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不灭七色光

    记忆早已遥远，印象依然在心。

    20世纪30年代中期抗日战争前，我在南京城南芦妃巷小学念书时，有位高个儿浓眉大眼的张老师教自然课。讲到太阳七色时，那天他带全班同学在阳光下吹肥皂泡。飞舞在空中的肥皂泡上反映出太阳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孩子们看到了都特别高兴。一会儿，起了风，皂泡刚吹出来就被风卷走，啪、啪地炸光了。有的同学大声叫嚷：“没法吹了！”“吹出来就没有了。”……张老师高声笑道：“别怕风大，吹吧！吹吧！干什么事都不要泄气！”那天，几十个蹦蹦跳跳的男孩女孩兴高采烈，被自己不断吹出来的大大小小的七色皂泡缠着身，是一种梦境似的、神话般的美妙场面，在我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不久以后，张老师不教我们了！不再见到他来上课了！听说他被宪兵抓走了。当时，年龄小，张老师叫什么名字也弄不清。但觉得这么好的老师怎么会抓起来了呢？

    六年级时，我在大石桥畔的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念书。学校对面是有名的“模范监狱”，关政治犯的。监狱有土红围墙，防止犯人逃跑，四面有护城河般的深水沟，沿河开辟了大片菜地。白天，常有脚戴铁镣的犯人被带枪的士兵押出来松土、浇水。什么是政治犯？不太明白。共产党人是政治犯，倒是知道。当时，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是杀人刑场。年复一年，总在那里枪毙、活埋共产党人。这些犯人就是共产党吗？带着好奇，放学时，我爱在校门口附近张望犯人们，呆呆看着他们脚踝上当啷作响的铁链，看着他们苍白严肃的面容，看着他们的灰色囚衣，看着吆喝他们的武装士兵，心里充满怜悯。

    一天，飘大雪，我又站在校门口附近凝望犯人们。突然，我看到劳动完毕被押回去的犯人中，有一个高个儿远远隔了深沟透过迷茫的雪帘在盯视着我！雪花纷纷扬扬，我忽然发现那张脸上两道浓眉、两只闪烁的大眼很熟悉。惊心动情，我几乎叫出声来：“张……老师！”但犯人一下子就被押走了！一切烟似的消失了！一连几天，我心头酸酸的，下课后总在校门的护城河边呆望。但再也没有发现那两道浓眉和两只大眼。会真是他吗？谁知道！谁能说！人生似乎有很多遗憾的事，也常多难以完全肯定或否定的事。

    以后，一过多年。这事快全忘了。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冬在上海，一次，有位地下党同志约我去偏僻的曹家渡工人区一个老工人家秘密会面。我们商定一个约会见面的标志，不知为何，我突然想起了吹肥皂泡：既醒目，也方便，不会引起注意。让老工人的小孙女在门口吹肥皂泡玩。她在，意味着安全；没有小女孩吹，赶快另换地点接头。那是个冬日的晴天，“飞行堡垒”的呼啸声时而驰过，那贫穷消瘦的小女孩蓬松着小辫在门口阳光下吹肥皂泡，使我蓦然又想起了那双浓眉和大眼，这时，我已接受党的教育，张老师成了我第一个接触的共产党人。他在何处？已不可知。但他曾将美种植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我遂会为对美的忆恋铭刻下对他的记忆。

    岁月将昨天抛向无边的天际，若干年后，又发生了一件依然是弄不清楚却又使我惊心动魄的事。60年代初，一个秋风秋雨的日子，我在虎踞龙盘的南京城冒雨凭吊雨花台。风摇树丫，雨扫窗棂，步入纪念馆，看到一张有点模糊的烈士照片，使我像瞥见了红旗与硝烟，想起了黑夜和黎明，生与死的搏斗……照片上的简介，是一位姓陈的烈士，30年代初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北京、南京、江西、上海等地做党的秘密工作。两次被捕，出狱后斗志更坚。1948年12月27日夜被敌人活埋于雨花台，时年四十岁，其具体事迹大半湮没，难以查考。这像他，又不像他。两人姓不同，一个姓陈，一个姓张，可是做秘密工作改名换姓是常事。如何探微发隐？谁能回答我？

    有使我感动的东西充溢胸口，眼皮酸涩，我心头倏然卷起萧萧的秋风秋雨……

    岁月如水，一切都流逝了。唯有真正的历史画面是一种永恒的存在。记忆中的颜色也许已经斑驳，有光明的太阳在天空照耀，肥皂泡反映出的七色光彩始终新鲜、美丽。肥皂泡飘然会随风炸碎，只要有人继续不断地吹，它会重新在空中自由飞翔。这不也是生生不灭的信念和境界吗？教我吹肥皂泡叫我不要泄气的人早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但他的启示始终与我的生活和斗争同在，留在我心头的美感与萧萧风雨的意境，永远不会消失。那么，这个美的故事是该写下来的，不是吗？

    （本文刊于2010年1月《深圳警察》）

    最后一面总难忘

    ——怀念中大实校的老师们

    《春蚕颂·中国当代著名文学家事迹》编委会来信，要我为这本献给教师的书写一段话。我写的话中有这样两句：“每当我想起往日我的老师们，就心怀感激和尊敬。他们多数早已谢世，但却活在我的作品中。”

    这两句话发自内心。我是常想起当年在中央大学实验学校时的老师们的，而且每每想起我同其中一些老师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时光流逝，一晃半个世纪左右，旧事却历历在目，总是难忘。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8月15日，日寇飞机就猛炸南京。父亲决定带我到安徽芜湖转往南陵友人处暂避轰炸威胁。行前那个傍晚我匆匆带着告别的心情急忙骑自行车到大石桥学校里看看。正值暑假，校园里人很少，冷落凄凉，操场周围绿草丛生。在杜威院与望钟楼间，碰见了张箴华老师。在小学时，我一直喜欢这位知识渊博的老师。他浓眉下两只眼睛严肃而亲切，自然课教得极好，常带我们到北极阁、鸡鸣寺捉昆虫做标本；上课时爱讲格言，像“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今日事今日毕”，等等，使我终身受益。有一次，一个同学欺我，我虽比他小但同他打起架来。张老师经过，处理问题公正，使我心服。见到了他，我告诉张老师我要离开南京了。他点点头，说：“躲一躲轰炸也好。”对抗战他很兴奋，说：“中国人受鬼子的欺侮太多了！牺牲再大也要打到底！”正要分别，瘦削精干的刘克刚老师快步走过来了！他教过我童子军课，带我们野营，训练我们的机智、勇敢和敏捷。每次学校开运动会，总能听到他清脆响亮而威武的口令声：“立正！”“稍息！”……他那天好像有什么事要办。我叫了他一声，也没说什么，他就匆匆走了。其他老师和同学都未见到，我感到寂寞。后来骑车在学校里兜了一圈，怀着一种异样惆怅与惜别的情绪回家，想不到这就是同张、刘二位老师最后一次见面了！

    说来也巧。我随父亲在8月17日晚上到安徽芜湖去，夜里住在一家名叫“大安栈”的旅馆里，却遇到了胖胖高大的穿西装的丁孚九老师。他为什么住在那里，已记不清了。我将丁老师介绍给了父亲，他们谈了一会儿。印象深的是丁老师对父亲说：“王洪溥很聪明，就是有点顽皮。”事后，父亲还批评了我。给了老师这种印象并不偶然。他是江苏扬州人，乡音很重，同学们常好学他讲话，其实并无恶意。有次我正在“那块那块”地学他讲话，恰巧他走在我身后，拍拍我脑袋笑着说：“顽皮！”其实，他讲课生动，脾气好，待学生和气，我心里对他是很好的。抗战胜利后，1946年夏我由四川回到了南京，听说丁老师在公路总局任主任秘书，就特地到高楼门他单位里看望他。他正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办公，体态比以前更胖了。见面十分亲热，知我在复旦大学攻读，他很高兴。见他忙，我急着要走。他不让，坚决要我坐着多谈谈。谈起当年，我讲起自己的顽皮并诚心诚意地感谢他的教诲，他忽然动感情了，摸出白手帕来拭泪。我告辞时，他亲自从里边楼上陪同走出来送我出大门；告别时，我向他深深九十度鞠了一躬。走得很远了，回头看时，他仍伫立在门边依依凝望着我向我招手。但以后，一直也就不知他的去向了。

    那天，同丁老师谈起了何寿斋老师。小学时我是寿斋班级的学生。胖胖的剃平头的何老师，个儿不高，常穿着半新的藏青中山装和黑布鞋，无锡口音，一直给我忧郁、严厉、孤僻的印象。那时，他教数学课喜欢带一块狭长的板子来代替教杆。传说他很凶，有时要用这板子打学生手心，所以有学生背地里叫他“何老板”。其实，他并不打学生手心，教学勤恳而有耐心。极少笑容，是性格使然，对学生是很关心的。一次，我参加运动会跑百米时，猛摔了一跤，跑道上的煤渣嵌进了右臂的肉里，出了很多血。他马上扶我去医务室，关切地抚慰，等校医将煤屑从我伤口里夹出，包扎好后，又安慰了我半晌才走。我发现他不但不“凶”，而且十分可亲。我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42年的夏天。那时，我正打算从敌伪统治下的“孤岛”上海去安徽偷渡敌人封锁线到大后方去。一天，雨后的傍晚，我走在上海跑马厅附近，突然看到迎面走来了何老师。地上积着雨水，人流拥挤，他穿一双破布鞋，一件旧长衫脱下挽在手臂里，卷着裤脚，一手拿着把旧油布伞。我马上热情地迎上去叫了一声：“何老师！”发现他瘦了，头发已白了不少，黄黄的脸上皮肤松弛，眉眼间那种忧悒、孤僻的神色更浓。见到了我他仍无笑容，仅告诉我：他在给人家做家庭教师。好像有急事，匆匆分别，他飘忽在人流中消失了踪影。事后，我每每遗憾与自责，我委实当时太不懂事，懵懵懂懂就让老师走了。他似是给生活重压摧毁了。我怎么不问问他的地址呢？我当时虽也生活困难，但为什么却未曾想到应当怎样尽一个学生对老师应尽的一点心意呢？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何老师！以后，再也不知他的音信，只是每每使我想起就感到心酸和歉疚。亲爱的何老师，原谅我吧！

    同许恪士老师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46年春天，我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时。一天，中大实校的老同学雷绍陵（1995年已在美病故）、钱燕文（原名钱北三，曾为北京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来找我，告诉我，中大实校原主任许恪士老师来到北碚了，住兼善公寓，约我过江去看望。我们一同去了。许恪士老师热情接待。当年在校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逢国耻纪念日，他在操场上用洪亮的嗓音给学生讲话，讲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总是慷慨激昂并常痛哭失声。于是，我们站着听讲也都热血澎湃跟着流泪。他的言传身教对我们树立爱国主义思想确实很起作用。在校时，他戴副黑边深度近视眼镜，穿中山装，走路挺胸，特别精神；脸上虽严肃，对学生也常露笑容。这次见到我们，倒茶，让座，亲切谈心，对我们能上名牌大学表示高兴，说了不少勉励的话。分别时热情握手，送我们到公寓大门外。当时，他在做教育部的督学，不久后，听说去台湾任教育厅长，以后病故。这在北碚兼善公寓的最后一面，情景至今仍新鲜得如在眼前。

    中国如此之大，几十年风风雨雨，天南海北，师生分散了每每难以再见面相会。童年、少年、青年、中年，都已早离我远去。但中大实校的老师们在我心中始终是被岁月被情感挽留住的人！只要想起老师们，往事就汩汩从记忆的泉眼中涌出，早年的欢乐与悼亡悲伤俱来，让我好激动好激动。我就觉得心灵上和人生的感受上在这方面蕴含着的一切是说不尽也忘不掉的！

    （本文刊于1998年10月《作家报》）

    我经历的“最后一课”

    ——记东吴附中王佐才老师

    上中学时，语文课本里有法国小说家都德写的脍炙人口的名篇《最后一课》。这篇小说以普鲁士战胜法国后强行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事件为背景，通过一个小学生在上最后一堂法文课时的见闻与内心感受，深刻地表达了法国人民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

    想不到，在抗日战争中，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次日，我在上海租界上的东吴附中读书，也经历了一次类似的事件……

    那夜，我正熟睡着，夜色漆黑，忽然被一声“轰隆隆”的巨响惊醒。我猛地从床上坐起，听到似是炮声，声音也不太远，仿佛来自东面黄浦江的方向。接着，听到了“轧轧”的飞机声。一种战争的恐怖感立刻攫住了我的心。

