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忠臣不事二主？
中国有一句古训，叫做“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很难辩驳的，然而，中国的古语实在太多，与上面那句话相对的名言就有“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二者针锋相对，给人以是非难辨之感。其中是非原委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其实，大千世界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三国时期的关云长应该是义的典型了。曹操许以高官厚禄，送去美女金钱，想笼络于他，可他不为所动，只想寻找结义兄弟刘备，最后千里送嫂，历尽艰难曲折，终于找到了义兄刘备。关云长之所以被后人歌颂敬仰，主要是因为人们把他看作是一位道德英雄，是“义”的化身。这“义”就是千金一诺，“言必信，行必果”。从人的品德修养上来说，讲究“义”或是“义气”，应该是一种美德，无论如何，信守诺言，维护正义的君子总比反复无常、唯利是图的小人要好；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一切都为了“义”，不知通权达变，不知为了“大义”而去牺牲个人的“小义”，那就不足取了。所以，孟子就针锋相对地提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当然不是教人胡说八道，他是说为了“大义”可以放弃所谓的“信”和“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非常多的，但最突出的，莫过于唐代的名臣魏征了。
魏征，生于北周时代的静帝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其时，天下大乱，他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曾经出仕隋朝，做过地方官，但很早去世了，所以，魏征年轻时候的家庭生活十分清贫，但魏征胸怀大志，总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他就刻苦读书，勤奋学习，在学问和政治才干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正值隋炀帝荒淫无道，天下英雄豪杰纷纷起兵反隋。魏征先是参加了元宝藏的起义军，但又觉得看不清楚天下大势，心中茫然，不知所从，便出家当了道士，以避一时之乱。后来，另一支起义军的首领李密非常赏识他，就立即派人把他请去，让他掌管军中的文书，这时的魏征，已经38岁了。
在李密的军中，魏征的地位很低，他没有任何发言权。当时，李密的瓦岗军声势浩大，占领了隋朝最主要的粮仓河南的洛口仓、回洛仓和黎阳仓，开仓救济饥民，使起义军发展到了全盛阶段。然而，隋朝大将王世充据守洛阳，与起义军展开了生死搏斗。魏征清醒地看到了起义军中的许多不足，曾经主动进谏说：“起义军虽有重大胜利，但伤亡也很大，军中费用紧张，储备有限，且赏罚不均，不宜于同隋军硬拼硬打。目前之计，在于深沟高垒，以待敌军粮尽，等敌军撤兵，再行追击，可获大胜。”李密决定速战，大军列营而不设垒，被王世充火攻加奇袭，惨遭失败。经此一役，瓦岗军彻底覆灭。
李密被迫率残部投降了李渊，李密开始尚受重用，后来渐被冷落。李密心有不甘，到洛阳一带招抚旧部，重新起兵，反对李渊。不久，李密即兵败被杀。
而魏征认为李唐政权较有前途，就向李渊请求前去招抚李密的旧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他在征得了李渊的同意之后，以国君之礼葬了李密，并为李密撰写了《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把他比作垓下失败的项羽，意即虽然失败，也还是一位大英雄。魏征如此评价李密，竟不怕李渊的追究，对李密，他也不以屡次拒纳正确建议为忤，而是实事求是地描述他的一生。他的这种态度和精神，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赞扬，并没有人指责他背叛李密，投降李渊。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既有才华又有才能，就把他找来，给了他一个管理图书经籍的小官，叫做洗马。在这一阶段，魏征虽有文名，实际上并未发生多大的作用，只是给李建成提过一个建议，让他带兵去攻打不堪一击的刘黑闼，既可建立军功，又可暗结豪杰，太子听信了他的建议，结果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李唐政权把握了天下大势之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齐王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李世民也知道魏征既是李建成的心腹，又非等闲人物，就立刻召见了他。责问他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呢？”魏征没有巧言机辩，而是据理回答，他说：“人各为其主。如果太子早听信了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我忠于李建成，又有什么错呢？管仲不是还射中过齐桓公的带钩吗？”
李世民听他说得既坦率又有理，尤其他举出了管仲射小白的历史故事，自己不能显得没有气度，就赦免了他，并封他为主薄，至此魏征结束了他不得其主的生涯。
李世民即位为皇帝不久，就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这真是得其所哉！唐太宗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成就了魏征的名声，魏征敢于犯颜直谏，促成了唐太宗善于纳谏的性格，魏征的进谏和唐太宗的纳谏同样名垂青史，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这是个很奇特的官，它既无足轻重，又重要无比；它既无尺寸之柄，但又权力很大，而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听还是不听。唐太宗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表现了唐太宗对他的才能的认可和对他本人的信任与尊重，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尚书丞，就更能使他随侍左右，时时处处提醒规劝皇帝了。
在政治方面，魏征坚决主张怀柔招抚，反对镇压，当时，太子李建成的部下遍布全国，在“玄武门之变”过后，一时人心惶惶，许多人准备造反。魏征向李世民建议说：“要不计私偏，对他们要以公处之，否则杀之不尽，有无穷之祸。”李世民听信了他的话，就派他为特使，给以便宜行事的权力，让他去太子势力较为集中的河北一带安抚人心。他到了河北，见到两辆去长安的囚车里面装着“玄武门之变”中逃走的李建成的部下李治安和李思行。魏征说：“我离开长安以前，朝廷就已下令赦免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如今又把他们逮捕，岂不是自食其言、失信于人吗？如今，我来招抚还恐怕人家不愿相信我，怎么能把人押送长安呢？临行的时候，太宗让我便宜行事，把李治安和李思行放了，让他们跟我一起去招抚别人，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别人都很同意魏征的意见，他们就放了那两个人，并给唐太宗写了报告。由于魏征的正确做法，很快就安抚了河北一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唐太宗很赞赏魏征的做法，也就越加器重他。
在治理国家的方略上！魏征主张轻徭薄赋，休养生息。魏征认为，隋朝灭亡的教训在于扰民太多，国家赋税极重，徭役繁多，以至民不聊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因此，在整个贞观年间，朝廷的徭役和赋税不算太重，这是贞观年间社会安定、基本发展的保障之一。
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上，尤其是在大乱之后拨乱反正，魏征主张宜快不宜慢，宜急不宜缓。唐太宗即位之时，天下初定，百废待举，一天，他问魏征说：“贤明的君主治理好国家也该需要百年的功夫吧？”魏征不同意他的想法，他认为：“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就像声音立刻就有回音一样，一年之内就可见到效果，二年见效就太晚了，怎么要等百年才能治好呢？”尚书仆射封德彝认为：“自古以来，人心江河日下，日趋奸诈，秦用严刑，汉用霸道，都没把人心教化成功，魏征想用这些满是书生气的话来治理国家，那必然败亡。”魏征则针锋相对地说：“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像饿极了的人要吃东西一样，来得更快。如果人心是如流水一般堕落，今天的人也都成了鬼怪，还谈什么治理国家呢？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事在人为，而不是人民是否可以教化。”唐太宗基本听从了魏征的意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只过了三两年，唐朝就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
