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次看见蒋介石

    有人问我：“你见过蒋介石吗？”我说：“不是同他交流，但看到过他，而且不是一次，是一连五次冷眼看他。”这篇回忆是早些年草就的，翻阅旧稿，见还有意思，故发表。

    1948年3月29日到5月1日，面对极为不妙的国内外形势，为了巩固统治，蒋王朝在南京召开了“行宪”的“国民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授权蒋中正可以不受限制，采取他认为必要的紧急措施，将他的权力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4月19日，“国大”选举蒋中正为总统；4月29日，又选李宗仁为副总统。4月30日，通过《全国动员戡乱案》。这是蒋政权在处境窘迫、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召开的一次搞政治骗术的十分反动的大会，又是一场乌烟瘴气、笑话百出、非常混乱，在惊恐不安之中演出的闹剧和丑剧。大会开幕之前，就出现了许多滑稽古怪的事。由于争当“代表”，有的未被承认的所谓“民选代表”，大肆抗议；有人宣布上吊自缢，有人投江自杀；有个姓赵的甚至雇人抬着一具大黑漆棺材放在“国大会堂”前的广场上，他发表抗议演说还站在棺材旁让外国记者拍照片登上报纸；更有一批未被承认的代表在招待所宣布绝食。至于撒传单、贴标语、召开记者招待会的也有。所以开会前，南京城里就乱糟糟了。

    我当时作为新闻记者，采访“国大”新闻，领到了记者佩挂的绿绸条和摄影记者佩挂的粉红绸条。记者席安排在“国大会堂”楼下右侧，但记者可以楼上楼下自由活动，缺席的代表不少，他们空着的座位记者现场采访时不禁止去坐，所以采访活动倒是比较自由。在会议过程中，我有机会五次看到蒋介石，我这篇文章题为《五次看见蒋介石》，指的并非同他会见，而是五次看到他。国民党在1946年6月下旬开始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到1948年，军队大量被歼，战局极为不利，已由战略进攻进入战略防御。由于人民反对，士气低落，兵源枯竭，物价飞涨，整个国民党营垒充满着失败情绪，使国民党大小头目面对颓势均感到惶恐。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仍然要做总统，而且想在“民主”的幌子下取得更大的独裁权力，所以要召开这次“国大”。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在“国大代表”中，不少人并不受他操纵指挥，许多事都不顺他的意，他的心情可想而知。我就是在他这种灰暗心情之下，在1948年“国大”期间一连看到他五次的。这五次，远距离时，约二三百米，最近的一次，仅二三米。我冷眼看他，总的印象是：他努力想保持矜持，摆着架子和威风，装出镇静，有时还微笑，但内心已经悲凉，颇为不安，有时也不能不自我克制，强打精神。他瘦削，脸上的气色则总是不好、不愉快，甚至疲乏、气恼，有时懊丧，呈现老态。他生于1887年，头一年他刚庆祝六十寿辰，这一年他是六十一岁。

    第一次看到蒋中正是1948年3月29日上午。这天，“国大”开幕，按议程，九时到中山陵谒陵，十一时回到城里“国大会堂”举行开幕式。

    中山陵在中山门郊外，自市中心区启程，坐汽车前去约要半个小时。那天白雾蒙蒙，七时半到八时，十二个“国大”招待所和两个特约招待所每隔五分钟开出一辆专车。于是不到两千个“代表”（出席“代表”应有三千零四十五人，但开幕时实到不足两千人）分坐八十多辆大型专车和百余辆小轿车列成一里多长的车队在雾海中抵达中山陵。大家纷纷下车一起涌向三百九十二级高石阶下仰面朝中山陵墓走去。蒋介石是八时五十分坐轿车抵达的。他穿黑色防弹披风，持手杖，步履敏捷，与他同行的是瘦削矮小穿西装的翁文灏[1]，两人边谈边走，中途还在石阶旁的平面石椅上坐着休息交谈片刻，两人显得亲密。这时，行政院长是张群，但“国大”5月1日闭幕后，5月24日蒋介石就委任翁氏为行政院长。这说明当时我看到蒋、翁二人亲密同行并交谈是有缘由的。我这时距蒋不过二三百米，但究竟还是太远，而又不能停下或走近去看。我遂快步上行走到中山陵堂前。这天，陵墓放置棺木的墓室开启了，供“代表”进去瞻仰。我见已有人进去了，遂也走过去随同前边的人走进墓室。走进去的人都由右至左缓缓地绕棺一周出来，正这时，蒋介石由侍从室的人引领开道进来了。我前边的人都停步站立在边上。蒋介石进来时，早已脱去黑色防弹披风及军帽，也未拿手杖，穿的是类似中山装般的草绿色军服，脸上无表情地进了墓室，双目注视着棺柩，走得较快，绕了一圈，就出去了。他经过我身边时，离我仅仅二三米，我是看得很清楚的，跟报纸画刊上常发表的照片很相像。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有挺直的身板、挺直的鼻梁、较高的颧骨和两只精明的显得锐利的眼睛。他朝我们看看，并微微点点头。

    第二次看到蒋介石，就是在这天（3月29日）上午的“国大”开幕式上。开幕典礼原定十一时开始，但会场秩序乱，“代表”们进进出出，寒暄握手，大会秘书长洪兰友[2]不断要求人们静下来，不断要求“代表”们快点各就各座，却一直迟到十一点二十分会场才比较平静。开会铃声“丁零零”响了，穿着黑西装礼服的洪兰友用一口扬州话宣布开会。他瘦弱异常，脸色苍白，传说他吸食鸦片。他报告了实到人数，宣布由蒋中正召集并主持开幕，并由“代表”中年龄最高的吴敬恒领导宣誓。

    洪兰友说完后，蒋介石这时由台左侧走出来了。当时掌声哗哗，镁光灯到处闪烁。蒋介石换了上午的衣服，穿着绿军装，不戴军帽，光着头，踱着慢步走到台中央。大约为要给“国大”的开幕添点喜色，他脸上带着微笑，以后也不时露出一点装出来的笑容。他左胸前挂着一枚勋章，两肩各有五星上将的五颗金星，腰束宽带，他虽有时微笑，不笑时目光很凶，脸色也阴暗，似乎心有不悦。他一出场，洪兰友带头鼓掌，请他致辞时，“啪啪”的掌声又起。蒋介石轻轻干咳了两声，开始照着稿子用他那口浙江奉化官话念起开幕词来。

    他在开幕词中，把这次“国大”说成是“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的一件大事”，“是实现民主宪政的开始”，说“国家整个责任，已由国民政府交还国民大会代表诸君”。然后就是把他发动的内战说成“戡乱”，大肆宣传，并特别强调这次“国大”的使命，只是“行使选举权”。听到这里，会场上马上发出嗡嗡的窃窃私语声。很显然，是“代表”们不同意这么做。这时，蒋介石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停止讲话，掏出一块白手帕来拭了拭鼻子，并且突然提高了声音“呀”地念稿子，用这掩饰他的不快并将稿子迅速读完。

    第三次看到蒋介石，是4月9日上午。本来，蒋介石的意图是让“国大”只行使选举权，选他当总统，再选个副总统就了事。谁知事与愿违，他3月29日致开幕词后，“代表”们闹翻了天，强烈要求“将地方情况反映于大会于中央”；并要广泛探讨当前时局及施政方针。经过“代表”们的大闹，并且通过表决，绝大多数人同意这主张，更改了“国大”的议程，于是4月9日蒋介石只好来作“施政报告”，其他各部部长也随之要来做报告。

    蒋介石来做“施政报告”，说明他在“开幕词”中说的话不算数了，被否定了，他当然十分恼火。他仍穿了军装来，似乎要显得威武些。看得出来他严肃而冷峻，显出他对来做“施政报告”是被迫的、是无奈的。可是为了打出“民主”幌子给美国瞧，他不能不强忍着气。这天早晨，我去“国大会堂”时见大批中央要人捧场似的，早早都到了。在进口处，大会秘书处发给每个记者一个大封套，内放赠送记者的十二英寸的蒋介石戎装大照片一张。是他穿军装佩勋章手握指挥刀略为左侧的坐照。照片上首用毛笔写着我的名字“××先生惠存”，下首署名“蒋中正赠”，并有年月日，盖着红色的印章。做报告时，蒋介石有一种沉重、不快的表情。虽然他不时说些打肿脸充胖子的话，但心情显然不佳，脸上也无开幕典礼时那种故意常带微笑的表情。他照稿宣读，有时也离稿讲几句，先讲了“国大”对“戡乱”的重要，接着谈军事和经济，把军事失败和经济不振，或加掩饰或推诿于中国共产党。他的声音里带有沉重和不快，讲得毫无生气。那时，刘邓大军已进入大别山，我发现这使他特别激动。他承认：“华中的战事要拖延时日”，实际是承认了华中战局使他十分尴尬和为难。

    那天，给我印象最深至今记忆犹新的是讲到华中战局时，蒋介石忽然双手叉腰，脱离稿子，露出一副跋扈而又忧心忡忡的表情，特别提到了刘伯承。他做着手势指着眼睛咬牙切齿地说：“刘伯承，这个独眼龙！厉害得很啊！”他这自然指的是刘伯承、邓小平率军进入大别山进军中原一刀插入胸膛的行动。刘邓挺进大别山后，长江以南都受到威胁，他自然着急。后来，他说：“此次召开国民大会以实行宪法，加强戡乱建国的力量。因此首先要求举国一致，同心一德，戡平内乱，才可保障宪法的实施。”这天，听报告的人有的全神贯注，有不少的人却交头接耳，东张西望，甚至精神不振、打瞌睡的也有。我看到在左侧前排的邵力子，好像在嚼口香糖，后来才知他是在吃花生米，他牙齿残缺，送一颗花生米进嘴，咬来嚼去要吃许久。次日南京一家报纸的《国大花絮》中说：“邵力子吃花生米，咀嚼很难‘触礁’。”

    蒋介石在报告最后，用命令式的语气规劝“代表”们“切不可议论纷纷，争持不决”，甚至要求大家：“程序愈简单愈好，议程进行得愈迅速愈好。”目的是要求大家别来议政，要加快步伐把会快点开完。但实际并未得到多数“代表”同意。

    第四次看到蒋介石，是事先未想到的。那好像是4月17日。自从蒋介石作了“施政报告”后，4月12日，国防部长白崇禧作了军事报告及检讨。“国大”里的会议秩序更乱了。嘘声常常四起，配上跺脚声像打雷，人们有时还大喊大叫一起起哄。出于东北战事失利，参谋总长陈诚是指挥东北战事的，有的人大喊“杀陈诚以谢国人”。再加上“代表”们七嘴八舌什么想法都有，于是会场秩序常常大乱。秘书长洪兰友看到实在没办法控制时，就使出了熄灭电灯的办法，使会场电灯突然全部熄灭，一片黑暗，说是“电灯线路坏了”，只好休会。但这还是解决不了问题。4月17日那天，会场里特别混乱，会议进行中发生了激烈争执。有的“代表”站在丝绒椅子上谩骂，有的“代表”为抢话筒吵骂，有的“代表”跑上主席台去发表演讲，“嘘”跑了想维持秩序的洪兰友。更严重的是有的代表挥拳动手对打。会场里乌烟瘴气，灰尘飞扬。我正在会场里看着这种场面好笑，忽然电灯灭了，又是大会秘书处用了“电灯线路坏了”的老办法，但这天不奏效，打的仍然打，骂的仍然骂。我看了一会儿刚想走，忽然电灯一下又都亮了！这时，我看到主席台左侧有侍从出现，洪兰友也出现了，都站在一边，一瞬间，蒋介石突然来到了主席台上。他像一只老虎似的慢步走了出来，穿的是草绿色不戴领章、肩章的中山装式的军服，光着头，站在台中央靠前端，用他常有的习惯姿态——双手反叉着腰，站在那里，严肃而气恼地看着台下一锅粥的混乱情况。他两道目光很凶。灯光下，他脸色苍白，我感到他很瘦。这时，大多数人已发现蒋介石来了，有些人却热衷于吵骂尚未发现，仍在喧哗。人们还是害怕蒋介石的，大多数人都乖乖地坐在椅子上了。会场很快平静下来。蒋介石到麦克风前用犀利的语气训话了。他可能是洪兰友等请来镇压的，也许是闻讯自己赶来了。反正他非常生气，脸上既有悲愁，也有杀气。但孤单单站在那里使人感到他相当衰老。显然他是在忍，痛苦地在忍。他既不能当场杀人，也不能当场打人、抓人。他只能用训斥的口气像小学教师面对一群顽童般地说：“今天见到大会这种情形，我觉得很不像话！很不像话！……我认为不配做宪政模范！”他必然是想大骂一通的，但克制地仅仅这么说了几句。台下，这时人也并不算多（顶多只是三分之一或小半的“代表”），因为太混乱时又加上电灯熄灭，已有一大半的人走了。余下的一小半人挨了训，鸦雀无声。有个福建的“国大代表”林紫贵，职务是台湾省政府的新闻处长。他历来在会上常放大炮，这天我离他很近，注意到他是站在椅子上大跳特跳的一个。蒋介石出现时，他本来仍在跳，肯定被蒋看到了，但他发现蒋来了，马上就静静坐了下来。蒋训话完后，他忽然举手站立似要解释什么，但蒋挥手，没让他讲。蒋不多停留，回转身在侍从和洪兰友陪同下，仍从台左侧走进去了。他来没人鼓掌，走也无人鼓掌，一场闹剧结束。但蒋介石那种忍气吞声懊丧无奈的神态至今在我眼前仍然鲜明。蒋是专横独裁惯了的人，这天遇到的情况恐怕是从1927年他发动“四一二”政变取得政权后的第一次。

    我第五次看到蒋介石，是5月1日。这天是“国大”闭幕。上午十时三十五分举行。十时三十九分蒋介石由洪兰友陪同进场。他仍像开幕典礼时一样穿着有五星上将肩章的军装，佩戴了一枚勋章，光着头。行礼如仪。穿蓝长袍黑马褂的于右任戴上黑边框老花镜照稿宣读了官样文章的闭幕词。蒋介石冷冷地坐在台上于右任左侧。于右任的陕西话声音沉闷。由于是闭幕式，人心涣散，台下嗡嗡交谈之声不绝于耳。于右任念毕闭幕词后，蒋介石起立致辞。他讲得不多，但表示要“创造光明之前途”。这时，他虽已如愿当上了总统，但“国大”开得他十分烦恼。在选举总统时，有近三百人没投他的票。而且有人在蒋介石的名字上打了“×”，有人把蒋介石的名字划去写上了孙中山，还有人在“蒋中正”与“居正”这两个“总统候选人”的名字中加了一个“不”字，使选票上的“蒋中正居正”变成了“蒋中正居不正”。在副总统的竞选时，他蓄意要孙科当选为副总统，结果却被李宗仁将副总统弄到了手。“国大”开会一个多月，蒋介石劳心劳神、受气伤心，所以我看着他，觉得同开幕式上相比，他气色既不朗润，精神也不矍铄，反倒是看上去有些疲劳、衰颓。开幕时装出来的笑容在闭幕式上一次也未再出现。他带着倦容，仿佛急着把话说完就完成任务似的。当时，他当选“大总统”，民间把他叫作“大肿痛”，倒很切合实际。老百姓很明白，蒋政权和蒋介石民心失尽，战局滑坡，经济衰败，民不聊生。蒋介石早成人民公敌。他在蒋政权和国民党内部指挥早已力不从心。国民党不仅腐败而且分崩离析。“国大”开会所出现的种种滑稽而又丑陋的事情都说明了这一点。

    在1948年春天，连续看到五次蒋介石，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在中国统治许多年的独裁者垮台前留给我的印象的纪实。记下这些，就像给历史留下五张当时的旧照片。从蒋介石的身上及“国大”的情况来看，我当时就预感到蒋政权要垮台。但绝对没想到竟垮得那样快！“国大”闭幕后不过近八个月，1948年底，蒋政权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遭到了全面的崩溃。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在南京发表了“引退”声明。到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蒋政权二十三年的统治中心南京。蒋王朝升起在“总统府”上的旗子被扯下来，这象征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成立了！

    （本文初稿写成于1949年底，1967年被毁，2003年重写，收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的《人世绘》）

    注释：

    [1]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1912年获比利时罗文大学物理及地质学博士学位。1931年代理清华大学校长，1938年任经济部部长及资源委员会主委。1948年5月任行政院长。新中国成立前夕赴香港，1951年回国任全国政协委员。1971年病逝。

    [2]洪兰友（1900-1958），江苏江都人，历任中国公学、国民党中央政校教授，中央考试委员会秘书长，国民党五届、六届中执委，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委，国民党中政会代理秘书长。

