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文集》序
作者按：这篇文章是十年前《马识途文集》出版时，遵马老之嘱写的序，现在一晃十年，马老百岁了！这十年来，马老始终未停止在电脑前写作，也始终未停止书写墨宝。马老百岁了！但马老仍年轻，他是文坛一株开放着火红鲜花的万年青，古人诗说：“勿言年齿暮，寻途尚不迷。”马老可敬可爱，现在为马老祝寿，特将此序编入此辑，祝马老“寿源无量，以介景福”！
2014年1月
《马识途文集》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文集十二卷，洋洋大观，看了令人高兴。
《马识途文集》的出版对国家文化积累来说，是一件好事；对一位有成就的著名作家的作品汇聚展示提供一个标准的文本，也是一件好事；对向国内外介绍马识途这样一位经历独特、作品独特、类型独特，有中国特色的革命老作家及其作品来说，同样是一件好事。我在此谨向马老致以衷心的祝贺。
今年九十高龄的马老，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和文学发生关系，但因从事革命地下活动，又与文学告别。1941年，他考进著名的学府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后，才又办文学杂志《新地》并化名发表小说和杂文。但1945年毕业时，接受任务，要到滇南准备开展游击战，第二年，党的南方局把他从滇南调到川康特委做地下党的领导工作。他既然完全转入地下，只好与文学分手。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担任着行政领导工作，十分繁忙，当然无从动笔，到1959年才又发表作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那些一同战斗过的烈士……我们常常在梦中相见，他们和我谈笑风生。一种感情一种责任，常在催促我，欲罢不能。”于是，在那时候，我记得文坛纷纷谈论并推崇着他先后发表并引起极大关注的小说《老三姐》《找红军》《清江壮歌》……从那时开始，文学界响亮着马识途的名字。他开始了业余的文学生涯，虽有坎坷，但矢忠矢勇、攻书走笔。以后，在告老政坛，由职业革命家转为革命作家后，就意气风发地阔步走在文学大道上的著名作家队伍中了。
许多年来，马老在小说、纪实文学、杂文、散文、随笔、游记、诗词等文学创作各个领域发奋著作，以多面手的姿态，取得了突出成绩，体现了一种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及奉献精神。他的作品受到读者的重视与喜爱。这些年，每年基本都有书出版。新完成的回忆录《风雨人生》有七十万字之多，未成书已引起刊物关注，要求连载，令人看到他“壮心不已，晚霞满天”的情景。
文坛尊敬、重视马老，并不因为他是正省级待遇的干部，也不是因为他已九十高龄，而是因为，他是党员老作家中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一位名副其实的从不停笔的著名作家。他是一位经历过生死搏斗，在大时代的激流中从风雨雷霆、霜雪霹雳中锻炼出来的文学笔耕者。他曾在三个广阔的平台上施展身手与抱负，体现了人生价值，做出了可贵的成绩：一是他在地下隐蔽活动时，刀光剑影、九死一生；二是新中国成立后他在行政领导工作岗位上呕心沥血、拓路披荆；三是他在作家平台上辛勤耕耘，硕果累累。他的生活源泉丰富多彩，中文外文根基雄厚，“科班”出身，毕业于名校，博览群书，才高识广，传统经典、中西文化、史学哲学、马列主义……属于融贯、通释之士，不是一般作家所能望其项背者。所以他的那些好的作品，既不因年岁大而泥古保守，也不因片面性而抱残守缺。他在创作中充满青春气息，有推陈出新、与时俱进的态度，确有可以传世之作，令人钦羡。
马老比我年长十岁。二十一年前，初见马老，先为他的文采及博学明智所折服。结识马老后，慢慢才知道他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即参加了学生运动。1938年在武汉任汉口职工区委委员做工运工作时，曾发展一位名叫祝华的同志入党。而祝华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之一。我1946年在重庆认识了中共南方局的祝华，与他同到沪宁一带活动。1947年，祝华是上海马思南路107号中共办事处处长（也即“周恩来将军公馆”的管家馆长）。知道这以后，虽平日交往不多，思想感情上却与马老接近了许多。
与人相交，我习惯于爱看朋友的长处以便学习。马老前辈风范，对信仰有壁立千仞之态度而又能不断深化，不以时俗为转移，不俯仰随人。他始终爱党爱人民，始终为祖国的命运、社会的进步在思考、写作。他的作品求真务实，是智慧与良心的结晶。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安排的情节极富魅力。我也欣赏他的文风。他思想敏锐、笔触潇洒，行文简、朴、老、辣而又鲜、活，常显示出犀利性或幽默感。《清江壮歌》中的龙腾虎跃、壮怀激烈；《夜谭十记》中的浓郁川味、深远寓意；《沧桑十年》中的忧国忧民、善恶美丑；《盛世三言》中的贴近现实、耿耿激情；《京华夜谭》中的惊心动魄、传奇色彩……均是我欢喜并认为在创作上应当学习的。当然，他有许多长处，我无法都去学习：例如他是书法家，我则本来字就写不好，左眼失明后，更无法挥毫泼墨；例如他不但会写新诗，旧体诗词更是写得声调铿锵、气魄雄伟，我也学不了；例如他是中国作家中用电脑写作的先行者，我则至今仍是“手工业者”。我还发现马老担任多年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至今，开会从不迟到，在会上每次讲话，虽并不照稿宣读，但总是自己先写稿做好准备。讲话时，每每都有新意，不老套、不草率，足见其严谨。他对新苗新人的重视，对老作家的尊重，对后进者的放手，诸如此类，耳濡目染，与之亲近，有春风润怀之感。
马老皓首丹心，写作的书斋起名为“未悔斋”。他说过：“写了几百万字的所谓作品，非想以传世，但求自己的良心得安而已。也就是屈原说的那两句诗‘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的这两句诗，是我一生信守的，我是带着自己的良知良能，才从事写作的。”
他也说过：“一个人一生如果没有在风雨中行走，没有在危难中经受考验，那只能算是白来这多姿多彩的世界上走了一遭。”这位在地下工作、行政岗位、作家天地三个平台上前后风云际会、笑对沧桑的马老饱含深情地说过：“我对于中国人民奋斗百年，包括我的许多战友曾为之流血牺牲才赢得的新中国，总希望它很快富强起来，立于永远不败之地，在世界上扬眉吐气。”
马识途其人其文，从他的经历、行动，从他的掷地有声的言论、作品中，“亮”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铮铮铁骨、年高德劭、儒雅而又坚忍的高大形象。
马老有《九十自寿诗》七律一首：“满头霜雪一龙钟，阅尽斧斤不老松。近瞎渐聋唯未傻，崇廉恶拒盲从。心存魏阙常忧国，身老江湖永矢忠。若得十年天假我，挥毫泼墨写兴隆。”诗中充满乐观精神，读后使我动容，如闻天风海涛之声。
本来，人届高龄，闲适的条件具备无缺，完全可以弃笔休养了，但马老还要奋笔写下去，如同战斗。我理解他，也敬重他。这是出乎对文学的一腔眷爱，别无所图；这是对于祖国、人民的两肩责任，不愿冷漠。当今文苑虽然热闹，名家如云，佳作无数，但不良作品也仍存在，而且有的还受到恶炒，侵占市场。作为一员老将，他不愿彷徨，有话要说，岂能不为信念及初衷之贯彻而披甲上阵、纵马横戟耶！
这部十二卷的文集，还不是马老作品之全部。他过去的作品，散见各处报章杂志者极多，有的早已散失，一时难以觅齐；有的尚待整理，也需假以时日。好在马老继续会有新作问世。看来，文集嗣后继续有补遗卷出版，也是可能的。
写序至此，附词一首，祝福马老，作为结尾。
水调歌头·赠马老（识途）
马老涵雅量，心中自刚强。投身革命，怒发冲冠对死亡。惊涛视为屏障，狂飙笑隐地下，令德有遐芳。识途明向背，青云志无疆。雄心在，终未悔，老益壮。驰骋文坛名将，众口皆尊仰。喜庆高龄九十，依然松柏风华，龙马精神爽。翰墨挥华章，寿比蜀水长。
（本文刊于2005年6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识途文集》）
散文名家李致
前天，北京《十月》的编辑顾建平来家组稿，我将李致同志新出版的散文集《往事》拿给他看，说：“李致同志是一个‘富矿’，他的散文寻寻觅觅，情真意切，你该去约他写散文。”小顾说：“我是要去约稿的，《十月》前主编苏予已给我写了介绍信。”那么，《十月》也许以后可以拿到李致的新作了！
散文集应当漂亮。画家戴卫给《往事》设计了一个漂亮的封面，在一种洋溢着青春的绿色衬底和银色波纹点线上，选用了一张李致的全身彩照，很精彩：群山逶迤在远处，清澈蔚蓝的水波浩瀚幽深，李致独自站在水边的坪上低头沉思，给人一种泱泱大千世界，浩浩历史长河，时光超乎物外，而跋涉者在回忆体味往昔的感觉。当我刚看到书的封面时，就不禁想：我以后也要拍摄一张这样好的照片呢！
十多万字的《往事》，捧到手上一天就读完了！其中有一些文章以前读过，重读一遍仍然喜爱。这三十几篇散文，有对母亲、舅舅、三爸，特别是对四爸巴金等亲情的系念，有与茅盾、沙汀、艾芜等亲切交往的回忆，有李致童年生活和青少年时代对光明的追求，有对“文革”荒谬岁月含泪的叙述及出访和暂住国外的见闻感受。为什么我喜欢他的散文？我回答：
因为这些散文朴实无华、庄严凝重，能用真实的感情打动我的心，拨动我的心弦。我知道：李致是一位重情感的人；写作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他或在叙事之中饱含对亲友的深切思念之情，或在议论之中富于理性的光辉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文章蕴藉深厚。无论感慨或欣慰，无论得失与进退，都有丰富的意象和心境。在这些散文中看不到无病呻吟、故弄玄虚，看不到未加审察的吹嘘和唬人的自我扩张，看不到自以为是的世事洞明与人情练达；有的只是实事求是与深切准确的记述。细致的情感，安详宁静的思绪，对丑恶和畏葸的憎厌，对明朗透彻、自由和谐的心灵的挚爱，令人心仪神往。
因为，这些文章多数是从心灵中唤出来的，他用坚定的信念、充沛的激情，用平易的语气向你吐露他对生活、历史、亲情、友谊、人格的想法和感情，于是，你读这些散文时，仿佛同他谈心，舒畅自如而意趣款款。
《往事》是一本可以慢慢咀嚼的散文集，我读了《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后，将巴金老人在李致童年时教导他的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马上教给了我那外孙，他也马上记住了！我读了《巴金的心》一文后，马上把文中提到的王尔德的童话《快乐王子》找来自己重读一遍并拿给外孙读。李致文中说：“随着对巴老的了解，我豁然开朗，感到巴老不正是当今的快乐王子吗？他从不过多地索取什么，却无私地向社会向人民奉献自己的一切。”这话深深留在我的心上。我读了《大妈，我的母亲》和《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以及《我的胖舅舅》，不但动了感情，而且觉得加深了对李致的了解，明白了为什么他这人有亲和力。
举这样的例子，不是我的目的。正如我不想像评论家那样来分析论述李致散文写作技巧上的长长短短一样，我只是觉得从我的感受来说：
当处于粗鄙的氛围中感到压抑时，可以读读这本散文集！
当度假感到空虚无聊时，可以读读这本散文集，其中有些篇章还该给孩子读读！
当不幸看到庸俗低级的地摊文学或电视节目感到恶心时，可以读读这本散文集！