在执法方面，魏征主张宽缓明确。他坚决反对像秦朝那样实行严刑酷法，把人民当作鱼肉来宰割，但同时又坚决主张明正典刑，反对徇私枉法。一次，唐太宗任命卢祖尚为交州刺史，卢祖尚开始答应了，但又反悔托病辞命，唐太宗当面劝他，他还是不肯去。唐太宗一怒之下，当时就把他杀了。事后，唐太宗觉得做得太过分了，认为没按法律办事，魏征就借议论北齐皇帝高洋批评唐太宗说：“高洋觉得自己理亏了还能向别人认错，这也是他的长处。”唐太宗竟借机表示后悔。濮州刺史庞相寿是唐太宗做秦王时的老部下，在任上因贪污被人告发，受到了追回赃物、解除职务的处分。庞相寿向唐太宗求情，唐太宗觉得于心不忍，就送给他一百匹绢，让他继续去做刺史，只是告诉他以后千万不可再贪污了。魏征知道后，就对唐太宗说：“您这是徇私枉法了。庞相寿犯了罪，您还给他优厚的赏赐，让他留任原官，您做秦王时的部下很多，如果他们都照庞相寿的例子犯罪，那您怎么办呢？”他还对唐太宗说：“奖赏的时候，不要忘了疏远的人；惩罚的时候，不要给亲贵留情。要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才能让人心服。”在魏征的坚持下，唐太宗改变了原来的处理方案。
魏征还主张取信于民，不要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唐朝原定政策是18岁的男子才能参加征兵服役，有一次，为了多征兵戍边境，唐太宗要求16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应征，魏征不同意。按照当时的规定，皇帝的命令要等与会的大臣全部签字以后才能生效，魏征认为这个法令与唐朝以前的法令相冲突，而且过于苛刻，便屡次拒签。唐太宗十分生气，当面责问他为什么阻挠皇帝的命令，魏征回答说：“涸泽而渔，焚林而猎，是杀鸡取卵的做法。兵不在多而在精，何必为了充数，把不够年龄的人也弄来当兵呢？况且这也是失信于民。”唐太宗问自己是否有失信于民的事，魏征列举了一串例子，证明他办了不少出尔反尔、失信天下的事，把唐太宗弄得张口结舌。最后，唐太宗不得不同意了魏征的意见。
唐太宗知道自己很容易受情绪的左右，他就提醒周围的大臣注意纠正他偏激的决定，并把批评朝政制度化。他建立了前朝所没有的新制度，即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种制度不仅能够保证谏官、史官能够及时了解朝政的内幕，使得有所劝谏，还起到了一定的监察作用，使宰相及其他官员不敢谎报政绩。这种制度还规定，在会议之上，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如有过失和不当之处，谏官可当面指出，予以辩论。再者，史官也了解皇帝大臣的许多情况，根据第一手材料写出起居注，对他们也是一种监督。
魏征就是在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里做谏官的，他劝谏的内容从长治久安的军国大计，直到皇帝个人的起居生活，涉及到许多方面，对唐太宗及唐朝贞观年间的政治，可以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使用人才方面，魏征主张在不同的时期要对德才有所取舍。他对唐太宗说：“在天下未定之时，用人的标准是重视才能，不过多地考虑他的品德操行；天下平安以后，则非德才兼备不可用。”在魏征的影响下，唐太宗“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有一次，他还主动地对魏征说：“选择任用官吏，是不能轻率马虎的。用一个君子，那么君子就会纷纷而来；用一个小人，那么小人也就会钻营投奔而来。”
尤其在个人享乐方面，魏征紧紧跟踪唐太宗，经常犯颜直谏，不让他大兴土木。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打猎，车马都准备好了，最后还是没敢去。魏征问他为什么没有出去。唐太宗说：“我起初是想去打猎，可又怕你责备，就不敢出去了。”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决定修建洛阳宫，中牟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劝阻，言辞激烈。唐太宗发怒，要治皇甫德参的罪，魏征连忙拿汉朝的贾谊为皇甫德参辩护，证明自古上书言辞不激烈就不能打动君主的心，唐太宗这才作罢。后来，河南、陕西一带大雨，泛滥成灾，偏在这时，唐太宗又要修建洛阳的正山宫，魏征听说了，赶忙上奏说：“隋朝所以很快灭亡，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隋炀帝大修亭台楼榭，百姓不堪役使，才起义反对他。如今，现有的宫观楼台已经足够居住的了，如果想到隋朝的灭亡，甚至还应该拆掉宫殿。如果舍不得拆掉，起码不该再修大的宫殿了。如果不想到得天下的艰难，不断地扩大宫殿建筑，追求华丽和享乐，增加百姓的劳役，那就会像隋朝一样灭亡。”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的建议，停修宫殿，把材料运到了水灾区，帮灾民建造了房屋。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公卿大臣都请求太宗登泰山封禅，只有魏征认为现在举行封禅仪式不妥。太宗对魏征说：“我希望你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难道是我的功劳不高吗？是我的德行不淳厚吗？是国家还没有平定吗？是远方的异族人不仰慕大唐的高义吗？是吉祥尚未降临吗？是农业没有丰收吗？为什么我不能封泰山呢？”魏征说：“陛下的功劳虽然是极高的，可是百姓并未感受到陛下的恩惠；陛下的德行虽是淳厚的，但陛下的德政尚未传及全国各地；全国虽然安定，但并不能为兴办事业提供足够的资财；远方的部族仰慕陛下的高义，但朝廷却没有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吉祥的征兆虽然出现，但法网仍然密集；虽然连续几年农业丰收，但粮仓仍然空虚，这是我认为目前不封禅的原因。我不能用遥远的东西打比方，姑且用人作比喻。现在有个人患了十年的重病，到将要治愈时，已经瘦得皮包着骨头，马上让他扛起一石米，每天走一百里路，他一定不可能做到。隋朝天下大乱已经不止十年，陛下平定了全国的混乱局面，虽然现在天下已经平定，但国库尚不充实，在如此情况之下，向天地报告事业已经成功，我暗自对如此作法持怀疑态度。况且陛下若东封泰山，各国的使者都要聚集到那里，周边各国人，无不奔走相告。现在西起伊水、洛水流域，东到泰山、东海、荒草滩、沼泽地，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之声不闻，道路萧条，行避艰难，岂可招来域外部族之人，把我国的虚弱状况展示他们？即使我们用尽财物赏赐他们，也不能满足远方之人的愿望；即使连续两年免除徭役，也不能抵偿百姓的劳苦。如果遇到水旱灾害，风雨之变，服役的民夫横加议论，即使后悔，也无法挽回损失。岂只是我一个人恳请陛下免去封禅之事？成千上万的百姓都乞望陛下恩准。”太宗听了魏征的一番话，也深感国家虽然初步安定，但生产远未恢复，国库仍然空虚，如此严峻的形势，有何功德以告慰天地？遂将封禅泰山之事搁置了下来。
有一次，唐太宗由长安去洛阳的显仁官，因为当地供应的东西不好，唐太宗觉得很气愤。魏征觉得如此下去将不好收拾，便对唐太宗说：“隋炀帝就是因为无限制地追求享乐而灭亡的。现在因为供应不好就发脾气，以后必然上行下效，拼命供奉陛下，以求陛下满意。供应是有限的，而人的奢侈欲是无限的，如此下去，隋唐的悲剧又该重演了。”魏征的这一番话使唐太宗悚然心惊，以后很注意节俭。
对于唐太宗个人的品德修养，魏征也很重视。有一次，魏征直言不讳地对唐太宗说：“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魏征还引用荀子的话对唐太宗说：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对唐太宗震动很大，他牢记在心；并用这句垂诫太子，让他永志不忘。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怎样才能做一个“明君”，而不要成为一个“暗君”，魏征就给他讲了隋朝虞世基的故事。隋朝的虞世基专门投隋炀帝之所好，专说顺话，不讲逆耳之言；专报喜，不报忧，结果隋朝灭亡。由此，魏征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最著名的，是魏征关于忠臣和良臣的辩论。有一次，唐太宗听信了其他人的谗言，批评魏征包庇自己的亲戚，经魏征辩论，唐太宗知道自己错了。魏征趁机说道：“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一个忠臣。”唐太宗听后很吃惊，就问：“难道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么？”魏征说：“区别很大。良臣身享美名，君主也得到好声誉，子孙相传，流传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得到的是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亡，忠臣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名。”唐太宗听了以后，十分感动，他连声称赞魏征的话很对，并送给了他好绢五百匹。
当然，唐太宗是人不是神，对魏征的劝谏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愉快地接受的，有时是既恨又怕，甚至还想干脆杀掉他！