    蒋经国“打虎”记

    1948年4月，在国民党召开的行宪国民大会上，蒋介石当选了大总统，李宗仁当选了副总统。有人把“大总统”叫作“大肿痛”。事实上，这时在内战中，国民党形势已很坏。到夏天时，整个华北，只剩下济南、新乡、太原、北平、天津、唐山、锦州、沈阳、长春等这些孤点。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工人罢工，学生掀起学潮……那真是一副要垮台的样子。报上总是用“物价如脱缰野马”或“物价如断线风筝”等形容物价的高涨。尤其是上海的黄金、美钞黑市价一日数变直线上升，其他物价跟着飞涨。7月底，蒋介石在杭州召集行政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等秘密开会。到了8月19日，各报突然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要旨是：限期9月30日前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币，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发行金圆券，总额以二十亿元为限。三百万元法币兑换一张金圆券，限于11月20日前兑完。每两黄金兑金圆券二百元，一块银币兑金圆券二元，一美元兑金圆券四元。

    这是剥夺人民钱财企图挽救危局的一种敲骨吸髓的勾当。由于上海的经济形势会影响全国，与此同时，成立了“行政院上海区经济管理督导员办公室”，任命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为正督导员，蒋经国为协助督导员，督导经济。上海市全由蒋经国主持，赋予他行政军警指挥大权，以加强经济管制。当时，报载法币发行量已经达到了六百六十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四十七万倍，而物价较抗战前上涨了六百余万倍。

    蒋经国似乎是个说干就干的人，8月20日清晨，他亲率“行政院戡乱建国大队”、“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青年会联谊会”等亲信骨干组成的大批部下，从南京坐火车浩浩荡荡到达了上海。

    我一清早就到北火车站等候采访，到达时，见上海《新闻报》《申报》、中央社上海分社的记者都已经到了。火车未晚点，不多久，火车进站，欢迎的人多，人声喧哗中看到了蒋经国从车上下来了！我是第一次见到他：不到四十岁，从外貌看，同老蒋不大相同，他脸带笑容，颧骨不高，中等身材，长得壮实，嘴大唇高鼻梁不像老蒋直，仅在眉眼神情上有时候发现一些相似神情。他穿着朴素，一身半旧的浅灰中山装，既不挺还带点皱，脚上是一双普通黑色鞋。我早听说1925年国共合作时期蒋经国仅十七岁就去苏联中山大学留学，传说吃过很多苦，抗战开始才回国。老婆是苏联人。他回国后，在江西干过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以后做过三青团和政工方面的差使，如今已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常务委员。在军乐队吹吹打打奏起的乐声中，蒋经国满面笑容同来欢迎的上海市长吴国祯、警备司令宣铁吾、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警察局长毛森等热情握手。戴着眼镜的吴国祯的圆脸上微笑着，铁青色脸的宣铁吾的油光脸上狞笑着，高个儿的方治的长脸上诌笑着，小眼凶狠的毛森的瘦脸上也咧嘴讨好地笑着。

    蒋经国带来的“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的一批部下，立刻分头散发了以蒋经国署名的《上海向何处去》的传单。

    我看那铅印的传单，上面写的是：“……我们相信，为了要压倒奸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的生活，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失，上海人是永远不能安定的……”

    “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能发横财，是由于他们拥有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二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如与商人勾结，政府要加倍地惩办。”

    这传单上的文字、语气，与平时报上用惯的文字、语气不同。文言气息少，白话气息多，语气颇凶，大有捧着尚方宝剑来者不善决心“打老虎”的味道。

    《申报》的记者老陈站在我背后，手里也拿着张传单，说：“看到没有？要拿商人开刀了呢！奸商之坏确实是怪现状，可是物价飞涨归根结底是打内战打的呀！治了奸商怕也没用呢！”这时，蒋经国一伙已被欢迎的人群众星拱月般拥着出站去了，军乐队的敲打也停了。我决定离开，但一个新的念头出现在脑际：蒋经国的督导员办公室设在外滩中央银行大厦里，那里面对船舶拥挤的黄浦江，近处就是热闹繁华的南京路。我决定到那儿看看，再回报馆办事处。办事处在爱多亚路外滩附近，距南京路外滩不远，去督导员办公室看一看，再写这篇报道势必会使内容厚实一些。

    赶到南京路外滩中央银行大厦那新挂着“行政院上海区经济管理督导员办公室”白底黑字的大长牌子的大厦前，我递了记者名片走上二楼。走进一大间宽大又显得阴森的办公室，里边坐着几个衣着朴素的工作人员，都在忙忙碌碌地整理公文、阅读文件或清点刚印好的铅印布告，空气里弥漫着油墨味。有个中央社的女记者穿着简单朴素上来同我交换了名片，请我在边上一间小会客室里坐，寒暄后告诉我：“这儿主要是接待，也接受告密，处理群众信件，兼做宣传秘书工作，由蒋经国的高秘书负责。”并说：“小蒋这次来，决心很足，只打老虎，不拍苍蝇！打祸国的败类，救受苦的同胞。他提了个口号很精彩：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看来，他是会开杀戒用人头平物价的！”我问：“物价能平得了吗？”她说：“做什么事都看有没有决心！有决心总能把事办成的！”但又叮嘱我：“我和你是同行，谈的只算私房话。你不必把这些话都捅出来！”

    我点头，又问：“物价能平得了吗？”

    她说：“小蒋规定：所有商品，必须停留在8月19日的市价上，他把这叫作‘八一九防线’，现在已经选拔了一万二千多名青年，拟组成二十个大上海青年服务队，配合军警行动。上海经管局、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宪兵都一齐出动，审查账目，查封仓库，勒令金融界、工商界人士带头交兑黄金、外币、银圆、外汇，凡违背法令触犯财政紧急措施条例的，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商店吊销执照。我看，这样干，可能总有效果。小蒋是要动真刀真枪的！”

    后来，见她不再多说什么，我觉得也不急着就写什么特写通讯，因为捧小蒋我不愿意，贬他也不合适，需要看情况的发展再决定写什么怎么写，就谢了她告辞出来。

    这以后，外滩中央银行门外排着长龙曲曲弯弯都是将金条外币去兑换金圆券的百姓。蒋经国的“经济戡乱大队”的队伍常在热闹的街道上游行喊口号，喊的口号是：“枪毙奸商！”“不许奸商兴风作浪！”“拥护蒋经国督导员铁腕督导！”“坚决打老虎，大奸商就是大老虎！”“凡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例都一律法办！”“戡乱建国！”……每次游行，每个队伍拉拉沓沓总有一百几十人，举着宣传牌子和标语大声喊叫着，杀气腾腾，威风凛凛。但物价仍在涨，乞丐和小瘪三沿街乞讨，四马路、大世界一带白昼都站着许多出来拉客的“野鸡”，八仙桥和石路一带有些百货店和绸缎庄都在敲敲打打大拍卖。我还记得一件事：我去理发馆理发，付了二百四十二万元法币（法币可以用到11月20日作废），但当时金圆券刚发行，在林森中路（即现在的淮海中路）上吃一客罗宋大菜（白俄开的俄式小西餐馆）只要一元金圆券（可吃一碟汤、一块猪排外加面包和红茶）。

    可是，金圆券发行不到半月，物价就失控了。上海在“太子”蒋经国的“督导”下，限价仍死死固定在8月19日的价格上，由于市民认为金圆券没有信用，从9月底起，市民纷纷持币抢购各种货物。

    10月初，上海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四家大百货公司，以及许许多多大商店、绸缎庄、日用品公司，都人头攒动。起先抢购者还有选择，后来则什么都买，货物价钱愈高的愈有人买。天气虽开始转凉，冰箱却销售一空。呢绒毛料早就卖光，金手表成为珍品。金首饰、钻戒、珍珠项链、收音机等销售看好。服装店、绸缎庄、鞋帽店、杂货店、食品店都拥挤不堪。上海的繁华地段，如南京路、林森中路、金陵东路、四马路都人声鼎沸。商店货架很快全部扫光。一些商店不到下午三点就上了排门。上海的抢购风很快就波及其他大城市和蒋管区。

    人心动摇如山倒。东北、华北、山东的战局败得一塌糊涂。金圆券的实际购买力日见下跌。上海市民醒悟，发觉上大当了！人们抛出了金银外币换来的金圆券买不到东西而愤怒怨恨，抢购范围越来越广，连棺材、寿衣都有人抢购了屯集。中央银行门口早没人排队。商店大多关门。开的店橱窗空空，一片惨象，餐馆、酒楼、菜馆营业不正常了！起初，有的关门，说是无货供应。后来，被勒令开业，上排门算违法，要老板拿出全部库存供应，限定一桌酒席最多只能八个菜，一个人上馆子只准吃一个菜。西餐店因为买不到鱼肉和蔬菜，改卖面包和炒饭。各类物资的黑市价格不断上涨。

    蒋经国来上海打虎之初的那股锐气与威势衰退了！“经济戡乱大队”也不再耀武扬威地去街上大游行喊口号了，商人纷纷停业、歇业，隐藏物资，囤积商品。蒋经国出动军警在市场、库房、交通场所到处搜查，不但抓人，还开始杀人。想杀鸡吓猴。

    蒋经国先后将上海警备区经济科长张亚民、稽查处第六稽查大队大队长戚再玉等以贪污勒索罪处死，将财政部秘书陶启明以利用职权泄露经济机密牟取暴利等罪名处死，将富商王春哲以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罪名处死。因犯经济罪被他逮捕入狱的商人大户达六十四人，包括海上闻人杜月笙的三少爷杜维屏。但在市民眼中，这些人仍算不得是大老虎，多数仍是苍蝇。而且，原来规定金圆券发行不超过二十亿，实际一下却发行了二百亿元。蒋经国的“戡乱建国大队”、“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五六千人，不断向上海全市各行业实施物资总检查，情势却仍在恶化。

    传说雪片般飞来，说蒋经国查封了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任总经理的扬子公司。扬子公司赫赫有名，是个欺行霸市违法乱纪的公司。他们只做现货交易，不做订货交易，只收黄金美钞，不收中国币，利用特殊权力套用国家外汇指标从美国低价进口或走私汽车、汽车零件、西药、英美呢绒等物资，高价转手卖出，大发其财，这确是一只大老虎。但蒋太子不是武松，打不赢这只大老虎。上海《大公报》9月25日刊出了一首《打虎赞》，说：“万目睽睽看打虎，狼奔豕突沸黄浦”，“雷声过后无大雨，商场虎势尚依然”，“世界到处狼与虎，孤掌难鸣力岂禁？”许多人讥笑蒋经国：“他来上海时说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现在看到的是只想拍苍蝇，不敢打老虎！”

    蒋经国看到上海这种混乱局面，10月6日在广播电台发表了讲话，先摆出功劳说：“政府实施财经紧急处分令后，物价之上涨予以制止，此政府与人民同心协力合作之结果，已获初步成功。”对于抢购，蒋经国认为，“这种心理是不正常的”。他坚决表示：“限价政策不可改变，宁可忍受一时，决不破限！”最后，要求市民“忍耐一时痛苦”。民间这时流传着一首《平价谣》，共四句：“平平涨涨平平涨，涨涨平平平涨涨，涨涨平平平平涨，平平涨涨涨涨涨。”

    本来，有的人吹嘘小蒋是“蒋青天”，把他言传得像包龙图一样。以为他拿着尚方宝剑来上海，谁知他碰了扬子公司，这公司是孔祥熙的公子孔令侃所开，蒋夫人宋美龄亲手干预，孔公子平安无事飞往美国，一走了之。蒋经国“打虎”的威风不再。老百姓说：如今的法律像蜘蛛网，条文不少，只能粘住些小虫小苍蝇。结果，抢购势如狂潮，金圆券狂贬，上海人怨声载道，经济管制已管不下去。听说蒋经国气得天天喝酒，喝得大醉，甚至狂哭狂笑。10月底，行政院决定从11月1日起取消限价政策。失败了的蒋经国11月5日正式发表消息辞职，并发表了《告上海市民书》，说了些漠不相关的话，也老实承认：“七十天的工作中，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反促进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人们都知道他懊丧，消极地到杭州闭门思过去了！蒋经国打虎这场闹剧从头到尾就是这样演出的！

    （本文刊于2013年12月《四川文学》，原标题为《我见闻的蒋经国“打老虎”》）

    采访于右任，竟得新诗词

    1946年9月26日上午九点多钟，我在南京城北宁夏路二号于公馆采访了于右任。

    当时，于氏刚从新疆返京。他是6月26日奉派由南京专程飞新疆去迪化（今乌鲁木齐）监誓的。这一年7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新疆省政府成立。新疆的情况和环境当时错综复杂，纠纷不少，“为了唤起国内的重视和加强新疆人民对祖国的观念”，“新疆方面电请南京政府指名要监察院长于右任到迪化监誓”。所以这位六十七岁银髯白发的老人奉派乘机先到西安转往新疆。但早晨飞机起飞一小时后，油箱突然漏油，驾驶员只好急忙折回南京进行处理后重新起飞。下午二时抵达西安上空，却逢暴雨，浓云密布，盘旋十多分钟，飞机才安全降落。这些险情，当我问起于氏时，他已经把它当作笑谈了！

    我在宁夏路二号的客厅里采访于氏，客厅里客人不少，于氏坐在上首中央的一张沙发上，两边的沙发和椅子上都坐满了访客。知道是记者采访，有人让出了靠于氏最近的那张沙发，让我便于交谈。于氏脸上有风尘之色但兴奋、健康。他西行返京后，外边就已传说他在新疆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解决了若干不易解决的问题。见他情绪颇好，客人又多，我决定开门见山地提问，并请他谈谈此行的情况及感想。

    于氏在新疆总共逗留了七十天左右，时间很长。7月1日新疆省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全体委员的就职典礼以及盛大的各族庆祝和平大会上，他亲临监誓，简单致辞，目睹各族群众的欢呼喜悦，一片团结气氛，事后曾填词一首。他叫副官将一首手抄的词拿来给我。词如下：

    青杏子·迪化和平大会后作

    大地现光明，睹天山洁白层层。何人创造新生命？和平万岁，和平万岁，万岁和平！

    这首词把迪化的宣誓会称作和平大会，是由于这年6月，张治中完成了同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代表的和平谈判，改组新疆省府。张治中任西北四省军事长官兼新疆省主席，新疆平息战火实现了和平。于氏告诉我，此次在新疆从7月2日到7月底，他每天上午九时至十二时，都在新疆监察使署接见各界人士，探索民情。各界人士的请求与意见不外下列四种：（一）盛世才时代查封产业请求发还的事项；（二）河西移民到达新疆垦殖而遭遗忘请求救济的事项；（三）伊宁事件阵亡将士遗族请求抚恤事项；（四）维吾尔族与汉族通婚事项。于氏在抚慰和张治中的协助下，都一一做了妥当的处置，但在那种关系微妙的环境下，突发的困难不是没有的。7月10日，在南花园，新疆各族工商各界代表一千多人欢宴于氏，所喊的口号中均未提中华民族，于氏最后致辞时，就补充了中华民族万岁的口号，终于他的口号声也引起了掌声。伊宁来的委员们听了，也终于露出了兴奋而敬重的笑容。

    历代以来，新疆以偏僻之区颇少大员亲临，以于氏的声望地位，在新疆遂引起狂热的欢迎。他到了疏勒，欢迎的行列竟有万人以上。喀什人欢迎他时，汽车无法通行他就下来在人丛中步行，足足走了三十华里，才到达专员公署。

    在客厅中，与于氏面对面访谈时，我不由得想起抗战前多次随父亲到过的这个宁夏路二号于公馆，旧地重来，往事历历，感触良多。那时，我仅是十多岁的孩子，那时父亲让我叫“于老伯”，带着我看他写书法，在他家与他一桌进餐。我也认识于伯母高仲林和她的大女儿于芝秀以及于氏的外甥周伯敏、秘书李祥麟。那时，宁夏路二号的洋房新盖成不久，他家中也是宾客极多。现在父亲早已不在，我已是二十几岁的青年，经过八年抗战，宁夏路二号的房子经过战火，被敌伪占住，侥幸并未受到大的破坏。抗战胜利，屋归原主。正因为过去的关系，我的采访特别顺利，于氏对我显得慈祥而且目光亲切。从窗口望出去，抗战前见到过的雪松与龙柏，都粗壮、挺拔、苍翠葱茏。我觉得老人的心情很好，看来虽然长途劳顿，但他仍不惮其烦地回答着我的问题。

    “这一次从西北回来，我的心情是愉快的。新疆人民本无成见，只要以后政治进步，一切均无问题，新疆的情形是会一天好似一天的。”

    “我此行共历七十日，去时飞机遇险，回来时第一天本拟歇脚兰州，但因气候恶劣，中途停歇，次日方经西安回京。”

    我问他张治中在那边的情况。于氏拂髯而道：“他很努力，新疆人民了解他。经济、文化、建设各方面，新疆都应有进步，他们会努力去做的。”

