晃

    在合肥“斗地主”的术语里，有一个词，叫“晃”，意思是“不要”，也相当于“看不见（要不起）”。这个词在这种环境中的表现力实在是太强了，它彻底地表达出了“斗地主”的状态，“斗地主”者的神态，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气氛。

    “晃”是什么呢？“晃”似乎就是“游手好闲”，一种冬天晒太阳的感觉──这不是一个贬意的词，在这里，对退休和奋力工作了以后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要么称它为“休闲”也行。

    我是一个爱“晃”的人，特别是这段时间获得了较为充分的“自由”以后。我仿佛又回到了过往的时光里，远离了那些使人诧意的人和事。

    我去了一次山王和三站，从那里沿着沙堤一直步行到西山驿；我去了一次四顶山，在大雾弥漫的山林里“晃”了许久许久，直到碰上一个到远离村庄的菜地里铲菜的农民；我去了一次浮槎山，那一次的行旅更有许多故事了，我想我会有机会详细地写下它们的；我还去了一次湖滨，但才下车就被中医学院的一位朋友的电话召回来了……“晃”真是一种荡气回肠的事情，想想吧，首先你得把所有的不快都置诸脑后，你游手好闲，做一个睿智的踏青者，更不用绞尽脑汁，编一些老而昏庸的糊涂话，造一些朝疯暮癫的荒唐事。在能够创制新鲜空气的树林、高阜、草地和潺溪边，人的确能够益加清醒，也似乎能够倍加睿智；对于肉体的健康，也是毋庸置疑的。

    我想去“斗地主”了，当然不是久陷于此，也不宜久陷于此，我们之间的事情都是那么多，也那么繁复。我只是想再去体验一下那种“晃”的感觉，轻松的、悠闲的、大度的、陶醉的、只不过如此的……感觉，体验一下深广无垠的汉文化所必然提供给我们的那种成竹在握的气氛：一个人将永远只是一个人，无所谓大失，更无可能大得。永恒的只可能是我们所依身的纵横无边的社会。

    结婚

    提起结婚，许多人都会有一连串的回忆甚至故事。但听年纪大的人说，现在结婚好像是越来越难了。说“越来越难”，其实并不准确，因为时空都在开放，观念日趋简化，婚姻更加自由，恋爱、结婚、生育的“随笔”气息愈益浓厚，哪里还有更难的情况呢？难，是说难在认真。认真地选结婚的对象，认真地选结婚对象的属相，认真地选结婚的季节，认真地选结婚的日期，认真地选结婚的形式，认真地选结婚的酒店，认真地选结婚的饰物，认真地选结婚大宴上的来宾，认真地选……还不够烦琐的吗？

    不说别的，单说季候和日期，就有许多有板有眼的讲究：闰年闰月不宜结婚，猪年不宜结婚，正月里老天爷打雷，这一年里都不宜结婚，阴历逢一逢三逢四逢七的日子不宜结婚，一是“离”，三是“散”，四是“死”，七是“气”，生气等等。

    如此说来，整个一年四季，都是不宜结婚的了：春天不宜结婚，因为春天乍暖还寒，地阳不足，人气欠旺，结婚呢，又是耗神费力的大事，一旦元气伤尽，那人的子嗣还会康健茁壮，结婚的人还有长寿的吗？夏天不宜结婚，夏天阳气太盛，虚火潜行，在夏天结婚，极易不思节制而纵欲过度，留下“内伤”，并涉及后岁。秋天也不宜结婚，秋天阴气窜动，虚气强暴，正该是人静止、收敛、聚合、闭集的时节，如果一味反其道而行之，那倒霉的恐怕只有自己了。冬天更不宜结婚了，按照古籍医典中的说法，人偶之间，春三、夏四、秋二、冬一。冬天，人气已经降至了最低点，这就像一盆薪柴快要燃尽的火，若让它慢慢糊着，火种不灭，能量蓄积，到春天自会春风吹又生，若急于要照亮人生之旅，一味挑拨送气，那也确会有一时之快，但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以上昏谈。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结婚、快乐、繁继，这正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显著特点。结婚，无论何年何月何日，都是结婚人意气最为风发、潜能大量释放、效率成倍提高、人格尽臻善美的时刻，而且在一些别致的日子或季候里结婚，还会留下一些别致的记忆。

