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南京大屠杀的采访与思考

    1937年北京卢沟桥发生“七七”事变后，接着上海又爆发了“八一三”事变。中日军队激战三个月后，淞沪失守，日寇分兵六路杀向南京。12月12日，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在激战后失守。12月13日上午，进攻南京的日军从中华门、中山门、光华门分三路入城，南京沦陷。日寇在南京有计划、有组织地血腥屠城。在南京市内及郊外、周围，日军杀戮中国男女老少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俘虏共计三十万人以上。日寇大肆强奸妇女，仅占领南京一个月中，估计就发生强奸事件约二万多起，每每都是奸后杀死。日寇更洗劫全城，纵火焚烧。大火由中华门一带开始，延至白下路、朱雀路、中华路、太平路、中山东路，繁华商业区数日内即化为灰烬。我曾于1942年7月由上海到南京转道安徽去大后方，在南京停留时，只见人迹稀少，断垣残壁不少，下关江边一带本来热闹繁华的地方尽皆没有了，南京城的情景与抗战爆发前我在南京居住时完全不同。1946年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公布的《南京抗战损失调查表》估计，南京大屠杀期间公私财产损失约为法币二千三百亿元（当时二十元法币兑换一美元）。

    南京大屠杀是在日寇南京战地指挥官与东京统帅部完全知悉与同意下进行的。当时，日寇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是松井石根大将，他后来成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一职1937年12月5日起由日本天皇裕仁之叔朝香宫鸠彦王继任。在松井石根领导下，日军进攻南京兵力近八个师团约二十万人，其中中岛今朝吾中将师团长的第十六师团和柳川平助中将第十军下属的第六师团（师团长为谷寿夫中将）是南京大屠杀中杀人最凶最多的两支部队。松井石根在日寇战败投降后作为甲级战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后被处了绞刑；朝香宫鸠彦王因是皇室人员受到美国包庇逍遥法外。柳川和中岛因已病死，逃脱了惩罚，谷寿夫则作为乙级战犯押到南京受审。

    一、日寇在南京杀了多少人

    如今，在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进口台阶上，用中、英、日文镌刻着“遇难者300000”的字样，给人们难忘的印象。这数字是怎样来的？准确吗？

    日本拓殖大学讲师田中正明曾在20世纪80年代初写过一本书，名为《“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大谈南京被屠杀三十万人的不可能性，以迷惑不明真相的人。我早些年曾写过文章批判他这本书。

    抗战爆发前，1937年6月，南京统计居民有1015450人，也有一个统计是107万人。日寇杀奔南京时，有近半数人疏散逃难，有近半数人留在南京市内及近郊。南京守军当时有十多万人，更有大批沿沪宁铁路沿线各地逃到南京的难民。这说明，日寇侵占南京时，南京的人数有60万人以上是无问题的。当时，南京有国际人士出面组织的“南京国际安全区”，老百姓叫作“难民区”，在城西北角，东面是繁华的中山路和中山北路，南面为汉中路，西接西康路、上海路，北为山西路及其以北一带，占地约3.86平方公里，占全城面积的二百分之一。逃入难民区躲避的约有二十五万人。日寇进城后，大肆屠杀，难民区内的人被日寇集体抓出去枪杀的就不少，不在难民区的中国人被血洗得更是干净。南京沦陷后，人口骤减，到1939年4月统计，人口仅存17.32万人。那么，南京的人哪里去了，南京大屠杀杀了多少人，这还不清楚吗？

    为了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战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据和资料，自抗战胜利后不久就开始搜集整理，历时两年。在1947年3月10日判决日寇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时，判决书说：“计我被俘军民，在中华门花神庙、石观音、小心桥、扫帚巷、正觉寺、方家山、宝塔桥、下关草鞋峡等处，惨遭集体杀戮及焚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在中华门下码头、东岳庙、堆草庵、斩龙桥等处，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15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三十余万人。”

    判决书所定之集体屠杀19万人以上及零星屠杀15万人以上，系根据现仍保存在档案馆的埋尸统计表及身历其境之一千二百五十余位幸存者提供的证词，及当时主持掩埋尸体之红十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和周一渔、刘德才、盛世征等具结之证明而来。红十字会当时和以后掩埋尸体43123具；崇善堂（也是一个慈善机构，成立于清朝嘉庆二年，原名恤婺局，同治年间改称崇善堂）收埋尸体112267具；红十字会掩埋队当时共掩埋尸体22683具；灵谷寺有无主孤魂3000余具之碑文；从中华门外多处以丛葬方式集中掩埋之“万人坑”中所起出的头颅白骨数千具；并有众多的中外出版物和照片作为物证提供了数字。

    日寇进行集体屠杀的地点主要集中在下关、中山码头、燕子矶、观音门、草鞋峡、紫金山、雨花台、汉西门外、三叉河等地，大屠杀后，尸体大部扔入长江或用汽油焚毁后掩埋。有史料证明，仅1937年12月14日至18日五天日军就销毁尸体15.5万具，下关草鞋峡一次就屠杀俘虏及和平居民5万多人。

    当时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陈光虞根据十四个团体的调查，于1946年5月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的南京大屠杀确定的被屠杀者是294911人，未确定的被屠杀者20万人。同年9月，陈氏根据继续收到的确实资料，又增加被屠杀者96260人，故确定被杀者应为391171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听证后做了保守的判决，说：“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人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掩埋尸体达15.5万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尸体包括在内……”1984年调查，南京大屠杀的被杀中国人数目为34万人，即集体屠杀19万人，零星屠杀15万人，这是南京一些文化学术团体、南京大学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重新调研并编写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与著述时调查确认的结果。

    日寇在南京大屠杀的人数，虽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对被屠杀人数的定量计算不可能精确到一个不差，但有根据的统计确定在30万人以上，这数目应该是完全合乎事实的。

    二、忆三个大屠杀下的幸存者

    1946年秋冬到1947年间，我采访过一些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年代久远，当时的笔记本等均在“文革”中毁失，如今凭记忆有些人的姓名已经忘却。

    但有三个幸存者的姓名、容貌与他们的经历是难以忘怀的。记忆深刻的原因，一是当时谈话的印象深刻；二是我为他们的经历写过一篇文章，题为《被污辱与被损害的——记南京大屠杀中的三个幸存者》，1947年发表在上海《大公报》上。我原保存着这篇文章的剪报已毁于“文革”，但查《大公报》是定可以查到的。

    这三位幸存者一个名叫梁廷芳。他1946年冬曾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做证，控诉松井石根纵容部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南京进行大屠杀。梁廷芳是个军人出身的壮实中年汉子，很朴实。同他谈话时，他脸色严肃，叙述清楚。他本来参加了保卫南京城的战斗，是担架队的一个队长，有上尉军衔。城破后，逃进了难民区。日寇到难民区来搜查，把怀疑是军人的都抓走。梁廷芳被发现手上有老茧就拖出来反绑双手架走，同好几千人一起，排成行，由大批日军用刺刀押解到下关江边中山码头，架起机枪扫射，集体屠杀，死人不计其数，血流遍地。有些人纵身跳江，梁廷芳也跳入江中，肩头中弹，从死人堆中爬到岸上，在电灯厂附近一间草房里躲了几天，才逃脱了被杀死的命运。我访问他时，是在南京国防部小营战犯拘留所的接待室内。当时，检察官陈光虞正同他谈话取证，为审讯日本乙级战犯谷寿夫作准备。当时梁廷芳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已经归来。他所谈的亲身经历，在法庭上是强有力的一份证词。由于印象深刻，在我创作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时，在第一部和第二部中写到南京大屠杀中尹二在中山码头脱险的经历时，原型基本就是来自梁廷芳。可惜1990年12月，我重访南京时，得知梁廷芳早已去世，不胜唏嘘。

    第二个幸存者是陈福宝，他也给我深刻的印象。南京大屠杀时，他只是十多岁的小孩。他曾从难民区被日军抓走，见到日军屠杀人。因他年小，最后逃脱。后来他又见到过日军杀人放火。最后，他被日军逮住，与其他几十人一同用绳捆绑着带到五台山下屠杀、活埋。日寇命其中一些人用铁锨把活埋的沟穴加大，他力气小使不上劲，一个会柔道的日本兵把他抓起来猛摔，他血流满面晕死过去，日军将其他人刺杀和活埋后扔下他走了。他醒后，天已漆黑，遂得逃生。陈福宝有个亲戚在新街口开照相馆，大屠杀后，有一天，一个日本兵来冲洗胶卷，拍的全是屠杀奸淫的照片。亲戚是有心人，加洗了一套密藏着打算将来作为敌人的罪证。我约在1947年2月里在检察官陈光虞处见到过。当时不禁毛骨悚然，义愤填膺。陈福宝也曾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做证。在公审谷寿夫前，陈福宝曾带领检察官陈光虞等到五台山下寻找当年日寇活埋中国人的地方，在他指认的地方，确挖出了许多骸骨。这次挖掘，我是跟随着去看的。我1990年12月到南京重游，打听陈福宝，但已不知下落。是呀，悠悠数十年，人事代谢，哪里去找呢？

    第三位幸存者，是位可敬的女性，名叫李秀英。1947年初，在南京我采访她时，她由丈夫陪着向我陈述情况。李秀英在南京城陷时已怀孕，未与丈夫一起躲到乡下去，随父亲躲在五台山一座小学的地下室里，一些日本兵发现了她要强奸她，为了不被侮辱，她一头撞在墙上，头破血流昏死在地。日军走了，但她醒来后又来了三个日本兵，其中一个上来动手，她自幼跟父亲学过点武术，就同日军搏斗，结果从脸上到身上被刺三十七刀，险些殒命，幸由美国教会开设的鼓楼医院抢救，才得活命。李秀英已是七十好几的老人了，如今仍活着，住在南京。1991年6月在美国发现了已故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等人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其中就有李秀英负伤后满脸刀伤在医院躺卧在病床上治伤的情景。我在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中写到庄嫂在南京大屠杀中那惊心动魄的遭遇，基本也是通过对李秀英采访获得的印象生发而成的。1990年12月我到南京，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孙芷丽同志告诉我，她采访李秀英老人时，老人告诉她：“当年有一个年轻的记者访问过我，并且写了文章，可惜我忘了他的名字。”我想，那该就是我吧？我本想去看望她，叙叙旧，但因病要去沪治疗，未能如愿，至今遗憾。

    三、公审杀人魔王谷寿夫

    南京大屠杀中杀我中国军民最多的是日军第十六师团，其次是第六师团。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因病死逃脱了公审。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于1937年12月20日傍晚，骑马提刀率先带兵破城入中华门，并向部下宣布：“解除军纪三天。”他本人也强奸、杀人，犯下了滔天大罪。审判战犯开始后，他被拘入东京巢鸭监狱，1946年8月应中国要求押到上海，10月押到南京，准备公开审判。我在南京小营国防部战犯拘留所见到他时，见他是一个个头矮小结实、面色黑红粗糙、蓄日本式小胡子剃光头的老头（1946年时他是六十五岁），穿草绿色哔叽呢军衣。由于不让直接采访，只在犯人放风时见到他同另一战犯曾任香港总督的矶谷廉介中将在铁丝网围住的空地上散步，迈着八字步，走路还挺像个武士道的军人，挺着胸，很神气。

    我以记者身份参加过公审，首次是在1947年2月6日的下午（公审他先后一共五次），地点在南京励志社大礼堂。那次公审，法庭上摆了一排从中华门外金陵兵工厂后山等处挖出的骷髅面对着战犯谷寿夫。谷寿夫开庭后被传上法庭，精神颓丧，步履蹒跚，有时还咳嗽，同我在拘留所见到时已大不同。估计他已自知罪孽深重难逃罪责。谷寿夫面对许多骷髅朝着军法官在庭上狡辩，总是反复说：我是军人，奉命来华作战，不能不来，不应负破坏和平及支持侵略之罪。又说：我的部队在驻防期间，防区内未发生过屠杀、强奸、抢劫等事件。如有暴行，应由驻防警备司令部负责，我不应负责，等等。可是，中国的一些幸存者出来做证，当庭脱衣露出被刀砍刀刺的伤痕作血泪控诉，也有外国证人提供了证据（当时，在一次公审时放过外国人拍摄的关于屠杀的纪录片，但我未见到）。谷寿夫部队驻防地的“万人坑”中挖出的尸骨上均有刀砍刀刺等痕迹，南京大屠杀中日军自己拍的屠杀照片中，军人的符号是第六师团的。检察官陈光虞那天戴着一副墨镜，义正词严地当堂驳斥谷寿夫的狡辩。会开得很长，旁听的人群情激愤，有时会场上保持不了安静。这时，日本东京审判甲级战犯仍在进行（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二十名甲级战犯起诉，此后花费两年零六个月时间，开庭四百二十三次，有四百一十九名法庭证人，七百七十九人宣誓供述，1948年11月12日宣判结束，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东条英机七人被判处绞刑。其中松井石根被判死刑是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谷寿夫罪恶滔天，理应处死，但由于法律程序，仍得慢慢来，许多旁听者都对杀人魔王恨之入骨，希望快点宣判。我也是这种心理。

    宣判那天，我也去旁听，那是3月10日下午。判决书的大意是：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事实昭彰，证据确凿，处死刑。宣判后，过了一个半月，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亲自签批了战犯谷寿夫死刑的代电。于是，4月26日中午，谷寿夫在南京雨花台被执行枪决。那时的中华门、雨花台一带，十分荒凉萧条，南京遭大屠杀后元气尚未恢复。谷寿夫被押赴雨花台刑场前，曾写了遗言给他的妻子梅子告别。那天，他穿着黄色军便服，但执行死刑前，要求换上黑呢制服，穿上黑色皮鞋，并戴上礼帽，由卡车押到雨花台。雨花台曾是谷寿夫率第六师团驻扎并大肆残害中国百姓的地方，观看他被执行死刑的人，真是人山人海，都远远在周围坡岗上找个地方站着看他被枪毙。我也在人群里，仅见宪兵挟他下了卡车，很快只听枪声一响，还没看清楚，谷寿夫已仰面躺倒在地了，立时响起掌声和欢呼声，周围群众大快人心。当然，群众还是不满足的。南京大屠杀太残酷了，枪毙一个中将师团长谷寿夫，人们的心态是平衡不了的！

