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10月上旬，早晚已经秋凉，近中午时分，阳光温暖，我们是凭着一张巴黎地图来寻找雨果故居的。假如以罗浮宫为巴黎中心来看，雨果故居所在地就偏向东南了，卫平开着他那辆Rover牌的轿车从我们住的那个古老的旅馆向东南开，按地图上的指示到达巴士底地区。巴士底广场上矗立着美丽的巨型青铜“七月圆柱”，柱顶有金翅自由神像，右手高举火炬，左手提着被砸碎的锁链。街道纵横，不知往哪开才好，幸亏巴黎不像伦敦，停车比较方便自由。卫平建议把车停下，我们再按地图去找圣安东尼路。
车停巴士底广场，不禁使我想起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7月14日巴黎人民起义就是从攻占巴士底狱开始的。恐怖的巴士底狱早已毁去，广场就是当年监狱的旧址，如今用“七月圆柱”代替了它。在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年之际，这广场上又建造了一座豪华的巴士底歌剧院。广场可以流连徘徊，但来的目的是寻找雨果故居，只好扔下巴士底的事不去想它。
雨果的故居是在离这里不远的圣安东尼路旁的孚日广场6号。七拐八弯，用英语一路问人：“请问雨果的故居在哪里？”懂英语的年轻人似乎陌生，老年人却会点头指引。终于找到了那个美丽的广场。在进口处的路边，一家小店的门口，有个胖胖高大开朗的法国汉子站在那里，向他询问雨果故居，他友好地笑着用手一指：“就在6号那里！”但接着庄重而又亲切幽默地说：“但，雨果度假去了！”欧洲人爱外出度假。他的意思是你们见不到雨果，他不在家！谢了他，我朝孚日广场看看，广场不大，但有美丽的大树，茵茵的绿草坪，摆设的座椅上散散落落坐着些休闲的老人，一些孩子在奔跑玩耍。广场底端，有个铜像，我自作聪明地说：“这可能是雨果的铜像。”近前一看，原来是路易十三的青铜像。铜像早已斑驳陆离。这片包含在孚日广场中的场地原来曾名叫“路易十三广场”，帝王之家总是要占尽风骚的。如果没有路易十三的铜像，雨果住处的门前，怕当年还留不出这么一块风水宝地供人憩歇呢？
6号处于一座有拱形门带长廊的楼房的拐角处。一幢幢四层楼的建筑紧紧衔接。蓝顶红砖的楼身拱形门和白色浮雕花纹全已带点淡褐的灰黄色，显示出房屋盖造的年代已经久远。在6号门前首墙上，有一块十六开大小的铜牌，说明这是雨果故居。引人注目的是6号门的上方，插挂着一面法兰西共和国的红白蓝三色国旗，是对这位在世界享有盛誉的大作家表达一种特殊的敬意，给这貌不惊人的作家故居，展示一种风采。
维克托·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我十分喜欢他长篇小说中的三部。
他1831年发表的《巴黎圣母院》，塑造了佛罗洛和卡西莫多两个主要人物：一个道貌岸然但心地黑暗，一个外形丑怪但心地光明。在揭露教会罪恶的同时，宣扬了仁慈与爱情创造奇迹，虽有宿命论，但撼人心灵。
他1862年发表的《悲惨世界》，广泛反映了19世纪前半期法国资本主义制度下贫苦阶层的悲惨遭遇，表达了对这些不幸的人们的深厚同情，也集中表达了仁慈情爱可以杜绝罪恶、改革社会、拯救人类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在小说中描述了1832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的街垒战斗，歌颂了战斗中视死如归的英雄们。
1874年雨果发表的《九三年》，写的是1793年法兰西共和国军队镇压旺代地区叛乱的故事。共和国军队司令郭文私自放了叛乱头子朗特纳克侯爵。后者是在逃跑时，为了从火中救出三个小孩才被捕的。郭文的行为违反了革命利益被判死刑，但判决和执行的政务委员薛木尔登，思想矛盾，在郭文被处决的同时开枪自杀。雨果揭橥了“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存在着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
雨果是一位怒放着人性美之花的大作家。我酷爱雨果那种浓墨重彩的大手笔，那种汪洋大海的大气度，那种狂风暴雨般的大气概，那种悲天悯人的大魄力与渊博的知识、宽广的心胸、鸟瞰历史与社会的智慧、纵横运筹创作的才能。因此，是带着这种心情寻找雨果故居的。
走进雨果的故居，里面光线并不明亮。展室门口有雨果的半身青铜坐像。他那浓密的大胡子，挺直的鼻子，紧促的眉毛，睿智锐利的双眼，使人肃然起敬。拿今天巴黎的居住水平来说，这里简陋而且朴素无华。但当年雨果的客厅，四壁曾都用红绸装饰，有“红客厅”之称。雨果不仅是文学家，也是政治家，他1802年出生于法国东部的贝尔松，父亲是拿破仑麾下的将军。他因反对拿破仑三世，曾被迫流亡外国十九年，《悲惨世界》等作品都是流亡期间在国外写成的。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垮台，雨果才回到巴黎。这以后，这幢孚日广场6号的房屋就是雨果的住所。雨果不仅以大作家，而且以法兰西学院院士、国会议员的社会身份，曾使这里成为一代大作家的聚会所。巴尔扎克、大仲马、拉马尔丁、梅里美等，在法国文学史上闪闪发光的大师们，都是这里的常客。
《九三年》应是在这所房屋里写成的。我曾在一本法国画册上见过一张画，画的是1881年庆祝雨果八十寿辰时举行群众集会的场面。许多人聚集在雨果住所门前欢呼。那广场上的大树，那密集的四层楼房，显然都是这故居当年的写真。
雨果故居如今可以叫作“故居”，也可以叫作“纪念馆”。故居中依照他流亡时期的旧居布置了两个房间，有趣的是还布置有一间是中国风格的房间，里面有中国的高背座椅，墙上挂着许多中国瓷盘。雨果从未到过中国，但雨果在他六十岁那年，听到中国清朝的皇家公园——北京圆明园被侵略者“英法联军”焚劫一空，他对法国军队也参加了这一暴行十分愤怒。当时他写了一封长信，谴责了这种侵略和践踏文明的罪恶行径。雨果终生未到过中国，但他对中国和东方文明的感情，使中国人感到亲切。
老年的雨果，家庭不幸。他的孩子有的死了，有的疯了，亲人仅剩下一个孙子一个孙女与他相伴，很使人同情。1885年5月22日，雨果在巴黎逝世，享年八十四岁。他在这故居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后的日子。法兰西全国为他志哀，他的国葬仪式在巴黎凯旋门举行。从那时开始直到今天，这故居也成了巴黎一个景点，常有本国和许多外国热爱雨果作品敬仰雨果为人的旅游者，来到这里瞻仰他的故居。雨果是永存的！他的作品永远散发着恒久的艺术魅力。他去世已经一个多世纪，但我们问路遇到的那位巴黎人不认为他已经死去，却庄重幽默而且亲切地说：“他度假去了！……”
雨果是永远的！他的文学精神是永远的！
走出雨果故居，有一种说不出的不满足！但怎么才叫满足怎么才能满足呢？除非真让我见到雨果！？外边阳光灿烂，阳光给人温暖、明亮，阳光衍生万物，阳光也是永远的！
（本文刊于1999年冬《四川政协报》）
神往“拉雪兹”
在有些巴黎的导游图上，未把著名的拉雪兹神父公墓（Le Pere Lachaise）绘上去，原因是它离市中心很远，偏在东边。但如果坐地铁，却有一站专到拉雪兹公墓下车。多少年来，这里总有游客光临。
在英国时，从图书馆里借到的一本介绍巴黎的旅游书中，介绍了拉雪兹公墓，附着一张极不准确的平面图，介绍说：这公墓里埋葬着许多名人，文化名人中有作家巴尔扎克、莫里哀、王尔德，舞蹈家邓肯……从那平面图来看，坟墓并不多，要找到这些名人的坟墓似很容易。因此，在未到巴黎拉雪兹公墓之前，我绝对想不到它有多大，里面有多少座坟墓！我1997年到过捷克布拉格的“名人公墓”，也到过奥地利维也纳的“名人公墓”，曾慨叹那两处公墓里的坟茔“每个都像一件艺术品”，也对公墓里的名人之多表示赞叹。但绝未想到拉雪兹公墓里的名人拿来同上述两处一比，显然这里的规模之大，名人之多，简直是可以叹为观止了！
巴黎可以游览观赏之处实在太多，我偏偏要挤时间到远处这个公墓来，是为什么？
我是为了想看一看巴尔扎克和王尔德的墓才来的。为这，我宁可放弃了去迪斯尼乐园一游的机会；为了这，名声赫赫的拿破仑皇帝棺材就在市区波旁宫旁南边的“荣军院”地下墓室中，我也宁可放弃不去。但我想得太简单了！只以为走进“拉雪兹”，这两位大作家的坟墓就放在我的眼前，绝未想到这公墓如此之大，坟墓如此之多。这里有人说是占地四十三公顷，有人说是五十公顷。坟墓层层叠叠密密麻麻如满天繁星，一打听，竟有一百万个以上。幅员如此广大，坟茔好像海洋，要去找其中的一二个坟墓，真像老虎吃天、大海捞针。
想起刚才进公墓时，见到门口有卖公墓游览地图的小贩。感谢陪我游公墓的卫平赶快跑去买来一张地图，好让我按图索骥。可惜图上列举的名人足足有上千人。这里面有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巴比塞、普鲁斯特，法国戏剧家莫里哀，英国作家王尔德，法国寓言作家拉·封丹，法国作曲家比才，波兰音乐家肖邦，《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美国女舞蹈家邓肯……这儿实际是一个国际名人公墓。巴黎一直是世界文化的著名地，这么多的名人，有不少是我熟悉仰慕的，但时间有限，寻找又这么困难，怎么办？
整张公墓平面图分成九十七个区域，每个区域里的名人又有许许多多。手中有图比没有图好些，但图是平面的，地形是高高低低、有岗有坡的，坟墓又有大有小，梯田般的，图画得很难准确，按图索骥依然并非易事。
我终于感到年岁大了！但仍然决定无论如何，循序而进，巴尔扎克与王尔德这两位大师的坟墓必然要找到。
晨间飘过雨，地上潮湿。天阴沉沉的，有沁人肌肤的寒气。浓荫密盖的大树很多，有些古老的橡树不断掉下栗子般的橡实。一些不知名的大树叶子已经泛红发黄，有些梧桐树伸着枝杈给墓园增加了色彩。有一对白发夫妇在弯腰细细辨认一个墓碑，有两个年轻的姑娘在坟墓堆中转来转去。公墓中气氛有些阴森，既神秘，又凄凉，这种气氛我不喜欢，但我却来了！而且这么艰难地在荒草碎石旁的墓茔中费力地寻觅。凹凸的石子路很硌脚，卫平陪着我飞快地在坟墓中穿来穿去，这是为了什么？
只是因为我喜欢而且尊重巴尔扎克和王尔德的作品，他们的作品都给过我启发、鼓舞和营养。先找他们的坟墓，有我轻重缓急的思考。
巴尔扎克（Honoréde Balzac，1799-1850）的一生，处于19世纪前半期的五十年，经历过拿破仑帝国的战火纷飞的岁月，动荡不安的封建复辟王朝。他用总标题为《人间喜剧》的一系列小说，反映了社会变革时期的法国生活。10月上旬访法前，我在英国见到一则电讯：
〔法新社巴黎9月27日电〕在今天公布的法国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十二部作品名单上，巴尔扎克、福楼拜、司汤达和左拉等作家在19世纪创作的作品占了多数。
每年评定法国著名文学奖龚古尔奖的龚古尔研究院把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和左拉的《女福公司》定为法国文学的“必读作品”。
雨果创作的上下卷巨著《悲惨世界》也榜上有名。
