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

    请饭、吃饭是人生交际的一种手段，也是人之情愫的一种重要媒介。有客人来访，除去说话以外，就是吃饭了，“没什么好吃的，吃个便饭吧。”“心领了，下次再来。”“大老远来了，哪能走，一定得留下吃饭！”这是一种盛情，说没什么好吃的，一是谦虚，二是遮丑，大凡诚心诚意要留客的，都觉得自家饭食寒酸，恨不能摆上七盘子八大碗，热情款待一番。

    北方人更是大多热情，特别在农村，不管认得不认得，只要进了家门，管吃管喝不算，未了还有一句客气话，叫做“在这住下吧。”听惯了的，不觉得什么，客气一声“不啦”，就过去了，没听惯的，准会吓得一跳，平白无故，怎么叫客人在家里住下？一时半会都琢磨不透这民风俚俗的内里含义。

    请饭、吃饭、吃酒，在任何地方都是必须的。国与国之间有国宴，会谈时也要宴请；业务往来时有聚会；同事同行之间有工作餐；朋友熟人来访时撮一顿更是必不可少……餐中的酒饭花样也在不断翻新、前进。

    春天的一个日子，一些很熟的朋友相聚，有人推出了一款新式，即年岁小的人挨个敬年岁长的人。于是，起头时一桌人都敬桌上一位最年长者，敬到最后，便只剩下我一个了，只得自斟自敬自饮。按理说，我们国家本来就有尊老爱幼的传统，但这些年逐日淡化了，能在饭桌上从点点滴滴做起，倒真比横酒相对更有益些。

    请饭、吃饭既然是一种交际交往的手段，那有来有往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了。请人家吃了饭，一次请，两次请，别人要是老不回请，请客的人心里就会嘀咕：我该请你的？真抠子手！再好的朋友，也会因此而不欢远散，终成路人。但时日更迭，现今的有来而无往，已成普遍现象。用公款请，谁也不会有来而往，即使有往了，往往也是公费的有往，与私家腰包无干。有求于人，比如上学、调动、提级、分配、谋职等等，有请了，人家也不会有往，因为这是除送礼以外应该付给人家的酬劳的一部分。再说，现在还有谁在乎吃那么顿把两顿饭呢？“吃饭真累”，在城市的所有角落，这句话现在也都是发自内心的了。

    饭食的“贬值”，自然是物质丰富的折光；饭食的贬值也还会改变固有的文化情趣，首当其冲的，就是请饭的真诚程度。你的心再诚恳实在，但因为大家对吃饭的重要性都已经看得十分平淡了，于是你的诚恳和实在，用请饭的方式已经无法透彻表达。

    当然，饭食的贬值也有令人解脱的一面，那就是人们可以有理由不再无原则地留客吃饭。留客留多了，或是无原则地留，自家烦累、耗时、费资不说，更有好心不得不报的事情出现。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曾留过一客，是母亲家乡的庄亲，一个正当年的汉子，我们的表舅。那时购粮还是凭票凭证的，所以他好几顿一碗接一碗无止境地吃下去的形状，令我们这些护家的子女非常反感，印象当然也加倍深刻。后来，我去乡下过暑假，无意中听大舅提起，说那位表舅回来以后，到处说我们家没管他饱饭，我听了，不由在心中把他恨得半死。只是那时做为男人还身单力薄，在他（表舅）的成人肌腱面前，我只得无能为力。

    其实现在想起来，一个正当盛年的农村劳动力，如果不能大碗吃饭，那反倒不正常了。也是因为那会饭食紧张，请饭所表现出来的人际关系特别突显，不留人吃饭，或不给人吃饱，与其说是饭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对他人人格的尊贬，就中华民族的文明和文化来说，这就非同儿戏了。

    锻炼

    任何人都有关于锻炼身体的回忆，而且都会为此而自豪。自觉的锻炼是有不同的内容的：小时候或年轻时的锻炼那是一种兴趣、娱乐和精力的发泄，是一种有趣的事，是出于自愿，是别人无法阻挡的。

    我小时候每天的锻炼项目是早晨起来跟同学一块跑步，中午下河游泳（春末、夏、秋初），晚上上同学的哥哥那里学武术。什么武术？无非是踢踢飞脚，打打空拳，满足男孩子都会有的强大欲。

    从中学开始，我学会并且迷上了打篮球，那是当时除乒乓球之外最普及的运动项目了。每天早晨，我们都摸黑找场子去打，每天晚上，我们都打得直到再也看不见篮球，篮球总是不断地砸在我们头上脸上为止。我们还逃学去打，我们星期天可以从早上一直打到中午，（吃过饭）再从中午一直打到天黑透。

    打篮球、跑步、游泳等等等等都一直延续到结婚。结了婚，人的生活就彻底改变了，人浸润在一种类似于甜蜜、酥软、腐化、懒散的气氛里，逐渐逐渐就变得享受、快乐、慵倦、娇绵了。

    我是从27岁以后就很少主动去锻炼过的，在此后十几年的生活和岁月中，每每回想起关于晨炼、锻炼的往事来，我都奇怪于一件事而不得其解，那就是锻炼是为了健康的身体。

    青少年时我们这么锻炼，那么锻炼，而我们仍然有许多患病卧床、吃药、打针的记忆。结婚停止了锻炼以后，我们患病的记忆倒并不比青少年时更加深厚；我们因为工作忙或随心所欲而生活没有规律，晚上很晚才睡觉，早上一直在床上赖到非起来不可时才起来，在办公室里接几个电话，跟别人说几句笑话，坐在车里到某地转一转……如此而已，一天就过去了，但我们却并不生病，我们的身体看上去似乎更健康、实用、有效，早知这样，我们又何必费神费力去早睡早起早锻炼？

