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真实的回忆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我是在上海外滩黄浦江边的上海总工会大楼里听到他的声音的，那是浓郁的湖南口音。当说到“成立了”三字时，声调变高在“了”字前拐了一个急转弯，然后拖长。那时，没有电视，我们几个上海总工会文教部的干部按时在三楼面对黄浦江和浦东的办公室收音机旁等着收听天安门开国大典的实况录音报道。可惜，看不到那雄壮热烈的伟大场面，看不到毛泽东和天安门城楼上的情况，看不到毛泽东讲话和升起五星红旗的动人景象。但仅仅听到了毛泽东的声音，就使人心潮激荡开心无比了！那是我参加革命后第一次“亲耳”听到毛泽东的声音！
从那时开始，直到“文革”之前，流行着一句话：“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每每都是劳模、先进工作者、各地的头面人物才有此机会并被认为是一种殊荣的。而我，终于在1953年初春奉调到北京工作。见到我的上海朋友都说：“这下你可以看到毛主席了！”而我，心里也想，是呀！我是要去北京看毛主席去了！其实，那时北京的生活条件比上海差得多。上海的干部奉调去北京都用贴决心书的方式写大字报表态。不过，我贴大字报的态度是自愿的，并未要人动员。我确是怀着想去北京见毛泽东的心愿启程的。那时，他的威信太高了！
在北京，我度过了50年代中光辉灿烂的一些岁月，当然也经历了运动不断的密云骤风期直到60年代初。那时候，我年轻，对革命狂热，有个人崇拜，在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系统工作，每年“五一”和“十一”，都要到天安门前“观礼”。那是见毛泽东的好机会。于是，总是十分兴奋，尽管每年总要来这么两次。“观礼”也很疲劳，天不亮就起身，列队走向天安门前，要长时间地站立等待，要在会散后迈着乏力的步子饥饿地走回住处。虽然如此，却总是怀着热烈的心情，穿上自己认为体面的衣服，去接受毛泽东的检阅，绝不懈怠。其实，所谓接受检阅，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是未必看清我们的！倒是我们，离得不远，站在下面人山人海前可以看到他走出来，站在上面检阅。那时年轻，视力好，连他的表情都看得清清楚楚，有时还能看到他陪外宾如胡志明或西哈努克或谢胡甚至赫鲁晓夫等检阅。所谓“观礼”，去得多的是上述那种站着接受检阅，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队伍总是站在人群海洋的最前端，再前面就是捧鲜花和气球的红领巾儿童队伍了！游行完毕，儿童们跳跃欢叫着向前冲，我们也向前跑，争着向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家领导人挥手！还有一种观礼，那是站在天安门下观礼台上的观礼，是凭发给观礼证——一种绸条子，才可到指定的观礼台上早早站着等候观礼的。我真正拿到观礼出入场证绸条子的只有一次，而且不是红绸条，也不是粉红绸条，而是绿绸条。因为1953年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时我仅是行政十六级，隔了一年，升为十五级。级别不高，挂着绿绸条，在观礼台上就只能站在下边，挂着红绸条才可以站在上边，粉红绸条也比绿绸条站的地位高一些，离天安门城楼近一些。但就拿到那么一次请去观礼台站着的绿绸条子，当时已经很稀罕了。
在北京，除了“五一”、“十一”在天安门能见到毛泽东外，平时见到他的机会并不多。那时，虽然我也有过多次出入中南海的机会但不能从长安街正面的新华门进去，而是从长安街的府右街口进去，从中南海的西门入内。那儿有卫兵和传达室，传达室内有一个上尉或大尉接待。先问：“同里边联系过没有？”看了介绍信后，就打电话同里边联系过的同志联系，里边同意后，就发个通行证告诉你如何走，放你入内。我找李颉伯同志，他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那时他访问印度回来，我请他为我们的《中国工人》杂志写一篇介绍印度的游记，他答应了，但要由他口授，让我记录整理后经他审查同意后再刊登。中央办公厅在中南海内沿着南海往前走，在一幢大楼的二层楼里办公，这幢大楼下边放着许多扇红色木框镶饰的巨镜，给我很深的印象。颉伯同志口授由我整理的《印度游记》在《中国工人》上连载了两期。我当时很想能在中南海里看到毛泽东或其他中央领导人，但没有见到。后来，我同《中国工人》另一编委周培林同志进中南海找毛泽东的警卫处长闫长林，因想写一篇当年毛泽东在陕北延安抵抗蒋军攻陷延安而后连连失败的文章，题名《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此后由周培林等记录整理在《中国工人》上用闫长林名字发表，以后闫长林又增加内容写成较长的回忆录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回忆毛主席》一书中刊出），又进过中南海两次，但在中南海里行走听说毛泽东住丰泽园，却始终未曾碰见过毛泽东。在北京期间，我不止一次有机会听过毛泽东的讲话，但听的是录音，并未当面听过他作报告，比如1957年“反右”、“鸣放”时，听过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一次鼓励“鸣放”的讲话录音，我做了全记录，但后来这个讲话发表时，有极大的变化，同录音时的讲话大不相同，对比以后使我颇受启发：原来讲的话和发表出来的话是可以不一样的！发表的讲话是经过修改的！
我是在1959年秋天，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才出乎意料地近距离面对面地见到一次毛泽东的，这次见到他，事先未曾想到，完全出乎意料，重要的是离得非常近，看得非常清楚，因此就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那是苏联著名的大马戏团来中国首次演出，我以《中国工人》的记者身份，在演出的第一天首场演出拿到了请柬。我有固定座位，位置较好，但挂着绿色的记者条是可以自由走动的，这是演出第一天的开幕式，来宾十分地踊跃。我看到陈云副总理带了他的小孩早早地来了，他坐的位置较高，也并不在最前排，他和孩子静静地坐着，一点也不特殊，就像一个最普通的观众。
当时听说：年初“反冒进”时，陈云同志曾做过检讨，但是否确实，弄不清。自从在1957年“反右”后，大家说话都特别小心，我发现陈云坐的前面下方，有好几排位子都空着，心里揣测：一定是有中央领导要来。我正走动在通向前排位子的走道口看看场内的全景时，忽然发现观众突然由平静变得很不平静了！回首一看，明白了：原来毛泽东来了！
毛泽东迈着他那稳健的步子，脸上带着他那习惯性的微笑出现了！他高大魁梧的身材穿着宽大的中山装，由个儿高高步履挺拔的北京市长兼市委书记彭真，以及穿西装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及一些工作人员和卫士簇拥陪同着来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随着这情况，响亮的掌声——这是场内的群众看见毛泽东所鼓起的掌声。毛泽东和彭真、尤金走到我面前来了！我只好止步站在原地不动。
毛泽东步伐很快，一会儿就走到我的跟前，我与身边另两个记者站着不动，毛泽东等步伐很快，我和那两个记者站着看他，他眼睛不看我们，最近时离我只有两尺远，我看得十分清楚，连他下嘴唇那颗痣也看得很清楚，但他一会儿就大步走远了，走到前边空着的那些预留出的座椅前去了！
当时，国内形势，由于“反右”后又“反冒进”，由于要“超英赶美”、“大跃进”，由于“全民炼钢”，成立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再有些地方有天灾，弄得饥饿现象已开始呈现，但毛泽东的笑容和那晚走路的步伐，似乎向人展示他的信心和魄力！他心情很好！
那晚，毛泽东的来到，使苏联大马戏团的艺术家们也激动得难以形容，他们每个节目演出结束，在热烈的掌声中都要朝毛泽东坐的方向恭敬地鞠了躬才退场。大马戏团拥有不少第一流的杂技演员，有的是“功勋演员”。但太激动了！那晚有一个本来十分精彩的节目“横板滚球”——很大的皮球滚动着，上面搁上横板，演员站在板上挪动着脚，大球隔着板滚动，人不掉下来，板上再加另一只大球，球上再加横板，人再上去滚球。可惜两个演员都紧张过分了，老是从滚动的球板上跌落下来，而且再也无法表演成功，我在台下替他们着急也无用。结果他俩就只好恭敬地抱歉鞠躬退场，观众们对这似乎都很理解，仍给他们鼓掌。这时，我发现毛泽东也在给他们鼓掌，含着似乎是表示鼓励的微笑。毛泽东给两个失败演员鼓掌，是那晚使我印象极深的事……
不怕失败是对的！坚持错误就不对了！……许多年后，经历了“文革”，看了党的决议，我深深认识到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错误和危害后，对那个时期那个晚上毛泽东给失败演员鼓掌的事不由得又有了另一种深深的新的解悟。
（本文刊于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的《人世绘》）
罗荣桓元帅的家风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我从1978年开始采访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及一些国际友人，以便撰写牺牲在沂蒙山区的德国国际主义战士汉斯·希伯同志的传记。抗战时期，罗荣桓同志率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沂蒙山区作战，当时他的夫人林月琴同志也在山东，因此我在北京访问了林月琴同志。
林月琴同志曾任罗帅的办公室主任，人都叫她林主任，我访问她时，她总穿着军装。罗帅1963年病故，生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但我到他家采访，最深刻的印象是这一家人都平易近人，毫无架子。举例来说：因为他们当时住在国防部内，我去不方便，所以派车接我前去。车子一直开到客厅门口，罗帅的长子罗东进同志当时是某研究所的所长，已在那里迎候。林主任穿着军装同我在客厅里谈话时非常亲切，我提出的问题她都一一回答。泡茶、敬水果，拿出当年的许多照相本让我翻阅。采访中，来了一个三四岁的小孩，估计是林主任的孙辈，林主任对孩子说：“快对客人敬个礼！”小孩马上举手行军礼。我也笑着逗孩子玩，因为孩子十分可爱。这时林主任的一位学医的女儿回来了，林主任向我介绍了她的女儿，她女儿当时正有一个出国的机会，可去美国也可去加拿大，她还未拿定主意，问林主任：“我可以征求这位作家的意见吗？”林主任说：“可以。”于是，我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使我感到对他们一家毫无陌生感和局促感。每次，我采访完毕要走了，罗东进同志总在客厅门口送我上车，替我开车门，像对一个长辈。我早听说：罗帅严肃、有原则，但历来对干部十分平易，十分重视群众工作，不摆架子。采访林月琴同志时，这一家的待客之道使我深感到一种优良的老八路家风非常可贵。
（本文刊于2014年第1期《晚霞》）
罗瑞卿总参谋长的承诺
1960年时，罗瑞卿大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又是中央军委的秘书长。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台湾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1960年4月，北京要召开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当时，我到东交民巷罗总长住处向他约稿，请他配合全国民兵代表会议为《中国工人》写一篇文章，威慑台湾。当时组这篇稿觉得有难度，因为罗总长非常忙，怕他不会答应，但又觉得当时的形势，他写这篇文章不但有意义而且会起好作用，因此他可能会同意。果然，我到东交民巷罗总长家中找他，他承诺写了，而且叫我以后可以同总参动员部部长傅秋涛上将电话联系。我强调：这篇文章是《中国工人》拟发头条的“帽子文章”，希望在我们发稿前如期拿到稿子。罗总长也慨然答应了。我和编辑部同志为此感到兴奋。
这以后，我同傅秋涛部长电话联系，傅部长告诉我：已派人按罗总长的意思起草了稿子，稿子已送给罗总长亲自去审改定稿了。我强调：这稿是配合民兵代表会议的，这期刊物要赠送给全体会议代表人手一册的，发稿期临近，希望不出问题，能如期拿到罗总长的稿件。傅部长说：“罗总长确实非常忙，稿子在他手中，但他飞成都有事去了！不在北京！我再给你转达一下。”傅部长当时又是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他对这事显然是很关心的。
听说罗总长去了成都，发稿在即，我心里忐忑不安，真怕延误了发稿和出版。
但，就在发稿那天，收到傅秋涛部长的电话，他那亲切的湖南口音使我十分激动，他说：“罗总长的稿子用专机送回来了！他做了些改动，我马上派人给你们送来。稿子你们不要再改动了，按他的稿刊出！”我谢了他，他说：“罗总长答应了的事一定会这么做的！”
罗总长的文章在《中国工人》发表后，反响强烈，外国记者都发了电讯，全国许多报刊都转载了，这对当时蠢蠢欲动的台湾蒋军是一发威力强大的子弹。
（本文刊于2014年第1期《晚霞》）
慈祥的谢觉哉老人
1971年八十七岁的谢觉哉老人逝世，迄今四十多年了，但他那慈祥的态度、亲切的笑容至今使我难忘。
20世纪50年代中，谢老在北京任国务院内务部部长时，我向他组稿，请他为《中国工人》写杂文。1959年4月，谢老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时，我仍请他为《中国工人》写杂文。这时谢老仍在内务部里住。他的办公室很大，他的夫人王定国同志实际如同谢老的秘书，大家叫她“王科长”。“王科长”总是热情周到地应对客人。我想这同谢老的慈祥待人的风格是分不开的。我每次请谢老写稿时都坐在谢老大办公桌的对面椅子上。谢老总像一位慈祥的长辈那样和善地看着我，似乎在研究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湖南口音亲切低缓，穿的衣服十分朴素。他做了多年的领导工作，但给我一种异常慈祥和善的印象却是出乎我意料的。他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与林伯渠、吴玉章在延安时代并列为“三老”。他是一块百炼钢。正因如此，我意识到他的和善、慈祥是一种大智、大雅、炉火纯青的表现。那时节，谢老的视力已经很差，中午时分光线强烈时他可以用来阅读及写东西。他的字写得极好，给我们写的稿都用毛笔，写的字每个有拇指盖大，字迹圆润挺拔，很少涂改，写在旧式毛边直行纸上，每张都像一件艺术品。我曾经保存过谢老的杂文手稿，可惜后来毁于“文革”了。
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谢老慈祥地看着我，告诉我：30年代初，他到湘鄂西苏区一个人独自主编一张《工农日报》，从外勤到编辑，从校对到油印，都是一个人做。报纸是油印的，印得同石印一样的好。说时，他笑了，笑得特别慈祥。我也笑了。他问我：“喜欢唐诗不？”我说：“过去读过也背诵过一些。”他说：“你们的刊物叫《中国工人》，是工人阶级的刊物，办好刊物责任重大。要了解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听群众讲的真话，李白有诗说：‘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下情不能上达，你们就有责任！你们当‘浮云’，那就是未尽到办刊物的责任。”我告诉他，我们都常下工厂了解工人思想情况，也不断编印“内参”，供有关领导部门了解工人的思想情况与存在的问题。他点头，说：“那就好！”他话虽不多，但言简意赅，使人感到指导有方。回去我在编委会上传达了谢老的话，大家都被这位革命老人所感动。所以，此后每当我听到下情能够上达或下情不能上达的事时，总不由得会想起可敬的谢老！
（本文刊于2014年第1期《晚霞》）
沙湾镇，忆郭老
郭沫若是四川乐山人。乐山沙湾镇有他的旧居。我与起凤到他的故乡，深深为那里的绮丽风光吸引，潺潺的沫水与若水舒展在一片绿山之前，诗情画意扑面而来，立刻使人想到郭老的满腹诗情才华。
旅行车停在沙湾镇大街上，前行不远就是门前高悬“郭沫若旧居”匾额的一幢黑色古老建筑。来参观的人不少，旧居大小三十六间屋保存得很好：进门后左右两间大屋，悬挂着郭老各个历史时期的工作、生活照片，靠墙的玻璃橱里，陈列着他的主要著作和文物、手迹。沿着甬道朝里走，有他诞生的小房，父母的居室，厨房，水井，他少年时代读书的地方。还有一些房间陈列着一些名人题字，外国友人赠送的礼品及书信，以及郭老与外国友人的大量合影照片。这位文化名人的业绩与他一生的经历在这里都得到了记录和重现。在旧居里参观，我情不自禁地忆起了50年代时在北京与郭老的一些接触。往事历历，既有思念，又有感慨……
1953年春，我从上海调到北京。按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参与筹办《工人》半月刊。为了第一期就顺利打响，我前去郭老家中组稿。
郭老当时住在北京西城区大院胡同5号，外表是红色的大门，进去是一幢很大的西式楼房，有花园，宽敞的客厅有里、外两个。在我感觉上，这平房的客厅是后来加盖了同楼房连接起来的。住宅的围墙上有电网，电网上安着红灯泡。进门右侧，传达室有警卫彬彬有礼地让客人填写会客单。我去的那天下午，正好郭老在会客，客人是蔡廷锴，秘书王廷芳请我坐在外客厅的沙发上等待。等郭老送走客人回来后，我便起身招呼郭老，握手坐定以后，我抓紧将组稿的要求谈了。郭老起先似乎不想写，但我强调这是全国性的工人刊物，郭老竟点头说：“好！”这使我有一种感觉：郭老对工人阶级是特别重视的。以后在多次接触后，证明了我的这一看法。他应邀为我们写了《回忆斯大林》一文，我们发在刊物的头条上，引起了不少报刊的注意和转载。
《工人》半月刊后来决定改办为《中国工人》杂志，我任主编助理兼编委，刊物第1期在1956年11月出版，郭老应我之邀特地写了一首诗发表在刊物上。全诗开头部分如下：
我们是中国的工人，中国的主人翁，
我们的热情像炼铁炉一样通红，
在国家建设中要起带头作用。
要使新式的机器在工厂中交响，
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场中朗诵，
翱翔在水中，陆上和空中。
还要潜下水底、钻进地层，
争取向别的星球开始活动，
要让原子能听我们和平利用……
诗味是不强的，但他是认真写了的。
后来，我们《中国工人》杂志的几个编委分工固定联系一些作者，郭老一直属于我分工联系。他平易近人，对工人刊物约稿，总是乐于应承。但因为他忙，平时尽量不去打扰他。1957年6月，世界和平理事会要召开科伦坡会议。当时，《中国工人》杂志组织了首都著名画家包括齐白石老人、何香凝老人、陈半丁、于非等一共十位，画了一幅大画，取名为《和平颂》。画面上有鲜花、有和平鸽、有假山石等。白石老人那时有时清醒有时糊涂，轮到他作画时，本想请他添上几笔就行，谁知他当时竟在画中央点了个墨团，多亏陈半丁、王雪涛等画家把白石老人扶下来休息，将他点了墨团的地方改缀了块假山石作为掩饰。画上请郭老题了“和平颂”三字。这幅画交由中国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代表带往大会作为献礼，并由新华社将稿发往国内外。
到196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我们决定仿照《和平颂》那幅画的形式，请陈半丁、王雪涛等名画家画一幅彩墨画。并请郭老题诗，作为刊物的插页。我去约稿，郭老慨然应诺，给画起名为《五一颂》，并配了诗，我还记得诗中有“五一声威壮，劳工创大同”的句子。这诗当时在5月1日的《北京日报》上也发表了，其来源则是由于有这幅画在先。也是在1960年，我选了一些工人创作的优秀诗歌送给郭老去看，请郭老看了一些工人诗歌后发表点感想并对工人谈谈诗歌创作。郭老当时担负着繁重的国家事务、科学文化教育和国际交往等方面的领导工作，但郭老同意写这篇文章。后来，我如期到郭老住所取稿，秘书王廷芳同志交给我郭老写的这篇谈工人诗歌的稿子，字数两千字左右，但选了一些我送去的工人优秀诗歌作例，深入浅出地谈了工人诗创作方面的问题。郭老用毛笔写稿，红格稿笺，字很小，书法刚劲俊秀，未打草稿，改动处不多，稿子本身就是一件很好的艺术品。
我在参观中，一直回忆着这些如烟的往事，心情很难平静。步出郭老旧居，已是将暮时分了，登车驶向归途，只见远山早已隐没在氤氲的雾气中，河上有迷滞的雾，远处近处的田野、房舍、竹丛也全有缥缈的暮霭在掩映飘动，但参观郭沫若故居时那种步入历史之感，却在心头荡漾久久不能摆脱……
（本文刊于1985年上海《文学报》）