    我将话题转到前新疆督办盛世才。盛世才本在新疆是个土皇帝，又是条变色龙，干了不少坏事，造成许多后患。于氏的语气带有不屑提起盛世才的成分，说：“财产无理封起来的已经发还了。”我又问起汉族与维吾尔族婚姻的问题。于氏说：“这只是新疆问题里的一个小问题。现在已经在设法求得合理解决。其实保守的作风，各地方都有，维吾尔族当然不愿把他们的小姐嫁给汉族，同时汉族有这么多人口，何必一定要人家的女儿，徒然惹起许多不必有的纠纷呢？”

    最后，我因为看见访客过多，已经占用了于右老不少时间，便打算结束采访，请他谈谈对新疆未来的感想。他轻轻地抚摸着银灰色的长髯，吐出了沉重的语音：“今后的新疆，一定会走向和平的大道。但是，我们该注意的是中国是世界上的一部分，新疆又是中国的一部分。和平不可分，中国既然要受世界的影响，新疆当然也会受到中国的影响。”

    我决定起身告辞。于氏从沙发上立起身来，伸出了手和我握别。我突然想到他此去新疆，随行的多文学之士如名词人卢冀野等，遂提出要求：“希望能给些此去新疆的诗词新作，以便在我们报纸上刊登，相信那一定会得到读者欢迎的。”他笑着点头，让副官拿来了一叠诗词稿，自己挑了几张给我。我表示感谢。他挪动沉硕的身子坚持要送我到外边，我尽力劝阻，他停步在门边。

    屋外，阳光猛烈，满园花草欣欣向荣。我心里由于采访有了收获而兴奋。

    他给我的诗词除最初给我的那首《青杏子》外，又给了我另外五首如下：

    浣溪沙·哈密西行机中作

    我与天山共白头，白头相映亦风流，羡他雪水溉田畴。

    风雨忧愁成往事，山川憔悴几经秋，暮云收尽见芳洲。

    望博克达山不能上也

    幼作牧羊儿，老至天山下。

    天山不可登，君须习鞍马。

    夜宿瑶池上灵山道院不寐有作

    飞渡天山往复还，今来真是识天颜。

    云中瀑布冰期雪，月下瑶池雨后山。

    行远方知骐骥贵，登高哪计鬓毛斑。

    夜深惘惘情难已，万木啼号有病杉。

    早晴新大楼远望

    一雨新晴万卉妍，凉生襟袖寂无喧。

    天山南北都开朗，独倚高楼思故园。

    人月圆·迪化至阿克苏机中作

    人生难得新机会，天上看天山，人间天上，人间天上天上人间。

    卢生作曲，韩生作画，我捋银髯，昆仑在左，白龙堆上，孔雀河边。

    （我在9月27日将写成的专访于氏的特写稿连同他给我的六首诗词用航快函寄出。报社很重视，用辟栏地位全部刊登于重庆《时事新报》10月4日的第三版上。）

    权威人物论释放张学良

    “少帅张学良是个心理学上令人不可捉摸的谜……是最难驯服最执拗而最动人怜的一个。”

    五月里，新任国府委员莫德惠飞到台湾，探望软禁在新竹县井上温泉韬光养晦的张汉卿，引起外界种种的猜测。回沪以后，中央社台北分社便发表了一篇莫氏的公开谈话，大意是“张学良恢复自由为期不远”。同时还披露了一首张氏近著的五言诗：“十载无多病，故人亦未疏。余生烽火后，惟一愿读书。”当这谈话发表之后，莫德惠便在上海一病二十多天。后来虽又回到南京，并谒见了最高当局，但访张的结果究竟如何，至今依旧是个没有揭开的谜。

    为了解答这一个哑谜，记者曾经多方探索，觅取答案，但有关的人都是守口如瓶，无关的人却又臆测难信。写这篇东西的动机是起于三天以前，是由一位有关的权威人物给了记者一些差强人意的答复。那是在他好友上海私邸里，酷热的高温下，我踏进了会客室，他从容地从楼上下来，为记者条条地陈述。

    “胜利前后，释放张汉卿的消息，并非全是空穴来风，政府于每次东北局势酝酿变化时，的确会想起汉卿。当然这一次莫德惠又去台湾，目的也是为了想凭借汉卿，使东北局势或许因之好转。目的既然如此，如果谈判告成，当然释放决不会成问题。所以依这次莫德惠去台湾而引起的种种传说而言，实不是无风起浪的。”

    “但是，这一次莫德惠却并没有成功。以前在贵州时，莫氏去探望张汉卿，谈判失败是种因于外界环境和气氛的破坏，这是说：政府畏惧放出一只可以给对方利用的猎犬来，而那时候的情形似乎是很可能造成这种态势的，但这一次的失败却是迥然两样。”

    “我不能断然说这一次的失败原因是绝对如此，但认定这是有绝大可能的。俗语说‘不见兔儿不放鹰’，汉卿离开东北已经十几年，软禁也已经十年出头了，东北的情势早已沧海桑田，无论政局，无论人事，都已改了样，汉卿在今日出而问事，到底能发生多大效力，引起多少反响，谁也难以猜测。既然这样，释放汉卿，总得要值得才行。因此，在这一个先决条件下，政府如果要释放他，必定要他先给保障，也就是说要先表明态度，为政府拿出力量。”

    “但汉卿不会那么傻，他有一股硬劲儿，这些年来，他的性格最可能的转变有两种：一种是满腔怒火在心头；一种是多读书后，向‘涅’的境地走去。但无论是这两种转变中的哪一种，他都不会干出傻事来。”

    “人事问题和人情关系在中国的现社会里，仍是重要的，张汉卿出来后，在东北总会起些作用，但这仍须视汉卿的努力程度而定。相反的，万一汉卿有个三心二意，干出政府所不愿意的事来，政府也会吃不消的。因此，政府对于释放张汉卿的心理是双重矛盾的。如此，政府当然不会有诚意，不过只是试探性地关心而已。莫德惠对于释放问题是不能全权做主的，即使莫德惠和张汉卿有了默契，但能否得到政府的同意也是难说。这次莫德惠去台湾，可能已经和张氏谈出了一个结果，但这个结果谅必是不能获得政府认为满意的。于是莫德惠病了，台湾之行白跑了，我想这是实在的内幕情形。”

    “其实，目前东北的局势已经明摆在我们的面前，一个张学良，绝对解决不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尤其在最近，时局的演变宛如秋云，而一切重心即是在东北。依我看，释放张学良已非当前急务，东北人士虽然有小部分还惦念着张汉卿，但大都是泛然的想念而已；其他与张汉卿无关的人，也不过是为好奇心驱策，只是打听打听。无论如何，汉卿的释放大约又是搁起了。”

    “那么，张汉卿的悲剧仍将无尽期地演下去么？”我望着对方深沉而严肃的面容急切地问。

    他喷出了一口浓烟，冷然说：“这也难说，不过要紧的是两个因素：一个是东北情势的再转变，可以利用张汉卿产生作用；另一个就是张汉卿本身的转变。这两个因素关系汉卿的释放极大，而且缺一不可。为汉卿本身着想，他目前的遭遇并不能算悲剧，整个中国的现状才是正在炽热演出着的一个大悲剧。如果他逃出自己的悲剧舞台，而跃进中国大悲剧的舞台，那才真是一个道地的悲剧角色呢！”

    时近傍晚，我告辞出来，穿过花园的树荫，踏上街道，火辣辣的太阳依然洒照在地上。

    （本文刊于1947年7月25日上海《现实》杂志。文章题目所用的“权威人士”，即莫德惠。当时莫氏不愿用其真名，我采访时答应了发表不用他的名字。莫德惠〔1883-1968〕，1926年任奉天省省长，1929年任中东路督办。1938年至1945年任参政员，后为“国大代表”。新中国成立前去台湾，曾代“考试院院长”等职。我访问他时，他的老友、当年曾任东北铁路会办的老同盟会员凌铁庵先生在座。）

    记忆中的胡适

    1999年春，率大陆作家代表团到台湾去作文化交流，曾使我有一种似在梦中的感觉。五十年前台湾的一些熟识的前辈、同学、亲戚，大多数已不在人世，有幸见到的也已白发苍苍，自然免不了有一些感慨。老同学宗之珍女士，是已故的北大名教授宗白华先生的妹妹，赠我一件“礼物”，是1948年3月间我写的刊登在台湾《新生报》上的《访问胡适博士》一文。这篇旧作我早已佚失，看了自然又引起了我那段珍贵的记忆。胡适博士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客观存在”，研究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的学者不会不研究他的。我觉得哪怕只写了他的一点一滴，也自有其价值，所以就有了这篇回忆文章的诞生。

    抗战胜利后，我由四川重庆复员回到了上海、南京一带，复旦大学也由四川北碚迁回上海江湾。当时，我还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1947年是三年级，1948年夏毕业），但带有实习性质地兼着三家报刊记者的名义。

    那时，新闻系曹亨闻教授在上海办了一份《现实》杂志，给了我记者名义；新闻系王研石教授在重庆《时事新报》任总编辑，给了我“上海、南京特派员”（即特派记者）的名义；复旦新闻系比我早毕业的同学史习枚（歌雷）1946年去台湾《新生报》（日寇投降，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后，《新生报》为台湾的省报）任副刊主编后，给了我一个“上海、南京特派员”的名义。这样，我用“王公亮”为笔名的记者名片上就有了三个头衔，但实际并不领取薪金，甚至稿费他们也常不付给。不过，进行采访倒是比较方便了，我当时满足于尝试做记者的滋味，并希望取得做记者的经验，就应他们的要求，努力采访并写作。虽然稿件一般情况下总是寄到立即发表，但稿件文字及内容有时也会遭到删改，甚至也有过发表出来的文章与写去的文章变化较多的情况。为这，办过交涉，只是用处不大。我为了不愿失去实习机会，也就迁就地干着。采访胡适博士，就是应重庆《时事新报》王研石先生之邀，也应台湾《新生报》歌雷之邀进行的。

    我在采访胡适后，给这两家报纸各写过一篇人物专访稿，而且都发表了。《新生报》的一篇，1948年3月28日用航空信寄自南京，4月3日发表，题为《访问胡适博士》（就是宗之珍赠我的这篇）；《时事新报》的一篇，因王研石先生开列了些问题让我采访，故内容丰富一些。但重庆解放前夕曾遭大火，重庆《时事新报》存报难以寻觅，虽有热心友人代为寻找，至今未能觅到一份完整的报纸找到原文，颇为遗憾。只是，虽历经五十年，记忆犹在，采访的大致情况与问答内容都不可能全忘。前些年，我创作长篇小说《霹雳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曾写到过胡适，那并不是虚构或按照资料写的，那是根据我同胡适的接触及采访留下的记忆写的。

    见到胡适并采访他是在1948年3月下旬至4月间。那时，在南京蒋政府举行了我们习惯称之为“伪国大”的“行宪国民大会”。我在会上见到胡适博士时提过些问题，也约定了时间对他进行过两次专访。所谓“行宪”，就是按照“中华民国宪法”“选举”“总统”及“副总统”，实行“总统制”。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说这次大会是“实行民主宪政的开始”，并说“从今以后国家的责任由国民政府交还国民大会”。4月9日，蒋介石向大会作施政报告，强调实行宪政，进行“戡乱”反共，并论及经济、军事问题。他承认抗战胜利以来，生产萎缩，经济失调，在军事上遭受重大损失，地盘缩小了等。胡适是“国大代表”，3月间，他由北平到了上海，开协和医学院董事会后，又到南京参加中研院评议会。在“中央研究院”二届五次评议会上选出第一届院士八十一人，人文组的二十八人中，有胡适。胡适当时就在鸡鸣寺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家住（傅也是人文组院士之一）。胡与傅的关系是极好的。据说1945年9月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的令文正式发表前蒋介石曾属意于傅斯年并征求过傅的意见。傅对胡适一向尊重和信仰，向蒋力荐北大校长非胡适莫属。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等也有这建议，胡适遂走马上任。

    对学者、院士、北大校长，对有广泛影响的胡适，我本来是比较敬重的。我一向关注着他。但胡适当时很反共，有机会就要骂几句共产党，内战是国民党发动的，他却总是要共产党放弃北方。在抗战胜利后审讯周作人汉奸案过程中，他写证明帮周作人的忙，引起舆论界的批评。头一年元旦，在北平各机关新年团拜会上，他大肆吹捧“制宪国大”，说国民党所定的那部“宪法”是“世界上最合乎民主之宪法”。在美国兵皮尔逊强奸北大女生沈崇案上，学潮如火，他反对用罢课方法干预政治。他常强调学术独立，可是对蒋介石有好感，蒋很想把他拉进政府。有的报上说这是“想往大粪堆上插一朵花”。他拥护发布“戡乱动员令”。我更清楚记得头一年秋天，冯玉祥从美国给胡适写过一封信发表在北平《世界日报》上，因为胡适攻击冯玉祥带了“四百人在美考察”、“领津贴六十万美金”。这当然不是事实。结果，冯玉祥提出质问后，胡适写信给《世界日报》更正道歉……这些事累积起来，在我心目中对胡适博士不禁就形成了一种看法。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在“国大”开会期间见到胡适博士并采访他的。

    我在会上见到他并与他约定时间向他进行采访时，问过一些问题，他都作了解答。例如当时蒋已当选“总统”，我问他对这次“国大”怎么看。

    他眼珠在眼镜下转动，答非所问但也未完全离题地说：“我觉得蒋先生在近年的中美英法苏五国几个大巨头里，他的环境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以谅解的。他做总统很好……”

    我问过他：先生对副总统竞选支持谁？

    他说：中国的事由武人包办，东一个General（将军），西一个General不好，副总统最好来个文人。

    我觉得他这似乎是反对李宗仁竞选，说：今年初看到报上登过先生写给李宗仁的一封信，对他宣布参加竞选表示赞成，有此事吧？请问作何解释？

    胡适说：早先我曾作过中国公学运动会歌，歌词说：健儿们，大家上前，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欣然，败亦欣然。愿竞选的就竞选嘛，这是民主！

    我说：现在上边支持的好像是孙科，先生怎么看？

    他说：一个总统如果高兴的话，表示一下愿意谁做他的助手，也是正当的。

    我也问过他：对于当前的青年们，先生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他好像胸有成竹，说：我主张党政军团可以与学校合作，对学潮采用疏导的办法，让青年发泄不满和烦闷，发泄完了，再回到学业上来。青年朋友最重要的是能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这些问题都是为重庆《时事新报》采访他时提出的。地点仍是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胡适博士的临时住处。时间是在替《新生报》访问他之后。记得很清楚，那天起立告辞，表示感谢，胡适伸出手来握时，他的手是软绵绵的，有些手汗。这些内容，在我记忆中，都写在给重庆《时事新报》那篇专访中了。我见到的胡适博士每次都穿的中服，整齐干净，但很平常，像个学者。他当时给我留着的印象是：为人比较谦虚、和蔼。他享有盛名，但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朴实而不做作。说话没有太多的顾忌，有时很风趣，很有幽默感。他接受采访时很肯回答问题，似乎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他的倾向性和立场那时也是鲜明的，这就是反共拥蒋。

    现将手边的写于1948年3月28日、在4月3日刊于台湾《新生报》的《访问胡适博士》一文，全文附后，注解是现在加的。

    附：《访问胡适博士》

    3月27日是国代报到的第十日，人数比较踊跃了些，上午的时候报到处的新闻记者们显得非常忙碌。而被包围的目标之一便是传说准备也要参加竞选副总统的胡适博士。他进门时故意戴低了帽檐，借此避免引人注目，却又未曾如愿。签名的时候，水银灯正照着他的脸部，他说了一声：“啊！好亮，哦……”把四周的人都逗笑了，胡博士连忙又解释了一句：“我是刚进城的乡下人。”大家又笑。填表时，在年龄一项，他默算了一阵子，才填作“五十八”[1]。填好表，记者群随他到休息室，于是一问一答开始。

    有人问：“胡博士要竞选吗？”（注：当时外边传说胡适也要竞选副总统，也有一种说法，说胡适可能成为总统候选人。故有此问）他笑着摇头，又坚决地说：“绝对不会。”也有人问起北方的情形，胡氏说：“北方没有什么不好，傅作义、楚溪春最可靠，得人心，得重心，有他们努力，大多人民都心安多了。”[2]人围得很多，但扩音器里播出了“请胡代表到领件处领件”的声音。人群也就跟着散了。我随着报到完毕的胡氏走了出去，向他说明了要去访问的意愿。“我住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欢迎你来玩。”他含笑告诉我。

    这是28日的清晨，地面上刚被牛毛细雨拂洒得湿漉漉的，雨过天晴，庄严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屋顶被衬托得妩媚好看。记者推开了那扇镶玻璃砖的房门，走进了胡博士的住房。

    房里面已经坐了两位客人，他们正在和胡博士天南地北地闲谈，爽朗的笑声时常从胡博士的口中传出来。胡博士大约刚刚起身，站在洗脸架旁，拼命地用肥皂擦脸，脸上有几块蓝色的污迹，一面又掉转头连连地招呼我。那两位客人和我都很奇怪胡先生脸上那几块蓝色污迹。胡先生说：“大概是被盖上的颜色，染了我晚间流出的口水，沾到了脸上的。”说着，他指了指床上的那床蓝绸被盖。

