学的教室里瞎想，给自己定下了不可能实现的两条人生标准：“既要在事业上有极大的成功，又要享受人生的一切乐趣”，并且用蜡纸钢板刻印，装订成册，广为散发。

    现在看来，人生由呱呱坠地，到大话连篇，再到心境平实，再到牵手余年，不管是吃饭、穿衣、睡觉、说话，还是有朋自远方来，还是企望在人间留下自己的智慧，都是那么有意思，有味道，值得回味。

    电影《西游记之月光宝盒》里的人有一个月光宝盒，很灵验。可以通过它前生后世地生活，吃饭、说谎、恋爱。我们没有这个福气，拿不到月光宝盒，那就只有靠自己了。

    做人就要做事——《合肥晚报》之《逍遥津》编辑先生打电话来叫我说说有关二十一世纪的事情的时候，我想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又能怎么样呢？不外乎还是要做事，做别人要我们做的事，做自己不得不做的事，最好是做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并且尽量把事情做好。

    变化

    不知是因为什么，我现在的习性有了很大改变，以前不喜欢的，现在逐渐都喜欢起来，比如下厨做饭做菜。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农村插队时，已经学会了基本的食品烹煮法，但那里食品单一，经济拮据，又完全不讲究不提倡美食，加上远离父母不得已而为之，所以标准仅仅维持在做熟的水平上。古人有句话叫“君子远庖厨”。或者我真是个君子了，或者我是想“当”个君子，或者只是想偷懒。

    近十年来我一直采取“远庖厨”的政策，敬而远之，淡而远之，避而远之。也为之吵过架拌过嘴，或在某种压力和环境下勉强为之，但终究非出自愿，心情并不愉快。

    但现在我的这一固习，却在不知觉中有了改变，其实真讲不出个缘由来。我经常在写作或读书的间隙到菜市去，买一些肉食回来（我喜欢吃肉食，说穿了也就是一种花钱的欲望），特别是鱼。买那种五、六两一条的，一次买回来五、六条，每天中午都兴致勃勃地下厨去烹上一条，由着鱼在油里煎炸。我却举目透过厨房的窗户，去看窗外明媚和暖的秋空，心里感觉这样的境界也甚是高远。

    其中也有无数及无穷的内涵，也有无数、无穷的哲理的境况在里面，这正应了一种观点叫：思想无处不在。

    我现在煎鱼已经很拿手，在饭桌上我感觉良好，自认我的烧鱼技术已经超过了妻子，真是不好意思。我是个现代人，古老的“君子远庖厨”的观念已经离我而去。

    对于家庭养花养草，我以前也甚是不屑一顾，虽然我对农业、林果、植物一类的一直很感兴趣。但是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也许是因为我有了一个离地十几米高的阳台的缘故吧，我开始注意起家庭养花来，并且有一种疯狂劲。

    当然我现在刚开始接触它们，水平还是很初级的，大都在草本的圈子里打转。我先是从熟人、朋友家里调剂余缺，到了朋友家里，我首先注意的就是阳台。如果可能，我总要搜刮一点，不论好坏、雅俗，一概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继而我又从花鸟市场购买，我碰到喜欢的总要想方设法买下来，但这只局限在我的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内。

    有些花木售价五十到七十，一二百，我知道他们做这种生意都是大刀宰人的，我不去上大当，只上小当。好在我的爱并不专注，方向性也不强，不会死钻在哪一种植物上。我也喜欢买花盆，经常到花市去转，既然去了，出来时多少就得带一两个花盆回家。

    这好像又是一种毛病，是想获得一种花钱的愉悦。

    因为那些花盆有时并不需要，我们家放钱的抽屉也已告急，但我是真心地关注它们，对它们有兴趣。文人的这种陈腐，又被我沾染上了。

    对秀丽风光、旖旎山水以及各文物保护区的文物、文字、建筑等等，我以前一律不感兴趣甚或反感。虽然每到一处我也去参观、观光或浏览，但那仅仅是为了“到此一游”的虚荣或为了某种礼貌而已。我觉着那都实在清软无当、毫无力度在里面。

    现在我的这种观念也在迅速改变，对那些文字、文物、古建筑颇感兴趣，并必加以揣摩和观察，结合自己的一星半点儿知识，从中得到乐趣和收获。

    它们现在很容易融化在我的血液里，被吸收掉，并且成为我的世界观的某种营养。那些山清水秀的所在，对我也产生了吸引力。秋天我到舒城县的晓天去，晓天在大别山里，老街犹存，也算是山清水秀了。我在那儿边休息边写作，没想到效果十分好，工作和生活都显得轻松多了，身体所承受的压力也小多了。

    从上小学开始，我就喜欢读外国文学作品，后来上大学读得更多。大学毕业后也是只买译作，国内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当代的，所购甚少。看电影盼望有译制片，看电视钟情于舶来品。

    从1990年夏我在杏花村读《水浒传》开始，我发现我的趣味正在发生极大的变化。先是重读《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继之又读《聊斋志异》、《儒林外史》、《镜花缘》、《老残游记》和《封神榜》。读来读去读上了瘾，虽然未必就是一口气从头读到尾，未必就能讲出什么来龙去脉，但那兴趣却提上来了。

    现在每到一地，必去书店搜购这一类书籍。见到《荧窗异草》、《淮南子全译》、《尚书全译》之类，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买下，甚至又看过了头。连《麻衣神相真本》、《地理全书》、《白话神奇推背图》、《痣斑命相大会》、《中国古代民间方术》、《风水源流》等等等等不知为精华还是为糟粕的一类书也一概购进，充实我的书橱。

    我正在一天天不知其所以然地改变着自己的喜好、兴趣以及观念，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我老化了，也许是我逐渐改变了我以前的一些坏毛病了，也许是环境对我的影响占了上风，使我失去某一部分活力而得到另一部分陋习……但面对并且经历这些巨大的变化（对我个人来说），奇怪的是我并不困惑或者迷惘。人的变化、走向和延展都是自然而然的——这大概是唯一的深刻的答案了。

    在家

    “在家”，对我一直是一个挑战，也是我的福事。虽然别人都看出来我是一个好静的人，但我自己知道我并不那么安静。如果窗外有更吸引我的事，我会放弃家里的安静而投身于社会的洪流中去的。

    在一般的情况下我每天都要上街一次，哪怕没有任何需要我上街的事，我必得在一天之中的傍晚（这是一天里的最后机会了，除了夜晚）穿衣套鞋走上街头，置身于人的海洋里，随着大流，或买一张报纸（一般是《参考消息》——它是我从正常渠道获取外部信息的最主要的媒体了），或采购各种零嘴于商场食柜前。其实这都不是生计的迫使而只是与外部交流的需要。

    我跑到乡下写小说或者闲逛或者突然出现在某小城的一个熟人跟前，使他为此而惊讶好几天；我自己掏钱跑到北京或者广州住一阵子，然后又奇迹般地回到家中，回到原有的朋友中间，回到使我得到慰藉但也使我从心底产生莫名悲哀的生活中来；我不顾家里家外所有亲人的最后通牒式的批判而任性地接二连三打十数场以输赢为目的的麻将；我又跑出去把城市里所有的新旧展览通看一遍；我开始跑花市，然后抛弃花市进山（大别山）观察树桩的挖掘可能性；我突然喝起茶来了，于是把好几个半天耗费在整条商业街的茶庄茶柜前；一改前习我（有一阵子）热衷于集会了，于是所有的会邀（哪怕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我都积极参加；……确实，在家不是许多人能够接受的，“闷得发慌”“闲得无聊”也确有其实。但所有的诱惑、不适和吸引都还是抵消不了实践告诉我的“在家”的好处。这也许是职业的理性的告诫，也许是生命基因的一部分，另外这还也许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坦途。“周五工作制？”休闲在家的时间也还是太少了。上班显然并不是积累“财富”的最有效的手段，“休闲”在家使我们“创造”。有朝一日，我们只须推广和销售“知识产权”就可以食有鱼而高枕无忧了。

    在家使我克制并可能对世事看得更明确一些，在家使我平稳而不必心如焦草，在家使我有一种长期的打算而不要求尽快进入，在家使我有可能明确地对待一个人、一件事、一种事态而不必模棱两可，在家使我有规律，这对延年益寿也是有好处的，在家可以使我博览全球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在家是一种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至少它是一种享受，并且越来越不枯燥而成为一种生活的和精神的享受。除了读书、写画、音乐、暇想、哑铃、整理和电视之外，我们至少还可以玩电脑游戏、唱卡拉OK、听海外新片再往后还可以借终端以试图进行盗版试验吧？

    这就是时事要求在家里工作的人的一般性的生活？它使我经常进入崭新的工作状态之中，虽然我还是经常经受不住门外世界的诱惑，虽然我还会心如焦草，还会出门寻找某种中性的娱乐……但我毕竟找到了一条自由之路，那就是适应了各种不同的环境。这就是我的“在家”。

    床上

    据统计，人一生中有将近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床上，除了夜间睡眠以外。这主要包括了婴幼儿期、老年期以及缠绵病榻等等。人在青壮年时倒未必如此，因为人一生的主要学习、工作、交际大都是在青壮年时期完成的，假如去除了青壮年时期，那么人差不多就是个床上动物了。

    谁发明了床昵？相信说不出一个具体的姓名，应该是集体的合成和创造。自古至今，床有各种各样的类型，人们还没有床的概念时，床就已经有了。扯几根山草枯柴，剥几片兽皮鸟毛，那是像猪圈狗窝的床，那是人的动物本能的创造。

    后来，又有了石床，有了竹床，有了绳床，有了木床，有了土坯床，有了棕绷床，有了铜铁床。

    有了水床──怕夜晚被动物和他人袭击而以简陋木竹漂流于水上，就是后来船的先驱。

    有了草秸床──七十年代的农村依然有不少这样的床，即以麦秸或稻草或山草或豆草厚厚铺成的床，或在简单的床上铺了麦草而成的床。

    有了冰床──南北极都有这样的报道；更有了地床，即往大地上一躺，天当被，地做床了……床真是人们离不了的东西。几乎所有人间的事情都是可以在床上做的：睡觉不用说了；可以在床上吃饭、吸烟、喝酒；可以在床上读书；可以在床上谈心；可以在床上指挥战斗；可以在床上窃取情报；可以在床上通电话；可以在床上看电视；可以在床上幻想；可以在床上发明创造；可以在床上犯罪；可以在床上挣大钱；可以在床上逗孩子玩；可以在床上打扑克牌；可以在床上锻炼身体；可以在床上决策办公室里的事情；更可以在床上进行正当的谈情说爱等等。

    如果说大多数人的一生都会在床上呆到三分之二的话，那么有些人在床上的时间可能会更长，达到五分之三甚至七分之五，我就是其中一例。我在床上呆的时间长是跟我很长一个时期的工作特点有关系的。近些年来，如果不离开合肥的话，我每天都在家里工作。

    早上我可以起得稍微晚些，在床上看看书，设计设计小说里的人物关系；中午疲乏的时候我可以抓紧时间睡个简短的午觉，以便下午直到夜晚的脑力劳动；晚上无事了，我可以早些上床，一边看电视，一边静心凝思，琢磨一种明天需要的境况。还特别是天寒地冻时节，桌边呆不住，我可以从早到晚一整天捧几张纸、一杆笔呆在床上，直到夜深深人静静心平平……实际上，对我来说，我觉得在床上的每分每秒都是在工作。这份工作的确是很独特的，也是饶有兴味的。特别是这份工作是与一个固定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与床联系在一起的。这不能不使人对床产生一种特别的亲切感觉。

    床，使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自如，使我们的创造无所不在，更使我们有了一种可以依托的归宿感……床是谁发明的呢？是一个男人抑或是一个女人呢？──还是想这样再问一声。如果真有一个发明床的人存在，那第一个感谢他的人，我想肯定是我！

    关于死

    古代的汉子看起来都是可尊敬的，他们驰骋疆场，视死如归，没有一丝一毫的矫揉造作。但那也可能是文字塑造的结果；文字的产物总是有偏差的，就像口头的语言一样。因为它已经加入了作者或叙述者的建议、好恶和看法。明显的例子是演戏，在革命的现代影、视、戏中，坏人中弹或被打死，总是往前扑倒，或往后仰倒的。往前扑倒，就弄得个嘴啃泥，往后仰倒，便倒成个仰巴叉。而好人呢，则一半是歪倒，像是熟睡，进入梦乡；另一半是晃倒，倒靠在什么东西上，相互依托，相得益彰。据一位串岗的当代歌星说，她第一次拍死的镜头时，导演已经反复向她交代过，好人都是往旁边倒或者晃倒的，绝不能往前扑，更不能往后仰，但到实地拍摄，她早把导演的指示忘了个一干二净，随着某种冲力的推动，她“叭”的一声往后仰去，摔了个屁股蹲不说，姿态也可想而知的十分不雅了。