三见黎玉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和创始人之一——黎玉，是位长期蒙受极大冤屈而仍以大局为重继续努力为党工作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他1906年生于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1925年，发生了“五卅”运动，促使他走上了革命之路，他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游行，宣传进步思想，在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黎玉在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等地做党的工作，勇敢、机智地战斗。1934年春天，黎玉以中共河北省委巡视员身份到中央河北省直南特委工作，先后兼任过直南特委和直鲁豫边特委的书记。因为抵制“左”倾冒险主义的做法，受到错误的批评撤职处分。但他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在河北濮县一带成功地领导了几次群众分粮斗争，恢复和重建了党的组织。不久，刘少奇到北方局担任书记，取消了对黎玉的处分并肯定了黎玉的意见。
1936年4月，黎玉奉中央北方局之命，到山东恢复建立中共山东省委并担任书记，工作取得了成绩。抗战爆发后，中共山东地下党省委在党中央指示下部署了武装起义。黎玉直接领导了徂徕山起义，并兼任起义部队的政委。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下，中共山东省委组成了一支四五万人的抗日武装，为建立山东根据地打下了基础。有了这基础，中共中央从延安派了大批干部来山东抗日战场，建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黎玉任政委。
1939年，徐向前、朱瑞等到山东，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山东、苏北境内的八路军部队。黎玉仍任山东纵队政委。到1940年夏，随着形势的发展，为加强山东抗日工作的领导并适应民主政权的发展，7月26日到8月26日，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数百人在沂南县城西南二十八公里的青驼寺，召开了山东抗战史上著名的青驼大会，正式成立了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相当于省人民政府），同时还成立了山东省参议会。黎玉任战工会首席组长，为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2年冬，山东军区机关遭到“扫荡”的日军包围，黎玉率领军区机关仅有的一营警卫部队与万余日伪军作战，打垮敌人八次进攻后，黎玉负了伤，仍率队胜利突围。到1943年3月，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合并成立山东军区，黎玉任军区副政委、山东战工会主席等职，协助罗荣桓工作，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和建设做出了许多贡献。
到解放战争时期，罗荣桓率主力北上，黎玉任山东分局书记。不久，新四军到山东，成立华东局，黎玉任副书记，并先后兼任新四军山东军区副政委、华东军区副政委等职，协助陈毅工作，为保卫和建设山东解放区、进行土改、粉碎蒋军重点进攻做了许多工作。可是，1948年，山东土改复查时期，在康生等把持下，给黎玉扣上了一大堆不符合事实的罪状，罪状之一是说他“使群众只知有黎主席不知有毛主席”，使他蒙受了极大冤屈。从此，黎玉一切听从党的安排，不计地位高低，由于土改复查时期的错误结论，使他在以后的工作中，也继续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搞运动时，有时就会联系到他。但他一直认真地工作，从不动摇信念。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兼秘书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上海市政府市政建设委员会主任，中央财委劳资教育组、财政组组长，一机部副部长，农机部、八机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等职。他始终在埋头工作。到“十年内乱”时期，他的遭遇更惨，康生对他进行迫害，说他是“叛徒”，他受到的凌辱与打击更多。但他相信正义必会战胜邪恶，挺着身子走过了严寒时节。粉碎“四人帮”后，他重返工作岗位，以后又退居二线，担任一机部顾问、农机部顾问。压在他身上达三十九年之久的错案，也由党中央在经过大量调查、甄别之后，终于在1986年3月13日进行了彻底平反，给黎玉同志恢复了政治名誉。如果从1926年算起，到1986年，整整六十年。黎玉为党为人民努力服务了六十年，而其中有三十九年是在背着沉重的错案包袱下在鞠躬尽瘁的。这应该说是做到“忘我”、做到“大公无私”了！所以，当沉痛悼念他的时候，我就感到在悲伤之外能给我启示和咀嚼的回忆更多。
我第一次见到黎玉同志是在1950年的夏天，在上海。
上海是1949年5月底解放的。我在6月到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文教部工作，任务是给上海总工会的领导同志刘长胜（主席）、朱俊欣（副主席）、汤桂芬（女工部长）等起草讲话稿，审查电影及书刊稿件，负责华东、上海职工广播节目的安排，编辑工人课本等。到1950年夏天，上海市总工会决定创办一个劳动出版社，除出版工人课本外，还出版工人阅读的各种书籍。文教部决定：请陈毅同志题写“劳动出版社”五个字，并要我负责联系完成。
当时，上海市军管会在外滩，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在福州路江西路的弓形大厦（这里原来是国民党上海市府大厦）内。我带了介绍信，就先到军管会找陈毅同志，接着又到福州路江西路的市委、市府大厦找陈毅同志。但都未见到。两处都有秘书模样的人员要我留下介绍信并说明来意和要求，让我等着听答复。我坚持要亲自见见陈毅同志请他题字。这就决定第二天再去。
第二天，我到福州路江西路的市府大厦去，仍未找到陈毅同志。在二楼过道里，忽然看见一个身材挺拔气宇轩昂穿黄军衣佩红底黑字军管会胸章的人迎面走来。可能因为我穿的是上海总工会的制服（蓝布列宁装，佩白底红框黑字的上海总工会筹委会符号），这人见了我就问：“你什么事？”那意思是问我要找谁有什么事，又似乎夹着“你为什么在这里东张西望”的意思。
我说：“我要找陈市长！”
他看看我的胸章，说：“呵，你是总工会的！”又问，“你什么事？”
我把介绍信递给他看了，扼要说了情况。
他说：“我给你问问他！”
看他那模样，是位领导同志，我不好再多说什么。我就问他姓名，他说：“我叫黎玉！”我当时孤陋寡闻，还不了解黎玉同志的经历，问怎么同他联系，他说：“打电话给我好了！”他告诉我了电话号码，边上正好过来两个人找他。我介绍信给他拿去了，见他有事同那两个找他的人一起走到一间办公室里去了，我就向人询问纪康[1]同志的办公室在哪里，找到戴眼镜瘦削的纪康同志询问。
纪康同志本来是上海总工会筹委会文教部部长，这时已调到市委工作，上海总工会文教部部长是李家齐[2]同志了。我问纪康：“黎玉是谁？”并告诉他了经过。纪康告诉我：黎玉是市委的秘书长，并将黎玉过去的情况简单告诉了我一些，我这才知道遇到的是个“大人物”。
隔了一天，我正想是亲自去找黎玉抑或是打个电话向他询问一下结果，谁知劳动出版社总编辑吴从云[3]同志来找我了，告诉我：“市委已经来通知了，说陈毅同志不写，陈毅同志的意见是可以请舒同写，因为舒同的字好。”
黎玉同志办事这样认真负责而且迅速，使我起敬。他事情一定极忙，电话虽不是他本人打的但总是他叮嘱别人打的。这种办事马上有下文的作风多好。我接着奉命去找舒同同志。舒同当时是华东局宣传部长，给我们写了“劳动出版社”五个字，是写了好几条由我们挑选的。我们做了一块大牌子挂在门口，以后所出的每本书上都有这五个“舒同体”的刚劲有力的字。
这以后，同黎玉同志没有接触，万万料不到在“三反”运动刚开始反官僚主义的时候，黎玉却作为官僚主义的典型第一个被“反”了下来。当时，上海报纸都在第一版刊登了黎玉被“反”下来的消息。我很诧异。我在劳动出版社任副总编辑，虽在以前只同黎玉匆匆见过一次面办过一件事，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并无官僚主义。闲谈时听人说：“黎玉过去犯过错误，反他一下官僚主义不会冤枉他！”意思似乎是说：犯过错误的人每到运动来时都还得整一整的。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三反”在1952年搞定，1953年春我由上海调到北京工作，一直工作到1961年夏。在这么多年里，我几乎从来没有再听到过黎玉的名字也没想起过他。在我的记忆中，他几乎已经消失了。
但，1961年夏，我从北京到了山东临沂，这里也就是著名的老根据地沂蒙山区。我竟常常听到人谈起黎玉的名字。而且，他在山东沂蒙山区，几乎是个无人不知的名人。有人谈他的好处：他怎么领导了徂徕山起义，怎么在既无枪支又无给养更无作战经验的条件下建立了抗日的队伍，1941年日寇调集五万重兵“扫荡”沂蒙山区，敌人的合围怎样在罗荣桓和黎玉领导下被粉碎的，黎玉是怎样出生入死多次遇险并在1942年冬负伤流血的……有人谈他的坏处则说：“黎玉那时在山东不挂毛主席的像！”“黎玉使山东人只知道有黎主席不知道有毛主席！”“黎玉在山东做战工会主席时，识字班课本上写道：‘山东人民好福气，出了个黎主席’……”“黎玉在山东闹土改时犯过大错误，到1948年土改复查时挨过批判。”其实听说课本上歌颂他的这些事他本人并不知道。
这些关于黎玉的话，我听了也就只是听了，并无法去臧否人物诊断是非，只是在听到这些话时，会想起黎玉同志那挺拔轩昂的身影和长长脸上那双浓眉下炯炯的眼睛。过了些年，向人打听情况，听说黎玉在北京工作。到60年代初，有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黎玉的名字，当时他是一机部的副部长，算是证明他确实是在北京。但隔不了几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就燃遍了全国。我看到过说黎玉是“叛徒”的传单，能够想象到他受冲击的灾难深重，只是我自己当时在山东省属重点中学临沂一中已成了“刘少奇的代理人”，面对一百多个红卫兵战斗队，受尽折磨，自顾不暇，想起种种无中生有的迫害，想起全国“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做法，对黎玉却不能不抱有某种同情；而且对他那种跌了跟斗又爬起来干的经历，在逆境下更感到有所得益。
总算熬到了“四人帮”被粉碎。想不到在1977年12月，我在北京又第二次见到了黎玉同志。这次见面，离第一次在上海见面，已是整整二十七年了！这次，是我主动去找他的，因为我正在采访、收集德共党员、“太平洋学会”记者汉斯·希伯的材料，而黎玉同志是当年见过希伯、了解希伯的少数权威人士之一。我需要他将他所了解到的有关希伯的事告诉我，并想通过他介绍更多的采访线索。
我去一机部打听黎玉同志的情况和地址，才知道黎玉同志还没有“解放”。我问是什么问题，党委的一位同志说：“历史问题。”这时我对“文革”中那种无限上纲上线的做法早已深恶痛绝，对无端将许多老干部硬划为“叛徒”等的做法也早已明白是怎么回事。在我思想上认为像黎玉这样为革命流过血的老同志，革命几十年，居然还拿什么“历史问题”来卡他，未免可笑。我要求知道黎玉的地址，一机部接待的同志告诉我：“他住在北京火车站附近老万居胡同15号，老万居胡同现在改名为农跃胡同，黎玉家的门牌号码可能改成了13号了！”我便满怀热情地去找黎玉的家。
这老万居胡同15号果然改成了农跃胡同13号。那是一幢青砖的西式楼房，原来可能是很好的住房，可是败落了！门首的小院子里花木败落，一派萧索气氛。我进了门，到了楼下一个客厅里，见到一个中年女人，我说了来意，她让我等一等。我坐在客厅里的一只破沙发上，看看这间冷落破旧的客厅，可以想见主人的落魄，心头不觉有些沉重。
一会儿，从楼上下来了一个人，他一进来，我一眼就认出这是黎玉同志。但，他老了！确实老了！走路有了老态，脸色苍白，脸上全是皱纹。而且，从眉宇之间，可以看出他有一种遭过折磨和摧残的心态。但从举手投足之间，仍使人感到他有坚强、坚定的意志。我站起身来，叫了他一声：“黎玉同志！”此时，我觉得这称呼是最尊重他的了。也只有这种称呼，足以表达我对一位老同志的敬意。
他请我坐下，自己也在我近旁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椅旁桌上有茶杯和开水瓶，我说了来意并给他看了介绍信后，他对我说：“我有糖尿病多年了，嘴干舌燥，说话都不方便，要常喝水。”说着，自己倒了一杯水放在面前，并问我喝不喝水。我告诉他不喝，带着感情地说：“黎老，我带了一点沂蒙山的山楂来给您尝尝。您离开那里已经很久了！我是在临沂工作的。我知道，您在那里战斗、工作过多年，可能您还会常常想念那地方！”
这话可能触动了他，他连连点头说：“啊，是很想啊！是很想啊！”他将我摊开在他面前桌上的一小包山楂拿了几个在手里把玩，说：“谢谢你还想着给我带沂蒙山区的土产。在沂蒙山区，很多事全记不起来了，但山区有许多这种山楂，我还记得。”
我忍不住问：“黎老，您可能不记得我了，解放初期我在上海市委见过您的。”我将在上海第一次见面的事讲了。
他微微笑了：“是吗？不记得了！”
但，我们之间的关系由生疏变得亲密了，感情能够交流了。我见他每说两三句话就要喝一口水润润嗓子，我就常常站起来给他倒水。他就把他所了解的关于希伯的事讲给我听。
我们谈着话，忽然，我听见楼上隔壁一间房里有人厉声大叫，声音很高，腔调很怪，声音里充满了痛苦，是呻吟，也是一种灾难的发泄。起初，我使自己镇静下来，好像听而不闻。但过了一会儿，又继续听到第二次、第三次，我就奇怪了，这是谁？为什么这样怪腔怪调地大叫？……
黎玉同志似乎知道我的想法了，停止了叙述，对我解释：“这是我的那个儿子！‘文革’中给吓疯了！”他说得平静，可是我好像能感到他话中的悲愤。
我能说什么好呢？我当时在北京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见到韦君宜同志的儿子杨嘟嘟（他爸爸杨述同志曾任朱德同志秘书），好好的一个男孩子，也是“文革”中给吓傻的。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太深重了！
那天，谈了大约有两个多小时，我见他身体不好，糖尿病使他讲话困难，就决定告辞。他提供的材料和线索不少，我决定去采访他所提供的一些同志，如萧华（当时任兰州军区政委）、林月琴（罗荣桓的夫人）、康矛召（当时在欧洲做外交官）等，并且约定以后再来看望他。
第二次见到黎玉，我的采访收获不小，但却也带来了惆怅。见到他苍老有病、儿子发疯、住所破旧的境况，我不禁想：他的“解放”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
第二年（1978年）夏天，我又到了北京，仍是忙于为收集希伯的资料奔波。7月25日，一个星期二的下午，我又到火车站附近的老万居胡同15号看望黎玉。这是我第三次见到黎老了！这次我是特地去看望他的。
住处依然如故，只是上回来正是严冬，现在却是盛夏。小院里多了些绿色，冬天的气氛在自然环境中消失了。我步入那间熟悉的客厅，见布置也无变化。只不过多了一台电视机，放在一张矮几上，罩着布罩。
黎玉来了。他大约午睡刚醒，脸上还有睡容，见到我，高兴地说：“啊，你来了！”
我站起来向他问好，又同他一起坐下。他依然是倒水喝，但也给我倒了一杯。接着，就告诉我：“这些年，我先是靠边，后来给我戴上‘叛徒’的帽子。‘十一大’后，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那是不对的，不符合事实。党实事求是接受了我的申诉，我‘解放’两个月了。”
听说他已“解放”，我很高兴。我说：“早该‘解放’了！”
但他叹了一口气，说：“我已经七十二岁了！”
他那发疯的儿子又在隔壁那间房里吼叫了！我沉默地听着，他也沉默地听着。后来，我送他一本写沂蒙山区土改题材的电影剧本《平鹰坟》。这剧本是临沂地区几位同志集体创作，由我主要执笔写成的。此时已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影片在全国上映过了。
他出乎我意料地说：“这件事（指平鹰坟这件事）发生在沂蒙山区十字路（现莒南县）大店镇，我知道。你们这电影我也看过了，很好。”
可能是这剧本的题材引起了他的回忆，他忽然长叹一声，说：“过去我在山东的工作做得不够好啊！不过，有些事我可以承担错误，却并不符合事实。”说着，他变了话题，详细问起临沂和沂蒙山区的近况来了，又问起临沂地委书记和专员的名字，带着浓重的感情，像听故乡音讯似的饶有兴趣，说：“这些同志都不认识了！”又说，“山东原来一起的同志提到省一级的不多，地一级的恐怕还有。”更说，“离开山东许多年了，还常常想那里。抱犊崮我还有印象。”
我说：“您以后可以回去看看，大家会欢迎您的。”我告诉了他我在沂蒙山区深入生活时常会触景生情想起他的心态。
他没有答话，只是一口一口喝水。
后来，我们谈了很久，谈山东，谈沂蒙，谈希伯，他希望我早点把书写出来。直到后来，有客来了，我就向他告辞，他还亲自送到门口，亲热有力地握手。
以后，听说他重返工作岗位了，是农机部顾问、党组成员。并听说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很重视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敢于主持正义，也爱惜干部和人才。接着，我看报时，在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的名单中发现了他的名字，使我感到欣慰。
起先，是由于忙；到1983年，我又由山东调到四川工作，一直没有再见到黎玉同志。后来，我读到过黎玉同志写的革命回忆录，一共两篇：一篇是回忆少奇同志的，题为《胜利的转折，历史的功绩》，是他与陈沂、高克亭同志合写的；一篇是回忆罗荣桓同志的，题为《和罗荣桓同志在一起》。听说，有人请他多写些回忆录，尤其希望他写关于自己在山东的经历的回忆录，但他不肯答应。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当时他还背着沉重的错案包袱（1986年3月党中央给他彻底平反），他怎么能写？我也觉得十分可惜，因为他是那样一位优秀的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和创始人，他所经历的革命历程和知道的经验教训如果写出来将是多么珍贵！
我们党的历史上，蒙冤的革命者，革命的蒙冤者太多了！革命可真不是“请客吃饭”！它是需要英雄人物才能戴上这个桂冠的！历尽艰难，承受委屈，对党始终热爱，对革命事业仍全力以赴，自始至终，心无旁骛的人，该可算是英雄了！有个哲人说过：“每个英雄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曲折。”我历来并不心服这句话，但从黎老和不少英雄人物的身上，却又仿佛看到了这句话的验证。我要衷心向那些历尽坎坷对党忠贞不贰的老同志学习！但我也愿革命的征途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少一些人为的坎坷，多一些关切的同志爱！
我愿意用这样的心意来悼念黎老——一位始终坚持革命信念而不懈怠的老共产党员！
（本文刊于1990年《人物》）
注释：
[1]纪康同志20世纪60年代曾任中联部负责人，“文革”前病逝。
[2]李家齐同志“文革”前曾任上海市委秘书长，“文革”后任上海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已离休。
[3]吴从云同志“文革”前任上海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文革”初去世。
萧三先生二三事
北京大学西语系李淑教授来信告诉我：已故著名作家、诗人萧三的夫人叶华（EVA）现已八十二岁，写了一本书《中国，我的梦，我的爱》，此书用德文写成，约三十万字，在德国出版后畅销。李淑教授曾译过艰深难译的德国古典文学名著《痴儿西木传》，深得好评，叶华慕名而来诚恳邀请她能翻译这本书。李淑教授信上说：“我非常忙，而且我不爱翻译，喜欢自己写点想写的东西，但考虑到萧三是位很不平凡的人物，他与叶华的经历很不一般，这本书又写得这样好，我终于答应翻译，现已译出初稿，年底可以定稿。”收到她的信后，我不禁牵动了不少记忆，心情很不平静。想起萧三是1896年农历九月诞生在湖南湘乡县的，快到他九十八岁诞辰了！就决定写这篇回忆文章作为纪念。
萧三同志1983年2月4日在北京病故。“文革”中，他们夫妇被莫须有的“国际间谍”帽子摧残得很苦，拖到1979年才恢复自由。萧三去世时，报上登了消息。当时我在山东，想拍一个唁电，却不知该拍往何处。我估计他已不住在原来的寓所了。而且，原来在北京东单苏州胡同的住处号码是多少我也记不清了。于是，只好默默在心中凭吊。