    对面楼上一些窗口里的灯盏，一个接一个地亮了，恐怕听到这种声音的人家都在杌陧不安吧？

    我开了灯看钟，钟上长短针正指着4点多。我想：会不会是租界外的日军在举行演习？又想：黄浦江里有英、美兵舰，会不会是日本与英、美交战了？这一向，外边老在传说日本要向英、美宣战呢！……

    隐约的飞机声仍在远处盘旋，炮声又隆隆传来。我同家人都起床了。大家心头波澜迭起，都非常不安。一种风云骤变的感觉侵袭而来。炮声又响几下，终于沉寂了。大家虽又都回到床上去睡，我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一清早，我起身后决定仍去上学，顺便打听一下发生了什么事。外边，细雨蒙蒙，雨丝裹着寒意。天气阴霾，同人的心情一样。空中像笼罩着一层灰色的烟幕。弄堂里，东一簇人，西一撮人，互相在谈论传告着拂晓前后炮声、飞机声的事。表情既兴奋，又紧张，也有忧虑。谈的不外是日本向英美宣战了，黄浦江上打沉了一艘英国炮舰，另一艘美国炮舰投降了。有人在说：“公共汽车和电车都已停驶！”也有人在预测：“看来，日本兵今天要开进租界来了！”……

    弄堂里，有的人家在垃圾箱旁焚烧书籍，看来是怕日本进租界后会抄家，将抗日的书籍赶快烧掉。

    我听了一会儿，没有什么值得再听的新鲜事，立刻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到马路上去。马路上也东一堆人西一群人在叽叽喳喳，男男女女都有。男的看样子多数是去上班或特意出来打听消息看看情况的。女的多数挽着空篮子，一看而知是出来买菜的主妇。我找着人丛凑上前去听听情况，也同弄堂里的人谈的大致相仿。沿街的南货店、烟纸店、酒店都上着排门，人心惶惶。有雇黄包车在急急忙忙搬家的，是从公共租界往法租界搬。法奸贝当投降德国后，组织了伪政权，法国本土已被德军占领，上海法租界由于日法之间没有战争关系，法租界在有些人心目中，似乎比公共租界要安全得多。但马路边上有人在闲谈，说法租界当局已经派出大批安南巡捕沿爱多亚路架设了铁丝网，禁止拥进法租界了……

    我心里七上八下，出汉口路，沿石路朝北向南京路方向走，见一家出售平粜米的店家排门紧闭，好多人带着空布袋在店门口排成了一字长蛇阵，等待售米。一家卖煤球的店门口也有人抢着在买煤球。再往前走，经过浙江兴业银行门口，见拉着铁栅门，一些要提取存款的户主正在银行门口大声叫嚷、“砰砰”敲门，要银行赶快开业付款。一家大南货店，平时生意兴隆，今天未卸排门，贴了一张纸条，上写：“今日本号盘货，休业一天。”

    街上行人脚步匆匆，脸色仓皇。我最关心的是日本兵进租界的问题了。一路上，却没有见到一个日本兵。向人打听，也都说没有看到日本兵。但我心里明白：无论如何，日本兵是一定要开进租界来了！以后，“孤岛”沦亡，沉没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潮水中，原来在上海租界上的中国人过的将是更加黑暗、悲惨的亡国奴岁月了。心里充满仇恨，涌塞着一种悲壮的情绪。

    我在一个卖粢饭团的小摊上，买了一只包油条和白糖的粢饭团，拿在手里一边吃一边向学校所在的慈淑大楼方向走去。

    忽然，听见有些人在惊叫：“东洋兵！东洋兵！”只见一辆日本军用卡车风驰电掣般开过来，“嗤”地停在路边。军用卡车上堆着许许多多刚印好的日军报道部编的《新申报》。日本军车上的几个穿黄军衣的日本兵撒传单似的散发报纸。有些路人在抢拾报纸。我望着那些日本兵，心里仇恨，为了好奇，也上前拾了一张报纸。边走边看，见报上有日本向英美两国宣战的消息，有日本海空军突然奇袭珍珠港获得辉煌大捷、击毁击沉美国大批军舰和飞机的消息，也有日军今日黎明在黄浦江中击沉英国炮舰“彼得烈尔号”和美国炮舰“威克号”升起白旗投降的消息。我看完了报上的消息，心里发泄不出的愤怒更加强烈，将报纸揉成一团，扔在地上，甩起一脚，踢到了被雨水洒得湿漉漉的路边去。

    蒙蒙细雨不知什么时候停歇了。天仍阴沉沉。路上见到的人，脸也阴沉沉。路面潮湿，我终于走到灰色的七层楼的慈淑大楼门前了。慈淑大楼靠近南京路的一面开设着大陆商场，出售百货，占了一、二层楼。三层以上全部出租给一些私人或公司、学校、团体使用。东吴附中在四楼上租了许多大房间做教室。

    我吃完粢饭团，在一种难以形容的纷乱情绪中走进光线幽暗、阴森森的慈淑大楼后门，踏上楼梯走到四楼自己的教室里。大楼里人异常的少，阒静无声。到了四楼，见来学校上课的人十分稀少，多数人是害怕外出？还是忙着在马路上张望？啊，不！公共汽车和电车全停驶了，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路又截断了，人当然不会来得多了。宽大的教室里一共不过五个同班同学，全是男的，一个女的也没有来。我的好朋友俞伯良在，我闪身刚朝门口一站，俞伯良马上招呼：“喂！我去约你来学校，你家里说你已经走了，怎么现在刚到？”

    我没有回答，将手里一叠用帆布带捆住的课本和练习本往课桌上一放，对着俞伯良叹了一口气，说：“唉，以后，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像以前一样上课呢！……”说着，内心痛苦，潸然想掉泪。

    听我这样说，同学们有的叹气，有的露出愁闷和气恼。俞伯良忽然用粉笔在黑板中央端端正正写了四个大字：“最后一课”！

    他一写，我心里更难过了。

    过去，在国文课本上读过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当时也为这篇文学名著中那种国土变色的凄凉心情所感染。可是今天，此时此地再来回想这篇名作时，感受更亲切更深沉了。眼看，日寇要来了！以后，也许一定要取缔那些富有民族精神、爱国抗日、反对卖国和揭橥气节和骨气的课程内容，代之以奴化教育的吧？学校里一定会让日本人或汉奸来教日文日语的吧？我虽然与《最后一课》中写的主人公完全不同，小时候并不逃课，从小学到高中学习功课一直尚好，并没有那种后悔过去未曾好好用功读书的憾意，但仇恨敌人即将来到的思想，使我内心像被刀刃刺伤流着鲜血。我看着“最后一课”四个大字，眼眶发热，心里发酸。俞伯良写的正是我心里想的。今天，可能是来上最后一课了呢！

    啊！多么悲痛、多么屈辱、多么令人留恋的最后一课啊！

    有两个同学也在黑板上跟俞伯良一样，用粉笔加写了“最后一课”“最后一课”……快将整块黑板写满了。然后，其中一名叫吴玉书的同学突然哭了起来，抽搐着趴在桌上耸动着肩膀呜呜出声。他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

    他这一哭，我泪水忍不住哗哗流下来了。我正想去安慰吴玉书，却听见站在窗口俯瞰下边南京路的俞伯良忽然高声大叫：“来看呀！东洋鬼子来了！”

    大家一起跑到窗口。四层楼的窗下是南京路。我们有一次曾从四楼往下撒过自己写的抗日传单。平日车水马龙行驶着双层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小汽车的南京路，行人拥挤、商店集中十分热闹的南京路，此刻，宽广的马路上空荡荡，店家都不开门。远处从外滩方向列队走过来一支人数众多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当头是一杆海军太阳旗，正在举行声威赫赫的入城式。

    那些打着日本海军太阳旗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一色穿蓝色海军陆战队的制服，戴着钢盔，全副武装，奏着震慑人心的军乐，正以分列式的队形，在宽阔平坦的南京路上耀武扬威地迈着八字步行进。

    啊！日寇来了！进公共租界来了，“孤岛”彻底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手中了，在敌人铁蹄下，更黑暗严酷的岁月来临了！

    我同俞伯良肃立在一起，心上淌血，眼噙热泪，俞伯良忽然咬牙切齿轻轻对我说：“要是有一把传单，我一定撒下去！”

    我拭去泪水，想：要是有手榴弹，我也一定扔下去！

    日本海军的军乐声，不知奏的是什么军歌，节奏粗暴，似咆哮，似爆炸，听来特别狂热，野蛮。

    我叹息着想：“今后肯定是在铁蹄下生活了！”看着眼前的场景，我觉得国耻真是比个人的耻辱更叫人难受。国耻牵连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国耻使子孙万代蒙尘。我心底里不禁呼喊：中国！中国！你什么时候能变得强盛起来收复国土不被帝国主义欺侮呢？你什么时候能使中国人在世界上扬眉吐气呢？你什么时候能使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顶天立地做主人呢？啊，啊！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士兵昂首阔步践踏横行在“孤岛”的土地上，“夸夸”的脚步，像踩在我的头上和心上，我痛苦得简直不想活了。

    正沉浸在痛苦中，忽然听到教室门响，有人来了。

    我回头一看，不禁叫了一声：“啊！王老师！”

    我一声喊叫，俞伯良、吴玉书等也都转过身来，同声叫道：“王老师！”

    王佐才老师是个头发花白胡子也花白的老头子，瘦削、矮小，戴副黑边框眼镜。眼镜的黑边框大，更衬得他的脸小、头小。他家里人口多，负担重，从穿着上也看得出来。总是穿着破布鞋，寒冬时节，仍穿着一件薄薄的古铜色骆驼绒袍。袍子边沿袖口全破损了，像被虫咬过似的，剥蚀着，丁丁挂挂。他平日为人古板，不苟言笑，严肃得过分，考试时批卷打分很紧，对学生在课堂上说笑或者背书时提示别人等一类事情，都要厉声教训，同学们大都不喜欢他。但今天，王老师来了，大家对他感情完全不同，叫他“王老师”时，听得出每个学生对他都是十分尊敬、十分亲切的。

    王老师弓着背，嘴里嘘着热气，冷得搓着双手，一本国文课本夹在胁下，进了教室，歉意地用一口浙江湖州口音的官话说：“我迟到了！住得太远，今天没有电车也没有公共汽车，从大西路那边步行来的。我是从不迟到的！……”

    我想：王老师啊！在今天这种情况下，谁会再计较你的迟到呢？我和同学们明白王老师的脾气，他来就要上课的。也不想再俯瞰耀武扬威列队进租界的日本侵略军了，我和俞伯良、吴玉书等都连忙离开玻璃窗前，回到自己的课桌后坐下来。

    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军乐声仍在急风暴雨般地传来。王老师依然那样古板，似乎听而不闻，在讲台桌上摊开国文课本，用手扶扶眼镜架，扫视了一下坐在下边的稀稀落落的学生，说：“人来得很少啊！”忽然，看见了黑板上写的“最后一课”的字样，他突然背过身去，掏出一块破旧的白手帕来，用手扶住眼镜架，擦拭起眼睛来。啊，王老师哭了！稍停，他回过身来，无限感触地说：“是啊！是最后一课了啊！”他用桌上的粉笔擦将未写“最后一课”的地方擦拭干净，却不去擦掉那些“最后一课”的字迹。在擦拭干净了的地方，写下了“新亭对泣”四个字，说：“上课！大家翻到课本后边这一课上，今天讲《新亭对泣》这一课。”

    老古板的王老师，平时讲课文一直是顺着往下讲的，今天怎么跳过许多课选讲后边的这一课了呢？

    翻到一百零三页，见课文一共选了两则《世说新语》上的故事。《新亭对泣》是第一则。课文极短，全文不过一百多字：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惟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课堂里肃静无声，日本侵略军的军乐声已隐约远去。

    又有七八个同学陆续来了。他们迟到了，但一来就安心地坐下来听讲，都非常专心。教室秩序从来没有这样严肃、安静过。

    王老师瘦黄苍老的脸上特别庄重，黑边眼镜下两只眼睛在放光，声音蓦然也比平时洪亮了几倍，说：“本文选自《世说新语》。新亭，又叫劳劳亭，在今天南京市南面，三国时东吴所建。作者刘义庆，是南朝刘宋时彭城人。宋武帝永初元年袭封为临川王，历任多种军政要职。现在我来讲讲这篇短文的背景……”