    死是什么呢？死有两种，一种是解脱，一种是未知的死。未知的死是死的一种状态：自己不知道就死了，活着的人推想，这种死可能是最利落的一种解决了。一次我们在公路上奔驰，一路过来不下五起车祸，有的两车对撞，有的翻进沟里，最难忘的是公路上有一堆牛肉样的血物，车友立刻就说：是牛肉。但司机说：是人；怎么会是人？司机说：夜间行车，前面的车轧过去，后面的车都会一辆接一辆轧过去，人哪还有人样。这种死对死者来说，可能就真的是未知的了，干脆利索，一命归西。

    死是一种解脱？许多人都这么说过，对生活得过于困绝的人来说，死可能真是一种解脱：没有债务了，没有烦恼了，没有忧虑和操心了，也没有办得成办不成的事了，没有疾病的痛苦了。总之一了百了，万事皆休。

    自己去死，更是一种解脱。像美国的海明威，靠在树上，一勾扳机，就达到了目的；或者像荷兰的凡·高，在自己不喜欢的地方，忍无可忍，给了自己一枪，就永远地解决了问题。自己去死，大部分总还是清楚的、清醒的、明智的：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场合、用适当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种文化的、生存方式的选择，都是应该得到人们的思索的。

    我经常用一种世俗的态度想到死的问题：──我不太相信那位女歌星关于中弹的眉飞色舞的讲述，一个人在家时，我还模拟过受到某种冲击时的身体反应。根据物理学的定律，人体受到某种冲击时，当然要往相反的方向倾斜，但既然是演戏，我想演员不会是很不清醒的，她必定知道自己不会真死，她也必定知道冲击来自于哪个方向。如果这样，往哪个方向死，还不是任君选择吗？──未知的死是最没有意义的，那是一种糊涂，虽然未知的死任何人都无法选择，或者推辞。──我还想到过在非同一般的日子里（例如我们年岁稍大些的人都记得的那些日子），自己去死的问题，那也就是一个人在生活和生命的进程中怎样做一名演员的问题：胸有成竹，面对镜头，做出最优异的而不是仓促忙乱的表演，那该是怎样的优秀、文雅和悲怆呀？！

    睡懒觉

    睡懒觉真是一件无比愉快的事情！特别是数九严冬时节，窗外寒风呼啸，甚至滴水成冻，被窝里却暖融融的，这时偎在温柔梦乡中，脸蛋儿红扑扑，偶尔发出一些欢快的鼻息声，想想就令人羡慕不已。

    但睡懒觉却又并不是人人都可以说睡就睡的，睡懒觉也得有条件。

    上夜班的人可以睡懒觉，这是先付出了“代价”后生理和心理的必须。因为一夜未眠，或半宿未合眼，生物钟紊乱，倒在床上就睡熟了，但却没有了睡懒觉的那种享受。

    退休的老年人可以睡懒觉，他们操劳一生，晚年安度，既不用上班，也不用晨读，尽可以呼呼大睡。

    但老年人睡懒觉的极少，一是老年人的睡眠减少，天一亮他们就难以继睡，再是老年人都有老年人的生活准则，生活原则。没有几个老年人是不讲究早睡早起的，他们睡懒觉的习惯已经遗留给后代，他们是站得正坐得直的。

    城里人不论，其实在农村工作的人都可以睡懒觉。我说的是那些农民。农民都是个体经营者，他们的时间尽属私有，但他们却受囿于自然界的规则和生计的限制，秋种的时节种子晚下地一旬，他们第二年的收获就会减少几成。夏收的时节麦子迟收一天，他们的粮囤就会矮下去一截。他们有睡懒觉的条件，但却没有睡懒觉的福份。

    做那些非主流杂性工作的人都可以睡懒觉。这就有些繁复了。

    比如往年的那些打手闲客们，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规律，主人们用上他们时，他们就去做各种各样的皮俗杂务。过时空闲，他们没有看书学习的风气，又能半夜一天地睡下去，睡觉那时倒成了他们的工作。

    再比如往年的那些太太们，她们的工作不外乎做有钱的先生的好看的花瓶。除了陪先生吃饭、赴宴、聚会外，就是游街观景、搓麻应客，晚睡是常有的事情。

    因此早上睡睡懒觉，已经成了生活的习惯。窗帘儿拉得紧紧，一觉睡醒，翻个酥腰，转身再睡，直至肚儿里的饿虫唤她。

    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们，他们也有睡懒觉的条件。这是他们的流行，也是他们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

    一般来说，他们白天总是不用按时上下班的，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又总是惯于夜晚工作的。夜晚的“时间”长于白天，夜晚的时间又有连续性，夜晚还剔除了所有的搅扰，夜晚还免去了一顿饭的餐前餐后，夜晚使人心神安定，夜晚凉爽多了。如果是在夏天……于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有了夜晚工作，而白天睡懒觉的习惯。

    睡懒觉最贪的可能就是小孩和女孩子了。小孩爱睡懒觉因为他们是小孩，他们需要大量的睡眠，这样就可以长身体，长个子，长智力。另外，小孩子的控制能力总是很差的，要玩时他们会不顾一切地去玩，要睡时他们又会不顾一切地倒头就睡熟，不考虑任何后果。女孩子爱睡懒觉，是因为她们会享受，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享受本能。

    睡眠能使人精力饱满、容光焕发、体能充沛。无法想像一位女士或姑娘神彩不振、皮色黯淡的情景。当然这未必与睡懒觉有绝对的关系，但合适而充足的睡眠，总是有利于人的光艳照人的。

    睡懒觉有两种睡法。一种是真睡：睡着了，一直到上午九、十点钟都长眠不醒地不起来。另一种是醒了，但是懒在床上，既无所事事，又不想再闭眼睡去，也能懒到八、九点钟。

    我也是有睡懒觉的条件的。但我从未睡过那种真睡的懒觉，所以我的身体一直无法充盈起来。早上醒来后，我总是睁着眼懒在床上，想想这个，想想那个，在床上磨蹭个半小时。这时往往会来个电话，让我进入一天的生活之中。接过电话，我就起床了，我自己的一天就正式开始了，但这一天实际上是从床上开始的，是在床上设计和规划的。

    如果有条件，那么睡一种假的懒觉，确实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

    据有些科学家说，在床上睁着眼睡一会儿懒觉，对一天的工作、创造和学习是有利而无弊的，因为这对沉寂了一夜的思维是一种梳疏和整理。

    另外，借助这段时光，还可以使大脑充分地清醒过来，使身体里的不安分活跃起来，这就更有利于一天中对别人和颜悦色，更有利于发明创造，更有利于“按部就班”地行事，更有利于提高工作和学习的效率。

    不能睡懒觉的人肯定都十分羡慕能睡懒觉的人，也十分憧憬着有朝一日自己能在小艳阳天里足足地睡上一个大懒觉。这是人的一个最卸包袱、最平民的愿望，也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

    但懒觉睡多和睡过头了，也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在合资企业里你就可能被扣除下一顿馆子的薪金，在机关里你也许恰巧就失去了晋升的机会。如果因为无聊而大睡懒觉，那就不仅仅是危险，更是降低了自己的生命等级，毫无疑问，那就真是自己偏废了自己了。

    手，左手

    左手一直是我骄傲的一个小小资本，就我个人来说（除身高尚能凑乎以外，几乎就没有能拿得出去的）它确实有点不同寻常，首先它比其他地方的皮肤（特别是面部）白而细，甚至比右手都更白而细；其次是它柔韧而灵活，多少有一点钢琴演奏家的素质。

    它还是有力的，在三十多岁以前的一切掰手腕之类的活动中，它都会应命而出，并且可能战而胜之。

    甚至我与妻子成婚也得益于左手，因为我们第一次相见时，我有意无意地把左手亮出来炫耀（扬长避短），她看上了我的手，“爱屋及乌”，与我结成伴侣，成就了我家的一段佳缘。

    这种种迹象都加深着我对它的钟爱。它甚至不用涂脂抹粉就能永葆青春。我时而欣赏它，并且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在妻女跟前吹嘘起它来。妻子赶紧制止——因为这是有教训的：某年春节，我在家中大夸其口，说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小偷偷过，但上天有眼，第二天我离家返肥，刚下车包就被小偷拽走了。而且我是眼睁睁看着偷包的小偷转身遁去的，但（公交车）已开动，任我怒喊狮吼都无济于事。包里不但有吃有喝有现金读物，还有有关妻子工作的关键性文件。这是我在这方面得到的某种看不见的势力的第一个明白无误的示意，但显然这种示意对一个人来说印象仍然是不够深的——妻子赶紧制止，但看起来似乎已经来不及了。

    一个盛夏的夜晚，我在自家的家门口被一个类似歹徒的人用锨砍伤，伤处自然不可能是别的部位，而只能是左手、左臂，伤疤也是永久性的。

    整七年过去了（人又有几个七年呢？），往事似乎已经淡忘，我又一次处于一种与七年前相似的虚假的充盈之中。或许是经验给了我一些预感，这时我做了一次长途的，没有目的地的旅行。

    我仰望着新的我从未见过的天空，呼吸着另外一些人呼吸着的空气，等待着某个事件的发生。于是在一个恰当的季节，在一个恰当的时间，一辆停着的出租车，恰到好处地把我撞飞（我骑自行车；车门打开）。当我从自行车上凌空飞起来，翱翔在祖国蔚蓝色的天空中，并且准确无误地向出租车倒车镜上降落时，我就已经在想：想要加深一个人对一件事的印象，或者想要改变一个人的精神路程，“给点皮肉之苦”确实是一种最直截了当也是最有效的办法了。毫无疑问，左手又是首当其冲的。在掌心那片巴掌大的地方，一家有相当名气的大医院小题大做绣花般在上面缝补了好几十针（拆线时我又为此而几乎晕厥）；我平静而庆幸地躺在手术台上。

    我当时的确是这么想的：这确实是最好的结果了，或者说总得有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我前一段路程的结束，后一段路程的开始。权衡比较，我是划得来的。

    现在，我引以为自豪的左手（左臂），已经是伤痕累累了。当我夏天穿着短袖衫，自由自在地出现在各种场合时，它们会热心地显现在公众面前。

    时而，也许会有好心的先生或太太，问起它们的来历和出处；这自然就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在某些枯燥的场合，它们的出场尤其得体。当然我为此付出了小小的代价，但我得到的东西也是十分宝贵的。

    在一段时间里我不再沉浸在家庭、工作、环境和“业绩”的虚构的自我满足之中了。我显得清醒多了，我感觉有时候人明白了一种处境但却无力自拔时，那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就会用强力使你改变（你也可以改变呀！）。这当然是一种机会，虽然我们决不会主动选择它。

    统计与性

    统计经常和数字联系在一起，比如统计局。在我的印象里，它就是一个由各种数字和图表堆积而成的政府职能部门。我以前曾在政府机关工作过，和统计局打交道，除了去找熟人朋友外，就是去要数字，政府的工作报告，政府的各种有关文件。其中的指标和数字，都以统计局的为准。

    数字从表面看也许是枯燥的，但我喜爱那种有某种秩序和规则的组合与排列。它们显示着巨大的能力，它们是社会生命的表现形式，而且是最不花哨最经得起推敲和时间之流冲击的外在形式。在我的印象里，统计部门还和情报、间谍、军事机器等强有力的字眼联系在一起。这印象不知是怎么来的，但是毫不奇怪。最文弱的东西往往就蕴含着最有冲击力的功能，这是中国古代的哲人们就已经指明了的现象，例如水。

    列宁就很重视统计的作用。列宁现在不太有人提了，但列宁是我尊重的一个人，我觉得他犀利、尖锐，是事业型的。他把统计比喻成武器，而且他重视的是精确的统计。我想，他确实需要它（统计），而不是闹着玩的。

    统计还有其他的一些类型。这两天在街上走，看到投影厅、镭射厅都在放所谓的内部资料片，据统计，有：《十日谈》（译制）、《最后的原始部落》（外语·中文字幕）、《人体奥秘》（译制）、《超级杀手》（国产）、《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译制）、《初尝禁果》（国产）、《新婚学校》（第二集）等。这些片子多少都和“性”有那么一点关系，而且宣传广告也都重在突出一个“性”字。

    我觉得很奇怪（难道都没有一点好奇？），于是用了两天时间，突击把它们全看了一遍。

    有什么呢？真的没什么。《十日谈》作为故事片拍得很是一般；《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在艺术上则好一些，性的镜头也略有一些；《最后的原始部落》其实是人类学的题材，有学术性，但绝不通俗；《人体奥秘》全面地介绍了人的各种器官，并不仅限于性器官，而且画面大量使用电影（或电视）特技，冷冰冰的；《超级杀手》是国产的谈改革开放以来性病情况的片子，充满了说教的味道；《初尝禁果》呢，是生孩子和养孩子的事，专业性颇强，大约最适合妇幼保健站的干部和职工学习用。