    也许，我们现在一直在使用着青少年时期每天锻炼留给我们的那一点成果吧？也许人的生命过程就是这样安排的：直到有一天一场中等强度的流感把我们打倒，直到有一天紧追了几步小公共汽车发现脚步有些僵硬，直到有一天挥了几板子球拍就气喘吁吁了，直到有一天看起来不小的那些精力旺盛的人喊我们为老师了，直到有一天单位的接班人也议论到我们头上了，直到有一天一个人蹲在卫生间里站起来有点费力了，直到有一天……我们才重新想起了锻炼。

    锻炼，像剔牙一样，也是一个人衰老的开始？这与青少年时期确有不同，这已经不完全或完全不是娱乐、兴趣了，这是需要，是一个人出自内心的对衰老的恐惧、对衰老的预感、与衰老的抗争以及未雨绸缪和防患于未然。

    无法回避，我们重新又开始了锻炼。不知道我们的身体将走向何方，不知道我们关于锻炼的思路将走向何方……原来街头马路、街心花园、体育场上……锻炼着的人群，他们都有清清楚楚的出处──他们确实是大致分成两份的：一份是出自于娱乐、兴趣和生命力。另一份出自于预感、抗争和防卫。我们无法把自己排除在二者之外。我们只能位居其一。

    吸烟

    追溯吸烟的历史，好像也能找出一些规律来。还是按着时间的顺序来写。最初吸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时大人们要么进牛棚，要么入干校，要么忙着闹阶级斗争，自顾不暇，都想着自个的“前途”和“命运”去了，哪还有太多的精力来管孩子。

    于是同学之间或院里的小伙伴，就开始从家里偷烟来吸了。墙拐角，杂物堆后面，甚至厕所里，都是我们吸烟的好去处。多数情况下是分派一个人在外面或出口处放哨，有大人来了，打个暗号，大伙立即把烟头掐灭，装成正经的样子。但掐灭的烟头决不舍得扔掉，匆忙中藏到口袋里去，待人走后拿出来点着再吸。也有大意的时候，烟头并没有掐灭，就在口袋里烧起来，烧得烟雾滚滚，赶紧扑救，回家少不了撒慌说别的孩子放炮炸的。这时候感觉不是正式抽烟，是闹着玩儿的。

    到了下放的时候，乡下除了干活外生活很单调，一个人也寂寞。再说自己当了自己的家，没人管了，抽烟又是一种征服和男人的象征，于是正式抽起来，抽那种很便宜的和不很便宜的烟。

    那时候香烟很紧张，香烟的牌子是大铁桥、胜利和一毛还找一分的经济烟等。“胜利”在这些烟里算最好的了，大约是两毛八一包，现在早就不生产了。“胜利”烟有一个特点，装盒烟绕庄走一圈，烟就都空了半截。抽来抽去抽到考大学，而且又碰巧考上了。那时候也挺不容易，大学生在社会上的热度满高，自个儿的责任感似乎也增强了许多，到学校里的第一天就把烟戒了，而且一戒就掉，对烟完全丧失了欲望，奇怪得很。

    大学四年毕业，工作、恋爱、结婚、当父亲，这期间，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家庭、朋友、亲戚应酬的关系，时续时断地抽几支，时断时续地一支半支都不抽。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抽几支，什么情况下又一支不抽呢？想起来便是这样的：第一，心情特别愉快时，比如有什么大好的消息传来，第一个反应就是去找支烟点着在嘴里头吸，心情愉快，香烟自然可以助兴；第二，心情特别恶劣时，比如刚和妻子吵过架（她一般让着我，实际上我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恶语相向，咬牙切齿，这时也特别需要弄一支烟烧在嘴上，而且吸得特别深，一口就吞下去半截，烟雾充分利用，仿佛身体内部的空间在吵架时涨大了，亟需不论什么物质来填充；第三，在虚荣心上来的时候，比如男人们在一起聊天，大家都抽，作为男人，我不能让人家不把我当男人看，于是我也抽，而且敢于奉陪，别人抽多少，我也能抽多少。虽然抽得并不舒服，但人格和面子比，暂时的身体损害重要的多。以后大家还得见面，何必因为一两支烟弄得在别人的心目中低了几分呢？（再说身体损害了，多吃点好的不就又补回来了？）一支不抽，是在一切事情、环境、心绪等等等等都处于不好不坏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激不萎的中性时刻。那种时刻说明日子过得很平淡，既不能进天堂，也不会下地狱。在那种时刻我往往是呆坐在六楼的居室里看外面的天空。六楼跟一楼或五楼相比离天空又近了一些。我在这种距离望天空，心里充满了亲近的感觉，觉得自己正在净化了去，干干净净的，什么也不剩。

    还乡

    文化大革命那几年，我经常回泗县、泗洪老家。一方面是躲避城市的动乱和武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那时学校上课不正常，放假多。大人诸事焦虑，自身不保，小学生留在城里，父母既担心，又无处安置，因此送回乡下避风港，是为上策。

    第一次还乡回泗县、泗洪，是一个夏天。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几个，乘车到山头镇，然后往山头南的王沟步行而去，当时我十岁左右。那天也是刚下过雨，草木清新的，我们出了小镇，走不多远，就是一座山头，那就是赤山。记忆里的赤山并不是高大或者陡峭，而是草木葳蕤、蝶飞蜂舞、雨珠清丽。我们都敞开了跑，并且捕捉雨后的蝴蝶。母亲则亲切地看着我们，跟在我们的后面走着，招呼我们不要摔倒了——这是我后来的感觉和想象，我觉得当时的母亲必定会是这样的，充满着母爱和慈祥，但是现在母亲已经很老了。