    以我为例，我结婚就是在盛夏六月领了结婚证，八月一日办的婚礼。其时暑气最浓，赤阳高照，婚礼才过，单位替我借到一套房子，家里替我准备了一些家具、用具，我就利用中午的时间开始搬家。从父母的家到我自己的家，大约有三四里路，一个在市中心，一个在城边缘。

    我借了一辆板车，把大件的家具搬上去，又把板车把捆绑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推着，或骑着，一个人在中午的酷日下，往城市的南缘移动。路途上总会出很多岔子的，有时下坡自行车刹不住了，后面重物的惯性大，就连车带人一头撞到路边的墙上去；有时自行车和板车突然脱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了，自行车往左，板车却一个劲地往右，我和自行车只能被强大的板车别倒在地；有时路面一颠，后边板车上的东西“咣当当”眼看要摔倒，路边热心的行人抢上一步扶住，甚至还有同情于我，扶上车，再送一程的……到地方了还有麻烦事，就是大件东西我自己搬不下来，更搬不进屋里去。我就站在板车旁，一边擦汗，一边等人。有人下楼或有人走过时，不管认得不认得，打个招呼，请他帮个忙，把东西抬进去。抬进去也快，半分钟一分钟就完工了。但就这么一下子，大热天出重体力，那人也已经浑身透淌、大汗淋漓了。

    其实，我想，结婚也就是结当时的一种心情罢了。爱心于她（他），是一种心情；迫不及待立马就要成亲入房，是一种心情；先领了结婚证，等房子分到手了再结婚，又是一种心情；未婚而同居是一种心情；居而不“婚”也是一种心情……结婚，倒不如说是跟自己当时的心情、心境结婚，好坏对错都是自己的，跟季节、季候没有什么根本的关系。

    赶集

    “赶集”，是皖北、淮北的语言，其实北方的许多地方都这么说。“走，赶集去！赶集去！”“集”是名词，自然就是从集体、聚集、焦点的意思变化而来的。这大概也是个古汉语。古代人少，不像现在出门人碰人，人挤人，于是心烦，不大愿意出门。人少时，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心情就很迫切，哪儿人稍多些，大家就都想赶到哪里去聚集聚集，见见老朋友、老熟人，会会新面孔，交换点自家的农产、编织，或谈谈恋爱、约见上一个春天见过的情人什么的，约定俗成，沿传下来，就成为北方的语言，意为定期交易的市场。

    集，有各种各样的集，有大集，也有小集。所谓的大集和小集，又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场面大，地方大，声势大，人员多，历史久，商品丰厚，这是大集。反之，则是小集。

    另一层意思是正式和非正式，主要和次要。对一个大的集市来说，正式的、主要的集日是大集，非正式的、次要的、起补充作用的集市，就是小集。例如露水集，露水集是两种意义上的小集，既说明它的集市小，也表示它逢集时的规模小。露水集这个名称，是从自然、生活中顺延而来的，言明时间短促，颇具文学形象的色彩：太阳升起，露水消散，这个“集”也就散了，不耽误那些时间抓得紧，想赶早解决柴米油盐的人。而天天集呢，则是大集了。集大、人多到天天有如集日，那还不是个大集吗？甚至就是个小小的城市了。

    骑路集又是个小集了，说的是集市的模样：这个集是骑在路上的，是在路上成集的。当然，骑路集有它的弊端，如果是在乡村的偏僻处，那还没有什么大的要紧，但如果是在国道大衢，那就有碍交通了。另外，从时间上来说，除天天集外，各集逢集的日期也各有不同，特别是相邻的集市。时间上要相互错开，以免赶集的人过于分散，形不成集市。你一、三、五，我就二、四、六，你一、四、七，我就三、六、九，当然这都是农历，叫做“逢初一、初三、初五”，或“逢十二、十四、十六”。时间的选定，有的是传统沿袭的，市场规律，有的是当地政府任定的，时间长了，也能形成习惯。