    坐在放映厅里，我暗暗发笑，并且惊叹“性”的难以置信的凝聚力，它把那么多平素可能是极少看书学习（因为工作太忙吧）的人召来，让他们自愿掏钱（五元，不算便宜──如果他们在看之前就知道是什么内容的话），并且接受正儿八经的家庭教育，我真是服了。

    以上是有关统计的一些闲话。实际上统计是什么呢？我想起了一茶杯，这个杯子里有一些倒进去不久还冒着热气的白开水，现在你往里头掺些东西。掺了氰化物，不管谁喝了都会立刻死去；掺了果珍，那就有一种升空的飘动感；掺了深山里出的茶，你就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掺些咖啡呢，说不定明儿就能变成某国驻某国的文化参赞了。最后，什么都没有掺，白开水还是白开水，那么喝起来，它总是淡而无味的。

    淮北纪事

    淮北是我的老家。这种老家的意义已经有点宽泛了：我父亲的祖籍在泗洪县梅花乡（六十年代以前也为安徽属地），母亲的祖籍是泗县山头后王沟村，我出生于蚌埠淮委医院，但却是在淮北宿县长大的。高中毕业后我插队到了灵璧县向阳公社大西生产队，大学毕业后又分配在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来来去去，总离不了淮北。那么现实生活中的淮北是什么样的呢？在一篇创作谈里我这样说它：

    所谓“淮北”，顾名思义，就是淮河以北。因为淮河及其他许多河流（包括现在已经消失的河流，例如泗水、汴水等）的冲积，淮北成了土地肥沃的平原，即淮北平原；假如它再与河南、山东、江苏的一些地方联系起来，在自然地理的意义上，它又成了大平原，叫黄淮平原。这也许就是地理的最简单、也是最基本而又准确有效的组合方式。于是每一个人，就都被涵盖在这种大同小异的组合之中了。我觉得，这正是生命（和其他）发展的全部奥秘。

    当然，淮北又是独到的。就像另外一个人体会他自己的地域一样，没有在淮北长期生活的经验，是不可能细微地体验或占有它的独特的。淮河是一条深奥的河，它同秦岭等连接起来，就成为我国南北地理的一条分界线了。所谓分界线，并非无力亲受的人所理解的那样，是地理学为了方便而大致匡定的一条试题答案，它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那就是当我们由南而北跨越淮河时，我们马上就进入了北方——温度的差别和（因地理因素而形成的）习俚的差别，立刻就会提示我们的身体和感觉，非常明显，泾渭分明；橘生淮北为枳，就是这种差别的实践及佐证。

    这是实在的大家都能有目共睹的淮北。但在我的心目中，还有一个虚构的淮北存在着：一个以实在的淮北为基本框架，以我数十年岁月积累起来的习惯、感触、亲情、友情、乡情、愿望、人文理想……为填充物的构想中的淮北。这构想中的淮北，是实在的淮北的补充和延展，我在小说中用“濉浍平原”这个自制的概念来代替它：

    《人种》：濉浍平原远古的生活、生存场景。

    《王》：濉浍平原有文字记录初期的政治、军事、经济、谋略、文化史。

    《焚烧的春天》：濉浍平原乡村一隅发生的爱情故事。

    《幸福的王仁》：濉浍平原小城镇里的感慨人生。

    《飘荡的人儿》：濉浍平原上的一段伤心传奇。

    《有太阳炙烤的焦黄色天空》：濉浍平原上心灵的干燥和焦渴。

    《乡村里的秀梅》：濉浍平原上歌哭着的知青生活。

    ……

    但是现在所有关于淮北的这一切——实在的和虚构的——也都还不能满足我对淮北的周期性的渴念和暗想：我离开它似乎越来越远，时间的间隔也越来越长了。像一个断奶的孩子或者被逐出家门的弃子，我常有焦躁和暗自垂涕的时刻和愿望：淮北是我的淮北！我的淮北，谁也夺不走！夺不走！当然，谁也无法从别人的头脑里夺走本属于他的东西。一个人出生了，长大了，后来经历了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然后又死亡了，他无法多次挑选老家、屋檐、亲邻和泥块。他的感情还能寄托在哪里呢？他还能依靠谁呢？他还能为谁而歌哭、为谁而站着生死、为谁而承誉受辱呢？于是我只能在都市冷热无定的壁垒里，每天都打点了小包，随时准备启动我的脚步，走到淮北的土地上去。

    那是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的故事：

    春天：春天少见的一场狂风暴雨把我驱赶到五河县桑庙乡乡西麦场边的一户农家。夜寒风冷，淮北农民都是绝对好客而朴实的。他们（一对年轻夫妻，有三个女孩，其中一个是超生）让最好的烟给我抽，又专炒一盘辣椒给我吃。晚上我睡在锅屋的麦秸里，棉被上油汗的腻味熏得我无法入睡，但后来我睡着之后就再也没有醒来，直到天亮。

    仲春：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一个人横越了灵（璧）南正在耕耙的土地，横穿了大西生产队的田野。这是我第一次回到十几年前生活和劳动过的地方。我没有任何准备，不敢随便闯入人家，可是庄外忙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注意或认出我，我也没认出一个村里人。最终我控制不住，走进了记忆中队长的家，但那里不是队长的家，而是西学红的家，他是个有知识的人，当年我们可没少拉拢无产阶级专政和苏联的军事力量。

    队长家搬到村外去了，那里已经盖起了成片的瓦房。

    夏天：我住在向阳乡唯一的一家地铺旅社里。蚊子扑头盖脸地飞来，晚上很晚了七八个互不相识的旅客在店东家的锅屋里（用棉柴）烧火下一大锅面条，然后个个用海碗狼吞虎咽倒进去两三碗没有油只有盐的粗面条。

    秋天：我再一次穿越向阳乡的土地，在新汴河的渡口上，我知道有一个人死掉了，他是地主的儿子。他娘很早就守着寡，我下乡的第一天就是他赶着牛撬在冰天雪地里把我接进庄的。他总是成为别人的笑料和欺侮的对象，到了三十多岁他还没能结婚，他娘死了，后来他自己也去死了……冬天：固镇县汽车站南墙根（太阳能照到的地方）有一个被父母丢弃的小孩，许多人围着看。小孩长得方头大脸，身上穿得干干净净，手里拿着一块蛋糕，睁着惊慌的眼睛看周围的人。有人说，是一对年轻的农民夫妻丢的，刚才那两个人还站在车站对面的商店门下往这边看——是看可有人抱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人抱他们的孩子？——后来孩子被车站里一个扫地的老头抱走了……这将是很长的一个故事哪！

    ……

    这就是我的淮北的故事的一部分。

    让我在淮北四月的风沙里倒下去，让我在淮北化为泥土，化为一缕轻风，化为村庄的带有猪圈牛棚腥臊的气味。

    拥抱淮北，那是我三十年无时不有的愿望：

    我曾徒步走遍濉河。

    我曾徒步走遍沱河。

    我曾徒步走遍浍河。

    我曾在淮河两岸数月徘徊。

    我曾无数次骑车下乡，无数次穿过淮北的村庄，无数次站定在农民中间成为他们身边的一棵杂粮。

    ……

    “我不敢从堤岸上降下去和他同行……他开始说：‘在你末日到来之前，你便走到此地，究竟是什么机会？什么命运？那位引路的是谁？’我回答道：‘在地上的时候，我还在清明的生活之中，我迷途在一个山谷里了，那时我的年纪还没有达到鼎盛。昨天早晨，我走出山谷；在我逢着危险，进退两难的时候，他突然出现在我前面，就是他引我经过这里，走向归家的路。’”（《神曲》）有它的引导，我找到了归家回淮北的路。

    淮北的故事，已经成为我生活和命运的一部分了。实在的淮北和虚构的淮北，在一个人的头脑里，在一个人的书里，永远不会忘记，永远不会忘记！那么下一部是什么？下一部是《我在江淮大地的老家》，或者《濉水县里的龙族》？——都还是淮北佬的故事，都还是濉浍平原的话本，都还是江淮大地的传奇，都还是这方土地上开的花，养的苗，结的籽实！

    ——这也算是，一个淮北佬的自白？

    最后两天

    一觉睡醒，忽然有一种末日感。心想：今天这是什么日子，这是什么样的好日子，或者坏日子，会令一个生活过得还算开朗的人惊乍乍地惶悚起来？会令一个还算沉着的人看天会觉出天的促狭来。看地会觉出地的局迫来，看自个的“前程”会看出一片玄乎来，看社会看“人生”会看出苍苍茫茫、跌跌撞撞、大江东去、逝者如斯、前拥后搡、嘈嚣挤兑来？

    原来是一年里的最后两天了！原来是一个人离天地的旨意又近了一年了！原来是一个人在人群里的玩耍又要告一段落了，（“大人”又要喊我们吃饭了！），原来是又要到了我们快要睡醒的时候了。

    鹞子一样翻身下床。急什么呢？原来是急着要在这两天里，赶时间把一年里没做完的事都抓紧做完呢！

    先伏在稿纸上横、竖、撇、捺了一会；然后就骑车去看早就该去却成年不见的友人。听说某中央领导人来，这事（国家大事）有点关键，一定得听听省台的新闻节目。回家时折向菜市带回来一大兜青菜（算是对妻子一年操劳的总结性补偿）；去单位时见到每一位同志都充满真情地问候一声；在大街上别人碰了我，我赶忙下车发自内心地说一声“对不起”；盘点一下存粮明天大米可能会有回跌（报纸上说的）一定得瞅准时机搬回来一袋；发动全家大扫除，该扔的扔，该卖的卖，该留的自然留下；马上去给女儿请一位最好的钢琴教师，这事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孩子长大后“反叛”老爸就会师出有名，那时后悔都不再能来得及；从书架上清下来一摞书放在床头桌边，叮嘱自个儿一定要在两天之内读完，哪怕仅仅浏览一遍也算勉强过关；狗市的古玩又增加什么新品种了吗？花市的大门现在不知向哪儿开了；×××（歌星名）正在大戏院疯演明天是最后一场，怎么也得想法子弄张票进后台，找她在白衬衫上签名留念，不然这机会永不会再来（多么遗憾）；还得上皖西豫皖交界的史河沿岸走一趟，那是我好几年前就许了愿的，我还得带上我自制的邮折，在那里一个世界上最小的邮政所盖一枚新年伊始当日的邮戳……坚持着一定要把一切干完！干到元旦前的几小时，偏再也干不动了。扔下手里的所有活计，不顾一切地上床喘歇着了。——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那必定会像往年一样，成为一个庄严的时刻。我怀着一种忧虑的心情躺在床上，看似水流年在我面前款款淌过。也许真的我该责备我自己年复一年的懈怠了。但我又确实已经竭尽所能尽力而为了！——无论到何年何月，这都将是我最后的回答。

    新年的钟声响了！

    一夕三梦

    昨夜里睡得晚，但睡倒之后，却连做了三个梦。

    第一个梦是上面派我到铁路某部门任职。我到了之后，发现那部门工作太专业了。我焦虑万分，学又学不会，每天度日如年，真是活受罪。

    第二个梦发生在一栋破败的高楼里。那栋楼十分高，但其被毁坏的情状又像是刚刚经受过一次战争的打击。楼里的人非常多，拥挤不堪，我好不容易从楼的高处挤到底层，突然想起一件很小、但对我很要紧的东西忘记带下来。我出一身冷汗，只好重新挤进人堆，颤颤走过折断的楼梯，心力交瘁、毫无希望地往无限高的楼上挤去。

    天露微光时，我靠在床上，半醒半睡地做了第三个梦。

    这次是春天了，是懵懵懂懂的春天。梦境中的一切都很逼真、具体、活灵活现：报纸上宋体绿形的植树节消息；广告中完美无缺的新娘子妩媚一笑；第一株白杏花开在干休所一家老干部的小院里；阳光照在镜子上，美发屋里挤满了粉黛；两个骑自行车来到很远的郊区的时新年轻人跳下车在田间小路上猛吻；一队好小好小的一年级小朋友拉着手、排着队、唱着歌、牵着各色气球，走过市区的街道；在田野里干活的一个中年农民上身光着膀子，下身穿着棉裤；扎小辫的丫头面前堆着一大堆野荠菜，许多油头粉面的女市民团团围住哄抢；阳台上晒满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气味迥异的棉被；柳絮铺天盖地地纷飞，迷入人的眼睛；……做完三个梦，我就彻底醒来了。我歪在床头，听了一会电台的晨间节目，又看了一会昨晚看剩下的晚报，然后就自己解析了夜里的三个梦：第一种解析是我太累了，我无力解决我在生活中遇到的所有那些难题，我需要轻松的气氛和环境──就像春天──来抚平自己；第二种解析是我从投入走向了虚无，我幻想摆脱困窘，对所有的疑难都一概视而不见，只顾一头栽进某种虚设的温柔乡去；第三种解析是我正确地面对了纷繁的现实。既有曲折、磨难、灰心和无望，又有光明、美好、亮丽的明天。

