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藕饼

    母亲去世已经许多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藕饼了！

    母亲李荪是上海人，会做一手好菜肴，都是地道的上海菜，比如八宝鸭、糖醋排骨、虾子蹄筋、油爆虾、素什锦、腌炖鲜冬笋、雪里蕻炒肉丝等。但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吃她做的藕饼。从小爱吃的东西每每会使人爱上一辈子。我对母亲做的藕饼就是这样，至今也忘不了！

    其实，藕饼并不是上海菜。父亲是江苏如东（原如皋县——编者注）人，藕饼是父亲的家乡菜。父亲爱吃家乡菜，尤其是藕饼，母亲同父亲结婚后就学会了做藕饼。以后，这就成了我们家桌上常有的精彩“节目”了。做藕饼并不是太麻烦，先是选手臂粗的好藕（易酥带糯性的）买上一二段，再买上一块瘦肥相间的猪肉。将猪肉剁成肉馅，兑上少量黄酒、细盐、葱花、香油；另将藕洗净去节后，整整齐齐地切成手指厚的一片片，每片再用刀从中剖个口子。用筷子将肉馅夹入藕片中。然后，用大碗将二三两面粉，用水调稀，打入鸡蛋一二只，再调匀。在铁锅内放上半斤素油，把夹好肉馅的藕片蘸上稀面糊待油沸滚后置锅内煎，煎得两面发黄熟后即可捞起。这时藕饼的雏形便已形成。最后，将煎好的藕饼放在铁锅内，把大碗内用剩的鸡蛋面粉用少量的水调匀勾芡倒入藕饼上，加入酱油和少许白糖及味精，再做适当的红烧煮熟。这样，色泽红亮香味诱人的藕饼就做成了。这藕饼空口吃固然又酥又香又鲜，当作下饭菜也是很开胃的。记得小时候母亲做藕饼时，我总是在边上看着她做。只见她围着“波俏”，动作敏捷，干净利落，似乎毫不费事地就将藕饼端上了桌子，全家都很爱吃。

    可惜我后来萍踪漂泊，极少同母亲在一起。在外边是吃不到藕饼的，只有偶尔回家时才能再吃到母亲做的藕饼。每次到了母亲处，那是上海成都南路99弄5号的故居，母亲总是忙着要做些时鲜的菜给我吃，总要问我：“想吃些什么？”我每每都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藕饼！”而且，我一口气能吃上十个八个。“文革”前有一年，我接母亲从上海到北京来住一段时日，母亲要亲自下厨，问：“想吃什么？”我回答：“藕饼！”隔了几天，她又问，我又回答：“藕饼！”她笑了，说：“你倒是个不忘‘老朋友’的人，老是藕饼藕饼！”

    如果问我：藕饼怎么好吃？我的回答是：咬下去时，牙齿上那种感觉特别好，舌头上那种滋味特别好。咀嚼时，肉馅和藕片及油里炸过的鸡蛋面粉外壳，加上经过调味红烧形成的一种香而不腻、酥而又脆、荤素配合、咸鲜可口、略带甜味的独到风味突显无遗。要不信，你做了吃吃试试。

    母亲未去世前，我曾经在鲁南生活工作过很长一段时期。鲁南人爱吃“炸藕合”，酒菜席上也有这道菜，松脆可口。我见到“炸藕合”，十分欢喜，首先想到的就是母亲的藕饼。不过鲁南的藕没有江南的藕粗壮。“炸藕合”实际就是用藕片夹上肉馅裹上鸡蛋清在油里炸熟了吃。遇到较粗的藕，为了使油容易炸透藕片，就将藕片夹肉馅后用刀一切为二来炸。吃不到母亲的藕饼，能吃到“炸藕合”，我也觉得不错。只是“炸藕合”的滋味与藕饼毕竟两样。我曾经请保姆将“炸藕合”用母亲的办法，勾芡加酱油红烧了吃。谁知，由于鲁南和江南水土有异，藕质脆而不糯，似乎只宜炸了吃，不宜烧了吃。结果，不但吃不到母亲那藕饼的好滋味，烧出来的“炸藕合”失去了香脆，也失去了鲜美，滋味也变得古古怪怪的了。可见烹饪之道，并不简单，用料不同，掌勺的人不同，滋味就迥然不同。生搬硬套、依葫芦画瓢是不行的。

    最后一次吃母亲的藕饼，是“文革”中的事。那是1967年夏秋之交，鲁南两派武斗惨烈。我本在一个省属重点中学做校长，正受到极大的冲击。因为不愿在武斗中遭殃，于是狼狈潜逃到上海躲在母亲处栖身。那时她对“文革”不理解，因为当年她掩护过的地下党员此时都成了“叛徒”，她自己的革命子女也都在经历风雨并使她担忧。这一次，倒不是我点的菜，是母亲自己特意做了藕饼给我吃。藕饼的滋味依旧，但人的心情殊异。母亲见我藕饼吃得少，慈祥而歉意地问：“做得不好吧？今天的藕似乎嫩了些。”我心酸地说：“不！妈妈，做得非常好！只是我……我吃不下！……”母亲也心酸了！我看到她流下泪来！

    到1969年，亲爱的妈妈就病故了！

    我常遗憾：那天为什么不多吃一点母亲做的藕饼？如果多吃一些，当时，是会使母亲心里舒服一点的！何况从那以后，我就再也吃不到母亲做的藕饼了！

    妹妹们都没有把母亲做藕饼的手艺传承下来，现在母亲擅长做的那些美味的菜肴失传了！我说的藕饼的做法，不过是往日在厨房里站在母亲身边看她操作时留下的印象，但要我自己做或者由我教给人做，做出来的也不可能完全有母亲做的藕饼那么味美了！烹饪技术的神奇应是如此。

    川菜极好。这些年在四川，外省的菜肴甚至外国菜肴也都纷纷传来四川生根开花，只是我仍未吃到藕饼。日前，纳凉闲谈时，我又想起了早已去世的母亲，然后就是谈起了她的烹饪手艺和藕饼。大女儿王凌说：“王明很会做菜，她的菜完全同奶奶做的一样好！”这倒引起了我注意，王明是我哥哥的女儿，曾跟奶奶生活过较长一段时期，是个心灵手巧的姑娘，在石家庄工作，年龄也该四十六七了！我问女儿：“她会做藕饼吗？”女儿说：“那倒弄不清，下次通长途电话时，我问问她！”

    啊！我多么想再吃吃母亲做的藕饼啊！那是维系着我的复杂思念和感情的一种食物。对于我，永远不可能再有比母亲做的藕饼更好吃的东西了！失去了母亲，我也就永远失去藕饼了！

    （本文写于1996年8月5日，刊于1996年10月《四川烹饪》）

    长相依

    ——我与凌起凤的爱情故事

    2001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特冷。我同起凤在灯下聊天，心里暖洋洋的。我看着她那已经苍老但依然美丽的脸，忽然说：“假如你愿意，假如有来生，你愿意我们再做夫妻吗？”

    我以为她一定会点头的，谁知她却沉思着，眼帘耷拉下来，忽然把头摇摇，苦笑着说：“不！”

    我奇怪了，问：“为什么？”

    她叹口气：“不是你不好！只是做人太苦了！下辈子我不想做人了！”

    我一时语塞愣在那里……

    2002年，在我们的金婚日来到之前，我决定写下这个我与凌起凤的爱情故事。这是我们的一段尘封的秘密。几十年来，我们都不愿多想这段往事，更不愿自己写出这段历史。但现在我们都老了，记忆也许会加速消亡。写出这段过去的经历，对我们是个纪念，让今天幸福的现代青年看看我们昔日那种多劫多难的爱情，也许不无解悟。

    一

    上海1949年5月底解放，我很快就到百万产业工人的司令部上海总工会筹委会文教部工作了。

    那真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我狂热工作。到1949年底，上海总工会劳动出版社正式成立。当时，文教部长先是纪康后是李家齐，都是极好的同志，成立出版社后，李家齐兼了社长，吴从云是副社长兼总编辑，我在编审部任副主任、主任，很快升为副总编辑，工作很是愉快。

    1950年到1951年，是不平凡的两年。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命令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两天后，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巡弋。10月里，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冬季开始，农村开展了土改运动。年底，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广泛展开。1951年2月，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接着，到年底，“三反”运动在上海猛烈开展。我在这一连串从未懂得也从未经历过的轰轰烈烈的运动中，眼花缭乱，心情复杂，身体疲劳，神经紧张，从将革命想象得十分美妙轻松，变得开始理解革命是这样不容易而且受到震撼，并背上了思想包袱。

    我本来一直认为自己经历简单，历史清楚。在运动中，当每个人要交待自己的出身及全部经历，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政治问题、社会关系及“一切你自己认为应当向组织交待的问题”后，我自认为自己是透明的。我的出身成分由于当时不懂阶级的划分，在干部登记表上误填了“官僚”。这是最最坏的出身了，在运动中自然没有“隐瞒成分”的可能，无须再查。我年轻，全部经历去掉小学、中学、大学及大学助教、新闻记者，简单而又清楚。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特务会道门组织，新中国成立前与地下党同志来往密切。我掩护并搭救过地下党的同志，从40年代中开始写作，写的东西在当时条件下应当说是进步的。那么，我为什么会背上沉重的包袱呢？

    这就是因为我的未婚妻凌起凤（她本名凌庶华）随家去了台湾。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元老辈的人物。这件事我是交代了的。但在1951年镇压反革命和“三反”运动中，我却只能一次一次写材料，交待她和她的家庭及社会关系，交待她和她的家庭同我的关系，并且将她的所有来信交给组织上看，将我寄发给她的信也在发出前先交给组织上看。

    那时，同台湾通信须通过香港转去。我对她是这样的眷恋，她对我是那样的情深。在香港，我高中时的同学施懋桂和柏美伦夫妇俩是我们的好友，可以转信，懋桂当时在一家纺织染厂工作。起凤家有熟人王鹏程和邹金凤夫妇，王鹏程是个大商人，也可转信。一般情况下，一封信十多天可以收到。我们通信，内容根本不涉及政治，都不外是你好我好互相问好，就连谈感情也谨慎得无以复加。信总是既短又重复单调，双方的情况互相都难以交流，仅知对方安好就算通信达到了目的。

    当时，“镇反”运动中确实杀了不少镇压对象，台湾报上，对大陆的“镇反”每天几乎都有血淋淋的十分夸大的报道。我们的报上也登载着台湾水深火热的情况及国民党当局为震慑军心整肃军队以“通共罪”枪决前副参谋总长吴石和第四兵站总监陈宝全案，又以“通共策反汤恩伯罪”枪决了原国民党政府浙江省主席陈仪等案件的情况。谁都能估量到这种情势对我心灵上的压力和影响有多大。

    吴从云总编辑最初找我谈话，纯出好意地劝我：老王，形势很清楚，你同未婚妻想见面怕是没希望的事了！大家对你的工作是满意的，但你的台湾关系是个严重的问题。我想劝你听我的话，一刀两断了吧！……

    听了老吴的话，我心里火辣辣地难受。我是个讲忠诚和信义的人，又是个如老吴说的那种“恋爱至上”的人！我头皮发紧，先是沉默，但立刻坦率摇头说：“我不能！”

    吴从云是个老地下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在上海的教师中从事活动。他见多识广、通情达理，见我这样，说：“你该想一想，你不可能去，她不可能来。而且，你能知道她在那边会干些什么吗？不一定是她想干什么，而是也许会逼她干些什么。你是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有这样的台湾社会关系呢？！”

    我确实觉得他说的在理，心里有无数的话想同他说，想告诉他起凤是一个多么单纯、洁净的少女，她的历史很简单，她的家庭很特殊。由于家庭的原因，所以她见过也熟识国民党里许多上层人物和民主党派里的一些上层人物。但她不是国民党和三青团员。从未认为国民党不腐败，新中国成立前，为搭救地下党员她出过大力。……但我明白：怎么说也得不到理解的，说了也于事无补，主要是现在的形势严峻，与台湾是处在敌对关系上，一提起台湾，使人想到的就是血与火，就是反革命、特务……我无法希冀能轻而易举地得到理解。像老吴现在这样来同我和颜悦色地谈话，已是难能可贵的恩惠了。我心里七上八下、五味俱全。但已经体会到有一种危险的征兆出现了！

    我回到家里，闷闷不乐，晚饭时，饭也吃不下，母亲敏感地发现了我的异常。这一向外边大张旗鼓搞运动，大喇叭整天哇哇响，宣传画、漫画和标语、口号贴满一墙，街道里弄中也一样在学习，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政策。她找机会单独和我在一起时问我为什么不高兴，我坦率地告诉了她。她也叹息，她懂得有台湾的关系现在是多么可怕，却也懂得我的性格与为人，了解我同起凤的互相深爱。因此，她只好叹息了一声，又叹息一声，竟不知如何劝解我才好。

    漫长的时光，烦躁的心绪。我照常紧张忙碌地工作，但运动的学习每天都占半天时间。起初，我并未成为目标，有一天，却忽然使我感觉到脊背发凉，我成为“目标”了！不过，还是比较客气，是小范围的“帮助”，而不是大范围的追逼。用的是和风细雨的谈心方式。

    但，几次会下来，没有成果，情况渐变，我感到空间狭窄而缺氧。老吴是一直参加的，还有P、W、S及老黄一共五人。这当中，老吴、老黄仍是态度平和、善意劝导性地讲话；S是位女同志，温和且富于同情心，基本不发言；P则像打手似的铁青着黑黄有络腮胡的脸，两眼敌视，语气凶狠，说话“左”得不能再“左”；W是P的同路人，只不过讲话时声音低半拍。后来知道，P和W都很想替代我的工作。据说，在一次未让我参加的小会上，P和W都提出：他有工作能力，但政治上不行！不能信任和重用！认为信任我是错误的。但老吴回答：信任产生于了解。过去在国统区工作，如果对人没有了解和信任，那在白色恐怖下，我们做地下工作一天也活不下去！P说：他有台湾关系！群众会有反映的！老吴说：不能不让人革命。当没有解放区的时候，我们的人原来都是生活在白区里的。革命总是多些人好！当年他给党做过不少工作，政治上有陈展同志作担保。陈展对他有很深的了解。……这样，P才说：那，你们决定吧！

    现在，P对我严肃得冷酷地说：你在恋爱上搞了这么个社会关系，怎么行！？我劝你赶快悬崖勒马！他的阴冷口气令我窒息。

    我年轻气盛，那是为了爱可以付出一切的年龄，我对P很反感，不会因在爱中受伤就失去了爱的勇气和对美好的追求，我横着心顶撞：我是在革命队伍中不是在悬崖上！

    P狠狠地说：男女双方的结合归根结底是政治的结合。她在蒋匪帮那边，你不一刀两断就是敌我不分！你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恋爱至上观点！你很危险了！

    老吴、老黄和S有的沉默，有的平淡而并无同意他的表示，我诚实地顶撞P说：我没有因为爱情而放弃革命或损害革命！无产阶级难道就不应当忠贞于爱情？……

    P居然更凶了，说：你是个在爱情上迷了路的人！革命是绝对不能要这种爱情的！要这种爱情就不能革命！二者只能选一！

    尽管有难以抗拒的压力笼罩着我，我仍决定走自己认定的道路。我说：要我不革命是不可能的！要我放弃我的未婚妻也是不可能的！革命和爱情我都要！为什么不能都要呢？

    P一本正经地说：不可能的！他忽然拍着桌子用手指着我鼻子说：“看你这个样，哪像个干部！你是个大浪漫！”

    他对我只有残酷打击，没有同情，使我厌恶。我想：什么大浪漫！我对事物的理解有着浪漫的崇高，你这种粗暴的人能有吗？……但我没说。

    老吴见我十分气愤，他要掌握会场，语气平和但很沉重地说：老王，你冷静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你看过，保尔和冬妮亚的爱情，那应当对你有启发。

    我们劳动出版社，当时由我终审签发出版了菡子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缩写本《保尔》，发行量很大。我也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说实话，保尔的一切都使我感动、钦佩，但对他同冬妮亚的爱情，我却有一种异样的不释和遗憾。冬妮亚给我好印象，我觉得她很好很可爱，为什么却要把她目为资产阶级小姐而在她与保尔之间划一条鸿沟呢？为什么革命和爱情二者就不能兼得？只能弃一个就另一个只机械地从阶级上分野呢？

    听到老吴的话后，P又来劲了，说：我们要从政治上阶级上考虑。你的问题在于立场！我认为需要多对你进行帮助。我建议在这个过程中该暂停你的工作！你也应立即停止与台湾通信！

    面前像出现了一片能将人吞没的沼泽地。

    我痛苦极了，豁出去了似的说：我不认为我立场有问题，发到台湾的信每封都给组织看过的。停止我的工作，我想不通。难道只有我同我的未婚妻一刀两断才是革命者应有的态度，而像我现在这样就是错误？

    P说，想不通就再想想！革命，懂吗？这是高于一切的！

    W也帮腔说：我同意老P的意见！老王必须当机立断！要革命不能连这点牺牲都做不到！

    我在心里从来就没有否认过革命高于一切，但我不能接受的是把革命同爱情无端对立起来。

    我的脸烫得像火烧，感到委屈，也感到无奈，最后，老黄和S讲了些劝解性的话，我也没听清，“帮助会”的高潮就算结束了。我心里有一种感觉，像在茫茫大海里沉浮，不知深浅，看不到边，有大风浪，水下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也弄不清。我变得满腹心事，心情沉重。

    我开始较为深刻地理解到革命的艰难。

    我偏激地暗忖：要我放弃起凤，我这辈子心灵将永远蒙上阴影！心里杌陧，我想大叫，疯狂地想：让我死吧！大不了死吧！……幸好P还不是上总和文教部或劳动出版社的决策者，建议未被采纳，我工作一直在干。

    一天，我找到文教部部长纪康同志。纪康同志原名季寿祖，苏北人，在上海邮局工作过，抗战期间做过很多抗日工作，与工人运动关系密切，在苏北解放区也工作过。解放战争期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主编工人刊物《生活知识》，这刊物起了很大作用。上海解放后，他任上海市政交通局党委书记、上海总工会筹委会常委兼文教部长。他是个严肃冷静，但是讲话时带有微笑的人。长期的地下工作经验使他既有很强的阶级斗争观念，也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因此对起凤与我的关系能够理解。他详细问清了情况，表示同情，但劝我应当从实际出发处理问题。他没有驳斥我的既要革命又要爱情的思想。认为这两样都要当然好，但他说恐怕不容易做到。他不主张粗暴地批判我，但说希望我多思考思考该怎么办，叫我有事可以同吴从云同志多谈谈。他的方式方法使我比较心服。后来他调动工作了，文教部部长由李家齐同志担任。家齐同志是高级知识分子，原是上海邮局的高级职员又是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他立场鲜明，但很讲政策，处理知识分子的问题从不大而化之。因此，我深深感到自己的幸运。我这个烫手的问题暂时搁浅。只是，我耳边总回响着P的声音，眼前也总看到P那难看的脸色。像是重荷压肩，老在思索着革命的艰难和我面对的尴尬。

    二

    往事如烟，但镌刻在心上的事永生难忘。

    我是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初秋在四川江津同凌起凤正式交往的。那时，我们都是十八岁。我在父亲去世后万里迢迢从沦陷了的“孤岛”上海来到大后方，在江津投奔我的堂兄王洪江，就在江津国立九中高一分校高二插班上学。江兄是律师，江嫂凌伯平就是起凤的大姐。起凤的父亲名昭字铁庵，属于国民党的元老辈人物，安徽人，同我父亲也是旧交，见了我特别慈祥、亲切。起凤是她最小的女儿，排行第七，大家都叫她“七姐”。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我第一次到他们家里去，在客厅里见到她时，我站起身来，她礼貌地大大方方说了一声：“请坐！”就不知去忙什么事去了，给我的印象是聪明、文静而且漂亮。她与我先后在国立九中同学，从那开始，我们就相处得很好。我上学是在江津城隔江对面的德感坝，离乡背井的流亡游子渴望有家的温暖，每到周末，我总摆渡过江到江津“鼎庐”他们家去玩。

    那时，他们凌家住在江津东门外的“鼎庐”里，那是一幢有着一道深灰色围墙的西式平房。在抗战时期，算是很好的寓所了。

    在他们家里，常有些下江的年轻人聚会，我们有时一同唱抗战歌曲，有时开了留声机听广东音乐，有时一同回忆江南，回忆家乡，回忆南京和上海，心头常涌起流亡的苦痛和抗日的激情。

    他们一家都喜欢我，不过那时我与起凤还没有谈到爱情。后来，我高中毕业考取了重庆北碚复旦大学新闻系，每次回江津，也总在他们家盘桓。

    起凤的母亲去世得早，她的二姐仲正当时主持家务。她善书画，曾在日本生活过一段。她嫁给了飞行员黄葆荃，但在一次日寇轰炸重庆的空战中，黄葆荃驾驶的战斗机从白市驿机场起飞时负伤，他用飞机猛撞敌机，机毁人亡。二姐得知噩耗后，不久即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二姐生前风姿绰约，异常美丽，上街时街上的人常常惊讶她的美丽会招呼许多人跑过来看她。有一次，我陪二姐上街，一家商店里的人都拥出来看她，我说：二姐，你真漂亮，你看，人家都出来看你了！二姐朝我笑笑，用眼指指说：你看，我们家七姐才真漂亮呢！我顺着她的眼光，恰巧看到起凤从对街迎面走来。她穿一件蓝布旗袍，手挽一件绿色塑料雨衣，朴素却有一种高贵的气质，确实好看。天下事就是这么怪。从这天开始，我注意到起凤确实十分美丽，是一个心地纯净得不掺杂质的姑娘。她从不着艳装，也不多打扮，却使我钟情倾心无可更改。

    而引起她对我注意的是有一次她父亲突然问我：诸葛亮的《出师表》中提到过将军向宠，这向宠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我因为读过陈寿的《三国志》就回答说：《三国志》上有向宠的传，在火烧连营寨时，蜀军都乱了，但向宠率领的部下全部完整有序地撤退，毫无损失，所以刘备夸赞他能干。这引起了她父亲和她对我的重视。

    那时，在江津有位安徽出名的博学的老先生名叫郭寿康，我与两位同龄人同去请他讲授古文，老先生讲得精辟生动，但同去的朋友对文学无兴趣，一次听他讲课时竟睡着打起呼噜来了，郭老先生颇为生气。命题作文时，我的文字较好，背诵课文时，郭老先生也欣赏。于是，他逢人就夸我，还用“倜傥”两字形容我，使起凤一家对我也刮目相看，有了好印象。

    年轻的男女在一起，产生爱情是很自然的。她有冰雪聪明妩媚美丽的一面，也有大家闺秀的一面。为人善良平和却又解人心意，并且幽默风趣，同她在一起就有一种心灵上的愉快。我第一次向她表露感情是在抗战胜利前夕。那时，抗战八年了，我在北碚读复旦大学，有爱国的情愫，但离乡背井孤单寂寞，心情寥落，常想念江南。我童年在南京长大，秋天常到栖霞山看红叶，在北碚也爱去缙云山游览，曾在那里拜见太虚法师。他五十多岁，被视为佛教的新派代表人物，抗战时期曾率国际佛教代表团出国访问，争取国际佛教徒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他对抗战是坚定的，认为佛教徒也不应消极出世。有人嘲讽他是“政治和尚”，我当时认为他对抗战的态度很对，深刻的印象一直留在脑际。而葱茏的缙云山风光当时给我的印象也很深。正是这些回忆与游子的感慨，加上对起凤的爱情，所以玩笑性质地戏填了一首词，只是没敢把词拿出来给起凤或别人看。一次，在“鼎庐”玩，起凤突然笑着对我说：“你在北碚上学，怎么常回江津，影响学业不？”我胸中荡漾着年轻时的风花雪月和产生初恋时的甜情蜜意，就冲动地将戏填的那首长短句抄在宣纸上悄悄送给了她。那词是：

    一天香云绕碧山，

    心随鸟飞烟散。

    只因庭园残，

    爱上禅林凭栏杆。

    起家立业在江南，

    凤舞龙蟠钟山，

    而今栖霞岭，

    已经七度血斑斓。

    我用宣纸录了这首词，在无人注意时递给起凤。那是一个初冬的夜晚。我这首词，每句第一个字连起来就是“一心只爱起凤而已”，她聪明，看出了我的机关，当时微微一笑，一双如湖如水的眼睛平静无波，并未退还，但也无表示。

    时光滔滔，似水流年！

    以后，抗战胜利了。由四川回到下江，我们在上海、南京又常在一起，了解加深，感情也加深。我们有时徜徉在灯火辉煌的霞飞路上，有时在轻音乐悠扬的咖啡馆里谈心。落雪的日子，我们在法国公园里迎着飘飘的雪花散步。雪花落满她长长的黑发，像给她戴上了一顶灿烂的银冠。然后，出了公园，我们用身边的零钱沿途一个个递给老年的乞讨者。……那真是难忘的记忆。终于，在她随家去香港前，我们订了婚。

    我是极不愿意她去香港的。但她随家不能不去。她对父亲又极为孝顺。而我，又无法立刻同她结婚使她留下不走。因此，她去香港我十分难过。只是我将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以为从香港回来是很容易很方便的。我完全想不到她随家去香港后过了一些时日，她家竟去了台湾。一道海峡无情地将我们分开，竟形成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分离局面。

    我心中有如寒凝大地，一片萧瑟。本来，我们分别时，曾经山盟海誓。我对她说：这道难题这么突然地从天而降，我真像挨了一个晴天霹雳。我问你，如果我们分别了，我哪天写信要你回来，你会立刻回到我身边吗？那时，我想得十分幼稚，只认为她随家到了香港，由香港回来是很方便的。

    她的眼睛亮汪汪，点头说：我会回来的！

    我觉得我能捕捉到她的灵魂的存在状态。临分别时，我又向她说：记住，我写信你就回来，永不变心。

    她凄然如同宣誓：永不变心！

    我们后来就像在梦幻中似的分开了。但谁知天下事总不如主观想象中那么单纯。她这一去，我们的再相见突然演变得成为完全不可能了！

    天下最遗憾的事就是当我们失去的时候才知道过去曾经拥有而未十分重视甚至未曾介意，当那种幸福来在身边时我们却已错过。

    有天晚上，母亲在替我缝补袜子，灯光照在她那睿智但是憔悴的脸上，她略带慈爱地叹了一口气。我心中似能明白她想对我说些什么。半晌，她终于说：我想得很多很多，你是我的儿子，七姐我也爱她，但你想过没有？现在的情势这么严峻，你们虽已订婚，但你们的事已经不好办了！你们怎么可能结合呢？这太难以想象了！……母亲是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她对子女历来慈爱而有原则。抗日战争时期，她仇视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时期，她思想倾向进步。由于她解放前替地下党保存文化有功，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还给她颁发过奖状。

    未等她说完我就说：妈！当我同她相爱并了解后，互相都有道义上的责任。这种真正的爱情，只能在每个人的心上降落一次。我们互相信任，我了解她。她答应永不变心，我不能违背心灵的真诚和人格的坚挺，我可以等待……

    妈没说别的，只告诉我：今天下午，陈展来过，他就是来谈你这个问题的。

    陈展是我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认识的地下党员。抗战胜利后，为掩护他，我通过七姐将他南京的户口报在她家里，上海的户口则由我报在上海我家中。陈展在上海时和到南京时，也常到凌家坐坐。做过地下工作的人都知道，那个社会的事和人际关系都很复杂。起凤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可是他主张抗日，也反对内战。他是国大代表，但他利用他的地位援救过身陷囹圄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陈展平日叫他“老伯”，叫起凤“七姐”。当南京的派出所查陈展的户口并了解情况时，凌老伯将他们吆喝走了！1948年，陈展在上海搞地下兵站被特务逮捕后，起凤特地陪父亲到上海，多方设法营救。当时，由于陈展被押解到苏北南通，由第一绥靖区军法审判，营救未能生效，但终于由我陪同母亲到南通，用金条将陈展的“人头”买了下来。陈展保释出狱后，重返苏北解放区，以后随解放大军回到上海，做了上海钢铁公司的总军代表。由于我们有一段好几年同生死共命运的交往，他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对我对起凤都很了解。如今在激烈的运动高潮中，他自然关心我的前途和一切。他找过我谈话，要我从实际出发同起凤一刀两断，说：“我是了解七姐的，但情势如此，我只能劝你从实际出发，台湾一时是不能解放了，你们的结合也是不可能解决的了！从你和七姐双方考虑，你们都该实际一些，互相为对方多考虑，大家可以解脱……”