巴尔扎克博览群书、知识丰富，有很高的文学创作才能，有惊人的观察力和记忆力，能不舍昼夜地勤奋写作。他的小说，把各种性格的人物塑造得活灵活现有血有肉。他的小说重视现实意义，使人觉得真实，有极强的可读性，却深刻而毫不浅薄。我喜欢他写的《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贝姨》《夏倍上校》等名篇，我一直把他当作老师看待。他去世将近一百五十年，我既到了巴黎，岂能不来他的坟前送一瓣心香？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6-1900）是葬在巴黎的英国作家，诗人。他的早期作品——童话故事《快乐王子》，有人曾批评它流露了消极悲观思想，我却感到从这个童话中受益无穷，它使我拥有同情心和牺牲精神。《快乐王子》和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衣》都是我最喜爱的童话。我常觉得一个作家只要写出这样一则童话，就可不朽。40年代中期，我在上海看过王尔德的喜剧《少奶奶的扇子》，剧本的精巧结构，人物的机智谈吐，使我钦佩。我更喜欢王尔德的唯一长篇《道林·格雷的肖像》，这是一部引起颇多争议的长篇：美少年格雷幻想永葆青春，画家哈华德为他画了一张神奇的肖像。它能承担格雷由于放荡生活在脸上留下痕迹的后果。格雷受人引诱，耽于酒色，先后害死了女演员赛琵尔和谋杀了哈华德。他的每件罪恶都使画中人脸上多添一分狰狞，身上多增一块血污。格雷无法内心平静，决心去刺杀画像中的丑类，毁掉他灵魂堕落的唯一证据。一刀刺去，自己却应声而倒，尸体变得丑恶不堪，而那画像却重新放出青春和美好的光华。这部长篇使人想起了巴尔扎克的《驴皮记》。在《驴皮记》里，主人公每实现一个愿望，驴皮就会相应缩小一些，最后主人公的生命随着驴皮的收缩殆尽而消失。但王尔德表现的主题要比《驴皮记》范围广得多，我为作家的丰富想象力、创造力及他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所震撼。
王尔德因私生活不检点，在英国坐牢服苦役两年，刑满后去巴黎。他1900年四十六岁就病故，起初葬在别处，1909年才收葬“拉雪兹”。他作为唯美主义代表人物，在世界文学史上有特殊地位，是19世纪80年代的美学运动的主力和90年代颓废派运动的先驱。我并不赞同他的全部文学创作观点，却欣赏他有些作品的独特贡献。几十年来，在我国王尔德的作品不能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却忘不了他的《快乐王子》和《道林·格雷的肖像》。对这位死后葬在异国他乡、命运乖戾的英国作家，我怀着好奇想看看他的墓是什么模样，简陋还是华丽？是否十分凄凉冷寂？
要俯身或仰脸细察每一个墓碑，才能辨出谁是墓主。有许多墓碑随着年代久远风雨磨洗已模糊剥蚀。但我耐心识读，目的是找巴尔扎克和王尔德，也不放弃看我熟知的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和其他名人的坟墓。
最先看到的是《追忆逝水年华》的法国名作家普鲁斯特的墓。黑色大理石砌成长方形的坟墓同一些庞大精致的、华丽的坟墓相比，就太寒碜。但有人献了两盆开放着的鲜花在墓上。我用热手抚摸他冰凉的墓碑，然后离去。由此向南，我看到了巴尔扎克的墓。我惊呼起来！
墓约两米高，顶端是他的半身大理石雕像，墓碑四周有黑色矮铁栏杆圈围，栽着绿色植物。比起普鲁斯特，这墓气派大些，比起左近那些贵族、将军、巨富，却差得很远。我依然用灼热的手抚摸他的墓碑，站在墓前致敬。看看时间，已是下午快五点了！慢慢寻找已经不行，只有突击向北直奔第89区找王尔德的墓地。
王尔德灰白色的墓茔竟出乎我意料地高大。巨石造型别致。墓中端是一个双脚并紧在飞翔的巨人浮雕。墓正面镌有王尔德的名字，墓后有墓志铭介绍王尔德的业绩，最想不到的是，墓前有人献了一盆红色鲜花，散放着四五束有绿叶的红花、白花，墓后也有人献了三盆红色、黄色的鲜花。无数体面、精美的坟墓前都没有鲜花，这里却有这么多红玫瑰、白玫瑰、黄玫瑰！这么多人献花意味的是什么呢？是非褒贬在人心上会有不同的秤，这些人并未因为他曾服刑而否定他在文学上对人类做出过贡献。
这种启示似乎能打开对他存有偏见的人心灵上的门扉。
时间在催促，我仍用手抚摸了王尔德的墓碑，向他告别！但突然想看看美国现代舞派创始人舞蹈家邓肯的墓。她的自传《我的生平》曾强烈感染过我。争取时间，卫平陪我奔走如飞地在坟墓间穿梭。野菊花、蒲公英、山百合、三色草、酢浆草……散乱地穿插在坟墓间。乱草残碑，草木森森，哪里有邓肯墓的踪迹？倒是无意中经过了肖邦墓。人说：“人类创造了钢琴，上帝创造了肖邦。”肖邦的墓上也有不少花束。天色阴暗，已有暮色苍茫之感。坟墓间似有淡淡的雾霭浮起。拉雪兹神父公墓六点就要锁门，逼得我和卫平只好匆匆打住，意犹未尽地向大门口飞跑。地图上注明邓肯墓的地点看来是有误的！
地图上说：公墓东北角有著名的巴黎公社社员墙。1871年5月28日，凡尔赛反动军队进攻巴黎公社保卫者的最后据点拉雪兹神父墓地，公社战士一百数十人战斗到死。一部分人就葬在墓地西南角。但限于时间，无法去瞻仰了！
公墓内冷寂无声，来的游客都早已走光了！
没有比我这样以七十六岁的年纪带着酸痛的右肩和双腿劳累、匆忙而且在这雨后的下午直到黄昏薄暮时在公墓寻找并凭吊文学大师更心潮澎湃的了！要离去时，我心头浮起怅惘的情绪。尽管这里有些地方也有点像个公园，但无论如何它是个坟场。我不喜欢公墓中给人的那种冷寂的死气沉沉的感觉。我又感觉到人生太短促，这里集中长眠着多少人中之精英，他们以自己的智慧才能和各自所有的方式拼搏开拓，在自己或长或短的一生中，为人类、为世界献出了光和热增添福祉，生命质量是一流的。他们是真正的伟人。他们死了，埋在此地化为泥土，但活着的人们享用着他们献出的成果。唯一可以得到一点慰藉的是：有人来凭吊，说明一切死去了的生命，只要后续的人们不忘记他们，都有机会重新活在人们记忆中。
“拉雪兹”拥有这么多法国及他国的名人墓，实在可惊可贵。集中无数世界一流文化精英的大公墓，是一个大宝库。我虽不欢喜墓地灰暗沉重的气氛，却热爱埋骨者的文化蕴含。倘能给我一个月或者半年，让我从容些逐一去寻找、发现我知道的那许多长眠者的墓来写一本书，我愿意！
别了，“拉雪兹”！我仍不禁神往……
（本文刊于1999年冬珠海《明镜报》）
走近纳尔逊
特拉法尔加广场
年轻时读欧洲历史，当时血气方刚崇拜英雄，所以很敬重英国海军统帅纳尔逊（Horatil Nelson 1758-1805）。1798年，他指挥英国舰队在埃及阿布基尔（Abukir）歼灭了运送军队的法国舰队。1805年在西班牙特拉法尔加角（C.Trafalgar）海战中大败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他是英国的民族英雄。40年代，美国好莱坞有个影片，译作《英雄美人》，演的就是纳尔逊的故事，饰演纳尔逊的是英籍名演员劳伦斯·奥立弗。影片中描写了特拉法尔加战役，纳尔逊的英雄形象十分鲜明，我至今印象犹深。
夏天，游伦敦时，逛市中心的特拉法尔加广场，就又想起了纳尔逊。
这个漂亮的广场是纪念纳尔逊才有的。它十分热闹，远处有高大的五彩缤纷的广告牌，周围有四通八达的街道。游伦敦的人，几乎都要来此看一看、停一停、拍拍照。广场上最大的特点是鸽子多。不少人把它叫做“鸽子广场”。人不伤害鸽子，鸽子也不怕人。有摊亭出售饮料和食物，兼带出售米花、玉米、面包等鸽子食，供游客购了喂鸽子。瓦灰、鱼鳞斑、青毛、点子、花儿、雪白……各色鸽子走在游客面前，飞到游客身上，你一撒食，几十只鸽子都追过来。鸽子可爱，但鸽粪讨厌。游客喝饮料和矿泉水都将空瓶丢入废物桶中，鸽子却到处拉屎，广场地上被污染得很脏。据说鸽子还会传染某些疾病。什么事做过了分，就有问题。广场上的鸽粪据说很使卫生当局伤脑筋，每年要花大量英镑请人清除鸽粪。
这广场是在纳尔逊死后三十五年，即1840年才修建了纪念这位杰出海军统帅功绩的。广场中央树立了一座雄壮优美圆柱形的纳尔逊纪念碑，高五十六米。刺向青天的碑顶是一座五米多高的纳尔逊上将全身武装站立的铜像。铜像是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缴获的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的大炮熔铸造成的。可惜圆柱形纪念碑实在太高了，高得难以看清纳尔逊是什么样子。可见，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总是不行的！纪念碑底层台阶四角，分别安放着由英国著名雕塑家埃德温·兰西尔爵士雕塑的四只披鬃龇牙的雄狮，造型威武，也是用缴获的大炮熔铸成的。有些游客爱在铜狮旁摄影留念。化杀人武器为精美雕塑，寓意不凡。只是我在纳尔逊纪念碑下看着那四只雄狮却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上海外滩过去英国汇丰银行门口的那只象征大英帝国的雄狮。浮想联翩，又想起了纳尔逊1799年曾率领英国舰队进军那不勒斯，镇压过意大利革命运动的那段历史。由此，想到了英国的海上扩张。英国人的殖民活动开始于1497年，1588年，英国打败西班牙的庞大舰队后，夺取了海上霸权，从此就到处利用舰队侵占殖民地，到19世纪时建立了占全球面积约四分之一的殖民大帝国，号称“日不落国”。中国也是身受其害的被侵略国之一。20世纪以来，英帝国才衰落下来。纳尔逊显然在英帝国的炮舰扩张政策中也是一员骁将。他没有带领英国舰队侵略过中国，但给他修造特拉法尔加广场纪念碑的1840年，正是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同一年。想到这，离开特拉法尔加广场时，我有一种异样的心情……
朴次茅斯军港
不久以后，8月29日，我到英国南部中段沿海重要军港朴次茅斯（Portsmouth）游览时，对纳尔逊的思索又继续下去了。
朴次茅斯在伦敦西南一百多公里处，是军用船舰制造中心之一，也是重要海军基地，更是英国一座名城。二次世界大战时期，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战时，此地是盟军主力舰艇起航处。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的指挥部就隐秘地设在此处郊外的一处森林里。这里是文学家狄更斯（1812-1870）的故乡。狄更斯诞生在商业路393号一栋带阁楼的二层红砖楼房里，如今是狄更斯纪念馆。侦探小说作家柯南道尔曾在市内行医，地址在何处，则弄不清了。我很喜欢这个海滨名城，这儿市容整洁，到处有鲜花和绿草地。市区南部沿海是游客云集的休闲度假胜地，面海有许多漂亮舒适的旅馆，海边有长达五六公里的沙滩和宽阔的汽车道。我们到了宽敞可爱的海边，碧海无涯，晴空万里，令人胸怀开阔。恰逢举行“海节”（Sea Festival），海边热闹非凡，各种色彩和样式的汽车载来了各式各样的游客。人头拥挤，穿着夏装的男女老少都在快乐晒太阳、沐海风。有风筝会正在举行，天上飞翔着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风筝。有鹰隼、有海鱼，有尖有方，有长有短，都在飘飘然争奇斗艳。一串串三角形的梯状风筝，用电操纵，发出哗哗的响声，疾飞如燕，流星般地在天上地下闪烁。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游乐设备布满绿色广大的草坪：上下翻斗车、圆形的巨大转车……载满了嘻嘻哈哈大笑和发出惊骇叫声的孩子们和男女游客。一条巨型充了气的彩色大鳄鱼小兵舰似的趴在地上，吸引了无数儿童钻进去玩耍。一具充了气的有四十米高的彩色巨大红鼻子小丑，随着风吹摇摇晃晃在阳光下站立不稳。一切的一切，使人眼花缭乱。……海边有高大宏伟的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次世界大战英国殉难海军人员的纪念碑。纪念碑上镌着密密麻麻的名单。我看到有一处全是二战中诺曼底登陆战牺牲者的名单。这里有人敬献着盆栽的鲜花和塑料花。当中年人和青年人及孩子们幸福地在草坪上正欢娱于“海节”中时，这里却有些白发的男女老人在静静凭吊，包括我和老伴。也许正因为我们经历过二战时期的中国抗日战争，因此才对这有着特殊的感情和兴趣吧。
就在这时，我望着滔滔碧波的大海，又想起了纳尔逊。因为就在这旁边，有纪念纳尔逊特拉法尔加海战的一座纪念碑。碑上是一个铁铸的大黑铁锚。下边写的是：特拉法尔加之战。
大不列颠舰队在纳尔逊爵士统率下，以二十七艘兵舰摧毁并俘虏法国及西班牙三十三艘兵舰。