有一次，唐太宗罢朝回来，气冲冲地对皇后说：“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乡下佬。”皇后非常贤德，赶忙问要杀谁，唐太宗说：“魏征这家伙老是在朝廷上折辱我。”皇后听了这话，连忙回去换了一身朝服，恭恭敬敬地站在庭院里向太宗祝贺。太宗见了，十分惊讶，问她这是在干什么，皇后说：“我听说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有正直的臣下；现在魏征正直敢言，全是由陛下的英明所致呀，我怎敢不表示我的祝贺呢？”太宗听了，觉得很高兴。
魏征年老病重，太宗送医送药，使者相望于道路，来往不绝，并和太子一起去他家探望，把衡山公主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魏征去世后，太宗命朝中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并为之亲自撰写碑文，刻于石上。太宗对他思念不已，他跟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名言：“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境，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这恐怕是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大的哀荣了！
人言“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如果以这种观点来看，魏征当然不是“忠臣”和“好女”。然而，他却是名垂千古的良臣！因为他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或是苟延残喘而去朝秦暮楚。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准则，那就是上安君国，下报黎民。他是“大忠”，而不是“小忠”。察魏征之忠，可谓圣人之健矣！
孟子曾说：“闻诛一夫纣奂，未闻弑君也。”意思是说忠国不忠君，忠民不忠人。实际这里也隐含了一个哲学观点，凡事因人、因时而定，不可按某种约定俗成的规律看待所有的事情。
2.识时务者为俊杰？
“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不知起自何时，真的是识时务者就是俊杰吗？这恐怕还有待于商榷。
在春秋战国时期，最著名的纵横家莫过于苏秦。然而，苏秦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苏秦是否有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情操呢？如果拿传统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苏秦实在是一个无耻之徒。然而，在复杂的传统观念面前，苏秦似乎又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苏秦起初用“连横”的策略去游说秦惠王，说：“大王的秦国，西有巴、蜀、汉中可以取得农业供应之利，北方有胡地的裘皮、代地的战马可供战备之用，南有巫山、黔中的险要屏障，东有崤山、函谷等要塞。可谓土地肥美，百姓富足，战车万辆，勇士百万，沃野千里，物产积蓄丰厚，地势十分有利，易守难攻，这真是所谓天然的库府，天下的强国呵！况且以大王的贤明、士民的众多、车骑的精良、将士的骁勇善战，完全可以以此来兼并诸侯，一统天下，登上帝位。希望大王稍稍留意，请允许我把有关情况分析一下。”
秦惠王说：“我听说过，羽毛未丰的鸟，是不可以高飞的；法令不完备的国家，是不可以动用刑罚的；道德不高尚的人，是不可以役使天下百姓的；教化不顺的君王，是不可以烦劳大臣的。今天先生不远千里来指教，我愿日后再行领教。”
苏秦说：“我本来就觉得大王不会听从我的主张。从前，虞舜讨伐三苗，夏禹攻打共工，商汤灭夏桀，周文王灭崇侯虎，周武王灭商纣王，齐桓王以武力称霸天下。由此观之，哪有不用武力而能成功的呢？古时候，各国出使别国的使者所乘车辆络绎不绝，各自以言语相约，互守信誉，这是天下所共同的。后来，合纵连横之说兴起，弄得战事蜂起，策士们竞相以巧饰的辞令游说诸侯，结果弄得诸侯之间疑虑丛生，简直不胜治理；法令条款齐备，但人民尔虞我诈；政令条文纷繁日多，百姓反而日趋贫困；君臣忧虑重重，人民无所依赖；当面说得动听，道理讲得冠冕堂皇，战事反而越来越多。策士们身着盛装，到处雄辩滔滔，战祸却难以止息；文书繁乱，文辞驳杂，天下却越来越难以治理；舌头磨破，耳朵听聋，却不见丝毫效果。诸侯虽也曾以仁义以诚实相约，但天下总是不能和睦亲善。于是，大家就弃文用武，重金招致勇士，冶制盔甲，铸造兵器，在战场较量胜负。想无所事事就能得利，安坐在朝堂就可以扩充疆土，从前的五帝、三王、五霸等明主贤君，也都有这种坐待成功之想，但在那种情势之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不得不诉诸武力。两军相距，则互相攻打；两军相近，就持戟相击，这样才能建立功业。所以说，军队战胜于外，道义就会在国内自然而然滋长，君主的威望也就自然而然地树立了，下面的人民才会心悦诚服地听从命令。如今，大王要想吞并天下，凌驾于万乘大国之上，使敌国臣服，海内一统，治理天下百姓，使诸侯称臣，除了战争之外别无它法。现在的君王却忽略了这个最为基本的道理，不明教化，不懂治理，迷惑于花言巧语、沉溺于诡辩之辞，以此而论，大王是一定不会采纳我的主张的。”
秦惠王没有听取苏秦的意见，苏秦为了说服秦惠王，连续上了十多次奏章，耽搁了很长时间，一直不见结果。最后，苏秦的黑貂皮裘衣也穿破了，带去的百斤黄金也用完了，资金缺乏，只得离秦回家。他缠着绑腿，穿着草鞋，背着书籍，挑着行囊，形容憔悴，面目黎黑，一副狼狈惭愧的样子。回到家里，妻子正在织布，知道苏秦没有取得成功，也不下织机来迎接；嫂子不给他做饭，父亲也不理他。苏秦叹息道：“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子不把我当叔叔，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苏秦的罪过啊！”
于是，苏秦连夜拿出藏书，打开了几十只书箱，找到了《太公阴符》，反复研读，选择重要的地方反复琢磨。读得困乏欲睡的时候，就拿锥子来刺自己的大腿，血流至足，自己说道：“哪里会说服不了列国君主，使他们拿出金玉锦绣，让我取得卿相的高位的呢？”1年之后，苏秦觉得时机成熟了，说道：“这次我一定可以说服列国的君王了。”
于是，苏秦来到燕乌集阕，在华丽的宫殿上劝说赵王，谈得十分兴奋。赵王听了非常高兴，就封他为武安君，授给相印。还给他兵车百乘、锦绣千匹、白璧百双、黄金万镒，让苏秦带着去游说各诸侯国，拆散连横契约，缔结合纵契约，共同抵抗强大的秦国。因此，苏秦在赵国为相，六国都和秦国断绝了往来。当此之时，天下之人的命运、诸侯国君的威严、策士谋臣的权势，都要取决于苏秦的决策。这一时期，没有耗费一斗粮食，没有损伤一个兵卒，没有断过一根弓弦，没有费掉一支箭，就使诸侯之间相互亲爱，胜过兄弟。这真是贤人在位，天下信服；一贤得用，天下顺从。所以说，在政治上用足了功夫，就不必动用武力；在朝廷上运用谋略，就不必用兵于国境之外。当苏秦挂职之时，万镒黄金随他花费，车马结队相随，沿途炫耀，山东诸国，望风而服。赵国的地位也因之大为提高。其实，苏秦只不过是穷书生罢了。可是他却能勒马横行天下，登廷游说各国的君主，使列国君臣不敢有异议，天下无人能与他相匹敌。
有一次，苏秦要去游说楚王，路过洛阳。他的父亲听说以后，就连忙收拾房屋，清扫道路，准备了乐队酒席，出城30里地前去迎接。苏秦的妻子不敢正眼瞧他，只能远远地侧着耳朵恭恭敬敬地听他说话；嫂子五体投地，像蛇一样地在地上爬行迎接，拜了4拜，跪着谢罪。苏秦问：“嫂子，你为什么以前那样居傲无礼而现在又这样低声下气呢？”他的嫂子说：“因为叔叔现在地位尊贵，钱又多啊！”苏秦十分感叹地说：“唉！贫困不得志，连父母都不认，一旦富贵了，亲属都害怕。人生在世，权势和富贵，怎么是能够忽视的呢？”
纵观以前历史时期的形势，真可以称得上是“风云变幻”。一会南北联合，一会儿东西联合，各个国家间的关系也十分微妙。就是在当今复杂的世界格局中，也很难看到如此变换无方的国际关系。尤其令人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复杂的国际关系差不多完全是由两个智谋之人、舌辩之士左右的。先是苏奏的“合纵”，后是张仪的“连横”，这两个人把战国七雄当作一盘任由他们拨弄的棋子，随心所欲地玩弄于股掌之上。这真是一个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人类古代历史上最为杰出的“外交家”，恐怕非苏秦、张仪莫属。
然而，最有意味的是，不仅“连横”、“合纵”本身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可言，就是拨弄“连横”、“合纵”的人也无所谓正义感。他们既不像同时代的庄子那样清高，也不像要教魏王、齐王实行“仁政”的孟子那样为理想奋斗不已，他们所有的信念就是为了权和钱，除此之外，看不到他们有什么崇高的理想和高贵的品德。相反，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是欺骗、狡诈、残忍、无耻的行为方式和一切以权势为标准的价值观念。
如果就他们的所作所为总结品德和为人的话，那就是不管“东西南北”，只求有官可做。如果去掉了传统的道德观念，中国人的观念中就只崇拜两样东西，一是权，一是钱。只要能当上宫，不管你采取什么手段，不论你是为了什么目的，舆论实际上都会站在你这一边的。“成者王侯败者贼”，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中国人虽然经常高唱“不以成败论英雄”，但在现实当中是很难做到的。因此，中国有些人往往并不是为了某一原则、某一理想而去做官，而是把做官当做目的。