    但，我回答他：一个人的感情历程是他品行的最好鉴定，我不能自私地毁约！我奇怪，为什么革命和爱情二者不能兼得，好像我要革命，就必须同她一刀两断，而如果我要爱情，就不能革命！

    陈展用近视眼镜下两只略带警惕性的眼睛瞪着我。他1932年入党后，在白区工作多年，被捕不止一次，受过种种酷刑，身体不好，眼睛里常露警惕性也是他工作养成的习惯。他说：我相信你，也了解七姐，但我确实不赞成你坚持要维持这个台湾关系。爱情固然重要，事业更重要嘛！你组织上找过我不止一次了！意思就是要我劝你同她一刀两断，甚至有人说，可以为你介绍一个非常好的女党员。我们这里也有同你很般配的女同志，你们可以志同道合地并肩干革命……

    我没容许他说下去，就拒绝了，说：我不会要的！我也不会放弃的！

    话是谈僵了！所以陈展来找母亲谈心，让母亲劝我了。当母亲告诉我陈展找她谈话后，我立即说：我能猜得到陈展同您说了什么，但我宁可死，也不会同意的！

    听我说到“死”，母亲不再说了。那个阶段，我大学时期的同学好友王善本爱好越剧，他也会写越剧剧本，曾将鲁煤等写纺织工人生活的话剧剧本《红旗歌》改编为越剧剧本在劳动出版社出版，因为上海工人中喜爱越剧的特多。他陪我看了范瑞娟和傅全香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那的确是一出十分美丽的戏。从十八相送到楼台会，又到化蝶，无论情节、唱词抑或舞蹈，都使我触动神经。看后，我有特殊的震撼的感受，说到“死”，同这也有关系。母亲明白我的个性，她的人生阅历也使她了解，在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男女恋爱问题上是常会像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事那样破釜沉舟的。我说出“死”字，不是吓唬谁，更不是胡乱用词。母亲叹口气，就什么也不说了。

    起凤给我来信，有时附寄照片，有在阿里山游览时照的，有在她家花园里照的。她的样子雍容华贵。但照片我也不留下都连同信件一并交了上去。我向组织敞开心扉，毫无保留。

    上海总工会面对黄浦江边。在我这十分苦闷的阶段，中午休息时间我常与善本及其他同志到外滩江边散步。心情郁闷，有时有蒙蒙雨雾，沐着江风，看到江水潸潸流淌，能够抒发些胸中的块垒。这时，一位女同志X有意无意地同我一起散步。有时似是偶遇，有时是她约我。她为人极好，工人出身，但有文化，长得也俊秀。有一次，老吴对我说：X还没有对象，她喜欢知识分子……什么意思？我也不去多捉摸，但感到他不是无心说的，但却引起我的注意，使我想起了陈展说的那些话。同X散步，互相都并不多谈什么，只要触发起对起凤的思念我的心里就烦透了！我认为X是会体悟到我的心情的。她丝毫未表露什么，却依然大大方方地对待我，而且我会感觉到她对我的同情和关心。只是，以后她未再约我散过步了。

    许多个夜晚，都是不眠之夜，我辗转反侧，面对黑暗和虚无，心里叹着气。我怎么办呢？那时常有夜雨，我总睁着眼在黑暗中看着窗外，什么也看不见，但听得见淅淅沥沥的雨声，那种感觉，至今想起仍是新鲜。有什么好办法呢？形势这样严峻，运动这样火爆。有两次，又开我的“帮助会”，不但P依然杀气腾腾，一次再次地拍桌子敲板凳，连老吴也自我批评说自己右倾了，改变了和缓的态度，紧逼并无情起来，说起凤去了台湾，就是站在反革命一边了，说我不一刀两断，实际上就是同反革命同流合污。总的目的就是一句话：立刻一刀两断！只要一刀两断，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老吴对我说：老王，在革命和个人利益关系矛盾时，绝不能牺牲革命的利益满足个人的利益，而只能牺牲个人的利益维护革命的利益！你说你革命和爱情都要，实际你是只想要爱情，为了爱情可以放弃革命。……

    我大声说：不对！如果我不要革命，那我为什么不去美国或者台湾？美国大学里的奖学金都答应给我了！是我自己放弃了的！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他的话当然不错，但我思想不通。见我脾气犟得要命，也许怕逼出人命不好，领导上宽宏大量容忍了我的顽固，把我的事暂搁在一边，只偶尔由老吴同我关心似的谈谈开导一下，态度和缓而耐心。

    心里老是空荡荡的。只要不失眠，睡着了我常会梦到蔚蓝的大海，白浪滔滔的海峡，更常会梦到起凤。那有时是甜蜜的梦，有时是恐怖的梦，以前同在一起时种种情景的梦使我甜蜜，古怪的噩梦使我恐怖。梦醒后，什么也模糊了，只感到黯然神伤，心跳、心悸、紧张和疲惫。

    这期间，起凤信少了，而且写得极短，只是在老套地问问好。什么原因？我可以想象得到：绝不是她变心或别的，而是“镇反”运动等的报道震慑了她。她担心我，怕连累我，所以才这样的。虽然她的信少了，但读到她寥寥数十字的短信反而更加深加重了我的思念。我们年轻时，会唱一支黄自谱的歌《燕语》，歌词中有这样一些句子：“君莫问别来在何处/君莫笑画梁依附/君更莫虑旧时巢/受尽风风雨雨/我但愿共春同住/我但愿主人无故/我便从头筑起新巢/哪怕辛辛苦苦。”想起当年唱的这支歌，我心情凄黯无比。厄运笼罩，我不怕我自己倒霉，我只怕因为我的毁损而招致起凤毁损。

    该怎么办呢？夜里失眠我思索着答案，白天工作我也想着这问题。我确实想到过死，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什么都轻松了，什么都不管了！但想到我要做一个革命者的初衷，想到起凤，想到母亲和家人，我理智地否定了这个廉价却容易的方法。我觉得既然要革命又要爱情，就该在这个目的下努力找出钥匙来。这答案其实也简单：维持现状解决不了矛盾，解决矛盾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现状——让起凤回来！我意识到她要回来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她不是在香港而在台湾。这等于把皮球踢给她把难题推给她了！她能不能突破这一关呢？我一点把握也没有！但我知道，我们有约在先，只要我去信，她就是面前有九九八十一难也会挺身前行的！但台湾有严厉的进出控制，她家里能同意她回来吗？当然，我估计，依她父亲的地位和人事关系，她也许能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但水有多深，事有多难，谁料得到呢？

    我不但为自己设想，也为起凤设想，不愿使她为难，不愿使她伤心！但不这么办又怎么办呢？

    那天，我终于把这决定——写信要起凤立即回来——告诉了母亲，同她商量。

    母亲仍是叹气，说：好是好，只怕不容易办到吧！最后，我们都沉默着，半晌，母亲建议：找陈展去商量下吧！

    我去到陈展那宽敞明亮的大办公室里，同他商量。他吃惊地瞪着眼说：叫她回来，这想法固然不错，但不切实际啊！能成吗？

    我确实也无把握，只能回答：我想她会努力办的！我们有约在先，她是个讲信义有血性的姑娘……但我也不禁无把握地说：当然，这一定很难！非常难！……

    陈展斟酌了又斟酌，说：你找领导上谈一谈吧！看看他们怎么说。我也同他们通通气！

    我去市委宣传部找了白彦副部长，他比我年长五六岁，是延安时代入党的老党员，早年在延安担任过抗日军政大学政治教员，在三野担任过军职，参加过济南、淮海、渡江和解放上海等战役。他为人朴实沉稳。平时我去市委向他请示工作时，对他印象极好。他也没有架子。听我讲了情况，他说了很诚恳的意见：首先建议我放弃，后来表示我可以试一试。但他认为可能办不成，劝我应以革命为重。但和蔼的态度和亲切的语气使我感到温暖。

    这样，我就找了老吴，把我的想法说了。

    老吴听了，忽然说：啊呀！你这想法真像开玩笑一样！叫她从台湾回来，怎么回来呀？你认为有把握吗？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我硬着嘴说：我想，她会努力办的！

    老吴摇头：怕不好办呢，《四郎探母》这出戏你是知道的，这不成了四郎探母差不多的事啦！

    那时，京剧中的《四郎探母》等节目均已被作为糟粕剔除、禁演，《四郎探母》是作为政治上敌我不分等理由挨批判的。听他这么说，我心里发凉，闷不作声。

    幸好老吴知冷知暖地说：老王，这样吧！我把你的想法向上反映吧！

    这时，已是1952年初春节时分了！“镇反”正在谨慎收缩，处理积案，“三反”打虎高潮已过，“五反”还轰轰烈烈。我等待着上边的答复。有一天，我去找陈展，他对我说：你的领导又已找我谈过你的问题，据说有人认为你要这样做很好，有人则认为不现实必须要你死了心一刀两断才行。现在仍在研究。陈展说：党对你的问题可说是十分慎重、十分讲政策了！像你这种情况的人实在太少，革命队伍里也许就你一个，谁也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怪事。你也别心急。现在他们忙得很，让他们研究研究吧！会给你答复的！

    我等了些天，依然没有回答，我想起了刘长胜同志。

    长胜同志是山东海阳人，他是个传奇式的人物，1922年在苏联海参崴当码头工人，1927年加入苏共，后转为中共党员。1935年共产国际为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由他带密码回国后送到中共中央。他化装商人历尽艰险完成任务。后来他到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主任。抗战爆发后他到上海恢复和重建中共地下组织。他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日寇投降后，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进军上海，他被任命为上海市委书记、上海特别市市长，后来形势变化，取消了上海武装起义的行动计划，他留沪协助刘晓同志一起主持地下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及上海解放前夕，他领导上海地下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斗争，为配合解放军胜利解放上海做出了特殊贡献。上海解放后，他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并先后担任华东局常委、工委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及上海总工会筹委会主任，1950年2月在上总第一届委员会上当选为上海总工会主席。

    这时，我就冲动地写了一封信给长胜同志。我曾替长胜同志起草过好几次例如《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等的讲话稿，见面时他总是很亲切。我在信中说了我的情况及想法，告诉他我认为既要革命又要爱情是可能的，没有错。我引用了古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话，我说希望争取起凤回来，好一同参加革命……

    不多天，答复真的来了。老吴单独找我谈话，说：你给长胜同志的信他看到了，你的事领导上慎重研究过了，肯定你有这样的想法是好的。想法争取她回来吧！但就怕想是这样想，实际却办不到。无限期地拖下去，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也不是办法。所以，你该有个承诺。要求她今年“五一”节前一定回来。如果不回来，那你就该一刀两断！这样，对你对她都是仁至义尽了！你总不能再不讲理了！你说呢？

    真是波折太多了！我何曾想到会要有这样的承诺！？

    我心里七鼓八镲、忐忑不安。再讨价还价吗？当时我意识到领导上对我确实是既特殊又合情合理了！我还该怎么样呢？我觉得像P那样一些残酷打击的话能毁掉我的生命，而好几位领导同志那种讲政策知冷知暖的话却会愈合我心上的伤口，使我看到前进的路。这时已是2月底了！时间确是很紧促了！但我还能怎么样呢？我只能硬着头皮说：好！我立刻给她去信！

    我去找陈展，把情况告诉了他，又回去把情况告诉了母亲。但我心里面老是在嘀咕：万一起凤回不来怎么办？天下事难以预料，这时节从台湾归来，可能是谁都想也不敢想的事，倘若她回不来，我就真同她一刀两断了吗？是的！我已等于向领导上做出了承诺，但我明白：如果起凤不回来，不是她舍弃了我，而是她无法回来，那我能负心地同她一刀两断吗？这真是两难的局面！我是死也舍不得这样同她一刀两断的！但我承诺了老吴代表组织向我提出的条件，我能怎么办？那我只能停止同她通信，但我绝不会另找对象。我将会终身不娶！自然，这都是内心活动，我用一种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态度，面对现实，对什么人也没有透露。我要在革命和爱情两方面都对得起！

    夜间，我立刻写信。写到深夜。我同起凤往昔在江津相处时，曾热衷于阅读屠格涅夫的小说，特别是《前夜》和《贵族之家》。《前夜》那位保加利亚的革命者英沙罗夫和俄罗斯姑娘叶莲娜的爱情故事令我们深深感动。我写信时，谈到英沙罗夫和叶莲娜，这她看得懂。叶莲娜为了英沙罗夫离家，与父母永远告别，叶莲娜和英沙罗夫间那种理想的爱情，以及叶莲娜纯洁高尚的女性之爱曾给我们当时的青年男女极大的感动和满足。我在信中隐约地用怀旧的方式暗示她效法叶莲娜。因为怕遗失，信一式两封，一封我让在香港的施懋桂、柏美伦夫妇代转台湾给起凤；一封我让王鹏程、邹金凤夫妇代转台湾给起凤，为的是一封遗失还有另一封可以到达。我要她在“五一”前一定要回来结婚。我用沉重的语气说：生命犹如单行道，没有回头的机会，如果你不回来，我们今生将永远不能再见面了！结尾我一连写了好几个：你一定要立刻回来！你一定要立刻回来！……

    第二天，我便将信送交领导，但这次出我意料，老吴说：“领导上对你是信任的！不用看了！你快发出就是！”

    于是，我冒着淅淅沥沥的冷雨，亲自去到北四川路邮政总局将信用航空寄发到香港。回来后，想想不放心，怕信件检查被扣留或不幸遗失，又一式大致照原样写了两封信再次寄出。

    发出了信后，我又决定每隔几天再照样寄发类似的信，力争起凤在“五一”前能够回来。

    我历来喜欢唐诗宋词，陆游的《沈园》二首及那首《钗头凤》熟记在心。那个阶段，想起往事，心中常默诵：“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不禁潸然。但又暗自谴责，一个革命者，沉浸在这种小资产阶级感情里怎么可以！？于是，强自振作，摒弃不想，用积极工作排遣心绪，心里总处于亢奋状态。

    真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啊！我们这爱得死去活来的情谊！我在寂寞中等待，确实似有把握又毫无把握。我每天工作之余，读马列主义的书排遣，那是一段心情矛盾十分少有的特殊难熬的时日。

    三

    起凤在台湾是3月里收到我要她在“五一”前回来的信的，而且信收到一封又一封，都是同一内容，急促而严肃、坚定而冷峻。她最不放心的是我的安全，她怀疑我出了什么事，可能已面临什么危险，要不然绝不至于用这样的口气、这样的要求来表达。用她的话说，当时收到信真如晴天霹雳，变得眼前昏天黑地了！

    一些年后，她根据刚回来时写的材料记录下这一段回忆，写了她在台湾及收到我信后的情况。我现在将她写的这段回忆照录如下。她是个感情上比较含蓄腼腆的人，叙述也失之于简略，但为了存真，所以我认为用她写的比较合适：

    ……那时，我在台湾监察院于右任老人手下工作。至台湾后，作为国民党政权中央一级机关的监察院，实际还不如台湾省的下属办事机构。办公的地点起初借台北车站前的七洋大楼里的几间房屋办公，开会时另借济南路的礼堂，而院长办公室及住处则在中山北路的一幢楼房里的一间屋子，办公条件很差。我们的办公室与闽台监察使署毗邻，于右老当时总在家里办公，住处是那种日本式榻榻米房屋。进门后，右边是花园，左边是他住处。他睡的房间很小，会客和他写字的房间大些。父亲和他是老朋友，抗战前及胜利后，我曾陪父亲在南京宁夏路二号看望他。他有时也来看望父亲。抗战时在重庆，也在上清寺住所见过他。在台北，我进监察院，也是于右老主动让我去的。

    我称呼他“于老伯”，对他印象挺好，主要是因为他是个和蔼的长辈，而且他与父亲相交颇为知心。有时单身一人坐着汽车就来看望，有时还拉父亲同到小北方馆子里谈心吃面片。他仪表威严，满腹经纶，善诗词，又是书法名家，一笔草书，形神俱备，飞扬洒脱，以简漫稚拙出之，有独特风格。他叫父亲的字“铁庵”，父亲则习惯叫他“老于”。两人很谈得来。那时，总不外谈些思念大陆并叙叙年轻时反清讨袁等往事。有时两人一同感慨。父亲总说他廉洁。每次他来，我总要泡一杯香茗递到他手中，他常会说：“好！好！”

    那个所谓“监察院”，实际并没有多少事干，由于父亲双目失明，我可以不定时地上班，迟到早退也无妨。我不喜欢特殊，所以在院内总是避免与于老伯多接近，仅在见到面时，轻轻叫他一声。而且，他说话的声音闷而低沉又是陕西话，有时会客，不是知己，他话很少，只是用手捋着大胡子，一下又一下。有时星期一，早上做纪念周，他给大家开会讲话，我也总觉得没有听到多少内容，有些话也听不清。

    1951年的2月旧历年前夕，他大病了一场，是中风，卧床一个多月。他那时在台湾，很寂寞。病前身边只有一个由大陆刚送去不久的幼子于中令，十多岁，是个长得很清秀的孩子。他的老高太太和大女儿于芝秀等都留在大陆没有去台湾。大儿子于望德在国外，原来的秘书李祥麟也留在四川未跟他走。他身边换了个年轻的副官照料生活，那次大病，拖的时间很长，“监察院”的工作人员和他的友人们差不多每天都要去看望他。他躺在房里床上，去看望他病的人除极少数人外并不会见，都在外边签名本上签个名表示心意，但每天副官都把签名簿拿进去给他看。

    这当中，有一天，他的病似乎略为好些了。他要给大家见面讲讲话。可能因为他说话费劲，未到大会议室讲话，就在二楼上一间房里听他讲。那天，秘书长杨亮功也在，我们几十个人就都站着听。他坐在一张圆藤椅上讲话，非常吃力，声音颤抖，手也颤抖，大家估计他是来作临别讲话的。讲的内容大致是要大家忠于职守廉洁自律等。话讲得不多，因疲惫就未再讲，而被搀扶回住处了。那年他七十三岁，大家估计他的病可能要摧毁他了。但却没有，春天以后，他却一天天又好起来了。

    他的病渐渐好后，又常常写字。1952年初，有一天，我陪父亲到他住处看望他时，他正写字，放下笔，我说：于老伯，您应当写幅字送我！他笑着点头说：行！但又说：等我以后写给你！他桌上文房四宝和一卷卷一叠叠的宣纸很多，向他求墨宝的人不少。说实话，我向他索字，也是一时兴起，未想到他却已牢记住了。

    以后，发生了一件事：我在上海的未婚夫王洪溥不断写信经过香港转到台北，要我立刻回大陆，这使我万分为难。一是父亲年迈，我舍不得离开；二是当时大陆正在镇反，台湾报纸上连篇累牍报道镇反的情况，有不少耸人听闻夸大失实的报道。我想：我回去能行吗？三是那时台湾控制人员外出十分严格，到香港也要两家铺保并要被批准，我能走得成吗？因此，我痛苦不堪。父亲知道我心，而且他是位讲信用的人。我既已订过婚，他又喜爱王洪溥这个女婿，他明白：如果我不回去，这件婚姻就毁了。因此，他开明地说：你是个单纯的女孩子，没有政治色彩，也不是为政治问题来去的。我想你回去是不要紧的，在这里也不应出大问题。为了你的幸福，爸爸让你去。只是，你于老伯那里，你不能随便一走了之。瞒他不好，找个机会你听听他的意见也好。……

    我痛苦得无法形容，日夜不安。那时，为了爱情我觉得再大的牺牲我也可以付出，主要是不忍离开父亲，但父亲最爱我，他为我思考得十分周到，他总说：想来想去，还是让我先到香港然后再回上海是最佳方案。我就开始做好准备。

    4月11号那一天，是于右老七十五岁寿诞，父亲让我送一些水果和海味给于老伯祝贺生日。当天，客人多，没有谈话机会。次日下午，于老伯派副官来说：院长有事请凌小姐去！我去到他那里，见他是把写好的一幅字拿给我看。他说：我想了又想，给你写了。也许你喜欢诗词但我写了段话给你，勉励你！

    于是，我看到他写给我的一幅字。当时，他念给我听了，原文连署名一共三十九个字：

    庶华仁仲正之（注：我又名凌庶华）

    光绪十八年七月孙先生在西医书院毕业

    各科学业成绩大部分都是满分

    于右任

    如果不是他亲自念给我听，有些草字我真不认识。他似乎对自己写的这幅字很满意，说：这字写得好！又说：我同你父亲都是孙先生的追随者，都是老同盟会员、革命党人！我是勉励你好好学习，年轻人哩！……于是，他讲了孙中山先生1892年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在澳门、广州行医，后来到檀香山创立兴中会的事。

    等他讲完，我接过字，谢谢了他，踌躇着说：于老伯，有件事我想告诉您。父亲让我听听于老伯的意见……于是，我把我的事讲了，并且坦白告诉他王洪溥的父亲王开疆于老伯您也熟悉，他在法官惩戒委员会时做过您的秘书长……

    他听了点头，但坐在那里沉默半晌，捋着须，不作声，后来叹一口气说：唉！多少人家都不团圆啊！又突然说：回去安全没问题吗？

    这问题我也无从回答，但当时我却回答：我想没问题！

    他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却像疲劳似的坐在那儿闭上了眼。我心里想：他是不能表态的呀！他能怎么表态呢？反正，他知道了，没有反对，也就是表态了。他谈到了安全，也说明他对我的关心了。

    于是，我告辞。我说：老伯，我将去香港一次，我会办请假手续的！

    他睁开眼来，又叹了一口气，但点点头。我告辞时，他伸出手来。平时，他并不同我握手。但这次握手，他的手是温暖的。我觉得他有一种同意我走的含意在内，也有握别的含意在内！

    后来，我办好了出境到香港的手续，急匆匆给王洪溥写了信告诉他：我正在做准备，估计不日就可以到香港。接着，坐飞机到了香港，又由香港在7月间到了上海，同洪溥团聚完婚。

    起凤的这段叙述是写得非常平实的。实际上，她是抱着牺牲自己救我的命的态度离开台湾回来的！多少年来，她总不愿去触动那段永生难忘的奇特而伤心的遭遇。其实，当时她几乎每天都在以泪水洗面，她当时每时每刻都像驾着一只小舟在惊涛骇浪中翻腾。她尝够了一个小人物在大时代里既无法左右情势，却又拼命想主宰自己命运的挣扎。当她取得两家铺保，拿到了台湾“警备司令部”批准出台的证件坐飞机抵达香港后，她既牵挂着在上海不知什么情况的我，同样牵挂着在台湾的年迈的父亲。人情之常如此，她感到前途茫茫，就像漂浮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一样，不知自己会不会被海水和浪潮吞没，也不知她是否能同我见面，更不知她以后是否还能同老父见面。

    她在“五一”前夕如约到了香港。她住在王鹏程夫妇家中。他们只以为她是到香港来购物和玩耍的，用对待上宾的态度对待她。她没有透露她到香港的目的。但她一到香港就又给我写信告诉我她已经飞抵香港的消息。

    我是在干熬苦等中收到她从台湾发来的信件的，并且瞬即又收到了她由香港发来的电报和信。这不啻喜从天降。我喜出望外却又能料想到她的为难。母亲和陈展也为我高兴。这时，离“五一”限期已没有几天了，我拿了信和电报向领导上汇报起凤抵港的情况。她的抵达香港使我激动得含着泪水充满了欣慰感激，用什么样的词汇都表达不出我当时的感情。只记得老吴也很为我高兴地说：我以为不可能的事居然可能了！好得很！

    但，事情并不这样简单，接着收到她从香港寄发的信，信上说：她因心力交瘁，不胜负担，已经病倒了！所以“五一”以前，她无论如何是回不来上海了！……

    既然已经在“五一”限期之前离开台湾到了香港，组织上通情达理，也不计较什么时日了。老吴在将这种情况向上边汇报后，对我说：既然已经回来了，她又病了，也不急了，等她回来吧！……意思是说：“五一”前这个限期拖长些日子无妨了！我能体会到领导的好意，也深怀感激，但却十分担心起凤的病情。她少年时代，曾得过心脏病，这我知道。我能想象得到她的归来是多么不容易，她是个至孝父亲的女儿，她这次为了我舍弃父亲离台到香港，她的“心力交瘁”确不是一句假话或套话。我五内如焚地担心她的身体。

    怎么办？为了她的病，为了使她能安全归来，最好的办法是我去香港接她回来，但上海从刚解放直到“镇反”高潮之前，去香港是很方便很自由的。后来就严格控制起来了。我是干部，当然不可能去。她要回来，还得到上海公安局申请入境许可。这时候，母亲知道她病了，又见我焦急万分，提出：我去香港接起凤回上海！

    母亲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当时，她因支气管扩张咯血刚刚痊愈。我自然不忍让她这样独自远行。只是她是个极有爱心的母亲，坚决要去，并自己到派出所申请办了去香港的证件，我也向领导上汇报了母亲去香港接起凤的事。

    这样，母亲就在6月上旬坐火车离开上海去广州，由广州转赴香港，专程去接起凤回来！我忧心忡忡地数着日子等待。

    四

    当时，从广州到香港需要偷渡。

    母亲到了广州，住在旅店里，找到了可以同去香港的旅伴，找到了负责偷渡去香港的船家，出了高价，深夜离开广州上了木船，被藏在船舱板下，在茫茫夜色掩护下，偷渡去了香港。当时，偷渡的船上人装得太多，船舱里空气稀薄，母亲病后体弱，差点闷死，但总算平安到了香港。

    到香港后，她找到施懋桂和柏美伦夫妇。那时，懋桂住在九龙荃湾，在一家纺织染工厂做职员，美伦已有了孩子，老同学盛情可感，他们夫妇热情为母亲安排食宿，并陪同母亲找到了住在加连威老道王鹏程夫妇家的起凤。

    起凤确实病了，但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见到母亲，她十分感动。可是，她心事重重，处在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状态中。抵港后，一些认识她的人，劝她别冒冒失失回来。有的还说起许多“三反”、“五反”及“镇压”运动中的传闻，那都是些十分可怕甚至悲惨、残酷和神秘的事。她也不了解具体情况怎样，这使她处在进退维谷的地步。更严重的是她离家孤身到达香港后，格外想念父亲和家人，她估计得到如果离开香港到上海，从此与台湾的父亲及家人将永远告别，不可能再有相见的机会，这使她留恋、踌躇、依依不舍。她从来没有长期离开过父亲，从来没有长期离开过自己的家，她无法想象她从被视为蒋匪帮盘踞的台湾回来，一旦走进这样一个被香港许多人称为“铁幕”、“竹幕”的共产党统治的境界里，从此与父亲及家人永别，会是怎样一种心情与处境。

    同时，更令她难以处理的是她的两家铺保的问题！

    当时的台湾，有恐怖的“戒严令”，特务可以任意抓人、杀人。50年代初，台湾由于重建特务机构，控制舆论，形成了大屠杀大恐怖，位于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有如抗战前南京雨花台的地位，传说以“匪嫌”名义，送往青岛东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用麻袋捆扎不经司法程序丢到海里喂鱼的大有人在。……这两家铺保，是起凤父亲和她依靠情面取得的。起凤如果不回台湾，就会追究保人的责任。起凤如果由香港回到“共区”，那罪名可就更吓人！她可以牺牲自己，却不能让人家因她而遭祸，到香港后，看到报上关于台湾的种种报道，她对台湾的实情看得比在台湾时清楚得多了。她除了怕连累两家保人，又多了怕连累双目失明的父亲和家人的顾虑。她觉得真是进退两难，不知该如何才好了。