    因为九点钟就要开会，所以胡博士忙得很，许多来拜访他的客人，都被婉言谢绝了，但却例外地接受了我的采访，而且一再地向我说抱歉，因为昨天晚上我曾去访他未遇。[3]据胡博士说：“会刚一开过，我就到王部长（世杰）家中晚餐去了，直到晚上十二点钟才转来。”[4]此前，王世杰曾奉蒋介石命要胡适出任“国府委员”，胡未就。后来，在“国大”开会前后，蒋觉得在现行宪法之下，总统不能为所欲为，不如行政院长有实权，因此想让胡适出任总统候选人，要王同胡商谈。胡适曾拿不定主意，可后来终于表示不干，但他在“国大”期间的4月18日，参加了莫德惠等提出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签署，授权蒋介石可不受宪法限制采取他认为必要的紧急措施，又规定在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可无限制地连选连任，将蒋的权力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一“条款”被通过（但当时有420多人反对或弃权）。接着我们就谈到了筹建蔡孑民[5]先生礼堂的事。他说：“建筑礼堂，完全是由北大校友发起的，所以一切募款事宜，也归他们去办，而且我也不愿意向别人设法弄到这笔巨款。”当我问到礼堂大约什么时间可以建成的时候，胡先生苦笑了，他说：“这可不太容易决定。物价涨得这么高，等到款齐了，东西又涨了，礼堂的命运，似乎不大佳哩！所以只希望政府早日改革币制，物价一安定，北大的纪念堂才可以完成。”说着，胡博士呷了一口清茶。

    “胡先生准备在南京待多久？”记者换了一个话题。胡博士答复说：“要等到国大开会完毕后才能走。”接着又谈到竞选副总统的事上，胡博士风趣地说：“我已决定应该投谁的一票，不过此时不能公开，即令是我的太太，也对她保守绝对的秘密。”他特别着重在“绝对”这两个字，随后又打趣地向另一位客人说：“你也是国大代表，这个秘密你恐怕也不会随便对谁说吧？”那客人听了也笑。这时，我想起外边传说：行政院长宋子文有下台之可能，行政院长的人选传说政府业已圈定，而学贯中西的胡博士就是被提名者之一，于是我就问起了这件新闻。他很幽默地说：“我除了对学术研究有兴趣外，别的事我总是拒绝的。这次来南京，出席国民大会是主要的原因，要是说我来想弄个行政院长当当，那真太冤枉了！”胡博士刚谈到这里，又有几位客人来拜访他，但都又被谢辞了。我看腕上的手表，九点还差五分，正预备告辞，胡氏说：“不忙，不忙！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件大事情，关于募款筹建礼堂的事，是由北大在京校友狄膺及余又荪[6]两人共同负责办理，一切有关募款的收据表册等均已造好，今天就可分发完毕，大概明天就可正式进行了。”

    时间离九点越来越近，胡博士匆匆地跑去开会。我也很高兴地辞了出来。胡博士在开会的时候，一定会分外引人注目，因为除了他的声誉和地位以外，他的脸上那几块蓝色的痕迹，并没有擦干净！

    （本文写于1999年春）

    注释：

    [1]胡适1891年12月17日生，实足年龄五十七岁，虚岁五十八岁。

    [2]傅作义，1947年12月任“华北剿总司令”，1948年2月任“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副主任”；楚溪春，1947年9月任“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总参议”，12月任河北省主席兼北平警察总监。此二人均在1949年1月于北平起义。

    [3]胡博士待人接物态度是谦虚和蔼的。

    [4]胡适和时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的关系那时十分密切。

    [5]蔡孑民，即蔡元培。

    [6]狄膺（1895-1964），江苏人，1919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曾留学法国，曾任国民党六届中执委兼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1947年任中政会委员，1948年当选立法委员，后去台湾。余又荪（1908-1965年），四川人，毕业于北大哲学系，曾留学日本，历任北平民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重庆大学教授兼总务长，后在台湾大学历史系执教。

    上海特别市市长吴国桢

    吴国桢从1946年5月到1949年4月，做过三年的蒋家王朝“上海特别市市长”。这三年期间，蒋家王朝发动内战，失去民心，通货膨胀，民不聊生，面临崩溃，工潮、学潮如火，吴国桢这个市长，像个消防队长似的到处“救火”，却难以奏效。那时，我在上海做记者，遂有见到他的机会，并且专门采访过他。虽时隔半个多世纪，至今仍记忆犹新。

    初步印象

    我在上海，当时以重庆《时事新报》、台湾《新生报》两家的上海、南京特派员及上海《现实》（新闻双周报）记者的三个名义活动。

    1947年5月4日，上海法学院学生为纪念“五四”运动，前往北四川路一带张贴标语，遭警察殴打，有两人受伤，造成罢课。复旦、交大、圣约翰、同济、光华等30余校代表组织“上海学生‘五四’事件后援会”举行声援，5月9日，后援会代表及上海法学院学生共六百多人浩浩荡荡进入市府请愿，同吴国桢进行了五个半小时的谈判。我在这天，第一次见到吴国桢。他方圆的脸，穿西装，个儿不高，黑发从中间分梳两边，态度较好，人也挺干练的样子。当天，吴国桢提出了一个调解方案，例如学生医药费由市府负担，警察以后要注重礼貌。他把警察打学生用不讲礼貌来掩盖代替了，要求学生立即复课，结果当然谈判谈不拢。于是，接下去学潮更汹涌，造成了交通大学学生到南京请愿的事。那天谈判，吴氏给我的印象是：他站在反动政府一边，再能言善辩也无法阻止学潮扩大。因此，1947年5月27日重庆《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我写的《泛滥京沪的学潮》一文，我表露了这种看法。

    以后，在上海工潮起伏中，11月14日，我又一次见到了吴国桢。他约集了许多工会负责人开会，说“工人纪律越来越坏，随时罢工，而效率又特别低……我是同情工人的，但这样行为，实在不可原谅”云云。当时，据我得到的数字，1947年此时，上海全市人口共计396万，有职业者，仅154.9万，而失业人数约有135.3万人。由此可见其他。吴氏当时虽嘴上说“同情工人”，实际却又挤压工人，自然是一筹莫展拿不出办法来面对现实。因此，工潮始终不断。我曾在11月18日写了《上海在不景气中》一文，发表在11月22日的重庆《时事新报》上，较全面地反映了上海经济已经到了总崩溃前夕的状况，也反映了对吴氏的初步印象。

    面对面采访

    正因为上海情势杌陧，我是在1947年11月22日接受《现实》发行人兼总编辑曹亨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的委托去采访吴国桢的。那年我二十三岁。在采访之前，我们以《现实》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吴氏，附去了拟谈的问题及我的名片，信上希望他同意采访并定下时间由我去当面采访。我与曹先生合拟了一系列问题，约莫十几个，其中有的问题是一般的，有的问题则是尖锐触及当局时弊的。为怕遭拒绝而达不到采访的目的，我们决定将平淡的问题放在前面问，尖锐的问题放在后边问，而且在附给吴国桢的那张问题单中，只列举了十个较一般的问题，免得他看了有些问题害怕，拒绝接受采访，而由我将其余尖锐的问题默记于心，便于在采访最后当面提出。

    信发出后，想不到很快就接到了市府交际科打来的电话，约定我在11月22日上午10时40分在市长办公室与吴国桢晤面，于是，遂有了这初次面对面的专访。

    我的专访《与吴国桢论上海当前问题》于1947年11月28日作为头条发表在上海《现实》上，我的署名是记者公亮。我是在吴国桢办公室堆满公文的案前进行采访的。环境很静，他悠悠地吸着烟，淡蓝色烟圈不断从他嘴里喷射出来。他的回答，一半好像和记者谈话，一半好像解答问题。我当初问了“请先生批评以前外国人在上海一切措施之得失”“就上海市政府经费情形而言，有什么意见可告诉吗？”以及“处理上海行政问题，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最难对付的是哪些人？”等等。对此他的回答是很圆滑的。

    吴答：两种人——野心政客与不法商人。我们对扰乱治安者可以按法拘捕，但这两种人却在阴谋捣乱，我们时时刻刻希望求公平与安定，他们却处处歪曲，到处煽动，唯恐天下不乱。

    后来我提到新闻自由问题，他说新闻自由应被尊重。上海以后决不会实行新闻检查的制度。但当我提出最近《观察》杂志遭受干涉一事时，他说他也似乎听到，但是接着又说新闻自由应该尊重，但应在不妨害安定的前提下，否则，也应加干涉。我也没有什么可说，其实《现实》在台湾的发行也曾遭受干涉又将如何说起呢？其他如逮捕学生问题，取缔民盟问题，抑平物价最有效的手段诸问题，吴氏默然不答。

    当时上海的美、英记者，称吴氏为“K.C.”（“国桢”二字英文第一个字母），对他评价较高。经过这次面对面的采访，我对吴国桢的印象是：他表现得平易近人，有点学者风度。临别送我一张他的照片（刊于《现实》封面），告别时并握手，但他使我感到他擅长粉饰，谈吐老练、圆滑，讲话用技巧，善于辞令。他想讲的就讲，他不想讲的就坚决不讲，避之。而且他讲的话均有立场，即使言不由衷或强词夺理，仍然万变不离其宗。

    我这次采访，虽然不算失败，但应当说是不成功的。虽然达到了使他接受采访的目的，我也坦率问了想问的问题，但我问出的一些重要而尖锐的问题吴国桢居然很滑头地挡过或干脆默然不答。当然，滑头地挡住或默然不答也是一种回答，一种立场、态度和倾向，所以我在专访末尾用笔墨抒写了我的不满。还有，我提问中有一个问题：“处理上海行政问题，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最难对付的是哪些人？”原意是想引吴氏谈起奸商投机倒把和他同警备司令宣铁吾间的矛盾。谁知吴氏回答得非我所愿。对他的回答，我感到改和删都不好，而且，吴氏当时以貌似民主的假象蒙蔽了一些人。发表他这些言论，对他是一种赤裸裸的揭露，所以就以“有闻必录”的方式发表了。

    以后对吴国桢的看法

    正由于曾专访过吴国桢，对他有一定的了解，我后来也曾关注过吴氏的表现。

    他受的是美国教育，崇尚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存有对共产主义的偏见，但又“学而优则仕”在专制独裁特务横行的蒋政权里做官，并受到宋美龄的特别重视，其实思想里却有众多矛盾。他跻身官场多年，那种政治生涯使他必然有圆滑和世故的一面。处于蒋政权走下坡路的时期，四处起火，他想灭那种四面燃烧的火焰，自然力不从心，更谈不上有什么建树了。我在那个时期的上海看到的吴氏，就是一个努力想替蒋政权卖力却无法实施抱负、显得非常狼狈尴尬的吴国桢。他后来离开上海去到台湾，但无法左右时局也无法克服心中的矛盾是必然的。当他与蒋经国交恶，甚至险遭特务暗害而自我放逐去美国后，先沉默忍受，后终于爆发“吴国桢反蒋事件”，他公开反蒋，而被撤职并开除党籍，这自然也顺理成章。

    吴氏在美国三十年，晚年寂寞，执教并写书，但思想有变化，虽声言不问政治，关心故土的心情却始终存在。1983年，他的长子吴修广教授回大陆讲学，携回许多见闻，使他吃惊，并使他对大陆的看法全面改变。他曾对友人说：“邓小平先生的文选，我看过三遍，并用红笔加以批注圈点。”又说：“邓先生我极钦佩，如果中国朝现在的方向走下去，再走十五年，未来的世纪将是中、美、日的天下。”

    吴国桢晚年的哲学，主张“怨不可记，德不可忘”。他本来决定1984年9月上旬偕夫人黄卓群一起飞回大陆，畅游故国，偿多年夙愿。但不幸于6月6日上午九时病故，葬于萨凡纳。

    当时，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大姐及上海汪道涵市长等均曾致电吊唁。

    可惜，他未能旧地重游回来看看变化了的故国和新上海！

    （本文于2003年加写了“以后对吴国桢的看法”约600字，后全文刊于2003年第3期上海《世纪》杂志）

    亲临杜月笙六十岁上海寿庆

    那是1947年夏天，8月里有一天在江湾复旦大学里，《现实》的主编、复旦新闻系教授曹亨闻先生找到我问：“你认识杜月笙不？”我说：“由于家庭的原因，我见过他。”曹先生说：“他要做寿了！听说会很盛大的，海上闻人嘛，而且他过去是私立复旦大学的董事，1937年1月他曾拟捐钱给学校建一个‘月笙科学馆’。1944年复旦大学（这时已是国立大学）建新闻馆时，他也是出了不少钱的。你是否可以参加一下他的寿宴并采访一下写篇文章给《现实》用？这对上海的读者是有吸引力的！”我当时答应了下来，但后来在家里把这事告诉了地下党员陈展后，他说：“写这种东西有什么意思？青帮头子！你写他就是捧他的场！犯不着！”我觉得他说得有理，但仍决定要参加一下杜月笙的寿宴，丰富我的采访生活。

    杜月笙原名月生，后改名杜镛，字月笙，上海浦东人，1887年生，这年正好六十岁，他年少时在上海一家水果行学徒，后来加入了八股党，与黄金荣、张啸林结拜为把兄弟，逐渐在上海有了势力和地盘及地位。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时，杜月笙与黄金荣等组织“中华共进会”反共，蒋介石任命他为海陆空总司令部顾问、国民政府军委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以后在上海势力更大，门徒众多，又开设中汇银行，在通商银行任董事长，抗战爆发后他与戴笠建立江浙行动委员会任主任，上海沦陷后先在香港后到重庆，为抗日利用他在上海原有的潜势力做抗日的工作，威势一直很盛。但近一二年内，新闻界的人都听说了杜月笙的一些情况。

    这位“海上闻人”，历来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抗战期间，上海沦陷，杜月笙的势力在上海还有地盘，杜在香港与军统戴笠合作，维持着重庆方面同沦陷区的联系，沟通了物资交流，同日寇和伪组织的汉奸站在对立面。抗战胜利，他被任命为江浙行动委员会主任，先行到屯溪等待，准备参加接收上海。但蒋介石此时见日寇投降，对帮会势力有剪除之心，无培植之意，杜月笙开始失宠，尤其戴笠因飞机失事丧命，隶属军统的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根本不把杜月笙放在眼中，使杜月笙感到难堪。1946年8月，上海市参议会选举议长，杜月笙当选，却又让他以“多病”辞去议长之职，重新选了“CC系”的大将潘公展为议长。杜月笙心情极不舒畅，1947年1月里就离开上海到了香港，说是去“养病”了。养病期间，传说很多，最惊人的是说杜月笙想去延安，说杜月笙在香港同民主同盟人士来往，这下当局就派了“CC系”大将洪兰友去香港迎接杜月笙回来。杜在香港待了五十几天，到3月下旬又回到了上海。回到上海，在轮船码头，受到相当热烈的欢迎，他又匆匆去了一趟南京，据说是去向最高当局解释在港情况的。其实，他是依附蒋政权而存在的，去延安根本不可能，据说是他的人放风抬高身价的。

    现在，杜月笙隆重地做寿了，虽然他向记者发表谈话说“不愿过于铺张”（他是上海《新闻报》的董事，报上常发表关于他的消息），但他的门生、故旧组成的祝寿委员会筹备处早已从7月就开始发动送礼，并通知门徒前来拜寿，同时更请南北京剧名伶名角到上海来演出堂会。霸王请客、张飞敬酒，名伶们谁敢不来呀！但杜月笙很会来事，他做寿，是由于在大上海混世要讲究一个“面子”，在人家眼中，他现在走着下坡路，不大吃香了，正因为此，做寿风光风光，好让人看看他还有力量。他本拟做堂会，但立即又宣布：“目前苏北、四川、两广都有水灾，决定将堂会改为义演，公开卖票，所得全部捐给灾民。”这做法似乎还不错，因为义演的票价最高要五十万元（法币）一张，一张票可抵一石半米。杜月笙还说决定把人家送的寿仪加上义卖的赈灾戏票钱全部捐了救灾。但有人说寿仪虽有几十亿，但通货急剧贬值，物价飞涨。这笔钱放在银行里压一压，转一转，过若干时日捐出来，名义上是捐了，实际这一转一压因法币贬值灾民得到的好处不大，究竟如何是弄不清的。

    我去参加杜月笙祝寿仪式进行采访的那天上午，叫了辆祥生出租车到丽都花园去。我没有请柬，不坐轿车是不行的，没想到车子到达泰兴路丽都花园门前远处时，已开不过去了。司机说：“开不过去了！你看！”说着，一个警察上来挥手叫我的车子快点走开。原来出租车不让过去，能开进去的都是私家的漂亮轿车，车子前方玻璃上都贴有一个“庆祝杜公六秩寿辰”的红纸出入证。许多警察、宪兵都在维持秩序，指挥汽车进出。别克、雪佛兰、福特等各种颜色的车子数不清，前边人也挤得满满的，我只好付了车钱下车。