3.好人的报应
晁错是个大能人、大才子，又是汉室的忠臣。都说好人有好报，但其忠心换来的是被斩于市，不知天下士人会对此有何看法？
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的善恶报应观念还不是那么明确和强烈。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中国人便迅速地吸收了佛教的某些轮回转世的思想，根据本土文化特点，尤其是对道德坚定不移的信仰，便形成了自己善恶报应的观念。
大概是因为“好人不长寿，恶人活千年”的事太多了，大概是因为正义不能伸张，天理无法昭彰的现象太司空见惯了，人们似乎对天理和人理失去了信心，但孤苦无告的人们又不能不忍辱负重地活下去。于是，他们就创造出了因果报应理论，即使不能亲眼看到善恶报应，也是因为“时辰”未到，并非是报应失灵。这样，人们的心里得到了抚慰，靠着这种抚慰，人们才有勇气和信心活下去。尽管这种抚慰是虚幻的，是无法证明的，但人们宁信其真，不信其假。因为一旦相信它是虚假的，人们就会连最后一丝对人的相信和留恋都没有了，人们也就最后失去了生活的信心。
在孤苦无依和对现实的绝望中，人们还仍然相信天道的存在，相信冥冥之中有恒定不变的正义和力量，相信这种力量有朝一日总能彰善抑恶，也许，这就是中国人的没有宗教形式的宗教！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天道显现的时候似乎并不多，善人有善终者并不多，倒是奸佞邪恶之徒，多能飞黄腾达、享其天年。在封建宫廷和官场里，也是如此，“忠而被谤，贤而见疑”的事比比皆是；而奸徒受宠、佞臣见爱的事也同样随处可见。小的事例就不说了，在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因忠臣而做替罪羔羊的似乎是西汉的晁错。
汉文帝死后，太子启即位，是为汉景帝。这时，自刘邦以来分封的诸刘藩王势力逐渐强大，有的靠煮海为盐、冶山为钱，有了很强的经济势力和独立性。对于汉朝中央政权来讲，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晁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晁错是个才子，即使在今天看来，他当时给皇帝的有关处理国家大政方针的一些奏疏也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但他虽然才识过人，却不谙人情世故，不知自谋后路，只知一味前行，终不免落入败亡的境地。晁错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悲剧性的结局，而这种性格又是因缺少社会磨炼，“坐直升飞机上来”做官而造成的。
景帝是个好大喜功、愿意有所作为但又没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的性格弱点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既刚愎又软弱，并且心怀忮刻。他即位后，由于晁错的对策言论很合景帝的心意，就把晁错由中大夫提升至内史。由于晁错是景帝的旧属，又格外受到信任，因此，晁错经常参予景帝的一些谋议活动，他的建议和意见也多被采纳，朝廷的法令制度，晁错大多数都动了一遍。这样一来，朝中大臣都知道景帝器重宠信晁错，没有人敢与他发生顶撞，这也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
宰相申屠嘉觉得自己受到冷落，就想把晁错除去。晁错也有点忘乎所以，由于晁错的署舍坐落于太上皇庙的后边，如果从署舍去大街，就必须绕很大的圈子，如果能穿墙而过就方便得多晁错像晁错是能人、才子，却不谙官场之道，只知谋国不知谋身，落得个身首异处悲惨结局，可悲可叹！了，他未经任何人批准，擅自将他的内史署舍开了一个角门，穿过了太上皇庙的短墙。这件事让宰相申屠嘉知道，立刻令府吏草写奏章，说晁错未曾奏闻，擅自拆墙，实是蔑视太上皇，应以大不敬论罪，按律当诛。有人闻知这件事，忙给晁错通信，晁错一听，真是吓得魂飞魄散，深夜中即跑进皇宫，去见皇帝。景帝本允许他随时奏事，这时忽然深夜来见，不知何事，连忙召见。等晁错说明白，景帝却说无妨，尽管照办。
第二天上朝，申屠嘉呈上奏章，满以为景帝会治晁错的罪，谁知景帝看后却淡淡地说：“晁错另辟新门以求方便，仅是穿过太上皇外墙，与庙无损。且早已告朕，丞相不必多心。”申屠嘉下朝后妒怒交加，吐血而死。
景帝就让御史大夫陶青做丞相，让晁错升为御史大夫。晁错不仅未得罪，反更受宠，也就不思其他，只顾报效皇上了。
晁错接连升任，就像一般人在顺境当中一样，容易失去谨慎。他年轻气盛，真觉得世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更想趁此机会做几件大事，一方面压服人心，一方面也是效忠皇上，于是上书景帝，请求首先从吴国开刀削藩。其书大意说：
当初高祖初定天下，诸兄弟年少，子侄也柔弱，所以才大封同姓诸王。齐国有七十余城，吴国有五十余城，楚国有四十余城，几乎把半个天下封给了他们。现在，吴王诈称病不朝，按照古法应当诛杀，文帝不忍，只是赐予他几杖，这是最厚的仁德了。吴王非但不改过自新，但反而更加骄横无礼，靠山治铜铸钱，煮海水制盐，诱收天下逃亡的罪犯，阴谋叛乱。现在看来，削藩吴、楚等国要反，不削藩也要反。如果削藩，可促成他们早反，这样，其准备不充分，为祸就会小一些；如果不削藩，他们准备得充分了，虽反得迟一些，却是为祸甚大，不易平定。景帝平时就有削藩的想法，就晁错的奏章交给大臣们讨论。大臣们没有什么人敢提出异议，只有詹事窦婴极力阻止。窦婴其人虽无很高的职位，但因是窦太后的侄子，有着内援，才不惧晁错，敢于抗言直陈。因有窦婴的反对，削藩之事也只有暂且作罢。晁错不得削藩，便暗恨窦婴。不久窦婴就被免职。
原来，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来朝觐见，窦太后又特别喜欢自己的小儿子，母子三人同席而饮。景帝在酒酣耳热之际，竟说自己千秋万岁之后当传位给弟弟梁王。窦太后听了很高兴，梁王虽口称不敢，心里也着实得意。这话偏让一边侍候的窦婴听见了，他跑上前来，直呼“不可”，并强迫景帝罚喝一杯酒，收回成命，结果弄得刘武、窦太后很不高兴。第二天，窦武免官，窦太后也将他除去门藉，不准进见。
晁错见窦婴免职，就又复提前议，准备削藩。正在议而未决之时，正逢楚王刘戊入朝，晁错趁机说他生性好色，簿太后丧时亦不加节制，仍然纵淫，依律当处死，请景帝明正典刑。刘戊确是不尊礼法，不敬长贤，荒淫无度，楚国的几位贤士如穆生、申公、白生等人相继离去。就是因为在簿太后丧事期间，他仍是偎红依翠，不思哀戚。太傅韦孟等人讽谏不成，都相引而去。现在被晁错抓在实处，不能不认，只是景帝宽厚，未忍加刑，只是把他的东海郡收归皇帝，仍让他回到楚国。
楚国既削，便搜罗赵王过失，把赵国的常山郡削了去，然后又查出胶西王私自卖官鬻爵，削去了六县。晁错见诸侯没有什么抵制性的反应，觉得削藩可行，就准备向硬骨头吴国下手。
当晁错情绪高涨的时候，突然有一位白发飘然的老人踢开门迎面走进来，见到晁错劈面就说：“你莫不是要寻死吗？”晁错仔细一看，竟是自己的父亲，晁错连忙扶他坐下，晁错的父亲说：“我在颍川老家住着，倒也觉得安闲。但近来听说你在朝中主持政事，硬要离间人家的骨肉，非要削夺人家的封地不可，外面已经怨声载道了。不知你到底想干什么，所以特来问你！”晁错说：“如果周亚夫像周亚夫是一代将才，可惜只知谋国，不知‘忠君’，没有分清‘忠君’与‘爱国’概念，耿直刚烈的性格把他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不削藩，诸侯各据一方，越来越强大，恐怕汉朝的天下将不稳了。”晁错的父亲长叹了一声说：“刘氏得安，晁氏必危，我已年老，不忍心看见祸及你们，我还是回去罢。”说完径直而去。
吴王刘濞听说楚、赵、胶西王均被削夺封地，恐怕自己也要遭削，便要起兵造反。当初刘邦封刘濞时，就曾告诫他勿反。刘濞是刘邦的哥哥的儿子，孔武有力，骁勇善战，军功卓著。封赏之时，刘濞伏身下拜，据说刘邦忽然发现刘濞眼冒戾气，背长反骨，就料定他必反，直言相告说：“看你的样子；将来恐反。”惊得刘濞汗流浃背。刘邦又扰其背说：“汉后50年东南有乱，莫非就应在你身上吗？为汉朝大业计，还是不要反！”
现在，刘濞果真派使者联络胶西王、楚王、赵王及胶东、淄川、济南6国一起造反。
吴、楚七国起兵不久，吴王刘濞发现公开反叛毕竟不得人心，就提出了一个具有欺骗和煽动性的口号，叫做“诛晁错，清君侧”。意思是说皇帝本无过错，只是用错了大臣，七国起兵也并非叛乱，不过是为了清除皇帝身边的奸佞大臣。
景帝在找人前去平叛时，忽然想起文帝临死前告诉他的一句话：“天下有变，可用周亚夫为大将。”便命周亚夫为太尉，领兵出征。周亚夫并无推辞，领命而去。不久又接到齐王求援的告急文书，窦婴正要发兵，忽有故友袁盎来访。袁盎曾是吴国故相，到了晁错为御史大夫，创议削藩，袁盎才辞去吴相之职，回国都复命。晁错说袁盎私受吴王财物，谋连串通，应当坐罪，后来景帝下诏免除了他的官职，贬为庶人，袁盎故此对晁错怀恨在心。他见到窦婴说：“七国叛乱，由吴发起，吴国图谋不轨，却是晁错激成的。只要皇上肯信我的话，我自有平乱之策。”窦婴原与晁错不睦，虽是同朝事君，却互不与语。听了袁盎的话以后，窦婴满口答应代为奏闻。
袁盎当时身为庶人，不能晋见皇帝，只有通过窦婴这条门路，才能奉特诏见到皇帝。
景帝一听袁盎有平叛策，正如雪中送炭，立即召见了他。当时，晁错也正在场，向皇帝汇报调拨粮饷的事。
景帝见袁盎即问：“吴、楚七国造反，你有什么好办法平定叛乱呢？”
袁盎并不显出庄重的样子，而是随口答道：“陛下尽管放心，不必挂怀。”
景帝有点着急，又问道：“吴王倚山铸钱，煮海为盐，招诱天下豪杰，若非计出万全，怎肯轻易发兵，怎能说不必忧虑呢？”
袁盎抓住景帝的心理，进一步促发他的好奇心。袁盎说：“吴国只有铜盐，并无豪杰，不过是一群无赖子弟，亡命之徒，乌合之众，如此一哄为乱，实不必忧。”