当处于炎热的夏季心情浮躁时，不妨读读这本散文集！……
读完《往事》那天，我打电话告诉李致同志，说：“《往事》读完了！我很喜欢，也得益不少！尤其喜欢其中涉及巴老和亲人的那许多有分量的文章。那都是有重要价值的文章，有的是你独有的材料和感受，只有你才能写！研究巴金的人将会作为宝贵资料看待的。”我说这话是表明我欣赏这些散文的独特性，更何况这种独特性，不仅指的是素材，同样指的是一种“精神家园”。
后来我说：“你这位散文家可写的东西太多了，有关巴老和李家的事不说，还有许多该写的东西都没有写，希望继续写吧！”
他问：“指的什么？”
我说：“比如川剧领域，你熟悉这剧种和许多名演员，还为领导振兴川剧出过大力了解很多情况，并没有多多去写！比如编辑出版工作领域，你是出名的编辑出版家，在‘文革’后四川出版事业步入辉煌时期你作过大贡献，结识过许多人，有过不少有价值的作为和经历。”
他谦虚地说：“那以后我就试着再写写。”
我期待着他这句话。末了又告诉他：“除了内容好之外，《往事》的装帧讲究，纸张印刷好，更精彩的是几乎没什么错字。”我读书有个好找差错抓错别字的习惯。《往事》在这点上没有“满足”我的愿望，证明作者这位编辑出版家自己一定仔细看了校样。
前段时间，文坛出现过一些“隐私散文热”，有人利用散文展示自己的婚外恋、性生活之类，引起批评。李致同志则是利用一点空余时间细水长流地在散文园地中耕耘着他的一片绿洲，有自己鲜明的目的、倾向和审美情趣，他已经有《回顾》《牛棚散论》《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巴金教我做人》《我所知道的胡耀邦》《李致与出版》等许多散文集出版，他正辛勤地扩大这片绿洲，让它更生意盎然了！
（本文刊于1999年《四川政协报》）
梦回花神庙
年老了容易怀旧，夜间又常常多梦。许多往事，每每在梦中出现。昨夜，我突然梦到自己又回到了南京。不但看到了当年的故居和故园，还去了当年游览过的花神庙。醒来失眠，天还未亮，却又神驰往昔种种，忍不住开灯起来，铺开稿纸，拿笔写下这篇散文。
抗日战争前，年少的时候，家住南京城北洞庭路十号。屋前有个两亩地不到的大花园，花园前端，是个种有荷花漂满浮萍的清水池塘，塘边遍植垂柳，可以钓鱼。花园两侧，围着高高的竹篱。园中央有个六角亭，父亲可以请客赏花饮茶或设宴。花园左侧，有一小片翠绿的竹林，植有四季常青的雪松、龙柏，铺满着草地，搭着一个紫藤架，种有珍珠梅、紫荆、迎春、蜡梅、红梅、红枫……花园右边，有个花台种的都是各色草本的花卉，像万寿菊、太阳花、鬼脸蝴蝶、指甲花、石竹、凤仙之类。花园右边其余大片土地最远处集中种的是牡丹和芍药，占地十几平方；然后是种的玫瑰、月季和蔷薇、月月红之类，再过来就是菊花的领地。品种繁多，有的是盆栽，有的就种满在地里。秋季时，色彩缤纷，种类各异，名称有孔雀开屏、黄金印、珠帘飞瀑、猩猩冠等。再过来靠近门旁一带，就是盆景和盆栽花木的区域。盆景的盆有瓷的，有陶的，有紫砂的，盆内树桩、山水、植物都诗情画意，令人赞美。父亲不吸烟、不喝酒，但却爱花种花，喜欢好的盆景，他常将挑选出的美丽雨花石放在盆景里的水中搬放到客厅里供人观赏。除这许多盆景外，有许多盆栽的兰花。兰花有的据说很名贵，父亲也喜爱，但我那时年岁小，并不太欣赏。我宁可抓着一把把草本的花籽撒在花台上看着花籽很快出芽、长大、开花，不愿去关心兰花的那种慢吞吞的幽雅和难能可贵的开花。
花季随着春夏秋冬四季重复轮回，花园里总有繁花似锦，花木使人赏心悦目，爱花的客人来家里时常会对着花木赞叹：“花真可爱……”
随着父亲的爱好，我也学着侍弄花草了！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南麓有个出名的花神庙。那儿的花农以种花为主，“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当时确有这么个传统。我家请的一位花匠胡二就是从花神庙请来的。他开始尽心尽力。从他那里不但使我们知道花神庙可以买到各种花木和花种，可以买到花农们用茉莉花窨成的香茶，还知道种花该讲究时节，松土、锄草、施肥、浇水等都不是随意胡乱摆弄的。甚至有的花还需要剪枝、嫁接。总之，种花有技术，有许多的经验和教训，也有许多的手段和时机。时令不对，不行；有的花爱浇水，有的花水浇多就不行。种植的方法和关心的程度达不到要求也不行，如此等等；真是要看到美丽的鲜花，环境不好，气候不好，不费时间和力气也是不行的，如此等等；道理慢慢我似乎懂了，但懂了也未必就能把花种得苞多叶茂，种得那么灿然美丽。花园的美丽还是靠从花神庙请来的花农胡二和父亲的耕耘。
花神庙不知不觉间成了我一处向往的地方，但到抗战爆发的那年——1937年我才有机会跟父亲去那里游览了一次，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南京由于曾是六朝（吴、晋、宋、齐、梁、陈）古都，寺庙自然出名，“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像“花神庙”这样一个小庙本来名声不大，但因为它的独特性所以也不会被淹没。花神庙周围的村庄连成一片，地名就叫“花神庙”，许许多多花农，每到一年的农历二月十二日——“百花生日”的那天，他们都要到庙里烧香礼拜。花神庙并不大，但环境幽谧美丽，高耸的浓绿大树很多，集市上卖花和买花的人在各种花卉树苗之间买卖交易。不少年轻的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农家姑娘在庙里烧香膜拜，既热闹又别致。据说，祈求时说出自己的心愿，都能在以后的日子里得到实现，平时，为买卖花木到花神庙去的人不少，到百花生日那天去花神庙游览的人就更多。
抗战爆发的1937年，我正好是上初中成为中学生了。“百花生日”那天，天气晴朗，父亲由朋友陪同，带了我雇了敞篷马车去花神庙。平时，父亲和我是难得坐马车的，但父亲喜欢坐马车，他带我游历苏州、无锡等地时总爱雇马车坐，听着马蹄声“嘚嘚”的响，看着四下美景，闻着花香，马车不快但也不慢，比坐轿车透气而且舒适。他的朋友是知道他爱坐马车出游的，所以虽然从城北去城南郊区的花神庙相当远，却专门雇了高头大马拉的既新又干净的马车上路。当时爱花的人们有个组织，每年在“百花生日”这天总要在花神庙给种花特别出色的花农颁奖。颁的奖是银盾和大红锦缎的奖旗，还发点奖金红包，鼓励花农把花木种得更加出色。主事者由于父亲是个名人，爱花又有花园，也捐过款赞助他们这种活动，所以特地邀请并陪同父亲去颁奖。那天正好是个星期日，父亲就带了我去，并且特地招呼胡二一起去。胡二四十多岁，身强力壮，听父亲要带他去，显得特别高兴。他是个话很少的人，但看得出他的激动。
我们坐的马车到了花神庙，我出乎意料地看到花神庙热闹得像过年时的夫子庙一样，人多嘈杂，摆摊卖花木盆栽的，卖各式花盆的，卖吃食的，围观杂耍的，敲锣打鼓的、卖茶叶的……使我既感到新鲜也感到快乐。发奖时用木板搭的戏台似的一个大台早已搭好，有些小孩在台上嬉戏玩耍。我们的马车到后，就有人来迎接，可能是些乡镇长一类的人，然后就陪我们进花神庙游览。
这是个规模不大已经古旧的庙宇，门口有“花神庙”三个字的大匾，披着旧了的红布。这庙红墙青瓦，没有殿塔亭坑，画梁金碧已有几分风尘残颓。旧墙斑驳，青苔处处，一些过了冬的乱草略泛青绿，庙前一条水沟上铺盖着石板，水声微响。两侧有松柏和杨树，已经嫩绿好看。几条驴子，是摆摊的拴在树上的，常常踢蹄拂尾。庙外远处，是种的菜地。庙前庙旁真是嘈杂，人声起落，花农的摊子上，有美丽的鲜花，胡二一直跟在我身边，有时同他熟识的乡亲打招呼说话，有时指着一些绮丽出色的鲜花告诉我：“这些都是花房里培育出来的。”
跨进了花神庙，见一些年轻的农家妇女在梳妆打扮，有的忙着盘发髻，有的梳着长辫，有的头插鲜花，有的提供香烛都在百花娘娘座前顶礼膜拜，那“百花娘娘”穿着彩衣，脸上涂脂抹粉，戴着凤冠，她占据着庙中央的地位，周围和两侧陪她的是百余尊法身不大的花神，每一种花都有一个花神：海棠、芙蓉、牡丹、蔷薇、月季、茉莉、茶花、杜鹃……衣着鲜艳，只是已经染尘湮旧，虽然亭亭玉立但造像形态大同小异称不上生动多姿。
陪同介绍的人能倒背如流地说出每尊花神的名字，我听了却记不得。隐约记得介绍的人说：“古代宫廷中有司花之官，民间则有花神，花神分男女，但这花神庙里供的百花娘娘，是女性，陪供的都是女的花神。”他说了一串名字，我依稀还记得他说：“二月花神是兰花，四月花神是牡丹，九月花神是菊花……”又说：“屈原、李白、陶渊明、苏东坡都是男性花神。”这记忆在我脑中长期存在，但我却没有当作一个问题来研究过。
庙宇大堂中有一盏琉璃灯高悬在正中央，人来得多了，烟火缭绕，香火呛人。我当时年岁小，急着想跟随父亲转一圈就出去到外边呼吸点新鲜空气。但来的农妇年轻姑娘太多，有点堵塞，好不容易才挤了出去。
颁奖，是在庙外搭的那个戏台上开始的。花农来得真不少，男男女女，穿着新衣服，穿着鲜丽衣服的都来了！走高跷的、敲锣打鼓的、玩杂耍的、吹喇叭的、敲太平鼓的、唱小调的，用竹竿拴着鞭炮准备过一会就燃放的都有。真是摩肩接踵，熙熙攘攘。
后来，燃放爆竹，乒乒乓乓响成一片，主持颁奖的人讲话，请父亲上台颁奖。讲的话不外是鼓励花农们努力把花种好，念获奖者的名字。有的发给银盾，有的发给锦旗。发的奖金都是用红纸包的银圆。台上台下掌声、说话声和欢笑声此起彼落。这时，我看到一面大红锦旗上中间写的字是“奖给花龙王”，父亲将锦旗连同装着银圆的红包授给一个瘦高个儿的花农时，同他握手。那个得奖的花农十分激动，鞠了躬，又鞠躬。胡二陪我站在台下，平时不爱说话的他这时忽然自言自语地说：“他得奖大家都服气！”说着，用力拍起巴掌来。我说：“他花种得好？”胡二点点头：“那是一点都不假！我种兰花、种牡丹都是跟他学的！”
后来，又继续发奖。但父亲发着奖时，由于我的自以为是闹了一个笑话，我见锦旗上写的是“花龙王”，认为写错了字，父亲在发奖，我从口袋里掏出钢笔，从身上带的小本子上撕下一张纸写了个条子给父亲，说：“爸爸请注意！锦旗上的‘花农王’错成‘花龙王’了！”我急急忙忙让胡二赶快把纸条递给父亲去。胡二拿了纸条挤出人丛快步到了台前将条子递给了父亲，父亲立即看了我写的纸条，忽然笑了！说：“哈哈！我的儿子今天也跟着我来花神庙了！他刚才看了锦旗，发现锦旗上写的是奖给花龙王！他说应该是‘花农王’！写成‘花龙王’是错了一个字，大家说，错了没有？”台下忽然像开了锅似的许多人都大声叫喊：“没有错！我们愿意要‘花龙王！”’这一下，使我脸红了！只听父亲说：“用农民的农字也是对的！但用花龙王是经过研究的！海里有海龙王，花神庙这儿的花农们种出了花的海洋，你们是不折不扣的花龙王！龙是尊贵的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吉祥物。我听说这个问题是经过研究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后才定下来的！大家不反对吧？”
台下轰地响起了一片“不反对”的声音。我当时听了十分局促。
父亲继续很简短地讲了些话，大意是：发奖是为了表扬大家，鼓励大家以后把花种得更好更美，但是能得奖的人极少，许多应该也可以得奖的人可能没有能得奖，这是因为花的种类很多，评奖时也没法用秤来称一下谁第一谁第二。花各种各样，没法说梅花一定比兰花好，菊花一定比玫瑰强，你爱牡丹我爱桂花，他可能爱荷花。因此，今天让我发奖，我只能说：得奖的光荣，未得奖但花种得出色的人也光荣。优秀的种花者，谁也不能代替谁或者贬低谁。花神庙是有许许多多花龙王的，我向大家表示敬意，向得奖的花龙王祝贺，也向未能得奖的花龙王表示祝贺和歉意。我知道大家并不是为了得奖才种花的！凡努力种花的人都是花神，值得尊敬。
父亲当时说了这番话后，主持人和花神庙的许多花农都说父亲说得好！坐马车回家的路上，父亲问胡二有什么感想，胡二说：“先生你说得对，说得好！”出乎我意料的是父亲突然从西装口袋里摸出皮夹，取出一个红包递到胡二手里，说：“现在，先生给你发奖！谢谢你把家里的花种得这么好！”那时，在南京，一般被雇的人总称主人为“老爷”的，但父亲是新派人物，不让称“老爷”只许叫“先生”，也不许称我和哥哥为“少爷”，只许叫我们的名字。在马车上看到胡二从父亲手中接过红包的那种欣慰的表情，印象至今仍在眼前。胡二话少，当时只说了四个字：“先生真好！”