1805年，法国皇帝拿破仑推行对外扩张、争夺殖民地政策，妄想统治全欧洲。他联合西班牙舰队要渡海侵占英国。强大的法—西联合舰队三十三艘兵舰，由法国海军上将维尔纳夫指挥，浩浩荡荡地逼来。如果这一战英国失败，英国将陷入黑暗之中，受到奴役和蹂躏，欧洲局势也将彻底改观。英国政府面对强敌，决定任命伤残只有一只眼睛的纳尔逊出任海军总司令。纳尔逊率弱势的二十七艘兵舰由朴次茅斯军港出发，在“胜利号”旗舰上指挥。他后发制人，静候在特拉法尔加海面上行动果断地指挥作战，以少胜多，俘虏了维尔纳夫上将，消灭了侵略军，但自己被敌方狙击手发枪击毙，以身殉国。如今，纳尔逊上将当年乘坐的旗舰“胜利号”战舰，停在朴次茅斯一座干船坞里供人参观。纳尔逊打破了拿破仑称霸世界的美梦，为祖国赢得了胜利和尊严。海风猎猎，回顾这段历史，我终于意识到英国人尊崇纳尔逊为民族英雄的理所当然。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民族的尊严，对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是头等大事。于是，一种敬意也油然浮上心头……
（本文刊于1999年冬珠海《明镜报》）
到萧伯纳故园
午后，我们的福特车从爱萨克斯郡（Essex）的哈罗镇（Harlow）向西进入邻郡海特福夏郡（Hertfordshire），到了威旺（Welwyn）就开始进入乡间小道了！
道路不但狭窄，而且坑洼不平，行车有点危险，对面来汽车，还得有一方揿喇叭早早先停车让路。在车上，我不禁想：萧伯纳是英国作家中的富翁，为什么生前选择这么偏僻的乡间来居住呢？
我决定来访问，只因为在一份“伦敦四周国家保护文物的地点介绍”的说明书上，看到一则对萧伯纳故园的介绍，附着照片，有故居，有花园。从地图上看，它在伦敦西北不远，却没想到路的崎岖。
对萧伯纳有兴趣和感情，是由于他1933年曾到过中国的上海和北平。我无数次看到过那张在中国广为流传的照片——萧伯纳与鲁迅、宋庆龄、蔡元培等的合影，照片上的萧伯纳是一个七十七岁高龄个儿高高瘦瘦的有着白色大胡子、白头发的英国大戏剧家，给我亲切的印象。我又读过些他的作品，他的幽默令我赞叹；也读过瞿秋白编的《萧伯纳在上海》一书，这书中的文章都是谈论萧伯纳对中国的访问的，可见当时的影响。凭着这份兴趣和感情，诱使我和老伴及女儿女婿带着外孙一起来了。
诞生在爱尔兰首府都柏林的萧伯纳，全名是乔治·伯纳·萧（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中国人叫他萧伯纳。他一生多产，共写剧本五十多个、小说五部和其他著作多种，192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将折合约七千镑奖金全部捐献给英国瑞典文学基金会。他同情社会主义，这在当时的英国大作家中，是独一无二的。
萧氏的幽默很出名。年轻时听到过一则关于萧氏的笑话：一位英国漂亮的女演员写信给萧伯纳，说：“我们能结婚最好了，因为您有智慧，我有美丽，倘若我们生个孩子，定会既有您的聪明，也有我的美貌。”但萧伯纳回答说：“不！万一生个孩子有你的智慧和我的容貌那怎么办？”
艾渥特圣劳伦斯村在哪里？萧的故园是在这个村的村边。总算还好，路虽难行，却看到了一路都有的指示牌，写着“萧之角落”（Shaw Corner），画着箭头。“Corner”是“角落”的意思，也是“隐处”的意思。萧伯纳的故园也是他当年隐居的一个角落，这就使我得到了我本应懂得的答案。他远离伦敦的尘嚣，为了便于写作，他是1906年搬到这乡间居住的。他从五十岁到九十四岁这四十年间，经济上极富裕，却不愿住在五色迷离的大城市里声色犬马或者交际酬酢。据统计，后期的萧伯纳，七老八十过渡到九十四岁，他在这里写了二十三个剧本。直到去世前一年，他还说：“我甚至不想就此告别，因为我身上还有足够的劲儿，还可以大干一气呢！”他临终那年，九十四岁了，还写了剧本《为什么她不肯》。住到交通不便的乡间，甘于寂寞，才可多出产品，作家如果不写作，怎么能叫作家？萧是一个用创作排遣寂寞的人。
我们终于在村头停下了车，找到了单独怀抱在花园中的萧氏故居。故园大树参天，清新的绿树丛中，通过一条刻满悠长岁月痕迹的赭黄色的碎石子路，沿着平坦的草地，我们向一幢墙上爬着许多青藤的红瓦、红砖两层楼英国式建筑走去。这幢房屋很大很气派，每层楼均有六个房间，斜坡主体凸起的屋顶上先后竖着四个烟囱，那是烧壁炉取暖和炊事用的。
楼下进口处，有位和善的英国老太太在管售票，家庭票一张八镑，个人票一张三镑二十便士。英国的名人故居，一切名胜景点，差不多都要卖票参观，收入用来维持这些地方的开放，票贵些，却无可厚非。
故居里的一切全部保留萧氏生前在这儿住着的样子，楼下有厨房、餐厅，有弹琴室放着一只寂寞沉默的风琴，还有客厅和工作室等。
客厅并不宽敞，似可说明这里并不常招待很多客人来坐，布置简朴，引人注目的是在壁炉上方，放着一些照片，有俄国的托尔斯泰，有印度的“圣雄”甘地。还有苏联的列宁和斯大林，这是由于萧氏1931年七十五岁时曾应邀访问苏联，当时莫斯科为庆祝他的寿辰举行过盛大宴会，照片是那时带回来的，有的已经发黄暗淡了！
餐厅明亮，朝向花园的那扇门敞开着。阳光和清风一起袭来。敞开着的门，像一只油画镜框，框内的画就是美丽而宽广的花园：远处是郁郁葱葱已经成林的树木。近处有一些浓荫密布的老树，灌木丛旁，大片绿草地，一丛丛类似雏菊的黄花在这9月间的初秋季节里开得正茂盛，闪着鲜亮的金光……可以想见当年萧氏在这里用餐时看着他心爱的花园时的恬美心境。
工作室是萧氏写作的地方，竟出奇地简陋，他用一张由支架撑着的小木板桌写作，窗在右边，光从右边进来。桌上有架黑色的老式电话机，他坐的藤椅上有枕头似的坐垫，桌上有日历、墨水瓶、吸墨水纸等。引人注目的是桌下有一只极大的字纸篓（估计他收到的信件、材料很多，写作时也喜欢丢弃废纸）。这个工作室木板墙刷成白色，粗糙寒碜，看来萧氏只讲实用不讲奢华。一侧，静静放着一架用旧了的打字机，我注意到靠墙放着一张小卧榻，是年迈了的萧氏写作劳累时休息用的。更注意到有一套锯子、剪子等修剪树枝、整理花园用的旧工具，萧氏平日常在花园里劳动，他爱树木，爱花草，爱新鲜空气，爱阳光，爱活动筋骨……我在这间工作室里停留了片刻，看到的东西不多，想得却不少，印象也深刻，有使我感动的东西充溢胸口……
上楼，看到了萧氏的书房，有朝南的书桌和转椅，有萧氏及他友人的照片，靠墙放着几橱书，当然少不了萧氏自己的作品。这里本来是萧氏夫人夏洛蒂的房间，进门处的墙上挂着夫人的一幅大画像。夏洛蒂是一位富家小姐，具有叛逆思想，提倡女性解放，画像上的她是中年时期，一个端庄而并不很美的女人，她1896年与萧伯纳结婚，一直伴着萧氏。1932年，夫妇俩曾作环球旅行。1943年9月，八十六岁的夏洛蒂病故，对萧伯纳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留下巨额遗产，再加上萧氏自己的大量积蓄，使萧伯纳成为文坛上的大富翁，但萧氏依然过着简单朴素、辛勤创作的生活。这间空房隔壁，是萧氏的卧室，放着床铺，给人的依然是近乎清贫的印象，至于洗澡间、卫生间等，用今天的眼光看，自然也是旧式而且粗糙、设备并不齐全的。
萧氏故居内禁止拍照，有不少房间现在是工作人员占用着，问二楼的一位工作人员：“萧氏1933年曾经访问过中国，为什么毫无反映？”工作人员是位中年的妇女，说：“只知他到过苏联，不知他到过中国！”但又补充：“萧的材料很多，有些照片和资料未曾展出！”
萧伯纳没有子女，妻子去世后，他在次年（1944年）就将房产捐给了国家，他一直独居，勤恳写作到死。1950年九十四岁高龄时，他在花园里修剪树木，不慎摔了一跤，在11月2日早晨与世长辞。他的剧本，这些年仍有在伦敦演出的；他的著作，在书店里也仍有人购买，有时也进行书展。
出了故居，来到花园。花园很大，空气清新，十分美丽。天穹开阔，面积总有十几英亩，现在有专人治理，草坪修剪得平平整整，开着黄花、红花的花卉种植得井然有序。大树婆娑，布局优雅，树上有鹧鸪在啼叫，一会儿“扑棱”抖着翅儿飞了！在阳光下静静的花园里走了一圈，瞥见在一棵粗大栗树下站立着一尊黑色铜像。原来这是圣女贞德的铜像，《圣女贞德》是萧伯纳最著名的剧本之一，也是萧氏剧作中唯一的悲剧，写于1923年。贞德，这位英法百年战争中的法国青年女爱国者，领导农民群众反对侵略，击退英军对奥尔良的围攻，但在贡比涅战役中被勃艮第人所俘。她被出卖给英国占领军后，交付教会法庭审判，诬为女巫，被处以火刑。1455年，在法国巴黎圣母院，贞德得到了平反昭雪。我后来1999年10月间去游览巴黎时，在巴黎圣母院的大教堂右侧，看到过贞德的白色大理石雕像，气势与造型同这具铜像一样勇敢轩昂。一个工作人员走过，告诉我们铜像是法国人赠送给萧氏的。
西方已有明亮红色的晚霞，离开萧氏故园回来的路上，萧伯纳老人的面容雕像般浮在我心中，我忽然有一个心愿：回国后，我要找一帧萧氏与鲁迅、宋庆龄、蔡元培等人的合影寄给萧氏的故园[1]。如果可能的话，能再找一本瞿秋白的《萧伯纳在上海》（哪怕是复印一本）寄去当然更好！……
（本文刊于1999年冬珠海《明镜报》）
注释：
[1]回国后，四川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唐宋元即将萧氏与鲁迅、宋庆龄、蔡元培等的合影放大寄去。
卡夫卡魂归布拉格
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应该说是一个传奇人物。他1883年7月3日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人的中产家庭，父亲是百货批发商，性格暴烈专横。卡夫卡1901年进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文学，后转修法律，1906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曾在保险公司任职，1923年迁往德国柏林，1924年6月3日因患喉结核在维也纳附近的基尔灵疗养院病逝。他在保险公司任职时，利用业余时间开始文学创作，主要是写小说。但作品发表得不多，在创作上显得很不顺利。他生前默默无闻，郁郁寡欢，将死时曾偏激地嘱托好友马克斯·布罗德将他的手稿“毫无例外地予以焚毁”。布罗德是个爱好文学的人，卡夫卡的写作，当年是受过他的影响和鼓励的。卡夫卡托他焚毁手稿，幸好布罗德敏锐地发现了卡夫卡艺术的潜在价值，努力整理并出版了他的全部著作包括书信和日记。由布罗德主编的《卡夫卡全集》有九卷，作者生前发表过的作品只占一卷篇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读者从卡夫卡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孤独、绝望、恐惧、苦闷、挣扎，宗教学、心理学、文艺学种种的解读，掀起了“卡夫卡热”，在现代西方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卡夫卡终于被目为现代艺术的鼻祖。
我读过卡夫卡那些贯穿着社会批判精神的作品，例如长篇小说《城堡》与《美国》。这两部长篇均未写完。《城堡》体现了他的创作特色，主人公K去城堡（官府）要求批准在村子里落户。城堡就在眼前，但千方百计、吃尽苦头始终不能进入。这个城堡显然是整个国家官僚统治机器的缩影。我也读过一些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名作《变形记》。这是一篇古怪的寓言小说，写一个小职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一天清早突然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因而失去了工作，成为家庭的累赘，最后在寂寞与孤独中死去。小说深刻而生动地揭示了人与人关系的冷漠，甚至包括父母和姐妹，描绘了资本主义中的“异化”。这个短篇写了一个不寻常的悲剧，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拿卡夫卡四十一岁的一生来说，其遭遇是很悲惨的，但卡夫卡算不算个悲剧人物呢？这是有过争议的。拿他生前的遭遇来说，他十分不幸，非常悲哀，但拿他死后现在的名声与受到读者及各国文学界的评价来说，他又是十分幸运的。他的成就与光荣已使他从悲剧人物变成了成功人物。这样，似乎他又不应完全算个悲剧人物了！说他是个传奇人物倒是恰当的。