景帝真的着急了，说道：“你来难道就是跟我说这些无用的话吗？”袁盎这才说：“臣有一计，可使平叛。只是不得外人与闻。”
景帝这才真正打起精神来，连忙摒退了周围的人，但晁错还在。袁盎十分清楚，如果当着晁错的面说出自己的计划，晁错必定会为自己辩解，景帝肯定下不了决心，到那时，不仅杀不了晁错，自己肯定会被晁错所杀，所以，他才一步步地把景帝的情绪调动起来。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人，他说：“我的计策是除了皇上以外任何人不能听到的！”说完这话，袁盎的心都吊了起来，如果景帝认为晁错不必趋避，又逼着自己说出计策，那自己就是死路一条了。好在沉吟了片刻之后，皇上终于对晁错说：“你先避一避罢！”
袁盎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立即对景帝说：“陛下知道七国叛乱打出的是什么旗号吗？是诛晁错，清君侧，七国书信往来，无非说高帝子弟，袭土而王，互为依辅，没想到长信宫灯长信宫灯为文帝皇后窦氏所用，此灯于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之妻窦绾墓中出土，器面鎏金，内空，下无底，灯座内有铭文二十一字。出了晁错，离间骨肉，挑拨是非。他们联兵西来，无非是为了诛除奸臣，复得土地，陛下如能诛杀晁错，赦免七国，赐还故土，他们必定罢兵而去，是与不是，全凭陛下一人作主。”
说毕，瞪目而视，再不言语。
景帝毕竟年幼识浅，不能明辨是非。他听了袁盎这番话，令他想起了晁错建议御驾亲征的事，越觉得晁错用心不良，即使未与七国串通一气，也仍另有他图。当即对袁盎说：“如果可以罢兵，我何惜一人而不能谢天下！”
袁盎听后，十分高兴，但他毕竟是老手，为了避免景帝日后算账，他先把话栽实，让景帝无法推诿责任。袁盎郑重地对景帝说：“事关重大，望陛下三思而后行。”
景帝不再理他，只是把他封为太常，让他秘密治装，赴吴议和。
等袁盎退出，晁错才出来，他也过于大意，明知袁盎诡计多端，又避着自己，所出之计应与自己有关。但晁错过于相信景帝，见他不说，也就置之不问，只是继续陈述军事而已。
晁错还以为景帝并未听从衰盎的计策，岂知景帝已密嘱丞相陶青、廷尉张欧等人劾奏晁错，准备把他腰斩。
一天夜里，晁错忽听有敲门声，原是受人奉诏前来传御史晁错立刻入朝。晁错惊问何事，来人只称不知。晁错急忙穿上朝服，坐上中尉的马车。行进途中，晁错忽觉并非上朝，拨开车帘往外一看，所经之处均是闹市。正在疑惑，车子已停下，中尉喝令晁错下车听旨。晁错下车一看，正是处决犯人的东市，才知大事不好。中尉读旨未完，只读到处以腰斩之刑处，晁错已被斩成两段，身上仍然穿着朝服。
景帝又命将晁错的罪状宣告中处，把他的母妻子侄等一概拿到长安，唯晁错之父于半月前服毒而死，不能拿来。景帝命已死者勿问，余者处斩。晁错一族竟被全部诛戮。
晁错族诛，袁盎又赴吴议和，景帝以为万无一失，七国该退兵了，但等了许久，并无消息。一日，周亚夫召中校尉邓公从前线来见景帝，景帝忙问：“你从前线来，可知晁错已死，吴、楚愿意罢兵吗？”邓公直言不讳地说道：“吴王蓄谋造反，已有几十年了，今天借故发兵，其实不过是托名诛晁错，本是欲得天下，哪里有为一臣子而发兵叛乱的道理呢？您现在杀了晁错，恐怕天下的有识之士都缄口不敢言了。晁错欲削诸侯，乃是为了强本弱末，为大汉事世之计，今计划方行，就遭族诛，臣以为实不可取。”景帝听罢，低头默然。
晁错死得确实冤枉，他完全是一场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这就是一个汉室忠臣的最终报应晁错的悲剧是由他的性格所致，只知忠诚，却不知忠须有道；只知为国着想，却不知自谋生路；锋芒太露，不知迂徐婉转；触人太多，不知多结善缘。如果不改其性，即便是当时不死，也决不会长久立足于汉室，因为只靠一个人一时的信任实在是不牢靠的！更为后世者提个醒，在慨叹自己命运时，先看看自己的性格。
4.李广难封谁之过？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如此评价李广毫不过分。李广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名将。然而李广白首未得封侯不说，还落得个自刎身死的结果，造成李广悲剧的根源究竟何在？
李广是抗击匈奴的“飞将军”，但白首未得封侯，最后自杀而死，真如有人所说的是“李广无功缘数奇”吗？
李广，陇西成纪人。他的祖先李信，就是在秦朝时做将军、曾经追获太子丹（燕国的君主）的那个人。李广的祖籍在槐里，后来迁移到了成纪。李广家祖传射箭的技艺，文帝十四年，匈奴大规模入侵萧关，李广以良家子弟的身份参军抗击匈奴，因为他非常善于骑马射箭，杀敌时斩首和俘虏很多，便做了汉朝的侍郎。李广的堂弟李蔡，也做了汉朝的侍郎。二人都做了武骑常侍，按官职享俸禄800石。李广曾随从汉文帝出行，有过冲锋陷阵以及与猛兽格斗的事迹。汉文帝说：“可惜你没遇到适当的时候，假如让你生在高祖争夺天下的时代，封个万户侯难道还在话下么？”
到景帝刚即位时，李广做陇西都尉，后又调做骑郎将。吴楚七国叛乱时，李广做骁骑都尉，跟从太尉周亚夫进击吴楚军，李广夺取了敌军的军旗，立功扬名于昌城下。但因为梁王授给李广将军印，回到朝廷后，没有获得奖赏，后又调为上谷太守。
李广每天跟敌人交锋打仗，典属国公孙昆邪对皇上哭着说：“李广的才气，天下无双，可是他凭着自己的才能，屡次与匈奴正面作战，时间长了，恐怕会失掉他。”于是皇上就调他为上郡太守。后来李广出任边郡太守，又调任上郡。李广曾做过陇西、北地、雁门各郡的太守，都以奋力作战而闻名。匈奴大规模入侵上郡，天子派一名受宠幸的宦官跟随李广，到军中练兵，抗击匈奴。一次，这位宦官率领几十个骑兵放马奔驰，碰上3个匈奴人，跟他们打了起来。匈奴人转身放箭，伤了这个宦官，把跟随他的骑兵也快杀完了，他跑到李广那里。李广说：“这一定是射雕的能手。”李广于是立即领百名骑兵前往追歼那3个人。3个人失掉了马步行，已走出了几十里，李广命令他的骑兵分开左、右两翼包抄，而李广自己射那3个人，杀死了其中的两个，活捉了一个，果然是匈奴的善于李广像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渡阴山。唐·王昌龄·出塞射雕的人。李广把他捆好上马，忽然看见远处有数千名匈奴的骑兵。看见李广，认为是诱骗他们的骑兵，都很吃惊，急忙上山布阵，李广的一百名骑兵都非常害怕，想驰马逃跑。李广说：“我们离部队好几十里，现在就这样凭100名骑兵往回逃，匈奴如果追射我们，立刻就全完了。假如现在我们停下不动，匈奴必然以为我们是大部队派来引诱他们的，一定不敢袭击我们。”
于是李广命令众骑兵说，“前进！”众兵前进，在不到匈奴阵地二里左右的地方停了下来，李广下令说：“全部下马，解下马鞍！”他的骑兵说：“匈奴人多而且很近，一旦有紧急情况，怎么办呢？”李广说：“这些匈奴人认为我们会逃跑，现在全部解下马鞍来表示不逃，用来坚定他们认为我们是诱骑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匈奴骑兵就没敢出击。
有一个骑白马的匈奴将领出来监护他的士兵，李广跨上马跟十几个骑兵奔向前去，射杀了匈奴的将领，而后回到他的骑兵中，解下马鞍，命令士兵全都放开战马，卧在地上。这时，正赶上黄昏，匈奴始终对他们感到奇怪不解，不敢出击。半夜的时候，匈奴以为汉朝有伏兵在旁，因此都带兵离去了。天刚亮，李广才回到他的大军之中。大军因为不知李广他们的去向，所以没有跟从。
过了很久，汉景帝死了，武帝登位，皇帝亲信认为李广是名将，应该重用，因此李广从上郡太守的职位调到朝廷做了未央宫卫尉，程不识也被任命为长乐宫卫尉。程不识过去与李广同以太守的职衔率领军队驻守边防。到了进击匈奴的时候，李广行军没有严格的部队编制和行列阵势，到了有好水草的地方就驻扎，部队驻扎后，人人自便，不用敲击刁斗巡更的方法自卫。军中办公机构书写公文、登记册子等事很简化，然而他也让哨兵在较远的地方警戒，从没有遇到过祸患。程不识严格地管理部队的行军、驻营、列阵，敲击刁斗巡查，军中办公的官整理文书一直到天亮将士不能休息，然而也未曾遇到祸患。程不识说：“李广治军十分简单省事。但是如果敌人仓猝之间来侵犯，却是无法阻挡的。可是他的战士也安逸快乐，都乐意为他效命。我治军虽然制度繁琐多事，但是敌人也不能侵犯我。”
在那时，汉朝边境上李广和程不识都是名将，然而匈奴惧怕李广的谋略，士兵也多愿意跟随李广，而以跟从程不识为苦。程不识在汉景帝的时候因多次直言劝谏，做了太中大夫，为人正直，谨于法度。
后来，汉朝用马邑城引诱单于，派大军埋伏在马邑旁边的谷中，李广被任命为骁骑将军，受护军将军韩安国的统领。其时，单于发觉了汉朝的谋略，率军离去，汉朝的军队全都没有立功。
从那以后4年，李广从卫尉调为将军，由雁门出发攻打匈奴。匈奴的兵多，打败了李广的军队，活捉了李广。单于一向听说李广贤能，下命令说：“抓到李广必须活着送来。”匈奴的骑兵抓了李广，李广当时受伤很重，他们把李广放在两马中间，结了个网兜，让李广躺在里面。走了十几里，李广装死，斜眼看见旁边有一少年骑着一匹好马，李广突然跃起窜上那少年的马，推落了少年，取过他的弓，鞭马向南飞奔。跑了几十里，集合了其他散余的军队，带领他们进入关内。匈奴又派数百骑追捕李广，李广边逃边取出那少年的弓，射杀追兵，因此才得以逃脱。李广逃回后，朝廷把李广交给法官处理，法官判处李广的军队损失众多，自己又被敌人活捉，论罪当斩，李广出钱赎罪，免于死刑，降为平民。
李广在家里闲居了几年，李广和过去颖阴侯的孙子一同摒除人事，隐居山野，住在蓝田南打猎。一次，他们夜里带着几个随骑出门，跟人在田野间饮酒。回来时走到霸陵亭，守亭的尉官喝醉了，大声喝斥李广。李广的随骑说：“这是从前的李将军！”亭尉说：“现在的将军尚且不能夜行，何况是从前的呢！”就把李广扣留，宿在驿亭下。没过多久，匈奴侵入汉朝边境，杀死了辽西太守，打败了韩安国将军，此后韩将军调到右北平，死在了那里，于是天子就召来李广，任命他为右北平太守，李广马上请霸陵亭尉跟他一同前往，到了军中就把他杀了。
李广驻在右北平，匈奴听说了，称他为“汉朝的飞将军”，躲避他好几年，不敢侵入右北平。一次，李广外出打猎，看见草中的石头，以为是老虎，就搭弓射去，射中了石头，箭头陷没到石头里，上前一看，原来是块石头。于是又再射它，最后也没能再射进去。