1949年秋冬，我在上海总工会文教部工作，按照市委宣传部的要求参与筹办“上海工运史料展览会”。我分工的部分，包括1926年～1927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在内。那时，我们采访有关领导同志和老工人，广泛征求、收集工运史料、图片、实物，翻查全部当时的报纸，调来敌特机关、警备司令部及法院、警察局等的秘密档案、黑名单，也研究地下进步刊物、传单，将支离破碎的材料编辑整理成系统的工运资料，写出展览说明文。我在收集到的资料中，了解到萧三同志在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用的是萧子的名字，当时职务是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并代理团中央书记。萧三的名字弄得很复杂，他乳名莼三，这就是后来叫做“萧三”的由来，他又名克森，别名植蕃，字子，在国际文坛上常用笔名“埃米·萧”。在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的特委会议记录文件上，我查到“子璋”、“璋”的名字。但当时叛徒顾顺章是军委成员，也参加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指挥，会议记录上有时用“章”字代替，而萧子是“暲”并非“璋”，因此必须弄清“子璋”与“璋”是否是萧三，而且也想向他了解当时他参加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具体情况，因此，我给萧三同志去信，信一式两封是请北京全国政协和北京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转的。在这之前，大约10月间，萧三曾陪同以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为团长的苏联保卫世界和平代表团及苏联艺术代表团到上海参观访问，我在大会上见到过他，却未得到面谈机会，但那一面就印象很深刻，他的风度翩翩，唇上的细八字胡衬得他的脸严肃而有个性。他没有贺龙元帅高大魁梧，但他的笑貌使我感到有点像贺龙。信发出多日，才收到一封简单的回信，大意是说，他太忙，而且时间长了，许多具体情况已记不准确了，“子璋”应当就是他，这是“子”之误写。当时，对弄不清的情况，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展览时，他的照片及事迹均未陈列。我编写《从“五卅”到“大革命”》的画册时，也未将他的名字和事迹列入，《从“五卅”到“大革命”》画册一年后是由上海劳动出版社出版的。
50年代中期，我在北京《中国工人》杂志社工作时，曾多次向萧三同志约稿并同他谈心。他住在东单苏州胡同。进这条胡同口不远在右侧有个关闭着的朝北的小门，进去就是他的家。敲门揿铃后，每每是位老年的外国老太太来开门。请进客室坐后，每每也是她来上茶。萧三同她用俄语交谈。会客室很雅致，玻璃橱里放着各种工艺品、小摆设。萧三与叶华的男孩立昂和维佳模样都接近叶华。萧三同我谈话，他们就去边屋里了。那时，我在研究中国工运史，向萧三了解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情况。他说自己大约是1926年春夏之交从北京调上海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在1927年3月下旬胜利后，由于陈独秀当时的右倾造成了形势紧张，月底他就撤退去了武汉。他告诉我：当时中央成立的特别委员会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指挥部以周恩来为首，参加的还有赵世炎、汪寿华、罗亦农、王若飞和他等人。起义时，他主要是在闸北区活动，谈这些时，他沉入回忆，既无炫耀，也并不形容和描绘，语气平淡，面部表情却是庄重略带悲壮的，那时他仅三十岁出头，是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并代理团中央书记。而如今我面对的萧三已是离六十岁不远的老人了！他写过诗说：“……也曾闯阵来，火影掠刀光。余光尚补拙，但求真理张……”这“火影掠刀光”该指的就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诗所表达的心态该与他同我谈往事时那种语气和表情是一致的。
那时，苏联大使馆有时向《中国工人》供稿。为配合纪念十月革命节，有的稿件译出后我拿去征求萧三同志的意见。我也请萧三同志为《中国工人》写稿。我想请他写回忆高尔基的文章，因为他1934年在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言时曾同高尔基相聚；我想请他写回忆鲁迅的文章，因为他和鲁迅曾多次通信……但起初是因为他实在太忙，他答应了却总是未写。后来，大约在1956年秋冬时节，有一次我再去萧三同志家向他约稿并谈话时，发现他对家人脾气很大，心情非常坏。他忽然十分懊丧地对我说：“我是退伍文人了！退伍文人！以后别再向我约稿！”问他怎么回事，他未回答。但后来知道，他是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在批丁玲时，因为他认为丁玲只是认识问题，不反党，于是，被从台上“轰”了下来。要不是他是老党员，说不定还会倒大霉。于是，我同他的最后一面，留下的就是这么一个懊丧但却十分正直坦荡的印象了！
以后，萧三不像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么活跃了。他编过书，如有名的《革命烈士诗抄》等，但他写的《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故事》也小范围地挨过内部批评。因为《中国工人》不再向他约稿，我又十分忙碌，也就未再登门看过他。以后，我去山东了，他用毛笔签名赠我的一本诗集《友谊之歌》，我是带到山东去的，只遗憾“文革”抄家，也不知被毁于何处了！留下的只是他赠书给我时那个浅浅的笑容。
萧三是位传奇人物，他同毛泽东缔结的亲密友谊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经胡志明介绍，参加过法国共产党；1934年又参加过苏联共产党。他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他精通俄语、德语、英语、法语等多种语言。他同许多世界名人有交往。他在文学上的建树更是多方面的。像他这样有特殊经历和特殊贡献的人是不多的。萧三修改的《国际歌》的中文歌词在我国一直流传到60年代。每当我唱起这支歌时，常会想起萧三。近年来，我见到过一些新出版的《文学家辞典》《文化名人传略》，有的有他，但略而不详；有的连不太够格的人都列有词条，却看不到萧三的词条，心中不免耿耿，难道萧三就该这么快被文化、文学界遗忘和忽略吗？
（本文刊于1994年秋珠海《明镜报》）
关于老舍答学人傅光明问
问：您感觉老舍是怎样一种作家？是否喜欢他的作品？
答：老舍是一位爱国的、正直的作家；是一位文学巨匠。他说过：“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上刻：‘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我认为他确是一位尽责的大作家！是一位独特的作家。
我十分喜欢他的作品。当然，特别喜欢的是小说和话剧剧本。小说中最欣赏的是《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月牙集》中的作品，还有《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话剧剧本喜欢的是《茶馆》《龙须沟》。我喜欢他的“老舍味”，他的语言特色、人物刻画、北京色彩。
问：您如何评价老舍解放后的创作？
答：曹禺早说过，“我们不应该轻率地衡量和取舍老舍的作品，应该留给历史和后世去评价”，确有见地。我是不同意否定老舍解放后的全部作品的。老舍解放后，政治热情高涨，写了许多作品，今天来看，有些配合政治、政策的作品是他作品中之“短”，但任何作家也不可能所有作品个个都好，老舍解放后的剧本中，《茶馆》和《龙须沟》是出色的。有一个《茶馆》，老舍先生就不朽了！可叹可惜的是由于“左”的倾向恶性发展，1963年至1966年，老舍的创作出现过前所未有的低产期，停过笔耕，这事实足以说明老舍如果在和风煦日下，他是会有杰作精品不断问世的。
问：从批胡风到反右，老舍一直是运动的参与者，都响应党的号召写过一些批判文章。您怎样看？您认为他当时参加政治斗争抱的何种心态？
答：经历过那些错误运动的人都知道：谁也不可能置身于运动之外，想不参加运动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大家常是抱着一种没奈何的心态参加运动的。写批判文章每每是一种政治任务，交任务给你，你不写也得写，而且，有些运动写批判文章的人也未必搞得清是怎么回事，只能遵命响应号召写大字报或写文章表态。我觉得老舍是位正直的人，满腔热忱“听党的话”。他当时参加政治斗争，不外是按要求办，也许同时会有无奈的心态。他是个有爱心和同情心的人，不是个好搞阶级斗争的人。
问：您是什么时候怎样知道老舍投湖的？当时有什么想法？
答：知道得很晚，因我“文革”中也受冲击（当时在山东一所省属重点中学做行政领导工作）。记得知道时已是1967年了，我怀着思念和痛悼，想起50年代时（约在1954年冬及1960年冬，我都在北京到老舍先生的“丹柿小院”里拜谒过他，我那时是《中国工人》杂志的主编助理兼编委）见到他的情景。他给我热情、和蔼、谦虚的好印象，我觉得他是位可尊敬的前辈作家，是个好人，竟遭迫害至此，太使人伤心和愤激了！
问：您今天如何评估老舍的死？我们应怎样反思“文革”？
答：老舍先生死得太惨太可惜！如果不死，他必然更会有极好的奉献。但他遭到了那么丧失人性的迫害与摧残，他用死来表白并抗议，无可厚非！“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历史已做了结论！全盘否定它理所当然！反思“文革”，批判“文革”，目的是给人间以是非，使中国今后再也别出现这种罕见的灾难！
问：您为老舍做过什么？
答：1983年10月，我由山东调至四川成都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分管文艺的副总编辑，当时，社里正出现代作家选集。其中的《老舍选集》（共五卷），已经在1982年出了一、二、三卷（长、中、短篇小说），第四卷是话剧。到1984年10月，四川文艺出版社成立，我是第一任书记兼总编，这时，舒济同志所编的第五卷（散文及其他）已交来，责编是李定周，我终审签发了这第五卷并出版。
1993年，我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中国卷编委会，与江晓天、殷白等同志负责小说卷，在长篇小说中，我在编委会上提出并主张将老舍的《四世同堂》选入“书系”，我认为过去对这部小说不仅未予重视，且有人批评是不对的，理应为之正名、平反，这实际是一部反映沦陷区人民抗战时期生活和斗争的佳作，应选入“书系”传之不朽，也将这作为对老舍先生的悼念。结果，得到其他编委同意，将它选入“书系”中国卷第2本总第42本。
1998年5月30日，在成都“巴国布衣”餐馆一次宴会上与舒乙同志见面（他与陈建功、邵燕祥、林斤澜同志到成都）。席间，我端详着他，从他脸上仿佛看到了他笑貌中的一种“老舍味”，我动了感情想告诉他一些什么，但只说了一句：“五六十年代时，我在北京从灯市口丰富胡同往里走，到府上看望老舍先生时，你们院子里那棵柿树上的红柿子在冬天可真好看！……”老舍先生的不幸惨死，使我不想多谈那段乌云漫天的日子和往事。当时，舒乙同志不可能知道我的感情。
（本文刊于1999年夏《成都晚报》）
夏衍和《包身工》
《包身工》是夏衍同志1935年写的一篇优秀而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现在流行的有两种文本。第一种是原著《包身工》，可以1978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小丛书中的《包身工》为代表，全篇近一万字。第二种是1959年《中国工人》杂志第五期上刊登的《包身工》一文，全篇不到七千字。后一种文稿，当时全国不少报刊转载，目前尚在流行。例如山东师范大学附设自修大学1982年8月印行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所用的就是这一文稿。又如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2月及1980年3月两次印刷出版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高中语文课本第一册中所选的《包身工》一文，也是后一种文稿，只是又经过编者根据课文的需要略加删改。高中语文课本在“十年动乱”之前选用《包身工》一文时，文末曾注明：（原载《中国工人》）。现在的课本上已删去这一个注解，遂更使不了解情况者混淆了这两种不同的文本。
我从筹办到停刊始终在《中国工人》杂志社工作，比较了解这篇名著重新发表的始末。1959年初，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造成了恶果，人民的生活已经很困难。工厂里不少青年工人都有思想问题，《中国工人》杂志既是政治思想教育刊物，就决定从“新旧社会对比”方面来做些教育工作。这时，我就想起了夏衍同志的《包身工》这篇著名报告文学。那是40年代中期，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我在当时的大后方——重庆北碚复旦大学新闻系攻读。大约是1945年上半年的一天晚饭后，我陪章靳以教授在嘉陵江畔的林荫道上散步。靳以老师是位热情可亲的师长，同夏衍同志当时有交往。闲聊时，他向我介绍了《包身工》，劝我读读。他告诉我，夏衍写这篇作品经过多年的酝酿，一丝不苟。为了写这篇东西，他深入上海纱厂区采访调查，亲眼看见包身工水深火热的痛苦生活，才将它实录下来，是直接反映中国工人生活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掠夺的一篇优秀作品。后来我就从图书馆里找到了这篇作品。记得是30年代广州的一个“离骚出版社”印行的。读了以后，果然使我震动，给了我深刻难忘的印象。1949年6月开始，我在上海总工会工作，办过“上海工运史料展览会”和《工人》半月刊。在收集工运史料和同老工人接近时，了解到许多当年包身工的生活情况。回忆起夏衍所写的《包身工》，感到不但写得真实生动，而且非常深刻。这时，我就有了个想法：夏衍同志30年代的这篇报告文学，可不可以拿到《中国工人》上重新发表一下呢？
为此，我到北京图书馆去找《包身工》。巧极了！找到的仍是广州离骚出版社1936年那个版本。重读一遍，依然感到新鲜和深刻。于是，着人将文章全文抄下来。我们《中国工人》社五个编委在编委会上研究决定，由我加一个编者按重新发表。有的编委提出：文中上海话不少，怕北方工人看不懂。也有编委说：全文太长。于是，我将《包身工》带到了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念给工人听，果然也反映有些地方不懂，全文长了一些。那时工人的文化水平比现在要低，我们不能不从通俗化考虑。因此，虽觉得夏衍这篇名著不应作什么“处理”，但仍决定从刊物性质特点出发，将原文作一些改动和删削。
编委会后，由我执笔对《包身工》原文进行“处理”。“处理”的主要原则大致是：
（一）工人反映“不懂”的上海话适当改为普通话。例如“猪猡”改为“猪”，“拷皮衫裤”改为“拷绸衫裤”，“脚路”改为“门路”，“手面”改为“排场”，“弄堂”改成“巷子”，“揩地板”改为“擦地板”，“东洋”改为“日本”，“做了烂污生活”改成“活儿做得不好”，“迭个”改成“这个”，“坏来些”改成“坏得很”，等等。
（二）为节约篇幅，便于广大工人阅读，删去一些技术性强和虽有价值但偏重于说理的段落。例如这样一节：
“有括弧的机器，终究还是血肉构成的人类。所以当他们忍耐到超过了最大限度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很自然地想起一种久遗忘了的人类所该有的力量。有时候，愚蠢的‘奴隶’会体会到一束箭折不断的理论，再消极一点他们也还可以拼着饿死不干。此外，产业工人的流动性，这是近代工业经营最嫌恶的条件，但是，他们是决不肯追寻造成‘流动性’的根源的。一个有殖民地人事经验的自称是‘温情主义者’的日本人在一本著作的序言上说：‘在这次争议（五卅）中，警察力没有任何的威权。在民众的结合力前面，什么权力都是不中用了。’可是，结论呢？用温情主义吗？不，不！”
这段从原作来说，是有机的组成部分，但从《中国工人》当时的读者对象来说，他们反映“深奥”，就只好忍痛割爱。这样删去的段落及文句约计有二千五百字至三千字，占全文的四分之一强。
（三）从通俗、简短考虑，适当作些删改。例如原文中这样一段：
“在这种工厂所有者的本国，拆包间、弹花间、钢丝车间的工作，通例是男工做的，可是在上海，他们就不必顾虑到‘社会的纠缠’和‘官厅的监督’，就将这种不是女性所能担任的工作，加到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身上去了。”
经过删改，成为：
“一些在日本通例是男工做的工作，在这里，也由这些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担负了下来。”
这种改动其实是使原作深刻广泛的内容受到一定损害的，改得不尽合适，但当时考虑到要便于工人阅读，就“明知故犯”了。
稿子改出来，我亲自和编辑拿到工厂读给工人听，认为可以，决定送请夏衍同志过目，征求夏衍的意见。那时，夏衍是文化部副部长。大约是1月下旬的一天，我拿了改动后的手稿到了文化部，上楼找到了夏衍的秘书徐帆，要求见夏衍部长。徐帆很热情，要我把稿子留下由他拿给夏衍部长看了再联系。正在谈话，忽然见瘦削的夏衍同志刚巧走过来了。于是，我就抓紧时间开门见山地把来意说了。我说：“考虑到使工人容易接受，也为了使篇幅短一些，我们不得已做了删改，很想得到您的支持，现在将改稿送上，请您审阅指正。”夏衍态度亲切，当时点点头，平静地答应说：“好，我看看。”
离别后，我心里有点忐忑不安。但过了一天，打电话同徐帆联系，徐帆带着喜气说：“夏部长看过了！同意你们发表。原稿上有很小的改动，马上派人给你送去。”
我当天很快收到了夏衍审阅过的《包身工》改稿。他在第一张稿纸头上，用粗粗笔触的蓝墨水钢笔字写了“同意”二字并签了“夏衍”的名及日期。尽管我删改得未必都恰当，他都没有计较，只在“请愿警”这个名词后，亲笔用括弧加了一个注解如下：“这是一个日本式的名词，在中国，一般叫作‘保镖’，旧社会有钱的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而出钱向反动政府雇用的警察。”一共四十八个字。这使我很感动，以夏衍的声望、地位和文字水平，以《包身工》这样一篇有定评的名作，我在“处理”时，常常感到删改是个难题，既怕改坏，也怕夏衍不同意，甚至还会生气冒火。但夏衍不仅慨然同意，而且还亲加注解。这种革命作家的风格与态度，岂不令人起敬！从我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的体会来说：有些比夏衍声望地位以及学识、文字水平差得不可以道里计的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字字珠玑地不让人动一个字，那思想境界和胸襟的高低真是相去太远了。
《包身工》在《中国工人》1959年第五期上加了编者按以突出的方式加以编排重新发表后，引起了读者强烈反响，连《中国青年报》等全国性报刊也转载了。为了做到连续宣传，我们又请夏衍专为《中国工人》写一篇文章，谈谈早年写《包身工》的情况，目的是向青年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夏衍在百忙中慨然应诺，如约写了一篇约四千字的题为《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的文章。文中详细介绍了他早年写《包身工》的经过与有关情况后，语重心长地指出：“我写的时候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在今天的工人们看来似乎是不能相信的一切，在当时却是铁一般的事实。”“在那个悲惨的时代，今天的青年人还没有出世。那么，我想，回头来知道一点过去的事情……为了今天的幸福，为了更幸福的将来，爱党、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中国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应该是我们青年一代的责任。”这篇文章，后来由夏衍易名为《回忆与感想》，附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月北京第一版的“文学小丛书”《包身工》一文后面。