    她见母亲很憔悴，母亲见她也很憔悴。她问起我的情况，母亲据实以告，劝她回上海，并说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最实际的方法，但她泪流满面地说：她本来到香港前是决定回上海同我见面的，但现在，她再三再四考虑，觉得没法回来了！她觉得自己与政治本来离得很远，但如今却不能不从政治上多加考虑。因为这涉及她父亲和家人的安危，也涉及两家保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怎么能因为自己的幸福，害这么多的人呢？因此，她原来的决定只好改变了！她希望母亲能理解她！

    真是一波三折！牵涉生死的事情确实就是这么摆在面前，谁也觉得难以处理。两难的境地！险恶的命运！使起凤和母亲都像进入了天门阵，找不到出路。哪里能有两全的办法呢？为起凤考虑，事情似乎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她仍然回台湾去，母亲仍旧回上海来，恢复原来的态势。这样，才会使新产生的矛盾得到解决！

    但是按这办法恢复原来的态势也不行呀！那样一倒退，起凤和我的问题怎么办呢？那样，我们之间就一定永远无法相见相聚了。本来，她来香港是为解决我同她之间的问题来的，可是如今为了不连累保人和家人，又倒退到起先的始点上去了！那又是为什么呢？

    无法两全其美！无法两全！一切都似乎注定要以悲剧结束了！这不禁使我又想起屠格涅夫的《前夜》，叶莲娜是在海上失踪的！难道我与起凤的爱情必然成为一个大悲剧吗？

    母亲同起凤一筹莫展，十多天下来，没有起程回上海的消息。信息反馈到了上海，原本以为起凤立即可以回来的希望，忽然像天上美丽的彩虹瞬间消失了。我心里冷了半截，简直目瞪口呆了！

    我将情况告诉了陈展，也将情况及时向组织上做了汇报。谁也不能不承认这情况是真实的，这情况也是使人为难的。他们都有点同情我，没有谁逼迫说：“一定叫她立刻回来！”都奇怪地保持了沉默，只是知道了这情况，而办法却交由我和起凤自己拿主意。

    起凤的归来，似乎完全不是照着一个正常的态势在发展，是喜剧还是悲剧，这时谁都判不清弄不明！

    真是难办啊！5月天已经开始炎热，我丧魂落魄，连阳光在我眼里看来也显得憔悴，但要起凤回来的意志毫不动摇。我能体会到她的为难、她的处境与压力。我也绝不希望她的回来造成对她的父亲、家人及保人的灾难。人在巨大灾难降临时，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这种心灵之美使我肃然起敬。但是，我爱她，不能没有她，好不容易使组织上同意让她回来参加革命，好不容易使她出了台湾到了香港，如今使情势倒退回去，怎么行呢？

    我把许多事仍都扔在夜晚的乱梦里，也将许多烦忧溶化在淅淅沥沥的夜间雨声中！

    在这过程中，我心情灰暗，大学时的同学兼好友王善本也在上海总工会工作，常给我友情的安慰和劝解，使我减少了不少烦忧。

    我估量了一下：依起凤父亲的地位与社会关系，受到她回来的不利影响是可能的，但还不至于有生命及满门被捕的危险，因为她确实单纯是为婚姻而离台回来的。至于保人，被作为替罪羊，那确是难办的事。但她不回来又怎么办呢？转眼已到6月，我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在7月上旬，到王善本家里，同起凤通了一次长途电话。那时，从上海打电话到香港是可以传呼的，但价钱很贵。我在善本的家里通过电话局传呼起凤。

    终于，听到了她那我十分熟悉的声音。

    起凤的声音回来了！

    但，快乐与伤感交融，我们的对话重复而单调。

    我说：我们一直盼望着中国能强大，现在有这希望了！你快回来我们一同干革命吧！我感觉到她是在悲哽饮泣，她那压抑的呻吟使我揪心。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你回来吧！无论如何你一定回来！而她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我不能回来！我不能！……我说：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会无问题的！如果你不回来，那我们的一切就完了！但她仍是说：不能回来，我不能！……

    这样，一再重复，一再僵持，电话两头的人都哽咽，足足十几分钟，她那伤心欲绝的声音一再萦绕在我耳际，我恨不能用手穿过话筒将她拉回来。但无论我怎么说，她仍是哽咽地说：我不能回来！我不能！……尔后，她平静地沉默了，听不见她说话，但我明白她仍在听着我的恳求。终于，最后是电话断了，她的声音回来了又走了！我的心一下子像空了似的，留在我心头的只是一片失望和悲伤。

    她最后的平静，平静得让我心惊，也让我心碎。她的情况使我想起丹麦安徒生童话中《海的女儿》那篇故事。那位最小的人鱼公主，为了爱情，她失去了夜莺般的歌喉成了哑巴，失去了鱼尾，长出了腿，但每走一步路就像走在锋利的刀刃上，但她无怨无悔，宁愿自己牺牲也不有害于别人……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打完电话，我又给母亲打电话，这才明白，原来她已做了决定：她既然摆脱不了这种矛盾——她不回上海，怕影响我；她不回台湾，怕影响家里和保人，她打算在香港去修道院做修女。她并不信仰耶稣基督，但实在无法处理她面临的困境，她只有牺牲自己出此下策了！她是见到香港街上那些穿黑衣的修女得到启发的。我明白：她熟悉屠格涅夫《贵族之家》中的丽莎。丽莎为了爱情后来是做了修女的。当年在江津时，我与她谈《贵族之家》，为丽沙的结局深深抱憾。而现在，她竟要走上丽莎的路出家做修女去了！这真是从何说起呀！？

    我理解，对她来说，爱情不仅是幸福，而且是义务和信任。正因为她意识到自己道义上的责任，所以她才会这样。起凤超乎人情超乎爱的品德使我起敬而且迷恋。那些天，我每天写一封信给她，历述要她回来的理由，恳求她慎重而又慎重，千万别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我一心要用爱情打开她的心锁。我写信告诉她，我不是《贵族之家》中的拉夫烈茨基那样消极无为的人，新中国也不是那种时代，你不该学丽莎，你该回来，我们可以一同为新中国出力。

    台湾起凤家中有信给她，建议她回去！那自然是老父和家人得到了什么信息不放心，对她的悬念和惦记才使他们这样做的。只是这却促使起凤萌生了一死了之的念头，她觉得既不能对不起家人和保人，也不能对不起我，她只有用死来超脱痛苦、越过障碍，放弃生命的痛苦，用自杀来解脱难题。幸亏母亲的日夜紧紧陪伴，加上我每天一封信用怀旧的内容恳求她珍视我们的感情，使得她的轻生未能草率实现。

    说实在的，我并不愿意起凤为我做出偌大的牺牲，受到偌大的痛苦，我宁可我付出牺牲与痛苦，甚至于死！但为了我爱她，她爱我，不这样又怎么办呢？我虽撕心裂肺，心里流泪，实在拿不出好的办法来，让她排除干扰回到我的身边。我将通电话及起凤的现状依然及时向领导上做了汇报。我很感谢当时领导上对限期已过却一点也没有催逼我的意思。我认为这不仅是对我的信任、尊重人性人道，而且是相信我会而且能处理好这个问题。但我了解起凤，她善良、孝顺，是个忠诚、烈性、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未婚妻，她更是个绝不自私、为人着想、不愿连累别人的好少女。我当时为她的处境担忧，也为母亲的处境担忧。母亲去香港后滞留在那里瞬忽一两个月了，像一只船搁浅了似的，动弹不得，她不能丢下起凤自己回来，又无法陪起凤一同回来，尴尬无奈的局面怎么结束呢？我六神无主，思绪走进了死胡同，堵在那里动弹不得了！

    我唯有不屈不挠。我多次写信给懋桂，请他帮助母亲劝起凤回来。其实，懋桂早就帮助母亲不断在慰劝起凤，只是未曾奏效而已。起凤平时话不多，但有主见也有性格，在面临艰难选择关头，思绪显然也走进了死胡同。僵持在那里，天天被母亲盯守在身边，回来的事却杳无音信。远离香港，我有力也使不出，除了苦闷只有苦闷，心里只担心着起凤出事，却又希望能忽然翩翩归来。

    忽然，一连多天杳无音信，又完全出乎意料，母亲突然从广州发回了一个电报。打开一看，电文很简单，大意是：我已陪七姐立即坐火车同回上海！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电报从天而降，她们怎么突然已从香港到达广州了呢？

    像梦一样，令我完全出乎意料，却又明白这是百分之百的事实！不是梦！

    起凤真的回来了！但她是怎么回来的呢？

    收到电报后隔了一天，那是最炎热的7月中旬里的一个下午，我看到起凤真的同黑瘦了的母亲一起出现在我们家——上海成都南路99弄5号楼下的厢房里了！

    当听到开门声和脚步声的那一刻，我的心怦怦地快要跳出胸膛，那种期待、兴奋与激动及眼的湿润，是无法忘怀并形容的。在惊心动魄几乎绝望之中突然祥云降临，我觉得房里布满了金色的光辉，空间明净深远，世界是这样值得爱恋。我颇有一种快从高岩绝壁上跌下去却被人一把拽住了的感觉。起凤消瘦，像经过大灾大难生还的人，她的眼睛经过长期泪水浸泡，明显肿着，黑黑的眸子依旧明亮好看，但有悲哀深不可测。她穿一件黑白小方格子的丝光旗袍，长长的烫发剪短了依然风度翩翩。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母亲见到我，走到我身边脸上十分严肃只对我轻轻叮嘱了一句话：“今后，你要对七姐好点！”这九个字实际包含了起凤抛家舍命回来的千辛万难与一切。

    我的心猛烈跳动，浑身发颤。非常高兴，心里也非常难受，充满了感激，猜得到母亲把起凤带回来经历了多少磨难，猜得到起凤归来是多么不容易。但我还猜不出是用什么办法是什么情况才使起凤能撇开死神撇开修道院毅然归来的！

    五

    这真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曲里拐弯不寻常的历程！

    谜底是这样的：那天，母亲和起凤又开始了一遍又一遍内容重复的谈话。母亲仍是劝她回来，她仍是想死和去做修女。

    母亲说：“老先生（这是母亲对起凤父亲的称呼）原来同意你回上海才放你到香港的，如今来信要你回台湾，我认为是怕你出事不放心你在香港。你无论如何不能自寻短见或去做修女。”

    “但我觉得只有死或者做修女才能解决难局。洪溥可以重新成家；我家里和保人不会受连累。我对不起大家，包括伯母您。但我实在筋疲力尽了！”

    “天下事，总有一个最好的答案：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一个两全之计。如果死能解决难题，那么，我们就想办法‘死’！昨夜我一宿未睡着，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你马上独自搬到旅馆里去住……”

    后来，多年后，我写过一个电影剧本《明月天涯》，1981年发表在《花城》杂志第1期上，其中有这样几段文字，我摘录在下边。因为这几段文字实际上真实地记录了母亲当时在香港为起凤导演的一出假自杀：

    香港德辅道一家小旅馆楼下嘈杂的走廊里，亮着电灯。

    这是下半夜了。从一间客房里，猛地窜出一个男侍，他手里拿着一张信笺和一张照片，一脸惊恐之色，下意识地高声叫嚷：“出事了！出事了！”

    一个女侍急忙上来，惊问：“怎么了？”几个未睡和走过的旅客也围上来看。

    男侍扬扬手里的信笺和照片：“这房里的女客自杀了！”

    女侍惊讶地：“自杀了？”她朝房里张望，这是一间摆设普通的客房，电灯开着，衣架上挂着女人穿的时髦外衣，桌上有漱洗用具，茶几上放着飞机箱、旅行袋，但床上空荡荡的……

    男侍推开围观的众人，用手带上了门，对女侍：“人去跳海了，赶快德律风报告差官！”

    女侍从男侍手里接过照片来看，众人围观。这是一张六寸的半身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气质高雅美丽的女郎。她微笑着，带着向往的神情。……

    〔同上地点，下半夜。〕

    房门外拥挤着大批小报记者和看热闹的人，也有巡捕。房里镁光灯闪闪发亮，记者正在摄影。

    一个警方人员在询问男侍：“人是什么时候不见的？”

    男侍：“也许是上半夜十点钟。”

    一个记者用手扬扬那张美丽的照片叹息：“真漂亮！为什么年纪轻轻就要自杀呢？”

    房里，女主角的飞机箱、旅行袋、衣物、毛巾等原封不动地放着挂着。一个记者说：“东西全留在这儿了！人去跳海了！”

    桌上，放着“绝命书”。一个记者给现场拍照，另一个记者用笔将“绝命书”的原文抄在采访本上。一个巡捕说：“这是绝命书！”

    我们看到了“绝命书”：

    我因身心交瘁，无限厌世，决定不再回台在此跳海自尽，我之死，纯属自愿，与任何人无关，特此声明。

    ××绝笔

    无边无际的大海，掀起汹涌波涛拍打着岩石和沙滩的大海……高高飞翔的海鸥。

    〔晨，香港一条马路上。〕

    卖报的小童用广东话高声叫卖：“新闻纸！看台湾来港妙龄女郎投海自尽！看德辅道旅馆里发生奇案，少女香消玉殒！……”

    行人纷纷买报，报纸标题：

    妙龄少女自台湾来港投海自尽

    遗书声明无限厌世自杀与人无关

    深圳，罗湖桥头。正逢升旗。高音喇叭里响起了“代国歌”的旋律。那面鲜艳飘扬的五星红旗冉冉上升……

    母亲陪剪短了长发的女主角一起走过站着边防哨兵的罗湖桥头。

    这是一个晴朗的鸟语花香的碧云天，绿草在欣悦地生长，蓓蕾在无声地开放……

    是炎炎如火烧的7月中旬。

    “凌庶华”跳海“自杀”了！凌起凤却活着回来了！

    她心里爱着一个人，她怀着一种崇高的牺牲精神回来了！

    起凤离开香港前，托一个熟人将她身边的全部首饰、现金等一起带回台湾交给家里。为了家人及保人的安全，她只能不写告别信，她的全部随身衣物为了要证明她的自杀是真的，全部遗留在旅馆里了，所以她回到上海时，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外，一无所有。离开香港的那夜，懋桂悄悄送母亲和她上船到澳门。然后，她们又由澳门坐船到广州，再从广州坐火车回到了上海。

    起凤回到了上海后，我陪她到上海市公安局去谈话并报进户口。公安局谈话的同志很有礼貌也很和蔼亲切，听她讲了全部回来的经过和心路历程，说：你的情况包括在港台的情况我们全部都掌握，我们也同上海总工会有联系。你说的都是真的。我们马上就给你报进户口。上总领导和我的同事们知道起凤回来了，也都为我高兴。上总当时正要开一次晚会，演出文娱节目，邀请起凤参加了晚会。许多同志都上来同起凤握手表示祝贺。1952年8月11日，由组织出具证明信，我和起凤到上海市人民法院公证结婚。当时，只需每人交两张照片并付五角钱即可结婚。在布置得带有喜气的厅堂中，一位和蔼的名叫钱学淳的法官询问了我们一些问题，诸如是否结过婚，是否自愿而非包办等，书记官是位年轻带笑容的姑娘，然后，法官起身同我们握手向我们表示祝贺，并发给了结婚证书。他的祝贺使我感到我和起凤的婚姻是合理合法的，得到这一声祝贺，在我和起凤是用生命和信念换来的！我当时是供给制干部，这种仪式既节约又庄重，感到很好。但我年迈的外祖母当时却有那么一点想不通，说：“只知道离婚要去法院，还从没听说结婚也到法院的！”

    我们险些遭到毁灭的爱情得到了一个好的结局，我终于既得到了革命，又得到了爱情。

    1953年3月，我从上海总工会调到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起凤随调北京，组织上随即为她安排了工作。她穿上灰布制服，参加了革命。中央统战部曾有两位同志两次来找她，希望她动员父亲回来，但那自然是不可能办到的。自从她回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几十年间，为了家人及保人的安全，她就一直隐姓埋名从未同台湾的家人及友人通过信息……

    尾声

    啊！爱并不是一时的激情，爱代表一路同行。

    要想得到多多的爱情，理应付出多多的代价，在失去与获得之间，我懂得了许多。我们正因为结合来得这样困苦艰难，因而特别珍惜我们的爱情。在后来的“左”风盛行时期，我们自然会受到影响，所以我在职务、工资上始终没有什么进步。起凤也只能做点一般的工作，但我们已满足。共同生活几十年，从上海到北京，从北京到山东，从山东到四川，有过贫穷苦难，有过风和日丽，也有过风霜雨雪，但从来没有吵过架、红过脸，起凤是个苦了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贤妻良母，人所共知。我们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几十年共患难共欢乐的相亲相爱，我和起凤两个人的世界正像金色池塘中那两只交喙游弋的天鹅。1990年8月，我在后来得过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的书上放上了我们的合影，并写了这样一段话：

    熟人都知道我有值得羡慕的“大后方”。

    几十年来，我和凌起凤在生活和创作上始终是最好的“合作者”。

    书成之日，请允许我用这张合影作为纪念。

    这段平实的话，其实是包含着许多曲折和辛酸。我的一位作家好友鲁之洛看了以后说：“字里行间洋溢着的创作丰收喜悦之情和对相濡以沫的爱妻的感激之情，浓重得令人读罢久久萦绕着一股甜甜的暖意。”看到这段话后，已故的萧乾先生生前多次写信给我时，都称起凤为“大后方。”

    起凤的父亲我的岳父凌铁庵先生1962年在台湾去世，1995年他的骨灰由起凤的哥哥凌跃龙捧回安徽，在外孙余望周到安排下隆重安葬。是年4月2日《安徽日报》以“辛亥革命志士凌铁庵魂归故里”为标题发了新闻，说：“祖籍定远县的凌铁庵先生，辛亥革命志士，先生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东渡日本接受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回国后投身于辛亥革命，在北伐中战功卓著……凌先生一生爱国，为人正直，晚年在台湾赋闲日夜思念家乡。临终前嘱咐亲人将其骨灰运回故里。”起凤和我前去参加了葬礼。他墓前石柱上镌刻着老友于右任生前赠他的一副对联：“尽国民天职盲目不盲于心；是革命人豪寿己兼寿夫世。”起凤与他哥哥跃龙兄妹见面，跃龙从台湾将当年于右老写赠给起凤的那幅字带来交给起凤。于是，过去了的许多往事又像放映电影般地重新浮现在眼前……

    刘长胜同志1953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后派往奥地利维也纳世界工联做领导工作，1967年“文革”中含冤逝世。李家齐同志20世纪50年代中由上海总工会副主席调任上海市委秘书长。“文革”中受冲击，“文革”后续任上总副主席，80年代又任上总顾问，主编过《上海工运志》等，他既有水平又谦和平易。主编的工运志中在“人物”栏里竟不放自己的小传，可见其为人。他如今仍在上海。

    纪康同志后来调到世界工联及北京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于1964年病故。白彦同志一直在上海工作，1997年病故。吴从云同志在任上海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时“文革”开始，含冤去世。陈展在“文革”中被诬为“叛徒”，“文革”后任上海宝钢副总指挥，1992年病故。施懋桂、柏美伦夫妇定居加拿大，懋桂已病故，他们儿孙满堂。王善本退休前在陕西主编《人生报》，现在在宝鸡安度晚年。王鹏程病故已多年，邹金凤随子女定居美国。我母亲在“文革”中病故，葬于苏州凤凰山公墓……对这许多位同志、好友、亲人，我们始终怀着感激之情。

    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是一段如梦似幻的记忆。过去了的我们的辛酸苦涩的特殊遭遇，无异像一滴水反映海洋似的折射出当时历史的缩影。1999年5月，我任团长率大陆作家访问团出访台湾，心中涌出独特的感受，对祖国统一、振兴中华的实现，由衷感到更加急切。

    每个人都曾面临人生的选择。我和起凤的生命有自己的一套专属的价值观和精神认知。我们用这做到另一种许多别人也许无法做也无法想象的事。我们在决定自己的选择时，都有全心全意的付出，那就是我们会永远牢记的虽有风浪却又能换成美好的时光。年轻时的“大浪漫”早成过去。我们的青春早像黄鹤飞走。尽管受尽劫波，有过无限辛酸，但却真的无悔。因为当时我坚持的既要革命又要爱情的观念和追求终于实现。我们在当时还是幸运者！我们的爱情天长地久永远不老！生命的意义中如果寓含悲壮与高尚，回想时能存有使自己悠然神往的境界，那就可以说自己未曾辜负此生，即使在生命已经老化并且走向枯寂时仍有一种安慰。

    这些年，我见闻过许多海峡两岸亲人见面或想见面而一方已经死去的悲伤故事。我感到我和起凤是幸运的。我们共守爱情同甘共苦这么多年，如果当初起凤不回来，我不坚持，组织上和一些领导同志不关心，我们也许又是一段很悲惨的爱情故事了吧？唉！谁知道谁能说呢！？我们互相带着年轻时的浪漫走进婚姻，又以爱来互相滋润各自的心田。我们的爱情始终充满魅力。当我挥去历史的尘土揭开记忆的箱盖时，我愿同时掸去的是我所经历过的那个特定时代有过的不幸与无奈，只留下爱和温馨。然后将它留给今天沉浸在爱河中的青年们。过去的事离你们这样遥远，你们现在不会再经历我们所曾经历过的困苦，但希望这样的回忆带给你们的不仅是往昔有过的叹息而是值得珍惜的今天的美好。过去有过的那种使当事人心痛的波折，在记忆中已成了一种“泰然”。我们还将幸福地在共和国一同生活下去，五年、十年……我们的肉体当然不会永生，但我们有过的忠贞和追求绝不会失去光彩。那种在特殊年代存在过的倔强的爱情会是永生的，永生在知道这件事的我们的亲友及后代心中……

    （本文写于2002年春，刊于2002年第5期《当代》。曾获正泰杯全国报告文学大奖及北京市优秀文学奖。）

    补记：我与起凤同在北京工作近十年，又同到山东工作二十二年，1983年我们携两个女儿王凌、王亮调四川成都安家。王凌在出版界工作，有子张楠、媳骆晶。王亮与王卫平结婚，有子安帝、安文。我和起凤金婚时，四川省委老干局曾举办“九九重阳金婚”福寿宴纪念仪式。但起凤不幸于2011年7月2日病故，享年八十八岁。

    今宵别梦寒

    ——哭忆马骏（张希文）

    一

    我哭也没有用，希文再也不会同我见面相聚了！我知道自己不能哭，因为多流泪要损伤我的眼睛，我仅剩的一只老视的右眼必须要保护住，不能再失明。但是，我仍旧抑制不住我的悲伤，我是流着泪断断续续写这篇文字的。

    二

    认识希文是抗日战争时期1944年夏季。那时，我考取了在重庆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入学后，新闻系举行迎新晚会，每个同学都须站起来自我介绍一番。我介绍自己时说：“我，王洪溥，三横王，洪秀全的洪，溥是三点水，台甫的‘甫’字下面加个‘寸’字。”边上有个人笑了，说：“不就是伪满皇帝溥仪的‘溥’字吗？”其实，我明知是溥仪的“溥”字，只是不愿那么说。这个心直口快笑我说得唆的人就是希文。那天，他就坐在我旁边。等到他自我介绍时，说：“我名叫张希文，微山人，这微山有时划归江苏，有时划归山东，如今是山东人。我没什么优点，是性情中人，心直口快，疾恶如仇，好得罪人，看不得丑恶现象……”那天，有些人自我介绍时都爱贴金，他却与众不同，但马上被坐在他身边的一个大高个儿的二年级高班同学打断了，这同学名叫孟庆远，也是山东人，起身代他更正说：“他乱谦虚，其实他很优秀，书看得多，有思想、有见解、有抱负、成绩好、待人忠诚，大家别误会了！”显然，老孟与他是好朋友、同乡。当时的复旦新闻系已是名牌大学的名系，人说它“红”，一是指考生多，是热门，二是指左倾进步的学生多。我的感觉是老孟是在掩护、帮助希文。我是个比较宽容而不狭隘的人，希文在迎新会上虽然笑了我，我却对他毫无芥蒂。散会时，希文和老孟上来同我打招呼。希文伸出手来握，笑着说：“洪溥，你这名字不好记，可我今晚一下子就记住了！我猜你是不愿把自己的名字同溥仪挂上钩，对吗？”我笑笑点头。老孟说：“这以后，咱们就都是好朋友了！”我也点头，觉得他们热情、直爽，挺可亲近的。

    三

    一间寝室当时住八个人，上下双层铺。我住的寝室里，有新闻系的同学，也有外文系、法律系的同学。新闻系的除我外有汪汉民。汉民是陕西人，特别聪明，下笔快，文学修养好，我们很谈得来。后来，不知不觉，希文、老孟、汉民和我四个人课余就常常在一起了。夏坝隔着滔滔的嘉陵江面对北碚。校园旁有许多小茶馆。学生喜欢在露天茶馆里喝茶，看书看报。聊的当然是从国际到国内的时事政治。我和汉民有时就在坐茶馆时写写东西。我那时已经写作并发表小说和散文，写抗日的如《天下樱花一样红》《青山葬连理》，写反封建的有《墓前》，写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有《老伦明的梦》等，间或也译些美国《读者文摘》上的短文寄给报章发表。因为茶馆里写东西究竟不如空教室里安静舒适，所以我茶馆坐得比他们少。流亡学生大都很穷，幸而读书有公费和贷金，考取了大学吃和住都不成问题，但手边是十分拮据的。大家既穷，是一段共患难建立友谊的日子。老孟当时穿的衬衫丁丁挂挂的，肩上肉有时也露出来；希文老是穿一件黑布长衫，很少看他换衣，幸好冬天四川不冷，冬天也就靠这件黑布长衫御寒；汉民的旧白衬衫衣领既皱也从不白净。但大家穿衣有时是“共产”的，坐茶馆总是谁有钱就谁付账。喝茶时，采取的是“车轮战法”，泡一杯沱茶或者菊花，甲喝了离去时，乙来接着喝，浓茶喝成了淡茶，淡茶喝成了白水。每每上午泡杯茶一直喝到傍晚。茶馆的老板和伙计倒也体谅穷学生，一般都不太计较。我们四个坐茶馆时，他们三个都抽香烟，但太穷，有时买烟只买一支，就用钢笔在烟上划界，第一部分希文吸，第二部分汉民吸，第三部分老孟吸，有时还听到汉民笑着嚷嚷：“嗨，希文，你吸到我的地界里了！快把烟给我！”虽然穷到这地步，在一起还是很开心的！

    四

    星期日，一般我总是同希文、汉民过江到北碚逛书店，在《新华日报》营业部买来了进步书籍大家轮流读。我喜欢同希文相交，因为他开朗，为人爽直，身上似乎冒着一股热腾腾的气息，待人诚恳。他比我大一岁，老练但不圆滑，有锋芒，但又带有一种侠义之气。我偶尔得到点稿费或有了点接济，总邀他和汉民、老孟到小面馆里吃碗面条。小面馆里有一半面条外加一半馄饨的“鸳鸯”吃，价钱比面条贵些，希文爱吃“鸳鸯”。几十年后，谈起大学时同吃“鸳鸯”的情景，仍不禁思念夏坝和年轻时的自在岁月。希文有时也很幽默。那年深秋，我见他穿着黑布长衫突然围着一条白绸围巾，色彩对比强烈。我说：“今天怎么这么漂亮？”他用手拉拉围巾说：“送你，要不要？”我说：“君子不夺人之美！”他朗朗笑着说：“还美呢！我是遮风用的！说了你别笑，这是我的一条旧绸裤，用剪刀一剪，就围上脖子了！”