    “集”，有以上的含义，“赶”，则言明了成群结队、争先恐后和争分夺秒。赶过集的人都知道，逢到集日，特别是大集，在通往集的每一条乡村小道上，都有各不相同，而又大同小异的人纷纷往集上赶。说各不相同，是说不同的人，男女老幼，胖瘦高矮，推车挽篮，确实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说大同小异，是说赶集的人都是农民。城里人不赶集，因为城里每天都有“集”，是“天天集”。镇里和“集”上的人、干部、职工也不赶集，因为“集”就在身边，毋须去“赶”。所以要“赶”的，只是农民，还有那些农民出身、做小生意的。

    做小生意的要赶，是因为他们以赶集为生，他们不是坐地户，他们的货品和买卖，都只为农民而设，都只同农民打交道，为了交易，他们有时候一天要赶两个相近的集：他们早早地赶到集上，然后在不到晌午时再赶到另一个集上。时间紧，赚头轻，他们不“赶”当然不行。

    农民要“赶”，除集是专为农民而设外，还因为农村一般都忙。农家的活总是做不完的，况且还有春耕春种、夏收夏种、秋收秋种、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等时间限定的硬活。在这种情况下，赶集成了奢侈的事，来回跑个一二十里路不算一种辛苦，倒成了一种特殊的待遇。“没事你赶啥集去！”这是说没有事不能去赶集，有事才能去赶集。有什么事呢？农村的所谓“有事”，也就是柴米油盐收耕种的事，娱乐啦、玩儿啦、休闲啦、交友啦，那都不算“有事”。

    除有事的人须赶集以外，另有一种人，即年老体衰、不能干活的老年人，主要是老头们（老婆子在家忙的多，老头们在家闲的多）也有赶集的奢侈和特权，这是几十年辛勤劳作后才获得的权利。“俺表叔在家呗？”“赶闲集去啦！”这叫“闲集”──不同于年轻力壮的闲人──理所当然地闲了，才有赶集的奢侈和特殊。对他们来说，这种“赶”不是赶忙、赶紧的“赶”，而是赶场子、赶热闹的“赶”，与那种有事才“赶”和做生意才“赶”的，已经不是同一个意思了。

    除了农民、做小生意的和赶闲集的老头们之外，赶集的还有另一种特别的人，那就是我。

    我也是个赶闲集的。

    从上小学就赶。那是在一个表姐家，跟着表姐夫赶黄河故道的一个集卖葱。表姐夫是个急性子人，在集上蹲了不足半个小时，就急了，不论斤卖了，论堆卖，把葱分成一堆儿一堆儿的，便宜卖，五分钱一堆，早了早走，到家就被表姐训得低头认罪。

    上中学时我也“赶集”，那纯粹是玩儿，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也不知道是干什么，也没有什么目的。一个中学生，盛夏，光着脊梁，小褂撂在肩膀头子上，大上午的步行走到离城二三十里的一个集上，在集上、人堆里磨蹭、转悠那么个把小时。再一个人，或唱着歌，或一声不吭地走回城里，天天如此。

    在农村插队时自然更赶过不少集，有时赶集是为了柴米油盐，但主要是为了火柴、煤油和肥皂，那时火柴、煤油、肥皂紧张，不托人都买不到；有时则是卖点口粮换钱。

    八十年代初拿了工资以后，在城市里上班，赶集的习惯不但没改，反而更加旺盛了，赶集的形式也变得更加多种多样了。有骑自行车去的。那一次是在桃园，把自行车靠墙放好，就歪在自行车边闲坐慢看。看小媳妇带个脏孩子在人窝里挤，看炸糖糕的一边炸一边卖，生意好得很，看四个老头打扑克，看草药贩子伶牙利齿地叫卖……有扒小四轮拖拉机去的。那一次是从祁县镇往湖沟去，感冒发烧还没怎么好，走得实在累了，就央一辆小四轮走慢些，自个扒上去，一路大颠着到了湖沟集。有坐“木的”去的，那一次是从南照镇到润河镇，叫了一辆人力三轮，在淮堤上秋风秋意地行，又下到蓄洪区里，攀上庄台，看尽了一种新壮阔。有坐公交车去的。那是春节期间在城郊的西二十里铺，是父亲提供信息让我去的。集市外搭了戏台，台上有戏班子唱泗州戏，台下什么人都有，做买卖的，套圈扔棍有奖的，站在自行车后架上的，站在小板凳上的，站在手扶拖拉机上的，因为风大，头上拿围巾裹得只露两只眼的，骂爹骂娘的……还有步行去的。有一年沿老濉河步行，连着赶了濉河附近的六七个集：灰古集，那集上一纸禁捕青蛙的行政广告，至今还在我眼前晃动；浍沟集，那是个濉南大集，集外陡峭的河岸和葱郁的树林，叫人流连忘返；泗山集，那差不多就是个露水小集了，一街筒子都是黄泥，但出了集，路就干爽爽尘扑扑了；枯河头集，那真是个露水集了，我因为到的晚，夜间就在集外的麦秸垛里睡了半夜。露水集都早，早上爬起来买两根油条吞下，买一碗稀饭喝干，再转身面迎阳光，举步往东边的洪泽湖，一路扑踏着走了去。