《包身工》是使我们了解旧中国工人生活的一份好教材，又是一篇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品，所以中学语文课本选用它是很有必要的。高中语文课本中，以《中国工人》刊登的经过夏衍看过的文稿为依据，可能是由于篇幅限制，又删去了描述纱厂工人的三大威胁——音响、尘埃和湿气的三小段和一个想逃脱老板控制遭到吊打的包身工的遭遇，一共大约八百字。我想，他们是从语文课本需要的角度“处理”的。所以，严格来说，《包身工》还有这第三种文本。三种文本不但字数不同，原稿近一万字，《中国工人》刊登的文稿不到七千字，语文课本上的教材六千字光景，而且内容也不全相同。
我的意见是，从文学角度，从研究作者作品的角度来考虑，还是应当重视和推荐夏衍同志的原作。山东师范大学附设自修大学1982年8月所出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与其选《中国工人》上刊登的那篇删改稿，就不如选原作。因为原作究竟是有特色的。这不但有夏衍自己的语言风格，而且他写的是上海，用了不少上海的方言，很有时代特色和地方色彩，读来使人增加真实感。《包身工》是把艺术形象和科学分析相结合的成功之作。“芦柴棒”们令人触目怵心的非人生活，确凿可靠的统计数字和实况调查，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流氓特务势力这一切邪恶力量紧密控制下的“包身工”制度的罪恶！这在原作中是写得淋漓尽致的，在删改后就大大逊色了。只有读原作才可窥见全豹。
（本文刊于1984年第9期《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
陈荒煤的一封信
陈荒煤同志（1913-1996），湖北襄阳人，1913年12月出生于上海。1932年在武汉参加反帝大同盟、武汉左翼剧联，并开始写作，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在上海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1935年转至左翼作家联盟。1936年到1937年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小说集《忧郁的歌》《长江上》。
1938年夏，他在武汉参与创作多幕剧《总动员》，秋天赴延安在鲁艺任教。1939年春，他率鲁艺文工团到华北抗日前线采访，写了《刘伯承将军会见记》《陈赓将军会见记》等报告文学作品。1942年5月，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文化领导工作，先后任四野文化部部长，中南军区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等职。1952年底调北京，先后任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兼艺委会主任、局长。1963年7月任文化部副部长。他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和心血。“文革”中，他遭到长期迫害。“文革”后，恢复了工作和写作，先后任中国文联党组第一副书记，文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顾问，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学委会主任等职，是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荒煤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尤其在文学、电影和艺术教育领域，有很高成就。
1980年以来，他先后出版了《荒煤短篇小说选》《荒煤散文选》，电影、文学评论集《解放集》《回顾与探索》《攀登集》《探索与创新》《点燃灵魂的一簇圣火》，散文集《荒野中的地火》《梦之歌》《永恒的纪念》《冬去春来》《难忘的梦幻曲》；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汇编》《中国新文艺大系》《当代中国电影》等丛书。
荒煤同志1996年10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在我感觉和印象中，他是思想敏锐、珍视人才、为人谦和、认真勤奋的一位领导同志。他送过我《荒煤选集》两卷本等书。1994年1月，他到成都，我曾与他有过畅叙。就在1月17日，四川省文联与作协宴请过他并为马识途同志祝贺八十寿辰，宴后，我又面聆过他对小说创作的见解。但最使我难忘的是1992年9月，我的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在北京开研讨会，荒煤同志因事不能来参加，却连夜写了一封长信托冯牧同志带给我。当时他已七十九岁高龄，却读完了我那一百六十多万字的长篇并写出意见，这种认真负责、细致周到的精神使我十分感动，故将他的这封长信全文发表，作为纪念[1]。
王火同志：
我今日上午正好要主持一个会议，不能来参加你的大作长篇小说《战争和人》的讨论会了，颇为遗憾。现托冯牧同志带去此信，既对《战争和人》获得的成功表示衷心的祝贺，也简单地谈点个人的读后印象，供你参考。
《战争和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三大卷，共一百六十余万字，对我这个即将八旬的老人来讲，拜读如此篇幅浩繁的巨作本身就是一个大工程，这可能是第一部描绘抗日战争前后国民党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摇摆不定、钩心斗角的种种社会动态和行为，以及军、政、党各派系人员极其复杂的心态的作品。它把我们既不熟悉又有所见闻的所谓“大后方”的内幕，揭露得很深刻，很生动。可以说，这是一面“照妖镜”，也是从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各种人物的心态这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日战争的另一方面历史真相。
作者在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卷首的扉页中写道：“战争本身对人来说，就是一面镜子。往事构成的画卷，通过艺术的聚光镜，有助于人们认识历史，启示生活。”
长期以来，我们提倡文艺创作的百花齐放，往往只强调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却忽视题材的多样化，实际上没有题材的多样化，就不可能有形式风格的多样化，因为不同的题材和内容须有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去表现、去反映。
周恩来在1962年2月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中指出：“不能要求一个作品把时代的全部内容都反映了……戏剧只能反映时代的一个侧面，又一个侧面，不能反映各个侧面。舞台就那么大，电影就只能是几本，不能一百本，不可能那么全面地反映时代……时代精神也只能通过时代的一个侧面表现出来。”这说出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
我感到《战争和人》这部作品应该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因为只有通过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奇形怪状的种种社会动态、极其复杂的种种人际关系和丰富的各种人物的心态的一个侧面，又一个侧面，我们才能真正全面地认识八年的抗战历史。
其次，我对作品感兴趣的，是作者始终遵循他自己的诺言，正如他自己所写的：“我只愿从生活出发来塑造人物，并没有遵循任何模式。但我确实写了人物性格深层结构中的不安、动荡、痛苦、搏斗。”
作者中的主人翁童霜威，尽管是一个国民党司法行政部的秘书长、一个政府的高级官员，但他毕竟不是一个能够左右或直接影响国民党统治集团决策的人物，就其思想倾向来讲，也不算是什么先进分子、左倾分子。他绝不附逆，不愿当汉奸，或与敌伪分子有何联系，卖国求荣或贪享富贵，也对国民党某些人士不择手段竞相勾结敌伪，流窜在香港、沦陷的上海、大后方的陪都——重庆之间的形形色色丑恶现象感到憎恶，而终于奔向重庆，却也不得重用，而郁闷满怀。这恰好似一个“中间人物”。
我已经记不清楚50年代我们曾经在文坛大批写“中间人物”论时的许多观点了。但现在来看，在一个伟大的复杂的历史动荡时期，的确不可避免要出现一些“中间人物”，恰恰反映了较多数的人们，当他们思想还不能认清历史发展的前途，在复杂的环境中往往陷于极端困窘的处境之中，他们既不能超脱现实，摆脱困境，又不能勇往直前，认清必须奔向的目标，于是徘徊、彷徨、痛苦、不安……幸而最终亲身体会到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滋味，看到下一代的青年起来了，不能不寄托以一些朦胧的希望。
这种人物有他们特殊的典型意义，这种人物大量存在于当时现实生活之中，既非一种积极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然而却又绝不是可以加以轻视的一种社会现象和力量，他们的确算是一种中间势力，一旦在历史倾斜的过程中，他们倾斜于某一方，就将是一个很可观的重量，因为他们终究是一大部分主张正义、爱国主义和渴望振兴民族的代表人物。
假如以过去“左”的观点来批评这部作品只是创造了一个“中间人物”的典型，当然是笑话。可是，今天来看，这部作品也真是创造了一个在重要历史发展阶段中一个真实可信、生动的童霜威的形象，这也正好证明，作者没有遵循任何模式，所以创造了一个特定历史条件的真实的“中间人物”的典型。我也是第一次在我们文艺作品中认识、理解这样一个生动真实的形象。
固然，由于这个特殊的典型的性格和命运，反映的生活面难免有些局限性，然而就童霜威奔波于香港、沦陷的上海，最后奔向重庆之间的所见所闻，无不反映出童霜威的性格特性和内心世界，所以这个人物的形象终究是非常饱满的。
作品围绕着童霜威的性格和命运，以他为轴心写了许多其他人物，如他的妻子方丽清、儿子童家霆，以及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物。作品中对这些人物的描写都注重到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否则，也无法塑造一个真实的童霜威。例如在三卷中写童霜威去北温泉缙云寺先后再次访问卢婉秋的经历，尽管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可是很耐人寻味。卢婉秋这位女子的心情和个性就很鲜明了。
这也说明，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不尊重文学是人学的规律，不注意随时都要着意刻画着一个人物的性格和心理，不创造众多的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是谈不到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
我认为，这部作品很有助于青年一代和不熟悉当时“大后方”情景的人们更深刻地理解抗日战争的历史，并且作品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生动真实的形象，以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来吸引读者，再加上作者文笔的流畅，善于描写人物的心理以及社会、文化知识的渊博，是能够获得更多读者喜爱的。
匆匆，祝好！
陈荒煤
1992年9月9日
注释：
[1]此信后来由荒煤同志用《史诗品格风采独特——评《〈战争和人〉三部曲》为题，发表在1992年11月3日《光明日报》上。
落花时节思艾芜
艾芜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一位大家敬仰尊重的长者。提起艾芜老人，他那锲而不舍从事文学的事业心，他那淡泊宁静的典型风范，已无须我来再添枝加叶说些什么。但自从他去年（1992年）12月病故后，我心里总有一种舍不得他走的感情。我不能不用朴实的文字从感情上来表达一些自己的独特的哀思。
前些年，艾老比较健康时，我曾有意向艾老讨教，但艾老谦虚，未曾居高临下地向我介绍创作经验或论述作品。在我感觉上，他沉默寡言，但平易近人，“心底无私天地宽”，给了我很强的感染。
1986年5月中旬，大西南五省区文学座谈会在四川宜宾地区竹海聚会。一天清晨，天气阴霾，我起身后走到宾馆水池边散步，看见艾老起得早，独自坐在池边的亭畔。那个清晨有淡淡的雾，周围全是绿树竹丛的池里有一种灰色有翡翠花纹的小蛙，鸣声像弹琴。艾老是在静静聆听蛙声。我走到他身边后，听着拨动琴弦似的蛙声，同他谈起那种蛙来。我说：“一样是蛙，这种蛙的鸣叫声好艺术啊！”艾老被我的话逗笑了，不断点头。他是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名誉社长，我当时是该社的党组书记兼总编辑。那个清晨我告诉他：“我年龄已到，头部又负过伤，决定退下来，以后可以写写东西。”他对我要退下来未置可否，但我谈到写东西，他却频频点头，态度很真诚。
接着，我们谈了起来。他问起《艾芜文集》第四、五、六卷何时可以出版，我歉疚地告诉他：稿子我早已终审签发，因为征订数量少社里经济困难的原因，延缓了开机印刷，但我已做好布置，年内是可以出书的。这三卷指的是他写的长篇《故乡》《山野》和《丰饶的原野》。我说：“我很喜欢《山野》，全书二十多万字，只写了一天的事情，写法新颖，笔触细腻，情景逼真，刻画了抗日战争时期不同阶级的不同面貌，真实反映了抗战这一伟大历史阶段的一个侧面。”他说：“《山野》当时曾颇受文艺界好评，但生活局限，限于所见所闻，我只能写了一个小小的山村和一天小小的战斗生活。这次收入《文集》，交稿前改了一些。不合历史背景的都改了一改。”我说：“我注意到了修改的地方，您是很认真细致的。”
接着，谈到《丰饶的原野》。这是由《春天》《落花时节》和《山中历险记》三个中篇组成的一部长篇。有趣的是《春天》写于1936年，《落花时节》写于1945年，解放前出版时，这两个中篇合在一起，艾老取了个名字：《丰饶的原野》。但1979年时，艾老感到故事未完，还应当继续写下去。于是见缝插针，用一天两千字的速度，写出了《山中历险记》这个中篇，将从三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期写成的三个中篇合成一个长篇，用《丰饶的原野》为名出版，编入《艾芜文集》第六卷。他说：“《山中历险记》没有写好，有很多缺点。”但我如实地将读后感告诉了艾老：“您塑造的刘老九正直勇敢，不自私，同情弱者，我喜欢。这是一个光辉的农民形象！”
那天，艾老说话的态度冷静、安详。他的真诚和谦逊，使我感到庄严、尊贵。艾老是一位“含蓄以养深、浑厚以待人”的作家。我敬重他的品格。
1987年9月，老友——上海作协副主席哈华来成都，要我专程陪他去看望艾老。他与艾老是小同乡，都是四川新繁县（现并入新都县）人，互相熟知却未见过面。我们坐小车同到四川作协艾老住处拜访。9月11日那天下午去时，艾老的夫人王蕾嘉同志不在，仅艾老一人在家。他穿一套旧蓝涤卡中山装来开门。进房后，见他刚才正写东西，桌上摊着稿纸。看到远道而来的同乡客人，他热情地让哈华在沙发上坐下后，就急着要去泡茶。我见他往厨房走，就跟着前去效劳，但他一连提了两只开水瓶，都空空如也。他打算烧水，我连忙劝阻，说：“艾老，不泡茶了！老哈主要是来看望您，谈谈，见到您，他不喝茶也高兴的。”
我们一同回到他的书房里，我将艾老要煮水泡茶的事向哈华说了。艾老拿了糖盒来，让我们吃糖，然后，他俩就高兴地谈起来了。
艾老比哈华大十四岁，1925年二十岁出头就离开家乡到云南昆明然后去缅甸漂泊，离开家乡许多年。哈华也是1938年二十岁出头投奔延安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几十年未回过家乡。但他俩对家乡都充满乡情。谈起以前对家乡的一些印象，哈华说他这次回四川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已改，鬓毛已衰，感慨很多”。他在新繁“已经没有认识的亲人”了！艾老说：“1945年，我离家已经二十年了，还不能回去。教小学的父亲去世，我也没能回去，母亲死得早，在离家二十年里，祖父母、叔伯、婶娘、姨娘及一些亲友也陆续不在了。”他劝哈华：“你可以回去看一看，那里变化很大。”接着艾老赞扬哈华在上海创办的《萌芽》培养了不少青年作者。哈华告诉他：还有一份《电视电影文学》，现在也有较好的影响。最后，哈华谈到《南行记》，说他喜欢。艾老微微笑着，听着，但不说话。
从艾老家出来，哈华赞叹地说：“这个老人真好，就是话不多。”我说：“今天他同你谈得可不少了。”哈华说：“他生活真简朴，像诸葛亮说的：‘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我说：“他是个精神上戒自大，物质上不贪求的人！”同艾老见面后，哈华更加重了乡思，决定到新都看看。我陪他到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同志热情地给县委宣传部打了电话，派了车，老哈第二天就去暌别了几十年的家乡寻梦了！
往事历历在目，但1992年8月哈华在上海因血癌去世，12月，艾老又病故，几个月间，新繁的两个出名的作家都先后不在了，看看那天见面时我们三人的合影，我很伤感。
听到过一件艾老的轶事：重庆解放，新中国成立后，艾老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委员兼文化局长及文联副主席。当时，他还不是党员。一位有实权的党员同志比较粗鲁，对他不够尊重，有事都不同他商量，放在别人可能很难忍受，他依然平静、积极。有人为他抱不平，他恬淡地说：“不看僧面看佛面嘛！”意思是说：看在党的面上为大，不去计较这些！
1990年3月5日，成都召开庆祝《艾芜文集》出版和艾老创作六十六周年座谈会，我写了《艾老之风，山高水长》一文代替一束鲜花当面献给了艾老表示敬意。现在，艾老去世了！想起艾老，我仍有“山高水长”的感觉。艾老在创作上不安于平凡，力求卓越。他的存在和价值体现在生前，又体现在身后。曹丕《典论·论文》中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艾老是一个极为谦虚的不愿多向人民索取什么而只愿多向人民做些贡献的文学家。现在正是杜鹃鸟叫的落花时节，我想起他在《落花时节》中写的那个美丽凄怨的杜鹃鸟的传说，又想起他，心里酸酸的。艾老说过：“古人说，年华如逝水。我说，逝水就好，它是流着的，这象征了生命的活跃……人应该像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多美好的诗一般的语言啊！艾老的精神是永留文坛大放光芒的！
（本文刊于1993年上海《文学报》）
在缅甸，深深想起艾芜
飞机盘旋着在缅甸仰光机场降落时，看到了下面金光闪闪的大金塔和绿树遮映有异域风光的建筑物，我突然又一次想起艾芜。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应邀于1993年12月1日至15日到缅甸访问半个月。在缅甸时，我这来自四川的成都客，老是想起艾老。一是因为素所敬仰的艾老早年漂泊时到过缅甸，二是因为访问期间的12月4日是艾老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念中缅文化交流之情谊，伤前辈作家之逝去，于是，触景生情，在异国他乡，时常脑际重现艾老的音容笑貌。
艾老1927年大约10月间到了仰光，那年二十三岁。他在《我在仰光的时候》一文中说：“仰光位于仰光江边，远洋巨轮可以开进江来靠在码头边上，是缅甸最热闹的都市。”他初抵仰光，住在五十尺路门牌四号腾越栈，病倒街头后，为万慧法师收留；以后曾做《仰光日报》的校对和小学教师，后因失业流浪到新加坡，不久又跑回缅甸，做报纸的副刊编辑。1930年冬天，他被统治缅甸的英帝国主义逮捕。1931年春被押送回国，先到香港，然后被驱逐到厦门。
对缅甸，既有点了解又十分生疏。我1982年曾到过中缅边界，但当时在那里了解的缅甸，与十年后这次到达的仰光、曼德勒等大城市见闻迥然不同。仰光是这么美丽！漂亮的房屋、绿化的城市、花园似的景色、繁荣的市场、宽阔洁净有林荫的街道、巍峨庄严的大金塔与小金塔……街上走着西方来的旅游者，行驶着无数日本进口的汽车。穿各式“笼基”的男人，穿各式“特敏”的女子，披铁锈红或黄袈裟的和尚和头顶水盂的小姑娘，在街边屋前踢着藤球的男孩子，一派祥和安定气象，艾老当年在缅甸时看到的种种同今天是完全不同了。那时，缅甸还在英帝国主义残酷殖民统治之下。缅甸人民经过长期斗争，1948年1月4日独立后，勤劳、优秀的缅甸人民与中国人民一直友好。这几年来，缅甸实际也像我们一样在改革开放，缅甸正在朝气蓬勃地发展、前进。
在仰光时，我谈起艾芜，他们不了解，这也正常，中缅作家现代、当代文学作品的交流、翻译尚待开拓与扩展，我很懊悔没能带些艾老的著作去赠送给缅甸的作家。