我们离开花神庙之前，父亲从花农们摆设的店摊上买了两斤茶叶带回家。茶叶是用茉莉花和白兰花窨成的瓜片，颜色碧绿，主持颁奖的人向父亲介绍：“花神庙出产的茶叶从清朝乾隆年间就开始了，远近闻名，据说作为贡茶向清朝皇帝进贡过。”又说：“人说好茶不漂，漂茶不好。这里的茶叶冲水就沉，翠绿清香，您回去试试，一定会喜欢。”
以上是春天里的事，到了夏天，8月间上海爆发了“八一三”事变，日寇从8月15日开始，就连续派大批飞机轰炸南京。日寇的滥炸，逼使我们离开南京，后来由安徽去到武汉。家中的房屋等全部交由胡二等管理，从此，我就离开了那个有美丽大花园的家。
八年抗战，日寇战败投降，1945年8月抗战胜利，这时父亲因抗日献出生命已经五年多了！我在1946年从抗战大后方重庆回到南京，第一件事就是回到城北洞庭路十号探望故居和故园。但房屋已经严重损坏，门窗均无，从楼下仰望可以看到天空。胡二等早已不知去向，故园更是一片荒凉。前面的池塘已被用土填没，所有树木花卉砍得精光，乱草丛生，早先的花园已经连一朵野花也没有，凄凉的情景使我伤心。侵略者的铁蹄和残酷就是这样蹂躏伤害中国人民的。1937年12月开始的那场日寇进行的南京大屠杀，使南京被杀戮的军民达到30万人之多，我当时做记者采访了日寇的南京大屠杀。并且知道花神庙一带曾遭日寇残酷杀戮。我特别关心花神庙的情况。当日寇大屠杀后，到处是尸体，日寇要求用掩埋焚烧丢入江中等方法“加紧处理尸体”消灭罪证。当时有红十字会及慈善机构崇善堂组织的掩埋队，也有伪南京自治委员会下属的区公所都组织劫后余生的市民成立义务掩埋队努力做掩埋尸体的事，据“难民义务埋尸队”队长芮芳缘老人提供的材料档案记载：“由南门外附廓至花神庙一带，经四十余日之积极工作，计掩埋难民尸体五千余具，又在兵工厂宿舍二楼三楼上，掩埋国军士兵尸体二千余具，分别埋葬雨花台山下及望江矶、花神庙等处。”
花神庙所遇到的劫难是有案可查令我心酸愤恨的！我常想念着年少时教我种花的胡二，曾带着怀旧与思念的感情去过花神庙。那里经过浩劫显得败落，庙虽残，但仍存在并由百姓做过维修，花农已经减少，打听胡二下落未得知晓。西风斜阳、衰草凝绿，我站立凭吊，离开后心情咨嗟，悲恨相续。
今夜，在梦中，我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代，去故园里看到美丽的鲜花灿烂开放，在花神庙的花农中间享受到那种可爱的欢乐！于是，心上涌起了一种难以形容的美好的感情。一切都会过去，但过去的事会留在记忆中，会在梦中重新出现！做梦真好！有梦真好！我终于写下了上面这些，连同梦境和往事，但天已亮了，我又有睡意了！
于是，关了桌上的台灯！我带着疲劳又躺上床打算再睡一觉了……
（本文刊于2013年第9期《散文选刊》）
寻找老耿
那是1970年春天，当时对我的漫长批斗已经停止，而“解放”却遥遥无期。有的顽皮学生开玩笑叫我“司令”，说“谁都得听你的指挥”。其实，我因受劳动惩罚而成为打钟人，每天的任务是在临沂一中的校园里打钟。从清晨起床，到吃饭、上下课……直到晚上熄灯，一天打二十四遍钟，起早睡晚，很辛苦，而且出不得差错。我用一只闹钟、一只手表对着时间，只要时间快到，就从住处走到大钟下边“铛—铛—铛”打钟。我很懂得“世路风霜，炼心之境；世情冷暖，忍性之地”的道理，但心里仍非常寂寞凄凉。打钟时出屋走一走，打完钟回来，就躲在屋子里，真像鲁迅说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我全神贯注在打钟上，一种责任心使我不愿打早了或打迟了，只想打得准而又准，以至那时周围一些单位有些人都依我的钟声来对表，甚至后来出现了一句歇后语：“王校长打钟——准！”我独自在屋里，无书可看，因为不仅是书，连每一张有字的纸片都早被抄家抄去了。于是，只有看妻借来的当天的《人民日报》，一张报纸翻来覆去要看好多遍。那时，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都不与我接近。我简直感到茫茫人世，连一个堂而皇之的朋友也没有了。
一天下午，突然有个人上门来找我。门虚掩着，他轻轻敲着门问：“王校长在吗？”
真是奇怪，落魄倒霉到如此，居然还有人这么和善地称我那已被打倒的称呼。我站起身来，从门缝里往外张望，见是一个三十岁左右、敞着旧蓝棉衣的农民模样的人，剪着平头，中等个儿，日晒风吹过的脸上有双明亮的眼睛，眼角、额头都有皱纹了。这人我不认识，我心里嘀咕：他是谁呀？找我干什么？但他已用手推开门了，说：“王校长，我来看看你！”
我请他进来，坐在小板凳上，房里的椅子早在两年前那个冬天就被红卫兵搬走劈柴烤火烧掉了。我问：“找我有事？”
“没事！”他坦诚地看着我，说，“就是来看看你的！”
我忍不住问：“你是以前在这学校毕业的？”
他摇头：“不！我是在别处毕业的。可早听说你了，我想来向你请教些文学方面的问题。”
一听“文学”，我像被火炙了似的，“文革”中为文学吃的苦头还少吗？我忙说：“不不不，这方面的问题我不懂，我也早不谈了！”
明代哲人汤斌说过：“遇横逆之来而不怒，遭变故之起而不惊，当非常之谤而不辩，可以任大事矣。”我则不太行，既有怒也有惊，更想辩！我的心态就是这样，任不得大事的！
见我这样，他笑了，笑得朴实亲切，没说什么，却坐着不走，打量着我那间陈设简陋的屋子。
我希望他走，连他姓什么我都不问，因为我不想同人交往，那样对我不利，也可能对他不好。我提醒他说：“我马上还要去打钟。快下课了，这事误不得！”
他识相地站起身来，说：“下次我再来！”
我没点头，也没推脱。我很怕想把我往死里整的人看到陌生人进我房里来，又想出什么鬼花样来折磨我。见他走，我感到轻松。
过不了几天，这人竟真的又来了。以后，他骑辆旧自行车到临沂赶集归来，路过学校总是到我这里坐坐。把车停在我门前的大柳树下，然后就敲门进房，总是彬彬有礼地叫我“王校长”，我也总倒杯茶给他。我感到他对我确实毫无恶意而只有敬意，从感情上同他也开始接近了一些。闲聊中，我得知他姓耿，是河东独树头区（今九曲镇）的农民，读过高中，爱好文学，如今是逍遥派，在收废品废纸的摊上买到一批中外古今的图书，阅读得津津有味……
我很寂寞，有人来说说话当然好。每次他来，听他介绍外边的种种情况也使我感到新鲜。不知不觉中，我们越谈越深了。他的纯朴和真诚，使我对他开始信任。每次来，他总要天南地北问点文学方面的问题：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怎样一部书？英国的大文豪除莎士比亚外还有哪些？你认为那些挨批判的书真的都是大毒草吗？……我竟有了一个敢堂而皇之来聊天的文友了！
有时候，我突然警惕地笑着问他：“你不怕沾我这黑线人物？”
他笑着答：“不怕！我是贫下中农，没事！”
我起先还有点戒心，顺着当时流行的说法回答。但逐渐使我感到了友谊的温暖，我也说真话了！他听到了真话，才嘻嘻笑着说：“我是来做你学生拜你为师的，你这才是真的把我当学生了！”我心里也有些高兴，唉！文学啊文学，无论怎样，你是不可缺少的，人类总是需要你的！
一天下午，老耿又骑车来了，车上载着一个好大的麻袋包，里边是满满一麻袋玉米棒子。他卸下麻袋，扛着进了我的房间，妻和我都在。他放下麻袋说：“我自己种的玉米，给你带点来尝尝新，表示点学生对老师的敬意。”
我历来有个不收礼的习惯，便生硬地说：“不行不行，这些玉米我是不能收的！”想不到老耿有个性，竟冒着火睁大了眼说：“我带都带来了，怎么能不收？”他脸色难看，见我坚决拒绝，说：“这不是礼！这东西不值钱，只是我的心意！”妻比我婉转，说：“那就收三五个吧！”但我未注意到老耿的脸色，仍坚决地不收，想不到僵持了一会老耿竟说：“好吧，不收就不收！”他真的生气了，扛着麻袋包就走出门去。我认为他要把麻袋包放上自行车带回去，就与妻一同跟在他身后送他，没想到他出了门竟把一麻袋玉米棒子全部取出来，东南西北“噼噼啪啪”乱扔一气，扔得四面八方到处都是。我傻了，站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只见他飞快地上了车，转眼就骑车走了，只留下我和妻站在房门口不知所措。事后，有人问：“为什么那人将玉米棒子甩得到处都是？”我只好说：“不知道！”怪的是他再也不来了！我想：大约他觉得我没有以真诚对待他吧？唉！
时光潺潺而流，默默无声。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我离开临沂来成都也十多年了。但这件事常在脑际出现。想起“文革”，我常会想到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曾有一个人给过我不平凡的友谊和温暖，我忘不了他！可惜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更别说地址了。他生活得好吗？现在他该有五十多岁了吧？他还热爱文学吗？于是，我还是决定写这篇短文，在山东报纸上发表，希望你能看见，老耿，你在哪里？……给我来信吧！倘若我们现在见面，可谈的话就多了。因为，我们是真正的老朋友啊！
（本文刊于1984年《临沂日报》）
“所思在远道”[1]
时光飞逝。这个故事已是四十八年前的事了！
那是上世纪60年代。1964年，华东地区要举办戏剧会演，山东省委宣传部要我写一个剧本供剧团演出。我决定到沂蒙山区去深入生活，搜集素材。初秋九月，一天黎明，我离开了蒙阴县的沙沟到南旺庄去。
南旺庄是一个四面青山屏障的村子，听说那里有一个干实事关心群众的好支部书记魏立武，我想去采访他。我挎着一个大帆布包，顺着一条林间小径逶迤上山。盘着山绕来绕去，途中还绕岔了道，顶着火盆似的日头，多走了三十多里冤枉路，直到傍晚，暮色从背阴的山谷里升起来浸染着整个青山，我才拖着酸疼的双腿到达南旺庄。一天走了一百多里山路，我浑身汗湿，疲劳透了！
我见到了魏立武，给了他介绍信。老魏约莫四十多岁，朴实健拔，黑黝黝的，是个残疾转业军人，左臂早已截去，甩着一只空荡荡的袖子。他安排我吃了点冷锅饼外加热开水当晚饭，然后又将我安置在大队办公室旁的一间瓦屋里住宿。这间瓦屋，屋前种着树木花草，房顶上结着朱红色肥硕的大南瓜。屋内有些破旧桌椅摆设，挺干净，也还宽敞。实际就是大队的“招待所”。地区或者县里来了干部都让住在这儿。初秋时节，蚊子嗡嗡地成团飞舞，天也还有点燥热。老魏用右手提来了竹壳热水瓶，放下瓶，用桌上的小碗倒了一杯水给我，又用右手熟练地从裤兜里掏出一盒火柴。他拾一根火柴把火柴盒朝空中一扔，顺手“嗤”的一下就擦着了火柴，点亮了桌上那盏小油灯，再用小油灯蹿蹿的火苗燃起了一根艾草绳熏蚊子。我简单说明了来意。他一脸诚挚连连摇头说：“我没啥好说的，你安心在这儿住两天，看看我们这个庄子，多找群众谈谈。今天累了，早点歇着，洗洗脸烫烫脚，有事明天再办！”我确实累了，只好说：“行！”
老魏是个忙人，接待我的时候，有好几拨人来找他，谈这谈那，他安顿好我，似要走了，忽又想起了什么，说：“老王，有件事，我告诉你一下，免得受惊……”
窗外，是一棵枝枝杈杈的椿树，离屋挺近，月光扑朔迷离地穿过枝杈洒下来，月影朦胧，我诧异地问：“什么事？”
他从腰里拔出短烟袋杆来，在灯上点火吸烟，说：“咱这村上，有位军烈属陈大娘，是个孤老五保户，今年六十九岁了。解放战争时期，四七年打孟良崮，她亲自给独生儿子陈德明牵马戴花，送去参军。德明参军后，入了党，当了排长、连长，立过几次战功，一直从山东打到长江边，又渡江打到了江南。可是，四九年冬天，不幸在浙江牺牲了。陈德明牺牲后，通知当时耽搁了，没及时传来，一直渺渺无信，过了两年，通知来时，陈大娘却已经疯了。”
“疯了？”我慨叹地问。
“是啊！”老魏喷出一口浓浓的烟雾，说，“她年轻的时候死了男人，家里贫穷，就守着一个贴心儿子，好不容易拉扯大了。她是妇救会的，为了打老蒋，决心送独子参军。但儿子走了，她不能不想。她要儿子革命，又想念儿子，心里老是憋着，能不疯吗？”
我忍不住问：“她现在还疯？”
老魏闷闷地点点头：“是啊，从那就一直没好。不过她这疯跟别人不一样。庄上男女老少对她都特别尊重。”