    南京大屠杀谁该负责？谷寿夫当然罪不可逭，但他只是一个中将师团长乙级战犯。松井石根是日本华中方面军总司令，作为甲级战犯被绞死，自然毫不冤枉。朝香宫鸠彦王身为驻南京之日军最高指挥官，理应战后处以极刑，由于是日本皇室竟逍遥法外，实是对公理与正义之莫大违背。值得提出的是日本天皇裕仁。日本重大问题之最后决策均操诸天皇之手。裕仁对进攻南京极为重视，支持军部及内阁之主战派扩大对华侵略战争，密切注意南京战事之进展。朝香宫鸠彦王是他在攻打南京时派去的司令官。南京大屠杀后，他亲自召见松井、朝香宫及柳川平助，对于攻克南京予以嘉奖，并赐礼品。他对南京大屠杀应负的责任远远大于受他奖勉的那三大战犯。但东京审判时，美国麦克阿瑟包庇裕仁，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纵容了部分战犯，维护了日本一些法西斯反动势力，可气可叹！

    四、驳《“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比奥斯维辛集中营发生得更早的大屠杀是在1937年12月开始的南京大屠杀。日寇投降后，历经两年零六个月取证及审讯，到1948年冬宣判的东京审判，其实已为这段历史做出了结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由中美英苏法等十一国组成的正义审判法庭，但日本的一些右翼反动分子却处心积虑地想为侵略战争辩护，时至今日，仍在对供奉靖国神社的战犯顶礼膜拜。

    正是由于日寇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太严重了，有些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战犯受到了惩处，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受到了揭露，所以，从70年代开始，一些日本右翼分子就开始妄想否定南京大屠杀。日本作家铃木明等人就胡说南京大屠杀“缺少真正的资料”，是“虚构”的。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材时，又有人妄图借机将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抹去。1983年以后，以日本拓殖大学讲师田中正明为代表的少数人，又大造舆论，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尤其是田中正明，竟写了《“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出版。此书由日本教文社出版后一版再版。田中正明对铁证如山的南京大屠杀，采取了偷天换日、诡辩、歪曲及无视事实的卑劣手段予以否认。他的言论极其荒谬。

    他说：当时各国驻南京记者多人，“没有人说看到过大屠杀”，日本国内许多人也未听说过南京大屠杀，因而大屠杀之说不能成立。其实，他是说谎。当时日本及其他国家的记者都曾报道过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例如，1937年12月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就刊登了紫金山下日军两个少尉野田岩与向井敏明用刀比赛杀人的通讯及照片。不过，由于当时日本控制舆论十分严格，日本记者的文字报道及照片，皆须经过检查，许许多多是不让报道的，因此日本国内有的人无法知道也很自然。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列（H.J.Timperley）曾报道日军的屠杀奸淫抢劫行为。1938年3月，他就编著过《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认为日军南京暴行是“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现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此书是郭沫若写的序）。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特派记者杜廷（F.T.Durdin）是首先发出电稿报道南京大屠杀消息的记者。1937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的封面大标题为“南京强奸事件”，小标题为“日军陷南京，屠杀两万人！”因此，世界舆论大哗。此外，南京外国侨民代表组成的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成员美国牧师约翰·马吉（John G.Magee）拍摄有日军暴行的照片及纪录片；美国贝茨博士（M.S.Bates）和史密斯博士（Lewis S.C.Smythe）（写有《南京战祸写真》）等也都曾到东京做证。当时，德国是日本的盟友，但德国驻南京代表向本国外交部写的报告就说：“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德国人拉贝（1882-1950年）南京失陷时供职于德国西门子公司，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一度是德国纳粹党南京小组负责人，他有日记及许多详细的文字资料和当年的现场照片等等，足以证明南京大屠杀之存在。拉贝的日记从1937年9月开始，一直到1938年4月他回柏林为止，连续写了六个月。这段时间正是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期，他的日记详细记录了五百多个惨案，详尽地写了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后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军民集体屠杀、砍头、活埋、水淹、火烧和奸杀等罪行。日记里还包括其他几位德国人亲眼所见的日军暴行。作为日本盟国德国的一个公民所写的私人日记，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拉贝1938年回德国后，曾向希特勒提交南京大屠杀的报告，但因德、日为盟国，德国当局禁止他发表在南京的所见所闻，他甚至一度被盖世太保逮捕。拉贝于1950年逝世后，日记、资料由家人保存一直未公开，直到1996年12月12日才由其外孙女在美国纽约公开，除了日记，拉贝还有日寇南京暴行的许多照片。

    南京大屠杀后，有当时南京守军营长郭岐写的《陷都血泪录》，1938年8月连载于西安《西京平报》；有当年南京守城部队军医蒋公毅以日记形式记载的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2月27日目睹的日军暴行，于1938年秋出版；有南京沦陷时在某文化机关做职员的李克痕在1938年6月逃出南京后写的《沦京五月记》，1938年7月连载于汉口《大公报》；有《武汉日报》记者范式之采访了逃离南京的两个同胞后写的《敌蹂躏下的南京》一文，刊于1938年的《武汉日报》；有一个被俘士兵（佚名）从南京死里逃生后写的目睹日军暴行记录《京敌兽行目击记》，刊于1938年2月7日汉口《大公报》，等等。田中正明等有一个论调是：像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个重大事件在当时报刊书籍中完全没有出现，属于后人编造。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

    田中正明在《“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中，将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大战犯松井石根奉若神明，引用了大量的松井日记证明根本不存在一场大屠杀。为此他在引用松井的《阵中日记》时，故意大量进行了篡改，成了丑闻（据有人统计，篡改处达九百处左右）。实际上，在东京审判时的松井石根却比他的老部下田中正明坦率（田中正明1911年生于长野县，毕业于兴亚学塾，经大亚细亚协会兴亚同盟应召入伍，曾随同松井石根赴中国演讲、旅行，兜售“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后来参加过侵华战争）。曾任日本驻华大使的罔崎胜南在东京法庭中供认：“南京事件后曾与松井谈话，松井说‘无言可以辩解’。”在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执行前，松井对巢鸭监狱的教诲师花山信胜说：“南京事件，可耻之极！”

    （本文刊于2002年第3期《社会科学研究》）

    宁死不屈的“圣女”

    ——悼南京大屠杀中反抗日军暴行的李秀英

    我是当年抗战胜利后第一个采访李秀英的记者！我是从李秀英的实际出发对她做出应有评价的！李秀英不但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而且是位可敬可歌的女战士！她生得伟大！她将不朽！写这样的一篇悼赞她的文字，在我是有始有终，尽了一个文字工作者的责任，也是希望李秀英这样一位坚定不屈的“圣女”的事迹继续流传。

    去年（2004年）12月5日《南京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

    〔南京日报报道〕（记者李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因呼吸衰竭，经抢救无效于12月4日6点10分在南京鼓楼医院逝世，享年86岁。

    李秀英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1937年12月，侵华日军进攻南京。李秀英因怀有七个月的身孕，与其父一起躲进南京国际安全区的美国教会学校（现五台山小学）地下室避难。1937年12月19日，三个日本兵入室，图谋强奸李秀英，性格倔强的她与日本兵殊死搏斗，身中三十七刀。日本兵走后，其父设法将她送进医院（南京鼓楼医院），经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先生的医治，得以保存性命，但肚子里的孩子却因此流产。当时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拉贝、麦卡伦、马吉等人的日记与书信中都对此事有详细的记载。特别是美国约翰·马吉拍摄的照片，内有受伤后的李秀英，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铁证。

    李秀英曾在1947年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案中出庭做证。近年来，李秀英老人常参加集会控诉日军暴行。

    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攻击和诽谤，李秀英老人五年前毅然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右翼分子侵权，并取得一、二审胜诉，有力地批驳了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行径。

    据李秀英的家属介绍，去年7月26日，老人在家里摔了一跤，经南京鼓楼医院诊治为骨折，后并发多种慢性疾病，老人一度病危。医院专门成立了抢救治疗小组使其度过病危期。近日，老人病情出现反复，最终因呼吸衰竭、抢救无效辞世。

    李秀英老人病重期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心，省、市有关领导曾到医院亲切看望。

    《南京日报》这则消息比较详细，我在四川成都所看到的这则消息已删成了无足轻重的一条简讯，刊登在极不显眼的地方，而同一日该报娱乐版上发的热炒歌星影星的稿件，却一块一块地占了大大的版面。这使我不禁产生了感慨。

    我是在去年9月李秀英大姐一度病重时，接到《南京日报》记者长途电话才知道她的病况的。我曾请我的一位侄子王仲山代表我去医院看望并致慰问。据说，她儿子讲，他妈妈常念叨我，当他儿子附耳轻轻告诉病重的老人我托人来看望她时，半晌，她的嘴唇嗫嚅了一下，断断续续地说：“他，他好吗？……”这使我知道后，黯然久之。

    光阴似水，我今年八十一岁了；李秀英大姐比我大六岁。我清楚地记得：1947年初，我在南京采访她时，她是二十九岁，我是二十三岁。当时，我是以重庆《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发现并采访她的。当时，拉贝、马吉等西方人士的日记、书信、纪录片尚未发现。采访她时，我明确：寻找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是为了捍卫人类的文明和尊严。往事历历，像她这样的人和事，刻在心上是不会被时光冲洗掉的。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者罄竹难书的反人类严重罪行。李秀英是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但她不是一位一般的受害者和幸存者，她是一位英烈的奇女子，一位我心目中的“圣女”，一位足以代表中华女性为保持优秀民族气节和为正义不惜殉身的女性。

    至今，我仍记得1947年初采访她时的情景。我在南京小营国防部战犯拘留所采访过她，又在南京玄武区鱼市街卫巷她家中采访她。她的先生姓陆，约莫三十多岁，是一位朴实诚挚的中年人。那时，我初出茅庐，但采访是勤奋认真的。我多次同他们长谈南京大屠杀，又去实地勘查验证。李秀英大姐和她先生不厌其烦，支持协助。南京沦陷，日寇大肆奸污中国妇女，受害者有的侥幸活着，也羞于出头露面，但李秀英不同，她为抵御鬼子兵，身中三十七刀而不屈，她是以一位抗日女战士的身份屹立着的，她虽被敌人毁了容，但抗战胜利了，她是受害者中率先出面控诉指证日寇暴行的女同胞。那年年初，天气还极寒冷，她讲着1937年12月她本人独有的血腥恐怖经历时，我听了，觉得浑身冰凉而血液却在体内沸腾燃烧，她落泪时，我的心战栗，眼眶也不觉湿润起来。

    12月13日下午，李秀英的丈夫因正当壮年全家让他到江北乡下逃难。当时十九岁的李秀英婚后已怀有七个月身孕，行动不便就随父在城里未走，躲在国际难民区内一个地下室里。12月19日上午9点，来了六个鬼子兵，他们抓了十多个年轻妇女来准备奸污，又要来抓李秀英，李秀英想：我宁死也不能受侮辱，她咬着牙一头撞向墙壁，顿时头破血流昏倒在地，鬼子只得丢下她走了。

    我当时问过她：“你那时已经不怕死了是吗？”

    她噙着泪点头，伤痕满面的脸上充满正气：“不怕！怎么样我也不能被鬼子侮辱！我恨死鬼子了！我宁可死！……”她的声音是从心里发出来的！那天苏醒过来，李秀英经历了这场生死抉择后，想法变了，感到自杀是懦弱的表现，与其自杀，不如同鬼子拼一拼。她自幼跟父亲学过点武术。她用布包扎了头上的伤口。中午时分，突然又来了三个鬼子兵，赶走了躲在地下室里的男性，一个鬼子上来要强暴李秀英，她一把就夺住这鬼子兵的军刀柄，同鬼子揪打起来，她咬鬼子的手，卡鬼子的脖子，扭成一团，同鬼子兵在地上翻滚，其他两个鬼子兵跑过来帮忙，用刺刀乱戳她，她脸上、腿上、背上都刺伤了，最后，见她顽强，一个鬼子一刺刀狠狠戳在她肚子上，她终于松开双手血淋淋地昏死了过去。

    记得我当时问过她：“还有知觉吗？”

    她摇头：“的确死了，三十七刀哪！鬼子走后，父亲他们回来了，他好伤心，同邻居一起打算刨个坑埋了我的尸体，谁知冷风一吹，我竟醒了，哼了一声，我父亲说，啊！秀英还活着！……于是，将我就近抬到难民区国际人士办的医院里治。我身上一共被刺了三十七刀，也流产了，经过七个月医治，才算活下来……”

    至今，我仍记得当时采访李秀英时她的模样：语气坚强，神情严肃。她本来肯定是位端庄、俊秀的姑娘，但我见到她时，她的面部近乎《夜半歌声》中的宋丹萍，鬼子兵用刀将她的鼻子、眼皮、嘴唇和脸面都割损了。当时天气冷，她总是用一条长长的蓝灰色围巾包着头遮着脸，但我却不忍心凝视她或多去看她的伤痕，我觉得那会是对她的一种不敬。当然，她的伤痕昭示的是鬼子兵欠的血债和深仇！只要看过她一眼，印象就消失不了。

    以后，过了不少年，我见到了登在报纸上的她的照片，她脸上的伤痕随着岁月的消磨逐渐平复了，尽管这样，伤痕总是伤痕，总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而且，我发现：几十年来，凡是我见到她在报刊、电视上的形象时，从未见过她的笑容，这足以说明，同残暴的敌人作生死搏斗侥幸活下来的她受的摧残和心灵的创伤是多么深重，当然，她在照片上的面容那种坚定、严肃总使我记起1947年2月审判日本战犯时国防部军事法庭上她出来做证的情景。当时审判日本南京大屠杀的一个“屠夫”——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谷寿夫是个光头结实个儿矮小但凶悍的日本武士道军人，后来判死刑了！李秀英和其他一些证人的做证指控使他畏缩得低头无语。