    他讲课，平时我感到平淡。今天他的语气却抑扬顿挫，蒸腾着热力；他眼睛注满了兴奋，吐出来的字像扔出来的石头；用丰富的感情，神采奕奕地感染着学生：“西晋愍帝建兴四年，匈奴族刘曜攻破长安，愍帝投降，西晋覆亡。次年，琅琊王司马睿，即晋元帝，在江南建康建立东晋，开始了南北朝对立的局面。当时，由北而南的士族官吏，一部分如闻鸡起舞、中流击楫的祖逖等是主张抗战恢复中原的，但多数只想偏安江南苟延残喘。《新亭对泣》正反映了南下的士族官吏截然不同的两种思想抱负。周侯指周，袭父爵为武城侯，故又称周侯，是属于唉声叹气之辈的。王丞相指王导，是慷慨激昂有用抗战光复中原之志的。对比鲜明！……”

    我明白王老师为什么今天要选讲这样一篇短课文了。我听着讲，看着课文，只觉得身上热血迸流，受到启发，心里痛快，有异乎寻常的满足。

    王老师慷慨激昂地说：“要抗战！要光复神州！决不作楚囚之对泣！眼泪应当吞在肚里！把力量用到抗战上去！……”他讲的是课文，又好像在讲今天的时局、今天的责任。

    真奇怪，短短一百多字的一篇古文，此时在我身上竟会产生这么神奇的力量。我感到王老师讲的正是我此刻十分需要听的课文。听着，听着，眼眶湿润了，心上身上血液里都被注射进一种渴望同敌人拼一拼的激情。课文浅显易懂，讲完，也就可以背熟了。我见俞伯良、吴玉书等全部来上课的十几个同学，都比平时专心十倍地听讲。从大家脸上的表情，我能看到他们的心在跳，血在迸流。

    我忽然心里十分忏悔：过去，为什么对王老师不那么热爱呢？多么好的一位爱国老师啊！他竟是这么一位有感情的热血充沛的老人，平时可一点也不了解呀！在面临敌人铁蹄践踏的关键时刻，他像一把稀世的宝剑光辉闪闪地露出了锋刃！平时为什么看不到老师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呢？

    王老师讲完课文，突然掏出那块破旧的白手帕来，左手扶起眼镜架，右手用手帕去拭面颊。我看到：两行晶莹的泪珠顺着老师的鼻梁正流下来。教室里静得针尖落地也能听清。老师在啜泣！一刹那间，我也泪流满面了。同学们也都落泪，年纪最小的吴玉书，又伤心地趴在课桌上哭泣起来了。我突然想起，听说吴玉书的大哥是航空员，在杭州笕桥机场上空与日寇飞机空战时血战阵亡的。

    哭泣了短暂的一会儿，王老师止住了流泪，忽然说：“作楚囚对泣容易，就是讲完了这篇课文，懂得了应该去光复神州而不应当相视流泪的道理后，我们也仍是不禁要泣下。但哭没有用！同学们，记住今天我这最后一课讲的话吧。也许，今后我不会再来教你们的国文了。谁知道会不会派日本人或汉奸来给你们进行奴化教育呢？但你们只要记得曾经有一个五十八岁的国文老师给你们上过这样一堂课，那我也算没有白教你们这些学生了。”

    我心里火辣辣地发热，真想上去热烈拥抱老师呀！战争和刀枪能毁灭许许多多东西，但不能毁灭美的思想、美的人和事；侵略者能用铁蹄占领中国的土地，但他们想征服中国人的心那是妄想！

    王老师要下课走了。他用粉笔擦去了他写的“新亭对泣”四字，但仍保留着黑板上的所有“最后一课”的字样，用一种依依不舍的声调说：“同学们，再见！下课。”

    平时，老师来上下课，总是由班长喊：“一——二——三！”“一”是学生起立，“二”是向老师鞠躬，“三”是老师还礼后学生坐下。今天，班长没有来。上课时，没有人叫“一——二——三”，此刻，我忍不住忽然起立，代替了班长高叫：“一——二——三！”

    所有学生，一同肃然起立，向老师恭敬地鞠躬，目送着王老师飘然走出教室。

    我见王老师瘦削的背影已从教室门口消失，我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拿起课桌上的课本、练习本大步追了出去。

    我在下楼梯的地方追上了衣衫褴褛的王老师。高叫：“老师！”快步走上去。王老师慢慢回过身来，瞅着我，立定了脚步，脸上似乎是问：“什么事？”

    我鞠了一躬，将一本练习本翻到空白处，递了过去，恳求地说：“老师！请给我留几句话作纪念吧！”我本想告诉老师，我将来可能会离开“孤岛”到大后方去的。但话到嘴边，咽住没说。

    王老师从长袍胸襟上取下他插着的一支黑色旧“新民”钢笔，在我的练习本上，用流利的钢笔字写了两句话：“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然后，写了“王洪溥同学留念”，在下边签上了名，转身下楼去了。

    俞伯良从后面走过来，追问：“你在干什么？”

    我将手里练习本上王老师写的两句话给俞伯良看了。

    俞伯良一跺脚说：“唉，我怎么没有想到呢？我也要找王老师写几句！”话音刚落，他已经“通通通”地下楼去追赶王老师了。

    我独自下楼。走出慈淑大楼时，看到街口已有横枪站立、面目狰狞、穿黄军衣的日本陆军在放哨。街头上出现了刚张贴的“上海方面大日本陆海军最高指挥官”署名的铅印中文布告。围观的人很多。我挤上前去看，布告上说日军进驻公共租界，是为了“确保租界治安”，等等。这当然都是日本侵略者的鬼话。日本侵略者是攥着杀人的刀枪、戴上不动声色的假面具在攫取“孤岛”了。

    时光流逝，一晃几十年过去，但我所经历过的“最后一课”，印象始终新鲜。当年我所尊敬的老师一定早已作古，当年的同学也都不知在何处。但看到我们的祖国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威望，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初步繁荣昌盛，每当回忆起这些辛酸痛苦的往事时，就更有一种无比的欣慰充塞心头。

    在日寇铁蹄下的“孤岛”生活，常引起我许多难忘的回忆。日寇海军陆战队在南京路上耀武扬威的情景我也始终印象鲜明，但日寇的军队后来很快又退出了租界，并且开放交通，恢复生产和市面，让上海公共租界基本在表面上维持了日军占领前的状态。其原因是日军岗哨林立，租界人心惶惶，生产凋敝，市面衰落，日寇感到要一个死城一样的上海背上大包袱不合算，维持原状，保持上海“国际都市”的外貌对日本有利，日寇是想用“王道乐土”的精神来麻醉上海人，免得以侵略者自居引起上海租界市民的反抗和反感。日寇司令部当时张贴布告说如有政治恐怖事件发生，日军可以进行封锁，可以拘捕人质。日本又查封商务、中华、开明、世界、大东五大书店，派出大批鹰犬检查各级学校教科书，汪伪也根据敌伪需要重编教科书。为了节电，商店霓虹灯取消了，马路上的红绿灯取消了，公共汽车和电车傍晚六点就停驶了……无论日寇用什么手段掩饰，上海也是在铁蹄践踏下的土地，是屠刀宰割下的俎上之肉。我上的东吴附中，不能继续办下去了。一批爱国的老师出面组织了一个“正养补习学校”，让我们可以继续攻读，不受奴化教育，但给我们上最后一课的王佐才老师，从那时就不知何处去了！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许多年后，我写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当年在日寇铁蹄下的“孤岛”生活自然而然成了我创作的素材。我将人名作了些改动，但写出来的那些生活经历和感受常常都是完全真实的。

    我不愿意在上海继续过那种铁蹄下的生活，终于在1942年7月，独自由上海出发，在安徽合肥过日寇的封锁线，经历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经过江苏、安徽、河南、陕西、四川到达大后方重庆，去参加抗战，并继续去完成学业。

    （本文刊于2004年1月《大家》杂志）

    中学国文二老师

    ——忆程小青和范烟桥

    抗日战争时期，淞沪战役中国军队西撤后，上海的租界沦为“孤岛”。我从1938年年底到1942年夏，在“孤岛”上海的东吴大学附属中学攻读从初二到高一的课程。

    东吴附中本在苏州，因为抗战苏州沦陷，才迁到上海租界上来的，先在公共租界汉口路（即三马路）虞洽卿路的慕尔堂里上课，后来高中部又在南京路慈淑大楼的四楼租了教室上课。在我上初中的这个阶段，教国文的老师有程小青和范烟桥两位先生。这两位老师当时都是有名的作家。我们做学生的是怀着敬慕的心情听课的。当然，那时我并没有想学他们做作家的打算，但后来走上了写作的道路，恐怕也不能说同得到这两位老师的启蒙没有关系。

    程小青（1893-1976），原籍安庆市，实际上可算是上海人。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上过私塾，小小年纪就到上海在亨达利钟表店当学徒。业余刻苦自学，并练笔写作，十六岁就给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时报》等写稿。由于自学了英语，他二十二岁开始就翻译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两年后迁居苏州，在东吴大学附中执教，并替世界书局编辑《侦探世界》等文艺刊物，又开始创作侦探小说《霍桑探案》。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在“孤岛”上海除在东吴附中教国文外，继续写他的《霍桑探案》。教我国文课时，他大约四十六七岁，头发虽稍稀疏，额头很大，但行动敏捷，精明强干，匆匆来上课，下课后提着他的黑色公事皮包匆匆又走了，显得整天忙忙碌碌。由于他写的《霍桑探案》当时我们都多多少少读过，所以有些同学背后都叫他“霍桑”。

    东吴附中有位美国老师中文名字叫许安之，胖胖的，挺着大肚子，戴副眼镜，说一口洋腔洋调的苏州话，教我们英语课，用的课本是原版的《美国初期历史》。程小青那时还在向许安之学英语解决翻译上的难题。

    范烟桥先生与程小青先生有极大的不同。范烟桥说一口道地的苏州活，程小青说一口道地的上海话；范烟桥从不穿西装，程小青从不穿长袍。范烟桥当时专给电影厂写剧本，而且多数是古装剧，他的古文根基极好，古诗词出色；程小青主要兴趣在写作和翻译侦探小说上（虽然他后来也去写电影剧本了，并且写了《梅妃》《董小宛》等古装电影剧本，但只是他创作中的分支），未见他写什么精彩的古诗词。范烟桥上课时是看不到笑容的，程小青上课时则常露笑容。范烟桥年长，当时颇具老态，戴一副茶晶眼镜，视力不好；程小青显得年轻，两眼特别机灵……当时，我和一部分同学都很想接近这两位老师，听他们讲讲作家的事。作家，对我们那些年轻学生来说，显得神秘，有吸引力。但偏偏这两位老师是忙人，在课堂上讲课时又从不爱涉及自己。范烟桥老师年岁大，那模样也好像不太容易接近，我们就多数愿意去接近程小青。他和蔼可亲，不摆架子，告诉过我们他的原籍及在上海当学徒如何贫苦如何刻苦自学的往事。记得我曾问过他为什么要写《霍桑探案》，他曾回答：我想提倡用科学的侦探方法破案，现在平民百姓中的冤案很多（大意如此）。那时，同学中传说程小青很有本事，捕房里遇到疑难案件也请他去做参谋，所以我也好奇地问过他这些情况，并问他：你是不是就是霍桑？印象深刻的是他当时笑着摇头，说：“呒没格种事（没有这种事）！”

    程小青教课不是很精彩，只是称职而已。但他主持过一次全初中部的作文比赛，给我留下较深的记忆。作文比赛的题目是“在‘孤岛’上的感想”。这当然是一个爱国主义的题目。我当时就把抗战同这题目联系起来写，抒发了在“孤岛”上的苦闷和对未来抗战必胜的向往。结果，得到了第二名，他发给我了一张奖状，使我对动笔写作更有了一些信心。

    大约就是在那两年，我读遍了自己买的一套上海世界书局集印的《霍桑探案袖珍丛刊》，好像有三十册，对程小青塑造的“中国的福尔摩斯”——霍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平心而论，霍桑探案有模仿福尔摩斯探案的痕迹，不如柯南道尔作品的精彩、诡异，但反映的是中国的社会世态及人物。那一大套书早已失落，只是那六七十个侦探故事有的至今仍记得。这些小说在逻辑推理、机敏灵活、了解社会生活等方面都给过我营养。