卡夫卡的名作《变形记》是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也有过争议，有人把《变形记》看作是短篇小说，有人则认为《变形记》的深度、广度及内含的容纳量绝非一部短篇小说，而应是一部长篇小说。卡夫卡生活在西方现代文艺流派此起彼伏的时期，他的创作手法与这股思潮相呼应。他善于通过奇特的构想勾勒出夸张的画面，将现实与非现实，合理与悖理，常人与非常人并列在一起。作品不点明时间、地点和社会背景，穿插的故事和场面游离于情节之外，主题晦涩，画面破碎，甚至荒诞不经、很费思索。他这种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在不同程度上被现代派作家所仿效并发展。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现代文学流派的产生都深受卡夫卡影响，因此，人们尊之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欧洲大师级文学家萨特和加缪将卡夫卡这位文学巨匠尊为师长，文学界有些人士将他与法国的普鲁斯特和爱尔兰的乔伊斯等大作家并列。而《变形记》的艺术成就和思想探索的空间，有的评论家认为“可视为是一部被延误发现了的现代艺术的丰碑”。
我一直以为卡夫卡是奥地利作家，因为他在奥地利住过，死于维也纳，连《中国大百科全书》也说他是奥地利作家。但也听德国文学界有人说卡夫卡是德国作家，因为他由捷克移居到德国住过，而且他用德文写作。可是1989年后，捷克与斯洛伐克分成两个独立国家后，我又听捷克文学界的人士说：卡夫卡是捷克人，他的故乡是布拉格。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争议呢？原来在1989年以前，苏联及东欧评论界一直把卡夫卡看作是“西方腐朽文化的代表”，不但加以排斥，而且还加以批判，捷克人在1989年以前，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有卡夫卡这位大作家，更从来不认为卡夫卡是他们的同胞，是捷克的光荣。一个卡夫卡这样的大作家，他的真正故乡捷克却对他不但毫无所知而且还不认他，这实在既是笑话，也是悲哀。
那么，卡夫卡到底是哪国人呢？有一种意见认为卡夫卡1883年出生时，捷克当时还被奥匈帝国统治着，卡夫卡是生活在捷克人中讲德语的犹太人，因此，严格地说卡夫卡既不真是捷克人，也不真是德国人或奥地利人，卡夫卡现在已是文学巨匠，于是三个国家以前不认他的，现在也争着要他。其实，像他这样的名作家，已不在乎这点，他早已属于世界。不过他诞生在捷克布拉格，他的故居在布拉格，他在布拉格居住的时间最长，至今他还有侄子住在布拉格，到捷克布拉格游览的人把这里看作是卡夫卡的家乡是很自然的。
我很高兴有幸在英国寻访过萧伯纳等名作家的故居，在法国巴黎寻访过雨果等名作家的故居，而在捷克布拉格，我也有幸寻访了卡夫卡的诞生处和故居。美丽的布拉格是欧洲旅游胜地，它跨踞伏尔达瓦河两岸，人口一百二十万左右，是捷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是一座小巧精致、古老与现代化并存的城市，这里环境优雅、物价便宜，街道宁静，气氛祥和，可供旅游观光的景点极多。特别精彩的是各种类型与色彩的建筑物构成了一幅亮丽的图景，由于城市不大，可以步行游览，不使人觉得太累。
捷克作家协会副主席艾娃，一头金发，脸上有风霜造成的皱纹，她带着女秘书丽达陪着我游览布拉格。艾娃过去在苏联解体前曾受过不公正待遇，坐过牢。她近年来过中国，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变化和建设成就倾倒，对中国有美好的感情，当我提出想看看卡夫卡的诞生处和故居后，她点头说：“卡夫卡魂归布拉格了！我陪您去！……”
早上下过牛毛细雨，地有点潮，我们步行到了老城广场。广场很大，中央有14世纪捷克思想家、宗教改革家杨·胡斯的巨大雕像，男男女女衣色各样的各国游客，游老城区的非常多。卡夫卡的诞生处就在广场附近一条狭窄的街旁一个转弯角上，那是很古老旧式的房屋了。土黄色的粉墙有的地方已斑驳剥落。如今是一家名叫“TRiO”的音乐店了！音乐店的玻璃橱窗里除一些乐器和音乐书籍外也出售卡夫卡的照片及有关图片。音乐店很小，仅一间门面，我推门张望了一下，没有顾客，冷冷清清。未见有别的游客在此寻访，我有些扫兴。艾娃说：“这里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但有个标志您可以看看！”她陪我在转弯角处用手朝上一指。原来那上边有一块一米多高瓦形的黑色纪念标志，写明：“此处是1883年卡夫卡的诞生地”。黑色标志离地约一丈多高，并不引人注意。我遂在牌子下面留影作为纪念。尽管卡夫卡如今很出名，布拉格也在借卡夫卡的光推动这座金色的城市的旅游事业，但看到他的诞生地点冷冷清清，心中颇有怅怅之感。
卡夫卡诞生在这间现在成了音乐商店的屋里，后来他们家迁到了黄金小街22号居住，那是布拉格犹太人的聚居区，当年，卡夫卡的父亲在这条街上做批发生意并开店，他就随父亲到黄金小街22号居住。
到黄金小街，是捷克名作家Dr.杨（他五十多岁，是位著名的精神病医生）和捷华协会秘书长奥布赫布娃博士（汉学家、中国名字叫鲁碧霞，是一位戴眼镜的难以判断年龄的漂亮女郎）陪同前往的。
我们通过圣乔治街到黄金小街去，这儿早先是犹太人聚居区。“黄金小街”的名称从16、17世纪时就有了。当时欧洲许多有名的冶金者都到布拉格来冶炼黄金。他们住在这一带，故而这条街取名为黄金小街，现在这里专卖各种旅游纪念品，成为各国旅客拥挤购物的地方之一。旅游纪念品各种各样，五颜六色，捷克出名的各式木偶高高悬挂着。捷克盛产玻璃器，工艺巧致，精美可爱。捷克又盛产皮货，皮鞋、皮包、皮衣等，质量上乘。由于卡夫卡出名，香烟盒、蜡烛、圆珠笔上有的就镌印着卡夫卡的头像：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头发乌黑，鼻梁挺直，浓眉下有两只忧郁、精明而洞察世事的眼睛冷冷地炯炯发光，瘦瘦的面部表情严肃。
黄金小街22号——卡夫卡的故居，是一处低矮的平房，砖木结构，外面是蓝色的粉墙。木门的框和四方格的小木窗也刷成深蓝色，个儿高大的人进门得低头弯下身子进去。就是这所低矮的小房和居所，现在各国游客仰慕卡夫卡这位现代派作家的名望，都愿来瞻仰一番。它实际成了一所简陋、狭小的卡夫卡纪念馆和书店，书店出售的全是卡夫卡的作品、照片和图片。我与挤着进进出出的人摩肩接踵进到屋里，看到墙上有放大了的巨幅卡夫卡本人及他在德国、奥地利生活地的建筑物的照片，还有他的一些放大了的手稿照片，可惜其他陈列品不多，主要是没有实物，不免又有些失望，可能由于从前捷克并不认可卡夫卡，所以卡夫卡故居的实物等也就未能保存下来。捷克当局如今是在收集有关卡夫卡的一切的东西。据说在布拉格，凡是叫卡夫卡的人都被询问过是否与这位名闻世界的大作家有亲戚关系，而且，布拉格市政府已把卡夫卡故居门前的小广场命名为“卡夫卡广场”了！由于越来越认识到卡夫卡在文学上的成就及其对捷克旅游业的价值，布拉格市政府还设立了“卡夫卡文学奖”，并且打算建一座卡夫卡纪念碑。卡夫卡魂归故里自当有这种待遇！
“世界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玻璃脆”，这是人所知道的常理。但是对于那些在文化和精神世界作出贡献的大作家来说，人的躯体归于泥土了，他所留下的作品——精神财富是不会消失的。带有传奇色彩的卡夫卡生前无名，死后二十年后却扬名世界文坛成为奇珍异宝。三个国家同时有人争夺卡夫卡的国籍归属。他的作品在被肯定的前提下却在研究中不断能引起新的开掘和争议。各国游客在布拉格拥挤在黄金小街22号那矮小狭窄而又简陋破旧的卡夫卡故居小屋里徘徊留恋，他们会想些什么呢？
别人我不知道。我当时想的是：是真金，终久是会闪光的。但我也在想：如果没有卡夫卡的天才与勤奋，他在生前寂寞艰难时不锲而不舍地写下那么多独特而有独创性的作品，就不可能有这么一个大师死后被发现。希望和美好常常是伴随不懈的努力才来的。我更在想：在人生的战场上，卡夫卡虽然是一个“智者”，也是一个“努力者”，但他对失败、挫折与打击的承受力似乎还不够，所以才会有对自己的作品“毫无例外地予以焚毁”的遗嘱留下。如果没有那位违背他的遗嘱，不但不烧毁他的遗作反而将这些遗作整理出版的好友布罗德做“伯乐”，就必然埋没了卡夫卡这匹千里马！……
我想得很浅薄，但对从事创作的人来说，有这样一些想法也是很自然的吧！
（本文刊于1997年12月《四川政协报》）
在丹娜墓前
1997年10月14日那天下午三点多钟，在著名的捷克查理大学汉语系同系主任凯尔教授和包捷教授等师生们开完座谈会后，小何陪我们去奥尔桑1号公墓。
伏尔达瓦河上飘着淡淡的白雾，秋天的布拉格在阴雨中仍很美丽。那些叶片变红变黄了的树木，那些尖顶的、半球状顶的、脊形顶的从罗马式到拜占庭式、从巴洛克式到欧洲各种形式的建筑物，都被雨水浸湿。有冷风飕飕吹袭，路人有怕冷的已穿着冬衣缩着脖子，使我走在雨水打潮了的路上心里感到萧瑟。这种萧瑟的心情当然也是同要去墓地凭吊丹娜分不开的。
丹娜·施佳维契科娃（1929-1976），捷克著名的女汉学家，如果活着该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了。她1953年随捷克文化代表团访问过中国，次年，应聘到北京大学和北京外语学院东欧语系任教三年。她翻译的中国作品和发表的有关中国的著述有几十种，翻译介绍过鲁迅、郭沫若、朱自清、闻一多等人的作品，也译过艾青的诗、萧三的作品和《新儿女英雄传》《中国民间故事集》等。她还完成了《捷汉辞典》中她分担的部分。但1976年10月30日，她在一场车祸中丧生，骨灰安葬在布拉格奥尔桑1号公墓9区38号。
我同肖复兴、徐小斌三人是代表访捷中国作家代表团来凭吊的。刘星灿下午因为有事未能同行。天上偶尔飘着点碎雨花，这样的心情，碰上这样的天气，心里自然有浓得化不开的压抑。
陪同我们的是查理大学汉语系的何志达（我们叫他“小何”，竟忘了他的捷克本名）。小何只有二十多岁，高高的个儿，戴眼镜，短短的络腮胡、短短的黑发，走路矫健。他今夏来过中国，8月间还在成都坐过茶馆。（他说：“成都的茶馆很有味道！”）他爷爷是著名汉学家何德理博士（赫德利其卡），奶奶是捷华协会主席何德佳博士（赫德利其科娃）。“家学渊源”，小何不仅讲一口流利的中国普通话，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有兴趣，而且对中国有十分友好的感情。中国作家代表团在10日那夜从北京经维也纳飞抵布拉格时，夜已深，下着雨，在机场迎接我们的人群中，我就注意到了这何家祖孙三人。“何老”是后来我们对何德理博士的尊称，他（早年曾任过驻华大使，年近八十，须发皆白，面色红润，面目祥和，绅士气派）和他的夫人何德佳博士（捷华协会主席，一位头发雪白，笑容慈善，服饰色彩和谐的美丽老太太）带着孙子小何热烈上来同我们握手。天凉，他们的手很温暖。现在，小何陪我们去丹娜的墓地，他显得同我们亲密而且融洽，像个卫士似的走在小斌左右。
到布拉格后，在看到捷克朋友们安排得很好很紧凑的日程时，我与同行的伙伴们商量后，决定提出增加一项活动：我们要去丹娜墓地凭吊，并在她墓前点燃一支怀念的蜡烛。
现在，是实践这愿望来了。
对丹娜的怀念，不是偶然的。80年代初，读艾青的诗集《归来的歌》时，我就注意到了艾青的诗《致亡友丹娜之灵》；以后，我在四川文艺出版社终审签发《艾青选集》时，又一次读了这首真挚深情的哀诗。我终于知道，丹娜是艾青的好友，当艾青在1957年那场大风浪中遭难后，她很为艾青不平，也感到迷惘，但她执着地爱着中国，不管风云有何变幻，势态是好是坏，她像艾青在诗中写的：“在最困难的时候保卫她/在各种压力下拒绝反对她。”即使在那种不顺当的时候，在每年“十一”国庆节，她仍旧前去中国使馆在签名簿上默默写上自己的名字。她用自己的译作，铺垫捷中人民之间的友谊之路，可是谁料当艾青在遭难二十一年后重新恢复了应有的尊严后，丹娜却已长眠于九泉之下。