    她一个人住在一幢房子里，她愿意一个人安静地住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城市里。只有二姐离她最近，并且时常去看望、照顾她，陪她说些无头紧要但也很必须的话。她现在患有多种老年人常患的慢性病，她也已经有二十多年没回山头王沟了，即便她回去，我想她也一定没有力气再轻松地爬上山头镇南边的赤山了。

    后来我长大了以后，我再到山头去，就觉得赤山确实并不高大、陡峭，但它毕竟是一座山，在平原上隆起，有高度，有沟壑，有石块，并名之为山，似乎具备山的所有特征。

    几天后我们从王沟庄又出发了。因为要步行，这次有一架架子车（板车）跟着我们。我们时而在乡村的土路上跑跳，时而又坐到架子车上去，车轮一直不停地往前滚动着。现在想起来，我们这一行人的前进，有如一种历史的迁徙，似乎有那种象征的意义，或者给人留下生命在延展的沧桑感觉。当然，这都是对一些范围极微小的生命而言的。

    架子车涉过一条大河后到了一个叫归仁的地方，天气晴热，我们从归仁镇上买的几个咸鸭蛋，在后面的旅程上剥开后发现是臭的，不过臭的咸鸭蛋可以食用。还有人专门食用臭的咸鸭蛋、咸鸡蛋呢。我生平第一次吃了一个臭的咸鸭蛋，鸭蛋是臭烘烘的，但吃完了咂咂嘴，回味起来又是那么地香，回味无穷。

    到下午我们坐在架子车上到了泗洪县梅花公社万泉大队的朱集村，我父亲就是在这里出生成长起来的。至今想象，我当时必定是非常好奇地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但却根脉相系的地方的。那似乎是我平生第一次有较连贯印象的远行、还乡之旅，生命的根须似乎也从那时起就深扎于那一方黑壤了。

    夜间我在一种似曾相识的熟稔的星光里睡得很熟，但是不久，当夜露凝落于河沟边的庄稼的叶尖上的时候，屋外土路上滚过一阵阵牛车的车轮声，精壮的乡村汉子们把牛鞭甩得叭叭的响，他们粗声大嗓地喊着我的小名：“幼连，下河东地喽！”我迷迷糊糊地揉眼坐起来，并且跑出二爷家的院子，顺着洒满星光和露水的村路向牛车滚动的方向追去……现在回想起来，一切都还那么真实、实在，但仍犹如梦境。

    乘车

    巧事都被我碰上了。那天我乘汽车到蚌埠去，开车时间是上午十点。车上人都上满了，到开车时间了，车还不开，车上乘客都有点小着急，议论了几句。还好，这时驾驶员来了，跳上车就开。开出车站，走了几步，忽然发现售票员不在车上，驾驶员嘟噜几句，猛打方向盘。车又转回车站。司机跳下车，不知了去向。

    二十分钟后他回来了。乘客议论纷纷，有厉声责问的，有上纲上线的。驾驶员修养不错，一声不吭，点了根烟，坐在驾驶席上吸。车上乘客都性急得很，有人大叫：“走啦走啦。”有人调侃：“老婆在家生孩子，我不到家她不愿生。”有人对驾驶员吼：“几点啦，都十点半啦！”驾驶员仍然涵养好，也不发火，只平淡地说：“售票员不在，电话打过去也没有人接，我有什么办法。”

    乱吵乱嚷一会，驾驶员抽完烟，一拉车门，下去了。乘客讲什么的都有，口头语都上来了。但并不针对哪一个个人，况且即使针对了，被针对的对象又不在眼前，毫厘无损。十点四十，驾驶员回来了。嗤地一声，上车关门，动作麻利地把车开出了车站。乘客都松了一口气，不管迟早，走了就好，也都不再讲什么了。

    出了车站，方向却有点不大对头。我对这趟车的线路还算熟悉：到蚌埠去，有两条路可走，一条东路，一条西路。现在这车是往北走的。但检票时，我清楚地听到东路沿途几个城市的名字，而且我身边坐着的一位，就是到东路某地去的。我转脸望望他，他脸色平静，这样我就开始怀疑自己了，驾驶员还会弄错吗？不可能的。

    车开了几分钟，忽然一拐上了一条偏街。车在偏街上拐来拐去，完全是不熟悉的地方，从未到过。大家都有点被转迷了，但也就由它去了。突然进了一个大院。里头停着许多客车。乘客们恍然大悟，这是开到车队来了。

    此时已经十一点挂零，车内议论骤然爆发，但也只是议论而已。驾驶员停车而去，在几间办公室里进出几回，然后杳无音讯。乘客无奈，叫骂一会，干着急。

    驾驶员终于回归，后头跟着一个女孩子，像是售票员的样子，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她的身上，都眼巴巴地恳切地望着她。上了车。车开出车队大院。又在偏街里拐。

    拐了两个偏街，女孩貌艳色冷，樱唇微启，开口说：“前头停停，带个人。”口吻不容置疑。乘客有说：“还带什么人，赶快走吧。”不起任何作用。女孩子用手一指，车嘎吱停下，路边跳上来一个男青年。车又往前开，乘客对男青年都冷眼相看，“恨之入骨”。

    转瞬，女孩子说：“我回家拿票，半小时。”乘客一听，顿时炸窝：“你们怎么能这样！”女孩子爱理不理；驾驶员成了无事人。

    车又拐来拐去，拐了两三个街口，好像到了郊区了，都看见菜地了，车终于停下。女孩子、男青年欢跳下车，相伴而去。乘客万般无奈，也议论够了，不新鲜了，听天由命。

    干等了一会，不见人影，乘客很烦燥，都站起来说：“要等到什么时候！她又是带个男的回家！”议论一会，驾驶员坐不住，扔了烟头跳下车，也往那方向去了。去了好一会，石沉大海，不见回音。乘客都炸翻了，说：“有会开车的，把车开走，开到电视台去！”“开到省政府去！”“开到报社去！”还真有个年轻人，两肋插刀，奋不顾身，上了驾驶席，轰轰地把车发动了。乘客都极亢奋：希望他立刻把车开走（自己却不担任何责任），驾驶员、售票员回来一愣，扣发全年奖金！