    1941年冬，12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孤岛”这时也沦入日寇手中，日寇的部队虽然一度进了租界又撤出，但“孤岛”已在日寇掌心，形势险恶。这时，风闻日寇要控制学校并且派日文教师来上日文课进行奴化教育，东吴附中遂决定停办。但爱国的老师们既拒绝为日伪效力，不愿进行奴化教育，却也想到要使青少年继续有上学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就决定改头换面出来办一个“正养补习学校”。学生就是东吴附中的全体学生，教师也就是东吴附中的原班人马。教师们共推范烟桥为校长。这时，程小青仍做国文教师。因为他名气大，怕引起日伪注意，他改名为程辉斋。当时，教师们的这些做法，引起我莫大的钦敬。这个正养补习学校其实相当于正规中学，为何取名“正养”呢？是因为东吴大学和附中的校训是：“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将这两句校训的前句五个字中摘用了“正养”二字，寓含了爱国心，勉励大家要正气凛然。

    我在正养补习学校上到1942年7月，读完了高一课程。当时东吴附中的美籍教师文乃博和许安之已被日寇送进集中营。“孤岛”像陷入了黑水洋中，生活水深火热。为了脱离沦陷区去到抗战大后方，我决定长途跋涉冒险去四川重庆。我的路线是从上海经由南京到安徽，又由安徽过日寇封锁线到河南，再从河南去陕西，经过陕西入四川。曲曲弯弯西行，历经危难，秋天抵达重庆。从那以后，就不知程小青先生、范烟桥先生的情况了。直到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了上海，打听到程先生和范先生都回到了苏州定居，并仍在东吴附中教书，程先生仍在从事他的侦探小说的翻译和创作，并主编侦探小说期刊《新侦探》。对于自己曾受教并尊重的老师，做学生的总是牢记在心的。那时，我仍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但兼了重庆《时事新报》等特派记者的名义，常在上海、南京采访。我去信苏州东吴附中请转信给程先生问好。不久，果然收到他亲切的回信，并赠我《新侦探》一本。我曾有心到苏州看望老师，可惜当时极忙未能抽出时间去看望。他送我的这本刊物后来遗失，他的信件也由于我萍踪漂泊而未保留。

    新中国成立以后，知道他是民主党派——中国民主促进会江苏省委的常委，又是江苏省政协委员，并且参加了江苏作协的活动。但当时批判“鸳鸯蝴蝶派”的矛头也连带指向着他。听说他生活得并不顺心。其实，“鸳鸯蝴蝶派”是一个以主张文学的娱乐性、消遣性为标志，在旧中国文坛上发生过较大影响的文学流派，不该一棍子打死。作为现代文学发展长河中的一段波浪，它也代表着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文学动向。这种作品对于当时社会某些阶层的思想面貌、社会心理、风气习俗、世态人心的反映，为我们认识当时的现实和非革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直观文学资料，是当时群众的一种需要，也是构成现代文学这幅画面上不应缺少的一个部分。“鸳鸯蝴蝶派”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被批判所列入的名单中各人情况不尽相同，也有高下之分、清浊之分、雅俗之分，一律予以否定恰不恰当也是一个问题。用简单化的方法将扩大化的作家名单列入这个流派，予以简单化的粗暴批判，既不令人心服，也不令人感到妥当。程小青实际是我们中国翻译、引进、创作侦探小说这个品种最多、倡导侦探小说最有力，被称为“中国侦探小说家”之“第一人”的一位作家。他还是以比较认真的态度对侦探小说这一样式，下功夫作过一些理论上的探求和阐述的人。所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知道他调离学校，让他去专业写作，我认为是很对的。他终于中止了搁笔，先后写了《大树村血案》《她为什么被杀》《生死关头》《不断的警报》等小说，走的仍是侦探小说、惊险小说的路子，目的是想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公安战士同暗藏的阶级敌人英勇斗争的生活。此外，我在《人民日报》《文汇报》《雨花》等报刊上，也读到过他写的散文、杂文，这使我很为这样一位老师高兴。我在有一年的春节曾给他写过一封信贺年，也收到过他的回信，从信上看，他的情况是不错的。

    我是1961年夏季从北京去山东工作的。自己生活不安定，那个时期人际关系也不正常，讲什么友谊甚至师生情谊都似乎是不对的。于是，同程小青先生既未通信更未联系。1966年“文革”开始，作家几乎无例外地一律都倒霉，我当然也受冲击。在自己倒霉时也常想起程小青和范烟桥两位老师。直到1972年秋季，我被解放，携两个女儿去江南探亲访友，到苏州后，打听程小青和范烟桥两位老师的情况。有人告诉我：范烟桥同周瘦鹃这些苏州名士文人，早已“斗倒斗臭”，有的斗死有的自杀了！问起程小青则说：“早不在苏州了！”再想打听详细情况，竟打听不到。我那次去苏州，是怀着怅然若失的心情离去的，真是“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了！

    若干年后才知道：程小青先生1962年就离苏州去北京居住了，似乎仍用的是“程辉斋”的名字。1976年10月12日在北京病故，终年八十三岁。“文革”中程先生遭遇如何？弄不清。他逝世时，正是“四人帮”被逮捕覆灭之后六天。

    （本文刊于2004年8月16日《今晚报》）

    我为陈望道当助教

    陈望道，我国著名学者、教育家。1920年初翻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中译本《共产党宣言》。1923-1927年任上海大学教务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长，华东高教局局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上海哲学社科联主席，上海复旦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常委。1977年10月29日病逝。

    一、“好学力行”

    望道老师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系主任先后近九年（1941年9月至1950年7月），其中前一半时间在四川重庆北碚夏坝，后一半时间在上海江湾。他倡导民主办学，把“宣扬真理，改革社会”作为指导原则，要求学生“好学力行”，将这四个字作为新闻系的系铭。

    他平时对时间十分珍惜。夏坝离风景优美的北温泉很近，但假日也未见他去游览过。他总是在忙着做他的工作和学问。他不是一个哗众取宠爱出风头的人。他不显山不露水。我在复旦上学时及以后做他的助教时，未见他有慷慨激昂的演讲，也未见他有剑拔弩张的气势，但解放战争时期，他于沉静中见凝重，于风浪中定方向，他反对当时的统治者，反对内战并心倾革命，使人对他总是产生信任感和尊敬感。

    在大学一年级时，我选了望道老师的“逻辑学”和“修辞学”两门课。“修辞学”的课本就是他的名著《修辞学发凡》。他写作这部书的态度十分严谨，再版时一再修订。我1948年开始做他的助教时，他从未用私事支使我，但却要我在平日阅读中帮助他收集一些好的关于修辞方面的例子提供他修订时参考。为一个例子有时要同我“探讨”许久，使我深感他治学之用功。

    望道老师的一笔字很有功底，板书尤其漂亮，写得快但决不潦草，端正灵活，圆润醒目。他讲课的特点是条理十分清楚，安排得很从容，讲得比较平和，从不声嘶力竭。但在平稳轻松中使人感到他胸中的学问渊博，一切都游刃有余，确是“肚里有一车水，才能授学生一杯水”。逻辑学和修辞学有些部分是很枯燥的，他却讲得引人入胜，足见功夫之深。

    他当时住在复旦东阳镇上，寓所名为“潜庐”。当时东阳镇没电灯，一条小街只有十来间小商店，外加些破旧的民居。他生活简朴清苦，住处也简陋，有次夜间，我陪同学去看望他，见他在黑黝黝的屋里点着一根烛光，在看书，烛光不亮，他弓着身子，看得很专心，烛光映着他消瘦的面孔和斑白的头发，那种学者风度，像幅油画似的印在我的脑海，迄今也未消失。

    二、需要虚心，不要狂妄

    我在复旦大学上一年级时，当时复旦的副校长郭任远教授从美国回来，开了一门选修课“科学方法”。这门课不能由学生自选而是由他自己挑选一些学生上他的这门课，我也入选了。郭教授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在复旦的地位与众不同。他上课时，校工早早替他搬来藤椅放在讲台上，助教先来点名，一位女秘书坐在第一排为他做记录。他上课讲英语很多，一口闽粤音的普通话十分费解。比如“一只兔子四只脚”，他说出来变成了“一只桌子是在躲”。我听了两节课，感到得益不大，就有意逃课。那天，在教室走廊上碰到望道老师，他忽然问我：“你怎么不去上课？”我如实回答：“科学方法这门课一点儿意思都没有！”望道老师马上毫无笑容地批评我说：“你还没有资格这样说！你刚是一年级的大学生，现在需要的是虚心，不是狂妄！我劝你快去上课！”

    我面红耳赤，只好说：“是！”回身往上“科学方法”的教室走。望道老师站在走廊里一直看着我走进教室。我心里想：他真凶！但后来同望道老师处久了，发现他并不凶，有时还很慈祥，他对学生的严是正确的。而且他很讲礼貌。在课上用名册点名时，他总是在学生的名字后加上一个“君”字。比如点到我名字，就叫：“王洪溥君！”

    有一次，我在江边林荫道上迎面遇见望道老师走来。他似乎在沉思着什么，我临近时，向他微微鞠躬，叫了一声：“陈先生！”他好像完全没有看见，也未听见，径自走了过去。我很不高兴。第二天，在江边林荫道上又遇到了他。他仍是昨天那种走路的姿势，提着黑公文皮包踽踽独行，似在沉思。我暗自做了决定：今天既不朝他看，也不叫他，走过去算了。谁知刚同他交叉走过，他忽然停住了脚步，回身叫我，那口气挺生硬，表情严肃。我忙停步，朝他看看，心里明白，准是他见我没有打招呼而生气了。

    果然，他说：“你看到我没有？为什么装作看不见？”

    我笑着叫了一声：“陈先生！”真实地说：“上次看见您，我打招呼叫您，可是您不理睬。我估计您是在思考什么问题，所以看不见也听不见。今天，我怕您又是在思考，所以……”他笑了，笑得异常亲切，笑时嘴两侧的脸上都有皱纹。他常常这样笑，使人觉得他笑得很开心。他点点头，似乎满意我的解释，也似乎是对上次我叫他未引起他注意而有歉意。

    后来，同高年级的同学闲谈，有的高年级的同学说也碰到过同样的情形，甚至有一位同学说，一次望道夫子在沉思，他上去打招呼叫了一声。望道夫子责怪说：“唉！我正在思索一个问题，给你打断了！”

    我后来深深体会到，望道老师对学生是很亲切的，见到学生不讲礼貌一定要当面指责。但他确实是位做学问的人，整天头脑里在思索的问题很多，有时太专心了，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不足为怪。有时正在思索重要问题，思路忽然被人打断而感到遗憾，也不足为怪！

    三、“新闻晚会”和“新闻馆”

    那时的复旦大学新闻系，每周几乎都有一次“新闻晚会”，预先总是用彩色纸张贴出海报通知大家。晚会常研究时事和学术问题，有专题讨论，也请过做记者的系友来讲时事。不但新闻系同学参加，外文系、中文系、历史系同学参加的也有。各系当时都有系会，但新闻系系会被大家瞩目，因为“新闻晚会”的活动经常举行，而且密切联系时局和大家的思想实际。

    望道老师平时对时间十分珍惜，夏坝离风景优美的北温泉很近，但假日他总是孜孜在系里和家里忙碌。只是当新闻晚会举行时，总是看到他由一些教授和同学陪同来参加。这既是支持，也像掌舵。

    我是1944年暑假后入学的。入学时知道，春天，望道老师发起要为新闻系筹建一所“新闻馆”。

    他四方呼号，得到许多校友、系友的积极支持和全系师生的热烈响应。望道老师为这件事常去重庆奔走呼号。

    1945年4月5日，“新闻馆”终于建成，并且举行开馆典礼。现在看来，这个“新闻馆”确实是十分“简易”的，一共不过十来间平房，包括会议室、图书资料室、阅览室、编辑室、收音广播室等。但那时，大家是为这样一个“馆”欢欣鼓舞的。有了新闻馆后，新闻系追求进步的同学有了一个根据地。馆门匾上写的“新闻馆”字样是望道老师的手笔，深厚而俊秀挺拔。对联是校友、名书法家于右任（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的监察院长）写的：“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

    开馆那天，像办喜事，夏坝很热闹。邵力子、傅学文夫妇、潘梓年、王芸生等都应邀来到。许多往届毕业的校友、系友，多数是重庆各报社的报人都来了！我那天与同学们一同担任招待。因为邵老同我的父亲熟识，我在江边渡船上迎接他并帮他提着网兜里的东西，陪同他到“新闻馆”。满头短短白发的邵老，当时是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和宪政促进会秘书长。当天他穿一件黑色皮夹克型的长大衣，我想这是他在担任驻苏联大使时带回国的。在“新闻馆”门口，他抬头看着匾额，连说：“写得好！写得好！”戴近视眼镜穿西装和黑大衣的王芸生，当时是《大公报》的负责人，许多同学围着他同他说话。瘦削穿长衫的潘梓年是《新华日报》的负责人，他以前曾被国民党逮捕，上过电刑，身体不好，看上去沉默寡言。不少同学对他很敬重，陪着他谈。我们那时许多同学都订阅《新华日报》。在我想象中，《新华日报》的负责人似乎应当像一把锋芒毕露的宝剑，见到他那种朴实的模样，出人意料。但拿他来对比望道老师，又感他们应当是同属于那种爱憎鲜明、稳而不露、聪慧内含的人。