    来贺寿的宾客真多！我用记者名片开路，一路朝前边人流中挤过去。天热，身上出汗，好不容易挤到丽都花园大门前了，左边正“噼噼啪啪”放鞭炮，外加“天地响”在天上和地上轰响，军乐队也在奏热热闹闹的喜庆迎宾曲。听来采访的《申报》记者陈君说国府文官长吴鼎昌代表老蒋来祝寿了，又看到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也来了。还听说昨晚在爱文义路佳庐替杜月笙暖寿，办了几十桌酒席，盛况空前，一大批“党国要人”郑介民、许世英、钱大钧、王正廷、潘公展等，都到了！于右任、孙科、居正、宋子文、孔祥熙等一百人联名写了一篇祝寿文也送到了……当政的要人同上海青帮大佬的结合令人吃惊。

    看见人们都走进大门里去，我也随人流一同进了大门，也没人查看我的请柬或名片，但进门两侧放着两列长桌，都上置笔墨砚台，有好多本大旋风装的签名簿，有的写明是“贵宾签名桌”，有的是“记者签名桌”，有的是“贺客签名桌”。挂红绸条的男女招待客气地请来宾签名，主要是接待贵宾签名十分恭敬。他们看人签名后，分三六九等，有的陪同入内，有的请到后边去。我写了报社名字又大笔一挥写了自己的名字，发给我一份礼品是一盒红色烫金写着“寿”字的香烟及一份彩印的吴敬恒（即吴稚晖）和叶恭绰亲笔书写的祝寿文，外加一个别针别着佩戴的来宾绿绸条让佩在胸左，请我自由活动。

    有“中央电影制片厂”的人用那种“独眼龙”摄影机在拍摄新闻纪录片。寿堂里人声嘈杂，中央上方寿坛前挂着一幅大泥金绫边横屏，上写“恭祝杜老先生月笙六十大寿”字样。稍下悬挂着一个丈把高的大金“寿”字，正中有个通红的绸缎寿幛，特大，上边是蒋中正署名写的四个大字“嘉乐宜年”，每个字都有尺把长，听说是制成金字用专机送到上海的！蒋这个人，有一套政治手腕，过去早听说他对杜月笙有两副脸，当人面因为避嫌表现得有距离，私下同杜月笙见面却十分亲热。抗战胜利后，他对杜月笙冷淡了，现在怕杜月笙起外心，又笼络了。那天听一个在采访的记者说：“老蒋这次特派蒋纬国夫妇到上海去杜公馆拜寿，还行子侄礼呢！”

    寿坛上的香烛烧得寿堂里烟雾腾腾，铜炉里烧的檀香木散发着悠悠香气。许多寿桃、寿面一盘盘地供着，江湖气息与佛教气氛夹杂。这寿堂本是舞厅，地上滑溜溜的，四面琳琅满目挂的全是大红粉红的寿幛。杜月笙在家里“避寿”，他的几个儿子都穿着长衫，虽有冷气，天这么热仍加着马褂，在寿坛旁含笑迎接拜寿的宾客，欢声笑语此起彼落。

    我采访喜欢单枪匹马独自进行，自由利索，节约时间并且方便，又可得到独家报道，不受牵制。杜月笙这次做寿，来的人确实多，宋子文、王宠惠、魏道明、汤恩伯、杨虎等都来了，有的同杜月笙那些儿子们拱拱手或握手寒暄几句就走了，有的则被请进内堂去了，在部分未被请进内堂的人（包括记者）都纷纷从两侧门里进入后边花园里去了。原来请入内堂的人是摆酒席款待，进入后花园的人则在遮阳伞篷下的许多圆桌旁吃寿面。寿面是素的，空气里洋溢着麻油香。我当然不会去吃这种寿面，转了一圈就决定离开。

    我事先查阅过资料：1931年杜月笙在上海浦东建了杜氏家祠，举行庆祝盛典，那时气势之大报纸大肆报道过，到的头面人物一万多人，放礼炮二十一响，每次开饭，都一千桌左右，要分四五次才能开完。显然，如今杜月笙的威势已走下坡路了！事后，听到人议论，说蒋介石送杜月笙祝寿的四个字是“嘉乐宜年”，实际是劝嘱他乖乖地享享乐度过晚年的意思，言外之意是要他别再有什么新的非分之想！

    杜月笙在上海解放之前一个多月——1949年4月离开上海去到香港，1951年8月在香港病逝，终年六十四岁，离他做六十岁生日仅仅不过四年。他后来葬在台湾台北市郊。

    我在杜月笙做六十寿诞的这天，有机会在上海看到一些场景，也有我独特的感受，但我决定不写什么稿件，只把这种经历当作一种资料储存在记忆中。后来，曹亨闻先生问我写了没有，我说没有写，他问：“为什么不写一写？”我只简单地回答：“上海不少报纸报道捧了场，我不想凑热闹了！”

    （本文刊于2014年第3期上海《世纪》杂志）

    辛亥元老凌铁庵传奇

    一、同盟会秘密会员

    凌铁庵先生，生于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原名凌昭，祖籍安徽省定远县，是著名爱国人士。

    先生自幼好学并习武。因受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仇恨帝国主义侵略，少时曾读武备学堂立志救国，后毕业于江南陆师学堂。1906年，同好友袁家声、张江滔等一道加入同盟会，成为安徽省早期同盟会秘密会员之一。此后先生便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1907年，曾东渡日本接受孙中山先生对安徽革命指示，回国后与同盟会会员的两个哥哥，凌毅（蕉庵）、凌季庵一道，将祖先榜眼府大部分田产变卖资助革命作为经费。

    1911年武昌首义，凌毅为光复南京战斗，凌季庵时为广州起义军总司令赵声之军事秘书，挂印在阵。凌铁庵则在安徽作军事策应。1912年，同盟会会员孙毓筠任安徽省都督，将全省民军编为五个师，凌铁庵受命任第五师师长。二次革命时，凌铁庵任讨袁军皖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五师师长。安徽著名革命党人范鸿仙从沪返皖策划反袁世凯称帝，凌铁庵同凌毅一道参加了著名的正阳关军事会议，讨论决定组织反袁军事力量。1914年初，凌铁庵曾以同盟会会员身份策划了白朗军起义配合讨袁斗争。

    二、白朗以军师相待

    白朗（1873-1914），字明心，河南宝丰人，幼时曾进过私塾，从小在家务农，1908年夏与地主王岐发生冲突，被捕入狱一年余。辛亥武昌起义时，白朗在宝丰组织农民进行反官府斗争。1912年率领豫西一带农民武装起义，1913年春攻克禹县，提出“打富济贫”口号。队伍扩大，先后攻克新野、邓县及湖北随县等地。又回师北返占有河南唐县、方城等地。1913年二次革命反袁世凯复辟时，黄兴派人去联系白朗未成，凌铁庵奉孙中山密令化名赴白朗处联系，运去枪支弹药，赠送一本地图（凌氏教白朗看地图，使他知道地理历史常识，使他知道如何进退），并代孙中山委任白朗为湘鄂豫三省联军先锋司令，白朗对他的指导十分敬佩，以军师相待。白朗被袁世凯及同伙诬称为“白狼”，他在反袁世凯的战争中立场坚定。但1914年1月，凌铁庵奉中山先生命赴沪。他走后，白朗率部下横越京广铁路，取商城、光山等地又入皖攻克六安、霍山。袁世凯派陆军总长段祺瑞率二十万军队围攻，白朗突围西上，决定西去陕甘，然后入川。此时起义军已达到万人，号称“公民讨贼军”，谴责袁世凯“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但袁军强大，起义军长期流动作战，无根据地，损耗无法补偿。8月中旬，白朗率部回宝丰，途经虎狼爬岭时被围，突围时中弹牺牲，年仅四十一岁。噩耗传来，凌铁庵为之痛哭。

    讨伐袁世凯失败，革命党人大批流亡上海。时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凌铁庵也东渡日本，1914年7月8日，在日本东京成为中华革命党第一批党员之一。孙先生命其返沪任中华革命党驻沪主盟代理人。后又代理中华革命党安徽支部长。

    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统一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凌铁庵被推举为中国国民党筹备委员。

    1921年，他与曾任孙中山非常大总统府咨议之老党人管鹏等在安庆创办了《民治报》。从1921年到1923年，在《民治报》开辟专栏转载进步文章并揭露军阀祸皖罪行，宣传国共合作，竭力弘扬孙中山先生的主张。

    三、揭发军阀卖国行为

    北伐前，1925年，凌氏奉孙中山先生密令，去北京政府任交通部航政司司长，并兼东北铁路会办，因军阀段祺瑞与张作霖妄图与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总裁松冈洋右秘密签订出卖东北吉敦、四洮、吉会、打通四条铁路的密约，凌铁庵奋不顾身向全国发出通电揭露密约内容，引起全国之响应反对，阻止了正式签约。东北边防督办张作霖下通缉令，凌氏颠沛流离，遭迫害及暗算，双目受伤（后失明）。

    1926年，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成立，凌铁庵任监执委，同年冬，随国民革命军北伐，任中将参议。

    1927年3月，蒋介石到安庆策划“三二三”反革命事件，凌氏与时任上海警备司令之皖人杨虎等被蒋召见，但他对蒋之行径十分反感，愤然离开安庆。此后他双目失明，十年间歇隐南京等地，热心盲哑学校及残疾人事业，口授著述二十余万字之《盲人之路》一书，主张“替盲人打一条出路”，为残疾人谋福祉。

    抗战军兴，凌铁庵力主抗日，勉励幼弟、黄埔八期步科生凌淦上前线抗日杀敌。凌淦在南京保卫战中壮烈牺牲于南京中华门前沿阵地。凌铁庵偕妻子儿女经武汉入川，任军委会中将参议、党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在重庆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后迁居江津期间，热心公益，为人称道，他创建难民工厂，筹组“义民公墓”及冬季救济，并支持冯玉祥发起献金运动，深受下江难民拥护及当地人士之钦敬。

    四、将陈独秀棺木运归家乡

    凌铁庵与陈独秀既是同乡，也是熟友，当抗战时期陈独秀流居江津时期，双方曾有往来。1942年3月21日，陈独秀在《大公报》上发表《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上）一文，散布悲观情绪，认为当时力量对比德日占优势，胜利可能性最大，若此，“中国必然沦为殖民地”，“若美国胜利，中国也只能恢复半殖民地地位”。陈独秀这理论发表在战火正烈之时，散布悲观论调不利于抗战，故遭到凌铁庵驳斥，这驳斥得到国共两党和各方人士的同意。《大公报》也不发表陈独秀这篇文章的下半截了！事后，陈独秀也认识到自己那篇文章不对，曾对江津的好友邓宗纯先生说：“我不该写那篇文章！”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故于江津，年六十三岁，凌铁庵参与吊唁，陈独秀葬于江津城西两里之外的康庄前坡。抗战胜利，1947年2月，凌铁庵通过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厅主任马之远中将批办派一艘大木船，将其已故之妻鲁淑兰和二女凌仲正的灵柩运返家乡安庆时，仗义将陈独秀及其发妻高大众的灵柩一同运往下江。四具棺木（陈独秀棺木上写着陈乾生的名字）从江津顺流而下运到安庆沙漠洲后，由凌铁庵的四女婿余立群与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等接上岸。陈独秀的灵柩先置于太平寺内，后葬于安庆北郊十里铺叶家冲祖坟地里。

    抗战胜利，由于凌铁庵早期对辛亥革命和北伐功高卓著，被聘任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计委员，1948年当选国民大会代表。内战期间，凌氏曾多次保护营救过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及爱国学生。当时出版的《人物》杂志，曾以《盲目不盲于心的凌铁庵》为题，对其事迹作过评价；上海《现实》杂志及南京《新民报》等也均有专访发表，赞誉他“倡导救乡运动，救安徽贪污政治下的三千万人民”。

    凌铁庵作为辛亥革命元老，一生爱国，为人正直，晚年在台湾赋闲，日夜思念大陆及家乡。1962年临终前，遗嘱要把他的遗骸运回大陆，埋土家乡。逝世后，其好友于右任先生亲书挽联悼念曰：“尽国民天职，盲目不盲于心；是革命人豪，寿己兼寿夫世。”

    1995年春，先生骨灰由台湾归葬安庆“三胞公墓”。统战部门安排了盛大迎葬仪式。

    （本文原载于1996年第5期《海峡》，后又刊于2011年10月10日《安徽商报》“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特刊）

    怀念陈铭枢

    1945年的深秋，重庆陕西街曹家巷江苏银行后面的一幢洋房的三层楼上，常常拥满了许多痛感国事蜩螗的人物，那时，胜利不久，人心还陶醉在美丽的幻想之中，但内战的征象却已经很显明地表露出来了。三层楼上的主人是一个广东佬，高颧骨，方脸盘，戴着眼镜，蓬蓬的头发已经白了不少，衣着不讲究，但常叼着一个烟斗，到他那里去的人，民盟的也有，国民党的也有，无党派的也不少，朱蕴山、蔡廷锴、蒋光鼐、罗隆基都常是他的座上客，他们谈国事，谈政局，常常想在本位的努力上，使中国更民主更进步，但他们的努力是白费的。虽然在当时，主人曾经赋过“水远山长一草庐，八年陶醉有诗书。而今座上客常满，又有兴亡到老夫”的七绝，但曾几何时，客人散了，主人也默然了，镜花水月一场空。到如今，又是春暖花开的天气，但是他仍然蒙受了深秋萧瑟的气息，息隐在香港，偶尔从报上的电讯里，看到关于他一丝半滴很不详尽的近况，知道他仍在为民主与团结致力，但在这每况愈下的局势中，哪天能收到些微的成果呢？我怀念他——这壮心未已的老人——陈铭枢。

    抗战八年，他的行动常被监视，他的确是“陶醉有诗书”。欧阳渐大师在江津支那内学院讲学，他是最虔诚的弟子。他钻研佛经，临写碑帖，但他究竟不是等闲之辈，大局江河日下，他终于在八年将息之后，又复活了当年神采，想不平凡地做点什么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大家都在做着还乡梦的时候，是他最活跃的时期。1946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念会在重庆曾大规模地举行。当年他是十九路军的领导人。他在会场上的演说中讲：“这是十九路军的将士最后一次发动纪念‘一·二八’，以后这一个纪念，应该由中国全体人民发动，来纪念，因为‘一·二八’是全中国人民最光荣的一段奋斗史，这一个光荣史不单属于十九路军，它是属于全中国人民的。”这话没有错，今年的“一·二八”纪念就是在上海由各界发起庆祝的，中国人民永远忘不了悲壮慷慨的“一·二八”抗日战争的。

    中华革命党老党人凌铁庵和他的私交极好。1946年1月的一个中午，我和重庆《益世报》的采访主任邵加陵兄到余家巷凌家时，正巧见到他在凌家的厨房里亲做庖厨。他说他做的菜名叫“黄浦蛋”，那是他当年常常吃的。他教凌铁庵的女公子做，做法是“一斤麻油加一斤猪油在锅里熬，再打十个调好的鸡蛋煎成蛋浆”。但结果他两手油腻，蛋的滋味并不好，只有他一个人独自吃得很多，而且风趣地说：“好吃！很好吃！”事后，邵加陵回报社写了个小稿说起陈铭枢做“黄浦蛋”的事，但被扣发，这说明当时当局对他的看法是怎样。

    承受着压力，他要离开重庆回南京或上海了。但他的机票是当时许多好朋友出力才得到的。一天傍晚，大雨之后，街上积水未干，我看到他手里拿了雨伞，穿着布褂飘飘然地走在湿漉漉的泥泞道上，我不由得想起政坛人物的命运无常与人生的虚幻。

    我了解他的经历。他，字真如，广东合浦人，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生，早岁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1924年任粤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1929年当选国民党三届中执委，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31年任淞沪警备司令，又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年底代理行政院院长兼交通部部长。1932年1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部长，不久因秘密组织中国社会民主党等事，弃政出洋，旅居法国。1933年回国，与李济深等在福建成立人民革命政府，任国府委员兼政委会主席，被国民党开除党籍。闽变失败，逃往香港。1936年8月，国民政府撤销通缉令，1937年1月回国后，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抗日战争期间，挂职于国民外交协会，其实是在当局密切监视之中。往事苍茫，道路崎岖，如此而已。

    他走，我们送他，热烈地握手，飞机远了，那是1946年2月间，他回到南京。在南京郊外，他有一片广大的农场，他自己取了个名字叫作“大士农场”。他保持沉默，在农场的树木果园中消闲时日。偶尔也到上海住几天。他并不是个爱沉默的人，也不是个在农场里与草木相处的人。国事阢陧，其实谁都知道他是有“难言之隐”，他的沉默迟早会爆发，他不能无动于衷。

