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玲、刘丹青

    我国青少年近视发病率高达50％～60％，占世界近视患者总数的33％，这为激光视力矫正手术（LASIK手术）提供了全球最大的市场，目前进行此项手术的医院遍布全国各省市甚至地县，仅北京同仁医院一家，平均每天做此项手术超过100例。然而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统计显示，在做了激光视力矫正手术后，约有四分之一的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后遗症，手术返工率高达10％。

    第一部分：案例调查

    1996年的“莫梅”事件，属于国内较早因近视矫正手术引发的民事伤害赔偿案，她以雷纳眼科中心为其所做的近视矫正术导致眼疾为由，索赔511400元。经渝中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莫梅得到万元的补偿。

    十余年过去了，近视激光手术在迅速风靡全国的同时制造了越来越多的“莫梅伤害”，然而索赔不能拯救眼睛，目前而言，近视手术并发症几乎不可修复。

    到目前为止，近视激光手术对“失败”并没有准确的界定，从记者不全面调查来看，术后纠纷主要包括三种原因：

    1.术前筛查失误导致并发症；

    2.手术过程切削问题引发圆锥角膜；

    3.术后不能避免的视觉质量下降。

    而这三种不同原因又几乎具备同一前提：医疗机构未充分履行手术风险及后果的告知义务。

    王冬冬、赵洪亮、杨明是分散在全国各地怀着摘镜愿望的普通人，摘镜过后，改变的除了眼睛还有他们的人生——从此忙于医疗求助、上访、索赔、非手术治疗。

    他们分别对应了上述三种术后纠纷案例，在诸多的调查对象中，我们以此三人作为案例，希望能够对手术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直观呈现。

    一、王冬冬

    手术地点：南京东南眼科医院

    术前筛查未检查出瞳孔过大，导致术后夜视严重眩光

    ·一场手术，“我的眼前全是光晕”

    2003年在南京上大学的王冬冬，在南京东南眼科医院进行了手术。手术过后王冬冬惊讶地发现，“视力是好起来了，可夜间看东西有了光晕，白天对比度也明显下降”，一年后光晕越来越严重，在王冬冬的追问下，医院承认，王冬冬并发症严重的原因，在于术前筛查中外眼检查这一步骤没有发现其瞳孔过大问题。

    ·数度上访，“给你赔偿是不可能的”

    等待的时间超过一年，王冬冬没有得到任何来自医院的音讯。王冬冬回忆，“到处看病都看不好，大部分医生都拒绝帮助我，也拒绝告诉我原因。当王冬冬与一名记者一同去找史建江医生时，史医生才终于承认“由于瞳孔过大没有仔细测量，可能出了一点失误”，并在压力下同意由医院择日向王冬冬提供索赔。

    在四处求医之余，王冬冬开始到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南京市信访局、南京市白下区卫生局等地上访，2007年手术失败四年后，王冬冬获得了补偿金，金额为10000元人民币。

    ·四年之后，“我宁愿回到戴眼镜的日子”

    王冬冬的家境并不宽裕，他用补偿金到上海配了一个接触式角膜镜，视觉质量稍有好转，但仍然无法恢复到手术前的清晰状态。面对多年挥之不去的光晕，王冬冬能选择的只有忍受，“我现在晚上基本不出门”。

    王冬冬在采访时懊恼地说“假如当时医生跟我讲清楚：1.手术有可能造成视觉质量问题；2.手术失败后可能没有补救方法，那我说什么也不做。”而谈到术后这些年的经历，王冬冬表示“宁愿回到戴眼镜的日子”。

    二、赵洪亮

    手术地点：吉林市华明眼科医院

    为报考飞行员进行手术，术前视力良好，术后造成继发性圆锥角膜，濒临失明。

    ·从“飞行员的眼睛”到“0.4的视力”

    吉林小伙子赵洪亮有一个飞行员的梦想，2004年10月到吉林市华明眼科医院就诊时，他的视力是左眼1.5，右眼1.75，平时不戴眼镜，为了实现招飞需要的“超视力”，赵洪亮决定进行激光手术。当时的医生徐金锁对他说，“这个手术恢复得很快，矫正视力效果特别好，抓紧手术十几天后招飞检查没问题”。