我摸出香烟，递一支给老魏。他扬扬烟袋杆说：“我有！”我就自己点着火，一边吸烟，一边心情沉甸甸地问：“怎么不一样？”
老魏吧嗒吧嗒吸着烟说：“她不打人不骂人，也从不吵闹。她是五保户，受到照顾，但直到现在，她生活能够自理。自小有劳动习惯，还非要干点集体活不可。掰玉米、摘棉花什么的，她见了都抢着干。”
“那怎么说她疯了呢？”
“是啊，”老魏喷着烟说，“要说疯，也就只表现在两点上：一是一双一双不停地纳鞋底，做军鞋，板板正正地做好了就交到大队里来。这些年来，我们也总是不断给她送布、送麻、送针锥……她做的军鞋数不清有多少双了！如今不要军鞋了！那些鞋卖了的钱就都用来花在她身上。二是只要外边来了人，她就以为是她儿子德明的战友，她必定要来看看，问问德明好不好，只要点头回答她：‘德明好着哩！’她满意了，就没事了。要不，她就很伤心，回去一个人流泪，忘了吃饭喝水……”
听到这里，我黯然了，也不知怎的，心里像泡了醋似的，我不禁问：“儿子从不来看她，她倒也不想去找儿子？”
老魏思索着说：“也许，是因为她疯了吧？……也许，本来就不指望要跟着儿子去享福。只要儿子好好干革命，她就满意了，活着就有想头了。她那颗心是金子铸的！”
我点点头，心里叹着气，体味着老魏的话。
老魏这回真的要走了，他咬着烟袋杆，刚跨步出屋，忽又侧转脸来：“她知道，外边来的人都住在这屋里，要是来了，你别给吓着，也别将德明的事露了馅就行！”
门前，树影儿参差疏落。我送老魏到门外，并对他说：“不会吓着的！”说实在的，我倒真想见见陈大娘。我见过那么多的母亲，听到、读到过那么多的歌颂母亲的故事和诗篇，哪曾想到有这么特殊的一位疯母亲呢？要不是十分疲乏，真想立刻请老魏带我去看望陈大娘。但脚底疼痛，浑身骨头像散了架似的酸懒，才没有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自己思忖：明天去看望老人家吧！……
秋虫奏鸣，四下里一片寂静，月光美极了，水银般泼洒在门外，将婆娑的枣树叶稀稀落落映照下来。小油灯的光线微弱，屋里弥漫着熏蚊子的草绳的怪味，嗡嗡的蚊群已被赶跑了。我揿熄烟蒂，又倒了一碗开水，正想喝点水然后再倒水抹抹身子，忽然看见月光下一位头发银白、中等身材的老大娘朝我屋门口走来了！一会儿，她就伫立在门口了。借着灯光和月光，我见她梳着髻，瘦瘦的，长得十分慈祥。她身板硬朗，穿一件干净的薄蓝布大襟褂子，下身是条黑布裤子。我正想请她进来坐，她已经开口了，神情和蔼，皱褶深深的眼角里隐约含有安详的笑意，用一种母亲对年轻人的亲切口吻说：“同志！……”
我忙张开双手搀扶她到屋里唯一的一张有靠背的椅子上坐下，叫了一声：“大娘！”忙给她斟水。
她含着慈祥的笑容看着我，笑得使我想起我的母亲。她接过我给她的水碗，双手捧着，眼神温暖地说：“你是从俺德明那里来的？你认识俺儿子德明吧？”
我按照老魏的叮嘱，连连点点头：“对对，大娘！认识！认识！”
她笑了，无限欣慰。如果说，说谎会使人感到内疚的话，此时，我虽说了谎，却不但可以毫无愧色，而且心灵得到了安慰。
她果然又轻声问道：“俺儿子德明，他好？”
我按照老魏的叮嘱，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连连点头说：“好！好！”其实，肠牵情系，我的心里又酸又苦的，想多讲几句，终于哽咽着讲不出口。
大娘那细长的眼睛里溢出了激动的神态，又无限欣慰地笑了，笑得我虽然心酸，却觉得谎说得应该。我宁可伤自己的心，不能伤一位白发慈母的心呀！
用棉絮做成的小油灯的灯芯，摇曳着橙色的火焰，映出一圈朦朦胧胧的光环。她又问了：“德明，他干得不孬？”声音里有对儿子的期望，也有自豪。
我连忙点头，温语软言地安慰她：“嗯，他干得可好了！今年可能又能立功！”我的声音像飘忽的游丝，心里却在恳求宽恕：“原谅我信口开河在骗您吧！好大娘！……”
她突然掉眼泪了，两滴清泪从眼眶里流出来。月光透过薄薄的窗帘照着她的脸和晶莹的泪水，反射出纯净、圣洁的光辉。她撩起衣襟擦拭眼角，但慈祥的脸上依然停留着欣慰的笑。我心里仿佛掀起了巨涛狂澜，费了咬牙的力才忍住了泪。我动感情地说：“大娘，您老人家是位好母亲，你儿子是位好军人！天不早了，我送您回去歇着吧！”
她摇摇头，嗫嚅着说：“不，俺坐一坐。看看你，你是俺家德明的同志。”说着，她手捧水碗，安详地坐着，喝一口水，用满含真情的眼睛望着我，就像一个母亲疼爱地望着自己的孩子，显得那么满足，那么幸福……我浑身热血沸腾了，平时，听别人叫一声“同志”，很无所谓，今夜，大娘这一声“同志”，竟使我如此触动心弦，又像热焰炙心。
一会儿，我听到她长长吁了一口气，仿佛是牵挂着一缕已逝韶光，释放出郁结在心底深处的无穷思念和忧愁。那是一种奇异的感悟。大娘在想什么？想儿子德明小时候在身边牙牙学语时的难忘岁月？想那战火纷飞年代碾小米做军鞋送军粮的火红时光？想妻送夫母送子参军时亲自牵马戴花的激动心情？……啊！啊！我心潮翻腾，眼睛不知不觉湿润模糊了！
又过了一会儿，她站起身来，依然慈祥地对我笑笑，说：“同志，俺，回去了！”我刚要上前搀扶着送她，只听见外边“噔噔”响着一阵脚步声，原来是独臂老魏满头是汗甩着左衣袖出现在我的屋门口了！老魏用眼瞅瞅我，似乎知道没出什么事，放心地用那只未曾残废的右手扶着大娘，像一个孝顺的儿子搀扶老母那样，说：“大娘，俺扶您老人家回去！俺扶您老人家回去！不早了！”瞬间，从老魏对大娘的态度上，我就深深爱上了这个大队党支书了！我和老魏一边一个扶着大娘，踏着月光，循着幽静、蜿蜒的石板小道将她送回住处。远处的山峰，黑黢黢、蓝幽幽，像一幅泼墨山水。一路上，大娘没说话，但显得高兴，到了她的住所——那是一片薄薄的柳树林掩映着的一所山区青石垒成的房屋——我才知道她就住在老魏家的一间朝南的北屋里。这样，显然便于老魏一家照顾她的生活。几株桃树和石榴树斜斜地在月光下映出荫翳。进了她的屋子，老魏擦着火柴掌了灯。屋里洁净，门口的大水缸里满满盛着清水，该是老魏挑的吧？肯定是的！东墙上贴满了给军烈属的奖状和慰问信……老魏像个孝顺儿子似的，用仅有的那只右手攥着一把大芭蕉扇子，一下又一下给大娘赶帐子里的蚊子。我扶大娘躺下，轻轻放下了帐帘。然后，老魏吹灭了灯同我一起走到屋外。临别时，老魏听我讲了同大娘谈话的经过，放心地低声说了一句：“今夜，大娘能安心睡个好觉了！”
月光缠着山区常有的那种轻雾，周围犹如梦境，南旺庄像是沉睡一般的宁静，只偶尔听到远处有几声狗吠。那夜，我虽疲劳，却独个儿静静理着心事，失眠了！一个游子的心被搅乱了！月亮西沉了，星星疲倦地隐没了，我仍辗转反侧，听着秋虫吟唱，我老是想着陈大娘的事，也老是想着自己的母亲。战争年代，母亲为了掩护和营救党的地下工作者，做过许多工作。为儿子当年那种狂热和冒失，写那种可以惹祸的文章，做那些可以惹祸的事情，她不知担过多少心，伤过多少神。多少年来，她仍在江南那个城市里住着，我同她离得千里迢迢，平时也总寄点钱去，写封信去，但我却从没有像这天夜里如此思念母亲！这样感到自己对母亲怀有如此深刻的歉疚！夜里起了风，院子里的青枝绿叶瑟瑟抖动，灰色的枝影在窗帘外扑来打去……我流泪了，也说不清是为陈大娘和陈德明流的，还是为母亲和我自己流的……
以后，我离开了南旺庄。离开的那天，下着初秋常有的那种霏霏牛毛细雨，远近的山峦一霎时笼罩在白茫茫的雾气中。村庄上许多人家的瓦檐上飘浮着炊烟。我去看过陈大娘，但只按照老魏的叮嘱远远地悄悄地看看，并没有近前去向她告别。村头地边种满了翠蓬蓬的紫穗槐，像一层层绿云。我站在紫穗槐旁张望，见她正独自坐在家门前的一棵巨大的老榆树下。老榆树大伞似的挡住了纤纤雨丝，她带着一种守候的表情，不声不响地拿着长长的线在一针一针纳鞋底，间或抬头望望远山，把缝针在白发上磨磨。她又在做军鞋了！……当年那场战争早已结束，沂蒙老区的南旺庄除了她早已没有妇女再做军鞋……我静静看着，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哦，这南旺庄的日子，在她拉针引线之间，给人一种多么崇高而隽永的印象啊……
（本文于2012年12月15日改定，刊于2013年第2期《四川文学》）
注释：
[1]“所思在远道”取自《古诗十九首》第六首中的一句。
老黄被捕时讲的话
年岁大了，每逢佳节都特别怀念当年的老战友、老同志。十多年来，每到新年和春节，我都会收到天南地北的老友和同志们寄来的一大批贺卡。今年第一张收到的贺卡来自北京，地址是南纬路二号6-2-903室，寄件人是黄履冰老大哥。
他今年过春节应该是九十八岁高龄了！但一笔字仍像年轻时那样挺拔俊秀。他信封上写着我爱人凌起凤和我二人的名字，华丽的贺年卡上写的是：“恭祝新年快乐、健康长寿、阖府平安、万事如意。黄履冰敬贺2011年12月20日”。其实，他该从北京的老朋友处知道起凤已于去年7月去世，但信封上却仍写着起凤的名字，我感觉他是有心这样做的。这是为了安慰我。他知道我同起凤之间的感情深厚。起凤当年在北京时，曾在他领导下工作过。他对起凤极好。后来，我们去山东工作，又来成都，老黄先调安徽后又调回北京离休。只是我们基本总保持着联系。因为他是一位我非常敬重的共产党人！一位我一直作为老大哥对待的好同志、好朋友！
天下常有巧事，但像我同老黄之间结识的这种“巧”，是难得的，少有的。
我同老黄整整应当有七十年以上的“交情”了！在1938年到1940年抗日战争期间，我住在上海英租界汉口路（即三马路）同安里21号，左邻是19号，右邻是23号。那时，上海沦陷成了“孤岛”，除英、法租界外都在日寇侵略军铁蹄之下。我只是一个由初三到高一过渡时期的中学生，有时自发地和里弄中同龄的好友秘密写些抗日传单到夜间偷偷出去散发；也结伴去慰问过被囚禁在胶州路的“八百壮士”孤军营。黄履冰比我大十岁，住在同安里23号，我们是紧贴隔壁的邻居。那时，他已在上海的联合广告公司做职员了，戴副眼镜，一头整齐的黑发，穿着西装，知识分子的派头。但常是带着笑容，对我这种年龄比他小的中学生也不摆架子。同安里23号是广告公司的宿舍，他每天上下班时总是皮鞋“托托”地走来走去。我们既是邻居，见面总是亲热地点点头。我叫他“老黄”或“黄先生”，他叫我“王浦”（我本名王洪溥，他总叫我“王浦”）。联合广告公司常有多印剩余的有商店广告的纸扇，还有彩色的电影广告画等，他会送我一些，我也很喜欢。当时，汉奸是极少数，中国人的抗日情绪高涨，我们见面说话，少不了总是谈谈时事，骂骂“东洋赤佬”。但我一点也想不到他是中共地下党的人。更巧的是紧贴着我家21号的同安里19号里一家药材行，有个年轻的职工韩西雅，比我大约只大四五岁，长得眉清目秀，面带笑容。同我相识后，也处得很好。课余，有时我去看他进货或出货，用大秤称一大包一大包用芦席包着的甘草、黄连等药材，使我认识了不少中药材的名字与形状。有时我们也一同谈谈抗战，骂骂“萝卜头”（上海人当时把日寇叫作“萝卜头”、“东洋赤佬”）。当然，那时也根本想不到韩西雅也是中共地下党的人。到1940年我搬离同安里了，同这两位比我年岁大的朋友就失去了来往。后来，我在1942年离开上海，从江苏经过皖、豫、陕等省入川到了“大后方”求学。抗战胜利后我从重庆回到上海。这时，我在重庆已与中共南方局地下党的同志有了关系，我也有了记者生涯，开始用笔写作了。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月底，在上海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开上海总工会筹委会成立大会。地下党同志推荐我由上海复旦大学助教的岗位上来到上海总工会筹委会文教部工作。以后，成立上海总工会后，我突然发现韩西雅竟是有好多万职工会员的上海店员工会负责人之一。[1]上海总工会以后成立劳动出版社时，分经理部和编审部，黄履冰任经理部经理，我是编审部主任。大家喜相逢，谈起昔日同安里时期的旧事，不禁感慨系之。原来韩西雅和黄履冰都是在上海做了很多工作的地下党员。可见我们党当时在上海的地下势力，人数多么多，力量多么大，多么不简单。
我和老黄同事以后，合作共事很愉快，老黄为人党性强，正派，和蔼，认真负责，关心同志，业务也精。但到1952年，开始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老黄却受到了不同寻常的大考验。