    多少年来，李秀英年岁越来越大，但她是日寇南京大屠杀的“活证据”，每当悼念南京大屠杀三十万同胞遇难周年祭的时候，她都会和许多幸存者一起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去凭吊并参加活动，红领巾都亲切地叫她李奶奶，听她讲难忘的往事。自从采访过她后，我就从未忘记过她。现在祖国强大起来了！我如果能看到她的笑容该多好！我真想见见她。可是我长年累月地忙碌，竟总是无缘去到南京。1991年，我到了南京，曾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参观，见到小平同志题写的“居安思危”四个字，感到这四个字真是含意深远，我心灵震动。听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孙芷丽同志告诉我：李秀英还记得我，也想念我。我本想去看望她，但那次她刚好不在南京，我又急着要去上海检查身体，遂失之交臂。今夏，我大概会去南京，想不到她竟已病故。人每每要实现一个愿望有时并不容易，实在令人遗憾。

    更遗憾的事当然还有。日本右翼分子无耻地妄想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竟说是“虚构”的云云，并对见证者进行诋毁，李秀英十分愤怒。从1994年起，为了向侵略者讨回公道，她在中日两国正义人士的支持下，先后以“身体损害”，“名誉损害”为由，将日本右翼作者松村俊夫及日本出版社展转社发行人相泽宏明告上法庭。一年复一年，一审二审虽然胜诉，但日本最高法院的终审却迟在李秀英逝世一个多月后——今年1月20日才到达。日本最高法院审判长异田二郎等五位法官一致判定：驳回被告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东京高等法院对李秀英的二审判决，上诉费用及申诉费由上告兼申诉人承担。

    知道了这消息我既激动也悲伤。激动的是许多年来，这还是诉告日本右翼分子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胜诉第一案！这个案件是承认还是否定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较量，它是在中日两国正义人士努力下取得的胜诉，是对日本右翼分子的反击。但我悲痛的是去年已经八十六岁的李秀英老人没有等到这一天就病故了！她的子女说：“等拿到判决书，我们兄妹会一起去看望妈妈，安慰她的在天之灵！”我悲伤地想，如果这位爱国而有骨气的李秀英老人生前能看到这判决，一定会走得更从容坦然。为什么判决来得这么迟呢？

    南京大屠杀的见证者、目睹者、幸存者随着年龄老化，逐渐凋零。1997年寻访到的两千几百人目前只有四百多人在世，大多是八旬高龄的老人，不少都体弱多病生活困难。这充分说明做好这些老人的调研工作和保护他们的重要。这些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直在做许多收集史料、开放展览、关心支持幸存者等工作，很有成绩。去年8月，在纪念馆倡议下，由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以及关心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海外团体及个人，在南京成立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来自美国纽约世界抗日战争史维护会、加拿大世界抗日战争史维护会和日本神户华侨总会等七个国家的和平友好团体及一批幸存者个人加入了该会，协会宗旨是“关注战争受害者，援助历史见证人”。协会成立后，已对李秀英等十多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实施了援助，我为这感到欣慰。

    如果说，二战中欧洲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屠杀已经超越国界和有责任意识的社会，属于世界人民保卫文明与和平的典型事例，那么，1948年的东京国际审判，理应已为南京大屠杀作了正式的结论，绞死了日本侵略军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日本华中方面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等。南京大屠杀自然也应超越国界和有责任意识的社会，属于世界人民为保卫文明与和平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要日本进行反省的重大事件。令人愤慨的是日本至今仍没有就其侵略罪行向中国正式认真道歉，一些右翼分子仍在挑战人类良知。同德国相比，日本表现显得很不光彩，德国在二战中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实施种族屠杀时，日本军国主义的屠刀，使中国人的死伤人数多达三千五百万，其中仅南京大屠杀就有三十多万人遇难。但日本和德国对自己给世界人民带来灾难后的理解和态度完全不同。德国能忏悔，道歉，制定相关法律，防止纳粹势力沉渣泛起，进行赔偿；日本却完全不正视历史，从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到篡改侵略历史，拒绝民间赔偿，甚至要修改宪法扩充军事实力，完全不能以史为鉴，我们岂可掉以轻心！小平同志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题写的“居安思危”四个字，我看了内心震撼，正在于此！

    今年，我们将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今年12月，距1937年12月日寇南京大屠杀开始和进行也六十八周年了！好漫长而又匆匆的岁月啊！我是当年抗战胜利后第一个采访李秀英的记者！我是从李秀英的实际出发对她做出应有评价的！李秀英不但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而且是位可敬可歌的女战士！她生得伟大！她将不朽！写这样的一篇悼赞她的文字，在我是有始有终，尽了一个文字工作者的责任，也是希望李秀英这样一位坚定不屈的“圣女”的事迹继续流传。

    （本文刊于2005年12月《晚霞》）

    访江湾战俘营和虹口日侨

    1946年夏天，我以重庆《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在上海对日俘和日侨进行了一次难忘的采访。

    当时，在上海的日俘都收容在江湾，日侨被集中起来收容在虹口，都由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管理。我在江湾“京沪区徒手官兵管理处”递了名片。这是一幢脏兮兮的灰色三层楼建筑物，据说原来做过日本的兵营。门口有第三方面军的荷枪戴钢盔的士兵站岗警戒。里边一些显得陈旧的房屋用铁丝网拦着，有些场地连铁丝网也未拦。

    几棵大杨树上的鸣蝉，在烈日下单调地鼓噪“知了—知了—”，叫得人昏昏欲睡，也叫得人心烦。这里不叫“俘虏”而叫“徒手官兵”，是一种创造，目的大约是怕刺激日本官兵。老百姓早有议论，弄不清为什么对来中国杀人放火的鬼子兵这么好！

    那天上午我去访问时，由管理处长王光汉出来接见。那是位少将，架子挺大，让我整整等了一个小时才露面。他矮矮胖胖的个儿，说话好龇牙，河南口音，性格倒直率。听他介绍：“有二十七万多日本徒手官兵归我们管。现在集中在江湾、南通、苏州、南京等地的营地里，全都缴了械，正陆续遣送回国。”

    我问：“在江湾的这些日本官兵表现如何？”

    王光汉龇着牙说：“日本军人养成了不可一世以征服者自居的性格。他们很多人认为投降是天皇的权宜之计，是为了避免本土遭到更严重破坏，以备将来重显国威。”

    我问：“还有些什么思想状况呢？”

    王光汉坐在那儿，拿起桌上的一叠报纸当扇子扇着风说：“当然害怕中国人民报复。他们大多有罪恶，现在说话变得低声下气、点头鞠躬。但有的日本人在遣返船离岸时竟高喊：‘我们要回来的！你们等着吧！……’那意思是有朝一日仍要回来报仇的！”我不由得心里一惊，天正热，心里更火辣辣了。我问：“要多少时间遣送完？”

    回答出乎意料：“七年的事我们打算十个月干完。现在送走的已经很多了！”

    “送走多少人了？”我问。

    “无可奉告！”王光汉似乎有点不耐烦了，他正在擦汗。

    我又问：“听说有的战俘还有留声机，晚上还可以跳舞？”

    “有过！人道主义嘛！”

    “听说大量留用了日本战犯，也征用了日本战俘，是否确有此事？”

    “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王光汉弹着眼珠，似乎触到了什么隐私。

    “日本宪兵有多少人，目前怎么样了？”我问。因为日本宪兵逮捕杀害中国人极多。

    “上海区就有一千多人吧。都是解除武装了，有的已经遣返！”

    “日本宪兵个个手上都沾满鲜血，竟连罪大恶极的也不惩办？”我问。

    “这不属我回答的范围！我还有事，就谈到这里吧！”王光汉说着，站起身来，甩下当扇子用的那叠报纸。

    我说：“我能否采访一下战俘，参观一下？”

    王光汉摇头：“以前可以，现在为防止引起日本徒手官兵的思想波动，给工作带来麻烦，我们谢绝参观采访。等我们下次举办招待会时再请你来吧。”

    我说：“是否同意我简短地采访一下？我想弄清楚些问题。比如‘八一三’之前，从上海到南京去，铁路沿线每个站的墙上都有日本的‘仁丹’广告，有大有小。当时并不太介意，只以为是日本倾销商品。等到抗战爆发，才知道这是日寇为侵略战争而预先布置下的指路牌，日军只要看到这广告，就知道这个地方的规模大小，甚至地形、河流、山川在上边也有暗示。现在，这些广告大部分早已铲除，但还有剩余的可以见到。不知这事得到过印证没有？”

    王光汉马而虎之地说：“这事自然有。鬼子打中国之前，早就做到心中有数，对中国的地貌地象等等，了解得比我们的五万分之一地图还清楚得多。但我们现在主要是平平安安地把日本徒手官兵遣返，别的事顾不得太多了。”他拭着汗把军帽朝额上一推，说：“我忙，话也说得不少，对不起，你请回吧！”

    他陪我走了出来，同我握手告别，告诉我可以到虹口唐山路第三方面军日侨管理处去采访日侨，又说：“那里的日本人不是军人，采访比较方便。都一样是日本人，你可以去看看。”

    日侨在虹口街上热卖“民主烧馒头”

    当时，有可靠的消息称，国防部大量留用日本战犯和日俘帮助打内战，冈村宁次已经充任蒋介石的秘密军事顾问了！赶车去虹口时，我不禁想：日本这些战犯战俘，如果不经过彻底整肃，将他们身上的法西斯细菌清除掉，对中国对亚洲对世界将来都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危险。八年抗战，中国军民伤亡多达三千五百万人，财产、精神损失就难以数计了。如今，在美国存心包庇下，想留下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来对付苏联，连对战犯的惩治都稀稀松松、慢慢腾腾，真叫人气不平啊！……

    我到了虹口，看看表，已是中午，就先找小饭馆吃了饭，然后走到唐山路，找到“第三方面军日侨管理处”。这是一幢十分宽大、三开间三层楼的花园洋房，既新式，又有石库门房子的味道，估计原来是个什么大汉奸的私宅。花园里依然树木葱茏，盆花很多，太阳花和茉莉花盛开，也有些盆景。客厅样的一间大房作为饭堂，刚开过饭。伙食很差，木桶里剩下的粗米饭颜色发黄发红，菜是炒黄豆芽。地上撒吐着不少饭菜。到了办公室，接待我的是一个少校翻译，姓张，名字记不清了。他刚吃过饭正在剔牙，比王光汉谦和多了。我递了记者名片，向他提出要求后，他说：“行！”但让我坐着看报纸等一等，说他先要去办点事。等了半个多小时他才来，对我说：“走，先陪你看看！”

    虹口依然带着点日本味儿，这是日本移民来的日侨在此大批居住造成的。我和张少校边走边谈。他介绍说：日寇投降后，从各地集中沪上的日侨本来有十万，还过着相当自由、衣食无缺的生活。已经遣返四万了，现在虹口区集中的日侨，不足一万人！日侨原先在这经商的很多，也有开烟馆贩卖鸦片和红丸白面及吗啡的，更有开赌场和日本妓院的。日军在虹口也设立过慰安所。现在这些都早关门了！但小本经营的多起来了，尤其是小吃食店，卖茶、卖点心，小食摊子很多。他又用手指指在街边走动的一些男男女女和老人，说：“这些都是日本人。”日本人男的多数穿的是西装、中装，女的多数穿的是中国旗袍，极少见穿日本和服的。可能他们有一种心理，不想表现出自己是日本人。但有时还是看到穿木屐的日本女人，脸上粉搽得雪白，画着眉毛，短肥躯干，摆摆地走着，一看就不像中国人。

    张少校满头大汗地陪我走到了唐山路原“日本第九国民小学”的地方。这里居住着好几百日侨，多数来自苏州。早先住在这儿的日侨已遣返日本。在未遣返前，移民来上海虹口落户的日本人的学龄子女，都在日本人办的国民小学读书，如今小学停办了。小学校舍、课堂的房屋都比较整洁。门口，有一家小吃食店，日本人开的，一个日本老太在洗碗碟。门口招牌上大字写着“民主烧馒头”。“烧馒头”实际就是油煎包，有栗子粉的馅儿，看上去味道不错。

    张少校用手指指“民主”二字，说：“这‘民主’二字是如今加上的时髦话，正如上海人在胜利后馆店出售的‘胜利饭’、‘胜利茶’、‘胜利酒’一样。‘民主’是日本人新的憧憬吧！”

    有些日本人经过，看到张少校穿着军服，都谦卑地低头行礼。张少校说：“这些日本人，现在见到中国人比旅店茶房还恭顺，咧开嘴唇讨好地笑着，表示友好。其实以前并不都这样。现在打败了，投降了，若不是当着中国人的面，他们都是些失去笑脸的人！”

    日侨们都说，原先以为自己是“世界第一”

    到了一间教室，里边有些课桌椅，但绕墙放着榻榻米。我看看手表，催促说：“请你快帮忙组织个座谈会，时间不早了，有七八个人参加也就可以了！”

    张少校说：“我马上去找人，你先把桌椅摆一摆！”说完，就匆匆走了。

    我动手把榻榻米合排在一起，把桌椅排好，布置成座谈会的样子。不到二十分钟，张少校带了八个日本人来了。男的两个，都是老年人，女的六个，有两个年轻女子抱着婴孩，其余四个都是中年或年龄较大的。进来后，照例恭敬地鞠躬行礼，满面含笑，十分礼貌地脱鞋登上榻榻米，像中国北方人上炕似的盘腿坐下。抱婴孩的母亲大方地敞开胸怀给小孩喂奶。我和张少校则在椅上坐下。这些日本人大多能说点中国话，可以直接交谈；也有的日本人不会说中国话或不愿说中国话，都通过张少校翻译交谈。除了一个年岁最大的老头佐藤是上海一个什么研究所研究黑热病的专家外，其余这些日本侨民都是在苏州经商的。教育程度，除佐藤外，都是中学以上。张少校悄悄告诉我，这个佐藤很可能是研究细菌战的专家，但他不肯承认。他脾气古怪，寡言少语。交谈中，日侨首先都表示感谢中国的宽大，然后又表示这次战争是受了军阀之骗。好几个人都说：“投降前，我们总以为日本海陆空军都是世界第一，没想到突然就打败了！真是受骗了！”