    但当时的赵洪亮并不知道，手术术后因创面愈合和术后效果（术后屈光度稳定一般需要3-6个月）等原因，一年内做该手术应招飞行员是无法合格的。飞行员的梦想没能如愿以偿，圆锥角膜却成了无法摆脱的噩梦，由于手术过程中切削过深，角膜瓣下保留基质过薄，赵洪亮原本健康的眼睛出现了继发圆锥角膜三期末，目前左眼视力是角膜基环植入术后0.4，散光800多，有大量不规则散光、重影，右眼角膜上部有内凹，视力微弱。

    ·“术后引发”鉴定书上成了“潜在病症”

    2007年12月，赵洪亮在北京市医学会进行了医疗事故的鉴定，在手术医疗事故鉴定书上，赵洪亮被鉴定为“潜在病症，与手术无关”。

    从“飞行员的眼睛”到“0.4的视力”，从“术后引发”到“潜在病症”，诸多争议的结论难以确定，能够确定的事实是赵洪亮原本健康的眼睛一去不复返。

    ·“手术知情权”VS“医疗告知义务”

    与王冬冬的情况非常相似，赵洪亮同样认为自己被医院“忽悠”了。他在自述中回忆，主刀医师徐金锁曾对他承诺，医院的设备是进口的非常先进，医院有近十年近万例的手术经验，非常安全可靠。“根本就没有提到还有继发圆锥角膜的可能，如果他能明确地告知我这个手术有如此严重的后果可能发生，我就更没必要也不可能担如此大的风险做这个手术了。”赵洪亮说。

    在准分子激光手术前，每个医院都会同患者签订手术知情同意书，但为数不少的术后并发症患者表示，如果术前知道医疗风险，不会进行这个手术。“手术知情同意书”是医院“履行医疗告知义务”的表现，然而实际操作证明，“告知”与“知情”之间仍有距离。

    三、杨明

    手术地点：重庆泰恒眼科医院

    术后出现眩光等并发症，从此致力于研究术后患者视觉质量问题的解决办法，建设有“视觉权益论坛”。

    ·“把广告当说明书看”

    对术后可能产生的并发症，如果圆锥角膜是一个极端案例，那么中学地理教师杨明的情况则相对具有普遍性。杨明2005年10月在重庆市泰恒眼科医院做了近视手术，术前他并没有考虑很多，“我当初就把广告当说明书来看，略微了解了一点点手术知识”。杨明记得自己问过重庆市泰恒眼科医院主治医生杨素敏，术后的视觉效果能不能跟戴框架一样清晰，杨医生保证说“跟戴框架一样清晰”，杨明就这样相信了她。

    杨明的手术过程很顺利，术中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术后第二天，杨明的视力是0.8，医生说以后会慢慢恢复到1.2，在术后的一个月里杨明没有把雾感和眩光放在心里，医生解释这是短暂恢复期内的必然反应，无须担心。然而术后三个月并发症完全没有减退的意思，眼前仍然一片模糊，杨明这才开始感觉不安。

    重回医院问询时，带着框架眼镜的主刀医生杨素敏宣布，“这个手术术后就是有高阶像差增大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她的儿子也做过这个手术，也是这样。

    杨明该做的是‘适应’而不是‘治疗’。”

    ·“我们的问题现在医学上无解”

    事实上，近视手术矫正光学视力的同时，其他视觉质量的降低几乎是视力回复的必然代价。只是大部分人的大脑能够在术后一段时间内适应视觉质量的变化。

    无奈之下，杨明在业余时间致力于研究术后患者的视觉质量问题。杨明说，“如果算上所有影响人视觉的并发症，比例应该要上升到至少25％，这是2008年5月美国FDA的数据。”“近视手术会造成高阶像差增大是学术界公认的观点，只是学术界的常识对公众仍然是盲点，我们的问题现在医学上无解”。

    ·“RGP巩膜镜也许是一个出口”

    有人建议过杨明进行二次手术，但看了很多资料之后，杨明发现，“二次手术能解决第一次手术误差比较大的患者，对于我来说，等于是为了微调而解决高阶像差的问题，所以手术并不适合我，二次手术还要面临着更多的危险。RGP硬性角膜接触镜能解决高阶像差的问题。”手术一年后，杨明花了1500元到重庆科视视力矫正公司配了RGP硬性角膜接触镜，成为该公司视光中心的第一例术后主动要求配RGP的患者。杨明说，“第一次戴上后，发现好久没有这么清晰地看清楚这个世界，这些报纸，还有脚上穿的鞋子，很想哭。”