    望道老师提倡新闻系同学能在茶馆里写作，而且不管环境如何嘈杂，应当写得快、写得好。茶馆里人多喧闹，本非写作之地。但望道老师说：做新闻记者，将来也许不可能有很安静的地方供你写作。你必定要有在条件很差的环境中写作的习惯。那时，很多同学都按照他的倡导做了。我也不例外。我刚到夏坝时，觉得“夏坝”这个名称很美。新闻系的老同学就告诉我：“夏坝本名‘下坝’，是陈望道老师改名为夏坝的。”从修辞观点来看，一字之改，化腐朽为神奇，可见望道老师的功力。他在讲修辞学课时，有的话，我还记得大意。他说：不要以为修辞有神秘性，以为语言的妙处只可意会难以言传，这其实是不对的。修辞是有规律可循的，所以没有什么神秘……他又说：有人以为修辞是打扮文字、雕琢词句、矫揉造作那一套，这也错了！修辞是根据一定的内容，恰当地运用语言条件，顺理成章来做，使思想感情和客观情境的表现和反映能很恰当，而不是单纯来讲究形式美。……但他说的“不是单纯来讲究形式美”，并非机械的，也注意到了形式问题。他讲课时，谈到字形和字义的美时，举例说过：“花”这个字是美的，“柳”这个字也是美的。但“花柳”二字放在一起，就糟了！……当时，我们听着课都笑了。几十年来，我从事文字工作，除了在治学严谨、工作踏实上觉得应当学习望道老师外，修辞方面，也受到他的陶冶。我能从事文学创作，讲究文字之美，讲究写作速度与辞能达意，同望道老师的教诲也是分不开的。

    在我入学阶段，正是大批青年学生倾向进步的高潮期。当时复旦校园内，进步壁报风盛云涌，如《夏坝风》《文学窗》《政治家》《复旦新闻》等都很吸引人，1944年冬天，又有铅印的四开小报《中国学生导报》出版。我见望道老师有时走过贴满壁报的长廊，默默地也在看壁报；我又见望道老师同一些进步的同学关系都比较亲密融洽。我第一次见到《中国学生导报》，就是在“新闻馆”里从高班级的同学手中拿到阅读的。当时环境复杂，斗争激烈。望道老师为人似乎谨慎。但我觉得新闻系那根脉搏的跳动，可以使人察觉到望道老师对进步学生运动，有一种不露声色或明白的支持。

    四、文章要写得有意义

    1945年，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墓前》，拟投稿。这故事是从同学中听来的：一个下江来的流亡学生，爱上了一个四川绅粮家的女儿，两人都是复旦同学。但女同学的父亲和后母坚决反对这桩婚事，后来索性将女儿囚禁在家中不准她上学了。那男同学常在女同学家屋外徘徊，想见一面而不可能。女同学终于病倒了，病重时提出要求，希望死后能葬在夏坝复旦校园后的一座小山上。她病故了，家里按她的遗愿为她立了碑建了坟。可是，有一天夜里，原来的墓碑被砸断了，竖了一块新碑，上面有一首悼念的小诗，署名是那位男同学。接着，男同学失踪了，是到一个遥远的他“久已向往的地方”去了。这向往的地方当然我暗指的是延安。

    这传说在复旦同学中流传颇广。那后山上的有诗碑的坟墓我也去看过。我把这个短篇小说送给望道老师看，他看完把稿子还我时，只说了一句话：“要写得有意义些！”

    我那时年轻不懂事，也不知天高地厚，竟感到有些不受用了。我认为我写《墓前》是寓含反封建的意义在内的，我将爱情写得缠绵悱恻，谁看了都会一洒同情之泪，怎么能说没意义呢？

    后来我终于想通了。我这篇小说只是重复了“五四”以后早被许多人写烂了、写够了的主题，毫无新意；而且，我把笔墨过多地放在爱情的渲染上，而且归结为失恋之后才去延安，也是一种失败。实际上这个题材可发掘出的意义是存在的，只是我没有去发掘出来而已。就这样一句批评式的意见“要写得有意义些”，体现了望道老师和我之间水平的高低差距。他这么一句话就够我用一辈子的！

    直到1948年，我毕业留校给望道老师做助教时，才又把另一个短篇送给他看。这个短篇当时发表在上海《万象》杂志上，题目为《缙云坝上的鬼屋》，也是根据北碚夏坝复旦同学间的传说加工写成的。我们学校附近有幢洋房临江矗立，传说是个凶宅，闹鬼。屋主原是川军的一个师长。我赋予这题材一个反迷信的主题，但望道老师看了后，摇着头又是只说了一句话：“不要猎奇！”

    这贬得很厉害。他那么忙，我把这种短篇小说请他看他肯看已经很不容易，在我是缺乏自知之明，在他是实事求是。但他的真实评语当时却使我不大愉快。事后，我冷静下来想想，才体悟到他确实是位严师，对我的指点是深刻的，他何必要为了使我高兴就廉价地给点鼓励呢？他对我的指点是深刻、真诚的！他是向学生指出一条创作的正道。

    几十年来，望道老师送我的这两句警句：“要写得有意义些！”“不要猎奇！”常常铿锵有声地呼响在我的耳边，使我警惕，使我自勉。我把它们永远铭记在心头。

    五、做望道夫子的助教

    1948年，我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望道老师要我留校做他的助教。同望道老师谈话的机会比以前多了，谈的内容也比较广泛。只可惜我的日记和信件照片等早就在“文革”中损失，除了印象深刻的一些话外，多数都已记不真切了。

    我同望道老师谈过鲁迅，望道老师告诉我说，鲁迅先生1928年曾在复旦大学作过演讲。那时，上海大学停办，望道老师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当时教育界的黑暗势力很猖狂，仇视白话文，鲁迅的演讲是指责当时黑暗势力的。题目已不记得，也许并没有题目。讲到得意处，鲁迅就仰天大笑，听讲者也都跟着笑。

    望道老师说：鲁迅先生的功劳并不局限于文艺方面，当然文艺方面功劳成绩最大。所以纪念鲁迅，不应该局限于任何一个部门或范围，在一切文化教育方面都留有鲁迅先生的功绩。望道老师还特别提到他办的实践大众语的《太白》半月刊，就是得到鲁迅支持才创刊的。

    1948年我问起过望道老师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事。他说：我1919年5月从日本回国，随即到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语文。当时，学生施存统（即施复亮）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旧道德，遭到反动势力攻击，牵涉到我，酿成有名的浙江一师风潮。我离职回到故乡义乌分水塘村，当时手头有一本日文的《共产党宣言》，是现在这个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即戴季陶）供给我的。我译成中文后，出版了，有不少地方翻印，北伐战争时印得更多，还随军散发过。现在我手边反倒一本也没有了。

    《修辞学发凡》一书，是望道老师在30年代初写就的，这本书为我国修辞学的研究开拓了新的境界。望道老师对这本书的宠爱体现在不断修订上。他总希望每再版一次就能有新的修改和补充。他平时很注意收集例证，有点空闲的时候，总喜欢思索一些与这本书有关的问题。我做新闻系助教的一年中，望道老师从来没有找我替他或他的家人做任何一点私事，但他让我帮他收集修辞学上的例证。在我的感觉上，望道老师自己也认为这本书是他对中国文化的一项贡献。他想把这本书精益求精地改得更好，这是一种对读者极负责任的态度。他写这本书和改这本书都出以公心。

    望道老师在那个阶段，话不多，比较稳健，但他的立场是坚定的，爱憎是分明的，对反内战、反饥饿的民主运动是全心支持不遗余力的。留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件事是：1949年上海面临解放，解放军在4月20日晚已飞渡长江天堑，占领荻港，国民党长江防线被拦腰斩断。这时，望道老师已经“失踪”一些日子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要逮捕他，他秘密躲藏在虹口区一个友人家中。可能是4月22日或23日，我与新闻系另一同学一同去看望望道老师。望道老师见到我们非常高兴，急忙告诉我们说，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中共电台广播，播的是以毛泽东、朱德署名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他连说：“快了！快了！”欢乐之情溢于言表。

    可能是出于对修辞的关心，他一连说了两遍：在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用了“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词句。他说：“坚决、彻底、干净、全部，这四个词不是乱用的，用在一起，真是一字千钧！”说着，他开心地笑了。我们告辞时，望道老师一再叮嘱，不要把地址和他的行踪告诉别人，也不要再去看望他。

    后来我再见到他时，上海已经解放了。上海总工会成立筹委会，我忙于到上海总工会工作，复旦新闻系助教的任期虽然未满，也不得不离开。望道老师对我完全支持。只是从这以后，我也就失去了在望道老师身边的机会。1953年，我调北京工作，与他见面机会更少。只有他到北京开人代会时，我才有机会去看看他。“十年内乱”后，“四人帮”被粉碎不过一年他就去世了。

    光阴荏苒，望道老师逝世瞬忽已许多年。到现在才来写悼念他的文章未免过晚。他用“洪溥大弟”称呼写给我的信件和与我合影的一张照片也早在“文革”中失去。他留给我的只剩下一些难忘的记忆了。随着岁月流逝，这些记忆我怕会变得模糊，现在赶快记下这位文化名人的点点滴滴，恐怕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本文刊于1989年第二期《人物》）

    难忘萧乾先生

    教过我的课程的教授，剩下的本来就越来越少！在1999年1月27日刚度过九十华诞的萧乾教授，2月11日就因病去世。这位几十年来常同我保持着联系和交往情深谊重的老师，从此就永别了。这不能不使我常陷在一种悲伤与怀念的情感之中。

    6月里离北京来英国之前，我和起凤又到复外二十一楼老师住处去了一次，是为了对老师的去世再作一次凭吊。面对老师微笑的照片，我们默默鞠躬。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在落泪。要我不动感情是不可能的。

    那天下雨，我和起凤同文洁若师母告别后出来，大雨倾盆，我们淋湿了衣服走了很多路才招到一辆出租车回到住处。哗哗的大雨，使我的思绪回到了五十多年前的上海江湾复旦大学……我就是在一个下着倾盆大雨的日子第一次见到萧乾老师的。

    一

    1946年暑假开学以后，萧乾老师由英国回来到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外文系兼课任教授。他是第一位赴欧洲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事的中国记者，是唯一亲历法国诺曼底登陆战的中国记者，在新闻系学生中很有声望。他在新闻系教的是“英文新闻写作”课，主要是讲热爱记者工作，认为记者这种职业，可以广泛接触社会，广泛涉猎人生，能接触各种人，能到各种地方，是了解并探索人生最理想的工作。正因如此，记者必须学好外文，要能说能写，“英文新闻写作”课就是教大家掌握用英文写作新闻的课，希望大家重视学好。这番话曾给我这样的新闻系学生不少鼓舞。那天，下课时正下着急雨，教室走廊的屋檐上流下的雨水哗哗响，他在藏青色西装外披着一件战地记者用的绿色军用风雨衣，冒着雨匆匆走了，步伐轻快敏捷，仿佛有什么重要事要去办。那个雨中远去的背影至今清晰如在眼前。

    以后上课，他选过一些英文新闻报道作教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篇，题目是《赫斯吃鸡》。这是一篇用杂文笔法写的新闻报道，有英国人的那种幽默、讽刺和调侃。萧乾先生讲这一课时，谈到了他在西欧采访的旧事，谈《赫斯吃鸡》一文时，很强调语言技巧，要我们善于用文学语言写新闻。