    原来，他们的认识只停留在这样一个程度上。我不禁说：“世界第一就该侵略别人吗？你们只认识到受骗，却还认识不到侵略有罪，认识不到中国被你们烧杀成什么样子！你们带着现在的这种思想回去，将来说不定国家强大了，又要扩军向外侵略呢！”

    我的话，有的日本人也许懂，有的日本人也许不懂或不想听。我请张少校把这些话好好用日语讲给他们听。日本人听了，绝大多数当然都和顺地点头，但心里怎样想就难说了。

    于是，谈到日本天皇和政治问题。日本人说，今后日本要实施更有自由的民主生活，但仍希望保留天皇。这个矛盾怎么解决？他们想不出具体办法，但似乎觉得没有天皇就没有了一切。

    一直沉默而双目深陷、脸上皱纹如同刀刻的佐藤，面孔铁板，了无笑容。点名要他谈谈时，他冷漠而又艰涩地说：“我对政治问题不感兴趣。”

    我问他：“你们日本是研究细菌战的，你研究黑热病是不是也同这有关？”

    佐藤惶悚了，忧惶的脸上忽然反常地笑笑，显得很不自然，一边摸出小手帕擦汗，一边说：“我主要是在研究‘癞’的治疗。中国有几百万人有癞病，日本也有几万人患癞病。我并不一定想回日本。如果可能，我愿意在华继续研究。”

    他的话是真是假谁也说不准。反正这个人参加研究细菌战完全可能！这样的“日侨”居然也作遣返处理了，我觉得国民党政府真是既荒唐又无能！

    时间已经不早，更加闷热难熬，天有下雷雨的迹象。我感到采访只能告一段落了，至少是了解了不少情况和日侨的心态。我立意要对日本人讲几句话作为座谈的结束。我说：“这次侵略战争全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受害的主要是中国和亚洲人民，兼及美英等国。但日本人民也受到了战争之害。现在，日本败于盟军，败于中国，投降了！应当正确忏悔日本的这段侵略历史，清除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因为它也给日本人带来了极大痛苦。中日两国隔海相邻，自古有着长期友好的交往，但近几十年，日本一直侵略中国，终致造成今天的局面。希望日侨回国后记住这些教训，以后努力为日本自己走和平道路、也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尽力……”

    张少校全部翻译了一遍，说：“王先生的这番话讲得很好。”座谈会就此结束。但我明白：自己说的这番话，日本人能接受多少很难说。我心里真希望中国能赶快富强。中国不富强，将来谁知会不会再受帝国主义侵略呢？但中国现在这个政府太不争气，正热衷于打内战，富强的希望在哪里呢？

    谢了张少校，握手告别。我回到家里，在激动的心情下，开了个夜车，写了一篇《访江湾日俘营及虹口日侨》。但这篇稿子竟未被采用！什么原因呢？显然是由于我的笔法太尖锐了，写出了许多愤慨，触及了当局的忌讳！往事历历，长亘心头。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又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日本国内传来的右翼声浪十分刺耳。我依照当年的原题写下了这篇回忆录，奉献给所有善良但又不愿忘记历史的人们。

    （本文刊于2005年8月《上海滩》杂志）

    见证公审冈村宁次

    1945年8月15日正午12时，日本裕仁天皇在广岛、长崎挨了两颗原子弹后，向全体国民广播了《停战诏书》。日寇战败，投降了。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率领部属在南京投降，成了中国的俘虏。

    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中山门附近原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这时，这里已成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签字日礼堂正门上飘扬着中、美、英、苏等国国旗。出席仪式的中外军官、代表、记者等有四百多人。8时52分，戴眼镜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坐在受降席中间位置，陪同的有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陆军副总司令顾祝同上将、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空军代表张廷孟上校等。戴着眼镜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及其下属——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舰队司令长官福田良三中将等都身穿军便服、神情懊丧地排成一横列向何应钦鞠躬敬礼。何应钦叫他们坐下，又说：“记者们！你们可以拍照，9点钟受降仪式正式开始。”于是，中外记者都开始抢着摄影。

    9点整，何应钦宣布受降仪式正式开始，小林浅三郎起身上前将日本大本营授予冈村宁次代表签降的全权证书双手呈交给何应钦。他垂着头，双手有些发抖。何应钦审定证书后，将中文本的日军降书，交给萧毅肃中将送至冈村宁次面前，冈村起身双手接下，翻阅降书后提起桌上的中国毛笔，在两份降书上签字，还从口袋中取出一个圆形水晶图章在降书上盖了章。小林浅三郎遂将盖印后的降书取了双手呈交给何应钦，何应钦盖章后将其中一份由萧毅肃交付冈村，冈村起立恭敬地接受。他一直表现得沮丧低沉，其他日军将领也都表现得类似冈村。何应钦在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关于日军投降的第一号命令交付冈村，冈村立正接受后，何应钦宣布：“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结束。日本投降代表退席！”冈村率领下属向何应钦深深鞠了一躬，然后低头颓然退出了会场，使人都看到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下场。

    但是国际关系是复杂的，二战后，美国是怀着叵测的居心包庇部分日本战犯和一大批右翼分子的。二战后，蒋介石也包庇了冈村这样的大战犯。他的目的是利用冈村反共的经验，为他打内战出力，提供军事上的经验。冈村曾长期被安排在南京一幢舒适的洋房里，保着密，受到保护，也不让记者采访，对外宣称他“有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主持的东京审判，本来法庭提出要将冈村解赴东京取证，也因国民党当局的偏袒保护而未让冈村去东京。冈村是日本侵华后期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是大将，受着优待，直到1948年（日本投降后三年了）8月23日上午才第一次在上海被公审。

    我记得很清楚，拿到了记者采访证后，知道是在上海虹口塘沽路市参议会大礼堂首次公审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这消息提前一天在《新闻报》和《申报》《时事新报》《中央日报》等各报登出后，引起了各界注意。所以申请参加采访和旁听的人很多。

    那天，下着大雨，天气闷热潮湿，市参议会大礼堂前，一早就聚集了许多人，停着一些轿车、三轮车。大礼堂前，有森严的宪兵和警卫，记者都凭证挂着条子进去。

    冈村宁次，1931年就参与过“九一八”事变的策划。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1932年“热河事变”后，他作为关东军代表签订《塘沽协定》。1938年，任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参与指挥进攻武汉。1941年就晋升大将，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1944年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参与主持攻占广西桂林、柳州的作战，是年11月，升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他的罪恶从他的经历就可以看出，但由于蒋介石对他倚重，认为他在维持治安协助接收在受降工作上“有功”，帮助蒋介石进行内战也“有功”。拖到1948年公审，是因为早已引起民愤，受到舆论和报纸不断谴责才举行的。所以我大致计算了一下，旁听的记者和各界人士竟有一千多人。市参议会大礼堂外的广场上，装上了扩音喇叭，使庭审情况可以传到外边，使无法入内旁听的市民可以在塘沽路上听到有线广播。

    坐得满满的大礼堂内，驻沪的各国外交官也坐了不少。9时30分，穿军装的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军法官们都出场了。少将审判长仍是在南京审乙级、丙级战犯的那个福建人石美瑜。他宣布带冈村宁次及从犯上场。

    冈村宁次是从高昌庙战犯监狱由宪兵押送到公审处的。不多久，冈村宁次就由翻译陪同出现了。他剃着光头，穿着整洁的草绿色的军便服翻着雪白的衬衫领子，脸色显得苍白，戴着玳瑁边眼镜。跟在冈村后面的是四名从犯，即第二十七师团长落合甚九郎、一一六师团长菱田元四郎、六十四师团长船引正之、八十九旅团长梨冈寿男都像丧家之犬满脸晦气，站成一排。冈村头发刚剃过，头皮露出铁青色，脸部平静毫无表情，肃立回答军法官的询问，报了姓名、年龄、籍贯、履历……之后，让他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这么优待，据说由于他正患肺结核，一直在医治、疗养。摄影记者的照相机闪光灯“啪”、“啪”闪个不停。检察官施泳起立，宣读起诉书，控诉冈村作为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参与发动侵略战争，纵容部下残害无辜中国平民，如纵容二十七师团师团长、一一六师团师团长、六十四师团师团长、八十九旅团旅团长于1945年进犯江西等地时残杀平民掠夺财物无恶不作，等等。日语翻译将起诉书译成日文，英语翻译又将起诉书译成英语，翻来译去，花了不少时间。

    我用笔记着要点，觉得起诉书里写列的罪行，很不全面，同冈村这样一个大将衔的总司令应负的罪责不相适应，冈村参与侵华的罪恶开始得很早，经历的时间很长，如今的起诉书颇有避重就轻的味道。我身边的一位《申报》的记者轻声对我说：“这样的起诉对冈村并无实质性的触动，你觉得冈村会判什么罪？”我说：“论理，是死罪！但包庇到今天，在舆论压力下才不得不开始公审，当然是在耍把戏给老百姓看！”

    冈村的辩护律师出庭了！起初听说只有一个律师指定为冈村辩护，名叫钱龙生，但这时庭上宣布：辩护律师有三人，除钱龙生外，还有杨鹏，更指定上海出名的江一平大律师为冈村辩护。

    闪光灯又“啪”、“啪”地一闪一亮了！这个江一平是浙江杭县人，20世纪20年代复旦大学毕业的文学士、东吴大学毕业的法学士。毕业后，在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执行律师业务。1925年“五卅”运动时他的表现不错，曾为爱国学生做辩护律师，声名大振。1939年，复旦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职称。抗战爆发后，他去重庆连续出任第二、三、四届国民参政员，并任过北碚复旦大学的副校长，抗战胜利后回上海继续做律师，名气不小。早一天，上海一张报上刊登了一条花边新闻，说江一平的父亲反对儿子替大战犯冈村宁次做辩护律师，说“你是要遭人唾骂的！”但江一平今天一上来就千方百计为冈村开脱罪责，最荒谬的是说冈村在华北方面军任司令官时，为供给农民棉布、打击奸商，“做了不少爱民的事”，引得旁听席上传出了愤怒的“嘘嘘”声。后来多年以后，冈村在日本写的回忆录写到江一平的辩护“使我永铭肺腑”。1961年6月，冈村宁次应蒋介石之邀，由日本到台湾活动，回忆录上写道：“去台北曾去拜访江一平及石美瑜表示谢意。”

    从犯菱田、落合、船引、梨冈出庭做证，回答质询。这四人都是在押日军战犯，垂手肃立，对军法官询问一一作答，但既为冈村涂脂抹粉，又为自己开脱。江一平对证人进行询问，牵涉到需要冈村回答时，冈村便从扶手椅上起立回答，他老奸巨猾，对检察官起诉书和法官审讯时涉及他的犯罪事实，回答时他都不承认，但硬话软说，态度恭顺、声音细小，推诿“不知道”或“这不是我的责任”，或“那时我不在”，再或“那时我还没有出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再或反复辩解自己不是杀人放火的直接指挥者，不负屠杀中国平民之责。诸如此类的回答，令我和旁听席上大多数人一样，听了愤怒，议论纷纷的声音从旁听座上和记者席上发出，在礼堂里“嗡嗡”地传开，军法官不止一次地敲击法槌：“肃静！大家肃静！”

    检察官施泳口才不行，在律师辩护后，结结巴巴宣读了有罪论证，但听不清楚，又软得无力。到十二点过一刻，这使人疲倦而又平淡、平和的审讯似可告一段落了，戴眼镜说福建官话的石美瑜宣布休庭说：“下午三时三十分继续开庭！”中午休息时间好长。大雨已停，广场上听广播的人已经散去，商店的无线电里放的是周璇的歌曲：“……浮云散明月照人来……”乞丐和小瘪三沿街乞讨，一家百货店在敲敲打打大拍卖，有蒋经国领导的“经济戡乱大队”的人在街上游行呼口号：“枪毙奸商！”“不许奸商兴风作浪！”……

    这时物价飞涨，刚发行金圆券不久，人民生活艰难，我找了家饭店吃了午饭，在街上找了家小书店看看书挨到下午三点半之前又去参加旁听公审冈村。

    开庭后，主任检察官王家楣发言，列举冈村应负战争共犯之责，结尾却说：被告在投降时协助接收“有功”，希望“量罪课刑持以平衡”。江一平等三个律师又同检察官展开了辩论，主张“请宣判被告无罪”。那真是又臭又长的辩论，却仿佛十分讲法治，拼命在动用法律的权威。这使我当时不禁想：当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杀人放火抢劫奸淫时法律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对无视法律违反国际法的战犯，却突然要运用法律武器来这样强词夺理不公平地包庇他们？

    三个多钟头后，法庭宣布：由于证据不足，今天只审不判，审讯到此休庭。何时续审未定，被告及证人还押。原定在辩论终结的当天可宣判的，但改成只审不判了，于是，又听到一阵议论纷纷之声。包庇了这么久才演戏似的公审了这么一次，实在不光彩，但结果并不出人们的所料，人们都感到这种公审实际就是演戏！

    转眼到了1949年的1月了，1月26日，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最后一次公审，并要宣判。我于1月25日去申请记者旁听证，但遭到了拒绝，说：“这次旁听范围大大缩小，我们明天只请《中央日报》、中央社等派记者参加，贵报不在其列！”我据理力争，因为不愿意看不到冈村被判罪！

    军事法庭的人员说：“不行！时间紧，要办证也来不及了！”

    1月26日上午10点，仍在塘沽路市参议会大礼堂公审，我提前到达，发现外边没有像上次公审那样安装扩音喇叭转播，冷冷清清，我想进去，有宪兵拦阻说：“在庭内旁听的一共才二十多人，你不能进去！”

