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丕章

    一

    一九一五年底，袁世凯叛国称帝，云南反对帝制，拥护共和，组织护国军，主要战事在四川的泸州、纳溪地区，鏖战近百天，称为“泸纳战役”。

    本来护国第一军名义上有一、二、三、四四个梯团和响应起义的川军刘存厚师，实际上刘师仅有驻扎川南的陈礼门一旅，其余部队在北岸早就为敌人截去，所以刘师只有三千人左右。这部分川军进入与敌军正式对垒时，已残缺不堪。当我们由云南入川的第二梯团赵又新部到达之后，刘师向前方推移，急于企图在北军未到前由纳溪渡江取下泸州。这个冒进活动遭到了失败，陈礼门旅长自戕，并在蓝田坝失去了滇军的大炮四门。因而护国之役刘军仅能牵制敌人，不能对敌作阵地战了。

    “泸纳之役”，实际上不在江北之泸州而在江南的纳溪。北军雄踞泸州，从四面八方渡江围击纳溪，而我们所恃以对敌者只是滇军。赵又新梯团是个完整的混成旅，附有炮、机枪，人数二千五百至三千人。他们扭转了川军冒进失败的局势后，守住了纳溪一线。在这样的形势下，第三梯团陆续增援上去。顾品珍第三梯团，人员装备不如二梯团，特别在集中应敌时，不是整团整营上火线，因为他们是在云南内地较为边远的地方调集而来，而又迫于应敌，来不及整理上阵，只是随到随即开赴前线。当总司令部到达叙永之日，也即是前方攻泸失败、川军陈礼门旅长自杀的时候。我军扼守纳溪，这一线上滇军不过五千人。至于戴戡率领的第四梯团更是零零星星地通过叙永上前线（其中还有徒手的新兵），每天几百人，少至数十人。所以出师抗袁的滇军实际不满七千人，川军只有三千人，共约一万人，其中有训练能作战的只是五千人，弹药装备更是缺乏，凡持枪的每人配有千发子弹，后来没有接济。

    敌人方面，与此相反，是兵多弹足的。袁世凯搜集了全国之师，集中进击云南，而对贵州只是监视。那时北洋系军队第一流人物曹锟坐镇重庆，而以当时所谓“常胜军”张敬尧师作先遣队进驻泸州，直攻纳溪。张部还配备有李长泰一个旅，以及在叙府被我军第一梯团击败的北军原驻川的三个混成旅的残部和川军，统归其节制，人数共约十万，饷糈弹药的充裕更是我军望尘莫及。敌人以十倍之众，猛扑一点，而我军坚持了四十多天的攻守战。

    当泸纳战斗紧张的时候，我军前线以不上万人的兵力在东西绵亘一百华里左右的战线上，布置防线与敌对峙，使敌人的优势兵力失去作用，这在军事上实属难能可贵。当时在纳溪东面的主要防线棉花坡，坚持了三十多昼夜不停的阵地攻守战。总司令蔡锷亲上前线，连随行副官也负了伤。我军一直争取主动，杀伤敌人千数以上。北军当初认为云南军队不值一击，这时开始知道义师之不可侮。敌人最怕的是滇军的冲锋肉搏战和九子枪，他们只敢远远地全凭火力压制我军的进攻。这就是敌我在棉花坡形成胶着状态的情况。

    正在这个时候，敌人也没有放弃其优势兵力的应用，定出阴谋诡计。当时在我军的东端出现了敌人，由于我们与人民合作，地面的“鸡毛腿”将情报报给我们前方的指挥部和后方的留守部。但我们所有的一点兵力早已摆在纳溪一线，万难从中抽调，情况极其严重。敌人正在作迂回战，想从赤水抄袭叙永的后路，将使护国第一军全面地大包围。适当其时，顾梯团何海清支队长率领本部夜晚过叙永，翌日黎明顺着永宁河的下水一个早晨到达了纳溪。蔡总司令立刻命令何支队长率领所部不满百人连夜赶到了双龙场（这个地名可能有错误，是从江安去赤水的路上，位于叙永的东方）。