    确实，他终于突然秘密到香港去了！[1]很久没有见面，听到的关于他的消息既零碎也无从对证。我怀念他！但如果他能看到我写下的这篇怀念文章，他一定会对我说：“你，这个多事的青年人！”

    （本文刊于1947年4月1日上海《文汇报》。但《文汇报》不久就被查封。）

    注释：

    [1]陈铭枢去港后，1948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1965年5月在北京病故。

    从天上到“地下”

    ——我和陈展、祝华同志的故事

    二十多岁的青年时代亲身经历的一段旧事，发生在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时光像水一般流逝，记忆已经遥远，但印象那么深刻，许多事回想起来仍像发生在昨天似的。

    一、一次神秘的旅行

    人生的道路都是由自己走的，只是这常常又同你所接触的人有关，“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这个道理。我是在抗战胜利前一年（1944年）认识陈展的，正因为认识了他，使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认识陈展是我堂兄王洪泽（王东生）介绍的。那是抗战胜利的前一年，洪泽在大后方重庆一家保险公司工作。我去看望他，见他正同一个朋友在房里谈话。这是一个脸色黝黑、戴眼镜的中年人，一头浓发梳着分头，脸上常露笑意，皮肤粗糙，刮光的络腮胡成片浮着青光，中等个儿，穿套半旧的紫蓝色西北羊毛粗纺的中山装。他两只眼瞪着人看时，显得有点神经质，是一种警惕、机敏的表示。洪泽说陈展是做生意跑西北的，告诉陈展我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爱写文章。见我来了，陈展不久就走了，他走后，洪泽悄悄告诉我：“陈展表面上说是商人，其实肯定是共产党，只不过他不肯承认这一点。”我问：“你怎么认识陈展的？”洪泽说：“战前我们在南通上中学时同过学，陈展曾是共产党的中学支部书记，还担任过共青团南通中心县委组织部长，被通缉过，做过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省巡视员，但我们多年不见了。陈展这人很神秘，战前被捕过，国民党将他关在上海漕河泾监狱，又关在苏州反省院，用过种种酷刑，抗战爆发后，才释放他。前不久，偶然在路上遇到他，才知他在做生意，但他不是个真商人……”

    洪泽当时思想比较进步，能写很美很好的诗，与当时有名的影剧演员江村等关系密切。他对时局和现状都不满，平时我们挺谈得来，但交往不多。我这时刚考取复旦新闻系，校址在北碚。接待我上学的堂兄王洪江家在江津，我去江津路过重庆时才偶尔会去看望洪泽。这次在他那里认识陈展后，我绝未想到新认识的这个人竟左右了我以后的人生道路。

    复旦大学新闻系当时是比较“红”的：一是报考的学生多，声势大；二是思想左倾的学生多，社会上认为这里赤色分子多。我进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攻读时，从一年级就常在报纸上发表散文和小说，有的文章可能被陈展看到过。有一天，陈展竟出现在夏坝我的宿舍门前了！他说是来看望一个朋友顺便来见见我的，约我在嘉陵江边的小茶馆里喝茶聊天。我陪他喝茶，又陪他在江边散步。他问我家里的情况，在学校的情况，我感到他像一个大哥似的很关心我。从这以后，他间隔一段时日总会来看我一次，同我在茶馆里喝茶或陪我在小饭店里吃面。我们谈得很投机，时局、形势、中国的前途，什么都说，渐渐有了交情。我本来订有《新华日报》，并常到北碚新华书店看看书，买点书，有了陈展做朋友，对共产党也就加深了认识。就这样，我们保持着联系，始终不断。直到1945年8月，胜利降临，日寇投降。我认为他对我是够了解的了，而我对他，却了解得不多，因为我知道他忌讳问他是不是共产党，我也就不问。当年，同共产党接近是一件危险的事，我也要掩护他，所以有同学问我他是谁，我总回答：“我堂兄的一个朋友，做生意的。”

    此后不久，我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矛头直指国民党和三青团在大学里横行霸道的恶劣行为的文章，题为《孰令为之》，要求反动党团退出学校去。陈展看到了。几天以后，他来到我处，我以为他会夸我写得很好，谁知他竟劝我不要太傻，说：“特务厉害得很，你不要赤膊上阵，要注意安全。”他的话引我深思，似乎懂得了一些什么。

    抗战胜利，使大家欢天喜地，但很快就因为当局热衷打内战，抢占东北，使形势杌陧，人们心中笼罩上内战的阴影。陈展同我常常谈起这些问题，我同他一样，在反内战问题上都是态度鲜明的。1946年2月里的一天，陈展突然又来夏坝找我了。我们在江边散步时，他突然向我提出一个要求，也给我一个喜悦，使我完全出乎意料。

    当时，八年抗战胜利，谁都想回到下江去同留在那里的久别多年的亲人团聚，浓烈的故乡情折磨着每一个从下江流亡到四川来的人。但交通不便，水路、陆路和空中都只能慢腾腾送回去极少的人。我常常做梦也想着早日回江南，到南京和上海去同母亲和妹妹们团聚。这点陈展是知道的。他说：“有个机会可以让你和我一同坐飞机回沪宁。我们先到上海，再去南京，你在这两地都有熟人，在南京你家还有房子。你知道，《新华日报》想在南京出报，需要找房子，你家的房子希望也能租给报馆用。我同你一起去，以后有你这个好朋友，可以有你家做个落脚点，你看行吗？”他说得再清楚明白不过了！我觉得他虽然早已同我几乎无话不谈了，但谈得这么坦率真诚，这还是第一次。他并未告诉我他是共产党，但实际已经把这点技巧地挑明了。我很能意会到他要回下江去干什么。《新华日报》是共产党的报纸，在重庆出版，我们复旦新闻系的同学看这报的人不少，我也订了一份，现在，要在南京也出版《新华日报》。陈展办这件事，以商人面目出现，是为了便于他工作。这我可以理解。我从心里希望自己能对他有些帮助，但却觉得生活实在太有趣了。我斟酌了一下说：“你信任我，我觉得我不会辜负你的信任的。但现在不是假期，我离校陪你到这么远的下江去，要是被学校发现，那问题就不好解决了。”陈展说：“不要紧的，我们是秘密走的！去到那里，把事办完了你就回来，我负责让你仍坐美军飞机回来！”他口气很大，当时能坐上飞机，可是很了不起的事。我心里琢磨：如果偷偷去上十天半个月，悄悄又回来，学校里还不至于会出现问题。我就问：“如果去，什么时候走？”他说：“很快就走，但一切都要保密。”又说：“以后你千万别让人觉得你左，最好像个自由主义者，不左不右不偏不倚，写文章更要注意。那样，就是写了倾向进步的文章出了问题，也有个辩护。”我知道他这是好意，也明白今后我的命运将同他拴在一起。他话不多，但我却牢记在心。

    真是像做梦一样，1946年2月20日我跟陈展果然启程了。我们是从重庆白市驿飞机场搭乘美军军调处执行部的大型银色四引擎C-54运输机赴上海的。在机场上，陈展给我介绍了一个穿西装的白净中年人祝华。祝华和陈展当时都是中共南方局组织部的干部，祝华还是曾家岩周公馆的负责人之一，他与陈展这次去上海、南京后，将留在沪宁一带工作。祝华后来就是上海马思南路107号周恩来将军公馆的办事处长，大家叫他“管家馆长”。他对我印象很好，以后我们常秘密来往，直到他奉命撤离，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

    我还是第一次坐飞机，这种C-54美国运输机可以运输物资，面对面有两排帆布座位可以坐人。机舱里有几个美国的白人和黑人士兵。上机时，我看到一张英文的信笺似的机票上说明乘机的是中共代表团人员，我又发现潘梓年（当时是重庆《新华日报》负责人）、华岗、乔木等也与我们一同上机。我冒名顶替一个名叫吕文俊的人（至今也不知他是谁），美军点名我们上机坐下。我心中更明白陈展的身份了。飞机经过四个半小时的航行，天黑时抵达上海江湾机场。我带陈展回到上海成都南路霞飞巷5号家中与母亲及妹妹们见面，并安排陈展住在家中。第二天我和陈展就同祝华在火车站见面，一同去了南京。

    介绍熟人并寻找房屋等事都办得比较顺利。那时，我的恋爱对象凌起凤不久也回了南京，她父亲凌铁庵是国民党的元老人物。后来我替陈展在南京将户口报在凌家，在上海报在我家。陈展领到了身份证，从此就在沪宁一带活动。我在沪宁一带帮陈展、祝华办完了应办的事后，他不失约，果然又同祝华让我坐美军的飞机飞回了重庆。悄悄来去，前后二十天左右，神不知鬼不觉，仅我同寝室住的好友张镇中知道我回了一趟下江，但去干什么他也不知道。我在学校继续上课，到快放暑假时弄到了票，由重庆经西北公路通过陕、豫、苏等省回到上海。这时，我开始被重庆《时事新报》聘为上海、南京特派员，大量写作通讯、特写。回下江以后，就常同陈展、祝华在一起或见面。

    多少年后，陈展写过一篇革命回忆录——《在沪宁筹办〈新华日报〉》，文中写到这件事说：

    原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钱之光处长在《回忆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战斗岁月》（载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中共党史资料》第14集）一文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1946年初，国民党政府准备还都南京，国共谈判正在紧张地进行。一月间，刘少文同志奉派到上海，我们曾托他在南京、上海找房子筹备‘办事处’。以后又派祝华、陈展两同志去南京，在二月和四月，周恩来同志两次致函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蒋梦麟，要求在南京拨给两幢房屋，在上海拨给一幢，筹建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之后，就派龙飞虎、刘恕、石西民三同志以中共代表团、办事处、《新华日报》成员的公开身份去南京帮助筹备。”

    这段话引起了我许多难忘的记忆。当年在南京上海一带按照党的指示进行工作的情况，都油然浮现眼前，宛如发生在不久以前。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经历了长期战争苦难并为新的国内战争所威胁的中国人民，迫切渴望和平，要求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为了达到这个愿望，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和策略，以政治和军事相结合，与国民党展开了系列的谈判斗争。

    此时，由于抗战复员，政治重心开始移往南京、上海一带。正是在这样的形势和任务面前，祝华同志和我就在1946年2月间根据周恩来同志和十八集团军办事处钱部长的指示从重庆到上海、南京去执行任务，主要是买房子或租房子，为中共代表团和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东迁及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做准备工作。

    为使赴沪、宁后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我物色到了一个在重庆北碚夏坝复旦大学新闻系上学的青年学生王洪溥。我看过他写的文章，通过接触也了解到他确实是一个有正义感，对我党抱有同情和好感的大学生。他阅读过不少进步书刊，为人热情诚恳，是能密切合作而不至于出问题的。他父亲做过大学校长，抗战初因抗日死于日寇汪伪之手。而且，他从小生长在南京、上海一带，在宁、沪有许多亲戚熟人，通过他便于进行工作，所以在得到组织上同意后，我就专程在重庆同王洪溥秘密见了面。

    我们变得比较知心，他是学新闻的，我未向他谈自己的身份，我的公开身份是商人，我向他说：《新华日报》要在南京找房子，如果他将来毕业了，可以考虑介绍他到《新华日报》工作。我将饶国模女士同红岩中共代表团的关系如何融洽告诉了他，提出希望他陪我去上海、南京走一趟，帮助我代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找房子。我将自己装扮成一个为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找房子的掮客，措辞等等都合乎这个身份。但事实上，他是知道我的真实身份的，虽然不详尽，夹有猜测，他也不问，互相处在一种了解和心照不宣的状态中。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了“一二·一”惨案。昆明师生牺牲四人，重伤二十九人，轻伤三十余人。在中国人民为争取自由、民主和生存权利的斗争史上，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又奉献了许多鲜血，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中国的罪恶史上，又增添了一笔血债。当时，王洪溥在复旦大学曾签名并捐款声援昆明学运，遭到了复旦大学反动党团分子的恐吓与威胁，为此，他写了文章在《大公报》上进行抨击，用曲笔要求反动党团退出学校。我看了他的这篇文章，题为《孰令为之》。当时也与他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从此奠定了更进一步的友谊。

    谈到要他陪我同返上海、南京进行工作的事，他有些犹豫，因秘密离校到这么远的下江去，怕被学校里发现了不好。但最后，他终于答应陪我到上海、南京办好事情以后立刻回校，于是，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就启程了。

    我们是1946年2月20日从重庆白市驿飞机场搭乘美军军调处执行部的大型银色四引擎C-54运输机赴上海的。在机场我给王洪溥介绍了祝华同志。祝华同志当时是曾家岩“周公馆”的负责人之一。他这次去上海、南京后，将留在上海工作。祝华同志后来就是上海马思南路一〇七号周恩来将军公馆的管家。那时大家都叫他“管家馆长”。祝华对王洪溥印象很好，以后他们也成了来往的朋友。

    我们同机去了上海的尚有潘梓年、华岗等同志。飞机票是由美军马歇尔军调处执行部签发的，全部用的英文，但写明是“中共代表团人员”。王洪溥冒名顶替“吕文俊”（这是英文拼音），他会英文，当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上飞机前，重庆稽查处的特务曾来检查随身携带的物件，上机时，美国军人按照名单点名检查机票上飞机。我本来未向王洪溥说明同行的有潘梓年、华岗等同志，但他是学新闻的，认识潘梓年同志，在美军点名时等于向他作了介绍。好在他是一个沉静的青年，使人放心。华岗知道他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不时同他谈谈。那时，正好传来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失踪是被日本宪兵杀害的消息。我听到他们谈郁达夫，也听到潘梓年同华岗谈到在适当的时候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纪念郁达夫的文章。潘梓年同志此时是重庆《新华日报》社社长。他到上海是为筹备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的。我们到上海后没有几天，周恩来同志就从重庆致函国民党上海市市长钱大钧，在信上指出“特派该社长潘梓年君先行来沪筹备出报”。上海《新华日报》的筹备工作此时就由秘密转为公开。但在南京为筹备出版《新华日报》的工作尚在秘密中进行斗争，首要就是找到房子。

    我们乘飞机抵达上海时，正是夜晚，刚下过大雨。上海被大雨淋得湿漉漉的。从飞机的圆形小窗向下俯视，可以看到跑马厅以及南京路上的霓虹灯。飞机停在江湾机场，从驱车送我们到市区的汽车司机口中知道美钞已涨到两千六百元一块，米价三万多元一石，猪肉一千二百元一斤。当时，上海人对国民党政府从重庆去的“劫收大员”十分反感，这批“劫收”者无恶不作。我们到上海时，正是英法商电车和公共汽车工人和永安、先施等各大百货公司的职工在大罢工。上海人的民心向背，处处使人能感觉出来。

    王洪溥的家住在成都南路霞飞巷五号，我们到上海后，认识了他的母亲李荪老太太，这是一位爱国、坚强、有正义感的女性，从这次认识以后，他们家就成了我的庇护所，以后，我在上海的户口就报在他们家，户主就是李荪老太太。

    我和祝华、王洪溥在次日坐沪宁铁路夜车去南京。清晨到达后，在下关一家小馆店里吃了早点。被日寇铁蹄蹂躏过的南京显得异常萧条冷落，投降了尚未遣返的日本兵有的被押解在清扫街道。祝华同志去同有关同志联系，我则由王洪溥陪同找他的熟人介绍房子。当时找到的有南京来复会堂牧师杨××等人。然后，王洪溥陪我到玄武门洞庭路看他们家的两幢房子。那是两幢三层楼的西式房子，有一个约二亩地的花园，花园当然早荒芜了！前幢房子在战争中损坏较重，后幢则依然可以居住，原先被日本一个蓖蔴子株式会社占据着，此时日本人已经撤走，这地方环境清静，房屋如将前幢修复，也颇宽敞。于是，同王洪溥商定，前幢房屋，由我们出钱修理，修复后住三年，三年后，再付租金。这是参照十八集团军红岩办事处的做法。后幢房屋也一样由我们租用。这一处地处南京玄武门洞庭路十号的两幢房子遂这样定了下来。我前两年看到王淮冰同志在《新闻业务》杂志上写的《南京〈新华日报〉是怎样出版的》一文，文中说：“在办理‘登记’（指《新华日报》的登记）的同时，准备出版的各项工作都在积极进行，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合适的房子，作为报社的社址。在法西斯恐怖下人们是不敢把房子给共产党的，更何况报社的用房，既要有编辑部，又要有印刷部、营业部。而且还要有容得下全社职工住宿的宿舍，这就需要有一处较大的房子，在当时来说，确实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写得很实际的。当时，我是地下身份，公开以商人面目出现，同王洪溥在南京为房子奔忙了一段时间以后，因他必须及早赶回四川免得学校里出事，于是，同祝华在3月28日将他从上海送上美军的运输机，让他及时回重庆北碚校中。他这一趟秘密来去，在学校里基本无人知道。以后我告诫他：在学校里注意言行，不要太“红”，以免引起特务注意。他遂以中间面目出现，暗中却始终同我们保持密切关系。