    后来，老孟、希文和汉民邀我一同创办《复旦新闻》壁报，四个人一起作了商量。老孟才华洋溢，讲话特有鼓动性，我们把他当老大哥看待。但我那时已同地下党的同志秘密接触，得到叮嘱叫我在学校里千万别“红”。办《复旦新闻》是要出头露面的。我就同希文说：“我不参加。”他追问为什么，我只能说：“将来我告诉你。”他有悟性，似乎明白了些什么，后来就另邀了同班的梁启东参加，由他们四人出面办报。但希文他们与我的友谊仍如既往，毫无改变，我们总能做到推心置腹。《复旦新闻》办后，很出色，影响颇大，复旦大学三青团、国民党分子就办了个《复旦新新闻》来与之对抗打擂台，但围观《复旦新闻》的同学总是比看《复旦新新闻》的多，充分说明了当时的人心所向。

    五

    使我和希文感情更加深的是发生在1945年冬的一件事。当时，云南发生了“一二·一昆明惨案”，反动派动用军人和特务镇压学生。复旦的进步同学义愤填膺，大家捐款并签名声援。我捐了钱正签名时，竟遭到几个不认识的三青团职业学生的辱骂。我不是怯懦畏缩的人。当时，一个凶恶的矮个儿嘴里骂着，用肢体碰撞我，做着要用刀杀头的手势，冲突正要激化，希文及汉民恰好经过。希文率先冲了上来，他两眼冒火，声音洪亮，比我壮实，浑身一股豪侠气概，护着我往前一站，汉民也上前了，引来了许多同学都围拢来纷纷指责，那几个动手挑衅的家伙才悻然走了。当时的希文激昂慷慨，使我感动。事后，当夜我写了一篇抨击的论文，题为《孰令为之》，寄给了《大公报》，很快在主要地位刊登了出来，我控诉了反动党团分子在胡作非为扰乱学府，呼吁反动党团分子应当退出学校。《大公报》当时有较大影响，希文看到后，将报上我的文章剪下贴在新出版的《复旦新闻》上。

    经历过这次，我觉得希文是一个在关键时刻可以为你挺身而出的好朋友。

    六

    1946年夏，复旦大学从重庆北碚夏坝复员迁回上海，到江湾重新开学。回到上海以后，我们都已是三年级的学生了。我开始在三家报刊挂名做新闻记者，奔波于沪宁沿线采访和写作。由于同地下党同志有了联系，既要做些掩护工作，也有时需要帮着做些介绍关系、穿针引线、购买物资、寄发邮件等事情。而希文则早就投身学运忙得难以见到他了。我回上海后，基本住在自己在市中心淮海中路成都南路99弄的家里，江湾的校舍分散，我同希文各忙各的，选的课也不相同（他有时也不上课），很少见面，但互相还是大致了解一点情况的。他注意着我发表的文章，例如我写的《上海在不景气中》《上海滩的潮汐》等文，他都看过。我在上海《前线日报》的新闻学副刊《新闻战线》上发表过一篇《我们这一代的新闻工作者》论文，是由复旦新闻系杜绍文教授拿去发的。他主编这个副刊。这篇论文我收集罗列了全国近两三年来新闻工作者横遭反动派特务压制、摧残、殴打、逮捕甚至杀害的大批事例进行抨击。因这篇论文较长，杜教授决定要分两三期载完，但第一期登出后，就受到了当局警告。杜教授告诉我：“论文被禁止继续刊登了！”当时，地下党同志知道这件事曾又叮嘱我不要冒失并提高警觉，不要赤膊上阵。有一天，在复旦登辉堂附近见到希文，他正急匆匆不知忙着要去干什么，见到我，他站住了脚，笑着说：“洪溥，你那篇《我们这一代的新闻工作者》我看了！可惜只看了一个开头！”我告诉他文章被禁登“腰斩”的事。由于他这时常常出头露面，我好意地说：“希文，形势越来越险恶，你可得小心些。”他点头，仍是朗朗一笑，说：“我这性格，有时会忍不住的，不过，你劝我，我也得劝你，你在《文汇报》上发的那篇文章我也看到了，那也很犯忌呢！”他指的应是我写的《怀念陈铭枢》一文，我说：“我有记者名义，还认识些上层人物，估计没问题！”站着就匆匆一谈，他又急匆匆地走了。

    这时，他和老孟、汉民等都已成了学运中的风云人物。希文1948年5月入党前后，总是在前台活动。他心直口快，疾恶如仇，冲锋陷阵自然难免。在1947年5月上海法学院学生为纪念“五四”前往北四川路一带张贴标语时，十几个学生被几十个警察殴打，打伤了两个学生，上海各大学学生立即罢课，组织了上海学生“五四事件”后援会，向上海特别市市长吴国桢提出严惩凶手、赔偿损失、公开道歉等要求。六百多学生浩浩荡荡开进了市府请愿，同吴国桢进行了五六个小时的马拉松谈判。那天谈判时，作为代表之一的张希文，锐气冲天，理直气壮，我去采访，远远见到他带着头，挥着手，做着手势，厉声驳斥吴国桢，使能干而又滑头的吴国桢尴尬而又无奈。我事后写了《泛滥京沪的学潮》一文发在报上，文中未提他的名字，但现在重看手边留存的这篇文章，他当年的英雄形象仍鲜明挺立在我眼前。

    七

    希文终于真的出事了！

    那是以后不久的一天夜里，月黑风高，校园附近僻静黝黑。有一伙特务埋伏着等候目标。希文出现了，特务们窜出来袭击，残酷猛打希文。特务们用一种棍棒，上边有铁钉，形状有点像狼牙棒，打到人身上一个钉子就是一个血洞，这种棒有人名之为“中正棒”，希文被打得身上全是伤口。幸好救援的同学来了，特务逃逸，他被送到仁济医院救治。

    我事后从汉民处知道了希文受伤住院的消息，很不放心，急急忙忙去医院看望，当时天真，没想到医院里已有特务监控。我提着水果，有特务虎着脸上来盘问还检查了水果，我进了希文的病房，特务站在一旁监视，见希文躺在床上，身上伤处全是纱布、绷带，见我来了，他却有意咧着嘴坦然地对我笑，表现出一种倔强无畏的姿态。有特务在，什么话也不好谈，我心疼地看着他纱布上的血迹，皱起眉头，但却觉得他的形象很光辉。他不断催我快回去。我终于点点头就走了，没想到，以后没几天，学校里大逮捕，希文在医院也被抓走，集中解到曹家花园关押着了！

    希文住的这个仁济医院，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我20世纪80年代中左眼负伤转到上海治疗，住的就是这个医院。环境未变，往事未忘，发现住的居然就是当年希文治伤住的那间大病房，但离当年探望希文时已相隔三十多年了，岂非巧事！后来我回成都告诉了希文，谈起当年，不胜沧桑和唏嘘。

    希文被囚曹家花园，汉民、老孟等也都一同被囚。各方都在营救，我时刻为他们担忧。当时，收到希文和汉民合写的一封给我的短信，信平淡，主要是说很想回校上课，免得荒了学业。我懂得他们的意思，他们知道我有些社会关系，信上实际暗示要我设法救他们出来的意思。我未婚妻的父亲凌铁庵是国民党元老辈的人物，在上海住南昌路光明村6号，他有个好友王绍鏊，抗战时在苏南组织武装抗日，当时是爱国民主人士（民主促进会负责人）。他们是辛亥革命时的老朋友，一同参加过讨袁（世凯）运动的。王绍鏊实际“九一八”后就参加了中共，新中国成立后为第一任中央财政部副部长，此时是上海民本中学校长。他来找凌铁庵携手为搭救被囚学生出力，他们分头找上海一些权贵要求释放学生，凌铁庵还专门到曹家花园去了一次。社会舆论当时也同情学生。终于，曹家花园的同学们大批陆续出狱。

    但希文、汉民出来后就不见了，我未能见到他们的面，他们悄悄地离开了上海。

    八

    后来知道，希文是去苏北了！汉民去了香港！对希文来说，那可真是他叱咤风云、轰轰烈烈、慷慨激昂而又“光荣”遍体的岁月。他在上海复旦大学时，是复旦大学学联主席，后来是上海市学联主席。去苏北后，在华东解放区华中大学任学生会主席（这里有许多从上海各地去的学生）。1949年，任华东学联副主席，后来就北上去了北京。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我在上海百万工人的领导机关——上海总工会筹委会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北京召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以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身份，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青年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了开国盛典。我是在上海《解放日报》上看到记者采访他写的专访和他的照片才知道的。而这时的“张希文”已改名“马骏”。他后来告诉我：到苏北进入解放区后，大家都改了名字，他就改用了“马骏”这个名字。

    我是1953年春天由上海被中华全国总工会调到北京的。

    在北京，同希文重新见面，互相拥抱，高兴万分。这时，老孟在主持《农村青年》杂志的工作，汉民在新华社，启东在团中央宣传部，我在《中国工人》杂志社。大家都忙，当时有人形容北京干部的生活是“披星戴月上班去，万家灯火回家来”。早饭前要先学习，下班后也要学习、开会。希文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这段时期说：“五十年代在北京，工作是够忙的，除去白天的八小时以外，晚上还要上班两小时，或加班，或学习，甚至连星期天的晚上也安排了民主生活会，汇报思想，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因之留给自己自由活动的时间就很少了。那段时间同洪溥只是偶尔见面，而且多是无意碰到。就当时的气候而言，谁要是专门去看望老同学，别人会说你拉私人关系，会让你做检讨。”这并非夸大之词。

    但我们偶尔还是会见到面，我知道他除全国学联的工作外，在团中央工作过，也在《中国青年报》主持过文教部和群众部的工作，筹建了人民体育出版社。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见面，他送了一本他写的《和工人谈体育运动》给我。那次，我看到他同荣高棠在一起，很忙的样子。

    1957～1958年掀起了反“右”狂飙。我当时任《中国工人》主编助理兼编委，天天从早到晚开会还要如期发稿。风声鹤唳，常从报纸第一版上看到复旦新闻系同学被批判的消息。有一天，意外地看到了批判马骏的报道。我仍清楚地记得当时有如被淋了一头冰水，巧的是那天傍晚在东单附近我却遇到了希文，风很大，希文竖着大衣领子，低头匆匆走着，迎面相遇，我带着感情叫了一声：“希文！”他抬头看看我，脸上木然。双方立定了脚步，但都无话可说。稍停，他问了一句：“看到报了吗？”我点点头，想安慰他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竟什么也不说了，低着头踽踽走了，冷风中，背影远去。反“右”时期，谁跟谁都不来往，从那，我知道他遭了！但想不通：反“右”中，我许多同学都成了“右派”，但其中大多数都是当年的进步学生或地下党员，他们出生入死过，为建立新中国出过力，怎么突然都成“敌我矛盾”了呢？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啊！？……

    从那，整整二十年，希文消失了，既未再见到希文，也不知他遭遇不幸后怎么了。在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夏，由于《中国工人》杂志被老人家批了“拆庙搬神”四字，刊物停办，我率队去了山东“支援农业第一线”。到山东后，分配到一个省属重点中学做行政领导工作，一干许多年，打听希文，总是音信全无，仅知他和老孟都成了“右派”，汉民坎坷地去了陕西，启东不知何故到了广州。天苍苍，人四方，回首当年，能不感慨系之？

    九

    1983年，我写的一部解放战争时期大学生活及学运的长篇小说《浓雾中的火光》在重庆《红岩》杂志发表。那里边有个人物确是有希文的影子，想不到突然收到了希文的来信。原来他看到了这部小说，向《红岩》打听我的地址，就来了信，我喜出望外，从信上知道他反“右”后下放四川达二十年，1979年7月得到改正，恢复了党籍，并到四川人民出版社任副书记、副总编。过去的辛酸他不提，沉沦二十年的艰辛杌陧我也不问。四川出版事业红火，通了两封长信后，他突然诚邀我到四川人民出版社任副总编，大意是说：同学、好友能在一起干点事业，是人生最高兴的事了，希望一定来云云。我当时确被友谊所感动。而且，写《战争和人》三部曲需要写到四川，于是我就决定来。经两个省的组织部联系，一个多月就办好了手续。1983年10月11日深夜，我坐火车抵达成都，希文和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梁燕等同志在月台迎接。故人相逢，希文与我热情拥抱，想起以往，热泪盈眶。当夜，他不要我去宾馆，坚邀我到家里住一夜，他的夫人淑平是我同乡，子女张小熊、张憬均已成才成家，媳妇万富华也做少儿编辑出版工作，三代同堂，令我欣慰。当夜，虽未抵足共眠，却谈到深夜，天明前，下了秋雨，我忽然想到杜甫的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心中五味杂陈。

    但是，使我敏感的是：希文不但苍老了，而且似乎也少了当年那种锐气和豪气。话不像当年那么多，那么直率，有时甚至喜欢沉默、稳重。既不开朗，也少了那股热腾腾的气息。眼神和笑容中甚至有时露出一种看上去经历过风霜的凄凉，那个英气勃勃、轰轰烈烈的学运领袖黯淡了！可能仍保持着宽阔的胸怀，但确是黯淡了！时光与境遇竟能如此使人起变化？我心里感到难过。

    谈起往事，他说过：“往事不堪回首！”于是，我尽量不同他谈过去。但每次相见，谈谈今天，免不了涉及过去。尽管不堪回首，却为大学时代那种风雷激荡的生活引发起旧谊与深情。每每在这种时候，他会突然沉默，于是我们改换话题。作为好友，我能特别感受到他的欢乐与隐痛。

    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编辑出版家，工作能给他快活。他总是非常积极热情地埋身在工作中。他有丰富的经验，知识面广，政策理论水平高，他分管川人社的文史、教育、科技编辑室，然后筹建四川科技出版社与四川教育出版社，创办《龙门阵》和《文明》两刊并兼过主编，参与远景规划的制订和几套大型丛书的选题计划决策，主持确立了一批双效益有影响的获奖图书。在四川出版系统举办的编辑培训班中授课，也为期刊编辑讲习班和四川大学新闻班授课。他文笔极好，写过大量散文、杂文，出版过《实用姓氏读写简编》等著作……

    从1983年到2004年，这二十一年间，希文与我同在成都相聚，互相知心，互相关心，也互相理解。对人对事间或意见相左也都互相不以为忤。前些年，他爱钓鱼，每每钓到大鱼，即使已经夜深，也要送来让我们夫妇尝尝鲜。他在我左眼失明后说：“真不该让你坏了一只眼，你要写作品，与其你少一只眼，不如让我少一只眼！”说这话时，他满眼满脸都是真诚。当年复旦老同学们来成都的不少，希文都热情接待，一同欢叙。汉民、老孟、启东等都先后来过，但汉民早几年去世于汉中，老孟前年病故于北京，启东那里去信也不复，弄不清情况。希文手边有一张他写的详细完整的当年同学的名单，那年他八十岁，曾拿着名单深情地叹息着对我说：“洪溥，你看，走了一大半了！”我也心酸，竟无言以对。

    他爱吸烟，我总劝他戒烟，但无效。每次来看我时，入门之前，丢掉烟蒂，分别时，走出门去又立刻点上一支，原因是他怕我“被动吸烟”。我未能劝他戒掉香烟，实在太无能了！如果他不吸烟，也许就不会患肺癌了吧？

    他病到去年10月8日下午5点35分，无言地闭上双眼离开了人间。希文活了八十一年，生在世上三万二千八百多个日夜。有过光荣，有过不幸，但更有过贡献！我永远忘不了有过这样一位老朋友、好朋友。他火化的那天，是10月11日，二十一年前正是这一天深夜，他在成都车站月台上接我到来，整整二十一年，我们怎么又分手了呢？我怎么能不哭呢？

    别了，希文！我献在你灵前的挽联是我的心声：

    同窗共患难，慕君英才，学运中慷慨激昂是人杰，回首往事，泣下双行不成声；

    凄凉别旧雨，情同手足，出版界开拓创进有功绩，瞻望前路，悲痛满腔缺知音。

    自从希文去世，我就抑郁、牙疼、发热、心脏不适，总是失眠，白昼常想着他，夜里常梦着他。往事冉冉，心潮澎湃。植物学家发现植物也是有感情的，何况是人？我不知何时才能摆脱对希文的伤逝……

    在他的墓志铭末，我写了这样几句：“其为人有云水襟怀，松柏气节，人虽西去，精魄永存。”

    希文，别了！我的好兄长！

    （本文刊于2005年第2期《红岩儿女》）

    有文学之美、人民之爱

    ——悼鲁彦周

    我历来对重友谊的好友逝世总是最悲痛的。老鲁是一位有高度成就的作家，但在我心目中，他又是一位高度珍视友情的作家。他在去年11月26日晚间离开了人间，使我心伤。直到今天，我仍未走出伤逝的阴影。我甚至不敢打电话给他的夫人张嘉同志说一些发自内心的慰问，因为我怕她伤心，我也会流泪。

    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我曾在北京工作过将近十年。第一次见到鲁彦周同志是1956年在北京全国第一次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那时我是《中国工人》杂志社的主编助理、分管文艺的编委。我到人民大会堂采访、组稿，认识了很多人。老鲁就是其中之一，他那时年青清瘦，挺拔秀气，一头黑发，戴副眼镜，朴实而智慧。但我当时同胡万春、郑秀章等在谈话，与老鲁仅仅握了手，认识了却没有交往，只是以后我就关注着他的电影、话剧及小说等方面的成就了。

    开始深交，是在“文革”结束后。那时我在山东，曾参加集体创作执笔给上影写过《平鹰坟》电影剧本（1977年上映），同陈清泉、傅超武、夏天、徐桑楚等同志相交，在上海永福路59号上影文学部给我保留了一间306号房间写作，前后长达三年。在那里写电影剧本的作家很多：李准、梁信、谌容、欧琳、林予、张华山、毕必成等先后都在。有个阶段，老鲁也在，叶楠、张弦和老鲁与我接触较多。我们都是对文学痴情不改的人。白天各自忙着写自己的东西；夜里，每每总是叶楠、张弦来邀老鲁和我去外面附近的馆店吃夜宵，吃的不外是生煎包子、馄饨之类。

    当时，经过浩劫，我们几个都有一种共同的想法：被“文革”破坏的十年，生命浪费了不少，该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所以大家写作都很勤奋。在交往过程中，老鲁给我的印象是真诚而大气。他脸上常带着一种善良而智慧的笑容，使人感到亲切。我是知道并阅读过他的一些作品的，他的剧本《归来》得过全国大奖；影片《三八河边》由张瑞芳主演，得到过周恩来总理等中央负责同志的表扬。“文革”前，我看过他编剧的《风雪大别山》影片，也读过他写的一些短篇小说。但他谦虚、低调，根本不谈自己的作品。他住在三楼最末一间房，常开着门写作。他从未到我房里来串门，我也不爱打搅人家，倒是叶楠、张弦写累了总爱来敲我房门聊天放松一下。但夜间一同走着去吃夜点心时，我们几个都能互相谈谈知心话。我们的创作思想都是遵循现实主义精神的，都明白文学要注意社会性，重要的是塑造人物、制造形象，至于手法，则不应排斥，一切新的、旧的手法都可以用，要向文学大师学习……

    记得很清楚的是有一次，与老鲁谈起“文革”。我告诉他，我写了一部一百多万字的长篇，在“文革”中毁了，而且使我吃足了苦头。他告诉我他也有一个长篇小说是写大别山风土人情与革命斗争的，写了三十多万字，在“文革”中遭到批判，片纸无存。两人遭遇类似，思想心灵相通，自然友好。一场“文革”闹了十年，我们都将最好的一段年华浪费了，我已是五十几岁的人了心情不免懊丧，但老鲁似乎颇有锐气，说：我们该努力重新找回我们自己，开创新的创作。

    看到老鲁、叶楠、张弦等都劲头十足，我也不甘落后，这就是友谊的好处和力量。回想起来，那几年，他们三位都是在创作电影剧本的高峰期。我那个阶段，却不太成功，写成并发表了三个电影剧本，拍成的却只有一个。有一个剧本连改了十多次仍不能拍，从那我再也不愿“触电”了。

    以后多年，我萍踪漂泊，既忙于工作，又忙于重写《战争和人》三部曲，老是忙忙碌碌。但仍关心着老鲁的创作，见他创作高峰迭起：《天云山传奇》得奖并改编成电影受到观众热烈欢迎，我真为他高兴。拿一件我遇到的事就足以说明这部小说、电影的影响之大了！有一个朋友问过我：“安徽的天云山在哪里？”我告诉他：“安徽没有天云山，出名的是黄山、九华山、大别山……”他却坚持说：“怎么没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写的不就是天云山吗？”老鲁用笔给安徽增加了一座令人难忘的天云山了！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我读过老鲁写的《走出中南海》。这篇纪实文学作品写的是廖承志在“文革”中被“解放”的那一天二十四个小时。真是写得非常出色的一篇作品，真实、干净、生动、形象，十分感人。文字很朴实，但真情深邃，读了令人心潮起伏，不是有过“文革”中的坎坷经历与切身体验及深层思索的作家，是写不出如此形象的感受的，至今我也忘不了这个作品。

    例如，我还读过老鲁的小说《逆火》和《乱伦》。前者是因为被译成外文，所以我找来读的。后者是因为篇名引起我注意，想看看老鲁怎么写这样一个题材，它被《新华文摘》选载时我就读了。我觉得这两个中篇都很有特色，故事性强有可读性，内容深刻复杂，有沉重压抑的气氛，但通过刻画人物写了人性中的美与丑，鞭挞了残酷的封建族规、家法对现实的影响，批判了世俗人心，释放了奔腾的激情，使读者在脑际留下了难忘的鲜明人物形象，记住了那揪心的故事。

    我高兴地看到老鲁的确找回了自己，也的确开始了新的创作，并且始终在努力有所突破。这也激励了我努力去向他学习，克服种种困难，决不放下手中的笔。

    1988年，我曾收到老鲁寄赠我的长篇小说《古塔上的风铃》。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题材新颖，写城市改革和新老干部交接中的矛盾。出版后有很大影响，北京开了研讨会，冯牧、荒煤、江晓天、雷达等同志都发了言。读老鲁新作，我当时既为他兴奋，又不胜“千里永相望，昧昧我思之”之感。

    时光滔滔，同鲁彦周同志再次相晤是1996年春天了！那是四川举办的一次“五粮液”笔会。老鲁偕夫人张嘉同志应邀出席这次笔会。他们到成都座谈游览后还要转道宜宾等地去领略四川的山水名胜。我在第一天参加了座谈会，会议的种种主要是诗人孙静轩大力操办的。我想请老友聚叙，但时间紧，我征求静轩的意见，他怕影响会议，终于无法尽地主之谊邀约一些老友聚叙一次，使我心中颇有歉疚。事后，我给老鲁、张嘉兄嫂写了一信，并寄去了一部《战争和人》请他们指正。很快收到了他5月28日的回信：

    王火兄：

    你好。这次在成都重见，阁下风采依然，令人喜悦之至。我从宜宾没有返成都，因为唐达成、从维熙诸兄要去安徽玩玩，我当然要奉陪。这样就赴重庆、过三峡、抵安庆直至九华山、黄山等地。送走了朋友之后，我到二十日后才返肥。回家首先令我又惊又喜的便是摆在写字台上的三大卷，这才是巨著，我不能不从内心感佩你的才力和毅力，并尽快拜读。

    我近十多年虽然也写了几部长篇，但都不满意，影响也不大。我也没有在意，最近还有一部长篇要出，出来即给你寄出，也只是一种回报而已，书本身不足道也。

    暑热将临，诸希珍重。匆此敬候大安并向夫人致意。

    鲁彦周

    五月二十八日

    信是用毛笔写在红线八行宣纸上的，共三页，他是书法家，一笔字收放结合、游行自在。我的一位内侄余望前几年出版他的传奇人生经历时，就是请彦周同志给他用毛笔题写了书名——《阳光照彻》的。这封信我自然珍藏着。

    老鲁为人磊落谦逊，给我的信上语多勉励，其实他的成绩比我大得多。1997年9月，我就收到了老鲁寄来的长篇新作——《双凤楼》。这部长篇形式和内容都有变化，可读性强，艺术构思颇具匠心，能给人丰富的审美意趣，应当说是一部有历史穿透力的小说。我当时曾想写篇评论，但我不是评论家，又忙于出国访问，结果是一字未写。这以后，我忙于写长篇和回忆录，又忙于率团出国访问并到台湾进行文化交流，还到英国住过几个月，游览了法国。老鲁也在1998年到1999年间去美国住了将近一年，我同老鲁简直断了联系。但2002年12月，厚厚八卷本的《鲁彦周文集》精装本首发式及鲁彦周作品研讨会就在合肥举行了！我未能参加14日举行的盛会，但收到请柬及文集，文集出得精美，老鲁著作等身，硕果累累，使我钦佩。文集是对我国文学事业的文化积累有贡献的。在第一卷首，老鲁写着“王火、起凤伉俪老友教正”的字样。在第五卷上，我看到老鲁放上了他和我的合影，我明白：这是他认可我们之间深厚的友谊。这增加了我对老友的思念。

    转眼到了2003年，作为安徽省文联名誉主席的鲁彦周同志和夫人张嘉盛情邀约我和起凤到安徽参加由省文联及国营敬亭山茶场举办的“首届敬亭绿雪笔会”。4月初，我们夫妇由成都飞往合肥。参加笔会的除老鲁夫妇及省文联书记处书记吴雪外，有邓友梅、邵燕祥、吴泰昌、南丁、苏中、刘祖慈、何向阳、殷慧芬等各位。省委宣传部及省农贸局领导同志宴请后，我们游览了合肥、宣城、旌德、歙县、黄山……这次皖游，与老鲁夫妇及好友们相聚，十分快活。老鲁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夫人张嘉是位画家，贤惠能干，也像老鲁一样待人谦虚真诚。老鲁夫妇感情极好，三女一子名字里都有一个“书”字：大女鲁书妮、二女鲁书英、三女鲁书江、儿子鲁书潮。我曾笑着对老鲁说：“你们一家是书香之家！”老鲁满意地对我说过：“我的孩子们还是不错的！”他儿子书潮和媳妇王丽萍都是作家、编辑；三女儿在加拿大攻读过英美文学博士，如今在美国；大女儿是位编辑，如我未记错的话，她曾向我邀过稿子。查找2003年4月8日的日记，上写：“当年老友，而今都已白头。彦周夫妇在皖声望卓著，极有信誉和人缘，待我们周到热情……昨天，彦周对友梅和我说：‘我们三人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言下颇多感慨。后来谈起叶楠。叶楠清明那天逝世，大家均唏嘘不已。叶楠比我小六岁，遽而去世，令人伤感。”

    皖游笔会期间，由于我们夫妇年岁较大，老鲁夫妇细微周到地照顾。相聚匆匆，忽又告别，但我们留下了多张合影留念。别前，我对他说：“你有过一首诗，说：‘虚名有若无，笔墨未荒疏；莫羡春花艳，喜闻沫相濡……’我很喜欢，这次见面，我要谢谢你相濡以沫的友情。希望保重。”他说：“你年龄比我大，但身体比我好。”我知道他有肺气肿，血糖也高，但见他精神状态良好，并知他在写一个新的长篇。我发自内心地说：“你为人性格好、修养好，又有和谐美好的家庭，你是会长寿的！写长篇很累人，希望一定掌握劳逸。”分别时，下着雨，大家不断招手。我当时颇有“此情不可道，此别何时遇”之感。

    2006年1月，我意外地收到他寄来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七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梨花似雪》。他说：“这本书不能说是我的呕心沥血之作，但确实是我的真情的倾诉。”我非常赞叹。老鲁给我的深刻印象是勤奋有为。这是他的第五部长篇，他写这么厚的一部巨著，形式上有创新，淡淡的抒情很吸引人阅读。他说：“我是为人民而写。”他用四年时间将“心中久久已蕴藏的想说想写的内容做了一次大释放。”翻开书来，篇首有一张康诗纬同志拍摄的老鲁的近照，非常传神，他戴着黑呢帽穿着黑大衣，围一条白底黑方格围巾，露出红毛衣，双鬓白发，架着一副眼镜，带着他那动人的善良、智慧、谦虚、和蔼的笑容，背后是满树似雪盛放的梨花。我从心里产生出一种对他的敬重。他这样的笑容会留在我眼前永不消失的！