    由于滇军能够吃苦耐劳，战斗意志旺盛，得以赶在敌人之先到达这个要口，布置了阵地，痛击敌人。敌人不知滇军有多少，这样就阻止了敌人的抄袭，只敢雌伏在阵地上远远地与我军作战。当时作为留守所在地的叙永县，只有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和数以千计的负伤官兵，无一兵一卒可资抗敌。然而在侦得敌人有抄袭后路企图包围我们的时候，任何人都没有发生恐慌，反而镇静如常，上下一心，唱个“空城计”，稳定了前方，吓退了敌人。

    纳溪战役中滇军士气之盛，可歌可颂。他们勇敢杀敌，一往直前，一声号响，即不顾生命地向敌阵猛冲，短兵相接，杀声四起，敌人措手不及，只有被杀和逃命。滇军冲锋杀敌，多是官长当先，我们医院收容的伤员中排长以上比例极大。前线有时一天数换营连排长，同时就有新旧营连排长在我们医院中就治。他们是以前仆后继，倒下来补上去的英雄气概与敌作战的。所以护国之役，我军营连长牺牲的比例最大。又如伤种方面，受伤部位受伤方向，没有一个伤员从背面贯通的，多是冲锋当中遭敌人迎面射击，受伤部位多在下肢下腹。由于枪弹愈接近贯穿力愈强的缘故，伤员们多是身负贯通伤数处，直到不能再作战始回到后方取弹治伤。伤员们回到后方医院，第一要求就是要医院快治快愈，好快回前线去。他们说：“前方火线紧，要回前线去！”他们等不得伤势痊愈而急急地回到了前线。所以这一战役为时不过短短的三四十天，在激烈战斗中，有一人负伤多处，由前线回后方，再由后方争取往前方作战，往复达三次之多，最后因伤势太重，叙永后方医院不能解决，才运回昆明。士气之盛，可见一斑。

    我们就是以这样的英勇气概压倒了优势敌人，在纳溪战线上昼夜苦战，在取得辉煌战果后，又巧妙地出乎敌人意外，主动地向后方移动，改换了新阵地，指挥部设在大洲驿，据守着曲坝驿一线。我军放弃纳溪撤出棉花坡后退了数十华里，敌人庆功报捷，进入了纳溪。正当他们弹冠相庆、报功邀赏的时候，没有料到我们全面出击了。这是在我们后撤阵地三天之后，其时泸、纳一带连日大雨，天寒地湿，不利于行军。我们在一个拂晓冒着大雨摸进了敌阵，敌人有些正在酣睡，遭受袭击，乱作一团，没有被杀的只知逃命。我们夺得了许多械弹并俘虏了他们的高级官长，其中一位军法官是张敬尧的舅子。因此，敌人不得不向我们低头，提出停战要求，并要求我们释放俘虏。蔡总司令利用敌人先骄后怕的心理，同意了张敬尧的要求，并允滇军停止进攻一个月，但要张敬尧同意南方勒令袁世凯下野的通电。在双方局部停战一个月中，全国形势急转直下，南方在广东的军政府已经成立，北方的山西、陕西也表现动摇，南北人心趋于一致，要袁世凯下野。最后四川的陈宧、湖南的汤芗铭也通电拥护南方的主张。汤、陈是袁的心腹，向为袁控制云贵两粤的有力支持者，至此众叛亲离，袁世凯的命运便告终结了。

    二

    民国四年旧历腊月二十四日，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部由昆明出发，我担任军医工作，和我一同出发的有一个野战医院和一个兵站医院。时值隆冬岁末，天寒地冻，本部在大雪纷飞中取道威宁、毕节向四川进发。沿途的人民箪食壶浆来迎送，我们徒步十多天，到达了四川叙永县，已经是旧历翌年（一九一六年）的春节了。川人的拥护共和，反对“洪宪”并不亚于云南、贵州。他们自动地为我们筹备供应，如总司令部到叙永之后，蔡总司令率部直趋泸、纳，军医处留在后方收容伤员，所需房屋床铺以及被垫、用具等等，当地居民均自愿抽拨调配，供我们应用，从而减少了医务工作中的绝大困难。其中最动人的事，是在前方战事极度紧张的时候，负伤官兵千人以上到达叙永，当时在区区川南的一个县城办了七个医院，收容这么多的负伤官兵，怎么能供给这浩大的生活用品？我们本来想新制一部分军服、被褥，可是军中的经济极端困难，不可能马上做到，既要使人民不受损失，又要及时解决供应，不得已，我们才先与人民说明道理，继由随军银行发行军用钞票，声明不能即时兑现，要求持票人把军用钞票保留数天。这样既解决了缺乏现金的困难，也保持了钞票周转的信用。