那是1978年，丹娜的姐姐米拉达通过我国驻捷大使馆转来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痛心地失去了心爱的妹妹，至今已两年了。……丹娜对贵国人民有着深厚、忠实的感情。她非常喜欢中国人民的思想和情操，仰慕贵国精湛的文化、诗歌、建筑和绘画艺术。在她活着的时候，总是愉快地回忆她的中国学生和友人，她似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研究中国文化上，只有死亡才能夺去她的工作热情……
我愿通知你们，丹娜的骨灰，已安放在家人的墓地中，地址是：奥尔桑1号公墓9区38号。你们当中认识她的人，偶尔路过那里，请到她的墓前停留一下，向她表示怀念，或点支小蜡烛以志哀思，丹娜在九泉之下，将会感到欣慰……
我是深深被这件事感动了的！因此，当到捷克访问之后，不能忘记丹娜，更不能不和我同行的伙伴们到她的墓地去默哀，去看一看，以访捷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名义去献上鲜花、点一支蜡烛。
晚上，捷华友协要在玛纳斯饭店举行一个盛大的冷餐酒会欢迎我们。我们要赶去参加酒会，不能迟到。这自然使大家都脚步匆匆。奥尔桑1号公墓不太远，可也不近，雨后路滑，我们随着小何去地铁站。
事后我常想：那天如果我从地铁的电动阶梯上跌下来了，一切就都不堪设想了！怪只怪我性急慌忙，皮鞋打滑，上升的电梯却又飞快转动，速度比国内的要快上二三倍，又是四十五度的斜坡。于是，我忽然失脚，身子一仰，朝后摔倒。险是真险，幸亏我身后是复兴，老肖一路都挺关心照顾我的。他双手又推又顶，鼎力扶住了我，使我缓过神来挣扎着站定脚步。一场大祸片刻之间成了笑谈。
惊魂方定，安全地上了地铁，在隆隆的车厢中向奥尔桑方向进发。虽然米拉达信上有分寸地说：“你们当中认识她的人，偶尔路过那里，请到她的墓前停留一下。”我们既非素识，也非偶尔路过，却被一种捷克人民对中国的友谊激动，感到有责任怀着中国作家友好的感情专诚去丹娜墓前致哀。
地铁里人很多，从闹市驶向冷僻的地段，在奥尔桑停了下来。雨早已停歇。天冷，我发现小斌冷得够呛，因为上坟，她今天没有披戴她那件漂亮的猩红两用披肩。我打算把风衣脱下来给她披上，但小何已经把他的厚上衣脱下加在小斌身上了！小斌穿着小何那件大的外衣甩搭甩搭地，我们跟着小何急匆匆走向1号公墓。那是有灰色围墙围住的一所公墓，里边郁郁森森有许多大树。有的树叶深绿，有的金黄，带来一种悲秋的气氛和格调。小何说：“到了！就是这里！”
门口有出售花圈和鲜花的花房，布着摊子，摆满了紫色的、白色的、鹅黄的、淡红的鲜花，有些大大小小用柏叶和鲜花扎成的花圈挂在墙上。我们选了一个较大的美丽的花圈，小何买了一盒火柴，我们走进了公墓。
啊！在这阴寒雨后的下午，来到墓碑林立的公墓，看到满地落叶，有些野草已经东倒西歪，脚下踩着潮湿的泥地和衰草，心是沉重的。
小何用手指着左侧，说：“墓就在那里！”
随着他的指向，我却有了新的发现。
我看见在丹娜墓旁，有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站在湿漉漉的草丛中等候着我们。刹那间，我动感情了：“啊，何老！……”
确实是何老！——小何的祖父年近八十的何德理博士呀！这位译过许多中国名作，也出版过许多写中国的书的著名汉学家（离捷前，他又送我一册研究中国园林的书），这么大年纪了！在室内已经生了暖气，这么潮冷阴雨的下午，他知道我们要来丹娜墓前，自己却早早冒着雨来，先在这儿久久等候着我们了！
我上去紧紧用双手握住他的双手，虽未说话，瞬间互相却觉得十分理解，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有时不用语言，就凭感觉、凭态度、凭眼神，说什么也是多余的了。墓地里虽然寒气逼人，我们互相却感到一种友谊的温暖。
丹娜的墓就在她父母的墓左边，墓碑紧挨着父母的墓碑，就像一个孝顺的女儿紧挨在父母的怀里。经历过二十一年的风雨日月，丹娜那黑色光滑的墓碑上的金字仍旧金光闪闪。她的名字下边可以自豪地镌刻着她的著作和译作的书名。
我请小斌代表我们献花圈，鲜花和翠柏点缀在丹娜墓前。点燃蜡烛与亡灵沟通信息该是捷克的风俗。小何帮我们点燃了一支装在红色防风盒里的白蜡烛。烛光摇曳，照耀着墓碑上的金字。于是，我和复兴、小斌怀着哀思和怀念的感情，默默站在丹娜墓前。我说：“丹娜：我们来看望你了！……”
我向来难得写诗，但这时，心上却涌出一首题目该叫作《在丹娜墓前》的诗来：
从十月的北京飞到金色的布拉格，
我们带来了中国作家对你的怀念。
我们这个时代的友情可贵而又艰辛，
你为中捷文化交流有过卓越的贡献。
凄风冷雨泪湿了落满黄叶的衰草，
素净的花圈凝聚着我们的哀思绵绵。
此刻我们动感情地站在你的墓前，
你在天上是否能够看见？
我们点燃了一支凭吊的蜡烛，
这美丽的烛光就是献给你的无声的诗篇。
后来，我们同何老在丹娜墓前合影留念。
何老的轿车在公墓外边，他开着车带我们去一家富于文化气息的咖啡馆里喝咖啡休息并取暖。咖啡馆里，香味扑鼻，暖气开放，温暖如春，使人舒适。每个桌都有人，但听说是陪中国作家来喝咖啡，马上有人友好地让出空桌挤到别处与人合桌坐了。喝咖啡时，何老说：“去年是丹娜去世二十年，捷克的汉学家们曾集体到她墓前纪念她，中国使馆也有人参加的。”又说：“丹娜是1976年10月30日遭车祸的，再过半个月就整整二十一年了！她是没有被忘记的！”
我想：是啊！如果10月30日来给丹娜献花圈那将更好。但我们那时访捷早已结束，我们早已访问完南斯拉夫该去奥地利维也纳了！
喝完杯中的咖啡，我看看手表。何老说：“六点开会，我们准时到达，不会迟到。”他敏捷地带我们离开咖啡馆，亲自驾车陪我们到了伏尔达瓦河边的玛纳斯饭店。我们走进去看到：举行冷餐酒会的大厅里很热闹，已经来了大批汉学家和对华友好人士，有捷华协会主席赫德利奇科娃、捷克作协主席安东尼·耶林涅克、捷克前任驻华大使法斯、访华电视编导米·瓦洛娃、捷克科学院东方研究院博士鲁碧霞、汉学家约瑟夫·海兹拉尔夫妇……我国驻捷文化参赞张德生和文化处随员高晓川也早到了，男男女女的客人正陆续在来。
会议开始，赫德利奇科娃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在致答词时谈起了去丹娜墓的事，我说：“中国人有最讲情谊的传统，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曾为中捷友谊和文化交流做出过贡献的好朋友。……”刘星灿为我翻译。她是《好兵帅克历险记》的译者，精通捷克文，我感觉到她的翻译不但达意，而且充满着感情。我看到捷克友人的脸上有感动的表情。
这似乎使那晚有五十多人参加的冷餐酒会上的气氛更加温馨，友情更加浓烈了！
（本文写于1997年11月，刊于1998年1月珠海《明镜报》）
“鱼作家”霍米
这是1997年10月的一天，捷克作家协会主席安东尼·耶林涅克教授和捷克文学基金会主席米哈尔·诺沃特尼陪同我们到捷克南部塔博尔（Trebon）去看养鱼和捕鱼。
年近七十的安东尼开着车说：“今天到塔博尔，你们会看到一位‘鱼作家’！他叫霍米，是诗人，也写散文（他们有时把小说也叫作散文）。他是当地人，同鱼的关系密切。因为爱鱼，写与鱼有关的书，出了一本又一本。”
这引起我的兴趣了，问：“最近他在写什么？”
安东尼说：“一个月后他将出版《偷鱼的和捕鱼的》一书，是短篇小说集。他自己办了个‘鲤鱼出版社’，还开了一家‘鲤鱼书店’。他是出版社社长，也是书店老板。”
说实话，看养鱼和捕鱼我兴趣并不大，但对这位“鱼作家”，我却有了浓厚的兴趣，而且，我不由得想起了海明威、拉玛尔丁写鱼的作品，也想起了邓刚和高晓声写过的关于鱼的作品。
塔博尔在布拉格正南面。汽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十月里，美丽的捷克大地秋景醉人。地势常有起伏，树林很多，叶片有的闪着金光，有的依然碧绿，有的却红得像胭脂了。广阔的耕地种着平整的庄稼，给人一种天鹅绒般的感觉。阳光灿烂，照出一片彩色可爱的秋天的辉煌。公路两侧常有结满红苹果的树木，但无人收摘。安东尼说：“公路一公里外的水果才能摘食，这些树上的果子有污染，人都不吃。”
大约一个半小时后，到了塔博尔附近的渔村荷鲁新斯基，车子停在公路旁，我们下车看捕鱼，见“鱼作家”霍米已在这里等着我们。这是一个有着满脸棕黑胡子，头发蓬松的中年人，穿着黄皮夹克、花绒线衣、蓝色牛仔裤，有一双睿智明亮含着笑意的眼睛。介绍以后，大家握手，他用略带沙哑的嗓子幽默地说：“鱼早在欢迎你们了！”
风很大，眼面前的无边无际的人工鱼池（其实，大得应当叫“人工鱼海”）水天相接，大批白色的水鸟在水上飞翔欢叫，啄食小鱼，真是一种特殊的景色。原来，捷克不但没有海，也没有大河大湖和大江，所以从十二世纪开始，就挖鱼池来人工养鱼，这就成了捷克南部的一个特色。从十六世纪开始，有个名叫卢伦堡的贵族，创造性地大挖鱼池，并利用洼地改作鱼池，当时鱼池开拓面积达到七千公顷，现在我们眼前的“鱼海”，基础就是那时奠下的。鱼池不深，好处是鱼养在里边容易长肉，到捕鱼时把水吸浅，用木船起网捕鱼，也很方便。
“鱼作家”霍米陪我们走下坡去参观。远处雾气蒙蒙，水天一色，近处水已被吸浅了的养鱼池像连绵不断水汪汪的沼泽。成群集队的捕鱼人架着木船，有的用白色长篙“啪啪”、“啪啪”敲打水面赶鱼，大大小小银色的鱼蹦蹦跳跳，多数有尺把长。百分之九十是鲤鱼，百分之十是梭鱼或从西伯利亚引进的鱼种。木船上的网满满捞起，倾倒出来后又将鱼送上停在公路上的红色运鱼车运走。捕鱼人干得热气腾腾，兴高采烈。
霍米说：“这里每两年开网捕鱼：夏季先捕一次，十月再捕一次，一般可捞到五百吨。鱼不但供捷克吃，还出口到比利时、法国、奥地利等国。十月捕的鱼，可储存过圣诞节用。过去的渔业协会是集体的，1993年起已变成股份制了。”霍米在渔业协会也入了股，他说：“不大赚钱，但鱼是大家需要吃的，不赚钱也需要保持下去。”
风呼呼地带着鱼腥味吹来，我说：“真冷！”霍米说：“鱼可不怕冷！”我笑了，他真幽默，对内陆国家这样大规模地人工养鱼我是第一次见到，倒也觉得新鲜。看到我太冷，安东尼提议：“我们跟霍米到罗姆尼采去吧！”
罗姆尼采是霍米的家乡。霍米自豪地说：“我就是本地人！”有家洁净的饭店名叫EDEN，霍米带大家进去，在一家厅房里坐下。墙上挂着七八个大镜框，里边都是风景水彩画，生活气息很浓烈，霍米又自豪地说：“这都是本地人画的。”女侍者端来咖啡、橘汁和柠檬红茶，大家边喝着边休息，我问起霍米“鲤鱼出版社”的事。霍米同我交换名片，一看名片我笑了：名片是用绿色印的，使人想起了绿水，上面有趣地画着一条鲤鱼。霍米兴高采烈地说：“我是为了鱼的文化才办出版社的。鱼是捷克南部的特产和特点，凡是与鱼有关的书籍我的出版社都愿意出版。这样也可以培养些年轻的作家，他们有这方面的书我就给他们出版。”我问：“这种书卖得掉吗？”他说：“可以卖得掉的！等会儿去我的书店看看。”
午饭端上来了，是霍米请客。喝了有肉丁的浓汤后，每人吃一盘各色蔬菜，最精彩的是来了一盘新鲜的炸鱼，还配着三小团浇了汤汁的米饭。炸鱼极香，味道很好。
霍米大口吃着鱼说：“我土生土长在这儿，与鱼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十四岁就当诗人，但出了两本诗集后十九岁就改写小说了！当然，还是写鱼！”
安东尼说：“他写作勤奋，让他给你们说说他那满脸胡子的故事。”
霍米用手摸着满脸棕黑色的胡子笑着说：“我这胡子同写作密切有关。我每出一本书，就立刻把黑胡子剃光。然后，再写，胡子就长了起来。又写成一本书出版了，就再把胡子刮光。”说得大家看着他那满脸棕黑胡子都哈哈地笑。
霍米是个会说幽默话的人，这时又说：“我们这里的姑娘最美丽，不过现在看不见，要到夜里，姑娘们从家里走出来了，你才看得到！”
我以为他这又是说幽默话，但安东尼和瘦瘦的米哈尔说：“他这说的是真话，这里的姑娘确实漂亮。”