    听说审判十分草率，最后，六十六岁的冈村被判“无罪”！当然，这是从南京最高方面来的旨意！冈村后来平平安安被送回日本去了！那是1月30日上午10点，冈村宁次竟然与二百五十九名日本战犯一起在上海黄浦码头乘美国轮船约翰·W.维克斯号离开中国被遣送回日本了！而且，他的遣返是保密的！

    日本右翼势力后来这么大，同当年美国的包庇和蒋介石政权的包庇是分不开的！这就是我今天写下这段纪实回忆的意义和目的！

    （本文刊于2014年8月《上海滩》杂志）

    战犯酒井隆伏法记

    昨日（1946年9月13日）午后四时十分，日本战犯中将师团长酒井隆在南京雨花台刑场枪决。酒井隆抗日战争时期被称为“华南之虎”，作恶多端，当该犯被押下囚车步向刑场时，满布四周山上之无数观众欢声雷动，热烈鼓掌。酒井隆穿藏青色西装，鹅黄衬衣，白花点黑领带，下着褐裤黑皮鞋，戴黑边眼镜。下车后，态度尚能勉强矜持，但脸色已如黄蜡。行刑者为国防部警备区三营九连少尉周文杰，自囚车上扶酒井隆下车，各报记者纷纷上前拍照，酒井隆还略作笑容，被摄影后即在两列武装士兵警戒下，抵达刑场草地。酒井隆向南立定，周少尉掏出驳壳枪，先向其背中心一枪，接连又向左背肋心脏一枪，酒井隆即向右前方仆倒，旋自动翻转仰卧，两腿平伸，双手握拳，上臂微屈，面部狰狞，两分钟后遂告气绝。由于日寇侵华烧杀奸淫之暴行，南京人民体会特深，故当时见到战犯受到惩罚，周围满山满岗群众鼓掌达两分钟以上。监刑官此时命地甲上前检查战犯是否身死。地甲是一六十余岁老头，留有两撇胡须，体形瘦削，奉命走近尸身，掀开西服外衣，先摸胸口，后摸嘴唇，然后回身走向法官说：“报告！死了！”于是四周掌声再度响起。外国记者观看者也连说：“Good！”

    酒井隆随身遗物经地甲捡出，计有灰色钢笔一支，白手帕一块，眼镜盒一只。地甲又奉命将酒井隆所戴的黑眼镜拾起放入眼镜盒中，这些物件均由监刑官转交日本联络部保存。至于尸体，据悉，驻南京日本官兵善后联络总部尚未派员为其料理善后，故其尸体经当地保甲以芦席包卷后移向距刑场二三百米处暂时浮葬，以维卫生。闻日本善后联络部会依法请求我国当局准许领回酒井隆尸体送南京市火葬场火化后送回本国，现正办理手续中。

    当行刑之前，酒井隆不知其死期已到，赤膊短裤坐于囚室桌旁，用钢笔埋头作书。其囚室，宽约六尺，长一丈余，内有竹床一张，桌子一张，其虎皮大衣一件挂在墙上。桌上有中秋月饼一盒及书数册，书下压有稿纸。下午二时三十分，检察官陈光虞、主任书记官张体坤、翻译官黄文正在战犯拘留所楼上法庭开庭，拘留所杨代所长到楼下囚室命酒井隆换衣出庭。在法庭上，陈光虞问明年龄籍贯等后，说：“本案已定，今日执行，有何话说？”酒井隆闻后，甚为惊异，但仍故作镇静，稍停回答：“现在无话可说，但有遗嘱等均在房里，今天给我时间整理整理。”陈光虞说：“不行，时间不允许！”酒井隆又提出希望见一见日本联络部的一个熟人。但执行令已下，检察官准许酒井隆回囚室半小时处理后事。

    酒井隆回房迅速换衣，并写出遗嘱。遗嘱开头用中文写：“9月13日午三时，突然刑死，早有准备私金四万五千元……”以下写日文，写毕。整理法警送来的他的物件，计：大白布包一个，内有咖啡色绸面狐皮袍一件、毛衣一件、毛背心一件、日本军服一套、军裤一条、黄衬衣一件、白袜两双、枕套一对、绿军毯一条，连同高级香烟一条，声明留交日本联络部。又皮箱一只，内装呢大衣一件、白衬衫、汗衫、袜子、牙刷、毛巾等物。另外有纸盒一个，计有日记本十本及书籍等。这时陈光虞等来了，酒井隆再三嘱托一定要把这些东西转交给家人。陈检察官当即点头答应：“一定给你送到！”此外，酒井隆拿出一个便条，是致天皇表示敬意的，法官也答应转给日本联络部。于是，酒井隆遂立正一鞠躬。

    酒井隆坐上国防部之黄色新交通车，领先在前，其后是记者们坐的车子共三辆，监刑官坐中型吉普随后，最后是一辆满载荷枪士兵的卡车。车队引人注目，出中华门至雨花台，但由于酒井隆整理遗嘱及衣物占了三十分钟，故执行他死刑的时间也顺延了三十分钟。

    枪毙酒井隆，9月14日南京市各处遍贴这个战犯罪状，原文部分如下：

    “案查战犯酒井隆，参与侵略战争，在香港广东等地，纵兵屠杀俘虏伤兵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枪杀平民、滥施酷刑、破坏财产等情，事实昭彰，罪证确凿，业于本年8月27日经本庭（中略）判处死刑，兹奉参谋总长陈（注：指陈诚）本月13日电令：‘……原判依法判处死刑，尚无不当，经呈奉国民政府主席批令指复照准，即希遵照克日执行具报为要。’等因奉此。特于即日下午三时，将该犯酒井隆一名提案验明正身，押赴刑场，依法执行死刑。除呈报外，令即布告周知。此布，计开战犯酒井隆一名，男，六十岁，日本广岛县人，住东京。”

    布告之下，围观者甚众。

    （本文刊于1946年9月18日重庆《时事新报》。酒井隆是中将乙级战犯，是抗战后我国处决的第一个日本战犯。因完全是实录，今日读来，犹有史料意义，故原文采用于此。）

    梅逆思平执行枪决详记

    日本战犯酒井隆伏法后，记者群中，即纷纷传说关于梅逆思平处决之消息，后来由有关方面得到证实，说决定梅逆在今晨（1946年9月14日）执行，今晨七时前，各报馆记者暨特派员，早已纷纷出动，准备采访梅逆枪决实况。

    一

    南京早晨天阴，牛毛细雨，轻微拂面。七时十分左右，老虎桥看守所中布置法庭，已经就绪，法警来往，颇形忙碌。

    七时三十分，四个法警到监提取梅逆，梅逆是时尚酣然熟睡，闻声起身，梳洗完毕后，大约知道执行在即，突然发怔，于是就换上纺织衫外罩纺绸长衫，再着灰洋线袜，黑绸布鞋，手中取一白布小包袱，即随法警出监。监房附近，静寂无声，梅逆似稍安心，步上临时法庭，遂向庭上微微躬身。检察官陈绳祖，照例问过姓名、年龄、籍贯、住址后，即说：“你的案子经高院判处死刑，有未知道？”梅逆点头含笑说：“是的！”陈氏又说：“我们已奉到高院及司法行政部命令，今天便要执行！”梅逆听毕不动声色。陈又问：“有无遗言和遗物？”答：“有三封信。”即将手中白布小包一指，并说：“还未写日期。”梅逆欲趋前被法警拖住，他还恨恨地说：“跑不掉的，在这儿有什么关系？”当时法警即将二长桌拼成一座临时法庭，分开一张移近梅逆。

    二

    梅逆之三封遗书，一封呈“蒋主席勋启”，一封致“司法行政部谢部长，谢常务次长，洪政务次长勋启”，临刑前他方索笔添上一个“呈”字，底下注名后又加上“谨呈”二字，另一封是给他的弟弟梅祖芳的。几封信的内容大致是：“我为国而死，为沦陷区二万万同胞而死”。致其妻信谓：“爱卿：生平没做坏事，只杀过人而未害过人，你也如是，希望能一本此意，教诲子女，以成国用。”下署“思平”二字。另有致子女信，勉励不负父志，努力向学，以为社会出力。所有信件日期皆为9月15日七时三十五分，他填年月日前忘了日期，在笔拿到手时问：“今天十几了？”法官说：“9月14。”并说：“现在是七时三十五分。”梅逆写毕，悉交庭上，并请检察官将致蒋主席及谢部长二信送到。这时梅逆眼内已有湿润泪水充溢，庭上说：“希望你镇静。”他说：“我很镇静。”又说：“是绞刑，抑是枪决？”庭上不置可否地说：“尽可能减少你痛苦。”他就点点头说：“那就好！”又要求不捆绑，庭上说：“你如听话，我们就不绑。”他又要求庭上转告家属，可能的话，葬他在南京城郊。至此，他又说出最后的怨言，认为法庭去提他时，不正式通知他是执行，未能与同难之友告别，认为遗憾，但突然又说：“法庭这举措是对的，免得惊动大家。”

    三

    时已七时四十五分，庭上下令将他推出，由二法警扶行，后随六名荷枪法警警戒。陈检察官及高院葛召棠审判长皆到场监刑，陈氏发令命令推至墙角执行，语犹未毕，法警祝昆峰已拔枪向梅逆头脑一枪，梅即向前仆倒，弹由鼻孔穿出，瞬即毙命。警士将其身体翻向仰面朝天，并将衣服拉扯整齐，临时法庭即电话告诉首都地院检察处派员来验尸，并通知其家属具领。

    梅逆之弟梅祖芳于法院验尸完毕后，于十时半左右，即往监中收尸。

    梅逆尸体由家属用卡车于十一时半运往中正路中国殡仪馆收殓。梅妻闻处决讯后即携三子女赶赴老虎桥刑场，满面流泪，状极凄苦，后经梅弟祖芳频频劝慰，遂坐门房内守候，及梅尸运出，即赴殡仪馆。中国殡仪馆接到梅尸后，即移入大礼堂，后在化妆室予以整容化妆，定今日下午五时入棺。

    礼堂门口，犹有“梅府丧事”四字，礼堂内有桌一张，至午二时，尚无香烛烟火，帐幕上有“音容宛在”四字，不知是谁所写，然并无梅逆照片。

    殡仪馆前，冷冷清清，空气死寂非凡，大厅上横陈白木无漆棺材一具，既无吊唁之亲友，亦无家人在旁，一切诸事皆委托馆中代办。汉奸下场如此，固非其当初所能料及。

    按：梅逆，浙江人，五十四岁，伪府时代肩任伪实业部长、工商部长，伪浙江省长，战前担任江宁实验县县长，住南京北平路四十二号。

    （本文刊于1946年9月19日重庆《时事新报》）

    梅花山前谈汪精卫

    到南京旧地重游，触动了不少回忆。

    梅花山是明孝陵南面的一个小土山，传说原是吴大帝孙权墓。山上遍植梅树，童年时，红梅盛开，父亲就说：“去吴大帝墓看梅花去！”于是，带了我来赏梅，有时还出钱租了驴子骑着上山观赏。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我随中共南方局的祝华、陈展同志由重庆飞返沪宁一带后，曾来寻梦。当时四下一片衰颓正在修葺，山上新建一个小亭，开了小径。当时我还不知道汪精卫死后就是葬在梅花山上。以后，终于知道：蒋介石秘密下令在1946年1月21日由国民党七十四军派工兵用烈性炸药炸开汪墓并将汪尸火化消灭。为消除爆炸痕迹，在汪坟原地上盖了一座小亭。据传，炸开汪墓后，见汪精卫尸体完整，着马褂、长袍，马褂口袋内有陈璧君用毛笔写的“魂兮归来”纸条，身旁有一本手抄的汪精卫诗稿，诗稿最后一首题为《自嘲》，字迹歪斜，未具年月，诗曰：“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有人读此诗后，依原韵改为：“梦落东溟丑事休，卖国终将积怨尤。莫道世间历炎凉，恶名遗处正春秋。”诗是改得颇具讽刺意味的！回想起来，我1946年3月游梅花山时见到的小亭下面原来正是汪逆墓址。这次重来游访梅花山，山上梅花未开，亭子依旧，游人不多，估计知道往事的恐怕更少。看着梅花山，我不禁浮想联翩了……

    汪逆精卫抗战期间投敌，1940年3月在日寇卵翼下成立伪国民政府，一直担任党政军首脑，是中国天字第一号大汉奸。1944年11月10日病死在日本名古屋。11月12日由飞机运尸回南京，11月23日葬在梅花山上。当时规模盛大，楠木棺材是用六十四抬京杠由杠夫抬上去的。汪逆这样的汉奸巨憝，抗战胜利之前病死，人都说“太便宜了他”，遗憾未见他受到公审。沪宁一带伪政权垮台前后流传过一个政治笑话：

    南京伪宪兵抓到了一个小游击队员，只十二岁，但是他想用炸药炸毁汪逆的“国民政府”。汪逆听说后大惊大怒，叫宪兵把小孩带来要亲自审讯。

    小孩态度倔强，昂首挺胸，怒目而视。

    汪逆：“想用炸药炸毁国民政府的是你？”

    小孩：“是的！”

    “那你是游击队？”

    “是的！”

    “你这王八蛋！这么小也做游击队！为什么不去读书？”

    “因为我爸妈都是游击队，所以我要做游击队！”

    汪逆气恼：“假使你爸妈全是王八蛋呢？”

    “那我就是汉奸！”

    “混账！”汪逆怒吼，“那么假使你爸妈是汉奸呢？”

    “那你就是王八蛋！”

    政治笑话当然是人们编出来的，但从这就可以测知沦陷区百姓多么仇恨汪逆，多么仇恨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时公开认贼作父、颜事敌的那些汉奸卖国贼，抗战胜利后，百姓关注汉奸审判，是必然的事。