    老鲁是安徽巢湖人，出生在巢湖北岸。抗日战争时期，我在1942年夏天为了过日寇封锁线曾在合肥东乡大兴集住过一个多月，路过有名的巢湖，远望巢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大极了！大得超乎我想象，那是个阴天，风萧萧，巢湖有哗哗的水声拍岸。水连天，天接水，远处有白色的帆影缓缓飘移，湖上有迷茫的神秘，辽阔的湖水丰满宽阔，令人神往，那时的印象至今鲜明。老鲁在《梨花似雪》里写到了巢湖，引起了我许多的遐思。老鲁这位巢湖之子，像巢湖一样的有浩浩荡荡的风骨气韵！染上岁月的风霜，他西去了，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会留下他。他是一位有成就有贡献的作家，一位心中有文学之美、人民之爱的作家、一位有毅力有追求用生命书写作品的作家！

    我永远不会忘记老鲁的友情和他的作品！

    （本文写于2007年1月28日，刊于2007年2月《四川文艺报》）

    北望遥祭江晓天

    友情是终生的精神食粮。江晓天兄去世，使我悲伤。但想起我们的交往，他这位君子，不仅使我在相交中沐浴到他的友情，从他身上获得许多值得学习的优点。而且在他西去后，每一想起，除悼念的悲伤外，同时会忆起他的高尚情操。我翻阅他给我的信件，保留的还有十七封。重新阅读，使我想起许多往事，记得有一次我曾对他说过：“你是一位君子！”他问：“怎么？”我说：“你谦逊、正直、礼貌、智慧，心地光明正大，工作任劳任怨，处事磊落，与人相交，诚实坦荡。你坚守着这些发光点，岂非君子！？”他笑着摇头，但说：“努力做吧！”

    我发自内心地说这些话，并非偶然。

    上世纪50年代初，我从上海调到北京筹办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刊物《中国工人》杂志，在北京先后工作将近十年。往事袅袅，大致记得五十年代中期，晓天在中国青年出版社负责文学编辑室的工作。他先后和一些出色的编辑同事们编辑出版了很多极有影响的好书，办了丛刊《红旗飘飘》，出了长篇《我们播种爱情》《红旗谱》《红日》《草原烽火》《红岩》《创业史》，等等。我们既是同行，我当时自然知道他的名字。但见面却只有一次。那是在一个讨论会上，讨论的是传记文学与传记问题。中青社是他和黄伊两位参加。那天他同我坐在一起。他给我的印象是瘦削清秀、两道黑眉很浓、浓眉下的两只眼睛很有精神，脸上常有笑容，谦虚和蔼。我内心是很佩服中青社的同志的，觉得他们成绩大值得钦佩。晓天那天没有讲话，黄伊讲得较多。我的发言后来发表在《北京文艺》上。那时忌讳讲私人友谊，以后我同他并无往来。到1961年《中国工人》奉命“拆庙搬神”，我做完结束工作，率队去山东支援老区建设。临行前，我将业余写成的长篇小说《一去不复返的时代》送到中青社请他们审处。同王维玲、张羽、黄伊、王济民等同志打过交道，却未见到晓天，听说晓天“下放劳动了”！那时政治上密云骤风，详情我也不便打听。但我到山东后，仍关心着中青社的情况，记不清是哪年了，听说晓天仍在中青社，而且抓了姚雪垠的《李自成》和陈登科的《风雷》。这两部长篇出书后畅销，我都买了看了，但“文革”来到，我在山东一个省属重点中学做行政领导工作，倒了大霉。看到报上批判《风雷》成了“黑风雷”，成了“反革命大毒草”。我明白晓天一定受了大罪，只是情况却已无从知晓了！

    光阴流泻，1983年我从山东调到成都仍干编辑出版工作，知道晓天无恙，曾调文化部政策研究室、文艺研究院做行政组织领导工作，又调到中国文联书记处做书记，并参与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等大型图书的编选工作。1982年恢复作家出版社后，任总编辑。由于我当时在四川文艺出版社与他有工作来往，通过信也在北京见过面，只是交往频繁是从1992年才开始的。那时，为编选出版《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这是国内外第一套全面、系统地介绍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优秀文学作品书系，规模宏大，共五十二卷，中国占十二卷），晓天和我都是中国卷编委。其他编委有殷白、胡可、邹荻帆、陆梅林等。我们在北京住中组部招待所，晓天同我过从的机会多了，他是个不张扬的人，但编选意见每每十分中肯。当时，将孙犁的《风云初记》，老舍的《四世同堂》选入长篇卷内，晓天是坚决的。记得他说过一次话，大意是：书出版了，有的活下去，有的很快就死掉了！活下去的书少，死去的书多。好的书才能活下去，差的书却只能死掉。“文革”杀了许多好书，造成书的冤案。我们如今要将被冤杀的书救活平反冤案。一个作家的成就不在于看他写了多少本书，而在于看他的书有多少能长期活着甚至永远不死。……他的话说得新鲜、生动、饱含真理。那段日子，我同他和其他同志，包括重庆出版社的沈世鸣、陈兴芜、杨希之等同志，相聚十分愉快，至今留下美好难忘的印象。

    晓天是一个习惯于分析文学作品、深懂小说艺术的编辑家。因为我们都热爱这种工作，所以很谈得来，常常两个人在一起嘀嘀咕咕，谈得越多，了解越深，常有共同语言。他一生爱书。不但是优秀的编辑家，也是出色的评论家。博览群书是他的嗜好。他读了我的《战争和人》三部曲，曾经主动写过一篇评论，题为《气势恢宏，璀璨夺目——读〈战争和人〉琐谈》。他明明写的是一篇长长的正规评论，却只肯用“琐谈”来命名。写这篇评论，他先后给我来过三封信。第一封信上，他说：“关于《战争和人》写了两大段卡住了，因为给朋友写信可以随便，整理成文就得有章法。我有个习惯，写文章前，不看别人已发表的文章。这就须通过自己反复思索、把握准，从而也不可能与别人的近似或雷同，因此宁肯先放放，多想想。”第二封信上说：“就《战争和人》的审美和认识价值而论，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任何一部艺术精品名著，都不是一时评说得清楚的，但总要说出一点自己的见解，至少要选取一个新的角度。‘先下手为强’，越往后越不好写了。我写的稿子拟再作调整充实。”第三封信上，他说：“从济南回来，才看到永旺（按：指评论家谢永旺）发在《当代》上的评论《别开生面》，竟彻底改变了我原来的构想，以童家父子为主，寻着你写出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时代的开始主题意旨，和从广泛的视角，写战争和人，写人物深层次、复杂的性格的艺术追求，用评述的写法谈个人赏析之所感，历时十多天，终于成篇”……引用这些信件，是说明晓天对文字工作的认真、细致。像他这样的评论家，信手大笔一挥写篇评论是不难的事，但他却是如此认真，一板一眼，一丝不苟地评而论之。这是使我深深感动、难以忘怀的。所以他以前做编辑出版工作时，能抓出了那么多有影响的好书。他是呕心沥血地在干的！

    殷白同志曾对我说过：“江晓天是位书法家。”确实如此。晓天的书法挥洒挺秀。他写给我的信无论毛笔字还是钢笔字，每封信展开都是规矩整齐、漂亮多姿的。我写信历来潦草，看到他的信，常会惭愧。

    晓天是安徽定远人，想不到和我的爱人凌起凤竟是小同乡。定远人在外边能遇到的不多。他遇到起凤当时的高兴出乎我的意料。原来晓天爱安徽爱定远，非常热爱家乡。他写过不少描绘故乡的散文，诸如《还乡散记》《说往道今》《故乡给我晴朗的天》《故乡茅草室》等，也写过关于安徽的散文，如《夜宿临淮关》《淮河三日行》，等等，都洋溢着浓郁的爱乡思乡之情。他在北京第一次同起凤见面，知道是定远同乡，立刻热情地直呼其名，说：“遇到我的小老乡真是难得，非常高兴。”吃饭时，给起凤亲切地夹菜，然后就谈定远，并且认定我是“安徽定远人的女婿”。

    以后我们通信，他和夫人李茹总是联名写信给我和起凤。有次信上说：“起凤还好吧？今秋定远大丰收，粮副产品价格又提高，农民很高兴。故乡这条好消息，起凤听了也会为之高兴的。你们到北京后，不要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寒舍水酒、粗饭，聊天是一乐。”有一年冬天，晓天、李茹夫妇回安徽老家去了近一个月，在定远住了七天。回到北京后，来信说：“有件事急于告知起凤。在这里，县志编写组同志们来看望过，说起家乡还有位女秀才凌起凤，他们说在打听你在什么地方，县志人物传要收进令尊的小传，务请起凤为令尊写一生平小传寄给定远县志编委会办公室，邮编233201。家乡近十年发展变化很大，定城旧貌也不见，柏油大路，新楼林立，十四层现代化宾馆……西乡几个镇，全换了二层楼房。”现在，晓天病故，起凤因小脑中风，脑萎缩，生活基本不能自理，时光真是残酷，往事不堪回首。

    晓天自己身体瘦弱，常在病中，但却始终十分关心我的健康。他写信时总劝我要保重身体，不要在写作上过于劳累。夏天暑热，要我注意盆地的潮湿；冬天寒冷，要我防止感冒。言辞恳切，这位兄弟般的好朋友，关心我胜过我关心自己，使我常生感动。

    晓天有一个很幸福的家。他和李茹大姐互相恩爱。李茹美丽贤惠。有朋友对晓天开玩笑，说：“你怎么把李茹骗到手的？”其实，何必要“骗”，就凭晓天的为人就该配李茹这样美丽的贤妻。晓天夫妇孝顺老人。我读过晓天写的一篇忆母亲的散文，题为《刻骨铭心的往事》，刊登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的《名人与父母亲的故事》一书上，那真是亲情深厚之作。晓天夫妇有一子一女，都很优秀，子名江淮，女名靳虹（晓天本名靳家保，1941年参加革命后，用江晓天名），但1975年2月，在海军南海舰队政治部文工团的女儿靳虹不幸牺牲，这成了晓天夫妇心上永久之痛。江淮同杨小葵结婚后，晓天和李茹有了个媳妇又添了小孙女，小孙女成了掌上明珠。小葵在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做编辑，她温娴淑静，不愧是编辑家的媳妇，做编辑极负责任，编过不少好书。我的《在忠字旗下跳舞》一书，小葵拿去做了责编，印数很多，有一定影响。至今她仍关心我的创作，希望我有新作品好再为我做责编。他们一家本是一个非常值得羡慕的家庭，和谐美满。但女儿不幸早逝，晓天又病故，令人心疼，情何以堪。月有阴晴圆缺，人生自然摆脱不了喜怒哀乐与生老病死。前些天，在电话里听到李茹大姐沉稳安详的声音，告诉我：墓地已经购定，晓天已经安葬，靳虹将迁来与慈父做伴。我心中涌出难以形容的感情，却想到了一位哲人说过：“死是人人会有的，重要的是灵魂不死！”对国家对人民有过贡献的君子、好人，就是灵魂不死的人！歌德在他的诗篇中写过：“人格是大地之子最崇高的幸福！”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个家庭永远是幸福的！

    今天，我决定将晓天给我的信寄还给李茹和江淮、小葵及小孙女留作纪念。我是用祭悼的心情写这篇悼文的。我比晓天大两岁，今年85岁了！但以后也许还能去北京看望一次亲友。如果实现，自然会去看望李茹和江淮、小葵及小孙女的。我也会去给晓天和靳虹的墓上带去鲜花的！

    （本文写于2009年4月28日，刊于2009年第7期《四川文学》）

    “幽声遥泻十丝弦”

    ——悼吕宁

    看到8月4日《光明日报》上报道了《中国日报》社秘书长吕宁同志于1987年7月26日逝世的消息，这些天来，我不能不沉浸在难以自拔的悲痛中。啊，老吕！你和我同年，今年都是六十二岁！我一直以为你是个长寿的人，因为你性格豁达，雍容大度，才不外露，遇事又能不惊不慌，从容稳健，我总觉得修养好的人能不以忧喜得失而伤身体，可以常葆青春，但你竟忽然去世，太出乎我意外了！这几天来，我一直心上像压着一块石头，记忆的深井被搅动了，往事都浮现眼前。你的音容笑貌，总使我感到分别似还在昨天，可是生死永隔，我们想再见面已不可能！关山万里，我在四川成都，你在北京，在你病危时我们未能见最后一面，你逝世后我又未能亲临吊唁，这就成了一种遗憾，一种终身的遗憾。也许，现在，只有回忆能帮助我抑制悲伤、抚平感情的波澜。思想，是人类实践和知识凝汇成的精灵；我想，回忆也是的，每每在多少年后，思索和回忆会带来爱与美的怀念，会带来较深刻而真切的认识。如今，想起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时，势必也是这样。那么，今天我含着热泪写的回忆也就不是多余的了。

    我还记得，我们初识是在北京北新桥的一家很脏很小的饭铺里，那是1953年，上海、东北、武汉、重庆等地的工会系统的各出版社和刊物都奉命撤销，编辑人员选择一部分集中调到北京，加强中央级的工人出版社，我是从上海劳动出版社调到北京的，吕宁是从沈阳东北《工人之家》杂志社调到北京的，我们上海来的一些人正在筹备出版全国性的《工人》半月刊。吕宁和从东北来的一些人，还有教育部来的一批同志，合办一个面向全国工人的《学文化》杂志。那时，工人出版社面临大发展，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口味各异，伙食又办得不好，中午时许多人都在外边随意吃点东西，北新桥一带，那时还很荒凉贫陋，这种小馆子卖炒饼、面条，也卖炒菜。饭店里，几张破旧的方桌，指甲很长的堂倌用一块黑油油的抹布抹桌子，门口火上煮着一锅浑浊的洗碗水，看到这腻腻黏黏的洗碗水，就使人汗毛立正食欲全无。我和爱人凌起凤是皱着眉头硬着头皮去吃饭的。每次，我们总看到吕宁先我们坐在那里。他瘦瘦高高的个儿，很精干，又有点书生气，脸上平静，但常带一种亲切的微笑，他不爱说话，我们先后一共说过不到十句话，照例是互相点点头，各坐各的，各吃各的，但他沉默却不使人感到阴暗，我对他的印象不坏，馆子里苍蝇嗡嗡嘤嘤，他也不在乎，从不说一句不满或嫌弃的活，总是独自静静地吃，或饭或面，像在完成一项任务，吃完就走。

    后来，《学文化》停办，《工人》半月刊也不办了！我们有缘，竟被分配到一起办《中国工人》杂志来了！而且他是主编兼编委，我是主编助理兼编委，一度，我们在一间屋里办公，面对面地坐着，我“助理”他，互相之间的工作关系变得异常亲密了！工人出版社那时是在西总布胡同30号，我们的宿舍是在东总布胡同19号，离得不远，我们与老吕两家成了近邻。我们社里这幢西式楼房宿舍，据说是袁世凯时代的德国大使馆，后来又做过评剧名坤伶小白玉霜的公馆，院子里有一架虬蟠斑驳、条叶垂挂的紫藤。我和吕宁有时就在紫藤架下站着谈一会儿工作。当时住在一起的邻居还有作家康濯等人。吕宁照例不多同人来往，给人一种“冷”的感觉。但我仔细观察，他绝不是“冷”的人。他见到我的女儿王凌总爱笑着逗一逗，对自己的两个儿子大雁、二雁爱得很深，每到星期日，他和在人民出版社做编辑的王淑吉同志总是带了孩子外出游玩，有时去北海划船，有时去景山游览……他发现我每逢星期日总是在家看书或写作，每每总笑着说：“啊呀，老王！你怎么不玩一玩呢？”这句话，他常常重复，可是别的话却听不到，我也不免感到他与人有距离了！

    他同我在办公室里对面坐着的时候，也是沉默寡言，绝少说话，更不谈心，因为那时候，有种“左”的看法藏在每个人的头脑里，互相之间的关系只肯定在工作关系上，同志之间是讳有友谊的。不过，尽管这样，我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在工作上，他善于放手让人工作。我任主编助理阶段，他几乎将大部分业务权全交给了我。他只过问大事，诸如方针、任务、计划、总结之类，却不去陷入具体编务和琐事。互相加深了解以后，有一天，他征求我的意见：“老王，你来做个‘头脑清醒者’如何？”这种“头脑清醒者”，是苏联有的报社采用的制度和形式：由这种人在付印前来审定大样以减少错误。我同意以后，每期发稿的版式由我审定签发，每期付印前的清样，也由我审定签发。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工会召开八大，封二刊登的照片上大标题是“庆祝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可是“大”字误成了“犬”字，被我及时发现，让工厂从速挖版补救后，那次，他显得很高兴，笑着对我说：“幸亏你头脑清醒！要是你也糊涂了，就‘大’字上这么一点，咱就吃不了兜着走啦！”

    这几乎是我所听到的他说的唯一的一次幽默话了！

    刊物开始办的初期，怎么办还缺少经验，举棋不定。因为《中国工人》是全国总工会的机关刊物，工人阶级包罗的既有普通男女工人，也有工程技术人员、教育工作者、工会工作者……产业又各不相同。工会干部要看工会工作经验介绍，青工要有青工的特殊爱好，老工人文化低要求刊物通俗，工程技术人员提出增加科技内容，工厂的车间主任、班组长又希望看到生产管理的文章，工厂中的文学爱好者又请求将《中国工人》办成文艺性刊物……吕宁让大家下去调查研究，自己也下去听取意见，回来后展开讨论，提出方案，终于确定《中国工人》应当是一本面向广大工人的政治思想教育刊物。一切从政治思想教育出发，但不排斥包括文艺在内的任何形式。明确了这一点，大家的工作好做了，刊物也有了起色。

    吕宁做主编，十分稳健，他主编下的《中国工人》，大的纰漏是不多的，因为他牢牢掌握着舵。他平时自己不写文章，也不爱动笔改人家的文章，但他大事决不马虎，重要文章一定亲自斟酌，审稿的水平很高，聚精会神，眼光敏锐，常能看出人家疏忽的大问题。逢到这种时候，他的习惯是：用笔画出一切有问题的地方，严重的打上“？”，退给你自己红着脸去看去改。他说：“这样会改得更恰当，也是培养提高编辑的方法，不必越俎代庖！”他历来不赞成改稿时从个人口味和爱好出发，而主张保留作者自己的风格。

    吕宁一米七几的个儿，说话声音软而慢，平时不太讲究衣着，冬天总穿一件破旧了的“皮猴”，袖口已经有点丁丁挂挂了，但开起会来，往那里一坐，挺潇洒，还俨然有一种大将的风度，他的优点是能启发人无拘无束地讲话，因为他从不抓谁的“辫子”，对逆耳之言从不表示厌恶。他最后做小结时，又善于采纳众人的意见，讲的话好像并不怎么精彩，优点是干净利落，中肯，明确，简洁，绝不拖泥带水，也绝不放空炮，使人感到他是个务实的人。

    谁有好的建议，吕宁都能采纳，有同志提议刊物上应当办个“讨论会”的栏目，他支持，而且很关心。有同志提议，刊物上增加读者来信栏发表一些有质量的群众信稿，他支持。1959年初，我建议重新发表夏衍同志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品《包身工》，他认为很好，同意拿出大量篇幅抽去许多别的稿件。全总书记处分工领导《中国工人》的张修竹书记提出：要在《中国工人》发一个好的连载小说，他就坚决贯彻执行。我们先将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改写本的精彩章节连载，他又同我商量要我写一个连载，后来，将我写的节振国烈士事迹的中篇小说《赤胆忠心》配上画家江荧的精致插图放到刊物上连载，反响挺好。对本刊编辑部同志的稿件，无论文稿、画稿，只要有质量，只要能处理好编创矛盾，他是坚决主张采用的，而且认为这是一个优点。在我给刊物写总结时，他主张把采用内稿的比数增加作为一项成绩纳入总结，因为他认为本刊的同志，了解刊物的对象，了解本刊的要求，写出的稿符合读者要求，而且他历来认为一个刊物编辑部，既出刊物，又该出人，人才要靠自己从现有人员中培养，能通过写作提高编辑素质，这是好事。在这种培养下，编辑部后来涌现出不少能写、能画的人才。虽然，他自己是从来不写一篇稿在自己的刊物上用的。

    我听到过当时编辑部的同志有的说吕宁似乎有点“懒”，能写出好文章来却不肯动笔花时间去写。但后来从一些运动中得到体会，感到他不是“懒”。他把主要精力用在执行刊物的方针任务上，而且，他的“懒”也许是当时那种“左”的气氛和现实的产物，他的“冷”也可能是同样的产物，他平时慎言慎行，但假日就寄情于山水之间，唯有见到活泼天真的孩子才表露热情，何尝不是一种彷徨心态的流露？何况，他支持编辑部的同志写稿，他自己也夹在中间写，那就不好办了。他支持大家写，自己不写，在公和私的问题上要好处得多。

    吕宁是个不爱趋时整人的领导干部，跟他一起工作，他决不会记嫌报复，绝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绝不会假充积极踩人家的肩膀。他做主编阶段，运动中也伤过人，但那不是他的主张。反右开始前鸣放阶段，他要去东北“走马看花”，让我在家主持工作，我不同意他在这种时候离开，他非要出发不可，我只好在家主持工作。但我问他：“你看你走后我的工作怎么做？”他当时未答，事后却抄了一段话留给我：

    “报刊应该真正成为领导一切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无产阶级国家力量的事业的党的意志的表现和喉舌，报道事实上应该成为党在组织群众和向群众进行列宁主义思想教育方面的主要的助手。因此，我认为现时尤须强调指出的是：报刊不仅应该和我们的党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应该置于党的完全的领导之下，而且应该使自己的全部工作完全地与党的工作和党的思想生活结合起来。”

    他亲自把这段话压在我桌上的玻璃台板下。这段话是引自《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中的《苏维埃的和党的报刊的基本任务》一文中的。当时我们编辑部学习过这本书。我觉得有点“老生常谈”，但却因为是他给我的“临别留言”，不能不重视，所以在他走后的阶段，倒确是时时看一看想一想的。而这，显然在大鸣大放的惊涛骇浪中确是像警钟似的使我清醒，给了我极大帮助的。

    在那个大鸣大放的日子里，我否定了许多有过于出格言论的文章。但反右开始，由于尺度不同，“左”的情绪使一些正确的东西也成了“毒草”（比如一幅《叶公好龙》的漫画，本来是丝毫也没有问题的，当时却也可加上“鼓动右派向党进攻”的罪名），我真怕出问题。反右运动是从工会系统开始的，当报上发表《工人说话了》的社论后，吕宁从东北回来了，他回来的那晚，我心情沉重地在紫藤架下同他站着谈了片刻。我讲了他走后的工作情况，并检讨说：“我的工作没有做好，看来，刊物上发了一些不好的文章和漫画……”他依然默默不语，但看得出心情也非常沉重，临别叹着气说了一句：“看运动的发展吧！”话虽简单，显得无可奈何，我感到他的态度并不“冷”，他并不想拿我做“替罪羊”，也无心陷我于泥淖之中。

    后来，反右斗争狂飙似的在开展了，从检查刊物上的“毒草”开始，很快就有扩大化的情况，吕宁始终稳稳地，并不热衷，很少发言，即使开口，语气也是平和说理的，不像批判，倒像“谈心”，使人感到他实事求是。由于他平时并不同人谈心或深交，他不“揭发”任何人也成为可以理解的了。有人议论他在运动中不够“积极”，不够“火爆”，其实，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学运，听说是热情奔放、慷慨激昂的。在反动派面前，他毫不畏惧退缩，不是不会“火爆”，为什么在运动中会是这种不够“积极”的态度呢？当时并未深究，我只是觉得他从不哗众取宠，从不得意忘形炫耀表现自己，确乎是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人！

    反右斗争结束，送走了一批同志去劳动，我平安无事，看到那些主人离开了的空椅，又看看玻璃板下吕宁的那段留言，心里感情十分复杂。这段留言我珍贵保留作为纪念，直到十年内乱才损失。

    吕宁背后不爱臧否人物，看人总是看优点多。与他相处那么久，我很少听到他背后说谁不好，但却并不排除他当面对一些人和事谈出自己的看法。当时有位老同志，资格很老，人品很好，就是能力差，工作不称职，有人背后评论那位老同志，他显然也认为评论的意见基本是对的，但自己不参加评论。只是在后来从工作出发，对那位老同志的工作进行了合适的调整，让胜任的同志去干，而对那位老同志，他总是称之为“×老”，很尊重。

    我曾率一个工作组出差工作，组内有一位同志，平日从不认真工作，但政治口号叫得比谁都响，是个善于动辄就“汇报”的人。在出差中，他有些不妥当的做法受到我的批评，出差归来，我听说他很快就去向吕宁“汇报”出差情况并且歪曲了事实。我就特地找吕宁解释。但吕宁笑了，说：“我都知道了！”他的意思是我不必解释了，小事一件！我也不禁笑了，感到自己气度还不够大，过于斤斤计较。我想，有时，我感到吕宁有“大将风度”，可能就是一种气度恢宏的气质决定的吧！

    吕宁在有些事上确是不与人争的！争名、争利、争权、争位，他都不涉。出风头的事他绝不热衷去做。《中国工人》在1958年独立，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直接领导，他的主编工作好做得多了。起初，未独立时，有些领导同志喜欢能说会道的人，似乎觉得吕宁平庸不露头角，却忽略了他从不患得患失，历来踏踏实实不表现自己的一面，因此偏爱别人，对他不无微词。个别能说会讲、锋芒毕露的同志也就自以为是、气势凌人，但老吕置之泰然，未见他生过气发过牢骚，未见他计较一言一事。但最后事实证明，吕宁是称职的。他是一个埋头耕耘的主编，他主持下的《中国工人》，执行方针任务上始终坚定不移，刊物不断有改进，与《中国青年》《中国妇女》并驾齐驱，印数高的时候达到六十万册以上，一般也稳定于二三十万份。他的为人也洁净无垢，如清风，如绿草，虽不显眼，却纯粹、美好。他在私生活上也是严谨的。

    1958年“大跃进”时，我到了甘肃，在那里看了引洮上山工程，又到处看了全民大炼钢铁的阵势，访问了省委领导同志。当时我用“本刊记者”名义，写了《紧张是东风——记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同志一席谈》一文，由《中国工人》当“帽子文章”发了头条。文章大意是：有人说大跃进太紧张了！大炼钢铁太紧张了！这不对，紧张是东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当时，颇得好评，但平心而论，当时看到群众十几个昼夜不睡觉，连铁床、铁门都砸碎了炼钢也确实不是滋味。加上，到河北徐水地区去“走马看花”，看到了更多“左”的和浮夸的做法。虽然回来后鉴于1957年反右的情况，不敢如实说出，只好闭口不谈，但在取舍稿件时，却开始否定那种过于虚夸的文章了。这曾引起个别的编辑不满，但每逢这种时候，老吕总是支持我的，他那个阶段，也出去“走马看花”，回来也闭口不谈，但当然也有所感。我们之间，互相心照不宣，却隐隐都有一种忧虑，记得1959年秋，我出差去旅大时，吕宁就叮嘱我：“老王，带上十几斤饼干去吧！那里也许吃饭不方便。”我幸亏带了饼干，不然，有时就要饿肚子了！到1959年冬末，北京城里供应十分紧张，我和吕宁却还一同到西山中直机关造林站去劳动过一周，任务是植树。那时浮肿的人已不少，每顿都吃不饱，老吕干活仍很出力，脸上也仍旧总有亲切的笑容，我们每次都一人背三棵马尾松树苗上山，栽得妥妥当当才下山。回来后，啃了咸菜、窝头，就一同到附近散步闲逛。有一天，看到一处炼钢工地上到处丢弃在地上的一堆一堆废钢铁时，他终于叹息地说：“老王，我们头脑都发热了！你在甘肃写的那篇《紧张是东风》，当时认为好，现在看来是坏！办刊物做编辑工作责任太大了！传播的东西正确，有利人民；传播的理论错误，为害人民！岂能不小心谨慎啊！”