住在仰光美丽豪华的茵雅湖宾馆，清晨，我常与诗人冰夫在幽静澄澈的茵雅湖边散步。白天，我们乘车外出，常经过气势非凡高112米的大金塔。我不禁想起了艾老写的“水波浩渺的绿绮湖”。艾老说：“在湖的那边耸立着大金塔，在蓝色的大幕里，经常出现璀璨的金色的巨影。”我仅从艾老的提示中知道绿绮湖是离仰光闹市较远的地方。但仰光市区早已扩大，绿绮湖是否就是现在的茵雅湖呢？好客的主人替我们把访问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又总是集体行动，无法再找绿绮湖，我只有带着憾意思念着艾老。
一晚，在宾馆，我同中国驻缅大使馆一等秘书韩学文谈起艾芜。我告诉他：艾老逝世一周年了！我说：“艾芜是第一个同缅甸有着联系的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他在缅甸华侨办的《仰光日报》上发表过新诗和散文，在仰光的报馆工作过。他文艺观的树立，就是在仰光看了一部辱华而宣扬殖民主义的外国影片后激发起来的，所以决定把‘一切弱小者被压迫而挣扎起来的悲剧，切切实实地给写了出来’（《南行记》初版《自序》，1993年）。要谈到中缅作家间的文化交流，是不能忘记艾老的。”
北大东语系毕业的韩学文在缅工作已经八年，缅语娴熟，业务熟悉，同缅甸各方关系很好。他读过《南行记》，告诉我：“《南行记》影视片拍摄时，想到缅甸拍摄外景，大使馆曾代联系，只是后来外景改在国内拍了。”他问我：“艾老出国访问到过哪些国家？”我说：“到过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及苏联、朝鲜、日本等国，但没有到过缅甸，如果他能重访缅甸，那多好啊！他一定感受很深的。”老韩说：“过去是应当请他来重访缅甸的，缅甸方面也一定是会热烈欢迎的。这件事没有办，真遗憾！”
是呀，天下很多这种令人遗憾的事！
12月4日，艾老逝世一周年那天，我们乘飞机由仰光到了曼德勒市，从飞机上鸟瞰，浩瀚的伊洛瓦底江在阳光下正在缓缓地流。艾老在他的散文《从八募到曼德勒》中曾形容过这条被缅甸称为“生命之河”的大江。看到这条江，不禁使我想起了艾老那首明朗乐观的题为《伊拉瓦底江边》的短诗：
蹲在掌大的窗边，
瞧见了江水弥漫，
破楼里虽是幽暗，
心灵中却闪有波光片片。
蹲在掌大的窗边，
瞧见了江水泛滥，
破楼里虽是黑暗，
心灵中却飞有白鸥点点。
伊洛瓦底（又译伊拉瓦底）江上依然有波光片片、白鸥点点，波光永远与阳光、江水同在，白鸥已不知是当年漂泊缅甸的艾老所见的那些白鸥的多少代后裔了吧？
去外地游览后，又回到仰光。有一天天黑后，大使馆文化参赞林朝宗热情地亲自开车带我们夜游仰光。先瞻仰了大金塔的辉煌夜景，接着，车子驶到热闹的“唐人街”一带。林参赞原是华侨，福建人，自幼曾随养母在仰光居住，对仰光十分熟悉。到了广东街附近，街边商店全是华文招牌，许多华侨夜间都在露天茶馆里喝茶聊天，那情况与成都的茶园类似。应我的要求，老林把车由一百尺路向五十尺路开去，指给我看了五十尺路，可是正如他所说的：“年代久了！变化太大了！原来的样子早就变了！”面对五十尺路，我扳指计算，艾老六十六年前在此住过。六十六年，好悠长的岁月呀！艾老当年的脚印哪里去寻？我想觅找艾老遗踪的愿望怎么能不落空呢？
最后，林参赞将轿车开到仰光河边的大码头上，让我们看看这个很有名的船码头。艾老当年该就是在这里被英帝国主义押上轮船驱逐出境的。码头很大，白昼嚣闹，此刻是夜晚，它却异常寂静。伫立江边，看着江上船只的点点灯光，听着水声滔滔，在暗夜中流泻不停，像大河一样终身朝文艺的大海不断向前流去的艾老又永生地出现在我的脑际。在水流声中，我仿佛听到他歌唱着、笑着，像河一样地流着……
（本文刊于1994年上海《文学报》）
想起我写节振国
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上海总工会工作时，听说北京话剧界的有些同志，以冀东一位矿工游击队长节振国的事迹为题材写了一部话剧，但未成功，没有上演。到1953年春，我由上海调到北京工作，有一次又偶然听人说：“丁玲曾想过写冀东一位著名的游击队长节振国的故事。”告诉我的人并说：“节振国的性格很像苏联的夏伯阳（后译恰巴耶夫）。”这事我听后并未引起多大注意，更没有想到以他的事迹为题材来进行创作。
1956年秋冬时节，当时我在北京《中国工人》杂志社工作，去唐山收集开滦工运史料。在开滦的唐山矿、赵各庄矿及林西矿活动期间，听到许多矿上的干部和职工说起节振国。人们说：“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冀东最怕节振国，把他叫作‘白脸狼’、‘寨主’，到处悬赏捉拿他。在他牺牲的消息传出后，鬼子不敢相信，怀疑这是节振国故意布下的疑阵，曾出动大批兵力到处搜寻他的下落。”“节振国大义凛然，他有个结拜兄弟名叫夏连凤，与节振国情同手足。但夏连凤被捕叛变投敌后，来游说节振国投敌，节振国立即将夏连凤枪毙示众。”“榛子镇有个武装土匪汉奸头子李奎胡，为非作歹，残害百姓。节振国用计杀了李奎胡，将李奎胡的人头高挂在榛子镇城楼上，日本鬼子看了都胆战心惊。”以后，我又接触了一些唐山市委、市工会的干部，他们也能讲一些节振国参加1938年开滦五矿大罢工和冀东十万工农大暴动的故事，更能讲一些节振国来无影去无踪抗日锄奸的故事。这些生动感人的故事吸引了我，使我对节振国这一位传奇英雄发生了浓烈的兴趣。
接着，我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中国工人》1940年第10期上，读到了慰冰写的《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白脸狼》一文，并且听有同志谈起：毛泽东1940年在延安听到从冀东去延安汇报工作的吴德谈起节振国的英勇抗日的事迹，了解到冀东敌人“扫荡”的残酷情况后，曾说：对这样一位工人出身的游击队长，要好好保护他培养他，不要让他牺牲，牺牲了是很可惜的！可是，实际上，毛泽东说这话时，节振国在冀东不幸已经作战牺牲了，这当然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后来，周恩来在重庆时，曾向文艺界的人士介绍过节振国的抗日事迹，并且建议能将他的事迹写成文艺作品……
我追问原因：为什么写节振国事迹的文艺作品迟迟没有出现？有人说：一是因为需要进行艰苦深入的采访，花费的时间精力太多；二是这个人物不好写，有点个人英雄主义和冒险主义，性格上像夏伯阳，也是作战时不该牺牲而牺牲了的，北京话剧界的同志写了节振国事迹的剧本就没通过，白白浪费了劳动。
我将信将疑，但却有了创作的意图。我在冀东开始采访并收集节振国事迹的材料，以后又在北京等地继续采访。终于，有了创作冲动，并对节振国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节振国，1910年10月9日出生在山东省武城县刘堂村（60年代初，刘堂村划归河北省故城县），他十岁那年，因家乡闹灾，随全家逃荒到开滦赵各庄煤矿，十四岁就下井做了童工。开滦矿工有习武之风。节振国为了不受欺压，习武强身，武艺高强。他为人正直、深受工人拥戴。“九一八”事变后，他激于民族义愤，带领工人抵制日货，砸日本商行，成为工人领袖。
1938年春，英国资本家在赵各庄矿实行“井下记工制”，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工人大罢工，节振国任工人纠察大队长，此时他已接受党的领导。在罢工中，表现十分英勇，曾率领纠察队在罢工委员会组织下打垮了唐家庄矿由资方组织的“护矿队”。由于工人生活困难，节振国领导纠察队保护了数千工人及家属分掉东煤场的存煤，用煤去换取粮食，为坚持罢工斗争提供了物质保证，取得了大罢工的成功。这次罢工沉重打击了开滦煤矿英国资本家，而且粉碎了日寇插手工运想夺取矿权的阴谋。5月的一天清晨，日寇队长高野带了十几名宪兵和伪军到赵各庄逮捕节振国，节振国用菜刀砍倒高野和另一个宪兵翻墙逃脱，但节振国也身负枪伤避到丰润县南关好友张志发家养伤。伤愈后，正逢中共冀热边区特委发动人民举行武装抗日大暴动，节振国遂与一伙矿工兄弟在滦县韩家哨聚义竖起抗日旗帜，曾收缴了榛子镇伪警察的枪支。当时，他为寻找党，先去投奔抗日联军副司令洪麟阁，但未被重视，后来找到了我党直接领导的冀东抗日联军副司令李运昌部，李司令员将节部编为抗联第二路司令部直辖工人特务大队，节振国为大队长。
7月18日，节振国奉命率队攻打了赵各庄伪警察所，扩大了兵源，开滦赵各庄矿、林西矿和唐家庄矿有三千多工人参加了抗日队伍，与日寇激战两次后，退入农村汇入暴动队伍的洪流。但秋天时，日寇调集兵力“扫荡”，冀东抗日大暴动受到严重挫折，工人特务大队也仅剩下二十余人，节振国威武不屈，在北部山区又找到了党领导的抗联部队，重新扩大队伍战斗在冀东。这期间，他用流水疾风的战术活动在矿区打击日寇、铲除汉奸，有一次晚上进入赵各庄燕春楼戏院抓了几个汉奸特务，并且当场跳上戏台向观众发表了抗日演讲，然后才安全撤走。
冀东的抗战，环境十分艰苦，节振国工人特务大队的游击战十分出色，为开辟抗日新局面作出了极大贡献，1939年秋，他在丰润县乡下入党，1939年9月，冀东抗联部队编入八路军。节振国被调到阜平晋察冀分局党校第三期学习。1940年5月结束了学习，组织上派他回冀东军分区工作。节振国所在的干部队同十二团陈群团长的部队在返回冀东途中，在盘山地区和冀东中部与敌人激战。节振国强烈要求与十二团一起作战，在滦县下尤各庄战斗中，由于勇敢杀敌过于冒失，被敌人枪弹击中牺牲，时年三十岁。噩耗传来，日寇不信，抗日军民则都十分悲痛。上下尤各庄的老乡们为他吃素三天，以祭奠他。抗日部队则继续打着“节振国工人特务大队”的旗帜用游击战袭击敌人。日寇和汉奸到处寻找节振国的坟墓，以证实他确实已经牺牲，但老乡们守口如瓶，一直秘密保护着节振国的坟墓。直到日寇败亡，烈士的遗骸才移灵唐山烈士陵园。
节振国的传奇式的经历十分悲壮动人，也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我觉得这位英雄应该写，为写节振国的传记，花费再多的时间精力也值得。至于说他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等等，说明我们那时创作中的条条框框，清规戒律多么严重，说明我们那时用“左”的态度来对待创作，进行过多的不必要的干预是多么严重。我暗下决心，要冒风险来写节振国，即使失败，我也不后悔。
恰好，这时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张修竹分工领导《中国工人》杂志，他建议，在《中国工人》杂志上应当搞一个小说连载，规定题材要与工人有关，故事性要强，要有教育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我花了二十多个夜晚，一气写成了八万字左右的中篇小说《赤胆忠心——红色游击队长节振国的故事》。由画家江荧配了精美的插图，先在《中国工人》连载，接着又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小说刊出，反响强烈：电台连播，名评书艺人袁阔成广为说讲（后来并出版了书），上海的评弹演员也加以采用；外文出版社在1961年将它译成外文向国外介绍；赵各庄业余话剧团将它改编为话剧；唐山京剧团并根据开滦矿史和《赤胆忠心》改编为京剧《节振国》，参加了1964年全国京剧会演，后来又拍成了电影……说实话，我并没有想到这样一本仅仅只能看作是记录素材的小说，会引起这样大的连锁反应，我明白，重要的是烈士本身的事迹感人，所以会使读者喜欢，书的成功就源于此，而写得不好或不足之处，则是我的努力不够、笔的笨拙和思想水平不高所造成。我对《赤胆忠心》这部中篇小说的单薄与稚嫩，一直感到有必要在适当的时候予以补救。当然这个愿望要实现，我明白：还要付出十分艰巨的劳动，还有待于时日。
事实上，是到二十多年后才实现的。
二十多年后，我决定重写节振国的传记小说。在掌握了原有素材的基础上，我去烈士的故乡及有关地点补充生活、收集材料。除北京外，先后到山东武城、河北的故城、峰峰矿区、邯郸、石家庄、天津、唐山、丰润、滦县、迁安、遵化等地，得到各地党委及各地烈士陵园、档案馆、图书馆等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节振国的亲属、战友、部下及他当年的上级领导同志和一同做过工，打过游击的同志们的照顾帮助，使得写一部长篇小说有了可能，我将长篇小说定名为《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交花山文艺出版社，在1982年出书。[1]
《血染春秋》和《赤胆忠心》虽一脉相承，却大不相同，它不是简单的补充、改写，而是在补充生活后重新创作的，无论从整体构思还是立意上，抑是从人物塑造到选材安排上，都大不相同。
我为什么要重新创作呢？因为：
（一）节振国在国内外已有影响，原来的写法是“大材小用”了，十分可惜，读者也不满足，我自己则感到对烈士心里抱歉。我认为应当有一部比较扎实的长篇记录他的事迹，使我国的文艺画廊里真正增加一个英雄人物。
（二）“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山东临沂，因为是在省属重点中学临沂第一中学做行政领导工作遭到冲击，唐山铁道学院等单位有过两批红卫兵到山东找我，他们凶横得很，要我提供节振国是叛徒的“材料”或“可疑线索”。我说：“节振国从未被敌人逮捕过，他是同日本侵略者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怎么会是叛徒？”他们蛮不讲理，甚至用打骂手段进行逼供，但我坚持了原则，未让他们达到目的。我听说，由于污蔑节振国是“叛徒”，连他的战友、家属都受到了株连。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就决定，重写节振国。我觉得被颠倒的应该颠倒过来，这有助于“拨乱反正”。
（三）60年代到70年代初，在拉丁美洲，甚至在其他地方，古巴格瓦拉的游击战理论有很大的影响。而格瓦拉那种不要根据地只搞“游击中心”的理论，那种只搞冒险袭击不走群众路线的理论，实际对游击战起了很不好的影响。由于古巴是在国外游击中心营地训练了一批武装人员，在某一天突然回国袭击夺取政权成功的，所以格瓦拉的理论走红了。其实，不要根据地、不要群众路线，游击战士是会疲于奔命孤立自己最后遭到消灭的。事实上，提倡游击中心主义的格瓦拉，虽然英勇无畏，他的实践却证明了他的游击中心主义理论的谬误至少也是失策。他率领游击中心训练过的战士进入玻利维亚要夺取政权，可是结果却失败了。格瓦拉本人也在1967年10月8日下午被玻利维亚政府军枪杀牺牲。《赤胆忠心》过去所以在60年代初被译成外文，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宣传了我党我军的军事游击战思想。我感到继续宣传这一点是必要的。
（四）在采访创作的过程中，我一直想正确反映日本侵华这段历史。我是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目睹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险些丧生在敌人炸弹和炮火之下的。我常激动地想起那段血腥的历史，节振国当时所处的冀东地区，抗日斗争特别惨烈，敌人也特别残酷，中日人民应当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但历史不可篡改和抹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文学作品中真实反映这段历史有所必要。如果说，日本的军国主义者阴魂不散，想对下一代用欺骗的手法把侵略说成不是侵略，我们就永远要有真实反映那段历史的作品来说明真相。
开始重新采访收集材料打算重写节振国事迹的时候，我老是怀念着节振国烈士在唐山烈士陵园里的坟墓是否安好？我也老是怀念着刘玉兰老大娘（节振国烈士的遗孀）和她的两女一男节凤英、节凤兰和节凤生是否安好？我在北京及河北等地进行采访后回到山东，忽然知道了唐山大地震的情况，这使我格外不放心。
我在唐山大地震后不久就设法到了唐山。啊！那真是惨绝人寰的景象，毁灭性的大地震使我面对无边无际的废墟与断垣残壁落下了辛酸的眼泪。我住在临时帐篷性质的招待所里，想寻找节家的人和我在唐山的老熟人，可是，无法寻访，谣传刘玉兰大娘已在地震中不见了！使我恻然久之。
我步行去瞻仰冀东烈士陵园。但展现在面前的是一片废墟，原先华丽的纪念堂、陵园的办公室全部从根倾倒。烈士的墓如包森司令员的已开裂，有的碑倒坟塌。我找到节振国烈士墓前。只见墓尚完好，但碑也倒了。四周无人，烈士陵园在大地震后据说曾作为停尸场，虽经消毒喷洒过药物，一股刺鼻的尸臭味仍很浓重。我用力将歪倒的碑石挪到坟前扶正放着，却无法将它竖起。只能颓然走回来，唐山的采访工作既然无法进行，我只能匆匆离开。
后来，我又二次到了唐山。唐山遭到强烈地震后此时不过半年。但开滦煤矿已经早恢复生产，街道两边的防震平房盖得整整齐齐，废墟正在清理，全国各省来支援的队伍包括建筑队很多，大型机械整天在铲土、清理现场。电影院正在上映《永不消逝的电波》，市文化局正在搞职工业余文艺会演……我带了一张早年在唐山采访时的熟人名单去，可是却只找到了极少数的人。倒也不都是在地震中遇难了，而是因为街道、房屋都毁了，到处都搭起了防震的屋子。找人，是非常困难的。
到唐山的当天下午，我就又去瞻仰唐山烈士陵园。展现在眼前的仍是一片废墟。只是修缮已有开始的迹象。我走到节振国烈士墓前，找了个工人帮助用水泥将墓碑沾好重新竖立，我在现场拍了照片留作纪念。然后，在陵园里寻找管理人员。
陵园很大，但空荡荡的十分凄惨，不见人影。好不容易在远处找到了管理陵园的一位女同志，姓赵，这是一位认真负责忠于职守的好同志。陵园的管理人员在大地震中伤亡极多。她的家人也有伤亡，但她在大地震后，从废墟中扒出了全部烈士的档案保存在她暂时住着的地震棚里。由于她提供的线索，我得知传说节振国烈士的遗孀刘玉兰在地震中遭难是谣言，并且知道节振国的二女儿节凤兰在唐山机车车辆厂做技术员，我就直奔机车厂去找凤兰。
唐山机车车辆厂在地震中的损坏最为严重。有些车间巨大的钢架在地震中扭成了“麻花”。这个厂准备原样保存以供将来开放让人参观。我在断瓦残壁间的临时防震棚里见到了节凤兰，大家都非常高兴。我同节振国烈士一家有着深厚的友谊。找到了节凤兰，也就是找到了他们全家。中断了多年的联系又恢复了。七十多岁的刘玉兰老大娘身体那时仍然康健，她有时住在凤兰处，有时仍住在丰润县王官营老家。凤兰的大姐凤英在甘肃酒泉地区部队里面做军医，凤英的爱人刘承学是空军的一个副师长。凤兰的爱人徐瑞林是唐山机车车辆厂的技术员。节振国烈士唯一的儿子节凤生60年代初在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后来调到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他也早已成家，爱人是位教师。“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当然也有过坎坷的遭遇，在“四人帮”猖狂为非作歹的时期，凤兰受过迫害，凤生被从北京下放到河南。有些人无中生有地污蔑节振国是“叛徒”时，当然也曾给烈士的亲属带来磨难。节振国这位赵各庄的矿工，他的子女都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了，使人看了感到欣慰。这说明了我们国家的进步与发展。
离开唐山后，我到冀东一些当年节振国打游击的县城与乡村采访，这对后来我写《血染春秋》时描述丰润、遵化、迁安、迁西、玉田等县的景色与特点大有帮助。我又在河北跑了大半个省。在山东与河北交界处的烈士家乡觅到了一张节振国的照片，这是他十六七岁时的照片，也是可以找到的唯一的一张遗像了。照片上的节振国，眉宇之间那种威武之气，使人见了可以想见其为人，这对我描绘烈士形象时也有用处。
《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从采访补充生活到重新创作成书历经六年。写真实人物的传记小说就是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劳动，这我深有体会的了。
在创作上，我自己有哪些尝试和追求探索呢？扼要说来：
（一）我没有按一般传记小说的常规写法来写。从幼年、少年、青年、中年，叙述到人物的去世，我只是重点描绘了节振国一生中最光辉灿烂可歌可泣的一段。童年及往事等，则用比较粗略跳跃的笔法点染，穿插在回忆、倒叙中。我写的这一段，时间仅仅从1938年初春写到1939年秋季。这从春到秋的一段红光灿灿的艰难岁月是被鲜血染红的，所以取名为《血染春秋》，有双关的意义：既是历史的春秋，又是从1938年春到1939年秋。
（二）除了忠实于史实及其基本事实外，我容纳了一些较为可信或比较动人的传说。这使作品加强了文学色彩，并能带有传奇色彩。因为，节振国在群众心目中和口头上早已是一个传奇人物了！如果写出来与群众的印象不相符合，与群众的喜爱不相符合，群众是不会喜欢不愿接受的。我觉得作为文学作品，作为传记小说是文学与史学的交叉作品。这样做是完全允许的。