饭后，坐车到特舍博尼小镇去看霍米的书店。这个小镇整洁、漂亮，富于文化气息。霍米的书店外面有个招牌，上面画的是一条鲤鱼，书店就叫“鲤鱼书店”。店里有一幅很大的色彩鲜艳的油画，画上也是一条活灵活现的大鲤鱼。这真是一个有趣的书店，店面很大，铺的棕色地砖，有里外两间，约莫五六十平方米，还有木扶梯可以上楼。楼上实际就是“鲤鱼出版社”的编辑部，放着几张书桌，书桌上堆满一些书籍、文件、报章杂志，私营出版社有这样一个编辑部已经不错了！整个书店密密放着的各种书架上装满了五颜六色的书籍，有桌子陈列着各种画册、杂志，有插架插满着各种画片、明信片，也有几个书架出售的是旧书。进门处的空间，挂满了捷克的特产——红红绿绿七八寸长的木偶，总有好几十个，这属于“多种经营。”别看这是个小镇，不时有人在这里买书买画片。我问：“生意好吗？”霍米说：“可以！书店是我的生活主要来源！”
霍米从书架上拿了许多与鱼有关的书给我们看，印刷都精美，有的是讲捕鱼技巧的，有的是关于钓鱼和钓鱼方法的，有介绍鱼的品种的，也有写鱼的诗歌的，更有养鱼方法、鱼的烹调术，连介绍十二世纪以来挖鱼池养鱼及捕鱼的历史照片也有。霍米得意地把他有一本写鱼的散文集签了名送给我们，一人一册。这书彩色封面上是一群在水中游着的鱼。书是精装本、大开本，花体字正文，配了十五幅精美的彩色插画，很可爱。书名很怪，译意是《渔夫和盗鱼者们的幸福》，可惜我不会捷克文，没能看，是个遗憾。
手里捧着书，我心里很感动，这位以鱼为题材进行写作的乡土作家，扎根在他家乡的土地上，从事他那为了“鱼的文化”而醉心的事业，他一定经历过不少艰难，但他的信念，他的勤奋，都通过他所得到的成绩在实现。为这，岂能不向他表示赞赏！
我们还要去别处游览。同“鱼作家”热烈握手告别时，我笑着说：“愿你不断把胡子剃了又剃！”那天，他笑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可能将来北京见！”话又说得幽默，但我却感到这确是真心话，说不定以后哪天他真的会到中国来访问哩！
（本文刊于1998年春珠海《明镜报》）
认识了伊凡·克利玛
1997年10月中旬，到捷克首都布拉格后的第六天，在游览了美丽的市区和外地一些名胜后，捷克作协主席安东尼教授告诉我：“下午有个盛大的座谈会，大批捷克作家都会来参加。会议将由伊凡·克利玛主持，他是在西方世界很出名的作家，他是国际笔会中心的副主席，但他对中国不了解，我很怕下午的会开得不愉快……”我告诉安东尼：“不要紧的！我相信会一定能开得很好，因为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是为了增进了解和友谊来捷克的。我们会尽量使捷克作家了解中国！”
伊凡·克利玛在捷克是响当当的大作家，他于1931年出生在布拉格一个犹太人家庭。他中学时代开始写作，曾在布拉格的著名学府查理大学求学，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登上文坛。曾在“布拉格之春”期间发挥过重要作用。苏联入侵捷克后，他的作品遭禁，但大量作品均以地下读物形式出现，流行国内外。在五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出版过几十部长篇小说集，如《我的初恋》《我金子般的生意》《夏天的风流韵事》等；此外，还出版了《布拉格精神》《安全与不安全》等随笔集。其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获奖，并被译成几十种文字流行国外。有捷克典型的民族特性，有幽默感，有耐力，喜欢寻欢作乐又有善良的心。
我最初是从刘星灿那里了解到一些克利玛的情况的。星灿是研究捷克文学的专家，捷克名篇哈谢克的《好兵帅克》就是她翻译介绍到中国的。这次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除了我和肖复兴、徐小斌外，星灿也是成员，有了她兼做翻译，我才真正有了耳朵和眼睛。
我对出国访问有个基本认识，那就是我们等于在做外交工作，有时候也需要做统战工作和宣传工作。对克利玛主持的这次座谈会，不但安东尼有顾虑，捷克作协的副主席艾娃也向我表达了她的担心。艾娃曾经访华，对中国有了感性认识。
由于艾娃和安东尼都表示了相同的担心，我在同伊凡·克利玛会见之前，忍不住心里琢磨：他会粗暴对待我们吗？会上将出现些什么难题呢？他采取什么态度来开这次座谈会呢？
终于，安东尼在下午四时，陪我们代表团到捷克国际笔会中心租借的一处布置得颇有文化气息的地方去与捷克作家开座谈会了。进入会场，发现大批男男女女的捷克著名作家、诗人、《文学报》主编等差不多都来了，竟有四十多人。捷克国家小，外地的作家开着车就来布拉格开会。安东尼一一为我们作介绍，第一个当然就是主持会议的克利玛。他蓄着长发，戴眼镜，神情严肃，看上去只是四五十岁，皮肤黝黑，显得壮实，穿一件浅月白色的夹克，打着一条有红色方格的花领带。他同我握手并互相交换了名片，但未说话。
安东尼逐一介绍了我们作家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然后，伊凡·克利玛对着我们和大家说：“现在，我们开会，我第一个提问。”他开门见山直率地问：“中国现在有没有创作和出版自由？”这是一个较好回答的问题，我扼要谈了“双百”方针，告诉他们今天中国的作家都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写精品，又列举出数字说明创作和出版的情况，说明天下没有绝对的自由，例如，淫秽色情下流的坏作品就是人民反对写的，写好作品则创作很自由，以前有些禁区如今早不是禁区了。复兴、小斌、星灿也与我一同谈了自己的切身体会。我发现听的人很专心，很有兴趣。
有人接着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人吃狗肉，还吃一些别的奇奇怪怪的东西，很残酷，是不是？”捷克人普遍宠狗，在他们看来，吃狗肉不可思议。我理解他们的感情，实事求是地答：“吃狗肉是有的。吃的问题每每同生活习惯有关，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我们尊重各民族的生活习惯。例如朝鲜族，历来爱吃狗肉，吃狗肉就像你们吃牛肉一样。事实上，中国现在有人吃狗肉，更有无数人养狗做宠物，同你们一样，中国城市、乡村养狗当作宝贝的人不计其数。至于吃别的东西，例如青蛙、蛇，也是有的，那也同吃的习惯有关，但青蛙吃害虫，蛇也有益于生态，所以现在受到保护。有人违法，政府会按法律惩罚。”
此后，在克利玛主持下，捷克作家们提了不少问题，有关于出版情况、扫黄问题，有关于中国文学现状的，还有环保问题，以及参加国际笔会活动等问题，我们都实事求是耐心地一一做了回答。
整个座谈会的气氛，是由严肃、紧张、尖锐开始到热烈和谐，然后又转到热烈融洽。由提问、答问转为谈心。大家谈得高兴，克利玛的脸上常露出灿烂的笑容。在他的主持下，中捷双方都认为两国相距遥远，这些年交往少，互相不了解并不奇怪，我们是许多年来第一个访捷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今后应当保持联系，进一步交流，最好能将双方的好作品多多互相介绍。
最后，我说：“天下没有完美无缺的东西，中国正在前进，也不可能什么缺点和问题都没有，但眼见为实，我们国家的变化很大，我们的生活很开心，欢迎各位以后有机会能来看看中国。”
克利玛热情地作结束语，他用带感情的声调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将来在世界上起的作用会更大。我们希望她越来越好！”我听了，深深感到对中国的认识在他身上起了极大的变化。
座谈结束后，大家高高兴兴地合影留念。克利玛同我热情握手。我说：“希望你以后能到中国看看！”他点头说“好”，又说：“我们可以合拍一张照片吗？”我说：“当然可以！”于是，我们两人高兴地合影留念。他同我合影后，不少捷克作家和诗人也陆续要同我合影，照片拍了一张又一张。散会时，我们友好而有礼貌地同捷克作家、诗人们告别。末了，克利玛用力握着我的手说：“中国！中国……”他的声音和表情使我感到那一种赞颂和好意。
去年圣诞节前，我收到一封布拉格的来信，是克利玛寄给我的美丽圣诞卡。我眼前又浮现出克利玛握着我的手说“中国！中国”时的情景。我按他的地址也给他寄去了一张精美的贺年卡。
（本文刊于1998年春珠海《明镜报》）
梦铁托
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离开捷克首都布拉格坐奥航的飞机在1997年10月17日下午飞抵贝尔格莱德访问南斯拉夫了，东道主安排我们住在华丽舒适的“皇宫旅馆”，奇怪的是当夜我竟就梦见了铁托。
从1991年到1996年，在五年中，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及马其顿四个共和国都已独立。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目前只包括塞尔维亚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1]，人口约一千零六十万，面积十多万平方公里。贝尔格莱德是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首都，也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的首都。“贝尔格莱德”在塞语中原意是“白色的城”，意味着它像白色一样光明纯洁。欧洲两大著名河流多瑙河与萨瓦河在此交汇，人口约一百五十五万。贝尔格莱德分新旧两个市区，景色秀美，令人喜爱。但前些年波黑陷入战火，南斯拉夫又遭到封锁禁运，今天的贝尔格莱德有受过风霜雨雪侵袭的痕迹，不那么繁荣，有些萧条，物价较贵，人民的收入不高，建筑物显得比较陈旧。
可喜的是现在经济渐渐复苏，从官方到人民都对中国友好，英雄、坚韧的南斯拉夫人民依然保持住锐气，民众在勤劳、正常地工作和生活，对前途怀有信心。诗人和作家们都仍在放声歌唱。爱国情操昂扬抬头。我来到南斯拉夫，发现这里像一个诗歌的海洋，正如他们诗人所说：诗是时代的良心，是融化冰雪的火焰，是兄弟间的祝福和祈祷。我在南斯拉夫参加了六次诗歌朗诵会，听众表现出的对诗歌的热爱与高层次的文化素质令我赞叹。我相信，一个诗歌如此兴旺繁盛的国家必然是富于朝气和前途的国家！
到南斯拉夫，不想到铁托似乎是不可能的。铁托如今寂寞地安息在贝尔格莱德他工作和生活了三十几年的住所的墓地里。那里有一座呈正方形的平房，用玻璃隔成几间，铁托生前，在这里办公和接待客人。如今这里建有一个长方形大理石的铁托墓，光滑的墓碑上镌着金光闪闪的大字：“约瑟普·布罗慈·铁托1892-1980”。
俱往矣！这里过去曾不断有瞻仰者分批排队进入，但如今早已门庭冷落，多少事，欲说还休了！
“梦是心中想。”大约正是因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所以在抵达贝尔格莱德的当夜，我就梦见了铁托。梦境朦胧，醒来已说不清究竟，只记得铁托那身着军装的巨大身影似乎站在蓝色的多瑙河边，看着滔滔的水流低头沉思……
第二天，有机会同一位塞尔维亚汉学家谈起了铁托。他说：“有人肯定他，有人否定他，也有人对他一分为二。但谈论他的人已很少很少了！人们没兴趣谈那些！”
肯定他，因为他英勇抗击德国法西斯为解放南斯拉夫有巨大贡献。他曾为捍卫独立自主同“国际情报局”和苏联做过坚决斗争，同时也为独立自主蔑视、抵御过美国。像南斯拉夫这样一个当年经济基础薄弱、多民族、四周环境又极为复杂的国家，他历尽艰辛，使之团结富强，人所共见。
否定他，则是因为他在统治中的不少的失误、差错，这为后来国家的分裂与多难也造成了不良后果。
一分为二则是既看到他的成功和优点，也看到他的失败和过失……
确实，没有听到过人主动谈起他，我也就不再主动提起他。在塞尔维亚共和国访问时，我与许多外国作家及几位蓄着大胡子的塞尔维亚诗人同到南匈边境的一个美丽的城市松博尔参观，夜间，我被用车送到一处尖顶的古堡式的建筑里就寝。古堡独立寒秋，四周空旷，月夜有水墨画似的树影，里边亮着金色灿烂的灯光。一个五十多岁西装整洁的管家礼貌地欢迎我，开着暖气，楼下是华丽的餐厅、大会客室，楼上卧室里有很好的床、洁净的白被褥和红毛毯，很好的卫生设备。并不奢侈，却很舒适。原来这里是当年铁托元帅来松博尔狩猎时常住的别墅，现在只偶尔供贵宾住宿。管家当年就在此工作，谈起铁托，未作评价，但显然带有一种感情。我在卧室里，拉开窗帘，见月色迷人，四下一片银色，感到住在这个铁托住过的古堡里既是意外又是幸运，浮想联翩之后，觉得也许我又会梦见铁托。