    我思索起来。但就是这一次，我们也未继续深谈什么。他是个有党性的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如果发现了，心里明白，有所抵制，但不愿多加指责抹黑。他深沉，我也不爱发牢骚，一种当时抑制人交流思想和意见的寒流，使我同他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不远不近、亲近又有距离的工作关系，这一直维持到我们分手。

    1961年《中国工人》奉命撤销，上头批了四个字“拆庙搬神”，人员大半下放各省，吕宁被留调《工人日报》任副总编辑，我则在处理完刊物结束工作后，又给《工人日报》编了三个月《工人文艺》，然后决定下放山东。走前，我去向他告别，他刚出差归来，手里抱着小女儿香香，灯下对坐，两杯清茶，知道我要远行，他少有地露出颇为不舍的神情，像做鉴定似的表示对我的工作和为人是满意的。平日相处，从来没听他说过这类动感情的话，这就是推心置腹了，使我感到他确实内含热情。临别互道珍重，他又终于深情地说了一句：“你去山东的事，我不知道。以后《中国工人》如果复刊，我们一定仍会在一起的！”也许，这就是我同他相处中他所说的最富私人感情的一句话了！正因为他平日话少，这句话和他当时的神态却使我每一想起，就感到温暖。虽然，后来《中国工人》直到今天也未复刊！

    我不禁想，我同吕宁是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相处近八九年的老同志了。朝夕在一起，虽有较深的了解，当年却谈得那么少，而且友谊总停留在一定程度上就不再发展了！这是那时频繁的政治运动和“左”的思潮造成的。老吕这个人，长期从事党的新闻出版编辑工作，他是一个党性很强的同志。他比较平凡，一生并不轰轰烈烈，也没留下什么著作，但他是个真正为他人做嫁衣的宣传工作者！在他所从事过的工作中，他付出了心血，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一个勤恳踏实的人，一个不哗众取宠争权争利的人，一个谨慎而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人！一个人倘若死后让人回想起他是这样一种人时，也就值得欣慰的了。他去了！像一流清泉潺潺流过，逝在天之一方，滋润灌溉过他经过的土地，清泉凉津津的，但却澄明透彻，使人回忆起他时，会想到泉水的甘洌芳甜，会在心上和耳际想到泉水流淌时“幽声遥泻十丝弦”的意境，使人牵动情思，难以入眠……

    老吕，我总忘不了你把“人”说成“银”的亲切东北口音，忘不了你那纯真、平静的举止和笑容，忘不了那些我们相处时值得回味的往事。我们住过的东总布胡同19号院子里那棵大紫藤架上，现在该又早是浓绿满眼挂满荚子了吧？北京西山上红枫林畔我们在二十几年前一同手植的那些马尾松早已成才了吧？……可是，倘若我再到北京，我到哪里再能见到你呢？……啊？……啊？……老吕啊！

    （本文写于1987年8月18日，刊于1987年冬山东《洗砚池》）

    永生的逝者

    ——忆吴运铎

    老朋友去世的越来越多，但多数均活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中有些是使我每一想起就产生崇高、钦敬感情的，他们是永生的逝者。最近，谈到党员的先进性时，我不禁常想起吴运铎同志，他在1991年5月2日逝世，瞬间十四年了！但他对我的感染和激励却从未消失。

    认识老吴是1955年在北京，共青团中央召开全国青年第一届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他是特邀代表。当时他的英雄事迹已经流传甚广，大会宣传部门向我推荐他，说：“这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值得大写特写！”我采访了他，并同他开始建立了友谊，却没有写出文章来。因为早在50年代初，他就常被邀请去机关作报告，他自己写的长长的报告稿，最先由女作家菡子帮助整理过，但菡子只略略在文字上动了一动。后来，报告稿又由《工人日报》记者赵荣声采访补充并帮助整理，字数相当于一个中篇，用《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为题，在1953年春由《工人日报》副刊《百花园》连载发表。不久，工人出版社派文艺编辑室主任何家栋在原来的基础上作了较大的补充和修改，这些补充和修改当然主要是老吴的创意、经历和体会。老吴是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他对文字工作严肃认真，文字也流畅，所以编辑帮助之功不可没，但书由他署名也是可以的。1953年夏，这稿用《把一切献给党》的书名出版了单行本，第一版就印了十万册。

    那时，我觉得再来“炒冷饭”，写人家已写过的人和事意义不大，所以虽采访了吴运铎，目的是认识他，却本无写他的打算。而且，老吴是一个低调的不善夸夸其谈的人，我访问他时，他显得沉默和沉静，话不多，起先谦虚地说：“我的事就那么一些，你采访别的同志吧！”后来也只是问一句答几句，我对他的采访遂中断。直到后来，大家熟了，交谈中他才肯讲一些往事。印象中最深刻的是他讲起抗战中他在皖南事变后从皖南到苏北，在苏北溧阳和句容交界处，住在一个村子里，次日清晨，忽被汉奸特务队偷袭，六个同志不幸被俘，日寇在村口搭了一个大台子，台下挖了六个坑，把老百姓和群众都集中起来，让六位同志供出情报指认同伙。说：“不招供不指认同伙就统统活埋！”但六位战士除了高呼抗日口号外一句话也不说，都被鬼子残暴活埋了。老吴动感情地说：“当时我浑身热血沸腾，泪水往肚里咽，这件事我永生难忘！我后来就总是用不怕死的精神在学习他们干革命的！”这件事听他讲后，日寇的残暴，革命者的坚强形象始终留在我的脑海里。

    吴运铎是湖北人，但出生在江西萍乡安源煤矿，父亲是矿上炼焦部一个小职员，家里贫寒，他读书到小学四年级就拾煤渣，挑煤卖，后来回到湖北，在大冶黄石港石灰窑一家煤矿的机电股做学徒，常受打骂，但他自己刻苦学文化和技术，十七岁出师成了一个有技术的机电工人。1937年抗战爆发，1938年他先到武汉，后到江西找到了新四军办事处参加了革命，转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因为他是个技工，就被派到新四军军部的修械所工作。

    老吴不但觉悟高，还是一位富于创造性的聪明人。那时的“修械所”是个茅草棚，仅有一个风箱、一些零星工具。老吴为了抗日打鬼子，拼命钻研、改造工具，从造刺刀开始到修理枪械，进一步又接受了制造步枪的任务，使用他创造的“土机器”、“土办法”达到目的。例如枪筒子是要用镟床的，没有镟床就用条长木凳将四条凳腿埋在地里，在木凳一端钉上两个铁叉，在叉子当中放一根带有木轮子的铁棍当车轴，这样就成了一个最简单的车床。没有发动机，就把老乡的磨子借来，在眼上插进一根铁棍当轮子轴，埋下两根树椿当轴承，把石磨架起来将就算发动机。又用一条自己缝的厚皮带代替传动皮带，“土机器”就将枪筒子镟出来了。老吴是我党我军兵工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抗日战争中，他和战友们白手起家，奇迹般地建起我军第一个军械修造车间，成功地制造出第一批新步枪。当时，美国女记者、作家史沫特莱到苏北曾参观过他领导的设备十分简陋却能制造步枪的“兵工厂”，赞叹说：“我到过许多国家，见过许多工厂，就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兵工厂，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个兵工厂！”

    吴运铎是一位意志坚强无私无畏的革命战士，在修理和制造炮弹及枪榴弹的过程中，他舍生忘死，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三次身负重伤，炸瞎了右眼、炸坏了左手、炸断了右脚，浑身的大大小小伤痕简直数不清，他那种浑身伤残依然拼命工作的精神使我感动。他左手伤残，所以平时习惯将左手插在裤兜里。有一年夏天，我无意中看到了他身上的一些伤痕，那是触目惊心的，但他迅速用衣襟遮住了，他脸上依然漾着平日常有的微笑。

    我同老吴的友谊是在互相都爱读书、互相也都写作这基础上建立的。上世纪50年代初，流行出版苏联小说通俗本，同老吴认识后，我送过他一本菡子缩写的《保尔》，这是菡子根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缩写的通俗本，我曾在上海劳动出版社工作，任副总编辑，《保尔》的书稿是我终审签发的，当时发行量很大。我也送了一本我根据苏联作家波列伏依的小说《归来》缩写的《炼钢英雄》给老吴，他表示对这两本书都很喜欢，回送了我一本《把一切献给党》。我在1956年到冀东采访，写过红色游击队长、抗日民族英雄节振国事迹的传记小说《赤胆忠心》，书稿在《中国工人》杂志上连载，他看到了，说节振国的事迹很动人。后来，出了单行本，我送了他一本，他看后打电话给我，表示感谢，并说他喜欢这样的作品。我们的交往并不频繁，但见面总有话谈，而且互相能够知心。

    《把一切献给党》不但畅销，而且影响极大。大约到了1959年，何家栋又帮助老吴将《把一切献给党》再一次加以补充和修改加工。这次的改动和补充是很大的。老吴是位认真负责的人，搜索记忆回想往事细微有序，他文字也是不错的；老何是位有才华的人，笔头极健，两人合作很协调，有个阶段吃住都在一起。我当时在《中国工人》任主编助理兼编委，在西总布胡同30号办公，住东总布胡同19号，何家栋的文艺编辑室也在西总布胡同30号办公，偏巧他也住在东总布胡同19号，与我毗邻。修改《把一切献给党》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他们在外边找了地方专心完成书稿，避免干扰，时间约花了将近一年。修改稿完成后，我向老何索要了书稿来看，并选择了其中的“反扫荡”等章节，找画家配了精美的插图在《中国工人》上面先发表。这次改动实际是重写，由于文字润色和文学描述较多，文学性强了，写得细腻了，篇幅字数也增加了不少。书由工人出版社不断再版，累计总印数在五百万册以上，还被译为俄文、英文、日文发行。

    新中国成立前，吴运铎做过淮南根据地子弹厂厂长、军工部副部长、大连联合兵工企业建新公司工程部副部长兼引信厂厂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做过株洲兵工厂厂长、中南兵工局第二副局长，调到北京后在五机部任科研院副院长，但由于遍体是伤，还有关节炎和神经衰弱症，病痛多，生理影响心理，健康情况极差。他脸色虽然不好，为人也比较严肃，与人交往脸上却常露微笑，而且作报告十分认真，从不嫌劳累。新中国成立初期，组织上让他到苏联治过病，将他左眼中的一小块碎弹片取出，恢复了些视力，身体仍是很衰弱，可是他从不悲观。他对待病痛的态度是很值得学习的。他应邀到处做报告，他写作《把一切献给党》，都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是一种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支配下的行为。我同他相处，感到他刚直坦率，穿得极朴素，生活上要求很低，始终不渝地坚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方向与信仰。他以保尔·柯察金为榜样，处处是以身作则的。

    我只到过老吴家里一次，而且是偶然的。因为那时候，可以维持正常同志关系，却不强调私人友谊。那是1960年秋天，生活困难时期，北京人处于饥饿状态。一天傍晚，我在甘家口附近遇到老吴，我听说他在初夏时分去苏联治病了，却不知他已回来。他很热情，他住在甘家口八号乙四楼八号，看到他脸色不好，人也瘦弱，我说：“病治得怎样？”他邀我去家里坐，我就去了。他爱人陆平同志与他是抗战胜利那年结婚的。陆平原先是兵工厂里的装配工，一个朴实沉默的女同志，我还是第一次同她见面。老吴家里依当时的眼光看，陈设也是简陋的，陆平给我倒了一杯开水，我主要想听听老吴去苏联治病的情况。他说：“我到莫斯科，中苏关系正处于低潮，我的这次治疗眼疾，几经周折，不太顺利，我的心情也不太好”……后来又谈了些什么，已记不详细，只记得他说：“苏联人民仍是友好的！”奥斯特洛夫斯基[1]的妻子达雅曾请他到家里做客，并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有凉菜肉冻和酸黄瓜等。谈到吃，谈到供应紧张，老吴说：“眼下的供应困难肯定是暂时的，其实这点困难同战争年代比算不了什么，那时活了今天也许明天就‘光荣’（牺牲）了！如今不过是吃的东西少了点，是不？”那天，我见他桌上摊着纸、笔和颜料，原来他正在学国画，纸上是一幅松树，尚未完成，我说：“你在绘画？”他说：“还是学徒工呢！”我夸道：“画得不错！这棵松树苍劲挺拔、葱绿可爱！”他说：“岁寒而知松柏后凋！”……后来，我说：“哪天你画一幅送我！”他慨然说：“好的！我一定好好画一幅赠你！”分别时，他送我下楼，握手时大家都很用力。

    这就是我同老吴的最后一次见面了！

    1961年6月，我所在的单位撤销，7月我就离开北京率队到山东支援农业第一线了！到山东后，被分配到省属重点中学临沂一中做行政领导工作。我们那个时代的干部，差不多都知道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与吴运铎相交，自然加深了我对这段话的理解与感受。从首都北京遽而到了鲁南革命老根据地临沂，当时那里也是灾情严重，生活不好，但我毫无怨艾。工作很忙，早起晚睡，我很少闲空。学校很大，同著名的华东烈士陵园邻近。有一天，偶去看看，见陵园里有新四军副军长罗炳辉将军的墓。墓是苏式的，像个碉堡，有旋转形的阶梯可以走上去，看到罗炳辉副军长的墓，我就想起了吴运铎，抗日战争时，罗炳辉任新四军二师师长时，老吴在他领导下工作，老吴对我说过：罗师长不摆架子十分和气，把青年当作小兄弟，工作中给帮助，思想上给启发，有一次约老吴去玩，想送点什么给老吴，可是找了半天没有东西可送，就摘了一个他自己种的大番茄给老吴……想起了老吴，我心里不平静了！我离北京时，有不少朋友送行，但我连电话也未给老吴打一个，我觉得理应写封信告诉他我的情况。于是，我给老吴写了信，记得我告诉了他我的近况，问问他身体好不好，告诉他我看到了罗炳辉的墓，并向他索取他答应赠送我的那幅松树国画。信发出后，隔了些日子，收到10月18日老吴从北京同仁医院写寄给我的信：

    洪溥同志：

    来信收到了，只因住院动手术，未能及时作复，乞谅。

    我左眼旧伤复发，半月前在同仁医院做过手术，手术后一切都很好，只是角膜仍疼痛不止，大致再过一星期即可出院了。

    知道你在临沂工作，这地方我在1946年大撤退时路过的。蒋机的追击下，曾在沂河桥旁躲过飞机的轰炸。想来今天的临沂一定是美丽的城市了。

    罗炳辉师长的墓在临沂，殊甚想念，不知能否拍张照片寄给我！你要我作的画，等出院后，给你画好寄上。

    希望你常来信，我仍在修（休）养中。匆此谨致

    敬礼

    吴运铎

    十月十八日于同仁医院

    我历来有保留信件的习惯，此后同老吴通过几次信，但“文革”中，我所保留的信件绝大部分损失，这封也不知是怎么侥幸存留下来的，一张与老吴合拍的照片也不知怎么才逃脱劫难的。其实当年合拍的照片有好几张。我应老吴之托，拍了罗炳辉将军墓的照片寄给了他，他寄过一幅青松图给我：高大的松树在风雪中摇曳，但峥嵘多姿，他题的字是“风雪撼青松，松摇根不动”。他写给我的信和送的这幅画，都是勉励我的。他是一位益友。只可惜画也毁于“文革”了！

    “文革”十年，使我们断了联系，以后，我忙于创作，不是采访和收集材料，就是关上门爬格子，极少与人交往，我是想把损失、浪费、被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但我不时仍会想起老吴。他有一句名言，凡读过《把一切献给党》的人可能都知道，就是“我真嫌时间不够用，在我们的时代，真应该有两个太阳轮流照耀，帮助我们把一切梦想变成现实”。也记不真切是哪一年了，我写过一首小诗：“一年年似水流淌/记忆中常有西窗烛光/虽不辉煌，却也明亮/静静思索，轻轻吟唱/生命化为纸上文章/日夜该有两个太阳。”这末一句实际是来自老吴的。我把这首诗放在我的散文集《西窗烛》的插页照片下，我本拟书出版时就写信给老吴并赠书给他，告诉他我写的这首诗末一句得自他的教益。但，我的书是1991年9月才出版的，而在1991年5月，我从报上看到了老吴逝世的噩耗……

    （本文刊于2006年2月《现代教育导报》）

    注释：

    [1]《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作品主人公保尔的原型。

    悼周克芹

    四川文艺出版社的金平同志8月6日下午写了一张纸条让我的女儿带给我，上面写着：“周克芹同志因病已于昨日凌晨去世，不胜悲痛，特告。”一小时后，四川作协创联部负责人王德成同志打电话告诉我：“周克芹同志于8月5日凌晨去世！”问我是否收到讣告，并通知我治丧委员会8日下午在作协开会。他声音里夹杂着疲劳，是忙于克芹的病故后事两三天来未睡好的原因。

    今夏特别热；知道克芹去世的消息后，我心里难过极了，也乱极了。我正在赶写一部长篇，却再也写不下去，暮色苍茫，我没有开灯，独自静坐桌前，心里充满了哀悼之情。

    一星期前，听说克芹病了，可能是肝癌，因为看望的人多，怕干扰，住在军区总医院。我很吃惊，但并不认为他会很快出事。想去看望他，那里太远，我自从左眼失明后，有一次去西藏饭店开会险些被车撞伤，独自外出不便，所以我立即写了一信给克芹，表示想念和慰问，给作协转交。但后来听说他一病重就陷入肝昏迷，这信估计他未看到，我同他却已经天上人间两茫茫了！唉！我真应该在他病危时去看望他的！

    我是1983年由山东调到四川后才认识克芹的。最初，见过几次面，感到他朴实、深沉，话不多，不是一个哗众取宠的人。我仅是通过作品对他有些了解。后来，有了一些交往。我们通过信，互赠过作品，他的信使我感到他第一是谦虚，因为他比我年轻，就把自己放在一种尊老的态度上；第二是关心，因我视残，他总是十分关心，问病情，要我好好保护仅有的一只右眼；三是勉励，对我出版了作品表示由衷的高兴，希望我继续写出好作品来。他态度诚恳，据我所知，他常向有的同志说应当评介我的作品。

    他平日很关心四川作家们的创作。“文人相轻”在他身上没有。我看到他替人写书序、写评介，关心青年作家的成长，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家推荐1988年全国短篇小说佳作选》上，有他推荐的金平的《博艾霍拉诱惑》。克芹写的推荐文十分精彩，主要是对作品体会的深刻，比有些评论家的文章要高明得多，看得出他才华洋溢。

    三年前，我左眼因外伤型视网膜脱落住院时，他与作协一些同志特来看望，迄今我犹记得：他坐在一边，握手后什么也未说。但从我未失明的右眼里透过墨镜看到：他脸上全是关怀悲切的神色。事后，有同志告诉我：“克芹回去后说，看到你那模样，他心里非常难过。”当面热情当然好，但他当面不说什么，回去却念念于怀的情谊，使我感动。

    同克芹增进了解，是去年9月。我们一同参加了评选四川省十年优秀图书专家组的工作。我们同住在灌县的省委组织部老干部局的招待所，朝夕相聚了不少天。有时散步，有时聊天。本来，他与陈朝红同志和我同住一室。他总是那么关心人，怕我休息不好，坚决去联系了一个单人房硬逼着我去住。在那次，谈心的机会多了，互相的了解也就多了！说起外面一些不正之风不良现象时，他的是非感很强；谈起文学创作上的情况时，他立场鲜明，立论公正。我这才认识到他不仅写作努力，学习更加努力；读的书很多，文学修养极好。在评选中，他意见中肯；掌握评奖标准时，思虑周密、分寸恰当，使我感到他豁然大度，还颇有领导才能。果然，不久他就担任了省作协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

    5月间，在参加了省委召开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八周年座谈会后，我们在一次宴会上见面，这该算是我同他最后一次见面交谈了。我们同桌挨着坐，他常夹菜给我吃。我觉得他脸色不好，也不喝酒，问他身体好不，他告诉我：“胃不好！”又说他“从不检查身体”。现在想来，他的“胃不好”，也许是肝的病吧？他的“从不检查身体”，也是使病耽误了的原因吧？他在谈话中仍不忘关心我的眼睛和创作。后来告诉我：作协的工作很忙。我问他：“还能写写东西吗？”他朴实地说：“总想挤点时间写点东西看看书！”他确是积劳成疾的。

    克芹尚在中年，死得太早，使人伤心。

    但，人生的长短恐怕不是单以时间衡量，而是应以思想和行为去衡量的吧。克芹的光荣与价值，不仅在于活着时受人赞美，而且在于去世后使人哀悼，使人想起他时，觉得他有可以学习与思念之处。他是位杰出的小说家！想起他的离去，固然使人悲痛，但生活也正如一篇小说，不在长，而在好！他的一生，从成就和贡献来说，是美好的！

    克芹不仅属于一亿多人口的四川，他属于十多亿人口的中国。中国应该多一些好作家，所以他的早逝十分可惜。克芹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好作家。他的作品，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到《秋之惑》……都将传之久远，他对文坛的奉献将会不朽！

    克芹送我的作品仍在我的书架上，他人却已经不在了！一颗光灿灿的明星陨落了！思念往事，宛若昨日！这使我不能不落泪。8月10日，我在殡仪馆向他遗体告别，同他见了最后一面，那印象将永远镌在我的脑中。那天，自动来吊唁的人多极了！我觉得克芹泉下有知，应当得到安慰。

    永别了！克芹！

    （本文写于1990年8月，刊于1990年秋《成都晚报》）

    木盒思念录

    ——忆文常韦三姐

    是经过一段心绪的平静，才动笔写下这篇回忆的。如今，又是金风初起的9月了，这是挽歌，也是哀思……

    1992年9月，与起凤同去北京。9月9日我与当代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编室副主任于砚章到复兴门外看望萧乾老师夫妇。我知道，他们正在赶译《尤利西斯》，每天清早就开始工作，十分紧张，估计去时一定在家。谁知到后方知老师因治疗前列腺住院了，只有文常韦三姐一人在家。我早知道老师夫妇与他们的三姐文常韦自1962年起就在一起生活。三姐英文名字叫Sophie，年轻时在辅仁大学念三年级时，不幸骑车摔伤了足部，一直架着拐，文洁若为了想给姐姐治腿，从工作后就开始积蓄钱，到1956年，三姐动了大手术，走路终于恢复了正常。他们同住相处得十分和谐，文洁若在《我与萧乾》一书中说过：“亚[1]曾说，他把三姐当成他的亲姐姐。姐姐最喜欢种花和看书，亚也爱花，以前他每晨散步，必路经一个农贸市场。他常带盆花给她。来了书报，他总让她先看。每逢有新客人，他从不忘记介绍她是家里的台柱。有时请她去邮局寄什么东西，就风趣地称她作邮政部长。并把他那部1986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负笈剑桥》献给了常韦三姐。他说：没有她任劳任怨地操持家务，我们二人都不可能有这么理想的写作环境。”

    不认识面前的这位上了年岁的清秀的女生是谁，只是猜到她定是文常韦三姐。因此我很尊重地向她报了名字。她似乎是个心灵平静话不多的人。于砚章看到在她的一张桌上，放着《战争和人》，指着我介绍说：“他就是这书的作者。”这下引起了她的注意，脸上露出了笑容说：“我是文洁若的三姐！我看了您写的书！……”这时电话铃响，恰巧是老师从医院打回家的，三姐匆匆谈了几句就说：“有客人来了！”把话筒递给我说：“您来通话吧！”我高兴地问候了老师。知道他用一种以色列进口机器在治前列腺，情况尚好但很疼痛，对于第二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的作品研讨会不能参加表示抱歉。1947年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时，老师教过我们“英文新闻写作”课。那时，我既钦佩他的才华，也喜欢他的谦虚、真诚和爱国。这些年的交往中，老师夫妇的勤奋、赤诚和责任感常给我感染。由于老师在忙碌和病中还为研讨会写了书面发言稿，我表达了由衷的谢意，希望他好好休息。但话未说完，就被禁止老师劳累的医生阻断了。我只好向常韦三姐告别，她彬彬有礼地送我们出门。

    第二天，研讨会召开，老师夫妇周到热情地请人到会场上交给我一个大纸袋，打开一看，原来是他俩的一张合影，另外是两厚本书：老师的《萧乾文学回忆录》和洁若师母译的日本三岛由纪夫的《春雪，天人五衰》。老师附的信上说：“知你枉驾了就十分抱歉，希望回川前能一叙。”老师夫妇历来都是热情待人，9月14日下午我要飞返成都，上午就特地挤出时间与起凤及于砚章同志一起去看望。见面后，大家都十分高兴。因为表示对《战争和人》研讨会召开的祝贺，洁若师母突然说：“请等一等！”她特地去换了美丽的红色上衣戴上漂亮的项链迎客。中秋刚过，他俩用精美的茶具泡了香茶切了莲蓉月饼款待。高兴地谈了一个多小时，拥抱后分手，我突然想起了文常韦三姐，她住在右边的套房里，我和起凤提出要去看望她辞行。老师夫妇高兴地陪我们同去。我们只匆匆看望了一下就匆匆辞行。三姐没有多说话，始终微笑着，给我们留下了善良、沉静、和蔼的印象，我们就同她握手告别了。

    上面所讲的事是这样平淡无奇，只不过说明了一次欢聚，说明我们在偶然中认识了常韦三姐。但想不到回到成都仅仅十天，却收到了一个从北京寄来的木盒及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王火夫人：

    我是文洁若的姐姐文常韦，很荣幸我见过您一面。我听说王火先生的眼睛受伤的事，我很难过。他又是非要用眼不可的人，我今寄上一袋硼酸粉和一个洗眼杯，您用一个拳头大的小壶，放上多半勺硼酸粉冲开，冷后倒在眼杯里，七八分满，扣在眼睛上。眼睛一开一闭，一二分钟即可。洗后眼睛特别舒服，可解疲劳和疼痛，我们已用过几十年了，您不妨请王火先生试用。那天很仓促，我也没来得及跟您说句话，我知道您是一位非常好的人，王火先生的书，我非常爱看。这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精彩的著作，不再耽误您的时间。

    全家好！

    文常韦 9月21日

    我知道我的书不可能像常韦三姐说的这么“精彩”，主要我们都是同龄人，经历过类似的生活，可能容易引起共鸣，她因为爱书，就关心起作者来了。从她的信中，发现她的性情和神态，我们赞叹了！动感情了！拆开木盒，洗眼杯和硼酸粉赫然在目。这种洗眼杯如今在店里难以买到，记得几十年前我年轻时家里曾有过一只同样的洗眼杯。从三姐信上看，她自己也是需要洗眼的。慷慨地把自己需要用的东西给了我，只是因为她认为我“是非要用眼不可的人”！为别人的健康幸福操心，她表现出的高尚德行，使我们夫妇十分感动，我们看到一种非寻常的心灵美，起凤当即写信致谢，我并签名寄去了自己新出的一本童年回忆录。

    接着，收到10月11日常韦三姐给起凤的复信，说：“谢谢您的信，收到信后，过了两天，书也收到了，真是份宝贵的礼物。我昨天收到后，一气看完，看到夜里十一点半，实在是好书。萧乾、文洁若都去西安了。等他们回来，我一定把书给他们，他们也会很高兴。请代我们向王火先生致谢。不知他用硼酸水没有，假使您找不到小壶，用杯也可以，中号玻璃杯放半勺就可以了，太多太少都不好。我还想到羊肝同胡萝卜对眼睛很好，您不妨常炒点吃。看得出王火先生写书要费很多的心血，但成果也是特别的好。萧乾拿那三本书给我看时，他说：‘你会看得舍不得放手！’果然如此……”