（三）着重写人，而不是着重写战争。节振国是游击队长，他的抗日活动和坚持创建根据地的光辉业绩离不开打仗。如果不着重写人，而去着重写打仗，那么打了一仗又一仗，打过三五仗后就大同小异无法继续写了。实际，写打仗也还是为了写人物。这里有个武戏文唱的问题，这点，在创作思想上自始至终是明确的。至于笔力是否到家，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四）着重写人，但也要通过人和事宣传我党我军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思想，寻找“新质”，用这来使人看到我们的建立根据地、用群众做靠山的游击战思想与格瓦拉的游击中心主义是迥然不同的。
（五）书中的主要人物，如节振国、纪振生、周文彬、胡志发、关清风（此人名姓因怕对号入座引起麻烦，故更改）等均忠实于生活、忠实于原型。比如节振国，不少人说他是“中国的夏伯阳（恰巴耶夫）”，但从采访中，获知他的性格与夏伯阳迥然不同。如果将他写成“中国的夏伯阳”也许性格会更鲜明，但既然不符合原型，就未作这样的处理。
此外，以前在《赤胆忠心》中有错误的材料，在《血染春秋》中都作了改正。例如，在《赤胆忠心》中，我将节振国的结拜二弟纪振生误写成了杨作霖。后来，京剧改编时从初稿到1964年出版的剧本上也写成杨作霖（“文化大革命”中则被改为杨小霖）即由此而来。杨作霖烈士确有其人。他是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过的原东北抗日联军干部，曾在陈群团长领导的第十二团里任营长。为尊重事实，遂予以改正。其他有些地名、人名也有改动。
《血染春秋》出书后，1982年被评为花山文艺出版社优秀图书，1983年被河北省列为职工读书活动推荐书，并两次送往香港参加书展，1986年，由唐山电视台改编为六集电视剧《节振国》。只是这个电视剧很失败，既剽窃，又将节振国基本降为一个武打片的主角，而不能令人看到节振国这个抗日英雄的精神面貌。
《血染春秋》的出版，要感谢花山文艺出版社的优秀编辑李屏锦同志。他是文化部出版局1985年表彰的优秀编辑。在出书过程中，他关心作者、尊重作者、体贴作者，极会做组稿工作，不但有编辑水平，作风又正派严谨，在审阅处理稿件过程中，他不辞辛劳，从河北到山东，当面详谈了非常具体而又对稿件提高极有好处的意见，这应当说是一种编辑艺术。初稿原来五十万字，我删去了十多万字，凡一般化的情节、不吸引人的地方、多余累赘的笔墨全部删去。篇幅是少了，书的质量却有了提高。
（本文写于1988年12月，刊于1989年《作家报》）
注释：
[1]200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经过修订，四川文艺出版社将《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作为红色经典，改名为《英雄为国——节振国和工人特务大队》在“十一”国庆前出版。2012年4月开滦党委特派专人从河北唐山来到成都授予作者王火“开滦名誉矿工”称号。王火向唐山开滦博物馆捐赠了一批创作资料及有关节振国及开滦煤矿的文物资料。
苦辣酸甜一部书
——记《战争和人》三部曲的创作
这是一段真实的经历。在我是一件付出极大艰辛和许多精力的事，是一件曾使我最倒霉最无奈的事，也是一件使我最后获得了一些光彩和成就的事，这样的事自然使我难以忘怀，因此决定写一写这段经历。
一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前升起了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天，我正在上海外滩上海总工会三楼的文教部办公室里，与几个同志一起收听开国大典的实况录音报道。上海总工会的特点是地下党同志多，在白色恐怖下同敌人斗争，深深懂得没有人民自己的国家机器，得不到保护，是多么的可怕与可怜，大家把生死置之度外奋斗，就是盼着新中国的成立，所以当听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声音时，同志们那种兴奋激动的心情是难以表述的，到现在想起来还会心跳。
那真是豪情满怀的岁月！如果没有那样岁月，我是没有心绪和启示，没有胸怀和魄力想到来动手创作这样一部大作品的。那时我在上海总工会非常忙碌，但忙得非常有劲。我要给领导同志刘长胜、张祺、朱俊欣、汤桂芬等起草讲话稿，要编辑给上海工人用的文化课本，要负责安排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职工节目，要代表上海总工会文教部参加审查全市上映的电影，审查外界送来的一些书稿、剧本，有时要陪工作组下厂，后又要编辑上海工运史料并筹办展览会去大新公司展出，还要配合在上海召开的亚澳工会会议编辑一套“亚澳工人运动丛书”，参加筹备成立上海劳动出版社并创办《工人》半月刊……但就是这样，我的精力仍觉得多余，需要很好利用，假日的时间，我不爱下棋、打扑克、玩克郎球，也不爱逛马路、聊天……那时，我已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的会员，我总是手痒得想写点作品，抗战八年中我具有的独特的生活和题材，积累在胸中已经酝酿发酵，有不吐不快的感觉。我决定写一部一百万字以上的长篇，反映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于是，我开始写《战争和人》的前身——《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利用业余时间慢慢地写。
虽然以后运动接踵而来，先是上海总工会进行了“整理机关、团结进步”的运动，又来了“镇反”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再来了“三反”、“五反”运动……这些运动占了许多工作和业余时间，但我的写作却断断续续一直在坚持。
最初，我构思《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曾想用一百万字，写一写从西安事变（1936年12月）到1949年南京解放，写着写着，当然会起变化，想把这一大部头分成三部来写，用三句古诗作书名，即《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时间的跨度由西安事变写到抗日战争胜利内战爆发。后来，则又考虑再写一个第四部，即《春风又绿江南岸》，写内战爆发到南京解放蒋家王朝败走。再后来，则决定用《战争和人》为总名，集中精力写前三部，即从西安事变写到抗战胜利内战爆发。从1950年到1953年，我在上海就是这样在业余起步创作《战争和人》三部曲的，进度虽然较慢，但却雄心勃勃、劲头十足，一边做好工作，一边利用夜晚和假日的零散时间认真地写长篇小说。
二
1953年春天，我由上海总工会调至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先在工人出版社任编辑组长兼通联组长，后在全国部工会机关刊物《中国工人》杂志社任主编助理兼编委。那是火红的年代，国家建设突飞猛进，人民情绪奋发昂扬，我的工作依然繁重，常常出差，足迹遍及东北、华北、西北、华南和上海、江苏……结合工作，写了不少东西。尽管从批判《武训传》《清宫秘史》到批判俞平伯和《红楼梦研究》……使知识分子都有沉重感，时刻想到头上有顶改造的帽子，但因为未涉及我自己，我的积极性仍旧很高。除给自己的刊物写文章外，还应一些出版社之邀，写作出版了一些作品。谁料，1954年底，公布了胡风的意见书后，次年形势急转直下，公布了三批信件，错误地给胡风问题定了性，牵连甚广。由于我有一本小说《后方的战线》是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家出版社被视为“胡风集团的阵地”，就怀疑我与胡风集团的关系，幸好该书的责编翟永瑚同志是中共党员，不是“胡风分子”，无问题，写了证明，搭救了我，停止了审查。塞翁未失马，于是，我长篇的创作仍继续进行。那段时间，消耗了所有假日的休息和娱乐，不看电影不逛名胜，长期每天工作十几小时，将腿拴在桌旁爬格子，看着一张张稿件越积越厚，我创作的兴致更高。只是，这时候，业余写作被人目为“种自留地”。有一种感觉，即使作品内容不出问题，写作本身总是被人目为“追求个人成名成家”、“想攫取个人名利”。业余创作即使未影响工作也很不好，因此，写作时只要想到这，就有点感到“犯忌”，感到“倒胃口”了！怎么办？想不明白，觉得即使以后写，这时已经写下的许多也舍不得丢弃，遂在一种无奈的心态下，点点滴滴、拖拖拉拉，维持着自己的创作局面。
到1957年，我写的以民族英雄节振国烈士为题材的小说《红色游击队长节振国》在《中国工人》上连载，又在工人出版社出书，意外地引起轰动，中央台连播，袁阔成说书，还被改编为话剧、京剧（以后又被译成外文，出现在银幕、荧屏上），这给了我鼓舞，继续写作就成了我的决心。我觉得只要小心注意，我是不会写出问题来的。
谁知，1957年至1958年间的反“右”派运动，使我非常震惊。全国批判了许多作家，“一本书主义”成了一顶吓人的大帽子，“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同作家的辛勤创作挂上了钩，明明是香花突然都变成毒草。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胡乱“对号入座”、到处寻觅“含沙射影”，一字一句都能上纲上线。“左”风使正确的话也成了“恶毒攻击”，使自己的同志成了“反动派”，风声鹤唳，真是草木皆兵。我终于进一步体会到“弄文”太容易陷入“文网”，创作确是一条无法由你自己做主的太危险的道路。我所在的刊物的一位同志，不是不会写文章，但却从来不写，每次运动都有人会因文的牵连倒下，他却总是安然无恙，因为，他没有可被人揪住的辫子。
我开始谨小慎微，将长篇和其他写作努力停下来，就是任务所迫非写不可，也多多思索怎么才不会出问题。写了稿尽量不署名，既避免了成名成家思想，也说明我的“公”心。我帮助工人作者写作，付出极大劳动，但都用工人作者的名字发表。我替一些人写采访记，总用“本刊记者”的名义刊出。我还起了不少笔名，诸如田炎、山铸、江枫、艾凤等轮换了用，避免我的个人色彩。
但，这种尴尬的局面维持了两年，我就又“故态复萌”了。创作是我的兴趣爱好，是我的寄托，平生有个习惯，做事总不喜欢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心里老惦记着未写完的长篇，觉得既已开头写了那么多，何不把它完成打上一个句号？因此，利用零星的业余时间，又悄悄地投入长篇创作之中。这时节，外边正在热气腾腾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左”的狂热气氛浓烈。一方面，那种意气风发的情绪也激励着我工作时全心全意；另一方面，那种密云骤风般的压力同样冲击着我。我无法再在业余时间见缝插针写长篇，加班加点地工作成了家常便饭，出差下厂时也与工人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从炼钢到插秧，从种树到收割稻麦，都干过。记得一次在北京全总干校挥锨挑灯夜战，给的任务是深翻地五米，整整干了一夜未停，浑身水洗一般，筋疲力尽，日上三竿才完成任务，把地下的生土全翻到了地面上。庄稼其实是无法种的，种了也不会结籽的，幸好那夜挖出了一个古墓，还挖出了一盆黄金，还不算无效劳动。中午时分回家休息，太累了反倒亢奋起来，铺开稿纸想续写上几百字再睡，但力不从心，伏在桌上竟然呼呼睡着了！
三
接着，进入三年困难时期，那是天灾人祸的惩罚。北京城里处于饥饿状态，商店柜台吃食全部空空如也。东四我家附近有一家“青海餐厅”，连猫肉也当佳肴高价出售，有人排队进食。每个人的粮食定量自报公议，我的定量最早申请降为每月九公斤，批准为十一公斤，全家大小整天处于饥饿状态。绝大部分同志都因营养缺乏浮肿了，我没浮肿，但每天拖着沉重脚步去办公室也感到累乏。在那种困难情况下，我产生出一种悲壮的感情，我的这部即将写满一百万字的长篇再艰难也该完成，它也许无法出版，但我写的是苦难中国过去了的一段长长的悲壮历史，是真实的生活的感受。书里有我的希望、信念、理想及要表达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书即使不出版，即使我将来不在世了，这部稿子我也该留给孩子阅读，让孩子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曾有过这么一段抗日的光荣历史。对我来说，也是利用生命中的许多边角料时光做了一件应该做值得做的事，因此，我又顽强地用剩余的时间在夜间伏案动笔了。迄今，我犹记得深夜听着窗外北风呼啸，暖气不热，忍着寒冷，腿上盖着毯子（至今仍有寒腿病），胃里空空，费力地在北京东四猪市大街100号三楼我那寝室里一个字一个字奋笔疾书的情景。
那是1961年初，一个阴冷的上午，我正要率一个工作组到西安转赴延安去为《中国工人》组写一批宣传“延安精神”的稿件，突然得到中宣部通知：将在外出差的人全部叫回来有重要指示传达。延安之行遂作罢。几天后，仍是一个阴冷的天气，正式听到传达：《中国工人》停刊！《中国工人》因为是工人阶级的刊物每期出版后都送给中央领导同志，而这一期上，毛泽东同志在上面批了“拆庙搬神”四个字，于是，一切按此办理！
是怎么回事？早已无法求证，据说是同《刘志丹》事件有关。事情是这样的：工人出版社1958年撤销后，牌子仍挂在《中国工人》杂志社门口，有几本畅销书，如《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等均由《中国工人》接手。当时，《刘志丹》一书尚在写改，也移交《中国工人》。后来，《刘志丹》一书完成排出后，曾由《中国工人》送习仲勋副总理审阅，后习仲勋请杂志社编委们去听取意见。他大致说了三点意见：（一）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时的形势；（二）这是小说，小说中未有人用高岗的名字，这样写可以；（三）要多宣传毛泽东思想。但后来这本小说竟被康生污蔑为“反党小说”，并把习仲勋的三点意见上纲上线成为：（一）胡说什么陕北救了中央；（二）为高岗树碑立传；（三）用刘志丹思想篡冒毛泽东思想……“拆庙搬神”的来由估计源于此。我在指示下达后，负责做结束工作，写了告别读者的文章，安排处理完稿件等未了事宜，将所有原稿密封送去化为纸浆，然后，决定下放山东。在这期间，我前途未卜，觉得我写的这个长篇也该告个段落结束了才好，就决心用拼搏的方式将它写完。那些日子，起早睡晚，不管如何艰苦，常常空着肚子，每天自己规定任务，不完成不离桌，总算突击完成了一百二十万字的三部曲初稿。是年6月底得到通知：带中组部介绍信率队去山东，不经过省委，一竿子到底去沂蒙山区支农，并说去两年就回来，又说只要《中国工人》复刊就调我回来。走前，我将厚重的书稿送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我自己则于1961年7月1日启程带队离北京绕道江苏徐州去著名的山东老根据地临沂。
那时，国家正在困难中，到处看到饥荒萧索的景象，到达临沂后，被地委安排到一个省属重点中学——临沂第一中学做行政领导工作。几个月后，得到出版社通知，让去谈长篇的修改工作，他们认为这部长篇“是百花园中，一朵独特鲜花”。我取回原稿，在临沂改了稿件又寄去北京，谁知，这时各出版社均已下达“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指示，都在检查书籍和工作，长篇小说已停止出版。我的小说处于搁浅状态。此时《刘志丹》一书已成立中央专案组审查，一种黑云压城的气氛使人压抑，我决定置那部在北京的书稿于不顾，专心致志于我所担负的学校领导工作。
四
真是令人难忘的艰苦时代。学校师生都吃不饱，教职工食堂常吃干地瓜秧切碎煮成的“渣豆腐”。煮南瓜两角钱一瓢，外加吃带着沙土的高粱面的窝头、方块。所幸，苦日子随农业开始好转而结束，市场供应渐渐丰富。在这种情况下，《山东文学》和江苏的《雨花》向我约稿，我写去的稿很受重视，我就又似乎离不开创作了。这时，出版社让我再次修改长篇，根据新精神提的意见改起来难度很大，我只好仍旧安排时间认真修改。那时，抓阶级斗争成了全党的头等大事，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已被收缴销毁，批了电影《北国江南》，又批电影《早春二月》。我悸着心改稿，再也改不出来了，在“四清”运动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高潮中，我放弃了修改，实际也放弃了创作。
再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临，想不到我这部从50年代初开始动笔费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写成的长篇小说，竟成了“文艺黑线的产物”，成了“为国民党树碑立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我受尽摧残，险些“永世不得翻身”，稿子被拿去展览，“批斗”了我无数次。“文化大革命”中遭难的情况，在我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在“忠字旗”下跳舞》一书中反映得很详细。我被夜审、活埋过，也在两派武斗中逃亡过上海，我曾厌世。在那本书中，我说：“我欣慰自己能活着记述这场红色大疯狂的经历，它也许仅仅只能作为一部粗略的野史留在人间，但它是真实的。那段时日，白昼变得可怕，梦乡反倒能给我带来慰藉。我总是借着繁重劳动和残酷批斗后的沉沉睡眠来摆脱痛苦和辛酸。只有在梦中我才有了人的起码的尊严和权利。……‘文化大革命’像无底的苦牢和深渊，步履艰难，我看不到一点希望，而人性之沦丧变成兽性，又令我发指。我内心悲苦消沉，我的心和身体都太累了！”虽然到了1972年，支左的六十军副政委刘相同志下命令解放我，恢复原职务，但书稿已化为灰烬，“文化大革命”已使我的心受伤滴血。幸亏，有了难忘的1976年十月风云，接着是拨乱反正，推翻了“两个凡是”，停止了再搞政治运动，平反了冤假错案，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小平同志主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在山东，突然收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封挂号信，热情地索取当年我那个长篇，这是当年中青社的编辑黄伊同志建议写的。一种遇到知音的感觉油然而生，但想到书稿荡然无存不禁唏嘘。我去信说明情况，表示感谢和遗憾。这时，国内形势变得越来越好，我迷恋文学，已决定仍做作家写些好作品，但重写三部曲的想法是没有的，因为那需付出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不久后，黄伊调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谈了这部书稿的事，人民文学出版社于砚章同志又来信询问这部稿子并鼓励我重新把它写出来。编辑和作者的至诚交流和合作，使我在希冀“合浦珠还”的愿望下，于1980年动笔重写《战争和人》三部曲。
为了给重写作准备，1980年我特地到南京、苏州等地跑了一圈，我的一个学生崔晋余是位苏州通，陪我漫游苏州。我们去了枫桥镇和寒山寺，面对那条潺潺的古运河，我们谈着张继的《枫桥夜泊》。听着钟声，看着河水静静流淌，想着历史的演变，人事的沧桑……诗的意境、诗的感情盎然降临，过去、现在与未来都逗起我的遐想，心扉开了！灵魂震惊！我情不自禁了！回去就开始动笔。传说米开朗琪罗在佛罗伦萨学院里见一块已经闲置在那儿四十六年的大理石，他提议给他一个机会，利用大理石做点东西，然后，他完成了他的名作《巨人》。我觉得我仿佛也在学他，将一块闲置了许多年的“大理石”进行雕琢，虽然笨拙、艰难，但充满希望和热情。
我不拘一格地写这部小说，不想走人家的老路落入俗套，也不给自己定什么样的框框。我只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写一本具有中国味儿、中国生活、中国民族精神的长篇，希望能有思想的宏伟和感情的丰富。我力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如实地再现那段多棱角的历史，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精神，真实地从生活出发，塑造各式各样情况复杂、性格迥异的人物。
五
重写《战争和人》是十分艰难的，数不清的日日夜夜，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几公斤重的稿纸，要摒弃多少生活乐趣，要损害多少健康，要增添多少白发。我早已熟悉明清之际著名史学家谈迁的故事。他花了二十多年时间完成了卷帙浩繁的编年体明史《国榷》一书，大功告成了，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不料一天夜晚，全部手稿竟被一个撬门入室的小偷窃去，这时他已五十五岁。经历这场横祸后，他伤心而不灰心，发奋重整旗鼓，重编《国榷》，奋斗了近十年，终于又第二次完成了一百零八卷《国榷》。巧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向我提出重写的要求时，我也正是五十五岁！五十五岁究竟精力不比年轻时代，又经过“文化大革命”那一番从心理到生理的大摧残，高血压一直苦苦缠着我，自然使我的创作过程变得分外艰苦。