但，没有，竟一夜无梦！早晨，在楼下铁托当年进餐的地方吃了管家端来的火腿蛋、果汁、咖啡、面包等早点，自然又引起不少遐想。
次日，在归途中，同那几位大胡子的塞尔维亚诗人分别。他们热情地同我拥抱、贴脸，大胡子扎得我脸上痒痒的。回到贝尔格莱德，我又飞往黑山共和国访问。黑山共和国的首都本名“铁托格勒”，已经改为波德戈里察。这种改名自然是对个人迷信的否定与对铁托的否定。我决定在黑山不再提起铁托。
黑山共和国有美丽的大山和大海，那里作协的主席伊里亚和副主席且多米陪着我们同文化部长喝茶后，就同去游览海滨旅游名城科托尔，想不到在这亚得里亚海边风光旖旎的古城的城门上，却看到了高高镌刻在上边署名铁托的两句铿锵的爱国话语：
别人的土地我们不要，
我们的土地不给别人！
这是二战末期铁托率军打败法西斯德军解放科托尔时留下的！即使否定、反对铁托的人，看来也不想铲掉这样英雄的语言。
我没有再同人谈起铁托。在南斯拉夫两周，我要离开贝尔格莱德去奥地利维也纳了，谁知当夜又梦见了铁托。梦境仍旧朦胧，醒来时只似乎记得看到铁托率军进入科托尔，他接受着群众欢呼，阳光灿烂，一片辉煌……
铁托人早逝去，有人会否定和忘记他，有人仍肯定和记得他。历史与历史人物的千秋功罪，后人会评说的！我悟到的只是：不论谁做了好事，人都忘不掉；不论谁做了坏事，人也忘不掉！普通人是这样，领导人更是这样！
（本文写于1997年10月，刊于1997年12月《四川政协报》）
注释：
[1]当时，南斯拉夫包括塞尔维亚和黑山独立共和国，后来塞尔维亚共和国与黑山共和国也分开独立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不复存在。
希茜公主的魅力
1997年秋天，游奥地利维也纳前，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希茜公主。知道她、熟悉她，当然不仅是由于那部由国际影星罗密·施耐特主演的影片，更是由于阅读奥地利历史加深了印象。
在维也纳那宽广豪华的国际机场内的许多商店里，在维也纳市内著名的玛丽亚商业街的许多漂亮的商店里，巧克力的彩色包装和精美糖果的五彩铁盒子上，有些都印着希茜公主美丽的画像。书店里在出售五颜六色的希茜公主的画片。服装店的T恤上有的也印着希茜公主的半身像。茶盘、咖啡壶上也烧烙着希茜公主的彩绘像。我更看到玩具里有的可爱的洋娃娃，俨然就是美丽的希茜公主。在商业社会，经商者显然最会利用名人效应，绝不会放弃任何可使他们推销商品获得利润的机会。
维也纳的名人中，那些国际音乐大师——“乐圣”贝多芬、“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人生旅程短短三十一年却创作了六百余首名曲的修贝特、六岁就在皇宫举行音乐会被誉为“音乐神童”的莫扎特……固然脍炙人口，但希茜公主同样是维也纳国际旅游者仰慕的大名人。
游览位于维也纳市中央国会大厦和国家歌剧院不远处的故宫时，那富丽堂皇、金碧辉煌而又宽广的皇宫及花园，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就想到：这是《希茜公主》那部电影留给我的印象，这也是小女儿游维也纳故宫时寄给我大批在这里拍摄的照片留给我的印象。于是，浮想联翩，不禁想到一百多年前希茜可能也在我走过的地方漫步过；她也一定在这豪华宫殿的大厅里随着出神入化的圆舞曲风度翩翩地起舞过……
希茜公主正式名字是伊丽莎白，1837年生在慕尼黑，1853年与奥地利皇帝弗朗兹·约瑟夫相识并结婚。她凭借自己的美丽与风度，很快成为一位神话般的皇后。她的一生富于传奇性。她思想开放，感情丰富，热爱自由，爱写诗，擅长骑马，具有强烈的和平意识和民族感情，在奥匈民族冲突中，她为民族和解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她不满拘束和沉闷的宫廷生活。后来，她终于离开丈夫和孩子隐居起来。在她年老以后，由于亲人的相继离去，使她心情抑郁，她远离宫廷的奢侈生活，一身素衣，四处浪迹，常出国旅行，在青山绿水间寄托情思。1898年她六十岁，9月里她到了瑞士日内瓦，住宿在著名的美岸饭店，9月10日那天，她在日内瓦湖滨的一艘汽艇上，不幸被一名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刺杀。她倒在风光旖旎的日内瓦湖畔的血泊中，当时这件事震动了欧洲，不亚于去年英国王妃戴安娜在巴黎出了车祸。
希茜公主是一个既美丽可爱又令人同情的悲剧性人物，电影、戏剧的传播使她成了人们崇拜、喜爱的偶像。而她一生的经历与不幸的遇难却使人嗟叹。听说，几年前，在德国舞台上，曾推出了一部以希茜公主的故事为题材的摇滚音乐剧，上演了五年，票房纪录仍旧不衰，欧洲剧坛作为盛事看待。后来，这剧由德文译为日文，在日本东京和大阪上演，观众也十分踊跃，都去一洒同情之泪。
1998年被宣布为“希茜—伊丽莎白年”，9月10日是希茜公主百年忌日。奥地利维也纳的许多行业都早已行动起来，准备在这天之前和利用这一天，发动旅游，大量开发有关希茜公主的商品，用纪念希茜公主，大炒特炒，来促销有关行业的产品，我能想象出维也纳市场上那种盛况。听说匈牙利布达佩斯、瑞士日内瓦也将开展许多活动。商业社会、市场经济是会抓住一切机遇不放的！不断地创新和开发，意味着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希茜公主的百年祭自然是个赚钱的大好机会。但由于是商业炒作，对希茜公主的宣扬，主要是放在她那美丽动人的女性魅力上，对她的其他方面却极少涉及。其实，她的平民思想、和平意识、民族和解的态度，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十分需要。造成她死的那种恐怖行径也是今日世界上应予谴责和制止的！要说魅力，这些也都是闪耀在希茜公主身上的魅力！不仅仅是她的女性美丽。
（本文刊于1998年春珠海《明镜报》）
《魔镜》画家埃舍尔的启示
几年前，在友人处见到一本国外杂志，其中有几幅饮誉全欧的具有独特风格的荷兰现代画家莫里茨·柯内里斯·埃舍尔（1898-1972）的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幅画名叫《荡漾的水面》，作于1950年，利用的是平面反映的原理。画面显得极其自然：一棵冬天掉光了叶子的树倒映在清澈的水面，背后是一轮苍白无力的太阳的倒影。有两颗水珠滴在光滑的水面，荡起波纹，它诱发人们对水面的立体想象，画面本是静止的，但两滴水珠唤醒了这一切。这幅画挂起来是很美的。
更有一幅是他的名作《魔镜》。1946年，画家创作了这幅单一的变形转化循环的石版画，展示了平面与立体空间的循环。画面是这样的：中央有一面直立在架上的魔镜，左右侧各有一个圆球。围绕圆球各有一群长翅膀的小狗在行走，增加了魔幻的意味。镜中反映着行动的狗和静止的球。镜面上的图案逐渐长出镜面，随后步入空间。镜子的两边出现同样的情况，走到中途，狗变成双纵队，两个相反方向的狗形成规律性的平面分割图案，由白狗和黑狗构成从空间到地面的造型，画面好像只有那两个球是真的，因为观者还能看到一个球在镜子里反映出的一部分。画是什么意思呢？我说不出，但我却凝视着它难以舍弃，觉得它将魔幻的镜子这一主题用画做了表述，而且，确是一幅令人赞叹的艺术品，平面上的空间造型利用夸张的手法使观者暂时忘却平面而被其魔术般的造型深深打动。埃舍尔运用独特的技法，独特的画面构图，展示了一种动态平衡。人们认为他“通过观察结果，最终使艺术步入了数学领域”。人说他的《魔镜》这幅画，“乍一看如一个乱线团，继而又仿佛是在说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首尾交融在一起了，它诞生于镜面”。是他利用反映原理在创作上迈出的更新一步。这里不光是镜子反映出来的画面，更有诞生于镜面而步入真实空间的联想。是一幅耐“咀嚼”的画。
M.C.埃舍尔真是一位魔镜似的画家。但他也是一个在中国被忽略了的艺术大师。当人们关注着欧美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直至后现代主义的所有大师时，却似乎忽略了他。
随着改革开放，我们需要不断打开一扇扇窗子，了解国外一切对我们有益、有助于我们开阔眼界和思路的文化成果。埃舍尔和他的作品理应属于这一类。
埃舍尔是一个不肯循规蹈矩的艺术家。本来，艺术家为什么一定要在创作里循规蹈矩重复前人呢？我是十分欣赏埃舍尔这一点的。他出名以前，并没有人收藏他的作品，艺术评论家也不知如何去评价他的作品。但他锲而不舍，时过境迁，现在对埃舍尔作品入迷的观众越来越多。在1937年以前，他的作品总的说来是表现出纯粹的绘画性的。像他的木刻《女人与花》（1925）、石版画《父亲》（1935）、版画《手与球面镜》（1935）、版画《静物与街道》（1937）……那些充满诗情画意的风景版画，那些富于表现力的肖像，已足够为一个艺术家写评传了。那些画都是很好卖的。他是一个熟练地掌握并杰出地运用技巧的画家（他指摘大部分现代艺术家缺乏技巧，只是乱涂一气；对有些抽象艺术，他认为没有灵魂、苍白无力）。但1937年后，这种纯绘画性的创作形式不再是埃舍尔的主要研究方向。他被均衡的、有规律的数学结构及无穷无尽的结构可能性吸引。他将三维空间搬上平面，踏进了一条前人从未发现的小径。谁也不会认为每个画家都应走他这条路，但谁都会感到一个艺术家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的可贵与可羡。他坚持着为自己着迷的艺术道路贡献智慧。作为一个艺术家，为了作出独特的贡献，不去理会世俗名利，也不趋风尚赶时髦，他这种独辟蹊径、想为真正的艺术献身的愿望和有所发现和创造的精神是很可敬的。艺术批评家格莱维萨蒂（G.HS Gravesande）曾说：“关于埃舍尔的作品，总有这样一个问题萦绕我的脑际：他最近的作品是否该算在美术范畴之内，尽管这些精致的东西同样能打动我？”
确实，埃舍尔1938年所作的《昼与夜》，1957年创作的《光的王国》、1955年的《欧几里得大街》、1961年的《血之声》等名作，要立刻完全理解它的含意也许很难。但它们不但精致，而且是极美能打动人的，说它们“不属于美术范畴之内”，恐怕只能是一种偏见。拿《光的王国》来说，画面上是夜晚在大树掩映中的一幢三层楼的房屋，环境幽美，屋前有美丽的池水，二楼有两扇窗户亮着灯光，屋前的一盏路灯灯光灿灿，倒映在碧澄的池水之中。是一幅美妙的风景画，是埃舍尔的代表作之一。他自己说：“《光的王国》表现的就是光，我预告就有光的概念，确切地说，我画了夜晚有天空的风景。天空亮如白昼就是光。我以为昼和夜在一起会产生一种魔咒般的力量，它会使我在惊颤之余又为之兴奋。这种力量我把它叫作诗。”
时间帮助人们认识和接受新的东西，这已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埃舍尔大约在1954年已声名大振，直到现在经久不衰。海牙市为他举办隆重的作品展，参观的人数不亚于当年为伦勃朗举办纪念展的人数。1970年，荷兰外交部专门将埃舍尔及其作品摄成电影。作曲家尤利安·安德里森（Jurriaan Andriessen）从埃舍尔作品中获得灵感创作的现代音乐作品，演出时场场满座。今天，埃舍尔作为版画家比任何一位同行更有名望。
超现实主义画家创造了谜一般的世界，观众若不被其迷惑，画家就算没有达到目的。埃舍尔的作品中也有谜，但同时也有答案——它藏得隐蔽，制造谜并不是他的宗旨，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被人称赞，让人迷惑，但同时又能悟出谜之所在。埃舍尔的作品都是一丝不苟的，他自己说过：“我的创作都是在传达我的发现。”埃舍尔的作品都有他自己的发现，因而都能给人一种陌生感。即使在常情之中，乍一看，观者无不惊讶。他不走人家的老路，不用自己的老套，独自迷醉于自己在探索追求的美的世界，他应算是一位真正的独特的美术家。他形成了自己的流派，谁也会在世界美术殿堂中，发现他那些参与陈列的使人倾倒的丰硕成果。