    过年

    狭义地讲，过年就是过初一。但是照我的看法，其实就是过年三十的中午和晚上。随着年岁的增加和环境的变化，过年有不同的心态和方式。

    高中毕业那阵子，自己极想离开家，到社会上去独立生活，对父母、姐弟及家的亲情看得十分淡。在农村插队的第二年的除夕，几乎就是在乡下过的，要不是贫下中农的苦心劝导，我肯定就在农村的防震棚里过一个革命化的年了。

    遥远的过去的日子回忆起来都像梦。

    不重亲情的日子，后来还在延续着。七十年代末上了大学，过年时偏想着去体验社会。年二十九坐汽车到了农村的大姨家。大姨父个子瘦高，干事说话都像风一样快利。那时候大姨和大姨父两位老人相依为命，儿子远在甘肃玉门，我去了他们自然无比地无比地高兴。正好家里养的一只看家狗连偷别人家的小鸡吃，早就决定要宰它，但那畜牲通人性，机灵，人近不了它，家里的人近了它，它就站起来摇摇尾巴跑了，设下各种圈套都拿它不住。可是你说巧不巧，我去的第二天早上，天气晴冷，天寒地冻，它不知怎么的贪恋了狗窝，毫无警惕地呼呼大睡，被大姨父当场逮住，又亲手吊在门前的树上剥了皮。大姨父干这些事时非常兴奋，捋了袖子，嘴里一连迭声地说他外甥福气大。狗被大卸八块，添了辣椒、大蒜、干姜，在锅里加了猛火狂炖，后又改为文火慢煨。狗肉的奇香在整个村子和整个大平原上魔术般地风靡着。那真是我从未体会过的一种极致的香气。到了晚上我们就在小方桌边，小盅喝酒、大块吃肉了。两个好老的老人，和一个好年轻的男孩，三个人在如豆的煤油灯下，关了门，喝酒，吃狗肉，讲一些梦里的话，抵御着屋外的至寒。狗肉和酒都是大暖的东西，在冬天它们是民间最上等的暖物了。

    后来工作了，有了家庭，而且工作的地点和自己的家和父母的家都在一起。过年就过呗，人家咋过咱咋过，吃饭、待客、看电视、放鞭炮、走亲戚串朋友，年年都过得很平和，是大众化的过年法。

    再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工作调到了另一个城市，家也随之调去，过年时父母在一地，我们在一地。但父母只是两位老人住着，过年时未免太冷清，但我们这边的家又不能离了人。虽然家中财物无多，可总也不放心全都离了它。于是有好几个年我们都是兵分两路。妻子带着女儿去和爷爷奶奶团圆，我一个人留守。这甚至也是我自愿的，我对过年还是看得很一般很一般，除年三十的中午到大姐家去吃一顿团圆饭外，春节期间的大部分日子我都关门闭户，享受一个人的清静与平和。

    我在床上看书、看电视、睡觉，要么就神经质地跳下床，到写字台边狂写三五十分钟，日子过得特别可意。一般临走前妻子总是给我卤上一二十斤牛肉，烧好一大盆萝卜烧肉。牛肉和萝卜烧肉每天都明显地减少下去，待它们消耗殆尽时，妻子和女儿也该回来了，除夕和春节都过去了，新的一个生肖年已经焕然一新地开始了。