    我们作战的部队，因敌众我寡，相差悬殊，经受不住长期的消耗，更不能把伤病员从战线上安全地送下来。因此，由前方转送伤员的任务，都由当地人民自动担任。在战事初起的时候，一个负伤者往往要几个荷枪的护送兵，大大地影响了作战的力量。我们在军民合作的关系下，依靠人民群众，很快地搞好了后勤。为了不使人民遭受损失，我们规定运送伤员每天每人给银元五角，以军用钞票付给。伤员们的零用和菜金（当时没有发饷），以及向后输送重伤人员所需的开支，均由军医处用同样的办法来处理。由于人民这样的支持，在历时一百多天的救死扶伤的过程中，军医处经手用去的现金仅五千元。那时要做到军不扰民，人民爱护军队，特别是伤兵不闹事，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护国军在这方面的确是做到了。即使小到口角争吵，军医处也没有受理过，仅此一端，足见护国军与人民是真正结合为一体了。

    军医处的这五千元现金，在当时是有必要掌握的，因为人民还没有使用钞票的习惯，何况滇川之间，更无统一的币制，所以市面交易，以银币为标准。护国第一军官兵从云南出发，除留薪、留饷外，云南没有接济。其时纳溪的战事方殷，敌人以数倍之众，枪利弹足，向我猛攻，我们当时组织敢死队来突击敌人，是个鼓励士气的好办法，对陷阵杀敌作用很大。但前方用现金征集敢死队，需款特别迫切，而我们叙永的留守部队又正为上千的伤员们保证供应而发愁。在这个时候，全军缺少现金，碰巧贵州刘显世协饷五万元，已有三万元运抵叙永。我与蔡总司令通了电话，允许留下五千元。这是令我最为感动的一件事，因为蔡总司令在前线指挥作战，需款之急更有过于后方者，然而蔡总司令能前后兼顾，留下了这笔现金，解决了医务上的最大困难。

    从组织上说，总司令部设军医处，领导所属部队的军医工作，其下设有前方两个野战病院、一个兵战医院和一个独立卫生队。在整个泸纳战役中，由于敌我双方坚持了阵地战，前线始终在纳溪，而叙永成为后方的中心，因此凡较重的伤员都集中在叙永。当时是将原设在威宁的兵站医院调来叙永，总部军医处就在这基础上直接领导，扩充组织，收容伤员，一时发展为七个后方医院，分别收容轻重伤病员达一千四百至一千五百人之多，伤与亡几占全军三分之一。当时，快治快愈成为全军一致的要求。业务上曾这样安排：集中技术力量，搞好手术组，在第一、二医院进行集中施术，其中经初步处理后，认为一时难以恢复健康的，集中到另一个医院，准备向后方输送。属于次伤，必须在施手术后保证一段时间的休养者，集中到临时休养医院，一般只要伤口愈合，行动便利，就转回前线补上火线。

    当时由于士兵具有有敌无我的决心，争先恐后重返前线，所以在医院工作中，感到困难的，是说服伤员们保证一定的留养时间。此情此景，在医务工作中，是十分令人感动的。至于当时的医务人员，数量少、质量低，当此大任，除手术组外，所有一般业务，是在各项后勤部门调用，并吸收自愿参加医院工作的人共同工作。药械方面，凡是一切可以利用的都用上了，中药、草药，尽量搜集使用。主要工作是取弹、缝合、包扎、固定等等。在最后一段时间内，由于药品用完了，为了消毒和补充体液，我们被迫大量地使用生理食盐水，以之洗创伤，以之施手术，以之进行急救。因此，生理食盐水成了内外科唯一而最适用的药物，所以后来有人说，护国军的军医是些食盐水医生。当时的医务人员，前方医院是董现荫、杨远公，兵战医院是周韶成，都是西医；后方医院是司少夔、高名奎两位中医，还有路瀛洲是位草药医，他们都由昆明随军出发。川军刘存厚部的夏处长也是西医。此外还有更多的在叙永临时参加的中草药医生，已不能记忆姓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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