    时下，社会上各种个人的欲望都涨满起来，当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和事令我摇头时，常韦三姐的行为使我仿佛看到了清水湖面上圣洁的莲花，带着清凉的芬芳和淡泊的幽雅。收到这第二封信后，我们立即又回了信，但没有打搅萧乾老师夫妇，因为知道他们在用坚韧不拔的耐心在译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的名作，每分钟对他们都珍贵。为了感谢三姐，我们将她的木盒子放在卧室中那只雪白的有茶色玻璃的橱内，这只橱中放着不少值得作为纪念品的东西；木盒粗糙而普通，但它放在那里似乎闪耀着光彩。说实话，我辜负了三姐的一片好意，没有用硼酸粉洗眼，因为左眼早已失明，右眼总是由医生开了特定的药在用。但三姐给的药是可以治心病的。她是一位“读者知音”，激励我不断创作，鼓舞我应当写得好些。她给予的温暖，是一种矫正人心的力量。起凤与我商定：“下次再到北京，一定要给三姐带件纪念性的礼物，一定要同她合影，一定要将我们的新作带赠她。”

    忙碌中，一晃度过了1992年。当1993年1月降临，想不到在下旬，一个灰蒙蒙的下着雨的上午，突然收到一封北京来信，传来一个完全想象不到的噩耗，来信是这样的：

    王火、起凤同志：

    今天是1993年1月18日凌晨一点，我姐姐文常韦去世已整整三天（72小时）了。不但《尤利西斯》一个字也不能译，满脑子都是文常韦。记得1954年5月和萧乾结婚后，我曾对他说：“Sophie是我的生命。”“Sophie比baby还重要。”使他印象极深。据报载，有一对连体姐妹在六十五岁中同时死了。我和三姐虽非连体（她是1922年生人，比我大六岁），但1965年来几乎没分开过。当然，除了干校那三年。我们的女儿荔子生下后五天，从医院里就直接到三姐手里，由她喂牛奶长大。我和萧乾依赖她到那个程度，今后不知生活该怎样安排，幸而有两个弟弟以及弟媳帮忙，又正在托中央文史馆找一位可靠的人来帮我们料理家务。1983年春节后搬入目前的二套单元（我姐姐一个人住三个房间的一套，我们二人住二间）。1986年女儿去美国后，本来可以请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子，由我姐姐指挥，把这个家治理好。我于1988年退休后，花两年半时间把最重要的几部稿子结束掉，1990年8月便接手《尤利西斯》的翻译。我对姐姐说，“我本来应该跟着你后面转，但那样太冤了，我为出版社、为他人做了四十年的嫁衣裳，现在正是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陷在家务中太可惜了。”但姐姐坚决不肯请保姆，说，“你要雇你使用，我不支使人。”当然不可能请个全日保姆，拖到1991年12月，才找了个每天二小时的钟点性保姆，每次她来，三姐把门一关，不让进入自己的神圣生活区域。今天回想起来，我坚持请个人，一年多来做了720小时的劳动（洗衣、搞卫生、倒垃圾），使姐姐垮得晚些，才有机会结识你们二位。搞卫生、倒垃圾一向是我分内的分工，但洗衣，虽是用洗衣机洗，大件拧出来晾上，也是费体力的工作。

    翻开去年的日记本，二位第一次到我家是我陪萧乾住院期间的事。接电话和给来客开门，一向是我的事，要不是有萧乾住院这一偶然因素，三姐本来不会见到你们的。9月14日你们第二次来访，就没见到她（其实，是见了的，我是第二次见，起凤是第一次见——作者注）。她不喜欢多言多语，所以直到她去世后整理遗物，发现起凤同志于10月1日和10月16日给她写的二封信，才知道她也收到了一本单独签字送给她的书。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收到作家的赠书。中外作家的作品她都看，但她唯一赞赏的是您的作品（原信如此，但这实在不敢当——作者注）。我曾对她说，您为了救那个孩子而不能写出三部曲后的其他各部，实在太可惜了。

    14日上午她说不舒服，又不肯去医院，我打电话把复兴医院的大夫请到家里来，量了血压（低压80，高压170），脚不浮肿，只是心律不齐。我们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硬违背病人意志送医院也不好。而且也没有特殊症状。谁知15日凌晨突然去世，当时我守在身边。萧乾准备写文章，我得等到《尤》译定才能写。如果你们能把和她单独见面的情况告诉我，并把她写给你们的信复制一份掷下，则感激不尽。萧乾嘱笔问候。

    信下未署名，也无日期，看得出执笔者方寸之乱。真是晴天霹雳，心里无比沉重。自然，人的死，谁都不可避免，只是我们四个月前见到常韦三姐时，她还很健康只像五十多岁的人，却突然来了如一片秋叶凋零的悲惨消息，叫人怎么忍受？一个善良高尚的灵魂逝去得这样快，太不公平了！我们心情飘忽无着，愣愣地说不出话来。我俩总觉得欠常韦三姐什么，原来想还报的心愿就此再也无法实现了！我们马上将三姐的两封来信复印后又写了安慰的复信挂号寄去，心里空落落的。那夜，下着淅沥的雨，秋声逼人，奇怪的是我与起凤都梦见了常韦三姐。当残梦飞走以后，一连多天难于释怀。我们还担心老师夫妇，他们在感情、工作、生活上缺少了三姐将怎么办？《尤利西斯》将怎么继续顺利译下去？……

    终于，1月31日，又收到了第二封信：

    今天是1月31日，自从我和两个弟弟送姐姐去火葬场，已过去了十三天。我开始化悲痛为力量，重新回到耽误了半个多月的《尤利西斯》上来。姐姐是1922年阴历七月十七日生人，刚满七十岁。她把自己的聪明和才智，全部献在为我们治家上。吃过她亲手做的饭菜的，有马来西亚的州首席部长林苍佑夫妇，也有美籍华人聂华苓和她丈夫保罗·安格尔等。半个月来，凡是听到她逝世的消息者，无不感到悲痛。因为1979年复出以来，人人都知道萧乾在早年有个老姐姐，晚年又有个常韦三姐。在《收获》上发表的信函中，萧乾用了个“老”字；我替他删掉了，因为我姐姐不爱听“老”字。姐姐这次去世也太突然了，直到今天傍晚，堂姐文蔷新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三姐生前曾对她说，她对于在我们家受到的尊重和信任感到满意，我才稍感释然。否则我会像安娜·卡列尼娜死后的渥林斯基那样，一辈子受良心的苛责。我曾想，既然姐姐不肯雇保姆，我在1988年1月1日，正式退休后，本应退回家中，帮姐姐做些家务，使她松口气，休息休息，岂料我退休后，反而比以前更忙了，电视买了十几年（86年我从东京带回一架多功能的，把以前那架从78年起、用了八年的送了人），我连一个节目也没看过，花半年时间写了一部《我与萧乾》，1990年又接下《尤利西斯》，1994年交稿后，下一部以我生长的家庭为背景的小说已在酝酿中了。

    萧乾正准备，写一篇纪念三姐常韦的文章，希望你们二位把对三姐常韦的印象写给我，我在积累资料。她七十年的一生是伟大而平凡的一生。我的成就的大半，应归功于她，因为如果没有她默默的奉献，我连三分之一的成绩也做不出来。三姐将永远活在我心里。

    匆致撰安

    洁若

    老师夫妇都有水晶般的心。读了信，我们一方面凭吊火化了的常韦三姐，一方面仿佛看到老师夫妇又在埋头孜孜工作而感到些许宽慰。随信，文洁若赠我一张她童年时随父母与姐弟同摄于日本东京的照片。照片上有常韦三姐站在母亲的身边；十四五岁的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我觉得在北京见到的那位年届古稀的老太太，脸上已找不到当年的痕迹。唉，人生终是这样！

    事实是无须费力描绘的，死者的生命因其皎洁会在活人记忆中延续。在萧乾夫妇的杰出文字贡献背后，有常韦三姐的丰功，研究萧乾、文洁若的作品和生平时，人们会记录并记得有这样一位三姐。在我从事创作的生涯中，得到过这位善良的爱书者的勉励和关心，实在是有幸；这将督促我加强一种使命感，写作时常常清醒，文常韦三姐的死，成了一片永恒的宁静，但她在我心中保有一种独立的完美。

    我与起凤默默将三姐寄来贮洗眼杯和硼酸的木盒，从橱里取出凝视，拭去上面的浮尘，最后又放回原处，像一件珍贵的宝物。木盒冷寂无声，它会引发我的悲思与怅惘，也会让我在心中描摹三姐形象。

    流逝了的人生岁月中，遇到过的好人都用真情感动过我，使我难忘，当在人生的旅途上跋涉得艰难时，只要想起这些好人曾赐予我的关怀，我就每每变得感情激越，精神振奋，步履轻快。并不奇怪，大千世界，人间总是互相用感情维系，有好有坏，有美有丑，有善有恶，而无论怎样，对那些曾给过我真情的人付出思念，不再忘却，是必然的。坟墓已经覆盖了她，思念是不会被覆盖沉埋的。

    安息吧！爱书的常韦三姐！谢谢您！

    （本文写于1993年9月14日，刊于1993年12月《四川文学》）

    注释：

    [1]“亚”：即“亚克桑”，日语第三人称代词“他”的译音，文洁若在《我与萧乾》中说：“婚前，家中每提到萧乾，我们就用这个字，婚后，就一直沿用下来。”

    难忘朱奇民同志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我曾长期在山东临沂工作。临沂地区十三个县，六七百万人口，是原鲁中、滨海、鲁南三大战略区合并而成的，绝大部分是老区。那里老革命、老干部多，许多领导干部都有好作风，有的还有传奇色彩，给我留下了美好、难忘的印象。原山东省副省长、省政府顾问朱奇民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1961年夏，我率队离开北京到山东临沂地区“支援农业第一线”。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北京城里笼罩着饥饿的威胁，干部浮肿的极多，街上买不到吃的。临沂虽然也有饥荒，但不算太重，自由市场上物资供应较好，群众用“瓜菜代”的办法尚能吃饱。地委不同意我去支援农业，却留我到省属重点中学——临沂一中做行政领导工作。当时的地委书记就是朱奇民同志，人都叫他“朱政委”，我了解到一些关于他的事情。

    他原名朱锡珍，祖籍山东峄县，1918年生，1935年参加革命工作和革命组织。这年北京发生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朱奇民在山东兖州乡师参加党所领导要求抗日的罢课运动。1939年入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新中国成立后更是作出了许多颇不寻常的贡献。他1953年就是临沂地委副书记，1954年主持地委工作，1955年任地委书记。我到临沂时，他仍是地委一把手。但因为营养缺乏、工作辛劳，全身浮肿，日常工作，他托付薛亭副书记主持。我听到有关他的事，有两件印象最深。

    一件是关于水灾中炸堤的事。1957年7月10日，临沂地区自西南向东北来了一场龙卷风，接着是瓢泼大雨，乌云滚滚，电光闪闪，山洪暴发。他到苍山县察看水情，见水深一米多，一片汪洋泽国。夜间地委来电话说各县雨量都大，要他火速赶回临沂应付局面。但路被水冲断，吉普车不能走了，只好步行到磨山区找了马骑着回临沂。谁知中途一条河洪水横流，马不能过。问老百姓可否雇条船过去。群众说：这条河平时没有水没有船，发大水时如有急事只好坐大缸泅过河去。这很危险，但朱奇民决定坐缸冒险过河。由坐吉普改为骑马，又由骑马变成坐大缸漂过河去。过河后，就只有冒雨步行了。在风雨泥泞中走了二十多里路，出现在面前的是风雨交加中一片白茫茫大水包围了的临沂城，根本无法进城。幸亏当地驻军二〇四师派来了橡皮船迎接。坐上橡皮船，水急浪大，差点被冲到大沂河去，真是好险！但朱奇民没有想到个人生命安危，只想赶快回到地委指挥战斗。

    回到临沂城，没有进地委机关，更未回家，他就直奔防汛指挥部听了介绍。这时河水继续猛涨。为了保住临沂城，省防总下令临沂站水量如到达每秒一万二千立方米就要从小埠东炸堤分洪，以确保临沂城的安全。天已是黄昏，他带了几个技术员在倾盆大雨中上了沂河大堤看水势。只见大水如野马奔腾向南奔驰，令人心惊，机关干部和工人等都在守护大堤、加宽加高堤坝，水流量已达每秒九十立方米。回到防汛指挥部，他与省委来帮助工作的农村工作部长穆林、专员李希平、副书记刘维理等领导同志商议怎样执行省防总的命令。有的说省防总的命令就是省委省府的命令，必须坚决执行；也有的说炸开小埠东下游群众怎么办？有的默不作声。穆林也未表态，只是小声对朱奇民说：“不能炸！”朱奇民说：“等等看，每秒一万二千立方米没有事就坚决不炸大堤。即使有点问题我们也要尽力抗，抗住了更好，抗不住只要我们尽了力，对党对人民也有个交代。如果到一万二千立方米我们炸了大堤，事先跟群众连招呼都不打，将淹没临沂、苍山、郯城三个县二三百万亩土地、几百个村庄，几十万人还不知要淹死多少！我们怎么对得起群众？”他讲了以后，其他同志也表示赞成，决定继续增加人力物力，加强防守，拼命保大堤的安全。谁知，夜间十一点左右，水位上涨超过每秒一万二千立方米了！省防汛指挥部值班室副总指挥来电话：要求炸开小埠东分洪。专员李希平按地委讨论的意见答复了省防总。不到半小时，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主席、省防总指挥王卓如同志又来电话，要求立即炸开小埠东大堤分洪。朱奇民是务实的人，接了电话，申诉说：“炸开小埠东很容易，但是炸了大堤洪水如猛兽泛滥，几百个村庄、几十万条百姓生命、上百万间房屋、二三百万亩地都要泡汤，我认为不行！我们正在尽力防守，是不是再暂缓炸堤？”省防总指挥王卓如听了说：“好吧！暂时按你们的意见办。我向省委汇报后再定！”

    凌晨一点钟，水已涨到每秒一万三四千立方米，并继续上涨。朱奇民在大堤上见水已快与大堤相平，且已渗透到堤外，心焦如焚，但发现流速已减缓，干部、群众正努力在堤外齐腰深的水中运土护堤。朱奇民的妻子王是临沂县里的干部，也一身泥水与群众一同热火朝天地在那儿奋战。朱奇民实地考察后认为不立即炸堤，坚持一下是必要的。午夜一点左右，他回到指挥部，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亲自打电话来问情况，并要求执行炸堤分洪方案。朱奇民仍坚持不能炸堤分洪，指出：“正尽最大努力防守，水的流量虽上涨了，但流速已减缓，炸堤的损失太大，不好向人民交代。”谭启龙同志听后，欣赏朱奇民的务实为民的态度，遂决定：“分洪不分洪由你们自己决定吧！”朱奇民感到欣慰，一夜未睡，破晓时又带人再到沂河大堤去察看，水流量已达每秒一万六千三百立方米，护堤的干部群众仍在拼命。所幸，河水流动不但渐缓且已停止上涨，水文站报告水已开始回落，朱奇民才感到肩上的千斤重担轻了一些。洪水终于过去了！这次大水，仅郯城县最下游有一处堤决口，淹了五万亩地、塌了几千间屋，但因是白天决口，无人员死亡。

    许多年后，谈起这事，朱奇民说：“想起1957年战胜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一幕接一幕真是扣人心弦。这件事，当时过去了，也受到了表扬，因为顶抗了上级，却有些后怕。但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不顾个人安危得失是应该的，是可以自慰的。当时所以有那个勇气，就是从实际出发，从群众利益出发。”他并不把这作为自己的功劳，却说：“地委有一个团结一致的领导班子，坚定不移执行正确决策，干部群众又舍命保堤，这使临沂避免了一场大灾难，也使我们避免了一个大错误！”

    第二件事是在1958年“公社化”后，刮起了浮夸风，朱奇民有所抵制。他熟悉农业。当时临沂地区粮食亩产三百多斤就是大丰收了。但浮夸风刮起来后，有的省吹牛先说“亩产七千斤”，后来又加成万斤以上；有的省说“小孩坐在稻子上面都压不倒”。山东有的地区就也来带头跟着乱吹了！当时省委农办主任穆林与朱奇民去参观时，当地说一块玉米地亩产五万斤，谷子亩产三万斤。朱问穆：“你看这个玉米亩产有多少？”穆答：“至多一千斤！你看呢？”朱说：“我看至多五百斤！这玉米长得不错，但一亩地至多一千棵，怎么超得出五百斤？”又去看亩产三万斤的谷子，朱奇民认为达到八九百斤上千斤也就最多了。在刮浮夸风时，他虽难以抵挡，但内心是抗拒的。果然，到了冬天，那些热衷于浮夸的地方，吃粮就十分紧张了！不仅于此，在刮浮夸风时，又刮起了共产风。拿临沂地区来说，最离奇的事发生在莒南县。当时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县委书记提出了方案，设想要在县城里搞成一个全县八十万人集中居住的大城市。每个劳动力一辆自行车，男女分住集体宿舍，过星期六星期天吃食堂，吃饭不要钱，下地劳动都骑自行车，分片办小学，等等。碰巧朱奇民检查工作到莒南，县委书记把方案做了汇报。朱奇民听了后只提出如下问题，就是：“你全县八十万人集中住在县城，这个房子谁去建？什么时候建起来？哪里来的钱？即使都进来住下，怎样去劳动？几十里路上百里路，一日三餐，还有没有劳动时间？你打的粮食怎么往城里运？”朱奇民说：“其他问题我不讲了，只要你把这些问题回答清楚了，然后向地委写报告，地委正式讨论。”这样一来，莒南县的共产主义过渡的笑话也就不了了之。莒南县人民也就避免了一场灾难。

    正由于领导人有一种实事求是为人民的精神，对浮夸风、共产风有一种心里抵制的态度，尽管抗不了当时的总体形势，但至少是使恶果大大减少。从1960年到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临沂也出现水肿病和逃荒要饭的，个别地方也有饿死人的。但临沂在全省算是好的。许多年后，朱奇民说：“并非说临沂没有刮五风，只是相比之下程度轻点罢了。在临沂地区，沂源县五风刮得最轻，1959年他三十万人口的小县，还调出三千万斤粮食支援灾区。而且1960年到1962年，把山东北三区（聊城、德州、惠民）一部分群众迁到临沂等地就食。临沂北部各县，每县都容纳几千或一万人。”就是这种困难时期，朱奇民及其一家也同样遭受困难。他本人由于在“大跃进”中太疲劳染上了肝炎，甚至在1959年病中还两次到跋山水库检查施工情况。由于未及时治疗，肝炎由急性转成慢性，并传染了妻子和孩子，到1960年5月全身浮肿无法工作。省委命他到青岛疗养治疗。他为人廉洁，当时十口之家，夫妇每月收入二百多元，生活是非常窘迫困难的。那时候，我从北京到山东工作，看到老干部们家中生活都简单朴素，与当时的老百姓基本相同，既不热衷享受，更珍视廉洁。朱奇民一家就是这样。

    1962年底，朱奇民奉调到济宁任地委书记。他到济宁后，口碑依然极好。他到下边蹲点时，因为不让叫官名，人叫他“奇民同志”，群众就以为他姓“齐”，都叫他“老齐”。他在济宁，为了改善农民生活，领导当地农民在常闹水灾的地区进行种植改革——改种水稻，从江苏和进行稻改成功了的临沂请来二百多农民技术员教当地人种水稻，最后终于成功，使沿湖地区的农民结束了遇灾要逃荒要饭的悲惨生活，吃上了大米。多年后他谦虚地说：“在济宁四年的工作，我认为是可以交代过去的。有不少好同志，把济宁稻改的功劳记在我的账上，我不同意。实事求是地说，我是做了些工作，但第一位的奉献者是济宁地区的各级党组织特别是沿湖的农民。”他在济宁工作，最后使济宁地区粮食亩产在全省各地区中跃居第三位。

    但，1966年“文革”开始后，朱奇民受到了冲击。最初，是北京造反派北师大的谭厚兰带红卫兵到曲阜“讨孔”。在那种情况下，朱奇民仍率直地当面建议要他们保护历史文物。当然，那完全无效。接着，他作为当权派受到批判。但许多农村干部、群众怕他吃亏，暗中都极力保护。有一次开大会批斗后，曲阜刘村的群众把他接到一个场园里端上茶水剖开西瓜慰问说：“让朱书记受惊了！”“我们送你回去！”大家都想着他进行稻改的功劳。在唐口的一次大会上，一个唐口老太婆跟着乱喊“打倒朱奇民”，别人就吼她说：“你讲良心不？打倒朱奇民，饿死唐口人。”当然，在“史无前例”中，他后来逃脱不了抄家、批斗，也遭到坐牛棚及关押，但在十三次抄家中，造反派翻箱倒柜，掘地三尺，用刨屋，挖墙捣顶，既无罪证，更无存款，发现的只是朱奇民的清廉与贫穷，全靠每月工资拮据生活。正因如此，朱奇民遭遇到一件伤心的事。当他被夺权批斗的时候，本来多病的老父在家乡因焦灼而病重。但朱奇民当时工资被扣发，无法寄钱给老父治病，老人终于去世，使他痛心疾首，无穷抱憾。

    1970年7月，朱奇民被解放，在济宁地区任地革委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2年4月，调任山东省农业局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4年冬被省委派到临沂任工作组长。临沂是“文革”的重灾区。为了临沂形势的稳定与巩固，在艰难中他做了大量工作。1975年5月，又再被任命为临沂地委书记。1978年调任山东省农委主任、省革委副主任。1979年当选为山东省副省长。1983年4月，在机构改革中退任省政府顾问，整整十年，却干的是实事，一直帮助先后四位副省长分管全省农业，同他们个个合作得很好。人们认为这不能不说是山东农业保持连续稳定发展的原因之一。

    朱奇民深有体会地说过：“一个党员、一级党委在正确路线政策指引下，对实际事物理解得深刻正确，又有胆量能联系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成绩就会大一些。……在遇到错误路线时，如果头脑清醒，了解实际情况，体察群众的要求，就可能把错误和损失缩小到最低限度。”他又说：“我常对一些同志和家人讲我的经历与所受到的考验，以及半个多世纪的经验与教训。我有上进心、竞争心，但从来没有野心，厌恶投机钻营。我办事总想要办就下决心办成，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抗战八年没有牺牲，解放战争四年也没被打死，‘文革’未被整死，回过头看，比许多同志都幸运。我一不想发财，二不愿谋求什么名誉和职位。现在一心一意安度晚年，我的晚年是很好的。”他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夫妇亲睦，儿女上进。他的夫人王同志也是位老干部，工作认真、信心坚定、待人和蔼、仪表端庄，与他结婚五十几年，恩爱互敬，人皆称道。当年，我与一些临沂的省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到济南开会时，王大姐总代表朱奇民同志来看望大家，与大家交谈相处，宛如家人。1998年王七十五寿辰时，朱奇民曾赠诗给她说：“持家唯谨慎，教子有义方。处邻和为贵，报国志如钢。”确非溢美之词。

    我同奇民同志本来素昧平生，在山东工作时，既敬重他，也得到他的尊重。他注意到我，可能由于我是作家。这可能同他既有文化也爱好文学、自己也爱写点诗有关，我见过他写的有些旧体诗，是颇有诗味的。如1985年他赠小学同学高玉宾的一首七绝《答高玉宾先生》：“少小同窗戏竹马，长大征程各当家。皓首欢颜泉城会，娓娓乡音话天涯。”感情、意境、音韵均好。又如1990年写的《安徽归来》七绝：“黄山秀丽甲天下，泰山雄伟众口夸。归来额首两相比，齐鲁自有新章法。”既是咏景，又蕴含着更深的思索与抱负。与他相识，我感到在“左”风盛行时，他仍很重视知识分子干部，也重视作家，有些事是难以忘怀的。1976年，我在山东奉命与一些同志集体创作一个土改题材的样板戏剧本。我是主要执笔者，但其中一位合作者竟耍弄诡计要独自占有这个剧本。我对这种事本来处之泰然，但后来听说这事被奇民同志知道后，他将那人找去，进行了教育，纠正了这件事。以后，他很关心我的创作，给了我三个优越的条件：一是给予政治待遇；二是需要出差可以报销差旅费；三是我想写什么可以写什么，不要强给任务。我这人历来不喜欢跑上层，有空也不爱串门。我有我的骄傲与清高。省里的领导同志中，原来曾任全国总工会书记的栗再温副书记，在北京是熟识的；曾任副省长兼省委宣传部长的余修同志是1961年的全省高级知识分子代表会上认识并深谈过的。我到山东后，为了关心，他们曾要调我到济南山东大学筹办新闻专业。我不会教书，婉谢了他们的好意。他们叮嘱我有事可以找他们，但我从未去找过他们。他们二位“文革”中遭劫，再温同志自杀，余修同志后来也病故了，我一直悼念他们。但在我感觉上，朱奇民同志更会主动关心人。例如他当副省长时，到临沂视察工作，百忙中一天深夜十时许，他突然带了秘书李春逖同志到我家中看望并谈心，亲切、和善，像朋友而没有官架子，足足一个多小时才走。他平等待人，相处以诚，给我很深的印象。最令我感动的是：1983年我要调到四川成都工作，省、地好些同志都挽留我，说舍不得我走，我均一一去做了工作，请求放行。他也挽留，后来我才知道他不仅挽留还立即建议省里有关部门给予恰当安排。这他本人并未告诉我。更令我感动的是，我到成都后不久，李春逖同志到成都开会专门看望了我。春逖是一位非常优秀、正派、干练而且有学识的同志，我们是很谈得来的。他来看望时，带来了奇民同志的三句话：“你在山东时工作很好，创作很好，到成都后要依然这样好，希望写出好作品来。四川‘文革’时可能留有一些后遗症，不要介入这些事。工作如果顺心，就很好；如不顺心，可以回山东，我给你安排。”得到这样的温暖，自然使我不但感动，而且在工作和创作中增加了动力。

    光阴如同流水，我来到四川瞬忽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来，可以告慰的是我无负于奇民同志的厚望。我今年七十九岁，到了容易怀旧的年龄，常常想念山东。既想念那里的山山水水和城市、乡村，更想念那里的好领导和许多好朋友。而朱奇民同志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今年八十五岁了！回忆往事，远隔关山，我很想念他。并不是因为他对我好，所以我才说他好的，而是因为虽然有些已是旧事，但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来说，这些旧事既不该忘，也永远芬芳。我是以求实的态度来勾画、记录这样一位老干部的形象的。我愿以这篇朴实无华的纪实文字为他祝寿，并纪念我离开山东整整二十年。祝愿我那些第二故乡的老领导、老朋友们都康泰吉祥！祝愿山东更加繁荣进步！

    （本文写于2003年10月，刊于2003年第12期《山东文学》）

    哀思绵绵

    ——哭胡广惠

    昨夜，我梦见老胡了！梦中，他仍旧是那样在对我微笑，他那高大魁梧的身材也依然那样挺拔。我同他握着手，感受到他手上的温暖。但，没有说话，梦就醒了！醒时房里座钟正“当当”敲打三点。我心里发酸，泪水湿了枕巾。

    昨天是4月1日。上午，收到山东临沂地区工会来的电报，说胡广惠同志3月30日病逝。像遭到意外一击，我当时就哭了！我并不爱流泪，但却不能不哭老胡！无法赶赴临沂，我只能与凌起凤合发了一个加急电吊唁，说：“广惠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赤诚待人，模范执行政策，我们有切身体会。关山阻隔，不能前来，愿他安息……”电报发出！我心情悲痛，浮想联翩，如烟往事，不断展现眼前。夜里的梦，难道是老胡前来告别？人间天上，从此两茫茫了！我一直想回临沂再住住，与许多我常常挂念的朋友们聚聚。但倘若将来愿望实现，却再也看不到老胡了！我怎么能不难过、不思念？