    随着我的年岁的增加和父母年岁的增加，现在我的不重亲情的心态，不觉间就有了变化。过年时总想着一家人的团聚团圆。一年中很少回去，回到父母身边，过年是天赐良机。一年中积累的思念都会在这种时候爆发,但自己的家仍得有人留守。妻子和女儿一如既往地仍要回去陪伴老人，一家人团圆的心愿碰到了挑战，于是就出现了新的花样。

    去年年二十九妻子和女儿都走了，到年三十上午我切断电源，封闭火种，关好门窗，悄然离家，乘空荡荡的火车北上。中途上车下车，兼程前往，总算在年三十的下午到达父母家。一家人对我的到来都持又惊又喜的态度。女儿说：真不敢相信你也在这里，简直像梦一样。当然，这就是个梦，一家人聚在一起过年，真好！晚上看电视，放鞭炮，守岁。

    过了除夕，到大年初一，也就是春节，一大早我又离家去了车站，上车下车，连环套地换车往自己的家赶，上了楼，开了门，看到一切安然无恙，心里的一份担心才消散掉。

    今年的除夕还是打算像去年那样过的，但是到父母家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父亲八十高寿，一家人的意思都是要在初一的中午过一过，妻子把祝寿的蛋糕都定做好了，父母亲和妻子女儿都真心希望我留下，过了初一父亲的八十大寿再走。我还真担心南方那个环境并不很安全的家。

    有一次朋友上我那里聚会，三部自行车放在楼下被一扫而光。但是下了决心，不走了，初二再走。父亲的八十大寿，一生里也就这一个八十大寿，再说父亲以前对这些也都极淡然，“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从未祝过寿过过生日，这是第一回。所谓舍命陪君子，又是自己的父亲，自己的那一把并不出众的财产又值什么呢？就决定留下了。

    过年、守岁、看电视、放鞭炮、祝寿、唱生日歌，过得快快活活，这次真知道团圆的亲情和乐趣了，怪不得人人都重视过年和阖家团聚呢。但心里头也还想着南方的那个家。于是每隔三、五十分钟，就给自己那个没人的家打个长途直拨，让电话铃响个三、四声就挂掉。

    我自认为我有我的道理，我是这么设想的：比如，小偷正在撬门，突然电话铃响了，但又不是长时间没人接地响，说不定屋里有人接了电话了呢，小偷做贼心虚，就会赶快跑掉。

    再比如，小偷已经在屋里了，拿东西的时候突然想给他的一个什么人打个免费电话（在公用电话亭至少两毛。人都有占小便宜的心理），正巧他打电话时我挂过来了，电话忙音，我就知道屋里有人，而且肯定不是我们自己人，电话就起了报警的作用。

    再比如，小偷正在拿东西，电话响了，他一般不会接的，但假如他有点幽默呢，他接了，我就可以做他的“导游”，我就会对他说：先生，您好，欢迎光临许宅；我已经在中间的抽屉里为您准备了五十元钱（这当然少了点），（我真的准备了五十元钱在中间的抽屉里了。据说小偷的脾气都不怎么好，取不到钱会砸东西的），这一阵手头紧，您先用着；（天气预报说）今天夜里将有五到六级偏北风，离开时请您关好门窗；多谢合作，欢迎再来！

    设想都只是设想而已。初二我回到家里，一切如故。又一段鲜活的日子，走入了我记忆的长河。

    剃头

    剃头又叫理发，剃头是一种俗称，也是淮北乡下人一种普遍的叫法。原先在淮北农村插队，谁要是管剃头叫理发，大家就觉得他酸得不得了，酸得一坛子一罐子的，听起来不习惯、不中听。可是现在呢，理发的叫法都已经过时了，城里人都叫美发，什么美发厅、发屋、发廊，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有个电影叫《玲玲的发屋》，听起来嗲嗲的，电影本身却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

    “理发”的叫法却处理到乡下去了。我经常背了小包在乡村土镇上转，注意到这一现象。乡野路边一间临时搭起来的土坯房，也会拿毛笔醮了黑墨，在粗糙的白石灰墙上，歪七斜八地写上两个汉字：理发。或三个汉字：理发室。剃头的说法只在口头上流传着，也许在日新月异变化着的汉语言系统里，它还不会过早地消亡。