    车才起步，一车人都叫，原来那驾驶员就躲在屋角抽烟，看见车走了，飞奔而来，跑得比兔子都快。大快人心！

    驾驶员上了车，也不好追究责任，二话不说，驾车就走。仍走的是东路。驾驶员大约有所悔改（其实真未必是他的责任），把车开得飞快，像是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但道路并不理想，坑洼极甚，一个大颠，后排若干乘客尽皆失声痛叫。回头看时，后排座位上方的车厢，已被那几个头撞几个凹洞，幸亏车厢顶篷是纤维板做的，要是铁皮之类……风波才过，车行不足一小时，开在一个旷野处，路边有孤店，驾驶员一打方向盘，车进了饭店大院。乘客又轰然炸开：时间才十二点半，路才跑了几十公里，吃哪门子饭！再说常坐车的都知道，路边店专宰乘客，驾驶员吃饭不要钱；此地不集不市，店家要搞活经济，只有猛掏乘客腰包。

    抗议无效，乘客无奈，全体下车。有坚持不吃的，前后左右逛去了；有坚持一会，内心妥协了，去买菜买饭吃的；也有（如我）抱着在哪不是吃的心理，下了车就去吃的。

    按照常规，吃饭一般最少得半个小时，驾驶员总得让乘客等够，才能抹着嘴出来，但这次例外。乘客有的正在吃，外头人喊：“上车喽！”饭厅里的人，不管吃好还是没吃好，赶紧都去上车。上了车，驾驶员咕噜自问一句：“都来了吧。”也不等，也不按喇叭，开了车就跑。

    车上的人都觉得幸运，但又觉得不对头，不对头在哪里一时也说不出来，就觉得车里好像空了不少。但不知是在饭店那里到站下车了呢（那里看上去又并不是个站），还是没赶上车，还是不愿再坐这车，在公路上又拦了车走了……总觉得不对头，车厢里渐渐就议论起来，议来议去，明确了至少两个人给丢了──他们的包都还在车上。

    议论的声音，听起来是不算小了，驾驶员不知是不是真没听见，他绝对冷静理智，什么反应都没有。再说车开出去一二十分钟了，谁还不巴望早点到站呢；再说谁又真能公开地站起来肯定丢了两个人呢；再说又不是自己的亲戚朋友，谁又会心急如焚地坚持要驾驶员掉头往回开呢；再说那被丢的人出门在外自己不照顾好自己又怪谁呢……七想八想，车又开出去老远，拐回去的可能性更小了。车上的人都很庆幸，各种姿态都出来了：有睡的，有吸烟的，有发呆的，有抱着胳膊的。平安无事。

    呜呼，那两个正在呼天抢地的乘客！真的，谁叫你出门在外，不照顾好自己呢？！

    看录相

    今年我有些反常，凭空里添了许多癖好，例如看电影、看录相。电影我从八十年代中期就很少看了，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国产片节奏慢，又太严肃，看多了能把人累垮；另一个是看电影的时间性强，不洒脱。录相以前也看过几回，一回是在合肥看一部台湾的生活片。也许是当时我思想观念的原因，我觉得它卿卿我我，儿女情长，又“做”，叫人浑身难受，不舒服。另有一次是在郑州等车没事干，看广告上写着“放映录相《军妓》”。以为是一部带颜色的，就买了票进去看。那录相室十分低级，墙隙处处，里头摆了几条在小饭馆里常见的条凳，检票的和看客也都有些来路不正，要么青头紫脸，要么膀肥油厚，叫人觉得不安全。我才坐下，手就在条凳上抹了一手浓痰，情绪糟透了。录相内容又是再正规不过的了，没看完就把我给气出来了。从那以后，我对录相之类再也没有好印象，总觉得是藏污纳垢之地。可见先入为主的印象给人影响之深远。

    今年倒不如此。先是在录相厅外的广告栏处看到“海湾战争实录”、“核战秘闻”等资料片名，忍不住就买了票进去看。后来又在一家机关的放映室看了几部内部的故事片，觉着都不错，受益匪浅。再后来又到电影院，看了《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等片子。

    这毛病一染上还真不容易改掉。

    在合肥不说，一到了外地，只要有闲，就想去电影院、录相厅。还是今年八月，在庐山，山上的一家电影院，一年四季天天放两场《庐山恋》。上山的当天晚上我就去看了一场，那真叫爆满，情绪热烈。在那种特别的场合，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庐山恋》是八十年代看过的，留下的印象一是假，二是服装换得多，眼花缭乱。没想这次再看，假的痕迹毫厘不存，反而显得亲切万分，自己倒莫名其妙地有了一种时代见证人的阿Q式的隐隐的自豪感。片子还是那部片子，是我们的心情改变了吧。时日迁移，我们已经能用一种历史的、宽容的、邂逅的、回忆的目光去看它。这也是时间赐给我们的财富吧。

    与郑州的“浓痰录相”相比，现今的录相厅真的是今非昔比了。室内装璜不说，放映设备也多为大屏幕投影、超大屏幕投影甚至所谓的镭射电影。买了票，进了录相厅，自然，我想，从面容坐相看（一如电影上的好人坏人），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依然不少，但女孩，夫妇、白头发的老太太及戴眼镜的看客也正日渐增多。