    只不过，当时已迅速腐化中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并非不知人民的迫切要求，却由于要打内战想利用伪军和汉奸反共，要敲诈勒索钱财，要掩盖自己与日伪的秘密勾结、投鼠忌器等因素，在惩办汉奸这件大事上采取了包庇、拖延、宽大无边等做法。于是，大失人心。而且尽管公布的《惩治汉奸条例》很具体，很明确，可是国民党上层人物同汉奸有的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执法者不能真正依法办案，他们有的秉承上边意旨网开一面，有的贪赃枉法收受贿赂，有法不依，终于造成怨声载道、骂声不绝的局面。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后来逐渐走向灭亡，原因多种多样，在惩治汉奸上的丧失人心也可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汪逆精卫因死在抗战胜利之前，侥幸逃脱了公审，未得到惩治，但公理昭昭，他的卖国罪行人所共知，在书本上，在人心中，盖棺论定，都逃不脱千古骂名。这也就是人民对他的惩办！

    我在梅花山上远眺四外，云海苍茫，天光荡漾，回溯几十年前那段惩办汉奸时的许多往事，往事并未如烟，它仍十分清晰……人都知道汪精卫早年为谋杀摄政王载沣等被捕时写的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但汪精卫后来却成了大汉奸，早年叱咤风云革命的人，因其贪欲后期竟蜕变成晚节不忠的堕落分子。社会复杂多变，人也复杂多变，如何跟上时代步伐，无负初衷，历史并不缺少殷鉴。

    （本文刊于1995年珠海《明镜报》连载之一）

    头号女汉奸陈璧君

    抗日战争前，我与汪逆精卫有的子女曾在南京大石桥中大实校同学。那时，不少同学常骂汪精卫是亲日派，其实汪逆老婆陈璧君也是亲日派。汪逆秘密通敌，1938年10月日寇希望汪逆脱离重庆另组政府“谈判和平”时，陈璧君是坚决主张出走的。同年12月18日汪逆夫妇率周佛海等就逃离重庆投入日寇怀抱。陈璧君成了汪逆重要助手。汪伪政权二号人物陈公博从香港到沪投汪，同陈璧君的游说也有关。

    陈璧君一直任汪伪国民党中监委。她祖籍广东番禺，以“广东政治指导员”的特殊头衔作为“中央代表”充当广东沦陷区的“太上皇”，把那里作为她的独立王国，罪恶极大。

    陈璧君虚荣、浮华、贪财，而且有强烈的权力支配欲。她支持丈夫做卖国贼，自己有心要过“第一夫人”的瘾，做汉奸期间，到哪里“巡视”都喜欢军乐迎接，夹道欢迎。

    抗战胜利，1946年3月我到南京，听说许多大汉奸都关在宁海路25号和21号，约有数十人，陈璧君也在内。曾看到报上有篇报道，说陈璧君患心脏病，身体肥胖兼患高血压，有她长女汪文惺等陪伴。又听管理人员说：原来要解除被囚汉奸的裤带，但汉奸们坚决表示不会上吊，也就罢了，根据观察，确还没有汉奸想自杀。宁海路看守所属军统管辖，轻易不让人采访。我只在外边转了一圈，看守所是西式花园洋房。其实这时候，陈璧君和陈公博、褚民谊三人早由宁海路送往苏州狮子桥江苏高等法院监狱囚禁，准备公审了，但外面并不知道，到后来才宣布。当时为什么保密，弄不清楚。

    我在1946年9月间曾到苏州专门采访有关审判汉奸的案件情况。当时，伪国府代主席陈公博，伪外交部长、广东省长褚民谊已明正典刑于狱内了。陈璧君判了无期徒刑，终身监禁。我要求采访，但遭到拒绝。据了解，4月中旬开庭审判陈璧君时，南京、上海的记者、民众团体的人士都专门来旁听，苏州平民听审的也多，座无虚席。陈璧君在受审时骄横无比，神态傲慢。法警叫她“陈璧君”的名字时，她竟说：“我的名字是你叫的吗？当年国父孙中山先生不曾这样叫过我，你们的蒋委员长不敢这样叫我，你是国民党下面雇用的人，敢这样叫我？”以后，居然法警就叫她“陈先生”或“汪夫人”。

    陈璧君公审时居然根本否认汪伪政权卖国，这属于死不认账了！她还荒唐地提出：她认为汪伪政权“是一个政治问题，绝非法律问题”，也就是说不能用法律来解决。她辩诉时，竟时而抨击当局，时而讥嘲法官。但罪证确凿，9月下旬就给她定了案，判处无期徒刑。她女儿汪文恂请了律师为她向高院申请复判，但被驳回。

    我后来向法院提出要求，想远远看一看陈璧君，法院答应我“可以远远看一看”。此时，陈璧君已有老态，身体矮胖，短发，肥嘟嘟的圆脸上戴副眼镜，低着头在单人囚室里懊丧地似打盹似沉思。听管理人员说她在牢里常常大吵大闹，脾气僵硬，很难对付云云。

    我曾看到有的小说上用“娇滴滴”等来形容陈璧君的姿态和讲话，这是不了解陈璧君的缘故，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陈璧君长得并不“娇”，有人形容她“脸赤而厉”、“冷若冰霜”。她绝不“娇滴滴”。人都知道她脾气坏，汪精卫怕她三分，当年汪派的人和后来伪府人员见她都头疼。有时客人找汪精卫谈话，时间坐得久了，陈璧君就会出来虎着脸下逐客令，使客人十分难堪。她是个带男性脾气的女人，年轻时有时爱扮男装，性格泼辣。由于是同盟会时期令人瞩目的女性反清志士，她居功自傲，辞色骄横，在国民党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地位。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她的命运与汪逆紧密相连，汪沉浮，她也起落。

    天下事很难预料，1951年我在上海总工会工作时，听说陈璧君1949年4月27日苏州解放后还在狱中，5月下旬上海解放后，她已由苏州押解到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给她治病，也对她很讲政策，订报给她看。最初，她态度很坏，后来有转变……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大约在1952年夏秋之交，我们办《工人》半月刊，要采访一个犯了罪的工人，我亲自去提篮桥提审犯人采访时，顺便要求去看一看陈璧君，见到她仍是圆圆的脸，但红晕已退，显得苍白，仍是短发肥胖，但比1946年在苏州看到时老了一些，正坐在女监囚室中看《解放日报》。听监狱管理人员说：陈璧君要求教小偷小摸一类无文化的犯人学文化，狱中正在研究是否同意她这么做。这以后，多少年里，陈璧君早被我遗忘，但曾有机会看到过一份陈璧君在狱中写的回忆性质的交代材料，题为《为日本谋和平我是现在仅存的罪魁祸首》，写在何时也弄不清。她虽说自己是“现在仅存的罪魁祸首”，但这材料中，主要谴责汪蒋之间不和与蒋介石特务力量在河内刺汪的威逼等事，对于伙同汪逆卖国求荣的汉奸行为似乎并无什么真正的深刻认识。1959年6月17日，陈璧君因肺炎和心脏病死于监狱医院，时年六十八岁。骨灰由她在香港的亲属到广州接走。汪逆夫妇民间有人比喻为秦桧和王氏，抗战胜利后也铸造过类似杭州岳王坟前秦桧夫妇赤露上身反绑跪地的铜像。汪逆逃脱了公审，陈璧君则囹圄终身，其实当时民间反应：陈璧君处以死刑并不为过，判为无期徒刑还是很宽大的。

    （本文刊于1995年珠海《明镜报》连载之二）

    “好梦乍回魂欲断”的周佛海

    大汉奸周佛海纵横捭阖，擅长权术，又是一个私欲极重、工于心计的人。1921年7月，他作为日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私欲不能满足时，便叛党而去，投靠蒋介石，成为国民党政客、蒋的亲信，曾任蒋氏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代理部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要职。到了抗战中，跟随汪精卫成为汉奸卖国贼中主要人物，先后任汪伪国民党中执委常委兼秘书长、政委会委员、伪军委会副委员长、最高国防会议委员兼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警政部长、上海特别市市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等职，掌人事、财务、特务、军事实权，是汪伪政权的股肱，风云一时，作恶多端。他任伪职时，贪恋酒色，生活糜烂，是人所共知。因此，抗战胜利，国人都认为周佛海不杀不可平民愤。但没想到出了怪事。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伪政权解散，重庆国民政府军委会竟任命周逆为“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总司令”，命他统率伪军警及伪保安队“维持上海及沪杭一带治安”。当时上海报上周佛海就以“总司令”名义发表了赫赫“布告”。

    天下事，颠倒黑白，莫此为甚了！沦陷区百姓在敌伪魔爪下水深火热熬到胜利，对周佛海这种帮助敌人对中国人民敲骨吸髓的卖国贼人人恨不能咬他一口肉。如今见他忽然摇身一变仍骑在大家头上，如何忍得下这口气！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舆论大哗。终于，蒋介石集团迫于压力在汉奸的利用价值逐步消失时，先让周佛海辞职，军统头子戴笠又将他及丁默等汉奸用飞机送到重庆藏起来。最后，戴笠飞机出事死亡，在一些大学教授、知名人士点名要求下，又终于在1946年9月将周逆等押送南京，关押在国民党首都高院四牌楼老虎桥监狱起诉、公审，并于11月7日判处周逆死刑。此时抗战胜利已一年零两个多月，拖延得也够长了！

    1946年秋天，我在南京。10月初，报上发表了即将开庭公审周佛海的消息。我以为届时凭记者名片及证件就可以进入。那天上午八时公审周逆，我就早早去了。晨风习习，颇有秋天的凉意，朝天宫前人头攒动。我要进去，谁知公审前准许旁听的入场证已通过各报社、机关发下去了。重庆《时事新报》在南京没有报社办事处，因此我未拿到旁听证。用名片和证件交涉无效，大厅外和大门口外都装有扩音喇叭。关心审周逆的市民群众拥在外边，人山人海。既进不去，我只好在外边听一听。巧的是大约八点，黑色囚车来了，法警将戴黑框眼镜的周逆佛海押下来走进大厅去。他高高的个儿，穿件灰布袍，脸色苍白有病容，这年他四十九岁，头发蓬松，看到人这么多，有点胆怯，低头走路步子倒还利索。他进去后，不多久，法庭审讯，但从扩音器里听不清楚，我扫兴地离开了。

    事后看报，知道周逆在公审时，逐条对起诉书辩驳，说给他“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罪名不公道（其实，百姓当时认为用“图谋反抗”分量太轻，他不是“图谋”，是“积极卖国”）。他无耻地说：“我参加南京政府的前半段，是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是希望能与日本直接谈判和平以挽救危亡。”参加南京政府的后半段是“通谋本国，图谋不利敌国”云云。

    事隔大约一月，周逆被判死刑，但他不服，请了名律师章士钊等辩护。他老婆杨淑慧还花了大量金条上下打点，企求饶命。最后，1947年春，蒋介石亲自出面，发表了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令，说他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究属不无贡献云云，对他特赦。

    周佛海是个玲珑的投机分子，早在他感到日寇将败、民怨沸腾时，就在1942年秋同重庆方面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取得秘密联系，脚踩两条船，为自己留后路，这是事实，但这能赎回抵消他做卖国贼的偌大罪行吗？显然不能。他是从头至尾策划、统治伪政权勾结日寇为非作歹的实力派大汉奸头子。沦陷区人民说：“汪精卫在周佛海手中，周佛海在日本人手中。”其实，汪、周都在日本人手中，不过周佛海实权之大，罪孽之多，在这话中可以想见。因此，周佛海当时受到特赦不枪毙，民众非常不满。

    周佛海独居一室被囚于老虎桥监狱时，1947年春天，估计是“特赦”后，作七绝一首，题为《春夜》：

    那堪忧枕听鹃声，寂寞春宵怨恨深；

    好梦乍回魂欲断，半窗明月照孤衾。

    好一个“好梦乍回魂欲断”！他居然还说什么“怨恨深”哩！其实这句话是该由含着血泪的沦陷区百姓来指着他鼻子说的！

    周逆佛海1948年初因心脏病，死在老虎桥监狱，尸体由杨淑慧收殓，草草埋在南京郊外永安公墓。

    （本文刊于1995年珠海《明镜报》连载之三）

    “抗告”未遂的梅思平

    近年出版的写汪伪汉奸的书上，每每忽略了一个不可小看、不可忽视的大汉奸——梅思平，这是一种疏误。汉奸阵营中，有人认为在整个汪伪政权中，除陈公博、周佛海为汪逆股肱外，论地位之重要，梅思平实应列为第三位。我认为第三位也许排不上，但此人的重要性确非寻常。梅思平在汪伪集团开创基业时，是最先参加的人，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是极受日本重视并与日本谈判的主要角色，是参与绝对机密而且运筹帷幄者。以后，他也一直是“不倒翁”。

    梅思平，浙江永嘉人，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战前历任国民党政府江苏江宁实验县县长、江宁行政督察专员等职，属“CC系”。曾任中央大学教授、中央政校教授。此人个儿不高，小头小脑，眉眼尚清癯，但头发稀疏，头上长了个肉瘤。出名的是能说会写，极有活动能量。抗战爆发，梅思平时为国民党中政会法制专门委员，以中宣部专员名义到香港观望。在港给反共的“蔚蓝书店”主编“国际丛书”，收入甚丰。恰好遇到同乡高宗武在港。高宗武是汪精卫通敌的第一个牵线人，汪精卫过去兼任外交部长时，高曾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他正与日方秘密沟通进行和谈，知道梅思平有能耐，约梅一起与日方接触，二人遂成要角，与日本的影佐祯昭、今井武夫、松本重治等密洽。在这中间，他们以汪精卫代表的名义和日方在上海重光堂订下密约，决定：日方将以汪精卫为对手，支持他建立反蒋反共的新政权，来进行中日媾和，步骤是：由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一项对中国招降的重要声明，汪精卫等设法脱离重庆蒋介石，到国外某地发电响应，对日停战投降，商谈“和平”。1938年10月，梅思平携带与日方协议的密约秘密到渝，通过周佛海等向汪精卫、陈璧君献策当汉奸。汪逆为梅思平在重庆上清寺官邸中设宴，并下定了出走投日的决心。可见梅思平在汪逆降日中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汪伪到上海，筹组伪政权前先成立汪记国民党，梅思平分管组织，势热炙人。汪逆每周在上海寓所召集亲信开会必有梅思平，梅思平任汪记国民党中执委、中常委、中政会专门委员。那时汪伪的重要声明都由周佛海、梅思平起草。与日寇早已扶持成立的伪南北政权“临时政府”及“维新政府”谈判改组伪政权时，汪逆也是总带了周佛海、梅思平、褚民谊等出席的。汪伪南京国民政府“还都”时，汉奸们皆认为伪财政、实业两部最“肥”，伪财政部归了周佛海，伪实业部内定梅思平，只不过，狗多骨头少，汪逆等只好将伪实业部分为工商部与农矿部，梅思平出任伪工商部长。“还都”时发生一件事：日伪商定汪伪“国旗”上要有个三角形黄布条，条上写“和平反共救中国”七字，但强迫百姓在南京挂旗时，不少百姓将黄布条扯去了。日本军方大怒抗议，梅思平代表伪府向日军司令部去道歉，可见他在日伪中的地位。