李广在所居住过的郡里听说有虎，常常亲自去射它，到了居住右北平时，也去射虎，老虎跳起来伤了李广，李广也终于射杀了它。
李广为人正直廉洁，得到赏赐，就分给他的部下。吃饭喝水都跟士兵在一起。他一生，做过俸禄两千石的官4年，但他家里却从来没有多余的财产，一直到死也不谈置办家产的事。
李广身材高大，有像猿一样灵活而长的臂膀，他善射是天赋，即使是他的子孙或别的什么人向他学习射箭，也赶不上李广。李广口吃，说话少，跟人在一起闲呆着的时候，就在地上画出布阵的行列，从高处向宽窄的行列放箭，用射箭来赌酒。他把射箭当做游戏，一直到死。李广率领军队如果到了缺粮断水的地方，发现了水，士兵不全都喝过，李广不接近水；士兵不全都吃过，李广一口不尝。他对士卒宽大、不严酷，士兵因而乐意被李广所用。李广射箭，见到敌情紧急，不在数十步之内，估计射不中，就不放箭，放箭就让敌人随着弦声而倒下。因此，李广率兵多次受到敌人的围困和逼迫，他射猛兽也曾被猛兽扑伤。
过了不久，石建死了。于是皇帝下诏令李广代替石建做郎中令。元朔六年，李广又做了后将军，跟从大将军卫青，从定襄出发攻击匈奴。众将领大多因斩了敌人的首级、俘获敌人的人数达到了朝廷行赏的标准，凭着功劳得以封侯，然而李广的军队没有立功。此后3年，李广以郎中令的身份率四千骑兵从右平出发攻打匈奴。博望侯张骞率领1万骑兵跟他一同出发，分道进军，前进了大约有几百里路，匈奴左贤王率领4万骑兵包围了李广。李广军中的士兵都很恐慌，李广于是派他的儿子李敢前往冲击敌人。李敢只带了几十个骑兵，一直穿过匈奴的阵地，从左右两侧冲了回来，告诉李广说：“匈奴容易对付！”军士们才安定下来。李广布成圆形的阵势，所有的人都面朝外。匈奴也不敢攻击，箭就像下雨般地射来。汉军的战士死亡大半，汉军的箭也将要射完了。李广于是命令士兵拉满弓但不要射，而李广亲自用大黄强弓射杀了匈奴的副将。一连射死了好几人，匈奴就越来越懈怠了。这时，正赶上日落，双方的官吏、士卒都面无人色，李广却神色不变，跟平时一样，更用心地整顿军队。李广军中的人从这以后更佩服他的英勇。
匈奴退去，李广没有追击。这时，李广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罢兵返回。按汉朝的法律，博望侯行军迟缓，在约定会合的日期之后才到达，应判死刑，他出钱赎罪，被降为平民；李广军队所立的军功与应得的罪罚相抵，所以没有受赏。
当初，李广的堂弟李蔡跟李广都在孝文帝时做官。孝景帝时，李蔡积累功劳做到两千石的官，孝武帝时又做了代国的国相。在元朔五年作为轻车将军，跟从大将军出击右贤王，按国家行赏的标准，封为了乐安侯。元狞二年中，代替公孙弘为丞相。李蔡的名声远不如李广。而李广却得不到封邑，官位也只不过在九卿之列。
李广曾跟望云气以测凶吉的先生王朔私下交谈，李广说：“自从汉朝抗击匈奴以来，我李广没有一次不在其中，然而许多校尉以下的官员，才能赶不上中等人，可是因抗击匈奴立功而得到封侯的有几十人，而我李广不在人后，竟然没有因为积累下一点功劳而得到封邑，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我的相貌不应当封侯吗？还是本来命定的呢？”王朔说：“将军你自己想想，是否曾有什么遗憾的事吗？”李广回答：“我过去做陇西太守的时候，羌族人曾起兵反汉，我使他们投降，投降的有八百多人，我假装同意他们投降，而在同一天把他们都杀了，到今天为止，最大的遗憾只此一件了。”王朔说：“灾祸没有比杀戮已经投降的人更大的了，这就是将军您为什么得不到封侯的原因啊！”
此后两年，大将军卫青、骡骑将军霍去病大规模地进军攻打匈奴。李广屡次亲自请求随行参战。汉武帝以李广年事已高，没有答应。过了好久，才答应了这事，任命他为前锋。这一年正是元符四年，李广已经跟随着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出了关塞后，卫青捕到了一个俘虏，得知了匈奴首领单于的位置，就亲自率领精兵去追单于，却命令李广的军队合并到石将军的部队中去，从东边出击。东路稍微绕远，而卫青他们大部队的道路上，水草很少，势必不能屯兵宿营。李广请求说：“我本是前将军，如今，大将军下令调我从东路出兵。且我从年轻束发时起就一直与匈奴作战，今天才得到了一个与单于对战的机会，我愿意担当先锋，先与他决一死战。”
大将卫青暗中受了皇帝的告诫，认为李广年纪已老，命运不好，不要让他与单于对战，怕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这时公孙敖刚刚失掉封侯，担任中将军跟从大将军出击匈奴，大将军想让公孙敖跟自己一起与单于作战，以便建立功劳，恢复封爵，所以调开了前将军李广。李广当时也知道这些内情。因此，坚决地向大将军拒绝这个命令。大将军不听，命令长史写了一道命令，直接送到李广的军部，并说，赶快到右将军的军部去，照命令上所说的办。李广没向大将军卫青辞行就起程了，特别生气地来到军部，率领军队与右将军赵食其会师从东道出发。军队没有向导，有时迷失道路，在与大将军约会的日期之后到达。大将军与匈奴交战，单于逃跑了，未能捉获他，只得回军。向南前进，横穿沙漠，遇到了前将军。李广见了大将军，就回到自己的军中。大将军派长史拿着酒饭馈赠李广。借机询问李广、赵食其迷失道路的情况。卫青准备上书报告天子有关军事的详情，李广不予回答。大将军派长史马上督责李广军部的属前去对质听审，李广说：“众校尉都没有过错，是我自己迷失了道路，我现在就亲自到大将军的军部上报军情。”李广对他的部下说：“我从年青时开始，跟匈奴打了大大小小的七十多仗，而今很幸运地跟从大将军出征，有了跟单于交战的机会，然而大将军又调开了部队，从东路出击行军绕远，而且又迷失了道路，这难道不是天意吗？况且我李广已经六十多岁了，终究不能面对那些执法官吏的审问了。”说完就抽刀自杀了。李广军中的军士、大夫，无不痛哭失声。老百姓听说了这件事，无论认识他的还是不认识他的，也不论是年老还是年幼的，都为他流了泪。而右将军赵食其被单独交给了执法官吏，罪当斩，他出钱赎罪，降为平民。
太史公说：“《论语》上说，‘为官的人本身行得正，即使没有命令，人们也会跟你去做；为官者本身行为不正，即使有命令，人们也不会遵从。’这话正是说的李将军吧。我看到的是，李广老实憨厚得像个乡下人，不善言语。等到他死的那天，天下人无论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的，都为他的死感到极度悲哀。那忠诚的心，真是被士大夫所信任啊！谚语说：‘桃树李树虽然不说话，但树下自然被踏出下条小路。’这话说的虽然是小事，却可以说明更大的道理。”这是《史记》中诸多著名人物传记中的十分优秀的一篇，记叙了西汉名将李广的战斗生活，赞扬了他的抗击匈奴的卓越功绩。司马迁以具体生动的事例，描述了李广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英雄本色，塑造出了血肉丰满的“飞将军”的形象。
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李广虽白首未得封侯，但多少万户侯早已沉入历史的尘埃，倒是这位身无爵位的李广却能够名垂青史。
在《史记》中，太史公没有点破李广难封的根源，造成这情况的原因，文帝说是“不遇时”，望气先生归之为“杀已降”，武帝认为是“数奇”，即命不好，显然都是障人耳目之谈，事实上李广屡屡战功，却备受排挤，白首未得封侯的原因是汉统治者及其宠幸者任人唯亲，压制人才，贪功诿过造成的。这一点，司马迁虽然没有明说，但从他对李广经历的描写中，不难看出李广悲剧的根源所在，明人茅坤指出：“李将军于汉，为最名将而卒无功，故太史公极意摹写淋漓，悲咽可涕。”（《史记钞》）。顾炎武也说：“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日知录》），因此，更显而易见的看出李广难封的根源所在。
“李广难封”是历史性的浩叹。由此可见封建统治者的愚蠢，打击压抑人才；任人唯亲，揽功诿过；结党营私，埋没人才。历史已矣，“李广难封”本身就是历史悲剧，这谁又能说得清呢？
5.忠正之将的悲剧
国难显忠良，家贫出孝子。忠正之臣在关乎民族存亡的关头显得尤其重要，在这些人眼里，没有个人生死荣辱，只有民族、国家，袁崇焕是大明朝一等的忠臣良将，却被崇祯皇帝凌迟处死，这又哪里是好人有好报，分明是好人恶报，呜呼！可悲可叹！
袁崇焕是明朝末年的重臣，是晚明王朝的擎天柱。可是一条并不高明的反间计，导致了一场千古悲剧。袁崇焕被冤杀，致使清军入关，使明王朝彻底失去了真正的“长城”！
在这一千古悲剧中，我们实在不忍心指责袁崇焕不善自保，因为他毕竟不是文臣，刚直忠正的性格正是他成为名将的本色，将就是将，他有他的特征；相就是相，他也有他的特征。将相不可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但崇祯却以宫闱争斗的眼光来看待袁崇焕，于是在他的眼里袁崇焕便成了奸臣，这实在是千古奇冤，因此我们可以说，这场悲剧的原因与其说是中了反间计，倒不如说祸因是来自崇祯内心深处的猜忌。
关于这一段历史，说起来实在是令人嗟叹不已。也许，就是因为袁崇焕的被杀，清军才能长驱直入山海关；也许，就是因为袁崇焕的被杀，中国北方才失去了真正的长城，满族人才能迅速推进到南方，建立近二百多年的满清王朝。这些都是“也许”，但袁崇焕被杀给明朝东北边防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却是不容置辩的历史事实。
那么，袁崇焕何以被当作“大汉奸”而遭千刀万剐之刑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的一天，北京菜市口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他们要争相看看这个被他们骂作“大汉奸”的人是什么模样，又是怎样被处死的。有人还怀着一个希望，那就是能买到这个大汉奸身上的一块肉吃，就能表明自己是真正的炎黄子孙，是地地道道的正人君子，还能治疗自己的胆小病，产生降妖伏魔的力量。这个“大汉奸”终于被从囚车里推了出来，他被判的是凌迟处死的刑罚。所谓“凌迟”，就是要割一千刀，在最后的一刀才将犯人杀死，多一刀或少一刀，行刑的刽子手就要以自身来抵罪。刽子手先从剥皮开始，而不能伤及血管，否则一下子就死了。从他身上剥下来皮肉，民众争相哄抬价格，一钱银子才能买到一片，他们吃一口骂一声“汉奸”，到了第三天，“大汉奸”才被最后杀死，其内脏也被众百姓一哄抢光。