    录相对观众来说，有时间上的好处，录相都是循环放映，你什么时间有空了，进去消遣两场或者略坐半小时就出来都可以，人在精神上、时间上都是十分轻松而自由的。录相的场合有时也有着节日一般的气氛，今年在一处地方看《赌侠》和《富豪夜宴》，大牌明星甚多，看到热烈时，每出来一位明星，观众都自发地报出他或她的姓名，幕上幕下，此呼彼应，气氛十分热烈。

    看录相的初期，我觉得总得有点起码的技术准备，那就是纯属轻松与消遣，准备接受它的欺骗。这时候大约不能装备评判的武器，那样自个先就累了。但是录相也不会不给你一点额外的好处呢：明星们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是我们生活中做人可以借鉴的；恶斗凶逐能让我们对今后不太可能出现的最坏的局面有些思想的准备；人为的热烈和紧张使人处于激动和兴奋之中，有助于我们保持对生活的兴趣和信心。──这都是从好的方面说的，我现在还迷在里头，说不出它的坏来，我的批判的时代还在不可知的未来一处地方。

    买油记

    上世纪七十年代，因为物资奇缺，所以绝大部分商品都得按计划、用票证购买。拖拉机的动力──柴油，更是十分紧张。我插队的灵璧县大西生产队有一辆手扶拖拉机，加上轧花机、柴油机等等，柴油根本不够用。我父亲当时在地区革委会的计划委员会（生产组）工作，生产队自然就找到我，让我去走老爸的后门，批点计划外柴油。

    计划弄来了，但要到邻县五河县石油公司去买、去拉。会计交给我四百五十块钱，叫我藏在最里边的裤子里，队长、副队长、会计几个人，前后左右反复观察我半天，确认没有破绽后，我就上路了。手扶拖拉机走另一条路，因为手扶拖拉机开得慢，我从县城搭客车先去。

    出村时已经是下午了。路上有人走出来的路眼，田野里还有大片大片的积雪。走了七里路到灵璧县汽车站，在汽车站候了两个小时，才搭上一辆从宿县来的过路车到泗县。到泗县时已经傍黑了，冬天天黑得早，去五河的车早就没有了。我只好买了一张第二早上七点去五河的车票，然后到泗县桥东的一家国营大旅社住下。

    登记的时候，过堂里有两个公安局人员，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服务员看了半天我的大队和生产队介绍信，才叫我住下来。开房间的时候，她一边开，一边问我：有没有啥贵重物品？有贵重物品就存起来，身上带的钱多了，就交到公安局保管。她又说，昨天这里才有个河北来的业务员叫坏人抢了，人被砍伤了，五十块钱也叫坏人抢走了，公安局正在破案。她叮嘱我，住下以后，不要多跟不认得的人讲话、交底，有可疑情况，要及时报告，夜里睡觉，也要提高警惕。

    她的话我记在了心里。

    到房间住下不久，房间里又来了一个人，个头小小的，脸上瘦瘦的，嘴皮薄薄的，虽然并不是凶相，但看他的样子，怎么也有点可疑，不太像好人。他表面上很热情，一住下就跟我搭话，先跟我打招呼，后又问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生产队里的形势咋样。我有点提防他，他问一句，我才答一声。说了几句话，我就起身上旅社食堂吃饭去了。

    吃过饭，时间也还很早，虽然天已经黑了。泗县是个老城，城外的水很大，石堤也很高。有一年夏天，我路过这里往县北赤山公社我母亲老家去的时候，河里的水涨得漫天遍野，河边的撒鱼人，对着急流，“哗”地把鱼网撒开，吸引了两岸的许多大人小孩观看，河边就像开群众大会一样热闹。

    我在街里转了一圈，回到旅社准备睡觉。屋里的那个人已经睡倒了。这个房间里共有四个床铺，但人还是我们两个人。黑暗中，我躺在床上，警惕性弄得我不能入睡，越想越觉得旁边睡着的那个人可疑。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像是有意图的。我索性爬起来，穿上衣服，往县公安局走去。

    到了公安局，办公室里有两个披黄色军大衣的人值班。一个年岁大些，约有五十岁上下，另一个年岁轻些，约有三十来岁。年岁大的人问我：你有事吗？我说：我要把钱保管在这里。说着，我就把四百五十块钱和大、小队的介绍信，都掏出来交给他。

    他坐在桌边，仔细把介绍信看了几遍，然后抬起头，严肃地说：你先坐下，你身上带了这样大一笔现钱，是非常危险的！你到底是什么人，我们还要打电话核实一下。我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大队没有电话，你给灵璧县广播站打电话吧。我心里十分坦然。去年年底，我被县广播站抽调去，在县广播站当了半年多的记者编辑，广播站里的人我都熟悉。

    他脸沉沉的，没有同我说话，侧身摇起了电话，又对总机里说要接灵璧县广播站。

    电话接过去了。等了很长时间，电话才通。电话里是一个女的说话声，我一听就听出来是播音员小吴，心里就像见到了家乡人一样热乎乎的。年岁大的公安干部先一安一顿地报出了我的姓名、生产队，然后就问灵璧县广播站知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个下放知青。小吴用普通话一连声地说：有这个人，是我们这里的记者、编辑。小吴又问：许辉在泗县公安局干什么？公安干部说：他身上带了很大一笔钱，说是给生产队买柴油的，我们核实一下。

    放下电话，年岁大的人站起来，找出一张纸，把钱包好，放进柜子里，又转身坐下，问我：你什么时候走？我说：我车票已经买好了，是明天早上七点整的。他说：你明天早上六点半来取钱吧，这样大一笔钱带在身上，是非常危险的，下次不准这样了！说完，他站起来送我到门口。