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都是该反的，而且也有成果。“三反”一开始，就枪毙了河北、天津两个大贪官——刘青山、张子善，惩治了其他一批贪污犯。但群众运动起来后，“左”风起来了！上边有句口号是“深山密林必有老虎”。这句话意思是说：“凡经手大量钱财经济物资的人中必有老虎”。“老虎”是指贪污分子。拿我们劳动出版社来说，经理部自然就是“深山密林”，老黄和经理部的出版科长郁瑞芳必是“老虎”，他俩当然是挨打的对象！
老黄和老郁二人先后不许回家被分关在二楼上的两间小房里让他们“交待”贪污的问题，组织了“打虎队”开会“帮助”他们交代问题。用了不少逼供的手段，出了许许多多大字报和大漫画作为“纸弹”打老虎。因为老黄是经理，却又“太顽固”不肯承认贪污，有一天把他爱人老童找来，逼她“帮助”老黄坦白交代。老童也是地下党同志，上海解放后是第一任劳动局长马纯古同志的秘书，她来后介绍了经济情况，由于夫妇俩都是供给制，家中生活拮据，黄履冰从来没有拿过贪污的钱回家，逼到后来，老童哭了，挨了大家一顿倾盆大雨的“帮助”后被轰走了。
我是相信老黄的清白的。他家里我去过，很一般，不奢侈。他没有什么嗜好，连烟都不抽，他工作的勤恳和认真及为人的正派，怎么也使我无法将他同贪污联系起来。我当时仍忙于业务，因为有个定期要出版的《工人》半月刊，发行量有十六七万册，要配合运动如期出版，不能脱期。我得独挑大梁编刊物。一人干几个人的活，所以“打虎”我也不参加，大字报也可不写。但这时，因为“打虎”的成绩不大，上边派了一位韩部长来“加强领导”。
韩部长很有朝气，还带了电教队队长等一伙人来“打虎”，都是“左”派。出版社是大量用纸的单位。黄履冰和郁瑞芳不肯坦白，韩部长带了“左”派把所有给出版社供纸的纸商都一个个抓来了，要他们交待行贿的罪行，交待了罪行的可以放回去，不交待的就关起来蹲在小房间里不让回家。打虎队的队员日夜忙碌，后来，传闻老板们都交待了行贿的罪行。详细情况我也不了解，只知道韩部长很有魄力，使反贪污的成绩大大进展，得到了上边的口头表扬。并且风闻老黄和老郁将要无法顽抗，胜利已经在望。
有一天，韩部长突然找我谈话，批评了我“脱离政治”、“右倾”，“脱离政治”是因为我忙于编《工人》半月刊，对反贪污“打虎”“漠不关心”，“右倾”是因为听说我“同老黄有私交”，迄今不参加批判、揭发黄履冰的贪污罪行。我做了解释，说明编刊物如期出版是必须做的，承认了我对老黄有“右倾”，因为我觉得他不会是只“大老虎”……出乎我意料的是韩部长说：“同志啊！别糊涂，你要看证据吗？”说着，他开抽屉真的将一叠证据拿出来放到我面前了！
我真是自我在内心里谴责自己了！
这些白纸黑字的证据不能使我不信啊！
一张张字迹不同的证据，都是纸厂老板和纸商写的认罪揭发书。上边均有他们的签字和大拇指手印。承认×月×日行贿给黄履冰多少多少钱，×月×日又给过多少多少钱。有的还写着是在上海大三元餐馆和梅龙镇酒家宴请黄履冰和郁瑞芳时给了多少多少人民币……那总数加起来是非常惊人的。我看着看着手心都出汗了。不由得想：咳，知人知面不知心！老黄怎么会这么厉害呀！
但更使我吃惊的，是出版科长郁瑞芳亲笔写的一封检举揭发材料了！他承认，黄履冰和他收受纸商的大量贿赂，金额太大，次数太多，他要继续交待，收受这么多贿赂是由于他俩在镇江秘密开了一个纸厂，目的是将来用这个纸厂生产的纸供给劳动出版社来使用。郁瑞芳的字我认得清，条子上写的字和签名确都是郁瑞芳的亲笔。
老黄和老郁贪污的款数那比刘青山、张子善之流大得多了！这本是难以使我相信的事，但却又怎么能不信呢？我愣在那里，心都战栗了！
韩部长教育我说：“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是最厉害的！同志，头脑别太简单！现在黄履冰还在抗拒！但他如果再顽抗，我们决定逮捕他了！你别右倾了！打黄履冰这只大老虎，你不能置身事外！你今天就参加打虎！”
我昏头昏脑地走出来，那是阴天，很冷，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下来回味着韩部长的话，觉得老黄的问题太严重了！浑身冰凉。
突然电教队的队长老王来找我了，通知我：“今天用车轮战法对付黄履冰，打虎队分班轮流上阵：你排在晚上六点到十点，在小会议室，四个人一班！你准时去！黄履冰这个家伙，到现在死不承认，看来，他是非逮捕不可了！”电教队长老王是个粗线条的人物，说话语气粗鲁，脸也不会笑，说完就走了，“打虎”他是很积极的，听说有时整夜都不睡。“车轮战法”是小时候我看《说岳全传》时熟悉的，是岳飞当时用来对付双枪陆文龙的作战方式，用来疲劳敌人以取得胜利的一种方法，如今用来对付老黄了。
我吃了晚饭后，准时到了小会议室，上一班“打虎”的四个人已经走了！雪亮的电灯已经开了！一张长条桌后放着我们坐的四把椅子，坐着我们四个“打虎”的人，老黄穿着一件棉军大衣灰溜溜地垂着双手站在我们对面。天气寒冷他站得久了，两只手灯光下泛着紫黑色，脸有些浮肿，嘴唇干燥，看得出他很累很痛苦，这使我心有不忍，但上一班人没有使他服罪招认，到我们的这一班，他也仍不招认，只是摇摇头，偶然回答一句：“没有！确实没有！”“真的没有！我没有贪污！”
我心里老想着他将要被逮捕的事，起先总希望他坦白，忍不住总说：“黄履冰！你赶快坦白吧！证据全掌握了！你现在坦白还可以从宽，交待了，把钱退出来还不迟！别再顽抗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打”他这只“大老虎”，他是低着头的，最初可能没有注意到我。突然，他发现是我了，听我语气厉害，他竟抬起头来朝我看了一眼，表情带着责怪，语气冰冷铁硬，似是说了一句：“怎么你也这样说？我怎么会贪污？”见他这样，我激动了，心想：你不知道快要逮捕了吗？我把桌子一拍，说：“你还不肯交代？再不交代真就死路一条了。”当时我激动地想：你真是要钱不要命了，我真怕他像张子善、刘青山一样！心里急，拍了桌子却很伤心。
谁知他仍旧摇头，一个字也不说了，站在那里人有点摇晃，却仍坚持站着。我脑子里想着我看到的那一张张证据，心乱如麻，但也不想再说什么了，听着别人不断吆喝着猛攻，到了十点钟，我随另外三名打虎队员下班了，接班的四个人来到并坐在我们的位子上。老黄继续站在那里接受“车轮大战”。回家的路上我想：老黄是不会交代什么的！可能自知问题太严重，交待了也没有好果子吃，所以才会这么顽抗到底！对他的“顽抗”，我感情复杂，许久睡不着，老在床上辗转反侧。
第二天，听说由于老黄坚决顽抗，停止了“打虎”。到第三天，社里全体人员都接通知到市政府大礼堂开全市“三反”宽严大会。市政府大礼堂很大，人早就坐得满满的，气氛热烈。九点钟，主持人宣布：请潘汉年副市长讲话。戴眼镜、口才很好的潘汉年副市长讲话鼓动深入开展“三反”运动后，宽严大会开始。我紧张地看到黄履冰、郁瑞芳和另外一些单位的“大老虎”夹杂着一些公安人员都坐在第一排。这时，台上的主持人高叫：“将上海劳动出版社经理部出版科长郁瑞芳带上台来交代，揭发！”
台下人声嗡嗡，领呼口号的人高叫：“贪污分子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台下随着呼叫口号的声音震耳欲聋。只见郁瑞芳被人领上台去，走到台上的麦克风前手拿一篇写好的稿子鞠了一个躬战战兢兢地念了起来，大意是先介绍了自己，坦白交代了自己贪污的钱数，具体到日期、数目都一清二楚。接着说：这么多钱，是经理黄履冰同他一起贪污的。黄履冰贪污了多少，他弄不清！黄履冰应当自己坦白交代。他还说，他和黄履冰贪污的目的是拿钱到镇江开了一家造纸厂！……
他说得“货真价实”，说完，台上台下口号声响得像山呼海啸：“把大大小小的老虎都从深山密林中揪出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贪污分子必须坦白交代！”“坚决把三反运动进行到底！”……我心里难过地想：黄履冰真是完了！……
果然，口号声中郁瑞芳被引下台仍坐到他原来坐的位子上了！口号声中两个公安人员将黄履冰押上了台，引到麦克风前要他坦白交待。慑人心灵的口号声又响了起来：“大贪污犯黄履冰必须坦白认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贪污犯黄履冰不坦白交代死路一条！”……
当四下里口号声停歇下来，一片肃静时，黄履冰凑近麦克风，大家本以为他要坦白交代了，谁知他却正气昂然地大声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人是不贪污的！我没有贪污！”
他的话与大家想听到的距离十万八千里了！此时此刻，他不但不坦白罪行，居然还往自己脸上贴金，那怎么行？有人在台下高叫：“枪毙！——”台下呼应着“枪毙”的人也起码有好几百。主持人走到麦克风前大声宣布：“大老虎郁瑞芳坦白从宽，不予逮捕，回原单位处理！大老虎黄履冰抗拒从严，立即予以逮捕！”
两个公安人员跑到麦克风前，给黄履冰“剋”地铐上了手铐，一边一个挟着黄履冰下台从边门押上汽车带走了！
大会场里嗡嗡地响，大家议论纷纷。我心里打鼓，心跳得咚咚响。我猜不出老黄怎么会这样！这怎么啦？以后会怎么样？老黄会就这么进了大牢被枪毙了吗？散会后，我离开市政府大礼堂步行走回单位，黯然无语，天冷，脸冰凉，手也冰凉！到了单位，在传达室里看到当天的《解放日报》已送来了。拿起报纸，触目惊心，在第一版上的中央地位，花边框里醒目地刊登一条大新闻，标题是：“劳动出版社挖出大老虎经理部经理黄履冰今日逮捕。”
报纸上这篇文章肯定是昨天就写出由打虎办公室韩部长看过同意的。老黄丧失了坦白交代最后求得宽大的机会。我难过地想：他完了！啊！啊！他完了！
脸上吹着冷冷的北风，我手里拿着白纸黑字的报纸从传达室走向办公室，思忖着：我为什么仍不太相信老黄是大贪污犯呢？他今天在大会上居然还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人是不贪污的！我没有贪污！”是的呀！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为了革命为了人民，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怎么会贪污呢？唉！唉！……但，老黄的事怎么解释呢？郁瑞芳的揭发和交代怎么解释？我在韩部长那里看到的那许多签名盖着拇指印的证据难道还不足以证明老黄是贪污了的吗？……
院子里贴满了大幅大幅已被冷风吹得歪斜破坏了的大字报在瑟瑟颤抖。屋子里、墙上、楼梯上旧大字报上又贴上了不少新大字报和漫画。一张新贴出的大漫画上，画着一个戴眼镜酷似黄履冰的人头虎身怪物望着公安人员手中的一副手铐头脑里打着一个大“！”号，边上写的是：“赶快坦白交代，不然呜呼哀哉！”
运动使得单位里热气腾腾，又阴森森。运动中，人同人之间互相都不太说话，但心情似乎又都很沉重。我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拿出桌上的文稿继续做编《工人》半月刊稿件的工作。但脑子里始终摆脱不了老黄被逮捕的那一幕。
一天，两天，三天，过得既慢又快，奇怪的事出现了！
三天以后，上午九点钟光景，公安局的一辆汽车突然开进了大门，停在院子里，从车子里下来了公安人员和黄履冰，老黄仍穿着他那件棉大衣，然后又被带上楼，住进原先囚禁他的那间小房间里去了。这时，郁瑞芳虽然已经从宽，但由于老黄的问题仍未解决，仍不能回家，依然住在他那间小屋里，也依然有人轮班看守。老黄被送回来了，就恢复开“宽严大会”之前的状态了。
我忍不住悄悄打听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同志轻声告诉我：公安局审查了材料，问了黄履冰，也问了郁瑞芳，又派人到镇江调查，更找那些写行贿证明材料的纸厂老板和纸商调查情况，结论是：“证据不足，退回原单位慎重处理！”