    像往日一样，这“紧张、曲折”的一夜也就完全过去了；我要说一声：再见，我的梦！我又要投入为自己设置的高速的运转之中去了。

    盛夏的随笔

    这个夏天热得比较晚，到了七月的中旬才热起来，而此时女儿的高考已经结束，进入了估分、填报志愿的阶段。对家长和考生来说，估分数、猜学校、冒风险、求稳妥等等，这都是大伤元气的事情。对女儿来说，她上一个文科的重点大学是没有问题的，但上哪个学校，就颇为难了。报分数太高的学校，会有风险，报分数较低的学校，又不甘心。这几天就因为这事，我和女儿吵了一架。我未让她，她更不可能让我，她很伤心，我也十分沮丧。

    吵过架的第二天，我一个人在家，天气酷热，我心里倒万分地宁静了。我先做了一些浇花上水的事情，出了一身汗水，精神上却像解了毒的一般，轻松万端起来。洗过澡以后我来书房的书柜里找以往七月的记载，看看那时候某年的七月我是在做什么、想什么。看看那时候的七月，我的心理的状况，又是怎么样的——其实只是一种度夏和排遣郁闷的方式。

    一伸手就找来了1976年夏季的一天、7月初的一天，那时我正在淮北农村插队。那一段日子，我们在河东的岳河子（村名）附近的新汴河打防洪坝，住当然就住在岳河子。每天天刚亮就早早上工抬筐推土了，太阳出来了吃饭，吃过饭再干，中午午睡，午睡到下午有些凉快了，再一口气干到天黑。这是劳动的过程。

    从记录上看，很奇怪的，那时候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感情，记录得很少，倒把重点放在眼睛看到的事物上。并且用了大部分篇幅去描述房东一家人，而且还是用的一些“怪异的”思路和词句来写，真恍若隔世。是这样写的：

    我们住在岳河子的一户人口不多但很有研究意义的人家里。这一家共有三口人：59岁的男主人，他的70多岁的叔叔和他的18岁的女儿。

    这是三个年龄相差很大、彼此生活的主要阶段之环境完全不同，故思想差距很大、性格也大不相同的人。叔叔已经是一个快入土的老头子了，他的形象是这样的：高而瘦，有一般老人常有的使人讨厌的啰嗦话。他经常拄一根棍子，在院里院前颤颤巍巍地走动。晚上睡在黑暗的角落里，不断地唉声叹气。如果有客人来了，便免不了很长的废话，其中自然是不满和埋怨，特别是对他另一个侄儿的不满。他一辈子没结婚，自然也就没有亲生儿女。

    男主人也算得上老头子了，身材很魅梧，但不胖。他很喜欢闲谈，而所谈大多是自己的经历或见闻，比如讲六几年跑河南演皮人戏等等。他手上不离小烟袋，装烟丝的是一个小葫芦。他很可能是自私的，但因为他又是比较明智的，所以有可能把私心不声不响地实施，而不是斤斤计较、大张旗鼓地进行。

    我们再来看看男主人的女儿。她和她的长辈截然不同，身上有着社会主义时期农村青年女子所特有的朝气，和新的人物、新的事物接触较快，这些新事物占领了她的思想。她是大队文艺宣传队的一员，经常唱一些新的歌子回家。可是鉴于幼稚，她对她的爷爷的不满经常只能用吵嘴的方式发泄出来，外面的事忙于家庭之务。

    “现在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这三辈人了：第一辈是可以淘汰的了，这是无须多言的；第二辈最多只能算‘中间人’，这样的人物如果能争取过来将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虽然这不大可能）；只有第三辈人才是希望，她们是不言而喻的接班人。”

    天很热，书房里的温度是33℃，但我又不想开空调，因为我马上就要离去了。我是在写什么吗？或者我是在录入些什么吗？我颇觉恍然。在这样的酷热的盛夏里，谁也不会想起，更不会对以往的某个也许并不真正存在的时代感兴趣，谁会为那些似乎乏味的日子口干舌躁地操心呢？神经！

    我要去吃冰镇西瓜去了。天这么干热。窗外一片白灼。

    颠狂嗜书者

    一生都喜欢书，虽然现在还不是说一生的时候。“文革”期间，父母都被“发”往干校去了，留下我们姐弟几个在城里上学。没有大人在，姐姐们很难树立权威，况且我又是老小，又是独子，平时常被“惯”着，多少有些任性。于是每一个晚上，每一个白天，都抱着在任何地方搜集来的任何一本书读，就这样把眼睛读近视了，也留下了嗜书的“老毛病”。

    嗜书有三部曲：上中学前是交换书看。那时候经济不发达，还没有零花钱之说，买书当然没钱买，就只好跟同学、跟邻家的孩子、跟同学和邻家的孩子的哥哥姐姐交换书。其实交换也是买空卖空：利用时间差，从这儿得一本书，看完了拿去跟有书的孩子交换。又看完了，还掉第一本书，再拿第二本书去交换第三本书；如此循环往复，我的一丁点教养和基础中的相当一部分都是这么读野书野读书得来的。

    上大学时是借书看。大学里有图书馆，免费提供大量令人眼红的图书。况且大学里人人都倡导读书，读书非常合理合法。

    这下我可逮住了，不读白不读，读了不白读，三五天就去换六七本书来，狂嚼暴饮，并且走上了极端。对那些我认为耗时耗力而又味同嚼腊的课程，例如党史（其实党史我们都已经太熟了，谁考来考去没考过二三十遍），例如外语（外语当然有大用，但没有外语的语言环境，还不是学了就忘。

    我希望有朝一日在良好的外语语言环境里，能够事半功倍地速成），例如文学概论（都是老八股了，连教我们的老师都说，这些教材和概念五十年代就固定了，三十年过去，社会和文学真的就没有一点改变和前进？）等，我都一概应付。应付不成就拒绝，拒绝不成再应付，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把省下来的时间，拿去读馆藏的真有魅力的那些图书，我自觉着我上学的机会不会再来，这是一锤子买卖，不嗜读怎么行？！

    大学毕业后，读书的途径自然而然转向购买了。购买也是因为自己有了一定的经济能力了，也是因为成了家初步具备了藏书的条件了。书渐买渐多，书架增加了一个又一个。

    购书渐渐变成了一种欲望：花钱的欲望？拥有藏书量的欲望？无事时又做了一件事的欲望？可以向别人说我也有某本书的欲望？仅仅为了在书的扉页上记下“许辉×年×月×日购于×地的欲望？或者兼而有之？

    购书也有阶段性。记得有一段时间，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对书产生了一种很腻的情绪。见到书或者书店，就有一种更年期的烦躁感，就没有胃口。但在大多数时间里，我都有购书狂倾向。

    到了一地，不管是大都市或小街小集，甚至长途汽车中途吃饭的路边野店，只要有书有书铺，我立刻就会凑过去（在这种事情上我绝不怕上当）。凑过去的结果大多是买至少一本书或一本杂志，这都成了习惯或毛病了。而且愈是荒僻的小地方，愈有一些想不到买不到的价廉（因滞销的时间长）物美的书出现。那种故知旧交的惊喜惊奇难以描述。对一个地方的记忆也往往就变成了购买一本书的过程的记忆了，数载不灭。

    冬日的读书

    今年天气冷得早，又冷得深，人对温暖的室舍就有无限的留恋之情。一般的活动都不安排在室外，可有可无的活动也尽量免去，由此可见自然界对人的规范和限制是多么地深刻。

    大雪纷扬，零下十几度的难得的低温，室内即使生了取暖炉之类，人也总有一种缩萎的感觉。这时候闲暇的最佳消费，当是读书了。

    前人曾经体味出“雪夜闭门读禁书”的快感，现在时代不同，只要手中有自己中意的好书、好刊、好报，甚至好的电视节目，那快感都是一致的，都难能可贵。

    大雪封门时节，找什么样的书来读，才好呢？须找那种节季喧哗、心绪骚乱时读不进去的典雅稳沉之作来读，才为最好。

    那种稳沉、典雅之作与贴身的飞雪的季节，最为吻合。心室易被触动，人体易于吸收，情操最能陶冶。若换了些杂芜来读，人心为之玷染、搅扰、烦腻顿生，又因囿困于窄狭而粘连倍加，人即膨胀于不良倾向之中而难以自拔。

    冬去春来。冬天过去了自然就是春天。春天使人复苏、冲动、想象。春天使人解除禁锢而倾向于行动。得典雅、稳沉之气者，明了世事哲理，就能事半功倍，就获得了行事的能力，日日有丰厚的积累，日积月累，使别人都重视于他。而那困扰于杂芜之间的，则万念纷乱，言行相悖，速于渲泄，急于求成。这样从春至夏，从夏到秋，一年过去了，收获的当然只能是失败或者失意。

    所以冬日很是紧要，冬日的大雪也很是紧要。冬日是整肃的时节，冬日包含着得意？如意？失意？甚至杀机？冬日里的读书自然也很是紧要，万勿掉以轻心。世上万事万物，都有它的起源和发展，冬日及冬日里的读书，大约也是其间的一种吧？原来一年的时光和作为，并不是从春日倒是从第一片雪花的飘落开始的！生命、时间和思路的连环扣，竟是这样的相衔无隙！

    周日的补偿

    许多个星期以来，我们都是过着这样一种有规律的生活的：从周一到周五，我们各自为战：董静每天上班中午不回家，许尔茜上初中在学校吃午饭，一天所有的时间里，只有我空房留守。中午吃一盒快餐，操作、照料自己的事情，晚上三人才能相会。而在不算少的时日里，我往往中午就出门办事，直到深夜才能回来。我回来时，她们早已睡熟，并且把我排挤到另一间屋里的单人床上。我稍事洗漱，看看书报，然后上床休息。第二天早上她们起得较早，我只能朦胧地听到她们的一点响动。待我真正醒来时，室内已经空无一人。

    如此再三，她们早出晚归，而我则晚出早归。有时甚至能够连续几天与她们不相谋面，听不到她们的话语（董静的电话除外），感受不到她们的气息。

    女儿也会因此而略失平衡，抱怨好几天见不到爸爸了。家庭生活会顿时使人稍感一些倾斜的不安。

    家庭生活确实是一种微妙、细致而又充满了磕绊的什物。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都需要别人的认真对待、关心和触及。

    比如女儿，她当然最喜欢攀附和缠闹妈妈，但爸爸对她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傍晚她放学回来而我在家，她就会围着我喋喋不休地谈论很多关于她、关于学校里的事情，直到她不得不去写作业或弹琴。

    如果我出差一段时间回到家，却又没能和她多说话或对她做出到位的关心的表示，她的情绪就会不好。她可能会在当时、当晚或第二天、第三天找个理由生气或发泄出来。那时董静就会提醒我：孩子没跟你亲够。我就赶紧去跟她说话，喊她宝宝，或者关心她，她的情绪立刻就会好转。

    晚上睡觉以前，女儿也需要家人的触摸和关心，比如给她掖掖被，摸摸她的小脸道一声晚安，她就能睡得很香，一夜都不醒来，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

    在这种情况下，几天不相触及的生活自然是蕴含着一些相对不稳定的因素的。

    也许是作为一种补偿，周六和周日，我们会付出共同的时间和注意力来调整有些混乱的生活：周六我会带许尔茜去攀登龙泉山、寻访龙泉寺，下午回家时董静已经把家里的事收拾好了。周日我们一定会去找一个新鲜的地方大吃一顿，当然是我（用自己的私房钱）买单──这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就我来说，我会感觉到我已经具体地为她们做了一些事，我会因此而减少一些歉疚感。而对她们来说，她们会兴高采烈放心大胆地大吃一顿，因为花的不是“自己”的钱，是“别人”的钱，不必心疼和酌量。吃起来自然是有滋有味、轻松愉快和开心的。这种形式，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家庭生活必不可少的交谈、交流和理解的机会。

    我至今还记得一个周日我们在一家酒店吃自助火锅的情景。也许就因为是自助，我吃得略为多了些，回来胃难受了一夜。在过后的好几个星期里，她们对那家酒店念念不忘，但我却拒绝再踏进那里的门槛一步。

    吃饭是次要的，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家庭生活能够在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震荡和磕绊之中，经常达到又一次和再一次的和谐与融通。周六和周日的补偿，是有关的一种手段。

    永远的一天

    早上是在她们的忙乱中醒来的——相较她们这些上班族或上学族，看起来我似乎痛快多了：不用赶早，不用在街上顶风冒雪，不用拿自己的旧自行车跟别人的新自行车撞架，每天闲卧在家里，吃了喝，喝了睡，在阳台上吹几段无关大局的口哨，碰巧冒出来一篇两篇对人类无害的文字，还能多几次白吃白占的机会……确实，早上我是在她们的忙乱中醒来的。人去屋空。当她们的脚步声在门外悠然而且神秘地消失了的时候，我已经在床上靠了起来。发条立刻就上紧了，在这一秒钟里，我将自己的生命之钟倒退了六个小时，回到了昨晚的时光。

    茬口重新接上，那已是另一个世界：小芹的结局一定不好，这未免太残酷了一点……她在新时期的环境里只能选择第三个……那第三个男人却曾……十分钟后准时起床……匆匆一过……然后端坐于桌前。