    夜里，我睡得很踏实。早上天还不亮，我就醒了。旅社过堂里有个挂钟，我跑到过堂里去看时间，看了好几次。指针刚指到六点半，我就收拾好东西，出门往公安局去了。

    空气寒凉寒凉的，东方的天边有一点点鱼肚白，街上的人只有一两个。到了公安局大院，大院里静悄悄的，一点声响都没有。昨晚有人的办公室，现在也锁得紧紧的。我有点着急，怕耽误了赶车，但又不知道到哪里找那个公安局的人，连他的姓名都不知道。

    在院子里心急急地转悠了两圈，大门口有了一点响动。我赶忙转头一看，就是他。他披着黄军大衣，正往院子里走来。他看见我，就对我点点头，然后走到办公室门口，用一只手拉着大衣领子，另一只手拿钥匙打开门，从柜子里拿出纸包，把钱还给我。

    离开公安局，我一路飞跑着到了汽车站。汽车上已经坐满了人。我在汽车上才坐稳，汽车就开动了。

    汽车开出泗县城，开到新汴河大桥上。大桥上下，大河上下，一片轻薄飘飘的雾气。汽车开进冬天的田野，田野里有青，有白，有黄。青的是冬麦苗，白的是残存没化的雪，黄的是裸露的土地。

    五河离泗县才几十里路，个把小时就到了。

    偷球记

    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喜欢打球，特别是打篮球。学校的操场上有四个适合低年级同学的篮球架，一到上体育课，我们不抢别的，总是去抢篮球。学校里有几间小平房，那是体育器材室。里面除了手榴弹、跳绳、标枪等等以外，最显眼的就是几十只红红绿绿的篮球了。

    篮球都是橡皮的，麻麻点点，砸在脸上非常疼。虽然橡皮篮球不如真皮篮球值钱，但我们同学里没有一家有篮球的。篮球时时在我们的梦里出现，我们多么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篮球呀！

    教体育的邵老师，带了很多个班级。一到下午下课课外活动的时间，他都会叫学校里的几位体育骨干把体育器材搬出来。这一方面是要进行体育训练，另一方面是要方便同学的借用。

    篮球和别的体育器材都堆在平房门口，训练和借用的同学在邵老师那里登记过之后，就可以拿着跳绳或抱着篮球上体育场了。一千多名同学干什么的都有，整个学校里闹哄哄的。

    我有个同学小名叫二毛，他也是我们家的邻居，住在一个大院里，而且我们都喜欢玩篮球。放了学我们就赖在球场和体育室附近不走。借到球我们就打，借晚了借不到了，我们就跟人家打蹭球，或者去捣乱。

    在体育室附近转多了，我们发现，邵老师经常有“顾不过来”的时候：指导同学训练时，他顾不过来，别的老师来喊他时，他顾不过来，校园里有小混乱时，他去治理，也顾不过来。顾不过来时，邵老师就临时喊一个认识的同学看管一下，但大多数时候，他急匆匆就走了，过一会再回来。

    二毛也是个调皮精。有一天放学走在路上，我们突然提出要去偷一个篮球，而且两个人都想到一起去了。

    商量好之后，第二天，我们按照商量好的办法，下午一放学，我们就抢先去借了个篮球。借到篮球后，我们就在体育室附近玩，你传给我，我传给你，一边玩，一边看邵老师走不走，如果邵老师走了，我们就能偷球了。

    没过多长时间，邵老师果然离开了。我们赶忙故意把球往球堆里扔，这样如果被人发现了，也不要紧，因为这个球是我们借的。球扔过去之后，我们俩一齐扑到篮球堆上。看看附近没有人注意我们，二毛抱了一个篮球就跑，但我还一直趴在篮球堆上。这样如果被人发现的话，我们还可以说二毛抱的那个球是我们借的。等二毛跑到老师办公室后面看不见了，我才爬起来，抱起我们借来的篮球，到球场边不停地拍起来。

    拍了二、三十分钟，邵老师回来了。我到邵老师那里把篮球还掉，一溜烟跑出了学校。二毛正抱着篮球，在学校外的巷子里等我。没想到偷球这么容易，我们俩兴奋极了，你拍一阵，我拍一阵，还一边跑着，一边把篮球往路边的墙上砸。我们一直玩到天黑，才回家。

    但是有了篮球，我们也没能尽情地玩。首先，我们根本不敢把篮球带进学校，在班里我们谁也不敢告诉，怕同学报告老师。另外，明目张胆把篮球带回家，大人总是要盘问：篮球从哪里来的？我们就说慌：从同学那借的。说慌说一两次大人还相信，说多了大人就不信了。二毛只好求他姐姐帮忙，说是他姐姐同学的篮球，借来玩一阵子的。他姐姐比他大好几岁，已经上初中了，初中同学玩篮球的更普遍，说话大人也相信一点。

    星期天写好作业，我们带着篮球到附近的二中球场去打。但是二中球场上都是大同学，他们经常欺负小同学，抢我们的篮球，占我们的球场。玩了两次，我们就不敢再去了。

    有时候我们约集院里的小伙伴，一起到郊外玩去。去郊外时，我们就抱着篮球，你传给我，我传给他，有时我们还有意隔着水沟传球，弄得很惊险。假如不小心球掉进水里，我们就大呼小叫地折树枝，拉人绳，砸坷垃，想方设法把篮球再捞出来。

    因为玩偷来的篮球太拘束，玩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对这个篮球的兴趣小多了。后来有一阵子，有大半年时间，篮球干脆就躺在二毛床底下的一个破木头箱子里，上面盖着破布，睡起了大觉。