这个被千刀万剐的“大汉奸”，就是明末著名的将领袁崇焕。
万历初年，满清在东北崛起。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以祖父遗留下的13副铠甲起兵，经过二十几年的征战，征服了整个女真族，建立了后金政权。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把明朝对满族人的欺侮总结成“七大恨”，以“七大恨”告天，向明朝发起进攻，次年攻占了辽东重镇抚顺，连败明军。终日纵情声色、万事不理的明神宗着了慌，急忙让辽东经略杨镐带领十多万大军分4路迎击，结果又全军覆没。明朝又派熊廷弼去辽东办理军务。
正在这时候，神宗死去，他的儿子光宗也只做了1个月的皇帝，就因误服药物而一命呜呼，皇位由光宗的儿子朱由校继承，历史上称他为熹宗，年号天启。
熹宗做皇帝时还只是一个15岁的孩子，他性格十分懦弱，不愿多事，只好嬉游，他有两大嗜好，一是与小太监捉迷藏，一是干木匠活。尤其对于木工制作，他极为沉迷，他自己动手盖的房子和制作的机巧器物，还真有点水平。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天生的木匠。这样一来，他就把政事交给了在他做太子时就服侍他的太监魏忠贤。
魏忠贤专权以后，无恶不作，大肆杀害正直朝臣，广结私党，祸乱国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阁党”。在这样一个朝廷的统治下，边境防务是可想而知的，熊延弼在辽东很难施展手脚。熊廷弼到辽东后，苦心经营，勉强稳定了局势，但朝中某些官员对他横加指责，朝廷又将他革职查办，改用袁应泰做统帅。袁应泰是一流的水利工程人才，但对军事一窍不通，他轻率出战，结果遭到惨败。朝廷只好重新起用熊廷弼。但这时兵部尚书张鹤鸣与熊廷弼意见不合，他叫熊廷弼的属下王化贞不要听熊的调遣，结果由于好大喜功的王化贞失误，明军又遭大败，朝廷不分青红皂白，将王化贞和熊延弼一起逮捕，并将张鹤鸣免职。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袁崇焕登上了抗击满清进犯战争的历史舞台。
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祖上原籍广西梧州藤县。他为人慷慨，富于胆略，喜谈军事，年轻时就有志于办理边疆事务。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袁崇焕中了进士，被派到福建邵武去做知县。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袁崇焕到北京述职，他在和朋友们谈论时发表了一些对辽东军事很中肯的意见，引起了御史侯恂的注意。侯恂向朝廷荐举他，朝廷于是升他为兵部职务司主事，办理防务事宜。
明代就像宋代一样，信任文官而不信武官，皇帝害怕武官权力大了要造反，因此派文官指挥战役，再加上多方的牵制，所以往往失败。袁崇焕任兵部主事不久，正碰上王化贞大败而归。一时间，朝廷惊慌失措，京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袁崇焕悄悄地骑了一匹马，孤身一人出山海关考察军情。不久他回到北京，向上司详细报告了山海关外的形势，并说：“只要有兵马粮饷，一人足以守住山海关。”这虽然有些书生意气，但朝廷还是升任袁崇焕为兵备佥事。
袁崇焕到山海关后，起初做辽东经略王在晋的下属，在关内办事。当时王在晋专意防守山海关。袁崇焕认为，为了保住山海关，应当将防线北移，在宁远筑城驻守。
朝廷中的大臣大都反对，认为宁远太远，难以防守，但他们不知道，若以山海关为国界，就好像以北京的城墙为国界一样，外围失去了屏障，山海关一旦被重兵攻破，后果不堪设想。如在宁远筑城，则可建立一片战场，取得一片巩固的根据地。在这片广阔的战场上阻击乃至消灭满清军队，比依长城而守，实在牢靠得多。
大学士孙承宗没有轻易发表意见，他亲往关外视察，支持袁崇焕的意见。不久，朝廷派孙承宗代替王在晋，做了辽东主帅，他令袁崇焕和副将满桂驻守宁远。
公元1622年，袁崇焕到达宁远，立即着手筑城。宁远离山海关二百里远，筑好此城，就等于砸下了一颗钉子。他订下城墙规格：城墙高3丈2尺，城雉再高6尺，城墙墙址广3丈。袁崇焕和将士同甘共苦，所以筑城时人人尽力，第二年宁远城墙就筑成了。宁远城高墙厚，成为关外抗击满清的最主要的防御工事之一。袁崇焕由筑此城开始，经营辽东防务长达20年，在袁崇焕未被杀死以前，满清军队虽然多次绕道进袭包括北京城在内的一些城镇，但始终未能真正跨过宁远城一步。
经过袁崇焕和孙承宗几年的苦心经营，明朝的边防力量大大增强，明军开始主动出击，陆续收复了一些失地，并把防线向北推进了几百里。面对已经取得的战果和宏伟计划的逐渐实现，袁崇焕内心充满了喜悦。袁崇焕也因功连连升官，先升为兵备副使，再升为右参政，主帅孙承宗也对他青睐有加。
前线虽逐渐稳固下来，但朝廷却日渐腐败下去，魏忠贤的专横跋扈引起了正直朝臣尤其是东林党人的义愤，纷纷上书弹劾魏忠贤，魏忠贤就采取极端的手段，杀害了杨涟等6人，史称“前六君子”，并把抗清立有大功的熊廷弼也一并处死。在镇压了这些反对派以后，魏忠贤的气焰更为嚣张，自称“九千岁”，肆意勒索贿赂。孙承宗对魏忠贤不买账，魏忠贤就派了一个叫高第的亲信去代替孙承宗做辽东主帅。
高第只会吹牛拍马，绝无所长，他到任后，胆小如鼠，不敢驻守宁远城，胡说宁远战不可战，守又不可守，命令立即撤退。作为广东人，袁崇焕有一股“蛮劲”，他坚决不服从，认为军事上有进无退，宁远一撤，全线即刻崩溃。高第虽是袁崇焕的上级，但因他胆小，况且也是文官出身，竟对袁崇焕无可奈何，只好下令把锦州及其他几个防守据点的兵马撤到了山海关。这样一来，宁远城就好像旷野里的一株枯树，完全暴露在寒风之中了。努尔哈赤等待的机会终于到来了。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亲率大军13万，号称20万，进攻宁远城。那位魏忠贤派来的高经略坐在长城垛口上，以隔岸观火的悠闲心态，幸灾乐祸地看着宁远城的覆灭和袁崇焕的败亡。然而，只有孤城一座和守兵一万的袁崇焕，并无丝毫的怯惧之意，而是坚定地率兵抵抗，于是，著名的宁远大战开始了。
2月，努尔哈赤的八旗精兵长驱直入，一路拿下了锦州、大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诸堡，兵势浩不见边，刀枪剑戟如林，19日到达宁远城下，努尔哈赤派人劝降道：“我以30万人来攻，此城破之必矣！”袁崇焕回答说：“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且称来兵30万，予亦岂少之哉？”
努尔哈赤先派兵绕过宁远城，切断了宁远城和山海关的联络，以防明军增援。其实努尔哈赤多此一举，他不派兵，高第也决不会来援。但袁崇焕并不畏惧，他派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分兵把守四门，把城外居民迁入城内，坚壁清野，组织居民、商人送水送饭，并刺血作书，激励将士，还把远在山西的妻子儿女接入城中，以示与宁远城共存亡。在宁远城内军民总动员、严阵以待的情况下，满清军队开始发动进攻了。
满清军队极其骁勇善战，后来同李自成在一片飞石大战时，喊一声“辫子兵来了”，久经沙场的农民军竟然就“哗”地溃退了，而且一退不可收拾。在攻打宁远城时，也十分凶猛。满清军队用铁甲兵攻城，这些人身穿两层铁甲，不畏矢石，竖起梯子，奋勇上攀。再用铁皮车做掩护，挖掘城墙，城墙竟被挖出了许多缺口。袁崇焕的军队也十分勇敢善战，他们在城上安装了11门西洋进口的红夷大炮，每一炮都给敌人以深重的打击，对近处的爬城军士，则从垛口上伸出许多长长的木柜子，柜子里装着士兵，士兵居高临下，用石头和箭矢打击敌人，再扔出浸有油脂和硫磺的被絮等物燃烧敌人的战具。就这样，满清军队的猛烈进攻，一次又一次地被打退了。
袁崇焕是文人出身，在一般情况下他扮成一员儒将，如诸葛亮一般，他乘轿指挥战斗。他的最大特点是镇静，即使敌兵攻破了城墙，他也一点不慌，而是披上盔甲，和战士们一起运石补墙。在这次战役中，他负伤数处。敌人退却时，他又组织敢死队，缒下城墙，追杀敌人，并捡回箭枝十余万支。这次战役，杀死满清统率300名士兵的牛录十多人。
21日，满清军队再次趁夜出击，仍未成功，只好于26日撤围而去。敌人撤围后，袁崇焕还表现出一派儒者的风度，派使者送信对努尔哈赤说：“老将纵横数十年，无有不胜，今败于小将之手，恐怕是天意啊！”努尔哈赤也很客气地致书袁崇焕，并赠以马匹，“约期再战”。
努尔哈赤在攻城时受了炮伤，只得躺在车中郁郁而回。他对诸贝勒说：“我自25岁起兵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历时43年，独不克宁远一座孤城。”抑郁中背上又生了毒疮，伤病交加，数月后死于沈阳以西40里的瑗鸡堡。自此以后，满清军队对袁崇焕又敬又畏。宁远大捷的消息传到京城，朝野上下喜出望外，一片欢呼。高第因没有援救宁远而被免职，由兵部尚书王之臣取代。袁崇焕升为四品右佥都御史。随即袁崇焕主动出击，又陆续收复了高第所放弃的土地。
努尔哈赤死后，他的儿子皇太极继位，建立了清朝。皇太极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采取正确的战略，暂时放弃宁远，转而攻打朝鲜。就当时明清而言，双方都需要一段休战时间，以便实行各自的计划。明方需要筑城、练兵，清方则要进攻朝鲜，掠夺财富，巩固统治。在这样的局势下，袁崇焕提出与皇太极和谈，皇太极表示赞同，但明皇帝和许多大臣坚决反对，满清从来都是附庸国，皇太极不够谈判对手的资格。袁崇焕和皇太极商议和谈时，皇太极利用这个机会打败了朝鲜，袁崇焕也加紧修筑锦州城、大小凌河等地的防御工事，并派出援朝军队，只因朝鲜很快投降，明军也就退了回来，没有和清军发生冲突。