    在南京的活动比较顺利，我们为党在中山路现在260号百货商店的地方购下了一幢很宽敞的二层楼房，这里离鼓楼不远，去新街口闹市中心也方便，作为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的社址比较合适。为了争取早日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经周副主席和董老决定将它分配给《新华日报》。但按照国民党《六法全书》上那套产权转移的办法，为了合法使用这房子并且取得产权的证明，以免发生麻烦，必须花钱请一个律师办一个手续。当时，石西民同志与我秘密见面，谈到了这个问题，于是，我仍以商人公开身份出现，由我同《新华日报》负责人石西民同志请了南京当时鼎鼎有名的傅况麟大律师。在夫子庙“六华春”酒家摆了筵席，经傅况麟做中证，签订了买卖方的契约，我是卖方，石西民和《新华日报》是买方。实际是演的一出假戏，将共产党的财产转移到共产党的手里。为什么要请傅况麟呢？因为他是名律师，有点权威，在国民党政府中有很多熟人，为这件事他敢于“担肩架”。当时，他收取的手续费是高的，但他得到了利，我们也达到了目的，在当时，面临曲折复杂的斗争形势，不这样做是不行的。

    二、紧张刺激而又艰险的时日

    解放战争时期，陈展、祝华等常秘密给我进步书刊阅读。我那几年写的作品以通讯特写为多，因为这种形式明快尖锐，现在回顾，那些作品大都是为民众鼓与呼，为反内战、反法西斯独裁、支持学运，用曲笔为革命效力的。那时，在南京梅园新村认识了范长江、梁隆泰等同志，颇受教益。新中国成立后，梁隆泰在北京曾任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50年代中则因犯“错误”到北京市委统战部工作过。我在上海采访时，到马思南路107号周公馆去，可以见到祝华、陈家康、潘梓年、华岗等同志。祝华有个阶段常常夜间会到成都南路99弄5号我住处来，叩我楼下厢房的玻璃窗，我就会开门让他进来与陈展及我见面。有个阶段，我写的作品常给他们看，大家谈时局、谈延安、谈思想，我总是很激动。我对陈展的了解加深了，知他曾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是周恩来安排他去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南京办事处工作的。我曾向陈展提出要求入党，但白色恐怖严重，他认为有些事党员做不合适，我就合适，说你在党外，以你的社会关系可以起很好的作用，危险会少得多，做事胆会大得多，万一出了事，人家救你也方便容易得多。我体会到他的好意，也认为他说得对，思想上和写作上则早把自己看作是他们一路的人了！那段时日是紧张、刺激、快乐而又艰险的。

    在那阶段，陈展有时在上海、南京活动，有时去苏北。他在上海的户口就报在我家中，在南京我将他报在凌起凤家中，得到掩护。在上海时，他在静安寺百乐门商场开了个书店作为掩护，还出了田涛的小说集《恐怖的笑》等书。我把我们家的亲朋好友有选择地给他作了介绍，便于他活动。有时，他要我给他做些寄发邮件、采购药品等事，我都不问究竟地去做。有时，他在旅馆或在沪西工人区居住，同我约会，找我帮着做些事情，我也总会准时前往。

    多年后，他在革命回忆录中这样写过：

    王洪溥就将我在南京的户口报在凌家，户主是凌铁庵，这样，我在上海和南京都有了户口，有了身份证，得到了方便和掩护，我同王洪溥之间思想交流的机会也更多了。

    以后，很长一段时期，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关于南京《新华日报》，由于国民党千方百计不“批准”发给“登记证”，还经常指使特务、流氓到中山路《新华日报》筹备处进行骚扰恐吓，到1947年3月，国共和谈破裂，筹备《新华日报》的同志随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新华日报》遂未能同南京人民见面，但这段斗争历史是令人难忘的。

    我一直以商人面目为党进行地下工作，在上海时常住在王洪溥家得到掩护。后来，祝华同志以公开身份在上海马思南路107号周恩来将军公馆工作时，我们有时就悄悄在成都南路霞飞巷5号王洪溥家楼下见面。有时在天黑后，只听到楼下靠弄堂那间厢房的玻璃窗轻轻敲响三下，王洪溥就知道是祝华来了，马上去开门。但1947年3月5日，在国民党军、警、特全副武装包围胁迫下，周公馆的同志全部撤离上海。当天，王洪溥曾利用他的记者名片要去马思南路107号同祝华见面，代我传递信息，并表达一种告别的情意，但被军警阻挡未能见到。后来，当内战烽火燃烧时，他写过《怀念祝华》一文，当然那是发表不了的。

    这里，陈展的记载有误，我去马思南路107号要见祝华，代陈展传递信息是3月3日，不是3月5日。此外，祝华在这之前有一天夜里来我住处，曾与陈展同将一包文件及契约交给我母亲收藏。这包东西我与母亲合计后，决定放在大衣橱底下（大衣橱下边的垫板是用螺丝钉拧住的，我们将螺丝钉拧开，把文件放进去，再将螺丝钉拧上）。这包东西直到上海解放后，才取出来交给陈展，转交祝华。

    我在1947年3月9日写过一篇通讯特写，题为《上海滩的潮汐》，由上海寄发在3月25日的重庆《时事新报》上发表，文中有这样的文字印证：

    三月一日政府令京沪渝等地中共办事人员限期一律撤退，从国共战事发生以来，双方不绝如缕的和平希望，至此遂演成正式破裂，苦闷得麻木了的人心，对于目前的中国情势，又能作怎样的想法呢？倒并不是留恋这一二百个中共的办事人员，只是对于正式揭幕了的残酷内战，对于中国未来的前途，因着和平的不能觅得，谁能够不忧心如捣！？谁能够不长叹欲哭！？

    三月三日我去到马思南路107号中共代表团联络处，刚望见那一座三层楼的西式楼房时，两个武装警察拦住了我。我的记者名片，因为局势严重，并未发生作用。祝华、陈家康、潘梓年、华岗……都见不到！三月五日上午，他们一共三十多个人，全部登上了凯旋号车，由上海先到南京再转飞延安，为了和平谈判而成立的“中共代表团上海联络处”从今以后成为历史名词了，和谈已经死了！我回到住所，将去年夏天在南京参加中共记者招待会时，拿回来的政协文献、停战整军文献等，一齐丢掷在熊熊燃着的炉灶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自己的热情也死绝了！

    北平深夜搜查户口捕捉居民的新闻，上海各报登载得不少。当苏州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后，上海更不能不风声鹤唳了！上海各大学教授陈望道、张志让、马寅初等66人响应北平朱自清等十三教授抗议当局的宣言，在三月八日也登遍了各报，吴铁城秘书长虽然在三月七日向记者宣布，保证上海不会有同类的事发生，但人心仍是惶惶，愿意这一个保证可靠吧！愿意上海安定，让老百姓苟延残喘活下去！

    ……的确，如果没有内战，谁能想象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模样！？而现在眼前的事实，却为我们带来了无数的烦恼，无数的痛苦，无数的愤慨，无数的怨恨。……回上海快半年了，心情从来没有像近来这么懊丧过！苦闷呵！苦闷得要爆炸！

    三、他随时可能被枪毙

    陈展一直以商人面目为党进行地下工作。后来，在我介绍下，他与我家一位经商的亲戚汪国华相识。当时，党办了个地下兵站“笙记行”，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楼上租了写字间，这写字间就在沙千里律师事务所隔壁。陈展是地下兵站“笙记行”的经理，他与汪国华合伙在上海秘密采购医药、钢铁、纸张、五金等苏北解放区急需的物资，秘密找通关节由上海运往苏北。陈展手中有空白信笺，上有曾山同志的亲笔毛笔签名。用这信笺，船只到苏北解放区后就是介绍信兼路条，他曾将信笺交我收藏保存。汪国华是个巨商，在上海商界颇有信用，在资金、采购、掩护上都能出力。地下兵站的工作本来一直很顺利，但到1948年深秋，地下兵站竟被敌人特务侦知，“笙记行”被敌人破获，陈展也被捕入狱，形势严峻。他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大牢受尽了酷刑。我得知“笙记行”被抄查，又怕特务来我家中抓人并抄家。我立即毁去一切会造成不利后果的书刊物件，并去与汪国华商议办法。

    那晚下雨，我在楼下靠弄堂那间厢房里坐着，忽听玻璃窗上轻轻敲响三下。这是我与陈展及祝华（此时祝已撤离上海）等约定的暗号。我大吃一惊，忙去天井里开门，谁知门一开，雨中站着的竟是一个打雨伞的国民党的中尉军官，将我吓了一跳。他问：“你是王洪溥吗？”我点头说“是”，他马上说：“走，进屋谈。”我将信将疑、心情忐忑地将他带到厢房里，他突然说：“陈展让我来找你的！”我问：“他怎么样了？”他说：“上了重刑，但还不要紧。”我故意说：“他太冤枉了！怎么抓他的？”那上尉从袋里取出一包香烟，从烟盒里掏出一支香烟，在手上将香烟撕开，烟丝中有一个极小的纸卷出现了。他将纸卷递给我说：“你看看！”我忙去绿色的台灯下打开纸卷一看，只见纸卷上写着蝇头小字，确是陈展的笔迹。现在还模糊记得写的是：

    “溥兄：我为将本求利运货去苏北被捕，现押警备部大牢。我是正当商人，实在冤枉。因触犯紧急治罪条例，可判死刑，望速请凌老伯与七姐救命。”

    那中尉见我收到纸卷并看了，只说：“快想法救他吧！”拿起伞来就冒雨走到天井里了。我给他开了大门，目送他在雨中黑暗里远去（解放后听陈展说，这中尉是一个打入敌人警备部里的同志），心里五味俱全。我上楼将这事告诉了母亲，又去南昌路光明村汪国华家与他一同商量。当晚我就坐火车去往南京，找凌铁庵老伯和凌起凤（即陈展所说的“七姐”）求救。为救陈展，他们父女特地到了上海，找了上海各方人士营救。

    当时，找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找了在上海有帮派势力的监察委员杨虎，找了掌握实权的新任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为此，在上海国际饭店十四楼宴请了他们。席间提出：亲戚陈展是正当商人，无政治问题，做物资交流生意，现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大牢，请求保释。但陈大庆自恃是蒋介石的“天子门生”，当时受到重用，做了汤恩伯的副手兼淞沪警备司令，非常骄横死硬，说是要回去查问一下弄清是怎么回事，含糊地说“该放就放”，实际却是说“不该放就不能放”。最后，因“案情重大”，陈展等很快被押送到南通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去受军法审判了！

    怎么办？军法审判意味着陈展随时可能被枪毙。汪国华是南通人，但他不敢在南通出头露面。他说：“只有用钞票开路，到南通把金条放在军法官面前才能救陈展的命！”

    我去打听情况：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南通指挥所军法处在南通城里，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官顾锡九兼任南通指挥所主任，他是当时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堂弟，手下有六个团，经常在苏北“清乡”，军法处属他管。我找了当时颁布的《匪区交通经济封锁办法实施细则》来看，见口气十分严厉随便杀人是十分可能的。于是，我同母亲商量，也同汪国华先生商量。母亲说：“让洪溥陪我去，就说陈展是我干儿子，或是我女婿，我用母亲的身份出面，比谁都好，有洪溥陪伴，许多事他都能办，可以放心。”我本意是独自一人去南通活动，但母亲说得有理，我虽不放心，也只好同意这个方案。

    于是，四处设法并罄尽家中所有积蓄，汪先生也送来了条子（当时黄金分成大条子与小条子，又叫“黄鱼”，大的十两一条，小的一两一条）和银圆，我们很快就坐夜行船去南通了。

    四、去南通用金条买人头

    那个冬天特别寒冷，船行一夜，朝阳初升时分抵达南通天生港。江面一抹通红，岸上破烂嘈杂，一些军装不整的零散国民党士兵夹杂在衣衫褴褛的农民中间，一派兵荒马乱的感觉。我和母亲初到南通两眼一抹黑，我当时名片上有三个记者头衔，即重庆《时事新报》上海、南京特派员，上海《现实》杂志社记者，台湾《新生报》上海、南京特派员。起初，我认为有这些头衔的名片便于我做营救工作，但后来一张名片也没有用。我同母亲雇人力车想到军法处附近找旅店住下。车夫说：“弄不清军法处在哪里，但有个关犯人的大牢在城北，隔上几天就有人在那里被枪毙！”我就叫人力车把我们拉到靠近大牢附近的旅店里去。那两个车夫很机灵，把我们拉到一家叫作“吉祥旅店”的小旅馆安顿下来。

    住店时，职业一栏，我填了“商”，我觉得填上“记者”政治性太强了，不好。

    说来也巧，这旅店里平时常住些探监的犯人家属。那老板是个黄脸皮的瘦子，脖子有点歪，总是抽着香烟，穿件土布棉袍，人挺精明。他同军法处的人有联系，实际是替军法官和管大牢的人员牵线的。探监的犯人亲友找了他，出价合乎他和管牢的人员的心意，就可以去探监，甚至可以替犯人减刑办保释。被枪毙了的人犯，家属要收尸也得花钱，完全像做生意一样。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形势已很恶劣了。好多队伍都从西边撤退下来，纪律坏，抢劫、强奸的事也多，传说不久驻军全要撤往江南。有钱人逃离南通的已经不少，军心早已不稳。我觉得这是好时机，可是陈展的事又得抓紧办，要是迟缓了，怕一旦有变，连哭都来不及，所以同母亲两人心里都很急躁。

    老板娘正生了孩子坐月子。我让母亲去同老板娘套近乎，并在附近店里买了不少礼品给老板和老板娘。然后，同老板谈起心来。我问老板：“认得军法官吗？”老板说：“吃我们这种饭的人，少不了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穿穿针引引线，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他问：“你们有亲属在大牢里？”我点点头。老板说：“最近，到我这儿买人头的人也有！我这说的是重刑、死刑犯，以前比较难，现在形势紧好办点了！只要舍得花金条，人头是可以花钱买的！死罪不死，保释出去也不是不行！”我说：“为什么现在好办些了？”老板说：“兵败如山倒，树倒猢狲散嘛！谁不想趁乱捞一票好走路呀！”我问：“要花多少钱才行？”老板说：“那得看罪大罪小了，不一定，罪轻的花几两金子保出去的也有！”我对老板说：“我有个妹夫，做生意的，冤冤枉枉就给抓了。我母亲与我这次来，就是想看看他，保他出去。我们在南通熟人少，认识了你，真是有缘。要请你帮助呢！”他说得活络：“这种事，要看犯人犯的什么罪。冤枉的跟不冤枉的不一样，罪轻的跟罪重的不一样，好办的与难办的不一样。这军法处的几个军法官，为人也不一样。说实话，办这种事我也怕受牵连！军法审判，弄不好牵连上共产党的事，是要吃卫生丸的！但我看你们母子人不错，能帮忙我一定帮！不过话说在前头，花不起钱是办不了事的！”

    我向他打听了军法官的情况。他说处长是个上校，姓周，最凶，常判人死刑。他认识的一个军法官是个中校，姓蒋，如果案子在蒋法官手里，就好办些。并说，有个死刑犯花钱保走了，蒋法官弄了个别的犯人枪毙了就顶替了事，巧妙得很。谈到这里，我就将陈展的名字写给了他，托他打听案子在谁手里，犯的罪会怎么判，并说希望先让母亲和我探一次监，同陈展见见面。老板点头说：“我试试看！”

    “买人头！”这种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那时听到这说法，真是惊心动魄。陈展在死亡威胁之下，我们需要买他的人头，救他！现在希望虽有，估计困难必然还很多。

    果然，那旅店老板来说：“糟得很，陈展是个要判死刑枪决的重犯，由周上校亲自审判！蒋法官说这事他插不上手。”

    我和母亲像五雷轰顶。老板又说：“探监的事蒋法官说可以试一试，但必须给管牢的弟兄们烧点香。”

    “烧香”，就是花钱打点。我和母亲都连声说：“这没问题，一定烧香！管牢的弟兄们和军法官都烧香。”我们又求老板一定要救救陈展，“宁可破财也要救他！你帮了忙，我们一定也重谢！”那老板好像来了点劲，但说：“不是不帮忙，实在是周上校太厉害，他从不收礼品，有人买了礼去他家，他把礼品全甩了出来，名声在外，谁都怕他。”

    过了一天，老板通知：“今夜九点到大牢探监，会见时间十分钟，要八十个袁大头（银圆）做烧香费。”为了救陈展，我爽快地付了八十银圆，并另加了五个给老板做跑腿费。夜里我们探监，终于见到了陈展。他关的是单人小牢房。牢房又潮又暗又脏，霉臭味冲天。陈展上了镣铐，头发蓬松，络腮胡长长的，身体十分瘦弱，衣服邋邋遢遢。他肯定受过重刑，倚墙雕像似的坐着，站不起来，两只眼在黑牢中亮出两点寒光。母亲落泪了！陈展和我们谈了些什么已忘了，但清楚记得他大叫冤枉，说自己做生意倒了霉，这就是暗示我们他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我则暗示我们是来救他的，特地叫他“妹夫”，让他明白这种关系。他又说：“我受刑太重，有病，能保外就医就好了！”这是暗示我们设法保他出外就医。不到十分钟，我和母亲就被赶出来了。