    作为一个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我那时在受业于萧乾先生之前，就爱读他在《大公报》上发表的特写通讯，尤其是做随军记者写的英伦通讯及欧洲战场的报道。当时他在《大公报》上用“塔塔木林”笔名写的“红毛长谈”一系列的杂文也引起我的注意。因此，他的课我总是专心听讲并做笔记。萧乾先生没有想象中的“英国绅士”架子和派头，很朴实亲切，谦虚而又和蔼，脸上永远有那种使人感到容易接近的笑容。那时候，每个教授手中都有一本点名册，萧先生有时也带点名册来，但他从不点名，给学生一种宽松的印象。复旦新闻系当时有不少名教授，有的难以亲近。萧先生忙，但从不拒绝与同学接触。我不喜欢“高攀”，但他的亲切和笑容使我忍不住不去他的住处看望。记忆中印象深的有两次。一次是谈他的长篇《梦之谷》。我在图书馆借到了这部小说，读后感到喜爱。那时新闻系的同学石碚在编一家报纸的图书评论专栏。我有时应约写点书评去发表。读了《梦之谷》我去看望萧先生，我告诉他我想写书评的意图，他笑着说：你看了有什么想法就照你想的写好了。但后来，我怕评不好，结果未写。一次是谈新闻写作，他说：新闻每每写出来时有生命，时间长了，生命就消失了。因此，写新闻时，要注意加点“防腐剂”。所谓“防腐剂”，他指的是文学价值和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等。萧先生在《大公报》的事极忙，在我记忆中有两次课他都请了假。而且，家庭里出了些不幸的事。我同他久无接触。大约是1948年初，关于他要去办《新路》杂志的事在学生中有传播，说他倡导走“第三条道路”走“中间路线”。但他并没有向学生灌输或拉拢学生去走什么“第三条道路”。他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态度是明确的，根本没去主编《新路》。有一天，在校门口突然遇到他。我们是站着说话的。我无从安慰他什么，但把听到的舆论告诉了他，我的措辞自然是否定第三条道路的。记得他看着我的眼睛点头说：“我没打算去！”在我感觉上，他的思想当时是该属于进步范围的，无论如何不该“左”到把他推到“黑色”、“反动”的泥淖中去。

    二

    1948年夏季，我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留校做了助教。但萧乾先生已不在复旦任教。我再见到萧先生时，已是1957年“反右”前夕了。

    我是1953年为筹办《中国工人》杂志由上海总工会调到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系统工作的，住在东总布胡同十九号。当时的社会风气，人同人之间不大交往，我又不爱去串门，虽然知道有些老师和同学及熟人在北京，但从没有去看望谁的欲望。对萧先生也如此。

    一天，我在东总布胡同一个简陋的邮局里寄信。这里狭小破落，柜台里坐着一两个工作人员。我在桌上蘸糨糊往信上贴邮票，忽然一抬头看见萧先生在帮一个老人填写包裹单。老人没文化，萧先生耐心认真地按照他说的地址，笑眯眯地低头帮他填写，写得很专心。填完，等那老人把包裹递到柜台上交给邮局的工作人员，他根本就没有发现我。他耐心笑着帮老人填写包裹单的事，当时就感动了我。等他填完，我走近他叫了一声：“萧先生！”他抬头认出是我，就笑着同我握手问好，我扼要说了自己的工作情况，并礼貌性地说以后要抽空去看望他。但事实上，从“反右”运动开始，我就再也没有同他见面。他写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一文，我从《人民日报》上读到，他迅即很倒霉了！“反右”运动把人搞得黯然无声，互不来往，也不敢说真话。接下来是“三面红旗”大跃进，再接下来是“三年自然灾害”……1961年夏，我们的刊物奉命“拆庙搬神”，我自己就莫名其妙地离开北京被下放到了山东沂蒙山区，到一个省重点中学做领导工作。从此，茫茫天涯弹指二十多年，许多旧相识几乎忘了我，我并非无情之人，但也很少想起会同萧先生再有联系！

    三

    时光如水。同萧乾老师又恢复联系是在80年代了！

    1983年10月，我由山东调四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当时，在该社出版的现代作家选集中有《萧乾选集》四卷。选集的一、二卷已经出版，第三、四卷由我终审签发。萧先生同我开始通信。现从找到的信中择一些摘录如下：

    1984年11月27日他给我来信说：“非常赞成你来主持文艺出版社。上函听说你们川社有五六百职工，我即吓了一跳。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三百人左右，已嫌太多。上函我提到在西德慕尼黑一出版社，年出书一百种（包括七卷本的中德对照‘毛选’，作一种计），还出两种月刊，而从社长到会计，一共只十六人。北京的外文出版社，1949年我们筹办（同时编着两个英文刊物）时只七人，包括乔冠华（他只算半个）。今天该社已三千人出头了。这全是大锅饭之所致。不改改不行啊！”

    1983年12月13日他给我来信说：“我有三点想法：（一）人手宜精，切不宜多。前些日子与丁玲同志谈起她选秘书的尺度。她说，绝不要一位准备当作家的。我是主张当编辑一定要写写，才好提高，但也最怕拿编辑岗位当跳板的那种同志。工作中的差错往往是这种人出的。当编辑（当什么）都得有献身精神。只怕这个问题你一人掌握不了！（二）人文社刚作总结。现代书有赔有赚，‘五四’书大都赔钱。古典及外国文学则净赚。但‘五四’书，有时可以撑场面。常有出版社人来看我（昨天就来了浙江及福建的），一提起四川，就想到你们自李人、巴金以来出的这批书（但我认为‘五四’书一定得有库存，因为这不同于当代的，经常会有人来找）。如果搞自负盈亏，要不要设个古典组及外文组？（三）外国出版社人少，主要是依靠社会（尤其身边的大学）力量，书应包出去。另一点是，不搞文字加工。加起工来没个头儿，且往往纠纷无穷。”

    1985年2月25日他给我来信说：“我年来文思迟钝，一时怕写不出多少东西。我的下一本书早已由三联（京港两地同时）约去，只能为你主持的文艺出版社当个啦啦队了。如今你独当一面，担子必重多了。全国这么多出版社，没有点看家的东西，没有新点子不行。人文这里也在苦恼着，‘文学之窗’改为‘故事报’，销路增了，可又有人对走通俗化的路子怀有戒心。如今搞出版，不赚钱不行，光赚钱更不行。如何把雅俗结合起来，是个重大课题。我有三点小建议供你参考：（一）请名画家为名作画插图——古的如‘三言二拍’，今的如一些‘五四’名著。画家让他插当代作品多不大肯；但如插文学史上名著，则必乐意为之。外国像莎士比亚、堂吉诃德，均有多种由名画家插图的版本。这种做法，只出画家报酬，不需稿酬，成本可低些。既是名画家，则收藏家必仍愿购买，一般读者也会视为珍品。（二）走通俗的路之一，是古典（尤其文言的）作品今译（或重述）。我为中青所译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1956年初版，现已印了多版次，印数近百万册。中国的《元曲》《牡丹亭》《桃花扇》何尝不可有今译本或重述本？这，既俗又雅。（三）外国展出了许多文学磁带。中国许多‘五四’作家，在八旬以上者，如不抢录，以后即录不成了。何不请艾芜、沙汀、巴金、叶圣陶、冰心等位，谈一谈生平，接着朗读其作品之一章。我相信不但国内有人买，国外亦有需求也。如何请酌。”

    萧先生希望我做一个有眼光有胆识的出版家，他的建议在当时自然都是好的。

    1987年初夏，萧先生夫妇到成都，住红星中路红星旅馆。我专程前去看望。他见到我时，激动得第一句话是“你看，我老得不成样子了！……”确是这样！岁月与坎坷无情！当年在我印象中那位生气勃勃、英俊开朗的萧乾老师现在已是苍老、行动迟缓、面色不好、头发灰白的老人。除了笑容，他那有名的亲切和蔼老带点童心的笑容未变。别的都不一样了！见到他，我心里酸酸的。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生龙活虎地在国外驰骋的战地记者哪里去了！？那个在大学讲台上广征博引使学生倾倒的年轻教授怎么这样子了！？那个爱书写书又编书的作家编辑出版家好衰老啊！蒙冤与遭受精神肉体的摧残竟能这么毁了他！……我只知他1981年动了手术，余下的肾只有常人四分之一的功能，他心脏也不好。我感到沉重和语塞，只匆匆同他和文师母合影后就分手了。

    所幸，他的精神状态并不老。他的书不断出版，作品不断在报纸上发表。以后，我们通信，我常收到他的赠书，除通信外，我每到北京总去看望他和文师母。听萧先生谈话，总欣慰他精神不老、思想不老。他似是特别关心和思考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常常话题不离知识分子。他又历来是个爱国者，一直关心国内外大事，总是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国家的良心，知识分子应当发出自己的声音。国家应当听取知识分子的声音。每次同他见面谈心或通信也总觉得常受教益。

    大约在80年代末，我收到傅光明同志的信，说萧先生的意思，请他约我写一篇评《梦之谷》的文章。我不禁想到了大学时代那次同萧先生谈《梦之谷》的往事。因此写了《发自肺腑，魅力长存——关于萧乾的长篇小说〈梦之谷〉》一文，先发于《四川大学学报》，后被编入《萧乾研究论集》。我遵循的是萧先生说的“怎么想就怎么写”的原则，也算是了却一件几十年前的心愿。

    四

    萧乾先生是个极讲礼貌的人，同人见面，十分礼貌，很尊重别人，写信给他，他总是有信必复。因此，我在他年岁越来越大后，很怕写信干扰他，写信时总请他不必复信。但他改成文师母出面代他复信，他也总要在文师母的信上写上一段或再附一张信。他写信给我，每每客气地总要称“王火兄”，我再三提出，他有时改了这种称呼，有时仍不改。他们夫妇俩都是珍重感情的人。我与他们相处，始终感到有一种他们把我当作家里人对待的感情。

    与萧先生交往，一直感到他密切关注时事和世事，爱国之心从未减弱。读他写的文章，总是在喊出发自内心的真诚声音，这使我感到极其可贵。他的思虑常常集中在国家民族的强盛上，1998年10月2日他写过一段人生小语。他说：“我是本世纪第十个年头出生的，如今差不到两年就是世纪的终点。我出生时，北京皇宫里的宝座上还坐着个娃娃皇帝。如今，国家从四分五裂、任人宰割，到今天，命运已握在自己的手里。我正以好奇的心情，巴望下一个世纪，我有信心会看到中国更强大、健康、开放。中国将永远同弱者站在一起，反对霸权。文化将在固有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挺胸直背，受到尊重。”

    北京开第五次全国文代会时，与中央领导同志合影那天，他穿一套蓝藏青西装来了。我扶着他走了一小段路，发现他身体虚弱、疲乏。但他脸上仍旧总是露出他那著名的笑容。最后一次见到他时，是1998年的5月，我和起凤到北京医院看望他和文师母，他坐在那里，表示很高兴。事先我问过医生。医生说身体状况不好，别多同他谈话，我就不让他开口。自己也不说什么。一会儿分别时，他依然要送好些新作给我。但赠书已是由文师母代他签名了！正因如此，以后我远在成都不能常去看望，也不愿写信或打电话打扰，却时常记挂着他，关心着他。他过九十寿诞的那天，朱基总理写信向他祝寿。我打长途电话到北京医院和他在复外的住所，想表示祝贺，但均无人接。谁知2月11日，萧先生就病逝于北京医院。数日后，我才与文师母通了电话。

    老师生前一直关心我写的长篇《霹雳三年》，这小说，1999年第一期《当代》刊登将近二分之一章节，3月份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书出版。但老师已经西去，未能见到。

    自从萧先生去世，我常想念他。1999年6月到10月，我在英国住了四个月，我的住处离伦敦市区只有十几分钟路程。在伦敦经过舰队街时，我就想起萧先生1944年曾在这里设立过《大公报》驻伦敦办事处；坐地铁时，我就想起二战中伦敦遭德寇大轰炸，萧先生曾在地铁站台上过夜。尤其是到剑桥，我更不能不想起萧先生。他的名篇《剑桥书简》和《负笈剑桥》使我对剑桥变得熟悉而不陌生。我在皇家学院门口摄影留念，心里想：1942年到1944年萧先生曾在这里听课，1986年他重返剑桥时曾到这里的绿草坪上同他当年的老师见面。……处处无声，处处留痕，于是我决心写这篇悼忆的文字，作为一个学生对老师的敬爱和纪念。

    萧先生曾被踩入污泥二十多年，却以一身洁净和光荣重新站立文坛辉煌二十余年。他是个平民化的大记者、大作家、大翻译家、大编辑家；待人平等，得意时从不得意忘形，失意时恬淡善良；为人正直，是非感十分强烈，与人相交宽厚待人，严于律己。他终生用笔战斗，带病工作到最后一息。他忧国忧民，将爱心献给国家人民。他走了，他那种睿智仁厚的微笑，那许多卷透彻人生洞察世态的文章，他那曾饱经沧桑坎坷依然天真纯净的待人接物态度，他那耕耘不停的奉献精神，他那见多识广鸟瞰世界的阅历与学识，他那种坚定不变的爱国精神，却都会遗留下来，留在中国，留在国外，留在人们心上，留给以后的世人。对于我，痛心于少了这样一位知心的老师，但只要想起他，他留给我的那些话和记忆以及感情，始终春风似的拂在我心上，使我感悟，促我奋进。