    偶尔我们想起来，就趁他家里没人的时候，钻到床底下去看看。篮球上都是灰，并且瘪进去了一个坑，是跑气跑的。学校邵老师那里，也没有任何动静。

    寒假过后，开学不到两个月，天刚暖和，有一天下午，二毛突然神情慌张地把我拉到背地里，说：不好了，我跟我姐姐吵架了，我姐姐说要把篮球的事报告咱们班主任。听到这个坏消息，我心里也很害怕，因为要是叫家里大人知道了，肯定得挨一顿打。我们情绪低沉地商量了半天，觉得应该先主动把篮球还给学校，以免二毛的姐姐先去揭发。

    下午一下课，我们就跑到二毛家，把篮球拿出来，擦干净，到学校班主任办公室，主动向班主任交代了我们偷篮球的经过，并把篮球交给了班主任。

    第二天早操以后，像往常一样，全校的五年级都集中在小操场上听老师讲话。今天讲话的是我们的班主任。他说着说着，突然不点名地讲起了我们偷篮球的事。

    他说：有两个男同学，想玩，从学校里拿了一个篮球回家，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呢？这是一种偷盗国家财产的行为，所幸，这两个同学提高了认识，主动向老师作了坦白，避免了向更深的腐朽没落的深渊滑下去，我们希望这两个同学以此为教训，向先进同学看齐，争取作一名毛主席的好学生。

    班主任讲话的时候，不知道当时二毛怎么样，我浑身禁不住地直发抖，脸上直淌冷汗，心里怎么想止都止不住。旁边的同学小声问我：你怎么直发抖，可是生病了？我一句话都答不出来。

    过了很长时间，有一天在二毛家里讲起篮球的事，二毛的姐姐也在，二毛跟他姐姐早就和好了。我们问二毛的姐姐：你后来可去报告了？二毛的姐姐想了半天，才想起篮球的事，她轻描淡写地说：那是吓唬你们的。

    我们都大失所望。二毛的姐姐真会吓唬人！但，谁又知道她是吓唬人的呢！

    越墙记

    小时候，电影对我们的吸引力真大，但那时看电影又真难。一是电影片子少，二是电影院少，三是电影票少。六十年代中期以前还好些，那时候我已经有好几岁了，上小学了。特别记得有一次，电影院里放一个战斗片，别的同学都看过了，我因为生病没看成，病好后去上学，老听同学说起电影里的人物和故事，就回家闹着要看。大人被缠得没办法，给我五分钱，叫我自己买票看去。我匆匆忙忙到电影院买了票，进了场。电影一开映，越看越不对头，是种玉米的事情，一直到片子放完，战斗场面也没出来。原来是科教片。

    文化大革命，上初中的时候，南关盖起了一座新电影院，叫人民电影院。电影院还没有完全盖好，就放起了新电影。电影是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是铜像》。放电影的那几天，电影院外边像过年过节一样热闹。电影一场接着一场放，上一场还没放完，下一场的观众都已经聚在电影院门外的小广场上等着了，连小广场外的大街上，都站满了人。

    吃过晚饭，我嘴一抹，就往电影院跑。因为电影票都是机关包场，或预定的，我只能在外面等人退票。但是退票的人非常少，还都被大人抢去了，根本轮不到我们。转悠来转悠去，只听附近几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子说：走，上后头翻墙头去。我一听，立刻就跟着去了。

    拐进一个小黑巷，就是电影院后院的高墙头。这里已经聚集了一二十个男孩子了。有的打亮电筒找墙上蹬脚的地方，有的正往上翻，有的在下面帮忙，还有的四面望风。看见他们都翻，我没有多想，立刻找到一个能蹬脚的地方，敏捷地爬上墙头，和两个男孩子同时跳了进去。

    跳下去脚还没站稳，还没看清附近的东西南北，院里树下的几个黑影，就扑过来拧住了我们的双手。我们拚命挣扎，但他们都是大人，我们怎么挣都挣不开。转眼间，他们就把我们又推又搡地推到了前院的电灯光下。“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好，不说，把你们关起来！叫你们的父母来领！”说完，他们就把我们三个人推进了还没有完工的售票处。

    售票处里一地的碎砖头。一墙之隔的外边，就是小广场，人声杂乱。院里也都是人，他们是电影院里的人的亲戚、朋友、熟人，是先放进去的。我们想找个机会跑出去，但是售票处门口有个大人守在那里，我们才刚蹭到他跟前，求他放我们出去，他一巴掌就把我们推倒在碎砖地上，吓唬了我们一句，又转头跟外头的人说话去了。

    没有办法，我们只好装成害怕的样子，装哭，干抹眼泪。装哭了一会，没有人同情我们，也没有人理我们。我不哭了，四面一看，里边还有一间小屋。我慢慢转到小屋门口，伸头一看，里边也是售票的，售票窗上面的小窗还没装钢筋，一个小孩能钻出去。

    我心里怦怦直跳，故意靠在门框上又装哭起来，一边装哭，一边从手指缝里偷看门口的那个大人。门口的大人正脸往外跟外边的人说话，说得正欢。我呜呜着，慢慢往里间的门框里挪。刚挪进去，外面一看不见，我立刻转身跑到窗前，拉着窗框爬上了窗户。窗外站着的人都看我，还有人指着我说：小孩翻窗户了，小孩翻窗户了！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蹭蹭”几下攀上小窗，从小窗里硬挤出去，跳到外边的地上。

    脚一落地，我拔腿就跑。我弓着腰，在人堆里钻来钻去，一直跑到大街上。怕他们追上来，我还不敢停，顺着大街一直跑到城河桥上。城河桥上有不少人，有人在说话，有人在下棋，有人在看夜。我在城河桥上呼呼直喘。他们不可能再追到这里来。