无数个淅沥微雨、落叶打窗的夜晚，当我在山东沂河边上的旧居里默默执笔重写《月落乌啼霜满天》时，眼前总会出现我这部书未来的责编于砚章那张瘦瘦的戴着眼镜、较为严肃的面容，仿佛听到他在催我：“王火同志，快写吧！”他是一位负责任的、关心作者、仔细认真而且有水平的好编辑，使我倾心，在我整个写作过程和后来《战争和人》的出版工作中，他同我通过一百多封信，我珍藏着，因为我珍视这种友谊，不是他持久不断的鼓励，我的重写未必那么顺利。
我记得1977年夏秋之交，为了重写节振国烈士的长篇传记小说《血染春秋》，我到大地震后不久的唐山深入生活，遇到过一个插曲。一天，我无意中在烈士陵园发现两部被丢弃在一边的无主的手稿，灯下翻阅，竟在一部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冀东闻名的包森司令员传记的稿末，发现了红卫兵写的一行歪歪扭扭的小字：“此稿系从黑帮管桦家抄来。”10月里，我做了一件好事，将这两部管桦同志失落的手稿寄回北京“完璧归赵”。管桦同志当然高兴。重写《月落乌啼霜满天》时，我有时劳累极了，不禁浩叹：他的稿子失而复得如此容易而幸运，我自己的稿子失而复得为什么这样艰难困苦？
幸好，勤奋耕耘是使失落的东西重新获得的一个好方法。从我答应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写此稿开始，几个年头过去了，断断续续，苦写苦熬，用极大的恒心和自信心，悄悄埋头拼搏，“太阳下去了，还会升起来！”《月落乌啼霜满天》终于在山东又完成了初稿。欣慰之余，我也不免心里感到酸楚：十年浩劫，失去的光阴太多了！浪费的时间太多了！做过的事又重来，多么冤枉！不然，能多写多少新的作品，多做多少新工作啊！这使我不禁沉浸在一种难用言语表述的感慨之中。
1983年秋，我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同班好友马骏（张希文），邀我到四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担任负责文艺方面的副总编辑，山东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很好，盛情挽留，但我去意坚决，由于山东和四川两省组织部门领导的支持，一个多月我就成行了，因为《战争和人》的第二部、第三部都要写到四川，这促使我愿意重临旧地深入生活便于写作。我是带着已完成的《战争和人》三部曲的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的手稿赴成都工作的，并且决心在四川将这三部曲予以完成。
六
由山东调到四川成都，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我感到文学创作的环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了，但工作很忙，为了做好工作，我简直抽不出时间写作。我特别感谢山东省朱奇民省长，他在担任中共临沂地委第一把手时，与宣传部部长王树群同志等就一直关心我的写作。那时，他让我自己决定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强给任务；让给我报销一切差旅费用，让给我政治待遇以利写作。有时，夜里10点钟了，还来我住处看望并谈心。我调四川后，他立即派秘书李春逖同志来看望，并说了三条意见：你在山东时工作很好，创作很好，到成都后要依然这样好，希望写出好作品来。四川“文革”时可能留有一些后遗症，不要介入这些事。工作如果顺心，就很好；如不顺心，可以回山东，我给你安排。得到这样的温暖，自然也增加了我的动力。
可是，人间的有些事是常会出人意料的。1985年5月间，我任四川文艺出版社第一任主要负责人。那天，我手拿一部书稿的清样去出版部门，当时，正兴建出版大厦，工地上到处沟渠纵横。天下着雨，我听到小孩的哭声，发现一个穿红毛衣的小女孩掉进一条约一米宽的深沟正在哭，沟边有个青年看着小孩哭却不下去。我毫不犹豫跳下深沟，沟深齐到我的胸部，我抱起小女孩用双手将她托上沟去，她跑走了，可是我自己却上不来了。那青年这时已走，雨下大了，我急着想上来，用皮鞋尖在沟内土壁上踢了一个可踩脚尖的凹形，踩着往上一纵，双手托住沟沿拼力一跃，没想到头部猛撞在一根钢管上，“乒”的一声，撞得太凶了！我双手抱着头又摔进了沟里。我捂住头痛得咬牙蹲在地上，半晌，才勉力又用老办法纵身出了深沟，但左侧面全部瘀血，于是，先是出现脑震荡症状，接着颅内出现了出血点，严重时，见到人不认识，说不出话，其实，更大的灾难是当时左眼视网膜负伤，结成一个伤疤。经过治疗休养，颅内出血与脑震荡总算治好了，但到1987年9月，由于劳累，左眼伤疤破裂，视网膜脱落，手术失败，竟造成了左眼失明。
搞创作的人，做编辑出版工作的人，依靠的是眼睛。遭到左眼失明这样重大的不幸，打击自然很大，我很快就离休了，但坚持完成这部可以失而复得的长篇的决心更坚定。美好的形势促进着我，想把过去浪费了的光阴夺回来的心愿激励着我，要将这部我认为有独特价值和独特生活的作品献给读者的志向鼓舞着我。
于是，我全力以赴，用仅有的一只右眼写呀写，继续写。为山九仞，我不愿功亏一篑。我的三部曲是写完一部交一部、出版一部的。责编是于砚章，终审是王笠耘同志，三部曲一百六十余万字，他们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却并不勉强作者按他们的要求改。终于，《战争和人》三部曲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在1987年出版，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在1989年出版，第三部《枫叶荻花秋瑟瑟》在1992年出版，三部曲并以《战争和人》为总名于1993年7月结成一套出版。
我在三部曲第三部的后记中说：
开始写这部书到现在完成，一直在一种苦难状态下搏斗。视力不好，左眼失明后，医生关切地说：“右眼要好好保护，因为玻璃体浑浊，又有白内障。”仅靠一只老花的右眼写长篇，实在太苦！进度既慢，看和写都不方便，眼疲乏得疼痛，造成了身心疲乏。工作时间长了，眼前就模糊一片，有时还白光闪烁，更何况写的是那个令人压抑痛苦的一去不复返的时代，进入创作时，许多悲惨故事使我十分激动、沉重，心理反过来又影响了生理。我常常担心，书未完成，右眼会不会又出问题？
今年夏天，成都特别炎热，我整天拭着汗水伏案，感到自己简直是在冒险、在拼命！写作之苦，以前从无这种体会。所幸，坚持下来了，书稿完成了！既如释重负，又感到庆幸！但，我实在太累了，累得只想把笔一摔，爬上床去睡一睡，或去到青山绿水的凉爽地方，静静卧在一片如茵的草地上呼吸点新鲜空气，一动也不动，不思也不想，什么声音都别入耳。我真像大病了一场，精力用光了，十分需要安静和闲适。
但，我也感幸福，因为我终于完成了这部作品。我并不是为了追求快乐而全力以赴，但我确定是在全力以赴中寻到了快乐！我完成了预定计划中要完成的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这些确是我的由衷之言。
七
以后的情况是比较一帆风顺的了！
《战争和人》三部曲的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出版后，在四川得到了首届郭沫若文学奖，又被“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将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选为第44辑。1995年，《战争和人》三部曲获“炎黄杯”1986-1994年人民文学奖。1996年，《战争和人》三部曲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国家国书奖是国家级图书的最高奖，第一届未有长篇小说获奖，第二届仅《战争和人》三部曲获奖，我对能获这项奖是极为重视的。以后，1997年，《战争和人》三部曲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接着，1998年，又获“八五”期间优秀长篇小说奖。一部长篇小说，能连续获四个全国性大奖是少有的。1998年4月20日，在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中国作协党组要我代表获奖作家讲话。在人民大会堂里，我做了《有助于历史的前进》的发言：
感谢中国作协和各位权威的评委们，将这一届的茅盾文学奖给予另外三位作家和我。
我看了本届评委的名单，他们包括了老一代的作家、评论家、中老年专家，还有年轻一代的学者、作家以及各方面的专家，其组成体现了百家争鸣、兼容并收的精神，不但有很高的水平，而且都有对中国文学事业的责任心、使命感以及对作家的爱心与善意。评选的过程为了慎重，时间很长，经过充分阅读和讨论，评委们用自己的意志权衡轻重决定取舍，以无记名方式认真投票，最后一轮是以超过三分之二的票才评出四部作品的。
因此，我觉得这种奖励是对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在文学领域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所做贡献的承认，是对在创作园地中辛勤劳动的作家们的一种鼓舞。应当珍视。但，也认识到，优秀的作家很多，真正的作家谁也代替不了谁，读者多种多样，作品各不相同，好作品可以使大多数人肯定，天下却还没有能使人人喝彩个个折服的作品。有许多的前辈、同辈和年轻的同路人，他们写得都很好，得奖作品也需要等待时间继续考验。
有一位得奥斯卡奖的演员（《克莱默夫妇》的男主角）领奖时对他的同行们说过：“我们都是艺术大家庭中的成员，都在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我们谁也没有战胜谁，我为能与大家一起分享这份荣誉而骄傲。”此刻，我有类似的心情。
同时，我又不能不想起我的一位本家女科学家王承书同志。她不是文学家，但是一位了不起的女科学家，她的精神和事迹是超过一切领域的。她无名地耕耘了一辈子，去世后报上才登载她那石破天惊的事迹，人们方知她是我国铀同位素分离事业理论的奠基人。她一贯谦虚，生前总是谢绝记者采访，由她参加或主持过的科研获奖项目有几十项，她都谢绝署名，贡献非常大，她自己却未得什么奖，临终遗言说：“虚度80春秋，回国已36年了，虽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主客观原因，未能完全实现回国前的初衷，深感愧对党，愧对人民。”想到她我就不禁肃然起敬！像王承书这样的大写的人，当前在我国并不太少，在各条战线都有，因此，感谢之余，我清醒地认识到：应当谦虚，应当继续努力创作和学习，不应当停步不前。我想，这对于一切的获奖者都是可以取得共识的。
因此，我虽然已经年迈，仍旧要深刻地认识这一点，说出这一点，要用诚实的劳动继续努力实践这一点！并要借此机会，向出版社，向广大读者，向报纸、杂志社，向那么多评介过作品的评论家、作家、记者、编辑们，向书的编辑和终审，向一切关心过作品的人深深地致谢。
文学创作是一项高尚、严肃而艰难的事业。文学创作是我们为国家、为人民献出光和热的一条途径。文学是这样的迷人，我对它有执着不变的爱！我觉得我们的文学创作者应当义不容辞地站在自己岗位上，有责任感、有使命感地用笔来为我们改革开放中的祖国和人民尽一份我们应尽的力量！
我希望而且相信，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有它了不起的人民，了不起的庞大作家队伍，必然会不断有更好更出色的长篇作品问世。这些作品会具有辽阔的视野、大气的格调、丰富的内涵，真实而不虚假，富于发现，富于创造，新颖，独特，能反映时代精神，塑造出典型人物，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写出人生，写出矛盾，有助于生活的美好，有助于社会的发展，总而言之，有助于历史的前进！中国的优秀作品将不仅属于中国，同时也会属于东方，属于世界！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以上这个讲话是我当时的真实感受。关于这次评奖，《文艺报》曾有较长报道，现摘录前半部分于后，作为纪念：
〔本报讯〕我国具有最高荣誉的长篇小说文学大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选12月19日在京揭晓。4位作家的4部长篇小说获此殊荣：王火的《战争和人》（一、二、三部）、陈忠实的《白鹿原》（修订本）、刘斯奋的《白门柳》（一、二部）、刘玉民的《骚动之秋》。
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茅盾文学奖是根据茅盾生前遗愿于1981年设立的，意在推出和褒奖长篇小说作家和作品。本届评选范围为1989年到1994年间发表的长篇小说。1995年10月中国作协组成了以著名作家、评论家为主体的评奖委员会，经过初评审读，从各地推荐的112部作品中遴选出30部供评奖委员会评议研究。评委会注重导向性、权威性、公正性，按照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要求和宁缺毋滥、少而精的原则，在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分析讨论的基础上，经过预选、决选两轮无记名投票正式评定了当选作品。
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成员聘请在文学界有影响的人士担任。巴金任主任，刘白羽、陈昌本、朱寨、邓友梅任副主任。委员为丁宁、刘玉山、江晓天、陈涌、李希凡、陈建功、郑伯农、袁鹰、顾骧、唐达成、郭运德、谢永旺、韩瑞亭、曾镇南、雷达、雍文华、蔡葵、魏巍（以姓氏笔画为序）。
评奖工作启动后，中国作协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单列市的作协、各行业文协、全国各有关出版单位的大型文艺杂志社广泛征集参评作品，共征集到111部作品（后经评委3人以上推荐补充进1部作品，共计112部作品）。
由23名年富力强、熟悉长篇小说创作的青年评论家、作家组成的审读小组（读书班）完成了初步筛选工作，从100多部作品中筛选30部作品，又从30部作品中筛选出20部作品，将两个篇目一起提供给评委会参考。
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指导原则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循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落实江泽民总书记关于抓好长篇小说、影视文学、儿童文学的指示精神，本着“以高尚的思想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原则，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鼓励贴近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的创作，坚持导向性、权威性、公正性，推出具有深刻思想内容和丰厚审美意蕴的长篇小说作品。为纪念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本届评奖适当关注抗日战争题材的优秀作品。
评委会主任巴金对此次评奖提出了“宁缺毋滥”、“不照顾”、“不凑合”的意见获得了评委们的一致赞同。
本着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负责、对广大作家负责的精神，全体评委，包括一些年事已高的评委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认真阅读了数千万字的作品。在审读小组提供的书目以外，由3名以上评委推荐的3部增补作品也进入阅读范围。评委会经过充分的讨论协商后进行两轮无记名投票表决。第一轮表决产生以获得半数以上票数的5部作品组成的候选篇目。第二轮表决产生以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的4部作品组成的正式获奖篇目。
评委会认为，这4部作品基本上反映了1989年至1994年这一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收获。
……
从写《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到重写《战争和人》，作品在创作上有了很大的变化。《战争和人》三部曲从西安事变写到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就打上了一个句号。但在1996年到1998年，我又写了50万字的长篇《霹雳三年》。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解放战争时期，写它同当初写《战争和人》时的构思和酝酿有关，但并非《战争和人》的第四部或续篇，因为人物变了，写法变了，结构和叙事风格也变了，此书曾由《当代》选载，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连播，并由何启治、刘海虹、于砚章同志做责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出书。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回顾《战争和人》三部曲的创作、出版历程，我不能不万分感慨。一部书绵延将近半个世纪，在成败得失间回旋，太不正常。真正写这部作品，十来年也就足够了，可是我却经历了那么多曲折坎坷，风霜雨雪，说是喜剧也好，说是悲剧也行，要不然，我该写多少作品啊！
1997年10月率团访欧在贝尔格莱德出席第34届国际作家会议时，结识了一位瑞典诗人约翰·米洛斯（Jon Milos），他比我年轻得多，却已出版过六十七部诗集。这真使我嗟叹。他们没有政治运动，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下放劳动，没有阶级斗争的干扰和压力，有的是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我被浪费掉的光阴太多了，而今，白发满头，垂垂老矣，还有什么心绪和资格以“成就”来安慰自己？幸喜今天人民的作家、爱国的作家，不必随着压力或戴着“枷锁”创作，不必冒着被胡乱扣上政治帽子的危险创作，看到老作家们仍在奋笔图强，那么多中青年作家正在文坛大显身手，对我们文学的繁荣，我不但乐观而且信心百倍！中国的作家优秀杰出的太多了，只要给他们条件，他们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是会不断拿出扛鼎之作、传世之作、有世界影响之作的。
愿我全力以赴写出的《战争和人》三部曲里的希望、信念、理想、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历史必由之路……能可信地给人以感染，使人看到苦难中国过去了的一段长长的悲惨历史，懂得现在，知道未来，明白自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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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28日星期三阴
率大陆作家访台湾代表团一行十六人今日由北京飞经香港去台湾高雄。另十五位同事名单如下：内蒙古作协主席扎拉嘎胡，《诗刊》副主编叶延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顾骧，《文艺报》副总编李兴叶，陕西省西安市作协副主席叶广芩，《小说选刊》副主编傅棠活（傅活），上海《文学报》总编辑郦国义，辽宁省作协副主席范长钰（晓凡），江苏省作协副主席兼《钟山》主编赵本福（赵本夫），浙江省作协副主席兼杭州市作协主席薛家柱，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汪芳（方方），北京广播学院文学系教授曾庆瑞，北京女作家毕淑敏、徐小斌，中国作协外联部副主任钮保国。
晨六时离开宾馆赴机场。七时半起飞，十一时许抵香港。从宽广漂亮的新国际机场出来，预约好的国际旅行社大巴载着我们经海底隧道去香港至金钟道89号力宝中心四楼中华旅行社驻香港办事处换取台湾地区旅行证以便入台。手续需两个半小时，遂离开到楼下附近餐馆进餐。因去台飞机晚上七点半起飞，时间充足。两点半钟取得入台证后集体乘车游览香港，导游是一穿西装的瘦子，一路讲解一些路过的景点。六十多年前，抗战爆发后，我在香港住过一段时期，旧印象未忘，但同眼前的香港九龙对不上号，当年的港九没有这么多高耸的楼厦，没有这样现代的繁华，人口不这么拥挤，汽车没有这么多。原有的双层电车、过海轮渡都见不到了！海水也没有当年那么蓝净了！……