    岁月已如逝水，死亡是一种生命终结的状态，但对有的人来说也是一个生命无法停止其影响的状态，对于萧乾先生，就是如此。

    （本文刊于2000年《四川统一战线》及《复旦通讯》）

    有世界影响的杰出名记者

    ——记复旦教授赵敏恒

    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教授中，提起赵敏恒，从抗战时期起，到全国解放，不钦佩敬重他的学生恐怕少有。我是非常敬重很喜欢他的。

    我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上学是从1944年在重庆北碚入学的，1948年在上海江湾毕业。1948年到1949年又在复旦大学文学院新闻系任助教一年。实际上，主要是为系主任陈望道先生做助教，但也同萧乾、曹亨闻、舒宗侨、杜绍文、赵敏恒等教授接近并处理些事务。但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地下党同志就推荐我到上海总工会筹委会文教部工作（5月31日上海总工会筹委会在大光明电影院举行“五卅”运动纪念大会并成立了上海总工会筹委会）。我找到陈望道先生，告诉了他我同地下党关系的情况并需即去上总筹委会工作的请求。他高兴地表示同意。我当时听说：身为上海《新闻报》总编辑的赵敏恒先生有人请他去台湾，他拒绝不去，又有美国、新加坡及香港的报界请他去做总编辑，他也不去，甚至听说英国路透社邀他出山，他也拒绝。显然，他是一个爱国者，很想为新中国出点力，做点事，很想为中国培养出一批做新闻工作的好学生，这使我心里更加深了对他的尊重。

    我最后一次同赵先生见面交谈，是1949年春节后的一个晚上，我到《新闻报》馆去看望他，主要是将他借给我看的一本著作《伦敦来去》还他。记得那天他快要上夜班了，吃过晚饭了，我们在《新闻报》馆楼上的一个小会客室里只谈了不到半小时。那晚，他说：“你做助教可惜了！其实你做个特派员（记者）是出色的。假如以后有机会，你来《新闻报》行不？”但又说：“不过，现在局势动荡，以后的事谁知道！”《新闻报》当时销量第一，影响大，条件好，待遇高。他这样说，我表示感谢，说：“谢谢先生关心！”在我的印象中，他的思想倾向是很好的。例如当时《新闻报》的副刊，他是请田汉等进步人士编辑的。他同我谈话，使我感到有平等、亲切的感觉。接着谈到形势，当时，淮海战役1月间已结束，杜聿明被俘。天津已解放，北平傅作义接受了和平改编。蒋介石被“引退”，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他说：“国民党太失人心，没有前途！”又说：“国民党想‘划江而治’我看办不到！”他还幽默地说了两句话：“文官武官都要钱也要命，百姓不会拥护这种政府的！”说话时他笑了，我也笑了！

    本来可能还会谈一些，但忽然他的夫人谢兰郁女士急匆匆来了似有什么事，我就起身告辞。谢兰郁女士当时属于社会名流，听人说，抗战时期她就热心妇女慈幼工作，是社会活动家。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师母，她仪表好，穿着也讲究，彬彬有礼。我同他们握手匆匆离开，但未想到这竟是见赵敏恒先生的最后一面。

    我第一次见到赵先生，是在上海江湾复旦大学的课堂里。那是1946年暑假后开学上课的时期，我选了赵先生的“时事研究”课。复旦大学新闻系用当时新闻系一位同学的话说，是“大招牌很多”、“招牌又大又亮”！例如：陈望道、萧乾、赵敏恒、曹亨闻、舒宗侨等都是招引学生的大“招牌”。赵先生有过《伦敦来去》《新闻圈外》《外人在华新闻事业》《采访十五年》等著作。这本《采访十五年》，在学生中是影响很大的，我找来读后，增加了对他的了解，书中他采访的实例，使我很感兴趣，而且产生了一种崇拜感。

    他来上课，每周三节课三小时都是排了一上午连续的；一辆黑色“别克”轿车总准时把他送来，从不迟到。因为总编辑要值夜班看稿审标题看版式和清样，熬了夜再来上课，他脸上总有疲劳的神色。他总穿西装，秋凉后外加大衣，领带雅丽。人健壮，常带笑容，身体是敦实的，仪表伟岸，极有教养。但由于疲劳，有时就突然对大家说：“对不起，我昨夜工作到天亮才结束，也不敢睡了，请允许我吸支烟吧！”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扁扁的金色烟盒取出支香烟含在嘴上用打火机“啪”地就点上了火！他深深吸了一口烟，又说：“对不起！”但烟只吸了大约三分之一，他就揿灭了！事实上，大家都很同情他。但在课堂上有吸烟这种事的教授也就他这么一个熬夜班做总编辑的人。正因为疲劳加上话谈多了，他有时候口中会有痰出现，影响讲课，这种时候，他就掏出袋中早准备下的小毛巾，对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将痰吐在小毛巾上折叠后又收回袋中。

    他是江苏南京人，说话带南京口音，但英语极好，他来上课，从不点名，但教室里却总是坐得满满的，外系来旁听的学生特多。同学们说他讲课是开“新闻发布会”。他1904年生，1923年毕业于清华，1924年赴美留学上密苏里新闻学院，1926年转哥伦比亚新闻学院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任英文《北京导报》副总编，1929年受聘于英国路透社任驻南京特派员，后任南京分社社长。1938年起任路透社远东分社社长，1945年春辞去路透社职务，任重庆《世界日报》总编辑。1945年8月，在上海任《新闻报》总编辑和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他既有广泛的深厚的学识和知识水平，又有新闻实践和新闻来源，所以他讲课深受好评。

    赵敏恒先生出名在采访报道方面有五个“第一”：他是第一个报道“九一八”事变的记者；第一个报道南京藏本事件的人；第一个报道国联李顿调查团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秘密报告”的记者；第一个报道“西安事变”的记者；第一个报道二战中“开罗会议”的记者。

    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赵敏恒先生都是一个有国际影响、世界影响的中国名记者，是一个爱国反侵略的中国名记者！

    学生时代，我同赵敏恒先生接触的机会不少，也偶有谈得较深的时候，他上完课，每每大家见他很疲劳却总不想就让他走。问他问题的，希望他多谈些的人都有。他虽不点名，但记性很好，你同他讲话或谈话，他问了你名字，以后就记得了，他说过：“做记者必须要有这种本事，见面就不忘，问了名字就记得你！”

    我向他借书看，他答应了就不会忘记，下次上课准把书带来给我。他说：“做记者是应该讲信用的！”讲课时，有些话我至今记得（因为我从前有天天记日记习惯，直到“文革”中全部日记被毁而且日记中有些话被作为“反动言论”歪曲，我才改掉了天天记日记的习惯）。

    例如他劝我：“要学好一门外文！”

    他说：“做记者必须要有渊博的知识，要多读有用的好书，多看中外各种报刊，研究和比较。”

    他说：“要练出一支不同寻常的又快又好的笔，笔是记者的武器！”

    他说：“做记者要有善于同各种人交流的本领，但千万不要同坏人、特务交往！”

    他说：“做记者要有所写有所不写，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这些，其实在他的《采访十五年》一书中都有涉及。我有一本他签名的《采访十五年》，但毁于“文革”了！

    他曾说：“我为什么会到英国路透社去干记者？那是因为我想不让当局（指国民党当局）来束缚我封锁我！”

    他说过：“做记者不是为了想拿钱养家糊口，是为民喉舌，是为了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应该知道的事。做记者应当有‘格’，这种‘格’要求高于一般的‘人格’，有这种高度的记者的‘格’，才算是个好记者！有人把做记者当作敲门砖、垫脚石，是因为有的人靠做记者上政治舞台做了官，但有这种心的人是做不了好记者的！不好的记者做了官也不会是好官。”

    当时，类似这些话都很使我们受到教育。

    但我离开复旦大学到了上海总工会筹委会文教部，工作非常忙。当时，我是个工作狂，工作忙了别的都顾不上了。看望老师一类的事就都放在一边了，我多年未回过母校，后来我调到了北京工作，离复旦的老师们就更远了！

    想不到赵敏恒老师1955年7月，竟突然因莫须有的“国际特嫌”罪被捕。捕后送到江西新余一个矿山里去劳改，长期患病，到“三年困难饥饿时期”病死在狱中，那年他才五十七岁！

    一个杰出的有国际影响的新闻活动家赵敏恒教授像一颗流星似的陨灭了！他的夫人谢兰郁女士自从赵先生被捕后一再为赵先生的冤枉申诉呼吁，可是毫无结果，反而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两人的冤屈到80年代初终于彻底平反。我很感谢我的母校复旦大学，几十年来，始终肯定我为校友，从不中断地同我保持着联系，赠送我各种校报、校刊，在校庆一百周年庆祝时出版的《日月光华同灿烂》一书中，还放上了写我的一篇长文。但我更重视和感谢的是教育过我的那些可敬的老师，尤其是蒙受冤屈的如赵敏恒、萧乾、曹亨闻、舒宗侨、陈子展等各位先生，我看到他们都在校刊上得到公开的平反和追念，刊登了他们光辉的事迹和贡献，发表了悼念他们的文章。但年代久远，他们的学生我今年也九十岁了！我了解他们应该是比较多的，虽然我这篇追忆写得晚了，但也应当是有价值的吧！？我是含着泪水写这篇文字的！

    赵先生！您和谢兰郁师母安息吧！请接受学生诚挚的敬礼！

    （本文写于2013年9月）

    忆复旦教授储安平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储安平教授比我大十五岁。按此推论，他生于1909年该是没有错的。如果他仍在人世，今年（1995年）该是八十六岁高龄了！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上海江湾复旦大学新闻系。他是教授，我是学生。那是1947年的上半年。他所创办并主编的《观察》周刊在社会上颇有影响。他在新闻系开一门课，名为“报刊评论写作”，与“中文新闻写作”及“英文新闻写作”同属于必修课，当时大学实行学分制，这门课占两个学分。我同系同班的同学读这门课的不少，大部都是慕名来求学的。

    那年，储教授应是三十八岁。他身材修长，约有一米七七至一米七八的个子，爱穿长袍，或灰或蓝，脚穿黑皮鞋，提一只鼓鼓囊囊的黑牛皮大公事皮包匆匆走来上课。他走路姿势潇洒有神，丰满略胖的脸很年轻，冬天时面部肤色常冻得白里泛红，总是带着笑容，一边将黑色大皮包放在桌上，从皮包里往外拿讲课提纲和大家写的评论作业，一边说：“好！上课！”他是江苏宜兴人，说的普通话尾音略带乡音。那时听说他抗战前在上海光华大学毕业后，在“新月派”刊物上常写文章，到南京《中央日报》编过副刊，后又去英国伦敦大学做研究工作，去的时间大约两年。抗战爆发时他尚在英国。回国后，1939年至1940年在重庆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班任教授，教文学与写作方面的课，并给《中央日报》写社论。后来，又听说储教授在广西桂林和湖南给些不太出名的报纸做过主笔，以后并在重庆创办过一个杂志，是周刊，名叫《客观》，只是这杂志影响不大，命也不长。他的辉煌年代该是抗战胜利后1946年到上海才开始的。在上海他创办了《观察》周刊，自任社长兼主编。当时，《观察》引起读者注意和重视，较为畅销，储教授又在复旦新闻系任教，他的名字在知识界、文化界的影响面也就扩大了。