    梅思平本与周佛海亦步亦趋，后来野心大了，想独树一帜，屡屡与周矛盾。周佛海提拔了一批实力派作宗派，加上特工头子李士群也与梅思平不睦，梅思平生活腐化、名声很臭，于是又同周佛海修补感情，十分接近。周逆佛海留下的日记中，自1940年至日寇投降五六年中，记载与梅思平交往、谈话及商量问题、开会的地方有五百次左右，可见梅有多么重要。

    梅逆在汪伪政府中任工商部长肥缺达五年之久，其间又一度兼任伪浙江省省长，直到日本投降前一年，才调任伪内政部长，他的兼职如伪清乡委员会委员、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等更多。他一直参与伪政权政策制订与人事更迭的机密。

    日寇败降，梅逆于1945年10月间在南京被捕，押入宁海路看守所。1946年5月初在刑庭公审。这是汪伪政权中在南京受审的第一个汉奸，可能就是由于他在汪伪政权中地位特殊的缘故，同年5月9日，就被宣判死刑。

    1946年9月间，梅逆思平被枪毙。大约在9月间，我曾在采访中，见到了梅思平生前写的一份“抗告”。写于何时记不清了，估计应是在他被判死刑之时。

    何谓“抗告”？这是梅逆对判决不服的“抗议”。如此大汉奸，还有如此恶抗告，实在令我大开眼界。

    他自知罪行严重，必死无疑，却仍死硬地写了“抗告”递给法院。这充分说明他卖了国也无悔意。在“抗告”中，他肆意挑拨国共关系，挖空心思为自己的滔天罪行辩解，大意是说汉奸们无罪有功，因为“与日本谈和谋求全面和平”，是为了“免得百姓再受战争祸害”，“对重庆政府并非敌对行为”。他更别有用心地说：伪南京政权的国土是从日本人处夺回来的，延安方面的土地则是从重庆政府处占去的（其实当时的敌后解放区才真正都是用血肉从日寇铁蹄下保卫和解放来的，梅逆反动，一派胡言。——作者），而现在，延安方面的人士飞来飞去成为上宾，而我们却成为阶下之囚，太不公平云云……

    他反共既是本性，更是迎合国民党蒋介石之流的反共的心理。不过，当时人民要求严惩汉奸，也反对内战，这份“抗告”，只博得看到的人一笑，并未公布。我则在看到这份“抗告”后，在上海《大公报》上写过一篇《揭露汉奸无耻的“回马枪”》发表。只是前几年到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寻找当时的《大公报》，由于报纸不全，未曾找到为憾。

    梅思平被枪毙后，其弟梅祖芳是个律师，到南京收尸。当时，为了修补梅思平右鼻梢的那个枪洞，用了五十万元“法币”。盖棺时，其弟居然在棺木上盖上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并作挽联凭吊，有“绝代聪明，掩棺尚待百年评”句。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莫此为甚。

    （本文刊于1995年珠海《明镜报》连载之四）

    “忠”字监囚禁梁鸿志

    1946年秋天，我在上海采访肃奸案件时，注意到梁鸿志的情况，因为他是个老牌汉奸，是原汉奸“维新政府”的“行政院长”，又是汪伪政权的“监察院长”、“立法院长”，在提篮桥监狱关押的汉奸中，数他“地位”最高。

    因此，我采访了国民党上海高等法院的首席检察官杜保祺。据说杜保祺亲自管梁逆的案子。杜保祺高个儿，灰黑皮肤，脸很凶，不苟言笑，穿件灰长衫，给人“灰溜溜”的感觉。

    我说：“梁逆算不算重要的王牌汉奸？”

    他答：“那是个老贼！已判死刑，但他上诉南京最高法院了，申请复判。”

    我说：“听说孔祥熙给他写了亲笔信，帮他辩解，有这事吗？”

    他冷冷地看我，不回答，两只眼很凶，至今我仍记得，听说他也不乏受贿卖案的事，但看得出他是个守口如瓶的人。国民政府审汉奸是没有什么透明度的，因为见不得人的事太多，所以如此。但孔祥熙给梁鸿志亲笔写信作证，说梁鸿志抗战期间曾通过地下工作者向重庆提供了情报的事，后来人所共知；梁鸿志在狱中时曾写过信给孔祥熙表示感激，也是人所共知的。由于抗战胜利后惩治汉奸中，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或因包庇，或因受贿，或因私交，都可以出具“证明”，变戏法似的将汉奸说成是“地下工作者”，已成人们见怪不怪的话题和“手法”。见杜保祺不答，我也不问了。

    我又问：“梁逆被捕后，最初关在上海福履理路‘楚园’，特别优待，独住单间，有年轻的小老婆陪伴，带着厨子办鸡鸭鱼肉吃，吟诗下棋，还学佛说法，外边反响强烈，你怎么看？”

    他答：“那时尚未开庭侦讯并公诉，后来移到提篮桥监狱，就不一样了！他住的牢房也是三个人在一起。”

    我说：“听说在提篮桥，小汉奸要剃光头穿囚衣，梁鸿志仍是优待的，他在牢里还作诗呢？”

    他答：“死刑判决如果上边核准，他的上诉被驳回的话，剃头穿衣的问题也就无所谓了！”

    年月久远，以上的话只是今天大致作出的回忆。后来，我向杜保祺要求，到提篮桥监狱里看一看梁鸿志是什么模样。同大汉奸交谈采访是被禁止的，但仅仅去看一看，杜保祺答应了，说：“我写个条子，你到高院办个手续吧！”

    那是个落着秋雨的下午，我拿了杜保祺的条子，在高院办了手续，实际就是一封介绍信，但注明是仅仅在“忠”字监看一看汉奸犯梁鸿志狱中情况，不许与犯人交谈，时间限五分钟。

    提篮桥监狱很大，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区分监区。梁鸿志等一批汉奸关在“忠”字监里。汉奸卖国贼关“忠”字监，是明显的讽刺，很叫人觉得有趣，也不知这是有意的安排还是无意！？

    我去后，见“忠”字监是一所好几层楼的巨大灰色建筑，很牢固。这监狱显然是英帝国主义营造的，囚室三面墙壁一面是有铁窗的大铁门。铁窗上拦着铁条，给人沉重窒息感。看守人员将我的“手续”送给看守长看后，带我到一间囚室，指着铁窗说：“里边穿大褂的胖高个子就是！”

    从铁窗朝里张望，见里边是水泥地，地上靠墙卷着铺盖，囚室不大，不过丈把长，四五尺宽。六十四岁的梁逆坐在铺盖卷上似在闭目沉思，嘴里好像念念有词。我觉得他可能是在吟诗或作诗，有点摇头晃脑。他剃的小小平顶头中央已秃顶，头发花白，脑袋大，耳朵大，嘴大，鼻大，长方脸盘也大。我问看守：“不是说他住的三人囚室吗？”看守说：“这我们不管的！”又说：“时间到了！”五分钟实在太短，看守催我走，我就离开了。后来知道：梁逆判死刑后，怕他自杀，关单人囚室，白天夜里都加强防范。

    梁鸿志是福建长乐人，北洋时代的老官僚。民国初年，段祺瑞执政时他是秘书长。直皖战争后，北洋军阀垮台，他被通缉，躲在上海、大连未被抓到。“八一三”后就沐猴而冠在日本华中派遣军控制下成为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成立伪府，他去担任“监察院长”及“立法院长”。抗战胜利，他逃到苏州躲藏，不料小老婆外出遇到熟人被检举，遂被军统抓到上海。

    我看到梁鸿志不久，他上诉被驳回，大约1946年11月间在提篮桥监狱被处决。有记者报道说：他赴刑场时嘴里还在诵诗。据说他在提篮桥监狱里写了不少诗，自己编成一册诗集，取名为《待死集》，但汉奸的诗，当时也未见谁想去找来一读。

    （本文刊于1995年珠海《明镜报》连载之五）

    “魔窟”头头丁默邨

    身带血腥味的老特务、大汉奸丁默，是被囚禁在南京四牌楼老虎桥监狱阴暗的牢房里的。

    这是一所范围较大、较正规的监狱。那时至少有五列监房，分别用“温”“良”“恭”“俭”“让”五字编号排列。每一列都有十余间囚室对峙，中间是走廊，挂着电灯。有个刑场就在东边的广场上，枪毙犯人时，据说狱中囚犯可以清楚地听到枪响。

    在日伪统治时期，这儿是日本宪兵队的监牢，关、杀过抗日分子，是染满爱国者鲜血的地方。后来，那里也关押了一些普通刑事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监狱，利用这个旧监狱关押犯人。到审惩汉奸时，把普通罪犯迁走不少，腾出些囚房关押汉奸犯。周佛海、丁默被戴笠在1945年9月送去重庆后，隔了一年，1946年9月又由重庆押到南京关押在老虎桥监狱。还有些汉奸，像鼎鼎大名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长官殷汝耕这种老牌汉奸，也关押在此，后来在此枪决。

    我1947年7月初在南京采访，到老虎桥监狱看到丁默时，他早在年初已被判处死刑，正等待执行。监狱看守不准人同他讲话，只准我看一看。

    囚室门是木质的，门上有个大洞，可以递饭，也可以窥视并讲话。

    7月天很热，牢里空气不好，气味难闻，因为是老监狱，也很陈旧潮湿。看到丁默穿着褪色的灰纺绸短衫裤，在囚室里蹀躞来回，似乎是在潇洒踱方步，却又看得出他沮丧、阴郁而且焦灼。

    他骨瘦如柴，身材不高，宽额头，高颧骨，尖下巴，眼睛像蛇，体质似乎很虚弱，听说他有严重的三期肺痨。

    我在洞里朝他看时，他忽然也看了我一眼，我告诉他了我父亲的名字，他颇神经质，嘴里轻轻嘟囔着，也不知自言自语说些什么。但他看我的那一眼，像蛇，给我难忘的印象。我却有一种报了仇的快意！

    当时，我还不知他就要被执行枪决，但没几天报上就登了“汉奸丁默明正典刑”的消息。有的新闻界朋友说：丁默本是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却干起日伪特工来，像这种在军统、中统里反复无常的角色，总是容易被裁决的。

    据说，丁默被执行枪决时，面色惨白，两腿发软走不了路，人像丧失了知觉。这个老特务在主持上海极司斐尔路76号时，杀过许多人不手软，自己被杀却如此害怕！结果，脑门上打了一枪殒命。

    丁默死前，仍希冀像周佛海一样得到“特赦”，但未能如愿。执行前，他心里明白可能难逃一死，所以沮丧、阴郁、焦灼并不偶然。他死时约四十二三岁。

    这个湖南常德人，1939年时，奉中统局之命由香港到上海，劝阻李士群投敌，但他抵沪后就与李士群一同成了日本人的工具。他比汪精卫、周逆佛海等投敌还早，并在日本特务机关控制下和汉奸特务李士群一起成立特务机关屠杀抗日分子。后来上海出名的“魔窟”极司斐尔路76号特工总部成立，他与李士群一正一副主持工作，制造了不少血案，杀抢淫夺，无恶不作。上海滩上，提起丁默的名字，就给人带来一种死亡与罪恶的感觉。

    丁默后来与李士群为争权夺利闹摩擦，李士群依靠日寇特务土肥原与晴气庆胤做后台，在争霸中打败了丁默。丁默受到排挤后，周佛海将他安排去做伪社会部部长，以后他又干过伪浙江省省长，一直还是很得意的。

    汉奸里人都把丁默叫作“丁小鬼”，一方面是因为他个儿瘦小，另一方面是因为他阴阳怪气、阴险毒辣，冷酷而多诡计。丁默是个死心塌地给日寇做鹰犬，给汪伪打江山的卖国贼。他生活腐化，在沦陷区也是出名的。2008年上演的电影《色·戒》中的汉奸特务头目就有丁的影子。

    丁默不愧是特务出身善于翻手云覆手雨的“丁小鬼”。他起初紧跟周佛海，当周佛海与李士群冲突激烈时，他投靠得更凶，但就在这同时，他又偷偷向汪精卫、陈公博、陈璧君的“公馆派”邀宠讨好。他将从周佛海处得到的秘密报告汪逆，取得汪、陈等的信任。

    抗战胜利前夕，丁默兼任了伪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的重要职务。陈公博手抓特工组织，将伪军委会政治部改为伪军委会政治保卫部，陈公博自兼总监，让丁默担任了副总监，掌握实际大权。不久，丁默又调任伪浙江省省长兼伪浙江省保安司令等职。其实，这时的丁默，见大局对日伪不利，暗中已偷偷投靠了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和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所以，抗战一胜利，戴笠就将他与周佛海等一起送往重庆保护起来。可是民愤太大，想“蒋伪合流”的人，在舆论民心的压力下，也觉得不审惩几个知名汉奸过不了关，何况像丁默这种血债累累的魔王。既已特赦了周佛海，丁默身份地位无周逆显赫，那么，杀就杀吧，也自不能怜惜了。