    这是一天里最好的时光，窗外阳光灿烂，百花竞开，百舸争流。吃着碗里望着锅里，这山望着那山高，我毕竟亦属年青，芳心未泯，多么也想去在街头碰上一个小镇来的试图骗城里人钱的妇女。也想去和每天都有的陌生人谈话，也想榨一个来办事的推销员的好烟抽，也想体会一下小金库分红而不向家长汇报的获得了隐私权的快感……电话铃响，一位未曾谋面的朋友派下来一项任务：来一篇有关……虽然我跟……粉……黛……没有关系，虽然要求的是一个……严肃的……情之……外……三千也行，五千也可，高价收购，（亦可）整容另投，后日交货，不得有误。——颇似……放下电话，立即改做新功课：这是初交的朋友，心中更加在意。

    午饭有鱼，还有牛肉。极馋，馋虫乱顶，却好歹不敢多吃。根据以往经验，贪食往往遭罪。自个便恼了自个：桌边坐久了，胃动力不足，要是成天在外跑跳，那还不能向广东人学习：除飞机坦克不吃，什么都塞它一肚子！

    赶紧离桌而去。下午迷瞪个三五十分钟后的工作依然如故。腰酸背痛。盘算盘算今日、明日、今年、明年的紧张进度，更加自我要求在年轻时一定要把自己当个一般的机器人来使唤，决不可再对自己手软半分。写得入港时心情还挺有点那个：跳。

    此时真真怕别人打扰，怕一个豪华酒楼的新饭局，怕一个别人介绍的有漂亮舞伴的晚场舞会，怕一个十载难逢会影响我迁升的跟某高级官员相识的小会……赶紧把电话提溜起来（一概忙音），用家人的话说：酸劲又上来了。没办法，迂嘛。这也太有点少年老成了吧！突然有人敲门，进来两位红光焕发、心绪良好的更年青者。他们双目炯炯有神，言词犀利，思路阔大，社会经验丰富。抵住了一定要我告之文内文外秘诀。我说我对此一窍不通，他们说我谦虚，我说我仅凭经验，他们说我保守，我指着桌子说：在那地方趴上七七四十九天，谁都能成为青年作家（反正这也没有名额限制）。

    一个人永远地坐在桌子边。烦？烦！有烦的时候，把桌上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东西（高成本的除外）一推，然后甩手而去。跑到阳台上，跳？太高了。想？想！想那些为争夺靓女丽星而一掷万金的“款”们；想公费在新、港、泰、马十日游的“贵”们；想露脸一笑扫走一包币的“腕”们；想一本书买一幢别墅捎带一块大草坪还可花天酒地过两个十年的“外”们；……别想了，电话又来了……“稿成了没？”

    一天早过去了。——凌晨一点了！

    衰老的开始

    在饭桌上剔牙是很不雅观的，特别是当你正有一副好胃口，正有一个好牙口，而餐桌上也大器晚成、好菜纷至沓来的时候。恰在此时，一位殷勤得不是时候的年轻人，忽然站起来拿起牙签盒，挨个送到食客们面前，说：请，请。已经进完了食的食客们挨个捏了根牙签在手里，有些是拿着玩玩的，有些转过了身去，有些用空着的手掌挡住了半边脸，还有些干脆面对餐桌，直接干起来。

    按理说，选择使用牙签，是一个人的自由，是一个人的习惯，也可能是一个人的痛苦。自由，包括剔牙的自由。这是一个人好生生活在世上的基本证明，没什么可探讨的。

    习惯，这是因为剔牙能产生一种快感，特别是剔牙成为习惯的时候。产生快感的东西在没有外力的限制时很难自动中止，而牙，多多少少，拿到身份证的人都剔过。如果必须，那确会产生一种不适之后的大快感。一来二往，放任自流，肯定就会成为习惯。

    痛苦，相信这是许多剔牙者的前因：食兴最浓、菜事最盛的关口，素无留客习惯的牙齿，突然被不请自到的外物塞挤住，当事人自然恼羞成怒。另外，牙齿的自然松动、牙病的长期积累可能也是个原因：牙齿经过几十年硬碰硬的不停顿工作，确实会有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想法；避重就轻、绕着困难走，见困难就让，有机会就叫，小病一、三、五，大病二、四、六，都可能在它们之中发生。在这几种情况下，当事人因痛苦而迫不及待要清除异己，铲尽邪恶，也是能够理解的举措。

    但对食兴未尽或正在回味佳肴异馔的人来说，这却不能不是一种灾难：眼缘里闪见一个转过身去的背影，知道他正在剔牙……兴味只能一扫而光。那些用空着的手挡住半边脸的剔客，也无法平息别人的想象，食物……经过……然后……食欲只好倒尽。那些对着餐桌直接干起来的，更加一副生动形态。特别当“叭”的一声，牙物带着腐烂的哨音落在某个无辜的物头上时，你毋需选择，只能走人。

    最绝的还是那些拿着牙签把玩的，牙签在他们手里，无异于一颗定时炸弹，不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候，什么体态下把牙签戳进什么样的牙缝里去。悬念会一直使你骨鲠在喉，直到脱离那种情境……于是，厌屋及乌，连带对那位奉送牙签盒的年轻人也有所烦厌，觉得他是无事多事。但其实这是冤枉他。因为牙签盒就在桌上摆着，而且还是一位大家都已经多看了几眼的漂亮小姐（按照餐饮规章）送上来的。他不殷勤，别人也会方针既定、主动实施的。为难的是，对付这种自己所不欢迎的局面，却又是只能抵御，无法进攻的。如何抵御？早退？那就十分不礼貌了；不准别人使用？自然也属绝不可能。

    不知道别人有没有更拿手的办法，我是如此行事的：第一是抢食，早吃早了，早吃早饱。这样就有了主动权，选择的余地也更大了。当你剔牙时，我已经酒足饭饱，回味隽永过了。第二是加强心理承受能力，对自己的事全神贯注，对别人的事熟视无睹。第三是争取坐到女士们中间去。女士们的干净和文明，是人所共知的。坐在她们中间，除了拘束点和吃不太饱以外，饭菜的真正味道，的确是有条件品味出来的。

    除了干净和文明，女士们又确实是机灵和睿智的。如果碰到剔牙的事情发生，除了早退以外（女士们有早退的条件），她们反抗和抗议的水平也很高。她们会天真、不动声色并且谦虚地问：听说剔牙是一个人衰老的开始，是不是这样？

    没有人敢于正面回答女士的提问，也没有人会在下一次餐后不顾忌到桌边有女士的存在。女士有一种镇压的力量。进餐时和女士们同桌，无疑是最安全的。

    “个体”初记

    这些年断断续续接触了一些个体户，大都是见了面一场酒之间即以朋友相称，过后却很难再度相见，绝大绝大多数都是一次性的。他有他的搏斗，我有我的“事业”，隔行如隔山。天涯海角，萍水相逢，即兴投机，分门别类，众生芸芸，苍海一粟，并不要求承担什么。或烦琐地维持着，一次性的结交、收入或者付出，合了商品经济浪潮中新型人际关系的一种，多么轻松而且潇洒呀。偶尔地来了，又偶尔地去了，并不是不留下些微的痕迹的。

    四年前我们去一个体户家参观，那家沿街靠路，有一栋三层的楼房，分设餐饮部、住宿部、商品部。后面又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和汽车修理厂。而且这修理厂很快又要与外资联营，将再建一栋大楼，一个大停车场，这家业也够大的了。

    交谈间那老板说：摔摔打打十几年过去了，我悟出个道理来：要干小事业你得有一帮朋友，你得靠这帮朋友出力。要干大事业你就得有一帮敌人，事情干大了，敌人自然就多了。敌人多了，就促使你把事情干得更大。这些话我写入一篇小说里去，有时在家间饭桌上谈起一些切身的人和事，自然想起这段话。觉得它是真理，是血汗的经验，在卧室里是想不出来的。

    个体的经营者也扮演着双重的或多重的角色。有几个推销药材的，其中一个坐火车到云贵去，行程几千里没有座位，钻在座位底下过了两天两夜；另一个遭到当地痞子的围打，腿上被剌了两刀，钱被抢去三千；再一个女的，大热天带三万块钱上河南做生意，路上不太平，钱捆起来放在裤裆里，到地方钱都腥臊难闻了；又一个，发家初期，每天骑自行车驮四、五百斤货往乡下跑，日晒雨淋，风刀霜剑，三十像四十，面相粗黑，皱纹又深又长。多多少少都发了些，有发得多的。

    上个月我们见了一个，他家在县城有一处大宅子，两进院，后院一栋三层楼。楼里装修都是当地最贵的，大理石墙面，水曲柳地坪，红木家具，健身房，电器之类不用说。

    酒酣耳热时，他执意要我们从他家打长途电话出去，打到哪里、讲多长时间都行。他家浴室比一个小厅还大，马桶盖部分包金，按摩床是特制的。他又领我们看他的枪，摆在床头的有五支，猎枪、小口径步枪之类，抽屉里有一抽屉子弹，有猎枪子弹，据说一粒就能把人头炸光。有小口径步枪子弹，有手枪子弹，都成包成盒。抽屉里还有自制的手枪，还有刀具，又拉我们到院子里看墙壁上的弹洞。

    另有一个也挣得多了，在当地盖了一个四合院式的大楼，里头吃喝玩乐一应俱全，专雇了两个人烧菜做饭，端盘子上碗。出来进去的两个女人，一个年岁大些，是他原配老婆，另一个年岁轻些，粉妆黛眼，关系颇为暧昧。赈灾抗洪他捐了些款，地、县都有纪念物给他。他都放在大大的客厅里的显眼地方。省、地、县的领导来过，他都叫人照相、录像，照片放成巨幅，挂在明摆着的位置。来人就看录像纪实，边看边讲解，颇为自豪踏实。一晚上他输过五万也赢过三万，天南地北他都跑过，名片本有半抽屉，名片有数百上千张，各行各业，各色人等都有。

    我见到的这些，其实并不非常特别。据说还有一些，是我们想都想不出来的。到这些“朋友”处，吃了，喝了（我们只有白吃的能耐），说了，走了，年深日久，发现竟也有相当的收益，不是别的，是对社会的感受和了解。

    不几天以前到一个县去住了个把星期，突然发现那里挣钱特别容易。见到的每一个农民，都说他家每年收入多少多少，收入五、七千的最多，收入一、两万的也不少，这才知道所谓的“万元户”早成个中性词了。

    也可能我是掉进万元户窝里，产生错觉了，也可能现在钱贬值得很了，又可能是社会发展得真快了，不像我们经常埋怨的那样了。

    总而言之，往后得常出去跑跑了，见多识广，也好随时调整自己的思路和计划，也好想法子给自己留条后路，也好在出门上街公干行走时心间有个数。别犯了与社会的发展不协调的错误，丢了自个的面子或其它，概言之是得跟上时代走吧。

    读书的记忆与联想

    人的读书，抛开心情、环境、业务必须不谈，我觉得恐怕都是有阶段性的。年幼时是好奇，年轻时渴求和汲取，过了三十岁是爱好，四十岁以后再坚持读书，那就多半是执着或者固执了。

    拿我自己来说，年幼和少年时喜欢读书，跟现在相比，那时候的书有点“少得可怜”。“文革”前“国产”书除中国古典文学和鲁迅外，大都是解放以后的“新作品”。译制品则以“社会主义阵营”的图书为主，不过读起来并不感觉有什么“不足”，也是从中获取了极大的收益。

    例如印象很深、现在还能记住的，国产的有《宝葫芦的秘密》、《高玉宝》、《林海雪原》、《李自成》（第一卷）、《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红岩》等等。

    译制品则有高尔基的许多作品，另有一部波兰的长篇小说，叫《前哨》，竟也是给了我极深的印象。暗夜劳动的场面，还颇能激动人心，虽然它看起来那么沉闷，沉闷，沉闷到几乎将人憋毙。

    现在回过头去看，之所以认定那时候的文艺作品有这样那样的诸多问题，我觉得与其说主要是作品本身的问题，倒还不如说致命的是图书的结构性的问题。没有参照、对比、竞赛、竞争和相互的影响、渗透，文艺想在读者和观者那里不出“问题”，的确很难。后来到我二十岁左右1976年下放农村插队的时候，图书的结构性问题似乎更“严重”了。与“年轻时渴求和汲取”的欲望相比，那时可看的东西也似乎更少了。但十分矛盾的是，人的“天性”又总是指示人们要自觉不自觉地从纸质上读取一些东西。因此，无论社会上图书的多寡、品相的好坏，书却总还是要看的。