原来，黄履冰、郁瑞芳一案确实是打虎队“逼供信”造成的。原来，黄履冰没有贪污，郁瑞芳也没有贪污。但他们既在“深山密林”之中，必是“重点”。打虎的人急于求成绩，先是把纸厂老板和纸商都揪来，关着不让回家，老婆孩子哭着来讨人仍不让回家。以电教队长为首的两三个“左”派对老板和纸商们放话：“你们这些资产阶级，腐蚀我们的干部，只有写下材料证明你们行了贿，黄履冰和郁瑞芳受了贿，才可放你们回去！”老板们顶了嘴的还被“左派”用拳头用巴掌“教育”了一番。这些老板和纸商们说：“我们说真话，他们不要；我们说假的，按他们指引的话说，他们就高兴！我们当然只好照他们说的写！”“要怎么写就怎么写！”“只要放我们走，签个名盖个手印是容易办到的事！”
我所看到的证据原来就是这么来的！据说有的老板和纸商还说：“你们共产党要整自己的干部同我们没有关系！”无中生有的证据出来后，“左”的打虎队员拿这些证据给黄履冰作为“炮弹”引导他坦白，但老黄说：“没有这种事！”打虎队员又把证据作为依据去逼郁瑞芳，郁瑞芳也摇头说：“没有这种事！”但那位电教队长老王“聪明”，告诉老郁：“黄履冰都承认了！他揭发你了！你还不承认行吗？”老郁听了，“啊”的一声，气恼地说：“黄履冰承认了？”电教队长老王说：“当然！他一五一十都承认了！你的事他也揭发了！”老郁说：“他怎么揭发的？”电教队长老王说了些“聪明”的指引老郁坦白的话。老郁听了气恼地说：“他承认了，那我也承认！”于是，按照要求，郁瑞芳写下了揭发材料，并且答应“愿意坦白从宽”，“要怎么坦白就怎么坦白！”“愿意去宽严大会上坦白、揭发”。一件无中生有能上《解放日报》第一版的冤案就出现了！
幸好公安机关和领导“三反”的上级办公室慎重。我们单位的“三反”运动在这以后进行得比较顺利，换了领导人，“左”风平息，“左”公调走。老黄和老郁都离开楼上囚居的小屋回了家。
据说，运动结束，有位领导同老黄谈话时说：“你确实没有贪污！但‘三反’运动，既反贪污，也反浪费和官僚主义！共产党员要严格要求自己。你没有贪污，这很好。但总不能说自己连一点官僚主义或浪费都没有吧？”那时节的党员干部，要求自己严，脸皮薄，谁敢说自己在工作中只有优点没有缺点呢？老黄当然说：“官僚主义和浪费那恐怕总是有一点的！”于是，老黄又写检查。检查自己的官僚主义和浪费方面的问题，从豆腐里面去找骨头。
运动后期，对老黄，没有道歉，没有平反，没有更正，没有抚慰，老黄被派到上海的码头上去参加码头工人的民主改革。他虽同我离开了，他的高大形象却在我的心中树立起来了。在“打虎”遭到逼供时他不仅实事求是，而且自己是把问题提高到党性、党员的品质上去对待的，他那被逮捕时说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人是不贪污的！我没有贪污！”充满了正气，像一声霹雳，可以永久使我铭记，永久使我回味。在他思想上：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最重要的支配行动的准则！这就叫党性！共产党员忘了这一点，其实就不是共产党人了！
1953年初，我和凌起凤同被从上海调到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下属工人出版社。因为全总机关刊物《中国工人》要复刊，我参与筹办《中国工人》。老黄后来从上海被调到北京工人出版社任出版处长，起凤后来被调到他手下工作。
但老黄到北京后，我感觉有些变了。他在上海时对人热情，此时见到我也显得冷淡。不过起凤在他领导下，他却一如既往，起凤常说“老黄这个人好”。上世纪50年代，运动是很多的。老黄在运动里从不乱搞人，正派而且稳重。我是个热情人，想起往事，有一天忍不住找到他带着负疚的心情向他解释“三反”时我的冒失，也坦率地告诉他：“‘三反’时逮捕你那天，你逮捕前说的话使我深深敬重你！你不愧是个好共产党员！”
他朝我看着，脸上善良，说：“我不会怪你！搞运动逼供信和扩大化是不对的，但反贪污是对的！我们之间互相理解就行！我们之间的感情不会变的！”
后来，我到山东工作又到四川成都。他到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做过图书馆长，离休后又调回北京。我们的联系保持着。前些年，他的夫人老童去世了，他却仍旧健康。过去北京的老战友们有时还到他家里聚会。我曾收到过一张照片：他眉发雪白在老童的一张穿着红军服戴着红军八角帽的像前由摄影家佟树珩拍摄寄来的照片，老黄的面容坦诚而明朗。
我每年和老黄都寄贺卡在新年降临时互致祝福。今年，他早早就先寄了贺卡来。我想：可能是起凤去世，他先寄卡给我表达一种慰藉，我能了解老大哥的这种心意。我忽然感到我该把深镌在我心上的这段往事写出做个纪念，他九十八岁了！我也八十八岁了！我们老兄弟、老同志俩都老了！但我们这种特殊的感情和记忆不会因老而消失。老黄那次被逮捕前说的铿锵语言只要想起就会在我心上发热发光！有时我不禁想，如今人都在说贪官多，老黄的故事其实可以上一堂党课！成了贪官的共产党员，面临“双规”或逮捕时，你们能敢讲出老黄当年被逮捕前讲过的话吗？你们的大脑里能贮有他这样的话吗？唉！唉！……
（为祝贺黄履冰老大哥百岁寿辰，本文写于2012年2月，刊于2012年第5期《当代》，后被选入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3年出版的《2012中国最美的散文》一书）
注释：
[1]韩西雅后来曾任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候补书记。
紫禁城里的最高规格
这是一次难忘的值得提倡的挺有文化情趣的接待。
1995年4月底在北京出席全国劳模表彰大会时，住在京西宾馆，突接通知：“4月30日下午，文化部在故宫请本系统劳模座谈，午后一点有专车来接。”偏偏那天上午听朱基、钱其琛两位副总理的形势报告，十二点半才结束。回宾馆后，我怕晚点，草草吃了午饭就去门口上车。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部系统的劳模有常香玉、李默然、李雪健、田桂兰（全国人大代表、山西晋剧院名誉院长、一级演员）、俄珠多吉（西藏歌舞团团长）、刘异龙（昆剧名丑）……有认识的，也有陌生的，碰面都很高兴。为怕堵车，我们的“面包”由警车前导，一路绿灯，从故宫后门开进了紫禁城。
文化部刘忠德部长和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及其他三位副部长，全体含笑热情地站在乾隆书斋前欢迎，并逐一握手。我们走进了宽敞雅静、古色古香的当年乾隆皇帝读书的厅堂，见电视台和报刊的记者都忙碌开了。
高部长主持会议，风趣地说：“给各位的任务是：将面前的水果消灭，开心果吃十粒。”刘部长的欢迎词十分简短，一共仅三分钟，但令人愉快、亲切和鼓舞。最后，他说：“今天，我们用最高规格接待大家。什么是最高规格，等会儿请故宫博物院的书记同志讲……”
平时的座谈会，少不了大家都要重复地讲一些套话，这次不同，高占祥说：“请大家每人讲一二分钟话，做个自我介绍就行。”话音一落，气氛就轻松、欢快了。各人发言后，心里都揣个悬念：这“最高规格”究竟是什么？
书记笑着说：“刘部长对我说，‘要用最高规格接待全国劳模。’我就说我们这儿最高规格是接待外国总统的规格，刘部长说：‘比那还要高！’我们今天，就把外国总统都没看到过的地方和文物给大家参观。”
“悬念”揭晓，大家都乐了。部长们同大家合影留念之后，我们拿着赠送的精美的故宫画册和一个象征吉祥如意的工艺品，就一同去享受“最高规格”的接待。
50年代到60年代初，我曾在北京工作，对故宫够熟悉的了，但这次却大开了眼界。故宫博物院的一位专家副院长专门为我们作讲解，先看了“坤宁宫”，这在明代是皇后居住的正宫，明末崇祯帝的周皇后在此自尽。清代这里名义上是皇后的正宫，实际上只是大婚时住三天，此后就不启用了。我们看了“坤宁宫”里帝后饮交杯酒的厅堂、洞房以及杀猪煮肉用的神灶。皇帝结婚时要赐肉给亲信的大臣吃，据说肉很难吃，有的大臣向太监行贿，让少割点肉……走过美丽的御花园，曲曲折折过“天一门”、“浮碧亭”，看了从不开放的道教神殿——“钦安殿”，这里阴森森，神像金碧辉煌但古老陈旧……再到“养心殿”，并特意观看了“东暖阁”，这是慈禧当年垂帘听政处，帘仍低垂，使人想起当年她的赫赫威势，也使人想起许多宫闱秘史与戊戌故事……
故宫参观完毕，驱车到新建成启用的“地库”。这个深入地下的现代化三层库房，由电脑控制，可储藏故宫九十多万件珍宝。谁进了库，监视中心都能看到。这里防盗、防火、防水……坚固安全，是百年千年大计的建筑。我们被请到玉器库内，看了四件无价之宝，那是四件夔、龙形的玉器。“地库”不对外开放，我们算是参观的第一批贵宾了！
说享受到了紫禁城里“最高规格”的待遇，确非夸张，让文化人享受文化气息，作为文化部的部长就该这么做，大家都满意地感到不虚此行。
（本文刊于1995年5月《四川政协报》）
皮之先和他的山水画
几年前，皮之先来四川。他去乐山，上峨眉，下山来到成都时，画了好几本速写，几乎把整个峨眉山装了回来。我给他安排住在成都豪华的锦江宾馆。一晚，我到那里看望他时，他正忙得不亦乐乎，手握彩笔，在紧张作画。原来，宾馆的经理，知道他是名画家、全国人大代表，殷殷请他给宾馆留一张山水画作为纪念。那天，他那只妙手画的就是峨眉山。看他作画的人都觉得他画得飘逸不凡，画出了“峨眉天下秀”，夸赞不已。
从50年代初到今天，我同之先已有近四十年的友谊。我了解他这个人，也一直在关注着他的画。
要了解之先的画，先要了解他这个人。
之先是河北阜平人，1928年生，自幼喜爱绘画颇得家传。1947年，在冀南艺校毕业，1948年起就先后在《冀南画报》《河北日报》《中国工人》《工人日报》做美编，在全国培养了很多业余画家，其中有些人已成为名画家。他是中央美术学院第一批毕业生，亲得徐悲鸿、蒋兆和、罗工柳诸先生指授，继承了他们的现实主义绘画传统，创作立足于生活，服务于人民。早在1950年，他在蔡若虹同志直接领导下，参加改造旧连环绘画创新连环画的工作，和别人合作出版了《小二黑结婚》等不少连环画，在全国起到推陈出新的示范作用，影响很大。50年代，他常深入生活，到全国各地写生，画了不少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工人》停办，之先到了山东。在山东先后近三十年，创作了大量歌颂老区英雄人民和山水的作品，得到沂蒙山老根据地人民的称赞。他画过泰山全景、崂山全景，出手不凡。名列《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中国当代书画家大辞典》《中国当代画家辞典》……曾被选为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山东人大代表。写这些不是为这位全国美协会员、一级美术师炫耀，是想说明他是一位属于人民的画家，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他的画笔永远属于人民。
50年代初，在北京工作阶段，我与之先同在《中国工人》杂志社工作，我发现过他的一件秘密。每个星期，他都要去故宫。起先只以为他是去游玩的，后来才知道他对民族绘画有深入的研究，是去观摩历代名画，心领神会去的。一天下午，我亲眼看到他站在一幅古色古香的山水画前，凝神默睇，久久不动，使我为他那种“面壁十年”艰苦钻研的精神感动。
他在北京做美术编辑，与许多名画家如齐白石、陈半丁、王雪涛……都有交往。50年代，国画有一度不走红，雪涛经济困窘时，他总特意请雪涛给刊物画点东西，好增加点稿费收入。之先是一个仁厚的人，开高稿费我也给予支持。
他崇拜白石老人。白石的“绘画在于似与不似之间”的理论，给他很大启迪，当时创作，他常遵循这一原则。之先效法白石老人画的墨叶牡丹，有时可以乱真。他曾赠我一幅。
他功底深厚，从西画入手有着坚实的素描基础。他学西画但不盲从，一贯反对形式主义，不好时尚，不赶时髦，却追求作品能为群众接受和喜爱。那时，他每次出发写生归来，我总爱看看他的速写本。他创作作品时，我总爱看看他的画，并且同他议论一番。他为人谦虚儒雅，意见尖锐也不生气，锋芒不露，但对美术常有独到见解。同他议论美学与绘画，是一件乐事。