    复旦新闻系的同学们当时大部分都是思想进步的。在思想进步的学生看来，储教授过去在《中央日报》干过，在报人中可能是属于右的方面，但显然也感到储教授的思想是在起变化，由右在转化为中间偏左。比如他办《客观》杂志，取名《客观》显然是带有想不偏不倚有中间的味道，而《观察》的创办，从名字到内容也不像右的刊物，而是中间刊物。《观察》这本刊物，储教授不讲究装潢漂亮和纸张精美，封面的设计上引人注目的是一大批用黑体字排列的特约撰稿人名单。这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教授、名流。而从这一大批特约撰稿人的名字看，左、中、右都有，但绝大部分是左和中的，仅胡适等极少数是右的。因此也有人说，《观察》起初的主旨是走第三条道路宣扬中间路线，只是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变化，《观察》的态度后来渐渐向左向进步的方向转变。《观察》最受读者欢迎的是每期那两三篇甚至一篇有分量的“帽子文章”（放在刊物最前面的文章）以及它的各地通讯和读者投书。“帽子文章”都出自名家之手，一般都能针对时局言之有物，吸引读者注意，认为可读和必读。各地通讯中的军事通讯较真实及时地报道战况为人所乐见，一些各地动态则为读者关心国内大势者所爱看。储教授态度起醒目变化的是在1947年至1948年间。当时上海及一些大城市学运蓬勃。在学运高潮中，他亲自写了旗帜鲜明的长文——《学生高举义旗，历史正在创造》，放在那期《观察》的头一篇作为“帽子文章”发表，当时颇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震动。文章是很有影响的，那期刊物迅即售完，听说又加印了许多，也很快售罄。而在复旦大学里，储教授态度的变化也在进步学生中引起了好的反响。

    储教授给我们上“报刊评论写作”课时，除了讲授报刊评论之重要性和应当如何写评论之外，主要是通过让我们实践来取得认识和进步，也就是经常要我们练习写评论，由他命题作文。他不时将一些报刊上的社论、评论，包括《观察》上的论文，作为范例讲一讲他的体会，或综合评述一下习作中存在的优缺点；有时也将我们同学中他认为优秀的评论文章让大家当堂传阅。他对大家写的评论，并不在纸上进行批改，却有时采取同每个人进行个别谈话的方式对评论的优缺点进行讲评。他讲课时的内容，时隔这么多年，基本我已忘却，但有一些是牢记难忘的。那就是有一次讲课时，他强调了写文章必须“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本是杜甫的一首诗《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中的句子：“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话原是杜甫这位大诗人写诗的体会，储教授借用来指导我们：写评论时如要出色动人，必须要有惊人的佳句，不能平淡无奇，不能用人家用滥了的意思和文句来写评论。记得他同我个别交谈我的评论文的优缺点也仅一次，但因为是个别交谈，印象就较深。我记得谈话时，他仍强调了“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个观点。此外，他谈过论文应有长期存在的生命力，这要依靠学识，但评论既是评，还应有较强的时间性和针对性。他说他办《观察》和《客观》都是周刊，就是为了能及时评点国事，及时反映时局。

    在听储教授讲课阶段，我同他的接触不多。原因是他非常忙，每每匆匆来校上课，下课后匆匆又走了，那时他的主要精力看来是用于办《观察》。他也不喜欢主动与学生们接近。对学生的态度是很客气的，但并不很热情，有距离。有同学说他“恃才傲物”，是否如此，不太了解。但就在他同我面谈评论文的那次，我们坐得很近，促膝交谈时，我感到：远看上去，他显得健康年轻，头发黑黑的梳得整齐，但坐近了，却发现他的脸色有点憔悴，头发里也夹杂有极少数的初生白发，而且他站立时，肚子已微微凸出，显然是年近四十平时坐着工作的时间太多，开始有大腹便便的姿态了。

    同班同学张啸虎，是储教授很欣赏的学生。啸虎善写骈丽华章，文采斐然，学生时代，就常在《大公报》《观察》等报刊上发表论文。他因经济困难，又想得一实习机会，大约在1948年春就到《观察》杂志做助理编辑，半工半读去了。啸虎与我同住德斋宿舍二楼，他的房间与我对门。有时，晚上他会到我的寝室聊天。从他那里，得知储教授与姓端木的夫人离异后，独自一人生活，住在八仙桥青年会宿舍，在生活上既节约又简单。他家庭生活不顺心，但事业心极强，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观察》上。他是社长兼主编，所谓《观察》杂志社，实际办公室在虹口狄思威路附近的一间简陋破旧的平房里，拥挤不堪，全社一共仅数人。我在一篇悼念啸虎的文章《名山事业自千秋——悼学者张啸虎》（载《读书人报》）中曾有一段这样的文字写到储教授：啸虎1948年在四年级时，被储安平教授邀到他办的《观察》编辑部工作，工作重，人手少，储教授要求高，待遇苛刻。我有一次途经虹口到那简陋狭小的编辑部里去，只见啸虎埋在稿堆中低头孜孜改稿，大热天，穿件破背心汗流浃背，心无二用，只是满面歉意说：“没法留你坐，这稿储先生急等我改出来！”这确是当时实况的写照。那天，储教授也在一张桌前坐着动笔，见到我，我叫了他一声“储先生”，他点点头，仍在忙他的，看得出他工作的全神贯注。我怕影响他们工作也马上走了。啸虎约是这年夏秋之际离开《观察》去《大公报》的，他觉得《观察》这段生活，对他提高业务能力还是颇有帮助的。我在文中说储教授“要求高，待遇苛刻”，并无不敬老师的意思，储教授对自己做事的要求也是严格的，对自己的待遇也是不高的。那时听啸虎说：储教授里里外外地忙，劳累得很，从社务管理到策划选题、组稿审稿和编改稿件，每期刊物的封面和排版，直至印刷校对、发行推广，甚至开付稿费，事无巨细，莫不事必躬亲，是个精明强干的人。《观察》开初创办时，发行数仅数百份，后来增长到几万份，到1948年2月初被当局查封前，发行份数竟逾十万份，当时刊物印数达到这数字是惊人的。《观察》在上海和蒋管区各地确成了一本大有影响的刊物。

    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行宪国民大会”。那时，我即将从复旦新闻系毕业，带实习性质地在南京作为记者采访。有一天开会时，在国民大会堂的二楼上，看到储教授坐在那儿的记者席上，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颇有绅士风度。二楼上的人稀稀朗朗不太多，我就走到他座位旁，叫他一声：“储先生！”他客气地起来招呼握手。那次“国大”开得乌烟瘴气，会场外，有的须让出“国大代表”资格的国民党员在绝食抗议，有的人抬了一口棺材在会场门口吵闹，硬要闯进会场。会场内，开会时常常闹得不可开交。为竞选“副总统”，也争吵不休。我坐到储教授身旁，笑着说：“储先生，您是代表《观察》在这里‘观察’？”他笑了，点头说：“我来亲自看看！”那天谈了些什么，已忘了。我陪他坐了一会儿，就同他告别。事后，好像是南京《新民报》上，登的“国民大会花絮”中有一条：《观察》主编储安平来开会时坐在二楼记者席上“观察”的报道。写花絮的记者想法与我不约而同，所以至今仍留有印象。而那时出版的《观察》上，我确看到有文章报道了伪国大开会及“竞选副总统”的混战情况。

    《观察》是1948年12月被查封的。听说储教授去了北京，幸运逃脱了逮捕。我再见到他时，大约是1953年春天，那时我由上海总工会调到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一天，在热闹的王府井大街上突然遇见了储教授。他好像是从新华书店出来，手里还拿着些书，仍然是头发梳得很整齐，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微微含笑，穿的是一套蓝色的当时流行的朴素的干部服，仍提着个黑色牛皮公事皮包。好几年不见，我上前叫了一声“储先生”，互相握手寒暄。他显得热情，问了我的近况。我知道那时《观察》已改组成《新观察》，他已离开杂志社在新闻出版总署任发行局副局长，并是新华书店总店的副总经理。他要我有空去找他。不久，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但此后，我在北京连续工作九年，却未再见过他。一是因为工作繁忙，而且我不善于跑上层，即使对老师也如此，怕人家忙，无事总不想去打扰别人。二是1957年春，储教授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鸣放中他一语“惊人”地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党外人士整风座谈会上放出了“党天下”的言论（原标题是《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引起了全国报纸的讨伐。后来在全国人代会上他作了长达四千余字的《向人民投降》的发言，再后，他就销声匿迹了！

    他怎么了？许多年都不知道。到1961年，我所在的单位《中国工人》杂志社被“拆庙搬神”，我去了山东，这就更不知他在何处了。他曾是向我授业的老师，我对老师总是关心的，“文革”后，向人打听，才知他1957年后，曾到北京西山农场里劳动改造，后来住在厂桥棉花胡同，处境可怜，每月拿点生活费，读书写字，没工作干。“文革”开始，红卫兵把他作为专政对象，批斗侮辱，逼他扫街。

    在1966年秋天时，有一天，他曾跑到数十里外的西郊青龙桥去跳河自杀，不料水浅未遂，深夜就被红卫兵又揪回城里。但接着，他就失踪了。据说公安机关曾寻找过，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储教授为什么要远远跑到青龙桥去自杀？这青龙桥，1922年冰心曾写过著名的散文《到青龙桥去》，后来，1959年她又写过《再到青龙桥去》，1963年再写了《三到青龙桥》。储教授是抱着对青龙桥和对古长城的向往与感慨去的吗？

    谁知道，谁能说呢？

    反正从那时他就消失了！成了一个谜！他有女儿，在哪里也不知道了！听到过一种传说，说他仍活着，在江苏某处寺庙里隐姓埋名青灯红鱼做了和尚！这倒颇像写小说的人笔下用了一个光明的尾巴！但，我不信！

    （本文写于1995年3月5日。在《黄河》杂志发表后，1995年10月被《作家文摘》转载，接着，收到北京东高地南郊农场一位署名为“一个同样看重师生情的花甲人”吴同志来信，说：“据我所知，储教授有一女儿，名储望瑞，1962年北京农业大学植保系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市北郊农场科技站工作，颇有成绩，已于去年退休。北郊农场在北京北郊回龙观饭店旁，地址是：北京市回龙观北郊农场科技站，邮编可能是100085〔清河局〕，特此告知。”这使我很欣慰）

    直率坦诚的陈子展教授

    我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时，选修过陈子展先生的唐诗宋词课。毕业后做助教时，陈子展先生是中文系系主任。他有名著《唐宋文学史》和《诗经直解》等。此前，同学邵文绅向我介绍：陈先生为人耿直，他的治学之道是“不京不海不江湖”，他批评过自称“京派”的傅斯年的“霸道”，也批评过一些自称“海派”的学者的观点“不正确”，更反对用江湖义气拉帮结派在学说问题上排斥异己。他30年代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写道：“挥汗读书不已，人皆怪我何求？我岂更求荣辱，日长聊以消忧。”这首诗引起许多人注意。

    他曾为送好友黄芝岗去桂林写赠七律一首：“仓圣造字闻鬼哭，文章遭忌岂无由！秀才不畏狂言罪，词客宁为感愤休。肯以一春谈水怪，还将十载作山囚。怜君独向南荒去，云水遥遥世路悠。”这诗同情好友因文字惹祸被贬，但实际也是表达了自己的为人和为好友抱不平。

    我仰慕子展先生的学识渊博和为人直率坦诚，对他颇为尊敬。曹亨闻教授主持办《现实》杂志后，陈子展先生是刊物上开专栏的教授之一，我常去他处取稿，他写的杂文小品风格独特，寓意不凡，取来一字不改就可发排。他曾幽默地说自己：“生平从无得意之事，但得意就麻烦了！”也说：“我骂人也凶，但我从不害人，更不吃人！”他是湖南长沙人，对学生运动一直持支持态度，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满。

    1950年秋天时节，上海总工会成立劳动出版社，我们想为工人专门编一本通俗的小字典以提高产业工人的文化。我为此数次去江湾复旦教授宿舍看望陈先生，请他主编，他居然慨然承诺，只可惜这本字典后来未能如愿编成。当时他仅住一间屋，除床、桌子等，帐旧椅凳也旧，生活简朴，除书之外，箱柜均少。他夫人已逝，但挂着遗像，像两侧是他亲笔所写的一副挽联：“累汝患难相从，数十年如一日；嗟余情怀难续，黄泉下重相见。”我为之深深感动，所以背诵下来至今不忘。

    子展先生其实是位老革命，1927年湖南“马日事变”时，他站在斗争军阀的最前列，和徐特立、谢觉哉、李维汉等被同案通缉。谢觉哉是他入党介绍人，但据说，因为来不及宣誓，就不算正式的党员。他始终在复旦艰苦教学，成为二级教授，但1957年“反右”时遭错划成“右派”，降为四级教授。于是他蓄起长须，潜心研究《诗经》与《楚辞》。完成了《诗经直解》《楚辞直解》两部大著，用一种奋斗的学术精神支持自己生活下去。但他从不检讨也不违心认错，直到“改正”。“文革”后，他已是八十高龄，头发稀少，视力极差，但依然研究国学并给人仙风道骨的印象。复旦人都知道并尊敬这位特立独行的老教授。这些年来，复旦大学出版的报刊上常有人写文章怀念他。

    （本文刊于1999年《珠海》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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