    那时究竟能读些什么呢？现在在我的手上，有一份1977年我在“安徽省灵璧县文化馆”办理的“借书证”。从这一年的1月到10月，我从该馆主要借阅了如下一些图书：《列宁选集》、《放歌集》、《锁金峡》、《1871年公社史》、《巴黎公社》、《狱中日记》、《（与苏共论战之）二评、三评、五评、六评》、《放歌长城岭》、《号角集》、《七月槐花香》、《凤凰林》、《马克思传上下》、《论评价历史人物》、《列宁论国家和法》、《论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人间》、《恩格斯传》、《春歌集》、《前进吧》、《庐山颂》、《军垦新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螺号》等等。

    那时候的我，或者我觉得那时候的年轻人，主要就读的是这些读物。在某个具体的时代里，你总是只能从身边所能触及的事物里汲取你所需要的、有时候是最低标准的只管不死的营养的，你无法对图书本身进行指责。

    除上述书籍以外，我的记忆告诉我，在农村插队的这两三年里，给我影响最大的读物，不是以上例举的图书，也不完全是宿县地委宣传部图书室里的那些外国政治家传记，而是一本“内部发行”的名为《第三帝国的兴亡》的译著的第一部。这是影响了我的一生的一本书，我一直非常庆幸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有机运遇到这本书。看起来，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读什么、看什么，对他的一生似乎极为重要。

    当然，上一世纪过了七十年代，图书的“结构性”问题有了一定的改观。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质和科技的发展、介入，也随着传播方式的增扩。“图书”以及文化信息传播的结构性问题面临或者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如果现在还有人诉说接受渠道瘠乏，那他表示的意思一定只是某种“期待”。

    但图书太多了就一定不是个问题吗？未及经过时间和观念的筛选与甄别，良莠不齐地“坦然”呈现，这里就真的绝然没有“结构性”的问题吗？只是这种状况的“选择性”会比较舒适一些；这种状况也会使我们中的一些人，有可能进入那种“真正的”读书的状态。这就是我今天坐在电脑前要说的一些话。

    秋天以及“春天”

    ——关于中篇小说《焚烧的春天》

    一、写作

    1987年的下半年和1988年的上半年，我为了许多事情而疲于奔命：家庭、户口、住房、各种生存和生活的必要的关系和关节。为了保持不辍笔而抛出的数量不少的大部分未经过深思熟虑的小作品（短篇、散文、散文诗及评论文章）等。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奔命都还很有成效，这样就解除了我面临的和潜在的许多后顾之忧。另外，虽然疲于奔命，经常黔驴技穷，但它们毕竟还是体力上或生存智力内的事，而不是创作上、思想上和情感上的。所以，我并不感到心力衰竭，相反却体会到一种休息的快意。

    创作是一种很可怕的耗尽心血的工作，相对于此而言，许多挣钱的、争权的、交际的以及成名的半工作半游戏的行当（或者行为），简直就是太轻松、太享受、太引诱人并且太值得一干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至今仍未死心塌地地决心在文学创作的行当里干一辈子的一个原因。

    1988年的7月底、8月初，我从皖西的六安地区回来。在外面跑了半个月，身体很疲劳，但精神却很好。当时，我住在合肥市西北郊四里河的老梁庄，是租住的民房，前后都是大片空地，十分安静。我彻底休息了一段时间，除了半天上班以外，余下的时间我几乎全在床上度过。我每天躺在床上看电视，床上放着许多书，而且都是互不相干的，《凡·高论》、《西方美术史纲》、《动物的建筑艺术》、《世界征服者史》、《第三帝国的兴亡》、《事物的起源》、《战国史》等。

    在那样的日子里，我觉得我在某一方面的负担骤然减轻了，世俗的、功利性的、生存的自责感却逐渐加重。我突然产生了抛弃以往的一切作品的强烈念头，这也许是我那段时间睡眠过多所致。以前都是些短作品，唯一的一个中篇《蝗》也才两万字多一点。另外，有一个1985年的长篇初稿被一家出版社压住了，所以，它根本不能算数。我现在想到这一点就感到奇怪：在1988年8月的那段日子之前，我很难把作品写长，它们大多在三五千字、五七千字左右徘徊，好像有一个无形的计量单位在限制我。就像现在的我，写小说，字数大多在两到三万字之间踯躅，很难写短，也很难超过三万。超过三万时，它一定是人工操作的产物。当字数到达2.33万至2.4万字左右时，那种不可变更的要走向结束的惯性，决无拖延的余地。它能使笔尖改变方向，能使手指酸胀，能使肩背痛苦，能使大脑杂念横生。如果这时能顺应自然走向结尾的话，那结尾往往不错，至少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创作的愉快，这真是说不清楚的一件事情。也许说明我是一个有惰性、不灵活、顽固和适应性不强的人。

    我想，我得另起炉灶，我得抛弃以往的全部作品。我立刻决定在温软的秋天里再写几部中篇，因为秋天对于我总是最适宜、最彻底、最厚实的季节。于是，我在去年9月中旬动笔了。我开始写一个女孩，淮北农村的一个女孩。我在淮北的城市和农村生活了25年，是纯正的淮北人，我对那里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宗教般的情绪。

    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当宿县地区有三个县划走了的时候，我曾私下里黯然神伤了许多日子。其实关我什么事！那种狭隘的小农式的土地观念也真是要命的事情，但那其实是一种泛国土情感。我认识到，在文学创作中，我需要它们。我的这份情感是土地培养起来的，它们有根茎，而我又很真诚。我想我的大部分根须都在那里，都在濉浍平原的那些地块里。

    我开始写那个女孩子了——小瓦，我不认识她，但我知道很多淮北农村的姑娘。我其实也是在写我长年积攒的一些感觉。这些感觉在我以往的许多短诗和一首长诗《还乡》里早已存在。我现在要做的只是把它们具体化、形象化和情节化，这也许就是韵文和非韵文的唯一的和根本的区别。

    我开始认识并且熟悉她了，我开始能感觉到她在草甸子上走动和晚间在我的耳边吹气的响动以及声音了，我开始在她看不见我，我却能看见她的地方注视她了。我看见她从杨树下走过时，杨树的最后一片秋叶落下来落在她的肩上，并且有风吹来撩起她的衣襟以及她肩上的秋叶的情景了……这一切都是多么清晰、有趣并且使人惊奇呀！

    二、发表

    在开始写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单相思式的可笑的认真念头。我一边写一边想：我这一篇是为《上海文学》写的，虽然在这之前，《上海文学》的吴泽蕴已经退了我两年的稿子了。而我为什么非要上《上海文学》？或者为什么要以《上海文学》这个具体的纯文学刊物为我创作的潜在动力的一部分？我说不清楚。也许是它的纯文学的档次（假如有档次的话）？也许是它的台阶作用？也许仅仅是我的本能的占有欲望？但我有一种感觉。我写得很兴奋。这时候，我的“野心”有点大了，我一边写一边想，“小瓦”写好后，我还要再写一个。于是我又有了一个中篇，题目叫《惊慌》。接着，我又写了一个中篇，又写了一个中篇。“小瓦”写完并且抄好的时候，我突然获得了一次到上海出差的机会，这对于我真是再好不过了。

    我带着小说稿到了上海。那时正是11月初，阳光煦暖，秋意深厚。我充满信心，我相信《上海文学》能接受我的这部小说，我的信心之所以比较足，还因为我感觉即使《上海文学》因为某种原因不能接受，其它杂志也会接受的。但这只是我的一种自我鼓励。我把稿子送去了，吴泽蕴老师很热情，但我知道，这完全不能说明稿子的命运。我们约好了第二天在编辑部见。

    我走到大街上，在人流里很兴奋地穿行。我觉得我卸下了一个包袱，对我来说，技术性的工作已经完成，稿件已经进入了它自己的发展逻辑之中了，能否成功，那时它的素质问题了。

    第二天上午，我来到《上海文学》编辑部，心里毕竟没底。我在椅子上坐下，吴泽蕴讲的第一句话是你这篇写得不错。我真是感激她连夜看完了我的小说，但我什么话也没讲出来。她说，稿子马上送给领导看，等有结果时，立刻就写信告诉你。不过，她说，题目可能要改一下，《杀人的春天》不太好，想改成《焚烧的春天》或者……我说，您看着办吧……两年后，我到上海为《焚烧的春天》领奖，在华亭宾馆认识了我那新的责任编辑卫竹兰女士和《上海文学》编辑部的几乎全部高手。吴泽蕴老师已经退休，但她也到会了，我们谈了很多。在断断续续的交谈中，周介人先生说，拿到你的小说后，我是连夜把它看完的。 听到他的这些话时，不知怎么的，我突然开始想象我的小说所经历的两个夜晚，那两个夜晚都是别人无私奉献的，那两个夜晚对它来说也许都是至关重要的。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开始进入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的状态之中了……吃与喝的快乐与苦恼

    吃、喝或者大吃大喝总是令人愉快和向往的吧？没有大吃大喝的条件时我们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二十多岁以前要是逮到了一顿吃喝，那馋相大约如饿虎扑食，不顾虑什么“绅士风度”（本来我们这周围人就很少有“绅士风度”）的。

    渐渐的，食品丰富了，吃喝风也兴盛了，自己吃喝的条件也有点具备了，就拉开架式吃，拉开架式喝。

    吃喝了一阵子，有点腻了，觉得吃喝特别是大吃大喝并不是一件好玩的儿童乐园一类的事。

    吃喝是一种负担，是一种有苦说不出的精神痛苦，付出的代价也很大。

    特别记得有一年到一个需要扶贫的县里去，还不是在县里，是在乡下的一个小镇上。当然接待的人非常非常热情，镇上有专门的食堂接待我们这号人。一天两请，对他们对我们这都是任务了，每顿都是大鱼大肉好酒。中午吃了还没消化，晚上又吃。

    吃到第三天，我有一个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吃过饭以后千万别再有人陪着，让我一个人爬山锻炼身体消食去。

    到下一顿吃饭前我总要千方百计找个理由上外头街里去逛一阵子，以便推迟进食的时间。

    当时另一个最最真切的感受就是上一顿的酒菜都正在喉头打晃，怎么颠怎么顿它都不往下去一点。那种望食生畏的感觉，真是经久不忘。

    这一类的吃喝，以后大约还会有，点到我的名字，大约还肯定要去。因为参加了，说明我的存在，也是我生活在这种大家的生活中的一个证明。“不吃白不吃”的时代总还没有过去，这种体验，以后说不定就无缘相会了。是为了赶末班车吗？

    邻家的檐下

    邻家的檐下吊着一大块一大块的猪后腿肉，让风吹干。我每天见到，都引起强烈的食欲。有时院中独我一人，我馋馋地望着那些风干的肉想：那将是一些怎样美妙的晚餐呀，我怎么就没有那样好的福气呢？我在自己的家中、自己的碗里吃肉，从来也没有现在所想象的这种美妙感觉。我这才知道：隔家饭香。

    我不敢多看，就回屋了。

    买回来几条鱼

    买了几条鱼。买回来，才发现很糟；想扔去，又觉太可惜。有一只猫，不知什么时候跑来门口叫，给了它吧，瞧它那馋样子。却又舍不得。

    停电

    晚上回来时，哟，停电了。几个人在小铺上买蜡烛，蜡烛趁机涨价了，有人骂，有人愤而不买。我二话没说去买了两根。

    骂谁呢？停电了呀，有什么办法。又觉着自个儿的想法太自私。

    亲人

    我想象着妻女突然欢天喜地地来了，一家人暖暖和和地坐在一起吃饭。吃饱喝足，也说累了，再暖暖和和地拥着睡到天光大亮。

    分居的人的心思，是想着自个儿的亲人呢。世界上最亲的，还能亲过亲人吗？

    一本书

    我看见书架上有一本特别惹眼的书，我把它抽出来，原来是老早买的一本书。我捧着它躺到被窝里去看。

    这一夜就有一沓全新的梦；书就躺在我的枕边。

    什么叫踏实

    自个儿做饭，忙吃的，手忙脚乱，终于填上了肚皮。已经到了上班的时间，连忙就蹬着自行车去上班。心里倒觉着不空虚，怪踏实的。

    这也叫踏实吗？可什么才叫踏实呢？

    下雪刮风的夜

    听着外面下雪刮风的声音，就想到，这么深的夜，只有我一个人醒着啊。这雪是为我下的，风也是为我才刮的。我就觉着有了温暖，也有了些依靠。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摔倒

    夜里第一次下雪，白天第一次结冰。有好几个骑自行车的人在大楼阴影里的冰地上摔倒了。有摔得重些的，鼻子冒出了血，手上开了几道口子；有摔得轻些的，打地上爬起来，揉揉屁股，骂一句，走了。

    其他地方的冰雪都化了，因为太阳升起来了；唯有大楼、围墙或什么的阴影里的冰雪不化。

    人在有阴影的时候和地方也就特别容易摔跤。

    邻家的狗

    邻家养了一条狗，不知道为什么没打死。因为现在到处都在消灭狗，像消灭老鼠一样。狂犬病时有出现，令人骇然。早晨起来一开门，邻家的这条小狗崽子呼啦一声窜进了我的卧室，活泼而可爱，肥滚滚的。