    那时候，学校管得松，学习也抓得不紧，家里人又经常不在家，我们“自由”得很。

    我抹抹脸上的汗，到城里转了一圈。转过一圈回来，又转到了城河桥上。我在桥上看人下了一会棋，望了一会夜，等下棋的散了，我才回家。

    晒太阳

    一到冬天，太阳就成了上好的东西。所谓上好，是说对于缺薪少炭的人们，它成为一种干净、健康而且免费的燃料。由于人类的成长，有史以来就是在阳光的不可缺少的参与下才得以完成的，所以人对阳光的依赖无所不在，对阳光、太阳的崇拜，也弥散于生活在各方土地上的人群中。

    在物质不甚丰厚的年代，或物质不够丰富的社会中，冬季的严寒是难以抵御的，那时人们自然而然就期待起了太阳，期待起了阳光。太阳终于从阴云密布的天空中放射出了它的光芒，人们不约而同、迫不及待地用不同的方式晒起了太阳。阳光照射在人的身上，阳光可以带来温暖，驱散霉湿，杀死那些有害的、人体不需要的细菌、病菌，还可以带给人生的希望，鼓舞人们生活的勇气。这样看来，阳光当然是上好的了。

    我们可以设想在缺薪少炭的岁月里，晒太阳的人们所制造的那种景观：许多衣不蔽体或衣衫单薄的成年人靠坐在面阳的石块、秸秆或墙壁上，饱尝太阳的温热，妇女们的怀抱里则哺育着不满周岁的幼仔。晒太阳的场面形成了一种特别的独到的文化情境。既使到了今天，在现代化进程略慢些的地方，特别是农村，晒太阳的情况依然十分普遍。

    冬天是农村的闲季，对身弱力衰的老年人和真正闲下来的人们来说，寒流或大雪过后，太阳出来了，照射在麦秸垛、避风的墙根和面阳的河滩上，他们没有理由不去享受这上天免费和慷慨的赠予。热喷喷的阳光晒得他们拧开了袄扣，晒得他们不停地骚痒着头皮。在会吸烟的人们那里，青烟缕缕升起，消融在微蓝的晴空里。公鸡在高阜上打着鸣，狗在人的不远处展开四肢，牛犊温静地倚靠在母亲向阳的一面……晒太阳的场面总是立体的和有感染力、传染性的。晒太阳的感觉也应该是人们最好的感觉之一了。

    即便在城市，人们晒太阳的心情也总是难以按捺。在休息日的冬阳里，所有高层公寓的阳台上，都会晒出各色各样的花被、棉枕和厚的衣物，这是清除城市病的一种好办法。

    人们愿意到阳台上干各种事情：无事的男人会装模做样地拿一本厚书坐在阳台上看，其实就是在接受阳光的亲昵；少妇在阳台上逗孩子，经常这样做的母子，无疑会成长得更加健康。有兴致的人们，还可能拖家带口走出家门，走上街头，在阳光充沛的街头徜徉一两个小时。购物和浏览，可能是这种徜徉的一个方面，接受阳光的沐浴，则是另一个方面。都市的“文明”限制着人们，人们不再可能像自己的祖先那样，无所禁忌地、当众就拖儿带女蹲在墙根晒起太阳。

    在城市里，人们总是要掩饰点什么的。

    痴迷气功

    气功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周围和附近的人纷纷加盟，隔三差五的听说谁谁学了气功了，谁谁谁学了另一种气功了。而且学功的人都有一种挡不住的真正的虔诚和痴迷，谈起气功来都决不会欲言又止。

    前些年在上海听朋友说我认识的一位女编辑迷进去了；后来有一次听说单位里的一位同事也迷进去了。见面叙谈时，谈其它都不能尽兴，唯谈起气功来她会有说不完的话，剪不断的思绪。据我的观察，她们专心痴迷的程度，只有彻夜搓麻不归的人能与之比拟。

    最近我回宿州父母的家，母亲的一个深久的朋友来访，开口闭口也谈气功，痴迷和虔敬的心情普天同一。在没有我的时候她们一家姊妹几个就和我母亲情同手足，她自然是看着我长大的，在我的记忆里她瘦弱并且多病。现在完全不了，她胖胖的，脸色很好，母亲说她是气功的直接受益者。她开始畅谈气功，她说她学的是智能气功。智能气功有个特点，就是有病治病，无病可以开发智力。她的儿子一家现在都练，孙女在练功前考试成绩只有80分，练功后增加到了90分以上。

    她是五六年前开始练的，曾经自费到秦皇岛学过一期，她说练功你自己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对自己的功力也要有信心。她说有一次她的孙女受凉低烧，她决定在一天的时间里给外孙女发功治病，如发功不成再吃药打针不迟。她用自己的功力制成意念水，让外孙女喝下去，又按时按点对外孙女发功，到了第二天下午，外孙女就健康如初，四处跳玩了。我没有一点理由不相信她的话，凭我对她的熟悉程度，我知道她是不会说谎的。她说气功还可以发展工农业生产，对不了解气功的人来说，这近乎痴人说梦，但有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受过功的鱼比没有受过功的鱼长得快，受过功的鸡比没受过功的鸡吃得多，受过功的水泥板比没受过功的水泥板强度高，受过功的灯泡比没受过功的灯泡寿命更长。末了，说起我现在想学不想学的问题。我说我现在还不想学。她说这都有个过程，到一定的时候，你会完全相信并且热心学习的。

    我觉得这可能是真的，因为对许多真理的认识，都和人的年龄经历成正比关系。况且退一步说，学会一种大家都热衷的东西，即使不能治病强身，也是一种文化的积累，决不会没有益处的。她又用对未来充满憧憬和自信的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将来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气功的社会。我相信这也是可能的。因为一种理想一旦确立，最终总会以某种方式实现的，历史上和现实中有许多例子，都可以为这种大胆的预言和假设举证……气功有传染性，我的口吻，也有某种气功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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