在新机场吃了快餐。晚上七时半飞机起飞，在茫茫大海上向东飞往台湾高雄。心里不禁想：如果“三通”了，哪需这样折腾费事呢！？九时许抵高雄。领取箱子向外走时，在接客处看到高雄市文艺协会已打着欢迎的大横幅在外伫候热情迎接了，来欢迎的有理事长周啸虹，常务理事杨涛、萧超群、张忠进、裴源，常务监事李书铮，理事沈立、曾人口、蓝善仁、陈丽卿等，监事李玉等，候补理事洪丽玉等近三十人。名誉理事长萧飒也来了！大家十分高兴，纷纷握手。周理事长（萧鸿），江苏江都人，1932年出生，在新闻界服务并从事写作四十余年。他致辞欢迎，我简单答词感谢。他拿出活动手册给我们，上面写的是每日各项活动，极为详细，并将台湾八家报纸刊登我们访台新闻的复印件送我们每人一份。这八张报纸为《联合报》（报道两次）、《台湾新闻报》《台湾日报》《中央日报》《自由时报》《民众日报》《民生报》及《台湾时报》。
抵达我们住的白金汉饭店后，周理事长介绍我认识了阮百灵。阮先生爱好文学，住在屏东，经营生意也种植当地名产水果莲雾。他得知我们来，特地开车载来两箱莲雾给访问团吃。原来以前蒋子龙等访台时，他也这么热情的送过莲雾。子龙在一篇散文中曾写到过他，我谢了他。他黑夜还得开车赶回屏东有事！他走了，那两箱红色美丽的莲雾却将一种浓浓的亲情留了下来！莲雾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形状有点像小的高脚苹果，红色夹着些青绿，有清香，味甜脆，很好吃的水果。
出乎意料，睡前忽接台北《联合报》副董事长及复旦校友会理事长刘昌平兄来电话，说：“我一直关注着你们来访的消息，先前打过几次电话给你，想不到你们到得这么晚。”昌平待人诚恳热情，为人真切仗义，过去在复旦新闻系学习时成绩极好，人也正派，给我的印象就是如此。我在台湾出版的《王惕吾传》一书中看到过一些他在台湾新闻界创业的情况。几年前，他率团到重庆出席复旦大学校友会世界联谊会，特意到成都看望过我，当时的四川省长肖秧及副省长李蒙曾宴请过他。这次我要来，消息传出，他就关注了，在电话中说：“希望到了台北就能见面。”我告诉他：我们访台作家中还有两位复旦同学，即《文艺报》副总编李兴叶和《文学报》总编辑郦国义。他说：“好极了！5月5日复旦校庆，台北要开大会，欢迎并希望你们参加！”
1999年4月30日星期五阴雨
上午至出名的佛光山游览。陪同的除周理事长外，有常务监事李书铮。高雄朋友年长的叫她“大姐”，年轻的都叫她“阿姨”，看得出颇受人尊重。陪同的还有杨涛（即诗人海歌）、李冰（《新文坛》杂志社社长兼主编、《高县青年》杂志主编），陈丽卿、王蜀桂（她名片上写着“写报道、传记，教作文”，很别致）、王心华、李玉等。
佛光山位于高雄大树乡，是台湾最大的佛教寺院和圣地，揭橥的宗旨是“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本来打算不来，但高雄文协竭力推荐，恰又逢佛光山封山时节，对外不开放，却欢迎我们去参访，遂决定前去。
这里幅员广阔，寺院金碧辉煌，气象肃穆庄严，环境清幽，树木葱茏，使人心旷神怡。天落着雨，寺院环境更洗得清洁干净。大雄宝殿在翠柏掩映中红柱黄墙，脊顶金黄琉璃瓦在雨中闪亮发光。大佛城的接引大佛高120英尺，大佛右手举起，左手低垂。“举右手为放光明普照众生之慈，低左手为接引众生之悲”。大佛四周有480尊小型阿弥陀佛塑像围绕，经过禅法堂，见坐禅僧众正在修行。参观了“佛教文物陈列馆”，见珍藏的古今中外佛教文物多达数千件。对佛教的历史、地理、文物都有详细介绍，并看到佛光山佛光出版社出版的不少书籍，有一套系列图书中，有一本详述名僧寒山的书，恰就是薛家柱撰写的，大家高兴，要他拿着书，为他拍照。
参观完文物陈列馆到檀信楼一间大厅里休息时，突然一位身材高大、慈眉笑颜穿黄色袈裟戴一大串念珠的大和尚来到。原来是星云大师。他请我上台坐，友好地向我们表示欢迎，然后向大家致辞问好，并谈及两岸同根共祖，应多交流来往，并说到中国理应统一。
星云是扬州人，十多岁时在南京栖霞山出家，他比我小两岁，其父可能蒙难于1937年12月的日寇南京大屠杀。抗战前，我常到栖霞山游览，当时与他不相识，如今，大家均年逾古稀，却在台湾见面，实在有缘。
我接着发言，除从佛家的“缘”字与“禅”字说起，谈起我对禅的解悟外，对高僧的友好谈话内容欣然表示同意。当时不知为什么突然有一种想法：宗教的力量很大，佛教的信徒很多，有一些高僧，如请他们到大陆，在南京为当年被日军屠杀的三十万亡灵举行法事超度，既对不承认战争罪行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是一种昭示，也是对世界和平事业的一种捍卫！为什么不这样做？
相谈甚欢，午间，在檀信楼进午斋，是西式自助餐，素食蔬菜瓜果数十种，任凭选食，洁净而新鲜。
下午，游三地门，参观台湾排湾族原住民文化园区。王蜀桂富于这方面知识，常为我们讲解。三地门乡盛产果，主人以香甜的果待客。在原住民文化园区，意外地看到给我们送莲雾的阮百灵。我同他合影留念，这才意识到这里属屏东县。
后来，汽车载我们到屏东县高山顶上的天鹅湖举行晚宴，此处有陈新旺新办的“天鹅湖农艺园庄”，木屋回廊，别有天地。可惜天降大雨，山路险峻，在环山道上奔驰，令我为全车人的安全提心吊胆。晚宴时，主管屏东市的王进士先生等来对我们表示欢迎并一同进餐。
下山回高雄时已经晚八点多钟。天色漆黑，山路险窄，雨中路滑，前边有一辆轿车开路引道，并用尾灯照亮道路。司机李先生驾驶技术娴熟，一路平安。回到白金汉饭店，见由台北赶来参加研讨会的作家姜穆、张放二位均已来到，大家见面，十分高兴。
1999年5月1日星期六阴雨
今天在高雄市西子湾中山大学文学院小剧场及会议室开两岸文学研讨会。研讨会开得严肃、认真、务实、友好。8：30报到，9：00开始。9：00-9：20由中山大学刘维琪校长、周啸虹理事长、我及钟玲文学院长主持开幕式。高雄市侯和雄先生来致辞。周啸虹理事长发言，题为《两岸交流，文化为先》，说：“海峡两岸的文化，有许多差异，但基本上文字与语言相通，只要能放弃成见与偏见，通过文化的交流，必能化解彼此的歧见而达到圆融的目标。高雄市文艺协会邀请大陆作家访台，是使他们对台湾的种种多一份了解，而同行研讨，更是提供彼此一个切磋的机会，借着对文学的热爱与认知，使两岸关系向前迈进”。钟玲女士发言说：“这是中山大学首次举办以两岸创作与文学对话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很高兴与高雄文协合作举办这个有意义的活动，非常高兴有十六位大陆一级作家来参加这次会议，会议特色在于进行真正的对话与讨论，希望通过真正的对话达到进一步的了解。”限于时间，我逐一介绍了坐在会场前三排的访问团成员，决定将我的讲话放到闭幕式说。
上午，研讨会共三场，第一场是“两岸小说”；第二场是“两岸散文”；第三场是“两岸诗歌”。大陆地区作家、学者发表论文，由台湾作家、学者作专业讲评；台湾方面的论文则由大陆方面讲评。其中，大陆方面，曾庆瑞发表论文《两岸乡土文学之比较》，由台湾蔡振念讲评；顾骧论文为《新时代大陆散文》，由台湾王小琳讲评；叶延滨论文为《两岸诗歌现状》，由台湾张锦忠讲评。台湾方面，姜穆论文为《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由大陆毕淑敏讲评；黄锦珠论文为《从〈文化苦旅〉到〈山居笔记〉——论余秋雨的散文》，由大陆顾骧讲评；裴源论文《近代大陆新诗之发展》，由大陆叶延滨讲评。听众济济一堂，都专心静听。
下午，分组讨论。小说组由萧飒主持，大陆徐小斌，台湾朱秀娟、张放、李冰等均发言。散文新诗组由叶延滨主持，大陆晓凡及台湾张忠进、王禄松、钟顺文等均发言。编辑组由邓伯宸主持，大陆李兴叶、郦国义、方方及台湾杨涛、辛郁等均发言。
研讨会开得很认真。有的问题意见有分歧或有争论本属正常。例如在诗歌讨论中有的分歧是源于他们对情况不清楚、引用的资料不准确，从而使我更深感加强交流之重要了！
茶叙片刻后，余光中作综合讲评，六组主持人李瑞腾、曾庆瑞、江聪平、萧飒、叶延滨、邓伯宸均发言。余光中最后说：我们这次两岸文学研讨会，是两岸文学甚至是一般文化的对话。对话并不需要雄辩滔滔，对话需要有人讲话、也要有人能够耐心地听。半个月前我去香港开香港文学国际研究会，与会学者有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学者。香港的学者说：“你们懂得香港文学吗？你们隔靴搔痒。”我当时说，如果都是自己人谈的话，不如举办同乡会就好了。所以两岸交流的目的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互相来提醒、激发才算是对话。比如说许多学者观念各有不同，他的认同范围或大或小，但就像树的同心圆，只要圆心是同一个就可以（对话）。两岸交流不但是面对“两岸”本身的问题，两岸的文学都面临经济压力，也都面对了市场的问题、媒体的问题，所以两岸的对话是有意义的。以下可作为我的心声：两岸分隔已经半世纪了，希望我们不要因为五十年的分隔忘掉五千年的文化。政治是分裂的、文化是亲和的，但愿我们的文化一直有交流。
我在闭幕式上有较长的发言，大致说：今天参加研讨会，感触很多，首先想到了历史。1840年发生了鸦片战争；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甲午惨败次年，签订了可悲可耻的《马关条约》。中国近代以来的危亡形势，造成了悲壮的中国文学。在即将结束的20世纪里，中国经历过万分屈辱，受过血腥侵略，也有过酷烈内战。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霜雷霆，占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一的受尽苦难的中国人才在1949年得以改天换地，站立起来！鸟瞰20世纪的中国历史，实质上是一部追求现代化摒弃落后、贫弱、愚昧与受人欺侮的历史，是一部探索中华民族的独立，探索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历史。20世纪中国的文学，与中国面临的形势无法分割。中国的危急存亡及中国人的渴望进步与富强，使中国文学，一直与民众共命运。因此我认为研究中国的文学，不能忘掉这段历史。
我说：谈文学的发展与前进，历来也不能不谈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去年，一个从海外归来的老朋友，回去前说：“现在，我看到的是一个与过去全然不同的中国，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像今天这样的一个中国呢！？我可以不喜欢某种制度，但我不能不喜欢这个国家！……”21世纪可以预见是中国走向民主、富强、文明，实现振兴中华理想的新的一百年。一个伟大民族的崛起，必然有繁荣的文化相伴随。随着经济建设和高科技发展，我们的文学应该会更加成熟，走向繁荣，取得新的辉煌。
我说：海峡两岸，虽曾长期隔离，但这二十年来，从开始交流到较多的来往互访。台湾文学界的同行兄弟姐妹们的作品大量在大陆出版，作家大量在大陆被介绍，许多作家和作品都得到读者喜爱，形成一种同步汇流在前行的情势，值得高兴。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爱我读过的不少同行兄弟姐妹们的作品。非常感谢我们的东道主——高雄文艺协会安排了这样好的研讨会，我们两岸作家应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的发展，加强合作，携手并进。这是我的良好祝愿！
我又说：交流不是交锋，但真正的交流迸发出一些火花是很正常的。前年，在欧洲，我出席了一个国际性作家会议，曾写过一首打油诗朗诵，诗名《干杯》，现在我把这首诗的最后四句献给今天的研讨会，其中的第三句本来是“让我们为和平与友谊，干杯吧！”如今我改了一改，成为：
我可以拥有我的爱好！
也能欣赏你拥有的那些美妙，
让我们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干杯吧！
求同存异把交流搞得更好！
在我结束讲话谢谢大家时，在掌声中，我感到我的话是有共鸣的。
一天紧张会议，大家都已疲劳，晚间在“祥钰楼”举行联合欢宴，我与余光中、钟玲、周啸虹夫妇（周夫人陈春华在台湾《新闻报》副刊室任《万象·七色桥》主编，笔名江上秋）等同席交谈。宴会开始前，我请访问团副团长扎拉嘎胡和钮保国副主任代表全团向高雄文协及中山大学赠送礼品及我们的作品。周理事长热情讲话后，要我说几句。我站起来笑着说：开了一天会，大家都累了！我再说出长篇大论，太对不起大家了！现在把到高雄后有感而发填的一首词替代我的讲话献给大家：
长相思·访高雄
出大陆，沐海风，飞经香港到高雄，路曲盼直通。
春光艳，喜相逢，人杰地灵九州同，最感亲情浓。
短短的真心话，得到了大家的欢迎。
1999年5月5日星期二阴雨
由台中至台北，公路行车两个半小时。住中山北路二段122号富都大饭店。
上午十时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277号9楼，与中国文艺协会座谈。理事长饶晓明（鲁稚子）、秘书长王吉隆（绿蒂）、资深作家张放、《联合报》记者江中明等都在此等候，八十多岁的老作家尹雪曼也来了！他们在换届选举，许多人整夜未睡。
进行座谈交流后，午间由中国文协宴请。饶晓明因事未参加，邀约访问团晚间十时吃夜宵聚叙。我们这桌，有绿蒂、周啸虹等作陪，气氛和谐，但另一桌来了个公开声称自己是“台湾国人”的台独分子，五十岁，先像散发广告似的散发他的自我介绍，自称他刚当选为监事，然后就出口不逊，大言不惭而又逻辑混乱地发泄他的台独观点，那桌上有本夫、延滨、保国、淑敏、家柱、广芩等在，听不得他的邪言妄语，当然义不容辞针锋相对，虽然尚有克制，却已使他张口结舌。同桌的“双丽”（陈丽卿、洪丽玉）也为此人的无礼与狂妄生气。此人其实算不上什么真正的作家，自己跑来胡侃了一通碰了壁而已。到台湾一趟，能见到一个活生生的台独分子，倒也算长了点见识。
下午，在台北参观故宫博物院，限于时间，主要我只看了玉器、瓷器两部分，而且是走马看花。这里珍贵国宝不少，琳琅满目，一只六摺大屏风，全部银镶翡翠，尤其令我叹为观止。这屏风原是故宫宝藏，抗战时汉奸汪精卫向日寇献媚，将它献给了日寇。抗战胜利后，才从日本追缴运归的。两位有专门知识的女士，文质彬彬，儒雅有礼地分别专门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讲解。问我感想，我不禁想起曾在北京看故宫时的一件旧事。那年在北京开会，文化部还是刘忠德部长主事，邀我们去故宫见面，说：“今天要以对待比外国国家元首更高的规格接待。”原来是让参观新建地宫里的国宝。故宫原有珍贵文物大都在台湾，而新中国成立以来发掘出的地下大批宝藏都在北京。我不禁想：如果两处宝物统一合在一起，那该多么丰富多彩，世界上哪个国家能有这么多的国宝！？
晚六时，到台北市元母忠诚路二段180号的“法乐琪”西餐馆吃法式大餐。“法乐琪”是个挺高级的去处。法国红葡萄酒，配以芦笋冷盘、浓汤及炸鱼、炸虾或羊排、鹅肝酱之类，佐以生菜、番茄，早已知名的女作家丘秀芷及两位先生、一位小姐宴请（我的一盒名片已经用完，未能同对方交换名片）。深知丘女士是受尊敬的台湾抗日爱国诗人丘逢甲老先生的后人，我忍不住在同她谈话时诵出了以前记在脑海中的丘逢甲写的那首名诗《春愁》：“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陪同丘女士的那位小姐刚从德国学成归来，文静而睿智。宴会上，大家谈得很愉快，丘女士几次到过大陆，还去福建寻根，说以后还要回来。她说，因为忙，写得少，但有一本文集将要出版。我诚恳地说：“希望以后常读到大作。”
晚餐后已八点，回富都饭店休息，服务生送来一厚叠电话通知单（有一些亲友打电话找我），还有一信，拆开，见是昌平的：
“洪溥兄：不知你们今晚晚宴情况，如果你及郦国义、李兴叶二位能抽身前来参加复旦校友大会和晚宴，热烈欢迎。请联络，如可，则派车来接。昌平5月5日下午。”
附来的红色请柬上写的是大会在下午五时三十分在敦化北路环亚大饭店二楼国际大会堂举行。另见新出的《复旦通讯》三本。去参加已不可能，将《通讯》分赠郦、李二位，转达了昌平的心意。
昌平现仍任台北复旦校友会理事长。他前后已为在台湾及迁居国外的校友服务十三年，连任理事长已三四次。每次再三再四拜托大家勿再选他，可是大家仍照选不误。在他任内，海峡两岸开始交往。因此，在这方面的贡献，是独特的。就以“复旦大学世界校友联谊会”为例吧，倡导联谊会的首功应归北京的孙越崎老学长，但支持它维护它之功，刘昌平及台北市复旦校友会则功不可没。世界联谊会自1990年在香港举办第一届，刘昌平率团出席，以后，隔一年或二年在大陆各地举行过五届。其中，在北京、重庆举办的两届，昌平均亲自率团出席，并始终从经济上及各方面支持这项活动。
台北夜市热闹，夜生活的人多，大街小巷五颜六色闪烁的霓虹灯整夜不熄。夜十时，中国文协理事长请大家参观台北书店（许许多多家大大小小的书店均集中在这一条街上），并请大家吃夜宵聊天。
尹雪曼、萧飒、张放、向明诸位均来富都大饭店看望大陆的朋友。萧飒是特地从高雄赶来送行的，盛情可感，他1990年在高雄任中国文协南部分会值年常务理事（理事长），1995年曾邀请大陆中国作家协会组团访台。1996年应大陆中国作协之邀，曾以贵宾身份列席第五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可惜那时我们不认识。
到了台北，就想到了张香华、柏杨夫妇两位，春节时曾收到过他们的信，来台北理应看望。但因时间紧，已无从找机会见面为歉。
1999年5月6日星期四阴雨
上午，依然落雨，大家去游阳明山，台北有亲友或需处理私事的可以自便。昌平来看望，见面很高兴。他有司机驱车陪我访蔡宝瑛、王刚然、凌振钰及杨淑英等三处亲友，然后又送我回来。
认识了醒吾商专校长、教授，明达大学董事顾建东，并认识了其弟醒吾商专及醒吾中学的顾怀。顾建东校长，江苏盐城射阳人，是顾骧兄的堂兄。他不但在台湾热心办学从事教育事业，且在大陆热心办教育，为办学常辛劳来往大陆。他为人豪爽好客，博学仗义，年已古稀，但精神矍铄。下午一时，我们坐车到“三民书店”（一多层建筑物），因顾校长慷慨建议请大陆作家到此处自己选取要的图书，不限量，以能带得动为限，全部书款概由他付。好书很多，大家在类似购书中心的大书店内楼上楼下浏览挑选，都很克制。我选了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作为纪念，自己在扉页写了“1999年5月6日访台湾时顾建东校长赠此书于台北”。
下午两点，乘车到林口的醒吾商专参观。
顾建东校长先以隆重的香道和茶道招待。参加了“四序（春、夏、秋、冬）茶会”，给人风雅、不凡的感觉。品茗后，参观学校。学校规模很大，环境颇佳，管理有序，设备齐全，校园整洁，学生精神面貌极好。我38岁时做过省属重点中学校长，从这些方面可以衡量出学校质量。
随后，在醒吾商专大楼前合影留念，照片迅速洗出分赠大家。
步入聚会大厅，看到书画家正在挥毫绘画写字。顾校长说：“各位看到哪幅画好，就请自选带走”。他是位有心人，早已亲自将访问团成员每人的名字撰入对联，请名书法家唐秉政写成对联赠给每个人，赠我的对联为：
洪化育才文载道，
溥德福人爱博情。
全团只有“扎拉嘎胡”的名字无法分开列入对联，因为这位内蒙古作家协会主席的名字四个字是个整体，无法拆开，就是拆开了也无法化入对联的。这难倒了顾校长。
高规格的惜别晚宴隆重地在餐厅里摆了多桌酒席，台下正面贴了“欢迎大陆中国作家访问团”的红色大字，来的宾客都是台北各界名流，苏北各地同乡。宴会前，前不久刚游大陆归来曾任台湾“行政院”和“国防部”负责人的郝柏村先生来了，给宴会增加了热烈气氛。先在会客室内谈天时，我问他回乡访游情况，他问我目前出版及出书情况，并问我们是否曾到台湾农村看看。谈话气氛和谐、友好。晚宴开始，我的一桌有郝先生和孔学会会长李奇茂、杂志事业协会理事长卜幼夫、营建管理协会秘书长孙光、东南八省市旅台乡亲联谊总会总会长汪英群、大法官董翔飞、商业总会常务监事胡慎之等等。首先，郝柏村先生致辞表示欢迎及惜别，提出两岸同根共祖应当多作交流，然后向我敬酒。他讲话后，我致辞对东道主及来宾表示感谢，对郝先生说的多作交流表示欣赏。最后，我说：“李白有诗：‘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我今晚想，这两句诗可以改为‘日月潭水深千尺，不及台北送我情’。”我不会喝酒，敬酒时以饮料代酒，说“酒是假的，情是真的！敬大家一杯”。
盛宴至晚八时半结束，回富都饭店。
周啸虹兄赠我大作三册：散文集《三十功名尘与土》《归乡拾梦》，小说集《悲欢岁月》。人说他的作品一如其人，以平实、真挚为其特色。一路同行，与他相处，确有这种感觉。他说写作是他的最爱，所以无怨无悔爬了四十年的格子。我也是个醉心于写作的人，因此我们相处不似新识都有一种“老朋友”似的感觉。
明天就要结束访问离开台湾了！来此后深感台湾同胞都是骨肉同胞、手足兄弟，交流互访符合共同愿望。我们的访问是成功的！虽仅十天相聚，但彼此情谊深厚。因为我们都是中国的作家！这次相聚，将留下永久的记忆。尤其是全程陪同的周啸虹、李玉和陈、洪两位女士。他们都真诚热情、坦率谦和，既是文友，又是主人，对我们的照顾和关心，尽心尽力。十天里，大家像融化在一个集体中，将要分手，真有舍不得的感情。
（本文刊于1999年夏北京《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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