    我想去接近它，又怕它带着什么病菌。

    温暖的阳光

    阳光隔着玻璃射进来，明亮而温暖。但我不敢开窗户，因为窗外的寒风太猛烈了。人走在外面，不但感觉不到阳光的热量，反而让寒风吹疼了嘴脸。

    能够只要阳光而不要寒风，我只有坐在屋里。

    大哭的孩子

    有个孩子在窗外夸张地大哭，把我搅得不行。我开了门走到她的跟前，很关切地问：“小朋友，你哭什么呀？”

    她理也不理我，倔强地一个劲地哭。我伸手摸摸她的头，轻声说：“我送你回家好吗？”

    她出乎我意料地猛地甩了一下头，把我的手甩掉，对我吼一声：“不用你管，坏蛋！”

    我给弄得尴尬极了。

    小兔储蓄盒

    我买了个小兔储蓄盒，平常把硬币丢进去，存起来，不希望有什么利息。

    我这是为我的女儿储蓄的。等她来了，我就把储蓄盒里的钱取出来。我们俩一分一分地数，然后抱着她上街，按照她的愿望，给她买一件东西。

    看见小兔储蓄盒就看见了女儿。能让女儿高兴，能让她对我的感情更深一些，这就是我这种储蓄的利息。

    买了个烟灰缸

    我买了个烟灰缸，玻璃的，磁兰色玻璃烟灰缸。我把它摆在桌子上，旁边还特意放置了一盒火柴，一盒开了封的香烟。

    我自己都感到好笑，因为我并不抽烟，偶尔弄上一根，也是来了客人。

    但我还是把它摆得很像那么回事。也许我是想以此来显示我的男人气概吧？虽然我对传统的对男人的看法并不当做一回事。

    当然，有些人会用另外的严重得多的方式来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男人的样子，或者一个正人君子的样子，或者一副圣洁的样子，或者一副分允的样子。人与人不同，人的想法也各不相同。

    长途电话

    我妻子老不来信，叫我等得焦急。我想给她打个长途电话，但又因没有真正的事而犹豫那一二十块钱的昂贵的电话费。

    我什么时候才能转到一个收入较大、长途电话也能报销或免费的工作岗位上去呢？我的思念被我的财政状况弄得好苦。

    买了一块冻牛肉

    办公室里有同事买了一块非常好的冻牛肉，他十分高兴，大家也都挺羡慕，整个下午办公室里的气氛都暖洋洋的。

    人的生活乐趣透过一点点小事就能体现出来，这也是健康的人的标志。生活里也多多需要这样的健康因素。

    打气

    我的自行车没气了，为了打气，我留心了一个下午，看什么地方有气筒，整整半天都是这么过去的。这件事成了我的一个包袱，其他的事都不能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我觉得这样的小事对我的情绪和时间的破坏性很大。

    人能避免类似的这些事吗？

    信封和信纸

    我从办公室里拿了一些信封和信纸回家，放在写字台上，用起来方便些。

    看见这些信封和信纸，我就有一种给人写信的愿望，心情就变得美好了，平静了，怀念了。不知道给我写信的人是不是都常有信封和信纸放在桌上；也不知道我写信去的那一方是否有信封和信纸放在桌上。大家都这样就好了，交流的愿望和交谈的实践就多起来了。

    孤独

    邻家的收音机在响，一直响到深夜。当那种声音戛然而止的时候，我知道只剩我一个人还醒着了，我就觉着我在黑沉沉的地球上好孤独。

    面包的热量

    我晚上吃的是面包，是在市中心趁热买来的。当我吃的时候，它们已经又冷又硬了。这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在我忙着其他事情的时候，它们的热量并没有让谁知道就散发完了。我想，有时候我们的时间和青春就像面包的热量一样，在我们并没有感觉到或留意到的时候，它们已经散发完了。人也老了，什么事情都干不动了。

    声响

    深夜里什么声音也没有的时候，人就感觉往深渊里直坠，真有些担心和害怕。赶紧到厨房里去，打亮灯，倒一杯热气腾腾的开水，吹一段口哨。一有声响，人就安静平稳下来了，真奇怪。

    灵感来了

    中午，太阳照得挺暖和，我喝了点酒，吃饱喝足了，靠在沙发上悠闲着。这时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熟人来，同时又冒出几句自觉着比较伟大的句子。这些句子是这样的：

    这个人的存在本身就具备一种幽默的特色。她的烦恼似乎像上帝一样少，又似乎像上帝一样多。

    少是因为上帝只有一个，而多是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上帝。

    自觉着还不错，一时间挺得意的。

    晴冷的好天

    晚上我出去拿挂在外面绳子上的衣服时，我看见月亮好亮好亮，空气清冷清冷的。我的湿衣服已经冻上了。真是晴冷的好天啊。回到屋里心情因此而舒畅了好半天。

    蹄印

    洁白的雪地里有一行蹄子印，早晨起来看到它，非常显眼。

    是什么动物的呢？是猫吗？蹄子印大了点；是狗吗？蹄子印又小了点。我顺着蹄印延伸的方向看去，蹄印在墙下消失了。那动物显然是爬到墙上去了，一定是猫。这就是早晨起床得到了一个生活乐趣。

    妻子

    早晨起来，我把窗子打开一扇，换换空气。外边的阳光十分好看。我忽然看见一个人从外边的路上走过，是我的妻子！我的心扑通一跳，我知道我是看错人了。我的妻子和女儿说最近几天要来了，但具体什么时间却没说清楚，叫人等得好焦急。

    等待

    月光还那样明亮，天气晴冷。妻子和女儿还没来，我还在等她们，等她们来。

    人有着一个信念，一个等待，心里就温暖多了，就能坚持下去。

    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未来作家》文学院有一位老马同志，家住得很远，天又冷，她中午不想回家了，就带了饭。中午在办公室的炉子上热一热，在暖和和的办公室里，暖和和地吃了。再暖和和地坐着打毛线，很舒服的。

    上了点年岁的人，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心情舒畅地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一定会长寿。我真羡慕她。不知道我过几十年以后能否有这样的生活。但愿我能有。我们大家都有！

    预感

    今年可能会有一个寒冷的冬天的，我有这种预感。屋北角的一小块冰地老没有化冻的征兆，每次从那里走过，都像踏上月球一样，得走得小心翼翼的。

    开了个户头

    我给女儿开了个户头，每月存进去十块二十的。女儿才四岁不到。

    有一天我坐在桌子边。突然想到了这件事，我略微计算了一下，这样存的话，一年也不过几百块钱。这点钱现在实在已经不能办什么事情了，只够买小半个电子琴的。

    但我还是坚持不懈地去存。每个月办完这件事，我都觉得我跟女儿的感情更进一层了，我就觉得我稍稍能对得起女儿了。我平常对她的关心实在太少，我现在时常为此而内疚。

    女儿真可爱

    元旦我请了假回家，去看妻子和女儿。我到家的时候妻子马上就告诉我，说女儿天天要去找爸爸，她每天从幼儿园回来就唱：我要我要找我爸爸。

    我听了很感动。女儿已经睡熟了，我坐在她的床边，在她脸上亲亲。女儿真可爱。

    彩照

    我把妻子和女儿合影的彩照放大了，摆在写字台上，这样我就每天都能看见她们了。夜里我工作疲累的时候，我就直起腰，看着对我微笑的她们俩，我就随便地跟她们聊两句。我要离开写字台去睡觉了，我就对她们说：晚安，明天见。我这一夜就有许多好梦。

    买不买菜

    办公室里的女同胞谈笑的时候问我：你在家买不买菜？我当时洋洋自得地说：鄙人从来不干那种事。

    我回到暂居的屋子，在灯下把这句话想了好几遍。我现在真想请假回去一趟，为带着女儿又要工作的辛苦操劳的妻子买几天菜，来弥补我以前的懒惰，赎回我的自疚。

    发糕

    城隍庙有一家饭店，每天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卖发糕。这种发糕甜丝丝的，非常好吃。它就成了我的主食，我几乎每天都要买两斤。

    但是到下班的时候再去买，就晚了，就被买光了。我就在下班以前去买，买了后用食品袋装回办公室去，热气腾腾的。一进屋，我就高举着说：尝尝发糕，刚蒸出来的。

    大家的气氛马上就出来了，你一块我一块，去了总数的五分之一或五分之二左右。大家都吃，我觉着比我一个人吃有情绪，虽然我略有破费。吃着，说着笑话，一直到下班。

    窗外的声音

    窗外啪啪地响了几声，可能是房檐上的冰柱掉下来摔碎了。我躺在鸭绒被里侧耳聆听窗外的声音。这时感觉到有个温暖的房间，有火炉和鸭绒被，还有彩色电视节目以及在社会中奋力击搏后的短暂享受，是多么好。

    买米（一）

    外面下着冻雨。早晨妻子送女儿去幼儿园时说，今天外面的事情她全包了，以便让我在家好好休息一天。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去一个很近的粮站买四十斤米回来。

    买米的事我是绝对讨厌并且不屑一顾的，但我答应了。外面一直下着冻雨，或大或小，地上都结成了稀冰。下午我骑车子到粮站把米买回来，虽然弄得一身都是水，但却很高兴。我发现人拒绝的东西越多，得到的和享受到的东西就越少，路子也就越窄。生活的乐趣和大事业的成功，实际上完全是由琐事垒成的。发现琐事中的乐趣并且享受它，应该是非常现代和现实的观念。

    猫的叫春

    猫在外面叫春。枯草在冻雪中只露着梢尖了。但猫仍在叫，叫得好馋，好急切，接着另一只猫呼应着叫起来。

    这是猫在叫春了！季节到这时候，动物体内的生物钟起着作用，虽然下着最后一两场冻雨或雪，但季节不会改变：打春都二十多天了。

    花草

    秋天已经深了，昼夜的温差较大。我养的几盆花草，有吊兰、龟背竹、文竹、水竹以及从大别山里自采来的几种草本的花草。晚上放在外面的怕被冻死了，因此早出晚归。每天早上端出去，让它们享受一天的阳光，下午再端进来，在温暖的、有人的体温的房间里度过深秋的夜晚。

    相处的时间长了，对身边的物件都会有感情的。它们已经成为家庭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小贩

    卖馓子的小贩每天下午五时，准时在小巷里叫卖，他的叫卖声独特而有规律。我有几次特意从阳台上伸出头去，想看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因为是六楼，又是俯视，所以顶多只能看见他的头顶，而看不见他的外貌和整个身形。

    他的头顶就是极普通的一般人的头顶，毫无特色其实也不必指望有什么特色的。每天在同一个时候听见同样的吆喝，就感觉到了生活的规律，也是一种心理的平衡条件。我这感觉他显然是不知道的，假设他有一天病了，或者因特殊的原因不能来，他不会觉得什么，但在他不知不觉中，某一处他想不到的平衡就被他破坏了。由此可知每一样事物在世界上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都是世界完整链条的一部分，同时一个人活在世上又是多么被动和不容易。

    秋天的阳光

    秋天的阳光从大玻璃窗外射进来，照在身上，暖融融的。在秋天的这样的季节和环境里，人人都向往着安定和温暖吧？我想在深秋和冬天里很少发生动乱和紧急的事情，大约这也是个有效的因素，人类从远古积累起来的经验，就是要在寒冷来临之前充分地准备好住所和食品，以度过隆冬，迎候春天。

    这经验总是在自觉不自觉地控制着人类，连战争都避开寒冷的季节。

    但春天就完全不同了，春天总会有巨大的骚动和不安在搅动着或者爆发出来，历史上这一类的事例真是俯拾皆是。人总是生活在自然的规则之中的。

    红芋

    我买回来一些红芋，把它们在米饭锅里煮熟，女儿吃得津津有味。

    我已经有十几年没很像样地吃过红芋了。七十年代下半叶我在淮北农村插队，那时候在冬天红芋是很宝贵的，是人的主食，一煮就是大半锅。

    现在的孩子吃红芋是图个新鲜。这种对比有些忆苦思甜的味道。但这是一种时代的回味，也许不值钱，但确有其滋味。社会总是由这些不同的口味组合成的。

    只有红芋永远新鲜而且甜美。

    阳光里的书

    我看见一本书，打开了反过来放在阳光里。

    阳光里的书真暖和，我走过去看那本书，我拿起书从翻开的那一面读下去，阳光照在我的身上和脸上。

    是什么书、什么内容，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本书、初冬的阳光以及一个人的平稳的心境构成的平衡的状态。

    接到一个电话

    上午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并没有什么大事、急事、了不起的事，只是随便谈了一些琐事。

    但心情却因此好了一个上午，心里充盈了在社会生活里的满足感。也许人的需求就是这么容易满足的吧：一句话，一种声音，一种颜色，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能使人的情绪稳定和缓解下来。