国外，有人认为哥德尔（Godel）的数学原理，埃舍尔（Escher）的画，巴赫（Bach）的曲，揭示了数学逻辑、绘画、音乐等领域之间的深刻的共同规律。《科学美国人》游戏数学专栏专家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说：哥德尔的数学原理、埃舍尔的画、巴赫的曲，美妙地编织了一条光灿灿的金带——GEB。他们用这条永恒的金带，把这些表面大相径庭的领域贯穿一起，构成奥秘的思维，人工智能和生命遗传机制的基础。
埃舍尔曾说：“但愿你们知道，我在黑夜深处看到的……我常常很痛苦，因为我不能表现这种黑暗。每一幅画与黑暗相比都微不足道，而它却从未被表现过一丝一毫，它们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黑夜谁都用黑色在画，他却有这种独到的“痛苦”。
其实，埃舍尔那些富于想象力的画已经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我们想象的愿望了。不仅表现黑暗，而且表现光明，在他的名作《昼与夜》及《光的王国》中人们就会看到这一点。
我在从事文学创作中，常深切感到文字的苍白、平淡与无能。文字表达思想感情，表达色、香、味，表达音乐旋律，表达动态……总是那么受到局限，那么力不从心。但文字又每每与音乐、绘画艺术等等领域有着密切的关联。有时一种感情用音乐表达比文字好得多；有时一种意境和气氛用绘画表达比文字也美得多。如何使文字的表达与传导有所突破，从音乐、绘画等等艺术上得到补充，是我常常思索并试探的问题。思想上的禁锢与束缚少一些，活跃与放开一些，推进艺术思维与在文字上的实践也每每能好一些。埃舍尔涉足数学等领域对待艺术创作的思想和他那些破除陈规寻找新的表现方式的不同于一般的作品也正在这方面对我有喜出望外的启示。
埃舍尔说过：“当我创作一幅作品时，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了，它果真获得成功的话，我就会在傍晚坐在它面前向它倾诉我对它的爱情，这种爱情远远超过对人的爱情。”这一位将毕生倾注在艺术追求上的大画家的心声，表露得何等令人心醉而且感动啊！据说埃舍尔曾计划创作一幅了不起的画，那是根据一个流传的童话故事作题材的。故事中有一道“宝门”，它孤零零地立在绿树点缀其间的草原上，附近有肥沃的丘陵绵延。这是一道莫名其妙的门，既非出口，也非进口，只需从它中间过一下，奇迹就出现，门开时，里面闪出霞光万道，眼前一派闪烁：那金的山、宝石般的河流和种种奇花异草，令人目不暇接。这样一个“宝门”入画当然是非常美丽且极富幻想的。如果画出来了，势必会与《魔镜》一样出名。本来，要求不高的画家用蹩脚的图解式的画来表现也是不难的，但要有奇妙的构思和别出心裁的画面就难了。可惜埃舍尔从1963年开始构思，经历多年，却始终未能画成。人们认为可能只有埃舍尔才会为我们创作这样难的一幅高超美术作品，用他精湛的技巧，如反映透视平面分割和向无止境的童话世界推进。只是，太可惜了！他却没有画成。也许，过多的思索和过高的要求，造成了流产吧？真是遗憾的事！
说来也许你不相信，在我创作过程中，我常爱翻阅世界艺术大师们的绘画作品，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提香、丢勒、鲁本斯、贝尼尼、弗美尔、伦勃朗、雷诺兹、戈雅、大卫、安格尔、米勒、列宾、马奈、高更、莫罗等的作品和画册，我都爱仔细一遍遍地翻阅欣赏，有时甚至到图书馆去专门借阅。我写的是小说，但看的是绘画，是不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不，从我的体验，受益很大。艺术大师们的绘画作品本身，未必会对我的写作有多大的关系（虽然我在有些作品如《战争和人》《隐私权》《心上的海潮》《浓雾中的火光》等中也常谈到绘画），但从那些珍品体现出的创造性、想象力，那些珍品迸射出的奇特的美韵与诗意，放荡与开拓，浪漫与怪诞，既有助于我开阔思路，启动开创，也有助于我拓展眼界。那些在文学艺术上共通的属于九九归一的创作要素，或者各不相同的别出心裁的创作风格与技巧，打破固有程式的勇气，超凡脱俗的观察体味与思索，寓情寄意的造型，每每会使我的笔由笨拙变为神奇，由滞涩变为流畅，由暗淡变为多彩，由呆板变为多姿，我思想会开窍的！例如，我并不喜欢活跃于国际艺坛的十分怪异的英国现代艺术家培根·法兰西斯（Bacon Francis，1910-），他画的人物太丑陋了！但他的“独特”却吸引了我；我也并不欣赏多少带有玩世消闲意味的年轻一代英国艺术家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1937-），他是今天举世公认、卓有成就的蚀刻和制图艺术家，但他的拼贴技术和错位排列的艺术特征，使我产生的幻觉感受非同凡响，也使我发现在同一个领域内，开拓的天地广阔无垠。比利时的两位在国际画坛声誉日隆的超现实主义画家K.马格里特（1898-1967）与P.德尔沃（1897-？），都有其独特个性。
马格里特善于画出梦一般的景象，看他的画就像读诗（埃舍尔很欣赏他的作品）。德尔沃是人体艺术史上立下丰碑的大师之一，他的绘画世界的主角是通常处于情爱气氛中的女性。人说他画的女人是“美的符号，诗的幻觉，光的化身”。也有人说，看马格里特的画有些像读卡夫卡的作品，读德尔沃的画则有些像读普鲁斯特的作品。总之，艺术不论在西方或在东方，达到最高境界时，总是相通的，我看到大师之为大师，全赖他们创造的个性，他们实际都注重于提出新问题而非重复老问题，不倦、不断创新，让自己区别于别人，努力去寻求美的表达，他们首先也都有其民族风格和个人特色。即使我不太喜欢其中有的人的过于怪诞与荒谬，但他们在艺术追求上的造诣和成就，对我都有震动。
从这使我想到：艺术的创作是无止境的。我们需要新，需要深，需要脱俗，深入在生活中的用“艺术之眼”可以得到的应当表现成为贡献给人民的艺术品的一切，应当用不断革新、不断进步的主题和技巧来丰富、表现，这关键在于艺术家的努力与探索，因而这也需要我们面向世界、放开视野，开阔思路，不排斥任何一位对人类文化宝库做出积储的大师，探讨吸收他们有益于我们的成分。时下，习惯于“老子天下第一”，习惯于人云亦云，习惯于墨守成规，习惯于走人们走过的老路，不太讲究表现技巧的画家与作家，从埃舍尔等的创作中可以得益之处应当是不少的！
（本文刊于1996年春《文汇报》）
同波列伏依见面
现在的年轻人，知道波列伏依的人已经不多。但在20世纪50年代的新中国，许多年轻人都读过波列伏依在1946年发表的主要代表作长篇小说《真正的人》。这部长篇以苏联英雄阿列克赛·马列席叶夫为原型，写了一个在卫国战争中负伤截去下肢的飞行员，经过刻苦锻炼重返前线建立奇功的事迹。小说获得了1947年度斯大林奖金，当时提起小说的主人公“无脚飞将军”，年轻人都拿他作为学习的榜样。波列伏依的特写集《我们是苏维埃人》等在中国也流传甚广。
我曾经在50年代初，读到了波列伏依的长篇小说《归来》，写的是一个在卫国战争中失去了亲人的炼钢工重新获得爱情和家庭的故事。书中那种奔放的激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令我感动。那时，工人的文化普遍较低，阅读苏联作品有困难，所以出现了“苏联小说通俗本”这种形式。我就将《归来》改写成了通俗本《炼钢英雄》一书，由上海劳动出版社出版。那时候，不懂也谈不到什么版权问题，出书后也未给波列伏依送过一本。虽然这书曾印了将近五万本。
到1956年10月，波列伏依到了北京，他是来访问新中国并来北京参加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的。由于他的作品在工人中已有影响，当时我在北京《中国工人》杂志社任主编助理，刊物编辑部想派人去看望他一次，了解一下他的创作情况，并向他赠送一些新出版的《中国工人》杂志，就由我同女编辑陈刃余一起去了。想到改写《归来》的事，我就带了一本《炼钢英雄》准备送他。
波列伏依住在前门饭店，翻译姓黄。我们先同翻译联系，约定了时间，届时到了前门饭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大约九点钟。翻译在楼下接待我们，告诉我们：波列伏依写作很勤奋，身体很好，每晚写作打字要到深夜，一早起来又在打字。他陪我们到了三楼上波列伏依的房里，那是一间附设卫生设备的单间房，波列伏依热情地欢迎我们，他很壮实，四十八岁但看上去显得苍老，而且左眼似乎有些毛病。这使我想起他的苍老一定同卫国战争时期在前线的记者生涯和每天都忙于写作有关。
我将《中国工人》杂志和《炼钢英雄》都送给了波列伏依，向他介绍了《中国工人》的情况，又向他介绍了改写《炼钢英雄》的情况，他显得很高兴，谢了我们，不断翻阅着手里的杂志和书，不断点头，说他很高兴看到中国的这样一本全国性的工人刊物。对《炼钢英雄》，他问：工人喜不喜欢？知道工人的反应很好，他说愿他的作品能受中国的读者欢迎。我说希望他以后能专为《中国工人》写点短稿，他表示可以，但告诉我们：这次他到中国，是为了参加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来的，同时是想到各地看看，他想写一本描写和歌颂新中国的书——《旅行中国三万里》。他已经去过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现在赶回北京开会，会后要再继续他的旅行。为了不使自己在旅行中获得的新鲜印象消逝，他正忙于写作，有时通宵不睡，把印象、感受及时写下来。他说：这本书写成后，如果有片断章节《中国工人》认为可以用的话，他愿意让片断文章在《中国工人》上发表。
后来，我们谈到了鲁迅，他讲的有些话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有一些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在我们苏联和你们中国，屹立着两个文学巨人，这就是我们的高尔基和你们的鲁迅。”他又说：“看我的样子，你们就可以知道我已经不年轻了，但我在年轻时就已热爱鲁迅的作品。30年代，在苏联还刚出现鲁迅著作最初的译本，现在鲁迅的作品已是非常普及了！”
我谈到鲁迅对苏联文学的爱好和推崇。波列伏依说：“鲁迅起先是俄国文学，后来是苏联文学的一个最优秀的外国鉴别家和朋友。”
最后，他告诉我们：这次在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他不预备说祝“鲁迅安息”，而要高呼“鲁迅同志万岁！”因为“我们的鲁迅同志永远生活在他的不朽作品里，生活在由他的学生继承着的光荣的事业里！”
波列伏依很忙，打字机放在桌上，周围全是纸张、记录本和一些书籍。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我们告辞，他又热烈同我们握手，并拿起《炼钢英雄》对我挤眼笑笑，说中国话：“谢谢！”
第二年，波列伏依的《旅行中国三万里》在苏联出版。他曾来信并附了书来。由于《中国工人》不是文学刊物，而且他的这本书篇幅较长，《中国工人》未考虑选择某些章节译来发表。以后，我经常注视着波列伏依的动态。他1962年起任《青春》杂志主编，1967年获列宁勋章，1974年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最后，在1981年传来他去世的消息。
同波列伏依的见面瞬息过去多年了！但记忆犹在。雪莱说过：“历史是一首时间写在人类记忆上的回旋诗歌。”时间逝去了，但“诗歌回旋”的韵律仍在，余味未绝。
（本文刊于1961年夏《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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