    绝对想不到的是一被赶出来，就被军法处长周上校派兵把我们押到他在的一间小平房里去了！他穿着棉军衣，剃着光头，吸着香烟，阴森森地问我们的名字，并问是干什么的。我想拿出记者名片，求得自己和母亲的安全，又一考虑，那样不好。既要花钱买人头，别犯忌，说是记者也许他就不敢贪赃枉法了。因此说是做生意的。出乎意料的是周上校目的是急于捞钱，亲自出马讲价钱了。他说：“陈展要判死刑！他给共匪运送物资，肯定是共党，不承认也无用！我这人判共匪的案从不手软！知道不？”我和母亲连声替陈展喊冤辩解。周上校突然语气平和，说：“陈展的事可大可小，要看你们会不会办事，我家住在东边街上××号，明晚九点来我家吧！”他看看我，接着说：“就你一人来！也别告诉那旅店老板！来时，别带礼，我是不收礼的！”我这就明白了。这伙军法官实际是结成一伙找犯人家属敛钱。周上校以前也许在幕后主持，如今也赤膊上阵自己出面了。他礼是不收的，但金条是收的。

    第二天夜里九点钟，我准时去指定地点与周上校谈判。这家伙心很黑，竟提出要五十两金子买陈展的人头，甚至恐吓说：“时间紧迫，要不是时局不好，绝不会跟你打交道。你别迟疑，迟疑了，吃亏的是你们，到时候红笔一钩，来收尸吧！”又说：“出去别乱说，乱说的话，那陈展马上就人头落地了！”

    反正，去谈了两三次，我是软软地同他磨，他也降了点价。我从十多两黄金还价开始，一两二两往上加，他从五十两开始逐渐降到二十四两（当时，黄金最值钱，二十四两在上海可以顶一幢小石库门房子！）。最后我们商定：这儿收到金子，那儿就去大牢里接犯人，但要求有铺保作保证，名义是“因病重保外就医，保证随传随到”。

    事情就这么办成了！我立刻回上海找铺保。汪国华找了一家，我们认识上海东新书局的老板夏金松，也具了铺保。我又回南通。陈展的“人头”算买下来了！母亲当时曾气恨地说：“这个反动政府如果不垮台真无天理！”

    陈展后来在革命回忆录中谈到这件事时说过：

    起先，工作很顺利，但到1948年深秋，地下兵站就被敌人特务侦知，“笙记行”被敌人破获，我也被捕入狱，先是关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大牢，受了酷刑。在这种情况下，王洪溥及母李荪老太太想尽方法营救。王洪溥专门到了南京，找了国民党元老凌铁庵，由他写了许多信，由王洪溥持信遍找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党、政、军头子，信中说我是他的亲戚，纯属正当商人，希望看他的情面能予释放（这里是陈展的记忆有误和了解不多造成的，实际上，凌氏父女当时专门去了一次上海并请客——引者注）。但因案情重要，不久我们都被押送南通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去受军法审判，许多同志和我都受到了恶毒的指控，幸亏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败势已定，军法官们都想捞点钱作鸟兽散。李荪老太太以我是她“义子”的名义，由王洪溥陪同亲到南通，将筹措来的一些金条送给了军法官，因我当时受刑后身体极坏，遂用“因病保外就医”的借口将我放出大牢跟随李老太太回上海，但需两家铺保，这点李荪老太太依靠她的社会关系也办到了。我被保出来沪后在李荪老太太家养病并等待时机。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京、上海一带已经风声鹤唳时，我终于逃离上海设法渡江奔向苏北解放区，回到了党的怀抱。后来，随解放大军进入解放了的大上海，担任了接收上海钢铁公司的总军代表，并重新把晤了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结识的人们。

    我们党在上海、南京购买的一些房地产的契约和文件，当时由我和祝华都交给了王洪溥的母亲李荪老太太秘密保存。她完善地保存着直到上海解放，我们重新见面时，她又取出来交还党。为此，政务院（国务院的前身）曾专门颁发了奖状嘉奖了这位革命老太太的义举。李荪老太太有七个子女，现在都是各有成就的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了，有的是全国人大代表，有的是教授，有的是编审，有的是名医专家。王洪溥是党员，即著名作家王火。前几年，我们见过一次面，他说我是他的引路人，我却说当年为党做地下工作要谢谢他的帮助。我看到过报道：邓颖超大姐前些年重访重庆红岩村时，曾回忆起红岩办事处房东刘太太（饶国模女士）的功绩并特地到她墓上鞠躬献花。我听说李荪老太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患肝癌病逝。在她病逝前，我正被造反派诬蔑为“叛徒”，造反派一再去威逼李荪老太太，要她说我是叛徒，但她正义地说：“我只知道他对敌人说过：你们要枪毙就枪毙！他是个不向敌人低头的共产党员，我决不能乱说！”造反派拿她没办法，只好死了这条心。现在，李荪老太太安葬在苏州凤凰山公墓，我的心愿是：我一定要到苏州去一次，在她的坟墓前献上一束通红通红的鲜花，用我诚恳的心恭恭敬敬地向她敬礼！

    陈展同志被我们保释回上海后，确是伤病严重，在我们家里养伤并治疗。但伤病稍愈后，有一天，外出散步时，他突然失踪。当时我们推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又被特务逮走了，另一种是可能逃到他想去的地方去了。我们很为他担忧，又怕被连累，也很怕连累给他做铺保的商家。幸好，国民党反动政府兵败如山倒，风声鹤唳，已顾不上追究这件事。不久，解放军就横渡长江，江南和上海也解放了！上海在1949年5月底解放时，陈展是随大军进入大上海的，他是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驻上海钢铁公司军事特派员、党委书记。我们重逢时那种欢乐是难以言表的。新中国成立后，陈展一直在上海工业战线工作，1978年以后先后担任上海市宝钢工程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石化二期工程副总指挥，市三十万吨乙烯领导小组成员，1985年离休，曾任上海市工程咨询中心副董事长，上海市老龄委顾问。他于1996年5月去世，享年八十二岁。

    讣告上说：

    陈展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对党无限忠诚，对部下、对同志和蔼可亲，对敌人横眉冷对，对工作认真负责，作风正直，知错就改，清正廉洁，受到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六十多个春秋岁月是一部用热血和汗水写就的可歌可泣的灿烂诗篇。

    忠诚而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陈展同志永垂不朽！

    新中国成立后，祝华曾在北京任中国花纱布公司总经理，后任过商业部副部长等职务。2011年冬在北京病故，享年一百零二岁，2011年11月我与马识途同志在北京开作代会曾相约同去他处看望，但噩耗传来，他刚去世。

    （本文刊于2014年1月上海《上海滩》杂志，并由上海《新民晚报》连载）

    关于王思玷

    我是1961年7月由北京到鲁南临沂的。在这之前，我从《中国新文学大系》上读到过王思玷先生的三篇小说作品，这就是《偏枯》《瘟疫》和《几封用S署名的信》。这三篇作品深刻地描绘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鲁南农村真实生动的生活图画，控诉了封建剥削和军阀混战造成的民不聊生、妻离子散的罪恶现实。读后印象很深。

    到临沂后，我有一度致力于了解临沂地区古今文人的情况。我在临沂第一中学做教学行政领导工作时，曾向一位30年代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的教师王敬可了解过王思玷的情况。因为这时我已知道王思玷是苍山县兰陵西南圩的人，他虽然在文坛上像彗星似的一现就不见了，但他毕竟是属于新文学的开拓者中一位曾经在创作上留下了有价值作品的现代作家，是一位先行者。在鲁南，知名作家不多。我很想多了解些他的情况。

    老教师王敬可当时已老态龙钟、鬓发尽白、步履蹒跚，他告诉我：王思玷应当算是枣庄兰陵镇西南圩人（他这意见是对的，李白诗中吟咏过的“兰陵美酒郁金香”的兰陵在王思玷1895年出生时是属枣庄，后来则属苍山县了）。这人幼年读家塾，后来到临沂县上过小学，并且考进了南京国立铁道专门学校。王敬可告诉我他年轻时，从《小说月报》和《东方杂志》等刊物上看到过王思玷的小说和诗歌作品，并说王思玷就是王一民，大约王一民是笔名。此外，他就谈不出什么了，他建议我可以到兰陵去找些当地的老人，也许能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但我虽作了些努力，却了解不到更多的情况。时光流逝淘尽人世之沧桑，由此可见。大约在1965年，北京的老摄影家丁一下放到苍山县文化馆工作。丁一是1961年由北京下放到临沂第一中学任教，又由临沂下放到苍山县文化馆工作的。我托他为我收集、了解王思玷的情况。丁一曾写信告诉我，大意是王思玷的事迹能了解的已经不多，但听说他五四运动发生后，曾回到家乡办过小学，宣传进步思想，提倡白话文，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他了解民间疾苦，同情穷人，那些小说大约就是这个阶段写的。关于他的早死，有些悲壮的传说，但未能弄清来龙去脉……他并附来了两张兰陵西南圩的照片，照片上拍的是贫穷破烂的旧屋和小街。可惜这信和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都遭到劫难了。丁一当时建议我到苍山亲自收集些有关王思玷的资料，他愿意接待我，我则因工作太忙未能前去，这个心愿也就搁下了。

    1975年，我曾到苍山收集创作资料，但当时是为了要收集创作戏剧的材料。在文化馆见到了丁一，他那时处境还很艰难，因为“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很厉害的冲击，臂膀也被折断过，但他见到我时仍同我谈起了王思玷的一些情况。他说：王思玷后来弃笔从戎，担任了国民革命军山东游击队第一支队参谋，这大概是1925年的事。不幸次年深秋却在家乡兰陵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作战中牺牲了。打死他的是当地的封建武装。他死时才三十一岁。丁一说：“这样的文人可不多啊！”丁一谈的这些情况使我受到震动。我知道北伐战争前后，鲁南地区特别是枣庄一带，革命活动是活跃的，风云变幻很激烈。1927年夏，北伐军曾占领枣庄，可惜的是那时距王思玷去世已经半年多了！他没有能亲眼看见北伐军胜利进军的盛况。我当时确实有过想写一写王思玷传记的念头，我崇敬一位年轻的有才华的作家为国民革命弃文从武献出生命的精神。但当时条件不允许我花大量时间去做这件工作，事情搁下了，只在我的创作素材记录本上记下了王思玷的名字和有关他的一些我所掌握到的情况。丁一后来由苍山退休回到了北京，80年代初我同他在北京见面时，他还谈起过这件事。可现在他已作古，当我怀念起他时，常把王思玷的事与他联系在一起，使我想到他的热心肠。

    1983年，我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辑时，当时终审签发《中国文学家辞典》第三册，因发现第一、二、三册的名单中均无王思玷其人，我感到遗憾。到1984年终审签发《中国文学家辞典》第四册时，发现了王思玷的词条，这使我很高兴。如果第四册上再没有，我是要提出补上的。王思玷的这个词条约有八九百字，比较长，从中我了解到，他的文学活动主要在1921年到1924年之间。处女作短篇小说《风雨之下》发表在《小说月报》1921年十二卷九号，被评为“风雨之夜”征文优秀小说之一。也了解到他五四运动后确回到家乡与哥哥王思璞在一座古庙里办过高等小学。更知道他弟弟王思瑕曾将其生前发表的作品抄成一集准备出版，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散失。

    面对这个词条，我既有哀思也有欣慰。定稿时我一字未删，一字未改。但有些问题比如王思玷原名究竟是王思璜呢，还是王思玷？他曾用笔名究竟是王一民，抑是王亦民？他少时是读的家塾，抑是乡间私塾？他在临沂县立高等小学就读，抑是在临沂中学堂学习？他在南京铁道专门学堂学习，抑是在南京铁道专门学堂预科学习？他“五四”后到家乡，是在兰陵小学执教呢，抑是自己办了一所高等小学？诸如此类的问题均难在当时作出准确的考证，只能按未必准确的稿定稿。这使我在当时签字发稿时心头不禁遗憾：我既在鲁南长期工作并创作，且对王思玷先生怀有敬意，何以当时竟未曾好好收集一下有关他的史料？这样一位现代作家是不应被湮没或忽略的！他的作品留下的虽然不多，但在今天读来仍然使人能动感情，尤其是能真实地反映出20世纪20年代鲁南的残酷而又苦难的现实。当然，同时令我钦佩的是他的为人！称他的捐躯为国殇，是不会错的！所以，现在当山东苍山县所编的王思玷先生的选集能有出版的机会之时，我很愿写这样一篇文章，写出我的一些遗憾，却也同时用这篇文章来弥补我的一些遗憾。

    （本文系1985年应中共苍山县委所邀为王思玷文集所写）

    为耿济之鸣冤

    友人来访，谈起耿济之，说：“他做过汉奸！”我摇头说：“没有！”他说：“千真万确，周佛海日记上讲的！”后来，他给我寄来了《周佛海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一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许仰湖、王仰清标注），在1940年2月19日周氏日记中果然有这样一句话：“接见耿济之、杨揆一、刘兰江等，所谈均关于人事者。”在耿济之名字下，标注者注曰：“耿济之，名匡，上海人。抗战前历任驻苏联列宁格勒副领事，驻伊尔库茨克副领事，驻赤塔领事等职。”面对白纸黑字，我只好苦笑。

    其实，这里的“耿济之”是周氏的笔误。这笔误本来理应在注解中纠正，标注者未纠正，反倒将错就错，把耿济之这样一位鼎鼎大名的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变成了与大汉奸周佛海会面谈人事问题的汉奸，张冠李戴，岂不令人啼笑皆非！

    耿济之，原名耿匡，字孟邕，笔名耿济之、狄谟。上海人。1899年生，1918年就开始翻译俄国文学。1919年五四运动时，与瞿秋白同为北平俄文专修馆代表，积极参加五四运动。5月与许地山、瞿菊农、瞿秋白、郑振铎等编辑《新社会》周刊及《新中国》月刊。1922年至1936年，在伊尔库茨克、列宁格勒、赤塔、莫斯科、海参崴等地担任外交副领事、代理领事及总领事工作。1937年因病辞职回国。抗战时期在“孤岛”上海隐姓匿名埋头翻译俄国文学作品八年。1946年，因生活困难，由亲友介绍去东北沈阳中长铁路担任总务工作，1947年3月2日脑溢血病故。他是中国文学翻译界，特别是介绍俄罗斯文学方面的先驱者之一，译著甚丰。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关怀下，遗译如《卡拉马助夫兄弟们》《俄罗斯浪游散记》《白痴》等都再版发行了。耿济之从未做过汉奸，无端给他抹上一笔黑实在冤枉！

    那么，周佛海日记中所记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显然是周氏的笔误，将汉奸“耿绩之”写成了“耿济之”。

    在1940年周佛海9月8日写的日记中，就有这样一句：“下午接见李丽之、顾继武、耿嘉基、上田省一等，分别有重要商谈……”1942年8月15日的日记中记载：“……晚赴耿绩之家便饭。十一时返。”这个耿嘉基，字绩之，1899年生，江苏松江人。抗战前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政府法文秘书、法租界工部局华董，附汪投敌后，任社会部委员、汪伪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中政会外交专门委员会委员、上海特别市第八区公署总务处长等职，与周佛海关系密切，因罪恶深重，1944年2月见日寇处境日窘，自杀身亡。周佛海在1944年2月7日的日记中，悼念他这个心腹人时说：“闻耿嘉基自杀，不胜哀悼，一周前尚与谈准备应付混乱时期也。唯余将来恐亦难免此途，盖与其为日军或共产党所辱，不如自裁之为愈。耿自杀，原因虽不明，但能出此，亦为自重自爱之好汉也。”充分体现了兔死狐悲的心情。周佛海此时已早与重庆方面搭线，日军此时已呈败局，他心里忐忑，在1944年1月1日的日记中就说过：“今年内必有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余辈大有为大浪卷去而沉入海底之可能也。”所以，本文开头所引的那条注解理应说明“耿济之”是“耿绩之”之误，并对汉奸耿绩之作一介绍。不然，以讹传讹，耿济之先生将死不瞑目。现在有些书，常有些不应错的严重错误，谬误流传，使人不能不想起别林斯基的名言：“不好的书告诉你错误的概念，使无知变得更无知。”出版《周佛海日记》是有价值的，这本日记中的绝大多数注解也是好的，但涉及耿济之的这条注解却错得太离奇，涉及名人声誉。问题还是在于不认真。在编辑工作上只要慎重考查一下，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嘛！

    （本文刊于1992年2月《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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