    跳绳

    女儿写好作业后，喜欢跳绳、跳皮筋或拍皮球，我总是极力说服她去做别的游戏，因为我们住在楼上。但以前也在楼下住过，对楼上的连绵不断的声响，有着深切的体会。

    可女儿又能去玩什么呢？她喜欢这几项游戏，像别的儿童一样。况且这样的活动对她无疑是有许多好处的。这真是难以调和的矛盾。

    攻击

    有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总在背后讲我的坏话，而且是无中生有的令人气愤的攻击。起初我很生气，想当面找他对质，又想到我的朋友和我认识的人那里去广泛地消毒或者反攻一下。但我冷静下来想想，觉得没有必要去干那些事。因为那个人只能在背后做动作，绝拿不到桌面上来。而且就是那同一个人，在公共场合，又总是“真心诚意地”“表扬”我的。（我阿Ｑ了？）那个人年岁比我大，照常理讲，不应该这样的。

    对这种事，采用什么办法最好呢？

    两付对子

    今天从办公室回来，骑车走在路上，脑海里突然冒出来两付对子，是我到乡村去在一些店铺上偶尔看到的。

    在一个叫“天然居”的酒店门上，我看见这样一付对子：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

    在一个叫“世界大书店”的乡村小书铺的铁皮房上，是另一付对子：世界大书店，书店大世界。

    这都近乎文字游戏了，但却也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过目不忘。我在路上偶尔、莫名其妙地想起这两付对子，这两件事，心里就有一种恍恍惚惚的快意，真不知是因为什么。

    天晴了

    天晴了。阴晦过去了。

    阳光普天照耀，人间共暖。

    各种声音都重新清爽、不粘连了。

    孩子们放学的声音使大街小巷都热闹起来。孩子是最好的一种东西，他们使我们的生活有了连续感。

    厨房里诱人的菜香也都是为了他们的。

    他们的每一句话语都值得回味。

    天晴了。

    春天到了

    湿衣服放在外面很快就干了，母鸡的咯咯的叫声也有了夏天的味道。

    天很暖了呢，虽然还只在初春里，寒潮还可能南下，畏寒的花草也还可能在不慎间被冷空气冻死，但天毕竟是往暖的方向走了，人在阳光里已经昏昏欲睡了。

    春天到了。

    鸽子

    我们六楼的阳台上飞来一只鸽子，瓦灰的羽毛。它咕咕地叫着，在阳台的围栏上踱着步。

    在城市里生活得久了，我们多么需要和小动物们的接触啊！我们在屋里看着它的踱步，每个人都不敢说话，不敢走动，怕不小心的一个举动把它惊飞了，那它下一次的降落还不知会在什么时候呢。

    鸽子咕咕地叫着，在阳台上踱着步。我们的心里充满了真挚的感激之情。鸽子，这也是你的家呀！

    蚂蚱

    阳台上我养的一片花草里，有一天突然蹦出来一只很大很大的绿蚂蚱，和田野里的一样，甚至比田野里的更大、更长。

    蚂蚱怎么会在六楼的阳台上出生成长并且长到了这么大而我们竟一无所知呢？

    蚂蚱是害虫。但我没有捉拿它，而是等女儿放学回来后指给她看。昆虫是少儿们的宠物，蚂蚱的数量在城市里又是可想而知的少。

    半年之后，偶尔地我又在花草里发现了一只大大的枯叶般的灰蚂蚱。这只和那只完全不一样，这只粗头愣脑，威武雄壮。它又是怎样在六楼的阳台上出生成长并且长到了这么大而我们竟一无所知的呢？它是上半年的那一只变来的吗？

    我仍然放过了它，并且记住了它所在的住置。等女儿放学回来我们一道去看，但那个位置已经空了，我们找了很久都找不到。阳台就那么小，它躲到哪儿去了呢？

    偶尔

    在乡下的一个小镇住着，晚上没事，偶尔地去看了十分钟录像，偶尔地听到了录像里的一句台词，就再也忘不掉了。

    那句台词说：一个真正的赌徒，是永远不会收手的，不管是输还是赢。

    要是引申了说去，我们干任何事情，不都需要一种顽强的勇往直前的奋斗拼搏精神吗？

    我觉得这句话真好！

    摸奖

    不知哪根弦绷紧了，从不摸奖的我，也随大流去摸了二十块钱的奖。

    在对号处一张一张地撕，一张一张地对，从未摸过奖的我，把钱扔到水里去了，连水响都没听到。

    但兑奖券带回家里收起来了，因为全部奖券兑完后，还有二次开奖。说不定我的机会，在二次开奖里呢。

    隔三差五总得绕过去看看，一两个月了吧，摸奖处一天天都在，但摸奖的人却一天比一天少。

    锁了车子去问工作人员：什么时候二次开奖呢？工作人员说：奖券售完了就开奖。问：什么时候才能售完呢，照目前这样的冷清的售法？工作人员说：那就靠你们的大力支持啦，你再买几张，他再买几张，售完了就可以开奖了。

    我不上他的当，转身走开。但心里盼的，是别人都能去买几张。售完了，就可以开奖了，我的机会，说不定真在第二次开奖里呢。

    买米（二）

    粮票退休了，卖大米的地方真真地多起来了。离我们家不远的一个巷口里，就新开了两家粮行。

    前些时候在一家粮站里，凭粮本买了四十斤大米，没想到是个虫的世界，买回家放在橱子里，橱子里爬满了米虫。每次烧饭都得淘个三遍两遍再用开水烫上一遍，烦死了，气死了，也好不容易吃完了，又到买米的时候了。

    和妻子一块上街，脚不由就到了老粮站门口。老粮站门庭清寥，人迹几断，全失了往日排队哄哄的场面。人都还有恻隐之心，报纸上总讲粮油市场的公私竞争，生意都叫私家挣去了。公家这些人也是人，也得吃、喝、玩、乐。在这种时候，我们自然同情弱者，另外，也说不定还能买到些俏货、巧货呢。

    进了门往里去，七转八磨才找到售米的地方。人还是那几个人，面孔也依旧，爱搭不理的。转眼我们就出来了。到私家米店，挑挑拣拣买了些白生生的大米回家。贵不知可是贵了些，但花钱既买了米又买了“尊重”，何乐而不为呢？明儿个米吃完了，还是那能挑拣有人“侍候”的地方去。——我这是用“户主”的身份在说话呢。

    有奖电影晚会

    卡拉OK有奖电影晚会？没见识过。买票一家三口去看看呗，正好又是生日。改革开放了，新事物大量推出，做个历史的见证人，蛮好的。

    真买了票进去看了。几个歌手，业余水平都还可以，摸奖时却总摸到边座的。影院里三五百人，边座的票不卖，是明摆着的。三等奖摸了，二等奖摸了，一等奖也摸了。领奖人只一两位，其中之一正坐在我们前排，领过奖了，他电影也不看，出去走了。我心里纳闷，暗想：奖也不是甚么大奖，小玩具绒毛狗之类，还不至于兴奋得连五块钱的电影都舍弃吧？说不定这里头真有些什么机关呢。

    晚场的电影还好，镭射的，除去画面模糊些之外，声音挺清楚的；美国人，也都讲着一口蛮像样的普通话。

    孩子是我的老师

    孩子是我的老师。孩子在出生前就做了我的老师，关于孕期营养、胎教、染色体、夫妻心理变化等等许多知识都是在这一阶段学来的。孩子出世了，会笑了，牙牙学语了，学步了、长牙了，自己做游戏了。孩子莫名其妙地对着电视画面发笑了，孩子到处跑了，孩子知道有意识地闹人并且开始明知故犯地“讹诈”父母了；孩子上幼儿园了，孩子识字了，孩子知道世界上有好人、“坏人”了；孩子长到妈妈的大腿高了，孩子上小学了，孩子对老师的表扬和批评很在意了，孩子德智体全面发展但开始对自己的时间太少发牢骚了。孩子回家告诉我们一些笑话和幽默了：她说某位老师布置写日记，有个同学回家翻看了家长的《鲁迅日记》，于是他的日记内容许多天都只有三个字：晴，无事；她又说有个学校组织学生去参观长城，参观回来写作文，有个孩子成绩不好，写不出来，交卷时卷上只有一句话：长城呀长城，真他妈的长！……孩子成长的每一个阶段我都能因此而获得许多相关的知识和感受，使我像成长的孩子一样逐渐丰富并且成熟。孩子，是我的老师！

    向妻子隐瞒些什么？

    意识里总觉得做丈夫的应该向妻子隐瞒些什么，虽然妻子是最亲近的人了。比如：

    在外面打麻将输了钱不要告诉妻子，哪怕只输掉两根香烟的钱，妻子也会把它膨胀放大几十倍来看。因为大多数妻子都并不支持丈夫在外进行此类娱乐活动，你的输钱，不论多少，都会增加妻子对家庭的责任感、忧患感，同时也增加她的脾气。反过来你告诉她你赢了两根香烟的钱，撒个无伤大雅的小谎，这件事就过去了，你们一如既往。

    但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故意向妻子隐瞒什么，我们大家都是根据自己的环境、经验和习惯行动的，没有通行的准则，书上和报上的必读之类也并不重要。在最亲密的家庭一切都可以公开，都可以谅解，都可以在玩笑声中化重大为轻小，化神秘当无关紧要，都只能成为夫妻感情的催生剂。而在那些危如累卵的家庭里呢，公开是困难的，而保密又更加危险，一切都在弦上引而待发。在那种情况下，书本和忠告，又能值几分钱呢？

    卖杂志

    这月的工资花冒了，花到二十几号，花不出来了。两口子商量对策，决定把编辑部寄赠的杂志拿出一部分来，上狗市卖了去，或能解一时之急。

    各地的编辑部，对我还真可以呢，多的时候，每月说收不收的，竟也能收到一二十份呢。现在做生意不丑，第二职业嘛。到星期天，两口子带孩子真就去了。

    其实，狗市上人比狗多。狗市只是个叫法，做各种生意的都有。找一处闲地把杂志撒开了卖。有人来翻翻，走了，又有的来翻翻，又走了。来了走，来了又走，一减一等于零，这之间没有任何差额和利润，价值规律在我身上竟然不起任何作用，奇怪！

    卖到小半晌午，心里等得发毛，想想平常自个是怎么当顾客的：怕人家不开张，价都讲得少，掏钱买了就走——今个怎么就没人回报回报我呢？

    两毛钱一本统统兑给了小贩，得八元。三口人转到僻静处，掰着手指头算：冷饮三元，水果三元，修车三元，三三见九，今天上午的赤字是：人民币一元。

    理发

    以前总是固定地到一个理发店理发。我的头不值钱，档次低，理一次八毛钱。坐上椅子，眼一闭，随他（她）理去。大多数时候，理完了回家，家里人没反应，我提醒说：我理发了。家里人才往头上看，说：理不理差不多。如此这般，过几天我还得再理，又花八毛钱。上理发店的频率过高，也烦。

    终于就推成了个小平头。省事，又长得慢，对理发员们来说，技术也不复杂。不管好坏弄短了就行，不顾费心耗神，还惹顾客挑剔。

    但价钱却涨上去了。理个头，一块六。咱又不是那种喜欢讲价问价的人——不好意思；谁叫你主动送上门来的，人家好好的又没请你。干脆，下次换地方，不叫她“宰”。

    下回真换了个地方：新潮美发的。进去了，设备是好点，墙上尽贴着美妞，屋里香香的，手也软软的。五分钟下来，好了。还是小平头，值钱了，两块五。出来走在街上，想：凭什么就两块五？设备好，但带不走；美妞美，也只能看。或许这就是行情，算了，小平头就是小平头，低档货，玩不出什么花来，下次还上老地方理去。

    下次真又回了老地方。五分钟下来，两块八了。出来走在街上，手在头上摸了又摸，想起了庄周梦蝶蝶梦庄周的故事：是头值钱了呢，还是手艺值钱了，还是钱不值钱了？真叫人糊涂得可以了。

    街头实录

    一娇小女子骑自行车驮一硕大男人，颇艰难，路人皆侧目。

    近岁末，公共汽车上人如群鼠，拥塞异常，有人乱挤。一男道：猪年未到，猪就窜出来拱了！另一男回道：狗年都快过去了，狗还汪汪叫！

    与妻上街，街头一女郎，姿色极艳丽，疑为仙女。行人无不凝视，唯我昂首而过。妻说：今天表现不错。我说：违心矣。

    一肥女轧马路，偶遇同事，叹曰：逛街真累死了。同事曰：你超重，还没收你养路费哪！

    四农民上街，突遇一摸奖点，四农民凑齐两元钱，伸手一摸便是个大奖，中彩电一台，组合音响一部。农民当场即将组合音响换成三台黑白电视机，一人抱一台扬长而去。

    一西装革履、港派风度人士正往小车里钻，某人指曰：此即十年前改革开放初期街头扫地裤大包头之流行“小痞子”。信否？已十年矣。

    暮晚，四牌楼十字路口自行车停车线旁一棵女贞树上，数十只麻雀齐聚噪叫，每日如此。

    秋日突起大风，落下豆大雨点，一街人尽散。街边几学童大唱道：刮大风，下大雨，前边来了个白毛女……街面已无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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