    手术改变了杨明的生活轨道，他创办“视觉权益论坛”，在网络上同全国各地的并发症患者交流，并试图将国外已经相对广泛应用的RGP巩膜镜在患者中推广，他希望，“术后并发症患者能够缓解一些实际病症，不仅要看得见，还要看得清晰”。

    杨明和有着同样遭遇的患者在网络上建立了手术失败者论坛，论坛上，类似的案例并不罕见。在国外，美国有一家近视手术并发症患者联合创办的网站（www.lasikdisaster.com），网站提供了数据、原理、相关法律条文和大量的患者病例，目前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已经着手调查此项手术的安全性，调查结果尚未公布。

    摘镜之痛不是三个人的偶然遭遇，与他们类似的情况可以找到许许多多，他们势力微弱，在互联网上自发联系、相互帮助、声讨不合格医院医生，进行视觉质量恢复训练，据记者调查，中国近视手术受害者自发形成的网站“LASIK之灾”中，互相有密切联系的受害者就多达数十人，注册登录的受害者已经突破百人。

    第二部分：专家访谈

    樊郑军简介：樊郑军，海军总医院眼科准分子激光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从事眼科研究20余年，近年来，在国内外眼科专业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3项。专业特长为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手术，眼科显微手术，眼科整形手术，青光眼诊断与治疗，神经眼科诊断等。

    ·角膜到底可以切多薄？

    记者：角膜的最低厚度标准是多少？

    樊：最低厚度，有两种计算方法。第一种考虑的是整个角膜的厚度，包括基底床和残留的角膜，加上角膜瓣，整个的角膜厚度为410，但是这不绝对，这仅仅是相对的。基地床指的是去掉角膜瓣剩下的那个部分叫做基底床。至少要在250—280之间。

    记者：可是人眼内会有眼内压，如果角膜过薄不能承受眼内压的话，就会形成圆锥角膜。

    樊：是。

    记者：但很多医院声称他们可以做2000度甚至更高度数的手术。

    樊：准分子手术一般不做那么高。都做1000度以下的。超过1000度以上的效果并不好。所以准分子激光手术也不是可以做很多。理论上是可以做得更高，2000度的，3000度的，只要你角膜足够厚，能够满足受手术条件。但是做完了效果并不好。

    记者：但有些医师说，只要基底床的厚度大于230微米就可以，也就是说，即使总厚度低于410微米这个安全下限，只要基地床大于230微米就没问题，因为承受眼内压主要靠基地床。

    樊：那也不合适。基底床还是要有一定厚度的。230我们觉得都太少。我们原来做的都是250，现在大家提出的标准更高，280，留的更多一些。再有一点就是，准分子激光手术本身的原理上，做到1000度以上效果就是不好。放开一点也就是1200到1300。不能做掉太多，2000度以上不要做这个，做晶体手术。从利弊上面，做晶体手术可能更好。

    ·视觉质量问题

    记者：那么这个手术术后的视觉质量问题？

    樊：视觉质量问题，对于中低度的并没有什么问题。

    记者：视觉质量问题是不是和切削面积固定而瞳孔会收放这个原因有关？

    樊：对，有很大方面是这个原因

    记者：那也就是说，这是不可避免的。

    樊：那不见得。影响视觉质量的原因很多，不光是瞳孔扩大缩小的原因。不过瞳孔大小肯定跟视觉质量有关，但是不完全取决于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有些因素现在根本查不清楚。比如说角膜的形态，还有一个大脑的问题、记者：人的大脑会适应这个变化？

    樊：对，实际上我们看东西，眼睛只是一个视觉器官，真正的成像和分析在大脑。而且两个眼睛看东西都有差别。所以视觉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不是单纯取决于某一个因素。不完全是切削区域大小和瞳孔大小，也有一些瞳孔较大的患者没有视觉质量问题。这跟切削方式，角膜切削后的形态都有关系。但你如果说没关系的话也不对，这肯定有关系。