    原先在淮北农村，剃头并不是一件很方便很容易的事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上小学、初中时到泗县、泗洪县亲戚家住过，那时候农村十天半个月以上，才有个剃头的手艺人，挑着个一头沉的挑子—— 一头是个盆架，一头是个小木箱，里头装着胰子及剃头用的家伙——上庄里来剃头。

    剃头的师傅一般都是残疾人，腿残，点腿，走路一瘸一拐的。“好人”做这个的不多，因为“好人”一般都干重活，都在家里种地，打地里刨食吃。残人呢，残人干不了体力活，那年头又不提倡做小买卖搞商业服务，残人便学个手艺，混碗饭吃，也给生产队减轻点负担。

    大多数情况下，剃头的师傅都是队里请来的，队里统一付酬。酬劳没有现钞，都给粮食，或者先记账，等午收或秋收后一总来起的办法付酬。剃头的赶早到了村里，在队里的队屋旁边，或者在村里的大树底下，摆上家伙，便开始剃头了。庄里一传十，十传几十，再传百，一庄的男人都来剃头，剃头匠就很辛苦。他打晌午剃到晚上，当天剃不完，晚黑在庄里睡一夜，第二天接着再剃，直到把一庄男人的头都剃完为止。那时乡下人图省事，剃头大都剃成个光头、光葫芦瓢，头都刮得酸青，拿手打头前往头后一抹，光滑锃亮，这样干事情不碍事，又利落，头毛长起来也得三四十天。

    我在亲戚家时，也被叫去剃过两次头，但因为我是城里来的孩子，因此亲戚不叫剃头的把我的头毛剃完，就剃成小平头就行了。乡下匠人剃成的小平头，两边陡直，形如悬崖，中间毛发稍长些，看起来很精神，但也有些怪异。剃完后跑去跟小伙伴玩，头上很轻，在乡下似乎也很合群。

    后来高中毕业下放农村，看不上村里来的剃头挑子，就隔三差五地上县城剃头。县城有一家最大的理发店，里头摆了几十把木头椅子，去的时候也得排队等候，有时等到外头天黑了，才能把头理好。城里的理发店也理的是小平头，理好头出来，脸膛黑黑的，人又结实，碰到熟人，人家都说俺像公社的拖拉机手。

    再后来上大学、到城里工作，时代也变了，先流行长发、留胡子，后来又流行大鬓角、风飘头。这些头我都留过，留到后来，留成了现在这样一种最省事的头，也叫不出名字。到发廊时总是跟小姐说，上头打薄，两边剪短。但总是觉得不够短，过十天半个月，头发又长起来了。费事不说，头发还容易存灰、发痒，我一直想再剪一次小时候那种两边陡的发形，甚至剪一次光头，但董静一直极力反对，从不支持。说孩子大了，我这样出去怎么见人，孩子也没面子。

    前年有一次下乡，行前就想好要在乡下的野铺子里剃一次头，剃得短短的，有少年风。到了乡下，却一直有公家人陪着，怕让人家觉得不尊重，在乡镇的理发铺外张望多次，就是下不了决心进去。另外，我现在比以前清瘦多了，还架了副该死的眼镜，如果再剃个近乎坏小子的发型，还能有预期的那种效果吗？难说！

    相亲

    1. 长成。

    春天的雨是最长庄稼的。整个冬天人们都处于蜷缩的状态之中，如果能够的话，人鲜有出门的，胳膊腿也都伸不开，人的思维好像很不畅通，人类社会的发展似乎停滞了。这时，春雨从天上落下来了，虽然天气还有些冷，但很快，野外的庄稼开始长疯了，眼见着一天比一天拔高。这是庄稼。村里的小伙子和姑娘们也是在一夜之间长成的，他们大都在十八九岁，不会超过二十岁，女孩子应该更小一些。