    不过，丁逆受审时并未“示弱”。1947年初审判他时，他强调自己以“原样的浙江归还中央”，“未让共产党抢去”。又说，他任伪浙江省长时，暗中安插戴笠派去的军统分子葛某为杭州警察局长，以示他“有功”。但戴笠1946年3月飞机失事于南京板桥镇附近二十里处的戴山，机毁人亡。丁默想做“抗日英雄”本也不合事实。卖国之罪无可饶恕，留给他的只能是一颗送命的铅弹！

    （本文刊于1995年珠海《明镜报》连载之六）

    卖国成首富的“盛老三”

    谈到抗战胜利后惩处汉奸的事，人们对罪大恶极的卖国贼盛文颐了解不多。但蒋介石国民党“劫收”上海时，军统特务可没忽略他。“劫收”大员都知道“要发财，抢汉奸”的道理，谁“抢”到的汉奸多，就一定可以发大财。汉奸中的富豪，自然更是众“抢”之“的”。盛文颐是个“金银财宝库”，谁都想把他抓到手挤出肥油来。

    所以“劫收”开始，军统捷足先登，早早就将盛文颐以汉奸罪名逮捕在手，并将他囚于“楚园”。

    这“楚园”是一座三层楼五开间的大洋房，前有宽敞的花园，本是大汉奸伪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卢英的公馆，卢英号楚僧，将住宅取名为“楚园”。

    盛文颐被抓进“楚园”军统看守所以后，受到优异待遇。他生于1874年，1945年时已七十一岁，由于吸食鸦片几十年，烟瘾特别大，人瘦骨嶙峋像能被风吹倒，衰老得很，只是两只骨碌碌的眼睛很精神也很精明，看得出是工于心计善于打算盘经营的人。

    那时，汉奸给军统、法院等肃奸人员送了八个字形容其黑暗：“有条有理，无法无天。”这“条”指的“金条”，“法”指“法币”。有“条”有“法”其实并不一定管大用，有的汉奸送了金条法币一样枪毙送命（甚至为了灭口就得枪毙），但花了金条法币自然有时也有妙用的。盛文颐在“楚园”时，由于家人上下用金条法币打点，所以烟盘、烟枪可以送去公开吸食鸦片，其他汉奸都侧目而视。

    盛文颐，因排行第三，人称“盛老三”。他是江苏武进人，清末邮传部大臣、铁路总公司督办、汉冶萍煤铁公司董事长盛宣怀之侄。清朝时，曾任济南、沙市、烟台等地电报局长。北洋政府时，曾任京汉、津浦铁路局长。后来南京国民党政府从未起用过他，他一直失意不满。由于盛宣怀与有些日本人关系密切，又加上他在津浦铁路局长任内与日本陆军及使领馆人员有来往，所以他结识不少日本人。到了抗战爆发，他在上海立刻就勾结日本大浪人里见甫进行卖国。

    当时，日本蓄意继续以鸦片、白面、红丸毒化中国，并依靠毒品来搜刮军费和特务经费。上海沦陷后，日寇就起用盛老三为“宏济善堂”的主持人。“宏济善堂”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实际是公开的贩毒、售毒机关。而且随着日军侵华占领土地越多，开设的分堂也越多。“宏济善堂”实权掌握在里见甫手中，盛老三经营也出大力。当时上海的南市、虹口等地都普遍开设烟馆，日寇在古北口以及安徽、江苏的一些县里，大种罂粟，盛老三靠鸦片大发其黑财，一下子成了上海的大富豪之一。有人认为他是上海首富，确否，无从查考，但他因豪富而成为上海大闻人，在敌伪时期，臭名是十分响亮的！我在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中，曾写到“盛老三”和他的“宏济善堂”，那些情况都是真实的。

    日寇十分重视并喜欢盛老三，因为他将贩售鸦片赚来的大笔款项供给日本，也给若干东京的日本海陆军官及议员等每月固定发放“津贴”，同时他毒化中国，使吸毒者大量增加，种毒者大量推广，对减弱中国国力、危害中国人体质做出了“贡献”。因此，日本人支持他。他有日寇做强硬后台，与侵华日军联系紧密。他在上海贩毒到各地，有很大的潜势力。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又把苏浙皖三省销售食盐的“裕华盐公司”掌握到手里，从此，黑的鸦片、白的盐巴全归他掌握。他官儿不大，威胁却大，连周佛海他都不放在眼里，认为你奈我何。周佛海留下的日记中，有二十余处都提到与盛老三谈盐务的事，可见他见周佛海很容易，而且老是在同周逆办交涉。

    周佛海起先为同盛老三争夺盐务的利益有摩擦，互不相让，最后，则两人都互相让步，携手合作，一同作恶。

    在敌伪统治上海时期，人提到盛老三，有不少传说：有人说他家里金银财宝用箱子装，一箱一箱数不清。到他家里的人，确见他家有金烟灰缸、金痰盂、金鸟笼，连鸦片烟具和脸盆都是金的。

    有人说他家有个库专藏上等鸦片烟土，凡客人去，都招待吸鸦片。他本人烟瘾大得一天要抽无数次烟，夜晚也要一次又一次抽，家中养的鸟闻不到烟味就会因瘾而死。

    有人说他的房产多，上海有好几条里弄全是他的，住宅有十几处，每处都有一个姨太太。他在金神父路（现瑞金二路）的一所大洋房，占地十余亩，里外都富丽堂皇，花园里有亭台假山、珍贵花木，人说比上海出名的犹太富商哈同的住宅还好。家里男女仆人、保镖、司机好几十个。

    有人说，他有一个宠爱的姨太，有只大钻戒足足有二十几克拉重，当时价值上千担白米……

    诸如此类，说不尽他的富。军统逮捕盛老三后，据说房产全部被封，汽车、金条、首饰、股票、证券、衣服家具等自不用说，在他老婆那里抄出的金刚钻和宝石、翡翠就有几百颗之多，这些当然都是沾满中国百姓血泪的造孽钱！

    传说审讯盛老三时与审讯别的汉奸不同之处，是注重的不在案情而在财产，目的自然是要榨干他的财物。所以，他关在“楚园”后不久，就被军统秘密解送南京，这充分说明了这个汉奸的“特殊”重要。

    国民党政府审判汉奸时搞的鬼很多，毫无透明度，有时也不公布审讯详情，这是人民对审奸案极不满意的一个方面，在盛老三的案件上就是这样。

    后来，只听说这个年逾古稀的老汉奸已判死刑枪毙了！至于何年何月何日，则弄不清。估计当是在1946年。前些时看到《民国人物大辞典》上有盛文颐的词条，只有生年，没有卒年，介绍也十分简单，恐是此故。

    枪毙盛老三，他罪有应得。他实在作恶太多，不杀怎平民愤？他的巨额财产的走向，估计是进了军统特务组织和承办案件的法官的腰包，但已无案可稽。就凭这一点，快快地悄悄地杀他灭口何尝不是一种贪赃枉法的伎俩呢？！

    （本文刊于1995年珠海《明镜报》连载之七）

    日本间谍黄濬与“大贞丸”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之心殷切，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支援抗战。但当时的上海及沪宁沿线——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直到南京，也有一些被日寇收买的小汉奸，化装成乞丐、小贩之流，或刺探军事情报，或在日寇飞机轰炸时，用手电筒或其他标志指示轰炸目标。这种小汉奸被抓获后，都立即被执行枪决。在上海的华界闸北和南市小西门一带，就曾有小汉奸被愤怒的群众当场打死或悬挂头颅的情况，说明了人民对汉奸卖国贼的切齿仇恨。

    但，抗战初最令人震惊的一件汉奸大案——黄父子作为潜伏日谍案是发生在“国民党中枢”的。这个大案当时引起无数街谈巷议，也给抗战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如果写抗战中的汉奸史，是不能漏掉这一笔的。

    我在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第一部中曾涉及这个案件。在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中，第287页上借一个被整编掉的杂牌军少将王汉亭之口散布传言说：“南京警备司令部逮获重要汉奸黄执行枪决。这黄46岁，闽侯人，是行政院秘书，与他儿子黄晟一起向日本出卖情报，泄漏了军事会议的秘密。本来要在江阴封锁长江，将日本军舰一起拦截住，黄父子将情报卖给了日本，日舰一夜之间都逃跑了。”

    这当然仅是简略的叙述。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8月13日在上海，日本侵略者又突然进攻闸北，淞沪抗战爆发。当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气氛紧张，进入了战时状态。8月上旬的一天，蒋介石召集少数高级将领在军委会开了一次绝密的重要会议。会议商定一项重要战略：立即由海军采取行动强行封锁长江下游最狭窄险要的江阴要塞江面，一则防止日本强大的海军沿江而上攻击南京，更重要的是可将长江中上游的全部日本军舰及商船近三十艘一起封堵成“瓮中之鳖”加以缴械。这本是一项十分有利于战事的绝密措施，会给日寇强大的打击。谁知，海军正拟在江阴一带布设大量水雷并凿沉破旧船舰堵塞航道时，忽然在一昼夜间，长江中上游诸港口停泊着的日本舰船及在航线上正行驶着的日本舰船，突然全部开船飞速逃出了江阴要塞，驶向上海方向。这些舰船有些本是到重庆、宜昌、武汉、南京等地接载日侨撤退的，日本侨民遂也全部撤光。事后统计，仅两艘日本商船，一艘名“大贞丸”、一艘名“长阳丸”未曾逃脱，被截获。

    这一重要军事措施竟会失败，损失重大难以补偿。机密是怎么外泄的？使国民党最高当局纳闷而且震动。

    当时，蒋介石召见军统头子戴笠、中统头子徐恩曾及首都宪兵司令兼警备总司令谷正伦，严厉要求立即破案。谷正伦责无旁贷，又有心要抢在军统和中统之前有所表现。事实上，当时在南京高楼门那幢花园红砖洋房里的日本总领事馆和日本领事须磨，早在谷正伦手下的便衣宪警严密监视中，这时自然更加作了严密的布置加以注视和跟踪。

    偏偏，同时又发生了另一件怪事：8月26日，英国大使许阁森坐轿车由宁沪公路去上海，事先，蒋介石本拟由南京去上海到淞沪前线视察战况，为了安全，约定与许阁森大使同行。英国当时是中立国家，大使的轿车顶上漆有英国国旗的明显标志，与英国大使同行当然可以保证安全，不怕日机袭击。谁知，当天许阁森出发时，蒋介石因临时有要事需处理未能同行，而英国许阁森大使的轿车在下午两点多钟行至离上海不远的嘉定附近公路上时，忽然飞来两架日机，向大使的轿车轰炸扫射，许阁森身受重伤险些殒命。日寇甘冒破坏国际公法得罪英国这么胡作非为，目的自然是为了想炸死蒋介石。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又怒又惊，如果不是身边有掌握了机密的潜伏日谍，怎么会连续发生这样的怪事？

    排出嫌疑者的名单，继续监视盯梢日本领事馆人员的非法活动，缩小军警宪人员布下的包围圈，这些自然是反间谍部门必定会做的工作。终于，谷正伦侦查出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黄就是替日寇送秘密情报的卖国贼。那时，蒋介石自兼行政院长，黄以行政院秘书的身份参与机密。黄常有同蒋介石接近的机会。他擅长书法及诗词，著有《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蒋介石是很欣赏黄的文才与学识的。他在这两件事发生后，也早已开始怀疑到黄。所以当宪兵司令兼警备司令谷正伦将掌握的确切证据连同报告一并呈送到蒋介石桌上时，蒋介石火冒三丈，黄既通谋敌国，必须立即处死。

    黄，字秋岳，福建闽侯人，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生。清末毕业于北京译学馆，授举人。民国建立后，历任北京政府陆军部承政厅秘书科科长，交通部法规编纂员，交通部秘书，财政部佥事、秘书、参事。1932年8月起，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他早年曾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有个同班同学名叫须磨。这个须磨抗战爆发前后任南京日本总领事馆的领事，黄是个真正的亲日派，与须磨关系密切。政治上的亲日，生活上的奢侈，须磨就用金钱收买黄为潜伏日本间谍。黄之子黄晟，也是日本留学生，供职于外交部，同其父一起出卖情报背叛国家民族利益。这个以黄为首的日本特务情报集团，其成员分布在参谋本部、军政部、海军部等要害部门。据传说，黄父子平日十分贪图享受，在上海、苏州、南京都有豪华公馆。金钱全是卖国所得。

    黄被捕的消息，当时不胫而走，在民间传播甚广。我还记得这事处理得很快。黄父子被枪决是在秋末冬初之时，南京《中央日报》登了消息，很简短，仅是一个小花边框的短短报道，大意是说黄及其子黄晟以汉奸卖国罪被押赴刑场明正典刑。但这则消息在当时是颇引起轰动的，杀了潜伏日谍大快人心。

    有意思的是1937年初冬，我随父亲从安徽安庆搭乘一艘客轮去武汉，上了船，才知这艘客轮名叫“大贞丸”，原来是日本的商船，“八一三”事变封江时，由于黄给日寇送情报，日本舰船都已逃走。“大贞丸”是条未漏网的“鱼”，被俘获了改作我们的客轮运送旅客、伤兵和难民在长江中行驶的。当时，坐着这条日本船“大贞丸”去武汉，在船上与父亲谈及黄卖国的事，至今如在眼前。我在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中写到“大贞丸”的情况有如下描述：“船上机器声隆隆，‘大贞丸’启行了。中日在打仗，这艘日本商船变成中国的了。坐着日本船去武汉，岂非怪事……‘大贞丸’超载，除了大菜间外，所有的官舱、房舱和统舱都像沙丁鱼一般被老人、妇女、壮年、青年、小孩、伤兵、军人挤得满满的。船上嘈杂混乱，吵闹非凡……轮机声隆隆……江水散发着水腥味……船侧甲板上挨个睡满了人。前面甲板上集中了不少伤兵，正在高声说笑喧哗……”这确是当年这艘“大贞丸”航行在长江中驶向抗战中心武汉的真实写照。

    “大贞丸”后来不久是被日寇飞机投弹炸沉在长江中的。

    （本文刊于1998年2月《作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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