皇太极进攻朝鲜的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财物得到了补充，局势也稳定下来，但他看到袁崇焕修城池，练兵马，势力越来越强大，如不加紧攻击，愈加难图，况且求和又不成，于是，皇太极决定“以战求和”。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皇太极率大军攻打辽西的许多军事重镇，攻陷了大小凌河，随即又攻锦州。从5月11日到6月4日，将领赵率教率领明军与皇太极展开激战。清军损失惨重，但还是没有将锦州攻下来。皇太极见攻锦州不成，就转攻宁远。袁崇焕严阵以待，成竹在胸，两军相接，激战两天，双方损失都很惨重，但皇太极还是没攻下宁远。皇太极再转攻锦州，但锦州城防守坚固，清兵死伤枕藉，无法攻克。当时正值炎热季节，清军不少中暑得病，士气低落，皇太极不得不撤回沈阳。
宁锦之役，明军取得了胜利，但作为主帅的袁崇焕并没因此而受重赏，只是升了一级官。其根本原因在于袁崇焕不是魏忠贤的同党，袁崇焕当年中进士的主考老师和推荐他做辽东防务的人都是东林党的首领，因而，虽有“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袁崇焕还是讨不到魏忠贤的欢心。这时，魏忠贤见袁崇焕威势日增，便指使同党，攻击袁崇焕不去救锦州。袁崇焕只好辞职，回老家广东去了。
这年8月，爱捉迷藏和做木工的熹宗皇帝死了，因无子嗣，由他的亲弟弟朱由检继位，改年号崇祯。崇祯帝当时才17岁，他年纪虽小，却十分精明能干，与他哥哥大不相同，他不动声色地翦除了魏忠贤的阉党，然后逼得他自杀，巧妙而又干净地除掉了朝廷的一个毒瘤。魏忠贤死后，附和他的大臣或杀头或充军，被魏忠贤排挤的袁崇焕重新起用。
公元1628年7月，袁崇焕从老家应召来到北京，崇祯召见了他，问他辽东防务事宜，经过一番深谈，可以说对他言听计从。袁崇焕提出了诸如粮草供给保障、排除干扰等要求，崇祯都一口答应，至于具体的守辽东的策略，袁崇焕认为可用以下3个原则：“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二，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三，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崇祯的确是有一番事业心，对袁崇焕的这些提法，都表示他对袁崇焕的信赖和支持，让他去总督宁远防务。但袁崇焕尚未到宁远，那里就发生了兵变，其原因很简单，军队没有粮饷。当时中央无力，财富均被各级官员和地主刮走，国库空虚，拿不出钱来发军饷。袁崇焕则建议用内帑（即皇宫中的钱）来发饷，崇祯是一个爱财如命的人，听后十分生气，从此对袁崇焕有了看法，不再像以前那样信任他了。
不久以后，袁崇焕诛杀皮岛大将毛文龙又引起了崇祯的疑忌。皮岛是辽东南部海中的一个岛屿，地势十分重要，北可联清，东可控朝鲜，西南则可卫护胶东半岛的蓬莱、登州。皮岛守将毛文龙曾抗满清有功，但他后来成了魏忠贤的干儿子，还贪污横行不法，并曾写信给皇太极说：“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袁崇焕为了安定形势，消除隐患，便于公元1623年7月伏兵捉住了毛文龙，宣布了他的12条罪状，请出尚方宝剑，将他诛杀。
袁崇焕向崇祯报告了诛杀毛文龙的原因和经过，崇祯十分惊讶，认为他擅杀大将，别有用心。但因当时正依靠袁崇焕来抗清，就未加责备。皇太极知道自己的力量敌不过明朝，所以一直想议和，但崇祯极其傲慢，根本不予承认，虽经袁崇焕从中调停，总是不能成功。于是，于公元1629年11月，皇太极率兵十余万，绕开袁崇焕驻防的宁远，从西路直奔北京，经过艰难的行军，攻进了长城，进逼遵化，明军纷纷溃退，清军攻克遵化。巡抚王元雍自杀，山海关总兵赵率教也战死遵化城下。清军攻下遵化后，直扑京师。这时袁崇焕率兵火速来援，并沿途留下军队以截断清军退路。
袁崇焕于11月10日抵蓟州，但清军绕过蓟州西进，接连攻下三河、香河等城，袁崇焕又急忙带兵去保卫京师，驻兵于北京广渠门外。
清军的猛烈进攻吓得崇祯魂飞魄散，京师一片慌乱。现在袁崇焕来了，崇祯心神略定，对他赞赏备至。袁崇焕认为部队疲劳，要求入城休息，但崇祯心中十分疑忌，借故推托不许其部队入城。袁崇焕又要求屯兵外城，崇祯也不答应。只是催促他快与满清军队交战。
袁崇焕以两昼夜三百余里的速度紧急增援京师，己是人困马乏，但在崇祯的催促之下，不得不与满清军队交战。仗打得非常艰苦，两军相持了很久，袁崇焕身穿铠甲，冲锋陷阵，两胁下受了几处箭伤。后来满清军队终于不支，退到南海子边休整。崇祯见满清军队没有退远，便急不可耐地催促袁崇焕追击，甚至围歼敌人。
这时虽然明军来了几路人马，袁崇焕也统一了指挥权，但决战时机很不成熟。万一出城决战，满清军队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态度来与明军拼命，明军很有可能溃退。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那北京城就倾刻而下了。因此，袁崇焕的坚守不战是正确的。
但崇祯却怀疑袁崇焕了，认为他是拥兵自重，要挟制自己，甚至谋权篡位。至少也是要强迫自己采用他一贯与满清议和的主张。这么一想，崇祯那颗刚愎自用而又傲慢的心就受到了很大的损伤。
此时，满清军队在城外大肆烧杀抢掠，使得京郊的百姓大受其害，且崇祯身边的太监也多在京都置有田产，都深痛自己大破其财。想来想去，这怨愤就泼在了袁崇焕的身上，说清兵是袁崇焕引来的，是想要挟皇上与清人议和的。一时之间，这些舆论不知怎么就漫天而起，甚至大骂袁崇焕是“汉奸”，弄得人心惶惶，真假不分。竟有人站在北京城的城墙上往城下袁崇焕士兵的头上扔石头，一边扔一边骂“汉奸兵”，石头还把士兵砸死砸伤。
崇祯知道了这一消息，疑心更大，恐慌起来。恰在这时，皇太极依照《三国演义》上的“群英会蒋干中计”一节，使起反间计来。
就在这以前，清军捉到了两名明宫派在城外负责养马的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在撤回途中，皇太极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成等人监守。这3人是归降满清的汉人。到了晚上，鲍承先与宁完成二人依照皇太极所授的密计，大声“耳语”道：“这次撤兵，并不是我们打了败仗，那是皇上的妙计，你看到么？皇上单独骑了马逼近敌人。敌军中有两名军官过来参见皇上，商量了好久，那两个军官就回去了，皇上和袁崇焕已有密约，大事不久就可成功了。”两名太监正躲在旁边，把这些话听得十分清楚。第二天，姓杨的太监见敌人撤退时十分慌乱，便趁敌人的“疏忽”逃奔而归，并马上把这些话报告了崇祯。
崇祯听了这些话，以他多疑而又忮刻的性格，当然是马上相信了。他立刻召袁崇焕进宫，在宫中将其逮捕下狱。袁崇焕的部将祖大寿等人见状，惊慌莫名，只好出城等候。
3天之后，圣旨到来，说袁崇焕以通敌谋反罪被捕，只问袁崇焕一人，余者不问。将士闻讯大哭，还有的将士破口大骂，顿足而号。如果此时有人倡议，说不定真会反了。祖大寿当然极为悲愤，他即刻率军回锦州，途中遇见驰援的袁军主力，了解了北京的情况后，也当即掉头而回。
祖大寿掉头而回，崇祯大为恐慌，他深怕清军再来攻城，连忙派人去让袁崇焕写信，召回祖大寿。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逻辑，既不肯正式下诏让袁崇焕写信，又派各部官吏前往劝说。袁崇焕先是不肯写，认为这种做法于情理不通，不奉明诏，于狱中写信召兵回京，无异于私人行为，但崇祯无论如何不肯向袁崇焕认错。在群臣的劝说之下，袁崇焕“以国家为重”，写信召回祖大寿。祖大寿本把崇祯派的使者看作敌人，但有袁崇焕的亲笔信，他迟疑不决。这时，祖大寿的母亲说：“如果你不回军，只能加重袁督师的罪名，如果您回去攻下一些地方，打一些胜仗，或许能救袁督师出狱。”祖大寿听了母亲的话，率师返回，沿途攻陷了清军占领的两座城池，也就是断了清军的两条归路。
皇太极听说袁崇焕下狱，大喜过望。他本来已攻克了北京以南20公里处的良乡，立刻回师卢沟桥，破了所谓的“车军”，又大破明军四万多人，擒获和斩杀了一些明军的高级将领，京师大震。但听说祖大寿率兵返回，惧怕归路被截，便写了几封议和信，领兵从山海关缓缓而退。
清兵一退，崇祯又感心中大定。是时，朝野之上、军队之中替袁崇焕辩冤求情的人，纷纷上书，连陈承宗也写诗说：“东江千古英雄乎，泪洒黄龙半不平。”还有许多人情愿以身代之。袁崇焕也在狱中写信，让部下安心抗敌，半年之后，明军把清军赶出了长城。
这半年之中，袁崇焕再有什么样的罪行也该调查清楚了，也该做出决定了，早不杀袁崇焕，晚不杀袁崇焕，清兵退出长城以后就杀袁崇焕。
想袁崇焕死日，北京人情汹汹，莫不欲食肉寝皮。一条小小的反间计，竟然“倾国倾城”，令人想来真有些不寒而栗。崇祯杀袁崇焕，无异是自毁长城，这是由他的刚愎自用的性格所致。而袁崇焕被杀，与自己不善自保也不无关系。在这里，不善自保已经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命运，我们没有理由再去责备袁崇焕不善自保。这就是袁崇焕的最终报应，一个为国为民的忠臣良将的结果。
崇祯帝与袁崇焕可谓是亡国之君与忠正之将，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评价袁崇焕，都可称得上是明朝的忠臣、民族的英雄，封建社会天下士人都以当官为荣，都以建功立业为信念，可袁崇焕的结局又给人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
“是非成败转头空”，历史终归是历史，留给后人的只有悲怆与浩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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