我觉得之先能成为有特色的山水名画家，基础奠于北京，功力得之于在山东沂蒙山区扎根近三十年。绘画的最根本的关键是道路的正确和坚强的毅力。之先有毅力，也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他在北京的阶段，画画的面比较广、比较杂，西画、国画都画，国画中山水、人物、花卉都画。但到山东后，他开始集中画山水了。李可染论治学和绘画时用例说过：“挖井七八个，一个也没有挖出水，不如集中力量挖一口井见水，了解地层的结构，掌握规律。”之先50年代也画山水，但这时就转向重点攻山水了！以中国之大，名山之多，一样是山，这里的山与那里的山绝不相同。石涛的“搜尽奇峰打草稿”，成了之先遵循的准则。他画山水时，中西结合，别有风格。从50年代开始，这几十年中，全国名山，他简直跑遍了。应该说：对于山，他跑得多，看得多，琢磨思考得多，钻研体会得多。相对来说，画得就比较少。但一棵树要长得耸入云天，根须吸收面要广。中国画不仅是画所见，而且是画所知，画所想，想象力很强。之先不是那种贪多求快、浮光掠影的人。我见他绘画时，常常对着宣纸静静构思。这时节，他一切都抛开了，全神贯注尽在山水之间了！
他选择物象严格。既然是“搜尽奇峰打草稿”，自然要多跑多看，然后选其精粹下笔。何况他又要考虑各地名山的特点特色，要考虑形似与神似，等等。之先是个正派、老实而认真的人。他的“慢”是他的优点。我看到他画沂蒙山，孟良崮、龟蒙顶、百丈崖……在他的笔下更加雄伟壮观。从画中似乎能听到歌唱沂蒙优美旋律的山歌。沂蒙山培养了他！他真是沂蒙山的儿子！我看到他画黄山云海、泰山松涛、庐山飞瀑、峨眉峰峦……北方山水的雄伟，南方山水的清丽，蜀山之青，三峡之险，阳朔之美，剑门之奇，沂蒙山的石崮，九华山的佛气……在他笔下，一样的山，形神各异，恣纵壮丽，各有特点，各有特色。他这种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看万座山，然后下笔作画的造诣，是一般画家难以做到也难以比拟的。
之先出版的画集、画册、单幅画已经不少。他的作品和他的为人一样，没有矫饰，没有矜炫，但画中都跳动着生命力，紧密地联系着观赏者，使人感到可游可居，挂在壁间可陶冶性情、意味无穷。他的画，繁中有简，清新典雅，观其画，似乎在有限的尺幅里大气流动在无限的空间之中。近几年来，多用泼墨和意象手法作画，物我合一，将山岳之灵气，游漫于纸上，神奇博大，变幻莫测，山水被赋予了生气。无怪乎在全国和山东省美展上，许多海外来客都表示赞赏。
我同之先在山东分手已经七年多了！来四川后与他见面少了，但一直关注着他的画。每见到他的画，感到人与画俱老。他的画似在渐渐摆脱具象的束缚，在笔墨境界上重视骨气沉着。但他那洒脱、永葆青春活力的风度，始终反映到他的作品里。
他比我年小四岁，如今也已年逾六十。他自己说：六十以前只是一年级学生，六十以后才是二年级。最近来信，说：他决心学白石老人变法，使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现在正试用新的技法、新的题材，用全新的表现形式，创作不同于他人的具有自己独特面貌的作品。我希望这些作品，不久将呈献在朋友和观众面前。努力吧！之先，我的老友！
（本文系1990年9月应《知识与生活》杂志之嘱所写）
重逢邓敬苏 怀念邓燮康
人生常多奇妙的事，这样的事每每使人生变得丰富多彩，也每每会给人带来不尽感慨，无穷回忆。同邓敬苏大妹在分别五十多年后巧相逢，就是这样的一件事。
1942年秋，我作为一名流亡学生到了大后方用“王洪溥”的本名在江津上国立九中。当时家在沦陷区，我依靠在江津做律师的堂兄王洪江接待，假日总住在他家——江津南安街9号。当时的房主即是江津有名的银行家、爱国民主人士邓燮康先生。
燮康先生曾任四川商业银行总经理、四川江津农工银行总经理。他比我大十四岁，当时已是社会名流，不但爱国，而且急公好义，为人朴实热诚。他与夫人胡道芬同我堂兄洪江及堂嫂凌伯平因住处邻近，平日常多来往，见到我也总要笑着招呼说几句关心话，给我留下亲切和蔼的印象，渐渐地，我了解到他的为人和一些事，倍感敬重。
他特别重视教育，一贯热衷为家乡办学。江津白沙的教育事业，他出力出钱尤多。他既关心别人子女的教育，也关心自己子女的教育。认为既有子女，定要把他们教育培养好，使他们将来成为社会需要的人，能做出贡献。他爱孩子，子女极多。
他在江津有许多房屋，例如南安街9号里面就有不少房屋是让给下江人住的；东门外有个“鼎庐”，里面是许多西式平房及小洋房，也都全部租给下江人居住。当时，下江人“逃难”来到江津，他认为这些人为了抗日不愿做亡国奴离乡背井是“义民”，因此让出房屋来，起先收很少租金，后来则完全不收租金。他默默这么做了，并不沽名钓誉。
1942年5月，居住江津鹤山坪的陈独秀病故后，因贫穷无法入殓，邓燮康及其叔邓蟾秋就慷慨为陈独秀办理丧事，捐地予以厚葬。江津西门外鼎山脚下有邓燮康私人别墅“康庄”，面对波涛汹涌的几江，后倚松竹郁郁葱葱的青山及橘林，陈独秀的墓就建在“康庄”旁的一块园地上。当时，办这事颇有阻力，但邓燮康具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决默默地做了，也不倚名人而张扬。
他力主抗战，爱国从不落后。冯玉祥到江津发动献金，他踊跃带头捐献。
他为人严谨，公私分明。我亲眼见到过一件事：农工银行的某襄理嗜赌如命，他常警告这人：你做这工作不宜赌钱，更不能大赌，以免对银行造成损失。但那襄理终因输了钱挪用了公款，一天早晨，突然跑到南安街9号，见到邓燮康就跪下叩头谢罪。邓赶快将他扶起，态度平和地同他讲道理并指出错误。同时立即秉公免了襄理的职。
1944年，我高中毕业考取了复旦大学新闻系，这才知道邓燮康先生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市政系，其夫人胡道芬也是复旦大学肄业的。无怪乎平日谈吐常给我渊博温文的印象。他们是老学长，我是后进，但同是校友，思想感情上自然又亲近一层。
燮康先生夫妇的孩子很多，几个大的，我常能见到。我比他们的大女儿邓敬苏大六岁，比他们二女儿敬兰大七岁。我高中毕业那年，敬苏也进了国立九中，我们成了九中先后同学。我常见到她。她和二妹敬兰在我印象中那时都是文静秀丽、教养很好的姑娘。但抗战胜利，1946年我离开四川回上海后，就未再见过邓氏一家人。他们的情况也不了解。后来，四川解放，我从报上知道邓燮康先生以爱国民主人士身份，被安排为重庆市政协委员，以后，又知他被安排在重庆长江航运局的领导岗位上，颇多建树。他受到党委和统战部门重视，使我感到欣悦。
但，我萍踪漂泊于上海、北京、山东……一晃几十年，一直远离四川，未再同邓家的人接触。1983年，我由山东调到成都，曾向重庆的友人打听燮康先生，友人说：“这是个好人，可惜1978年已病故了！”又告诉我一件轶事：“文革”中，邓先生从航运局领导岗位上被拉下马，让他劳动，替船舶刷漆。他干得既认真又负责。工人们对他都好，下班后见他仍在刷漆，常好心地说：“邓局长，该下班了！”“邓局长，别再干了！”但他总是仔细把活干完才回家……听到这些，我不禁怅然若有所失。问及他的子女情况，友人也弄不清。想不到今年春天，在国立九中成都校友会上，竟喜出望外地见到了邓敬苏。故人重逢，谈起往事，心情自然唏嘘激动。
我送了我的作品给敬苏，扉页上我写道：
抗战时期1942年秋，在四川江津有幸得识邓先生燮康前辈。燮康前辈是江津名人、银行家，一位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民主人士，为当时避难到江津的下江人做了许多急公好义的善事，获得众口好评，令人难忘。1944年我在江津国立九中毕业考入北碚复旦大学，是年，燮康先生的女公子敬苏入九中高二分校。我们成了先后同学和校友。我在江津南安街9号见过她。光阴如同流水，一晃五十余年，谁料今年在成都九中同学会上竟能再度相逢。相谈往事，不胜感慨之至，遂写数行，赠此书作为纪念，并借以表达对燮康前辈的崇敬追思之情。
使我激动的是当年那位文静美丽的邓敬苏，现在是成都军区的师职离休干部。她大学毕业后，就参军了，曾在北京总政文工团演出十七年，早已是一位著名的演员与教员，如今仍在生气勃勃发挥余热。她现在四川师大影视学院任教，常被电视台邀请做主持人。今年国际儿童节，她为电视台主持了“20世纪优秀儿童歌曲大型演唱会”，一身军装，英姿飒爽，不亚当年。她爽朗热情，诚恳积极，一如乃父，虽已六十八岁高龄，仍充满青春气息。她的先生就是著名的峨影乐团指挥家郑冶。他们家庭幸福，子女都很好。
几天后，我收到她给我们夫妇的一封信：
洪溥大哥、起凤大姐：
任何语言也表达不了我和你们见面后的兴奋、喜悦之情，我似乎变得更加充实了！
我心目中的“王火”是一个著名作家，洪溥大哥是我记忆中的学长、大哥哥，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您。
去扩印了一些“老照片”给你们留念。你们二位对我父母的回忆、讲述，给我们极大鼓舞，我很荣幸。
我任教的四川师大影视学院快开学了，目前正在备课和做一些其他教研交流活动，“学博为师，德高为范”，我自愧才疏学浅，必须努力学习。但在品德、道德方面，我是很自信的，一定教育学生成为“德艺双馨”的艺术人才。请大哥大姐放心。
我家共15姐妹，健在的还有13人，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奋进，专家教授不少，可告慰父母于九泉，也请你们二位兄姐释念。
郑冶嘱我附笔问好！
学妹敬苏
1998.9.7凌晨
敬苏在信中附了几张十分精彩的珍贵老照片：一张是邓燮康先生夫妇1929年摄于上海的订婚照。有三张是敬苏在总政文工团时与周总理的合影。
敬苏后来谈起这三张合影时说：“我是1953年由西南军区文工团调总政文工团工作的。记得1960年12月的一天，党和军队的领导欢迎贺龙率领的访朝军事代表团回国，驻京部队的文艺战士也应邀参加联欢会。那晚，聂荣臻元帅把我叫到身边，向周总理介绍说：‘这是我们江津小老乡，我熟悉他的祖父一辈，又与他伯父邓矩方一起到法国勤工俭学，你就叫她邓娃吧！’自那以后，周总理和许多老首长便称我邓娃，很少叫名字。周总理亲切拉我坐在身旁，说：‘我去过江津，而且后来知道是你们邓氏族人安葬了陈独秀先生。’1961年12月17日晚，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看了我们演出的话剧《红缨歌》，走上台和演职员握手。当时我正拿着剧中儿童团员用的红缨枪，想放下枪好握手。总理一下子把手伸了过来：‘邓娃，不要放下手中的枪呀！’接着就对大家说：‘她演一个男孩子、儿童团员，很像哩！’总理让我与他单独握手、拍照留念。以后，我又在话剧《年青的一代》中扮演过男孩子，合影时，总理叫我：‘过来，站到我的身边来，又去（演）了一个大哥哥角色，不错嘛！’最使我难忘的是1963年4月的一天上午，周总理和邓大姐百忙中抽空来看我们排练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他叫导演转告我们，千万别紧张，平时怎么排练今天就怎么排练。我赶快换上了剧中人林媛媛的长袖白绸衬衣和天蓝色背心裙，总理亲自指导我，不要把上海姑娘林媛媛演得太娇气，否则她就不会背叛资产阶级家庭投身革命洪流，邓大姐亲自为我设计了林媛媛的发饰。她说一根独辫子、一个大蝴蝶结，这种打扮最有时代特点……”
我关切地问过敬苏她的弟弟妹妹的情况，出乎意料地得到了她开列的健在的其他12个弟妹的简况表，真是洋洋大观，十分有趣！
邓敬兰：1931年生，西安第四军医大学核医学科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军核医学小组组长。
邓硕曾：1932年生，北京阜外医院心脑血管研究所麻醉科主任、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
邓敬萱：1933年生，长沙湖南广播电视中心文艺部。
邓介曾：1934年生，西南交大社科系副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邓敬庄：1938年生，重庆交通学院外语教研室副教授。