    1961年7月我从北京下放临沂，住在第一招待所里。地委组织部的胡广惠同志来看我。他成了我到临沂后第一个遇到并认识的地委干部。他给我的印象是亲切、关心人、讲政策，不但能虚心听取意见，而且能设身处地为干部考虑。他身上没有官气，却有老区干部那种朴实诚恳的豪气；他身上没有显露的“党气”，却有体现党的原则和政策的正气。我觉得他很了解我，心里话愿意同他谈而毫无顾虑。他在分配我工作时，叹着气说：“你的工作很难分配，级别高，有专长，可是这里没有适合你发挥专长的工作好安排。”为了我的工作，地委张学伟书记同老胡慎重作了研究，让我到省属重点中学临沂一中去做行政领导工作。去前，老胡一再同我说：“既然来了，就要从实际出发；有一个科学的态度……”他希望我能工作得好，并要我有什么要求和问题随时向他提出。我到一中以后大约十多天，收到他写来的一封长信，给我打气鼓励，并关心我的思想和生活，又谈到应从实际出发，这使我感动。其实，他已分配了我的工作，别的他全可不管！他却不然，仍在关心着我！我们党的人事干部工作，如果能做得这样“到家”，那将能调动多少人的积极性！从此，我把他当作一位知己！并且决定：我要安心努力地发挥我的光和热。

    那时候，对知识分子极左的情绪像一种流行病。但老胡不怕沾我。我同他非亲非故，他之所以关心并爱护我，完全是从党的事业和政策考虑。我搞创作，他很支持。中国青年出版社要我修改《月落乌啼霜满天》初稿时，他亲自为我请了三个月的工作假。那稿子后来在“文革”中损失了，但我一直没忘记老胡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我甚至想：由于有的人把业余写作看成是“种自留地”，没有他，我到临沂后也许就会放弃写作了！

    我这人不爱无事串门闲谈。同老胡来往不多，他又不是个多话的人。但怪就怪在我们见了面就像知心朋友，分开了也会互相牵挂。他到苍山做县委书记时，来临沂总要看望我和起凤。“文革”中他受冲击，“当权派”们集中被挪到一中办学习班，我就偷偷找机会去看看他。我受冲击严重时，他在当时的“红卫兵广场”上见到起凤，总要问问我的身体好吗，处境怎样。那种情谊令人难忘。当然，他也不但对我这样，他对许许多多干部都是非常好的，一中副校长杨星垣同志对我说：“胡广惠真是个好人，做干部工作就得像他那种态度。”在“文革”中，我同一中赵明远书记之间有了些误会，老胡诚恳地对我说：“老赵这个人很好，也有水平，你不要那样。”他陪老赵到我家里促膝谈心消除了误会。

    我最感激老胡的一件事是“文革”后期，那时他在“地革委”组织组负责。正逢“批邓”高潮，我心情忐忑。因为在“批邓”开始前，我给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为了我哥哥王宏济的事。宏济在一所军事学院工作，但造反派有妒忌他的，突然要将他下放到一个苏北的小农机厂里去。宏济是个立过军功的优秀的高级科技人员，如此处理自然不当。我生气便向小平同志“告状”，谁知偏偏又来了“批邓”。老胡这天来后闷闷地吸烟，一支又一支。我敏感到是有什么事，忍不住问了他。他说：“你写信的事出问题了！”我这才知道：我写给小平同志的控告信转到了宏济单位，那里又将信转来临沂附信要追查我，并要我提供宏济的材料。情况紧张，我将宏济是多么杰出的兵工专家及事情真相告诉了老胡。他对“批邓”是不满的，对“四人帮”也是痛恨的，对科技知识分子是重视的。终于，由于他的爱护和抵制，我既未提供宏济材料，也没有出事。宏济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的名教授、全军英模大会代表、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这几天，人大七届二次会议正在北京举行，中央各报上都登了他的发言。在那黑暗蒙蔽了太阳的日子里，老胡保护了我们兄弟俩。今天，我如果把老胡逝世的噩耗函告哥哥，他也会伤心的。

    1983年初秋，我调四川成都工作。老胡当时是地区工会主席，出差归来匆匆赶来送别。我见他有些疲劳，说：“你这么忙，何必还来看我？”他微微一笑，深情地说：“你来临沂二十多年了！来时，是我接的，调走我怎能不送！”说得我当时险些落下泪来。我委实无法想象这竟是我同他的最后一面！

    到四川后，我常想念他。我在担任党的领导工作时，常常以他给党做工作为榜样，摒弃官气和“党气”，朴实诚恳，讲原则讲政策，赤诚待人。我思想上是把他作为良师益友看的。他爱喝点酒，我曾面劝过他戒酒。四川出名酒，我早准备了一瓶好酒想带给他。“君子之交淡如水”，在临沂二十多年，我没有好酒送他。如今，送他一瓶好酒当然合乎我的心意。可是，想到酒对他的身体不利，我和起凤又犹豫了！如今，酒在，可是，老胡走了！我情何以堪！巍巍的沂蒙山啊！滔滔的沂河水！想起蒙山沂水，我就会想起老胡！在我写这篇短文时，悲伤一直伴随着我。一个人，死后能使人想起他会哭，总不是偶然的，总不是偶然的啊！……

    愿老胡安息！

    （本文写于1989年4月2日，刊于1989年4月《临沂日报》）

    心祭沂蒙悼薛亭

    明年7月23日就是薛亭同志逝世十五周年了！十几年来，对薛亭同志的悼念之意常浮现在我心头，以后也会镌刻在我脑海中永不消失。我在山东临沂工作二十二年，认识不少我们党在老区发奋工作的好党员、好干部，并深受许多老领导的关心与爱护。薛亭同志这种焦裕禄式的地委书记，是我从心里十分尊敬并视为学习榜样的。逝去了的未必全都不存在，薛亭同志为人民做公仆的革命精神和他所作出的贡献，长留在沂蒙大地的百姓心中。我们党的历史是由无数烈士和无数类似薛亭同志这样的优秀党员、优秀干部用前仆后继的行动写就的。我们的党生命力是否强大，首先看党员和干部表现得怎样，而薛亭的表现是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立下了一座丰碑的。写这篇文章时，我的思绪中弥漫着悲伤，怅然若失。仿佛又看到薛亭同志高大的身影站在面前，他脸色严肃，昂首向着云天，若有所思……人说怀念是一种相会的形式，谁说不是呢？我确实像又回到了过去的岁月中去了……

    我是1961年7月由北京来到临沂的。到临沂后，地委张学伟副书记和组织部胡广惠同志会同宣传部田致祥部长反复研究后安排我到省属重点中学临沂一中做行政领导工作。那是三年困难时期，离北京时，北京正在饥饿中。到临沂后，见市场供应丰富，物价虽贵些，至少“瓜菜代”是能吃饱的，这就很稀罕了。人告诉我：“地委书记薛亭熟悉农业，大刮共产风时，他能坚持实事求是，不搞胡指挥，才保存不少元气……”我想：这一定是位头脑清醒而冷静的领导干部，当众人头脑都发热时，他能坚持马列主义的原则，真的不容易！有这样的干部，临沂人民有福了！秋天时，统战部赵邦举同志通知我参加一个座谈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薛亭同志：平头顶，穿一套半旧的干部服，深沉稳重，似乎是个寡言笑的人。与会的一共十多人，都属临沂的高层知识分子和文艺界头面人物，谈的中心是对赫鲁晓夫的言行发表看法。我离北京前，在世界工联执行局北京会议宣传组工作过，早已知道了“反修”的精神，所以会上发言后，薛亭同志总结时肯定了我的发言。会议结束，我走过他身旁时，他对我笑笑，问：“从北京来这里习惯吗？”说实话，当时我并不习惯，但他的笑容使我温暖。他很了解我的情况，这出乎我的意料。

    第二年初，收到省委召开全省知识分子座谈会的请柬，那是一次安慰、慰问并给高级知识分子打气鼓劲的高规格高待遇的会，全省仅百余人参加。会前，地委让赵邦举同志陪我去郯城、莒南参观，目的是了解情况增强信心便于在会上发言。我们先到了郯城，又去了马头、陈村、桑庄等处。在三年困难时期，看到这儿政策落实、人畜兴旺，我感到欣慰。记得当时我在陈村曾写旧体诗一首，有“陈村喜闻政策美，桑庄笑看规划宏。一条路线能通天，三年变化大不同”之句。郯城是薛亭同志原先担任过县委书记的地方，一再听到人们讲“薛政委”在郯城如何深入群众，如何从实际出发安排农业生产的事，人们对他的感情都很深，都夸他是个好书记。据说薛亭刚来任县委书记时，郯城习惯于“人无厕所猪无圈”，但他善于为群众办实事，终于实现了“人有厕所猪有圈”的局面。一个干部离开工作岗位后，人们仍怀念他，津津乐道他的成绩，增加了我对薛亭的了解与敬重。后来，我到济南开会，与高亨、章益、田仲济、童书业、冯沅君等教授一个组。会上，省委宣传部余修部长找我个别交谈，详细询问了临沂情况，并要我就此作了发言，我觉得大家听了都是很受鼓舞的。会后，我去北京过了春节，回临沂后向地委宣传部田致祥部长做了汇报。他正住院，一再对我说：“以后我们交交朋友。”我汇报完走出来后，遇到薛亭同志上医院看病。他手抚胃部，疼痛难忍，面色苍白，见面匆匆分手，只对我说：“以后找机会好好谈谈。”（如没有这句话也许以后我就不会同他有接触了！）自此，我知道他有严重的胃溃疡病，是坚持着抱病工作的。以后，见到他时，我总很关心他的溃疡病，总觉得他因操劳脸色很憔悴，但无法体会他过的是什么样的廉洁简朴的生活。

    他的大女儿薛应平、二女儿薛伟平都在临沂一中初中部上学。应平敦厚而且懂事，伟平活泼天真，当时穿得都极朴素。我印象很深的是应平在夏天总是赤脚穿一双旧凉鞋坐在班上最后一排静静听课，很专心，尊敬师长，功课很好。我注意观察，薛家女儿最大的特点是不像有些干部子弟有特殊思想，从不炫耀自己是地委一把手的孩子。薛亭同志也从未因她的女儿在学校上学，而对校方提出过什么要求，这是薛亭夫妇家教严格的结果。大约是1964年或1965年的秋天，听说薛亭同志下乡回来后，我突然感到应当去看望他。一个夜晚，我找到他的住处。他和夫人老萧在家，溃疡病折磨着他，但同我握手时很亲切，既有对待友人的态度，也有对待他们女儿的校长的态度。我是自尊心很强的人，那是对知识分子极“左”的时期，他的态度使我觉得亲切。令我吃惊的是他的住处简陋无比，什么享乐，什么利己，似乎都同他无缘。从北京来的我，真无法想象一个地委第一书记的住处竟清贫成这般模样。那天，我主要只是看望，未多谈什么。老萧是个贤惠热情的女干部，当时在临沂县负责人事工作，正忙着自己在蒸“风搅雪”（一种掺和了豌豆面的面粉）。薛亭同志虽然满面病容，来找他的人依然不少。见他那么忙，我就告辞。老萧送我出门，问我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我夸了应平姐妹，临别，我发自内心地说：“老萧同志，请多多在生活上照顾薛书记。”心里许多话都没有说，我确实被薛亭同志那种只知奉献不计待遇的形象感动了。以后，见到宣传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时，我就想起薛亭同志，我认为只是没有人写他，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山东的焦裕禄嘛！

    临沂地区兴办水利种植水稻的稻改是全国闻名的。本地历史上不产大米，我与妻由北京到临沂，最不习惯的是没有大米吃。但薛亭同志和地委一班人以科学和魄力抓了稻改。他常下乡蹲点，亲自抓农业，推出东张屯等稻改样板。大种水稻成功后，临沂同江南相似，变为鱼米之乡，我们很快都吃上了质量上等的大米。稻改早成历史，但在这段奋发向上的历史的创造中，人民是铭记那位名叫薛亭的共产党的优秀地委书记的！

    过春节时，我间或曾去看望薛亭同志。有时，他同我谈临沂的形势，问问我的情况。每每见他繁忙，找的人多，我就匆匆告别。去看望他，仅是表达一些尊重之意，并无所求。他对我说过：“有事你可以找我。”我却从未找过他办什么事，只是因此同他和老萧有了一定的友谊。

    接着，就是史无前例的“文革”。“文革”是1966年夏从临沂一中开始卷起风暴的。风暴来势迅猛，使人莫名其妙。9月里，我在学校处境险恶，随时会坠落深渊。由地委石一庆同志带领的工作组入校后，是保领导班子的，可是实际已经力不从心。“十六条”公布后，一天，薛亭同志穿上军装以军分区政委身份由石一庆同志相陪来一中开了一个会。一批极“左”的教师都参加了。薛亭同志军装领子上两个红领章映得他很英武，神色却特别沉重、压抑而且严峻。他讲了话，用“十六条”联系中学实际来讲，用意是说：中学里没有党内走资派，对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划定要慎重，要注意政策。讲话时，他常用眼看着我讲，似是向人解释，也安慰我。听了他的话，我明白他是专为保一中的领导班子来的，他的有些话是专为保我而讲的。他走后，我心里感到异常的悲凉。我虽知在劫难逃，但当时心怀感激，直到今天也不忘却。只是，当时红卫兵正要进攻他，他自己后来也就身陷水火，而我则在他来一中讲话后不久就被野蛮揪斗了！

    他不是为与我的私交而保我的。我同他的交往并不密切。他只是在党性和一种责任心的支配下才保我的。这是他的真诚与正直。时至今日，我应当在这补说一声：“薛书记！谢谢！”

    以后，我曾见过他和老萧被残酷批斗的场面！那使我不平而且难过……1972年秋，我“解放”后，有一天，曾去看望过他们。薛亭同志不在，只见到了老萧，当时他们处境仍不好，家里也依然简朴如洗。除了安慰几句，一切都无能为力。再以后，一场混战的“文革”结束。薛亭同志调到了省里，后来，又病故在济南。噩耗传来，我只能写了一封恳切的信寄给老萧表达悼念。十年前，我调来四川成都工作，心里却忘不了薛亭同志这一家。我知道应平、伟平、宁东都很有出息和贡献。去年，临沂人大常委会于兴和副主任来蓉，才知道老萧同志已经病故，心里免不了又是一番黯然。

    人生必有一死，但好人的早逝，使人惋惜，使人依依。个人的命运总与时代休戚相关。无法假设如果没有“文革”薛亭同志会如何，但至少他对党和人民会有更大建树是无疑的。今夜，我停笔推窗伫望，静谧的天空，夜色神奇多情，群星眨眼，回忆往事，突然想起了几年前知道薛亭同志去世的消息的那晚，也是这样一个静谧的天空有群星眨眼的夜。那夜，我曾默默地在灯下写信给老萧，对薛书记的离去表示衷心的悼唁。

    成都离山东太远太远了，今夜，在写这篇怀念文章时，我的心一下子又飞回了鲁南。我的心中燃着一炷馨香，我用心在祭念薛亭同志，这短文是代表我的祭奠的一束鲜花，一杯纯酒，一盘鲜果。对着遥远的巍巍沂蒙山、滔滔沂河水，在心潮澎湃中，我用笔吐出我的敬重、思念与赞颂……

    薛亭同志，魂其来飨！

    （本文写于1994年10月，刊于1995年出版的《薛亭纪念文集》）

    伤心悼大泓

    储大泓同志9月2日在美国去世，我是九天后看到了《文学报》一版上刊登的噩耗才知道的。事出突然，异常悲痛。我不久前曾有一信寄到美国给他，未得复，这有违惯例，现在猜度一定是他身体不好才未复的。因为前此他给我和起凤来信说：“我经常想起你们，时时刻刻惦念着。”“如能在美国见次面，那就太好了。”又说：“我大概在今年9月间回上海，所以在美迟迟不归，主要原因甚至可以说唯一的原因是为了小孙子。我这做爷爷的在此作用不大，小孙子目前还少不了他奶奶。”“我俩（指他和夫人顾嘉瑾）身体总算还可以，但毕竟年逾七十，尤其是我，颇有点老牛破车的景象了。”他一直体弱，心脏也不好，信上用“老牛破车”形容身体状况，使我很担心，想不到闪电似的他就西去了！他是这样好的人，遽而离去，我真有折断手足之感。我原以为他9月里可以返沪，我到上海可以有聚叙的机会，谁知竟如此永别，人间天上两茫茫，心何以堪！？

    大泓与我抗战时曾同学于四川江津国立九中。多年相交，交称莫逆。我喜欢他为人儒雅谦虚，钦佩他的文学修养和办报能力。我们虽离得远，但通信不断。他的逝去，使我几天来都茫然若失。我忍不住拿出他过去赠我的作品和写给我的信翻看，眼前总浮现出他那戴着眼镜的清秀面容和颀长的身影。往事历历，于是，泪水不禁模糊了双眼。

    他生活经历中与我曾有相似之处。他比我小三岁，童年与我一样也是在南京度过的。“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我随父从南京为逃避轰炸到安徽南陵居住，巧的是他也是随父从南京经芜湖坐夜行船到南陵小住的。后来，我们又都一样流亡到了四川江津上中学。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上海工作，我也曾在上海工作……谈起这些事时，两人都常津津有味而又感慨系之。他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读王火的小说《战争和人》时，我感到，不仅读到一部好书，而且仿佛找到一个散失多年、年岁相差无几的兄长。这心情真是难以用笔墨来形容了！”

    1992年四川省作协在成都召开《战争和人》作品研讨会，大泓应邀特地来成都参加。在会上，他作了有分量的发言。当时限于条件，给他安排的住处很差，我感到抱歉，他却毫不计较。会后，我们夫妇同他相聚了一天。那天，我们并未出游名胜古迹，主要是聊天。我们一同逛街，一同吃成都的小吃，十分愉快，但是高兴的是忆旧：谈南京、谈上海、谈四川……在我住处谈到夜深。我的老伴在家排行第七，人都叫她“七姐”。大泓自此见面或写信总叫她“七姐”，亲切而热情。

    大泓与我都爱好唐诗宋词，但他在古诗词方面的修养比我高，功夫也下得多。为此他从70年代末，有目的地系统地大量阅读并选录历史咏史诗，目的是要出一本《历代咏史诗选注》，到1986年底方完稿，共选二百四十四家、五百余首，注释与解说大都皆有独到之处，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获好评，被认为是一本有保存价值及学术价值的选本。

    大泓曾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上海市文联党组副书记、文学报社社长，工作一直繁忙，兢兢业业对新闻事业和文学事业有不少贡献。年过半百后，常写随笔、散文，有的谈文说艺，有的是旅途杂记，有的有感而发，有的是国外游记，有诗论，有书评，有序跋，也有议论。多种多样的精美文章，都文笔清丽、富于内涵。前年，他精选了三十万字在学林出版社出版了《晚晴幽草》一书。这书名引用了李商隐诗中的“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的含意。他认为李商隐这首诗对晚晴充满欣慰欢快的情绪。“这种情绪对早已人过中年的我来说，显得更为可贵，对没有花香，没有树高的幽草来说，倘能得到雨露的滋润、阳光的照拂，在微风中欣然摇曳，当然也是幸事。”大泓的诗情盎然透现在他的文字中，也透现在他的人生态度、人生境界中。

    呜呼，大泓！你那和颜悦色、舒坦洒脱的模样深埋我的脑海之中，可是我已不能再与你相聚作知心的长谈，不能再一同谈诗论文忆旧怀旧，不能再通过信件交流情谊与思想，我们永远不能再相见了！

    今晚，月光亮如水，遥念大洋彼岸，我浮想联翩，心情悲伤。大泓，魂兮归来，今夜我们能在梦中相会否？

    （本文刊于1996年10月上海《文学报》）

    告别塞风兄

    二十多年前在山东济南与塞风相识，我很喜欢这位兄长。他比我大三岁，诗文极佳，为人豪爽。我知道他的经历不平凡，有遍体荣光、壮怀激烈，也有崎岖坎坷、荆棘满身，受过荒谬的不公正待遇，但他是一条经过九蒸九晒的中原英雄汉子，是那种“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杰出诗人。我来四川二十一年，经过通信，与他交谊更深，对他和夫人女诗人李枫的了解也更深。我一直想重回山东与那里的老友们聚聚，看望塞风兄夫妇自然是心愿之一。何曾想到突然噩耗传来，塞风兄遽然西行，令我伤心。

    塞风兄扎根大地，吟唱人生，他出版了九本诗集，三千多首好诗。诗人和作家们说他的诗里既有“稼轩手中的雪剑”，也有“易安居士的小舟”。说他的诗是“黄河波浪，江上清风”，说他是“黄河之子，大地之弓”，说他是“永远屹立在风雨文坛的高大身躯”，说他“永远远离了浊流，成为一代清流的榜样。”……这些都恰如其分。他的去世，是诗坛的大损失。他为什么匆匆就走了呢？

    应《小诗原》张天授、穆仁二兄之邀写这悼文，我看着塞风兄赠我的照片，眼前蒙着水雾，心上涌塞千言万语。却忽然想到：我今年也八十了，我不悲观，但也懂得自然规律；我不迷信，但却希望魂魄能够相聚。那么，塞风，我的老哥哥，将来，将来我一定来看望你，听你朗诵你的名句：

    黄河、长江

    是我两行混浊的眼泪……

    （本文刊于2004年7月《小诗原》）

    名山事业自千秋

    ——悼张啸虎

    1990年11月，收到啸虎从武汉寄来的《楚国狂人屈原与中国政治神话》一书时，啸虎已经骨癌在身病入膏肓了。读着他这本有利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书，想着他，我不能不挂念他那本已完稿的《中国政论文学史稿》。但次年2月就收到了啸虎的讣告。其后，立娟来信说：“屋里放着啸虎的遗像，像前放着花篮、鲜果，但我却喜欢看他的日常生活照，就好像他仍在书房伏案写作。有时对着孩子叫‘啸虎’，意识后不觉凄然……”

    我也凄然。我与啸虎有深厚坚持的友谊。前些年当我创作《战争和人》三部曲时，啸虎来信说：“独特的作家，不是指他从不受人影响，而是指谁也影响不了他，谁也模仿不了他。你的《战争和人》是独特的，不仅是生活和题材，而且在风格，别人无法写你的这部作品，而读者需要这部作品。无论怎样你一定应当完成它。”如今，“三部曲”已经出齐，8月，四川省作协在成都开讨论会，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开讨论会。而啸虎离去已一年多了。他关心我的写作，我也关心他的写作，现在，他的巨著由于得到有关部门支持，在科研项目下拨出一笔款补助印刷费用，又得到名学者、名书法家吴丈蜀及啸虎的高足易树人的整理修订终于面世。捧读立娟寄来的样书，我的感受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如烟往事，一时都涌上心头。

    一

    啸虎是位学者，年轻时给人的印象就如此。1994年夏，复旦大学新闻系在大后方招生。那时新闻系名声显赫，录取的三十名学生是从近六百考生中挑选的（当时复旦全校仅八百多学生）。啸虎被录取很特殊：两篇作文（一篇白话，一篇文言）都考了100分。这在复旦是“史无前例”的，他一入学就引人注目。我与他同学四年，头两年在四川北碚夏坝时，毫无交往。我仅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看到他在墙报上写过一篇《建都长沙论》，不禁暗笑：这个湖南佬，什么都想让湖南占有！1947年复旦迁回上海江湾，宿舍是日寇留下的兵营，我和王善本、张镇中等同住一室，啸虎住斜对面，偶尔来我们房里坐坐，他才华洋溢却不善言辞，湖南乡音特重，“张镇中”从他口里出来就成了“咚咚咚”。常在《大公报》等报刊上读到他写的洋洋洒洒或精美华丽的文章。他爱喝一点酒，一喝脸就红。当时写过一篇散文，第一句就是：“我接过了父亲传下的酒杯……”那时，他在秘密追求历史系的高才生张立娟，立娟是他同乡，端庄智慧而有胆识。傍晚，啸虎有时“失踪”，问他何处去了，答：到教室写稿去了。后来却发现了他的秘密。见到他傍晚夹着书和稿纸去教室，大家总忍不住开句玩笑：“又去写稿么？”其实，他确是常独自去看书或写稿的。他终生爱读书、爱写作，乐此不倦，直到去世。

    啸虎1948年在四年级时，被储安平教授邀到他办的《观察》编辑部里工作，工作重，人手少。储教授要求高，待遇苛刻。我有一次途经虹口到那简陋狭小的编辑部里去，只见啸虎埋在稿堆中低头孜孜改稿，大热天，穿件破背心汗流浃背，心无二用，只是满面歉意说：“没法留你坐，这稿储先生急等我改出来！”不久，我们毕业了，《大公报》聘啸虎去任编辑。他没有丝毫人事关系，完全是凭本事进去的。1949年春，他到香港，在《文汇报》做编辑。我同他断了联系。大时代中，大家萍踪漂泊，再见面已是八年后了。

    二

    1957年初春，啸虎来北京出差，突然来看望我。当时，他是沈阳人民广播电台的负责人之一，《文艺报》等常发表他的文章，我和复旦同学王善本请他在东安市场吃日本式的“鸡素烧”。喝了点酒，他显得高兴，谈起和立娟婚后的幸福，谈起他在研究政论文学，也研究屈原、研究新闻学及文艺学理论，依然是沉迷书会文海中乐而忘返的学者。谁知依依分手后，他回到沈阳，在“反右”中竟入冤狱。从此音信渺渺，我们再见面时已是整整三十年后的1987年了！

    1987年9月，啸虎、立娟伉俪从武汉来成都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重逢回首，叹世事之沧桑，大家都悲喜交集。学者终是学者，想不到啸虎囚禁在秦城监狱十多年，除英文外，竟又掌握了德文、日文、俄文，而且写作翻译了数百万字著作，毅力如此惊人！冤案早已彻底平反，给了他许多荣誉，头衔一大堆：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湖北省屈原学会会长，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文学所所长，在武汉的大学里是兼职教授……他是中国作协会员，散文、杂文写了许多。

    那天是9月18日，我们从早晨谈到下午四时许才分手。我主要想听他谈谈过去的坎坷经历，他却专心于谈著作，告诉我，他仍在写《中国政论文学史稿》，这是一部史无前例的伟构，在现有的文学史著作中有多种中国文学史和中国诗史、词史、中国白话文学史、妇女文学史、俗文学史、小说史、骈文史、戏曲史……但从未有人提过政论文学史，这是填补中国文学史范畴中一项空白的开创性工作，一切都要从零白手起家。这使我不禁想起1957年那个初春同吃“鸡素烧”的情景来了！他兴奋地红着脸激动地说要完成这样一部巨著。而今三十年之后，在他经历无数难以想象的坎坷与挫折以后，在手稿资料完全被毁于劫难之后，竟仍以“出不入兮往不返”的精神念念不忘要完成这项为学术界作出贡献的工程。于是，我感情激动，叹息着想：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呀！啸虎还是啸虎，虽九死而不悔，他没有变！

    三

    啸虎这部巨著的价值不仅仅在于首创精神和填补了一项空白。我佩服啸虎撰写时掌握资料之丰富，书中引用和涉及的人物不下千人，典籍资料上自十三经、先秦诸子百家，下至清末民初学者言论不下千种。啸虎洗沙淘金选材严谨，如非胸藏书卷，既谈不到旁征博引、分析论述，更无法对人和事给予评价。更可贵的是对前人的论点能择善而从，不正确的则据理批驳，随处可以看到一位高明学者的独特见解和不凡识见。这部巨著是通史性质，结构严密，层次分明，条理清楚，将政论文学发展过程连贯引出，表现了高超的文学组织功力，而文采斐然，气势不凡，使我时时仿佛看到啸虎埋头稿纸堆中，置一切于度外潜心著述的情景，因而眼眶禁不住又湿润了！

    啸虎的老友吴丈蜀在《中国政论文学史稿》序中说：“……从此，我国有了第一部《中国政论文学史》，使我国的文学史行列增加了一个新的伙伴，而‘政论文学’一词，也从此正式确立。这都是本书作者建立的功绩，应该记在中国文学史中。”啸虎一生专心治学，遇不幸而仍穷力。默默奉献，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生。我为他的早逝悲伤，但为他的成就欣慰。菊残独有傲霜枝，名山事业自千秋！啸虎不朽！

    （本文刊于1991年夏《作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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