    2. 父母。

    乡俗像一种生物钟，这时就开始在父母的体内起作用了，特别是做母亲的，会开始留意嫁娶方面的事情。女人们干活或“休闲”时不由自主就“集思广益”了，河东某村哪家的男孩子十九了，河西某村谁家的闺女刚下学在家。大赛家里的（大赛的媳妇）带些炫耀地说：“人家梅花小舅还是个吃皇粮的来。”小犟娘听了记在心里，晚黑吃过饭到大赛家里，和大赛两口子说梅花的事，央求大赛家里的回娘家时探梅花娘一个口风。村里村邻的，大赛家里的没有不答应的理由。

    3. 媒人。

    专职媒人的鼻子真是比狗还灵。这些人心眼宽，腿脚活，年轻时大多都是能说会道、好吃懒做、性格外向、喜好交际、热衷此道的人。她们人脉广，辈份长，又识几个字，跟谁都有亲戚。

    媒人来了，脚穿崭新的黑布鞋，抖抖的裤子，紫浮绸的对襟衫。“小犟娘，赶紧给他二姨熬红糖茶喝。”家里的男人发话了。小犟娘赶忙答应了，赶紧上锅屋点火烧开水去。男人敬上一支两毛八一包的卷烟。她们架着二郎腿坐定，右手不紧不慢摇着芭蕉扇，左手夹着香烟。她们说功了得，一直说到吃晌午饭，啥人都插不上一句话。她们坐功也了得，不动窝坐几个小时当玩的。

    4. 见面。

    达成了意向，父母先跟着媒人上女家去，见了面，送上馓子、油果子（油条）、糖糕或果子（乡下的糕点），叫梅花进来见一见。年轻轻的，嘴还算甜，知道叫人，皮肤好，有白有红（但这并不重要），胳膊腿圆鼓鼓的，像是会干活的样子。女方父母也来男家看人，是空着手来的，走的时候还得带些东西走。

    媒人两边领，两边说合，小小不言的瑕疵，糊糊弄弄多能圆过去。大人都见过了，点头了，这事差不多也就定下了。在一般的情况下，儿女们翻不了什么大浪。年轻人自谈？在乡下还没有那么开放的风气和那么方便的条件。

    5. 时间。

    以上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淮北农村的某种相亲状况，现在是个什么样子？我已经不怎么了解了。经常到乡镇或农村去，看见女孩子大都年轻丰盈得很，有时候还坐在男青年的大腿上，目中无人地调情说爱。她们夏天的上衣也短得如同都市，弯腰或取蹲姿时，后腰都是很养眼撩人的那种。想来过往的相亲结对子的形式，应该退出广阔的农村舞台了吧。但风俗和礼仪的产生及消解都是漫长的过程，短短的一二十年，会这么迅疾？我还不太敢相信。

    小艳阳天

    艳阳天，就是明媚的春天，那么小艳阳天，就该是快要入春的明媚日子了。因为去年闰了一个月，所以今年的春节推迟了许多，已在立春一旬以后了。立春一旬以后的那一个节气，是“雨水”，从农事上来说，雨水之后，小麦就该追返青肥催青了，葡萄也该修剪枝条，准备爬山上架了，栽植桑树，开辟茶园，春季造林也开始了。

    但今年的“雨水”也较往年早许多，而且正与春节这一圣节俗日相重叠，是闰二月的二月十九号，看到这种组合，相信运命的人又该有一种推测了，即如入三九的那一天，既是阳历的九号，又是农历的十九，偏又在这一天打了不合时季的响雷，有人就说这对某某不好等等。甚至几百年前的医书上都说，立春雨水，味咸，性平，无毒，夫妻同时各饮一杯后，同房，就会有孕。这虽都绝不可信，但自然界透露给我们的某种信息，总是有其特殊的季候含义的。就像小艳阳天的来临会带给我们好心情一样，不同的自然界的状态，也会从不同的角度修改我们的生活轨迹。

    小艳阳天里，人们都在想着，或干着什么呢？或最适宜于干什么呢？

    读书。这是看起来最正当的一件事了。现在踏下心来读书的人越来越精简了，一则是书太多，而合乎自己心意的书并不多，二则是读书太累，又要细嚼慢咽，虽然营养不差，但总不如快餐来得过瘾、立竿见影。这里所说的读书，还不是因为要考职称，而不得不读的书，也不是因为要参加会议，要备课，而不得不读的书。在小艳阳天里，如果有一天的闲适心情，而只有30分钟平心静气读自己中意的好书的时光，那这一天就令人长久不忘了。这种低标准的要求，想来对现代人并不是过份的奢侈。