邓敬苹：1939年生，内江七中高级教师。
邓敬若：1940年生，凉山州909医院院长。
邓彦曾：1942年生，西安冶金勘察研究所工程师。
邓敬菀：1943年生，重庆市体委人事处长。
邓敬蔚：1946年生，重庆巴南区渔城中学高级教师。
邓敬茂：1948年生，西安第四军医大空医系实验员。
邓俊曾：1950年生，重庆某水产经营部经理。
我知道邓氏姊妹兄弟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风风雨雨中虽也各自受过考验，但祖国好了，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他们的情况都很好。我真为邓燮康先生有这么多这么好的后代感到欣慰。我们不迷信因果报应，但好人总该是有后的。邓燮康先生本人对中国有过贡献，子女们的贡献更大。这样的家庭令人钦羡，简直可以写一本书。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的前夕，我充满了怀念邓燮康先生的情意，愿将良好的祝福，献给这不平凡的一家。
（本文写于1998年11月23日夜，刊于1999年2月《四川统一战线》）
梦已荒芜
一
清楚记得，十三岁时，在南京，夏季的一个夜晚，花园里萤火虫从草丛里飞出来，像一盏盏绿色的小灯笼分散在黑黑的夜空中，形成一种非常美丽的神秘的意境。我拿起蒲扇，抓起一个小玻璃瓶，跑到花园里，在池塘边扑打萤火虫，将萤火虫一只只装进玻璃瓶里。每个萤火虫像载着一盏绿荧荧的小灯笼，忽闪忽闪，玻璃瓶里荧光闪烁，真是好看。清水塘边的老柳树，枝条垂到水里，柳树上的萤火虫有的飞落到水塘里的浮萍上，水塘里也就这里那里闪起点点荧光，仿佛天上的星星都落到了水面。
那夜，也不知怎的，萤火虫竟那么多，我突然好像是在梦中。
我常常喜欢做梦。童年时有一个时期，身体很弱，常常找医生看病吃药。颈部淋巴结发炎，开刀动过手术，那时期我总是乱梦颠倒。后来，我身体逐渐好起来，在学校的运动会上，田径方面短跑和跳高跳远成绩都不错。但，晚上睡觉仍爱做梦。那个阶段，我常为许多童话和民间故事着迷。可能是《西游记》等一类神魔小说和丹麦安徒生童话及牛郎织女一类的民间故事的影响，我富于想象力，成了一个好幻想的孩子。幻想和梦境有时常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童年时想长大后做个军人。由于日本侵略中国，很想长大当了军人勇敢地像个英雄般地在沙场上同日寇打一仗。但由于看了《金银岛》《瑞士家庭鲁滨逊》《天方夜谭》《人猿泰山》等许多小说、故事和电影，就又想做一个航海家日夜航行在惊涛骇浪的海上，在人们未曾发现过的神奇岛屿上看到珍禽异兽；想做一个探险家，去到遮天蔽日的非洲丛林中找到大象的群葬场或太阳神的庙宇……我有时常独自望着天空思索，夜晚看着月亮和星星，会想着飞上天去到月宫看看该多好，要是能在天上摘星星又该多好；白天望着云朵，会想着云朵变动时的千奇百态，一会儿是鼓着风帆的船只，一会儿是硕大无比的人脸。想象和幻觉中，真有赏玩不尽的世界，何况我还有梦，恐怖的、奇特的、美丽的、丑恶的梦……军人、航海家、探险家都在梦中实现过。梦，常满足我强烈的好奇和愿望，安慰我自小因为离开亲生母亲而寂寞的心。
就在开头说的那夜扑打萤火时，我如同身陷梦境，一种奇异的快乐而又神秘的感觉浮上心头。从当夜睡熟后开始，我总又常做同样的梦：在炎热的夏夜里，蛙声鼓噪，我手持蒲扇，在花园前面清水塘边的老柳树旁，捕捉闪着绿色荧光的萤火虫……那是一种非常舒畅，非常愉快的心情下的梦。这梦后来直到我进入中年、老年仍不止一次地做过，简直不知该如何解释。
时间是伟大的主人，它调整了许多事情，改变了许多事情，也许是俗话说的“你想得到的总难得到，你不想得到的却会得到”，也许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可惜，“梦想”这辆华丽马车不能引向任何幻想、理想的天地。后来，我既未做军人，也未成为航海家或探险家。如今年逾古稀，白发双鬓，却成了一个童年时未曾梦想做过的作家。有位法国哲人说过：“一切梦都是谎！”也许有点道理，可我却并不这么看。1984年我发表长篇小说《流萤传奇》时曾将那夜捕捉萤火虫的梦境写进了小说；昨天，当我决心写这篇短文时，夜间我又做了童年时经历的捕捉萤火虫的梦。童年的梦实现了吗？看你怎么解释了！
啊！梦已荒芜！人生何其玄妙！岁月何其匆匆！
二
抗战前，在南京中大实校上小学二三年级时，与同班的杨河金最要好。他父亲是“来复会堂”的牧师。一天，他说：“做牧师不来劲，我长大要做侠客！”那时，电影《火烧红莲寺》、连环画《江湖奇侠》什么的，也吸引着我。我说：“我也想做大侠！”杨河金比我高半头，力大会打架，往我肩上猛打一拳，我只有捂肩“哎哟”叫痛。他逞能地说：“拜我为师怎么样？”我五体投地，说：“好！”我们约定：背着人他叫我“王大侠”，我叫他“师父”。
那是炎热的夏天，杨河金有一把扇子，上写四句诗：“夏天天气热，扇子借不得，虽是好朋友，你热我也热。”但写是写了，仍借给我扇。一连多少天，下了课，他带我去中央大学操场的沙坑里练“铁砂掌”。他教我，要把手用力往沙里插，一个回合七七四十九次。一天练三个回合。第一个回合下来，我手指上的皮全破了，疼得钻心，我擦着汗说：“太疼了！”他说：“哈哈，收你这饭桶做徒弟算我倒霉！回家用橡皮膏贴上，明天再练！”我好想当大侠哟，点头说：“行！”
练了几天，指头依然吃不消。我失望地说：“我想学飞檐走壁，铁砂掌下一步学行不行？”
杨河金的手指其实也疼得不行，说：“好吧！去北极阁练飞檐走壁！”
第二天放学后，背着书包两人就跑到北极阁，找了处高崖，他叫我：“王大侠，往下跳！”
崖有一丈高，下边是乱坟堆。我面有难色，说：“师父，你先跳！”
他其实也不敢跳，却说大话：“猫教虎还留一手呢！我可不能把绝技全教给你。不跳你就别学武艺！”
我好想当大侠哟！我满面是汗，咬牙闭眼连跳带滚纵身下崖，膝盖和手心全划破了，脚脖子崴了，在乱坟堆的草丛里哼哼。
杨河金在上边瞪大了眼问：“怎么啦？”他吓坏了！
我求救：“快跳下来扶我！”
他不敢跳，却绕着道走到崖下，扶起我依然吹牛说：“看来，你不是做大侠的料！我第一次练时，比这崖还高，呼哧一下就跳下去了，哪像你这脓包样！”
一天，上体育课时，杨河金不守纪律，体育老师狠狠训了他，杨河金哭了。课后，他问我：“王大侠，你能不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我好想当大侠哟！我满面正义之气，说：“当然能！”
体育老师的儿子大约五六岁。第二天，杨河金约了我与其他几个同学，将那小子逮到僻静处，用毛笔给他画了个大花脸，又十分痛快地将他放回家去。体育老师勃然大怒，第二天，让儿子指认给他画大花脸的学生。我们吓得要命。幸好，他那儿子太小，一个也没认出。
又有一次，班上突然来了新同学张承武，刚从日本随父亲回国，杨河金“认定”他可能是日本人，问我：“王大侠，侠客都爱国，你爱不爱？揍他一顿怎么样？”
我好想当大侠哟！我说：“好！”
我俩当天放学后，约张承武到教室后边“玩”。到了那里，却一个抱头，一个拽腿，动起拳头来，嘴里骂道：
“揍你这个小日本！”张承武哇哇大哭。后来我们才知道揍错了……
光阴如飞，童年想做大侠的白日梦，早已逝去，现在白发双鬓，想起时，只有会心的微笑。对一些孩子从电视里学武打，我曾有过一些忧虑，但想起自己童年的经历，也就释然了。
（本文刊于1999年4月30日台湾《联合报》副刊）
我读书的座右铭
自从同书打上交道后，我就离不开这位良师益友了！
书对人类思想行为产生的作用，尤其在人们年少时产生的作用，其对人的一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有位哲学家说过：“整个世界都是被书籍统治着的。”这话并不夸张。美国有位学者，就列举过十六本“改变世界的书”，包括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牛顿的《数学原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索罗的《不服从论》、史陀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即《汤姆叔叔的小屋》，又译《黑奴魂》）、马克思的《资本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等。他举的例子有的并不恰当，但这些书曾发生过巨大影响则是事实。
所以，我们读书，实际是把前人和当代人的智慧结晶拿来，这是一笔只要你愿意就可以继承的“遗产”。许许多多不朽的书籍，曾历经历史或朝代的兴亡盛衰，遭到时光冲刷，然而内容却仍新鲜有用，可以将前人的知识积累、经验教训、学说成果、人心巧思……统统传给你，给予你启示和感悟。如果懂得这个道理，那我们把书当成良师益友就会是必然的了。
时代在变，如今的中学生，一方面承受着课业负担的压力，少有时间和精力去读课外书，家长们有的还把课外书当做“闲书”，为了保证子女考上大学，禁止或不鼓励子女去涉猎；另一方面，手机、电视、录像、VCD、电脑、游戏机、电影等，都有极强的吸引力，常常占用掉中学生平时及节假日仅有的一点空隙时间。于是，读课外书对中学生来说每每成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情。我的藏书不少，但读初一的外孙虽然每天都在我的藏书室里做作业，却很少有时间阅读这些书。而且，他觉得书既没电视好看，也没有游泳、打球有趣。我是主张培养读书兴趣的，建议他有空把书和报刊翻翻，寻找有兴趣的进行阅读，做什么事有兴趣总比没兴趣效果好。
我年轻时做过一个省属重点中学的校长，给学生讲读书问题时，不止一次地把我的关于读书的座右铭介绍给大家。我说：“人的生命有限，而书的数量无限，不能用有限的生命去读无限的书，应当用有限的生命去选读有限的好书。”我决不反对博览群书，但是，书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在国内，我看过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这类藏书丰富的大图书馆；在国外，我也参观过一些规模宏大的国家级图书馆。书多得真是无边无际。如果漫无边际地去读，活到一百岁，也读不完书海的一角。
由此，我历来奉行自己的座右铭，有些书是基础书，对立身做人，对工作，对增强文化修养，对充实自己贡献社会都是重要的，那就必读；有的新书，我只翻一翻，大致知道些信息和概况，就不去费太多时间；有的平庸的书，甚至属于“文化垃圾”的当然无须理会；有些专门著作，与我关系不大，我读不懂，属于放弃之列；有的书很好，但一时用不上，我又无时间研究，就只能搁一搁再说……从实际出发，作各种不同的处理。因此，“用有限的生命去选读有限的好书”大有讲究。拿我来说，我是搞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的，编辑工作除编辑学外需要知识广博，文学创作需要我对文学有广泛而专门的钻研。面对的知识领域如此广阔，专业门类这么多，新的理论、学术信息和作品层出不穷，首先是从需要和志趣出发，这就是我选书的前提。
书必须读，但不必做书呆子。我从事小说创作，小说太多，我只能精选了看而不是拈来就读。现在“炒”风很盛，有些“炒”得热的作品未必就好，不能上当。
萧伯纳说过：“好书读得越多越让人感到无知。”这是说书读多了人会变得谦虚而不自满。马克·吐温说：“有能力而不愿读书的人和文盲一样。”这是勉励有能力读书的人不要不读书。时间只要“挤”总是有的。希望置身于信息时代的高中同学，善于从书中汲取营养，善于从书中思考问题，为进入新世纪作好准备。
（本文刊于1987年第6期《中学生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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