    第二是睡懒觉。睡懒觉的那种美好感觉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但我们现在睡懒觉的机会却越来越少了，这并不完全怪这个节奏不断加快的时代，而有时只怪我们自己。我们都在时髦地追求一种成就感。我们不停地逼迫自己、催促自己，努力使自己既干得好，又玩得好，又能体验那些我们不愿放弃的擦边球，又能享受一切过时不候的欢娱快乐……却忽略或不得不忽略了睡懒觉这种最原始的休闲和延年益寿的方式。──哪怕一星期留一个小时的懒床时间，我们在下一个星期里也会过得更有精神。

    第三是玩牌。──当然这也应该是在闲适无事的小艳阳天里。有节制的游戏不但令人心旷神怡，而且创造了一种团体的康乐气氛和人际文化品味。麻将牌正是这样一种合适的工具。在一个祥和的家庭中，在一种温馨的氛围中，在几位好友的逗乐和“斤斤计较”中，人们不但能得到彻底的放松，还能泄尽身体里蓄积已久的毒素──失衡、久盼不得、愤懑、挫折等等──这不仅有利于个人的身体健康，也有利于对别人的正常观察。这就是适度的麻将法则。

    第四是结婚。当然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时享用的。在小艳阳天里，结婚正是时候。春节前后的这一段日子，也正是人心最浮躁、人心最喜庆的时光，“一年忙下来了，是该休息休息了，”“干不成什么大事了，也无心去干大事，”“玩吧，时间又都玩掉了，结婚倒是个好主意”。当然，正结着婚的人，也大多是浮躁的，他们被胜利和甜蜜冲昏着头脑，他们的状态和时间的状态扣了个正着。像酒一样，蜜月使人难得糊涂一回。在小艳阳天里，在普天喜庆的日子里，结婚了！蜜月了！这还不够人挂记一辈子的么？

    要是阴雨寒凉，连绵不尽，那上述的一切，又都该是多么地扫兴！

    关于过年

    过年是过一种心情。心情好，年就会过得甚至比预想得还要好，心情有恙，或者焦虑，年就会过得勉强，而且是加倍勉强。因为“几家欢乐一家愁”，对比强烈，年又不得不过，人的心态更容易失去平衡。

    曾经有一个女孩子用半嗔半怪的口气，背地里埋怨她的男友，说他“正在努力地工作”。人家交际往来的时间他利用起来去完成了一个小计划，人家年节游乐的时间，他利用起来也去完成了一个小计划。他认为，“这样的小计划积累多了，我不就超过别人了吗？”所以他永远没有休息的日子。

    我听了连表支持，因为我有时候也是这样的人。我们大致上都是“永远没有休息的日子”的人。有一阵子因为要留在合肥看家，所以那几年我总是独自过年的。当“年”往这边过来的时候，我的计划早已经做好了。我要利用这“额外”的时间，写一部中篇，写一篇长长的随笔，整理一个长篇的结构……但是，它们又总是很难完成的。因为在“年”的拉拉塌塌的脚步声里，我很难获得纯粹的心情。我会按捺不住地做出各种各样的“小动作”：我会上亲戚家去吃一顿年饭，会在新岁的零点打出去一个贺年的电话，还会“麻”事方休，不辞劳苦地成一个“风雪夜归人”。

    自然，到下一个岁末，我仍会再尝“计划”的欢乐，重蹈“失约”的覆辙。但我们又必须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的选择。因此我们总是很累，我们也总是自不量力的，而“看不见的手”则会抚平我们，使我们折衷，——我们已经得到“额外”的收入了，虽然不如我们所想要的那么多。

    过年又是过出一种心情来的机会。过年应该是我们最好的调整心态、以利再战的时光。不管年前是什么心情，过年我们总得想得开，决不能亏待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一定得对自己说：来年再干！——于是，这整个的“年”就是我们的了，我们战胜了人类历史上一再复现的最大的困难——我们的坏心情，这就是我们生命中一个不小的成功。我们还奢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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