    ·光学上的矫正

    记者：也就是说，这个手术只是从光学上矫正视力，并不能治疗近视？

    樊：对。

    记者：它和眼镜原理一样，只不过是把眼镜造在了眼睛上？

    樊：对。

    记者：我曾经看到过您在一篇学术论文中提到，要在手术前把利弊告诉患者，让他们自己来权衡。

    樊：对。

    ·美容手术

    记者：但是有一些医院并不是这样，他们尽可能地鼓励患者去做。

    樊：这不是鼓励，这个手术，它就跟美容手术一样，你想割双眼皮你就去割，你想垫鼻子你就去垫。但是它都有风险。就像坐车，你问我，安全吗？安全。但是有没有车祸？有，天天都在报道。你要权衡这个。但是至于怎么对患者说这个问题，比如坐飞机火车，安不安全是一个尝试，不需要对乘客说，但是医疗不行。医疗的信息不对，病人不知道这个手术可能出现什么问题。

    记者：那您认为术前同意书上应该罗列哪些问题？

    樊：都要标，都要标。

    记者：比如说，并发症，风险？

    樊：对。比如说并发症，风险，哪怕是五分之一，也都应该标清楚。就像一个人从来没有坐过飞机，上飞机前你要告诉它，这个飞机可能会掉下来。

    ·术前检查

    记者：有一些的继发性疾病，术前是检查不出来的，比如说屈光是否稳定、亚临床型圆锥角膜。

    樊：对。有的查不出来，比如说你的屈光度还涨不涨，我们主要根据病史。

    记者：可是手术上说，十八岁之后都可以。

    樊：年龄只是一个概念，十八岁正式成人，从法律上，公民是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从发法律来说，你是成年人，能够对自己大的行为负责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人，十八岁之后屈光度基本稳定了。看屈光度主要看病史，即使对于二十二十一岁的年轻人，这两三年以来屈光度是稳定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以说他的屈光度基本稳定，但是也只能说大多数人。不能绝对，因为这没办法预测未来。但是如果这两年还在发展，那我们认为是进行性近视，就不太适合这个手术。度数做了还会长出来。

    ·圆锥角膜

    记者：那么亚临床型圆锥临床角膜呢？

    樊：亚临床型的角膜很难查出来。

    记者：这一部分该怎么办？

    樊：第一，圆锥角膜的发病率并不是特别高。至少在近视眼中，我们做的那么多例中，真正的圆锥角膜不多。第二，亚临床型圆锥角膜，它没有发病，你也查不出来，就像一种潜在型的血液病一样。

    记者：这个手术会不会诱发一些亚临床性角膜发病？

    樊：有可能。

    记者：就是说，因为他是潜在的，他本来有可能不发病，但是因为做了这个手术，他就发病了。

    樊：有可能。

    记者：如果因为术前没有检测出来，术后诱发了圆锥角膜，那么这个责任应该在谁？

    樊：理论上来说，跟医院没有关系，这是完全查不出来的，如何认定有还是没有？就比如说，你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最后你得了癌症。这个免疫抑制剂有没有关系？有。因为他破坏了你的免疫系统，但是，比如我为了治疗你的哮喘或一些过敏性疾病，用了免疫抑制剂，结果你的免疫系统遭到了破坏，你得了癌症，那么你的癌症和免疫抑制剂有没有关系？你说有，是有的，但是你说没有的话，原来你本没有癌症。这是一件非常不好说的事情。

    记者：您从医这儿多年来，遇到过这种亚临床型圆锥角膜吗？

    樊：有，怎么会没有？但凡做这个手术，肯定会遇到。圆锥角膜早期的表现就是近视、散光。

    记者：它和其他的近视、散光在症状上有什么区别？

    樊：进行性发展，主要的问题就是进行性发展。临床型的在角膜地形图上都已经可以看出来了，亚临床型的真不好说。亚临床型就是很难诊断，有时候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有一些亚临床型角膜是做完之后两三年发病的，统计上面来说，手术后十五个月以内发病的，大家认为和手术有关。十五个月以后的，就属于自然发病了。你就很难说了。

    记者：您这么多年遇到过多少例？

    樊：我遇到的并不多，但是底下的医院遇到的恐怕不少。现在各级医院都在做，集中起来还是很多的。

    ·手术价格

    记者：这个手术的价格差距很大。

    樊：看成本控制。这包括很多，设备是一方面，还包括你的广告宣传，一些市场的运作，人头的费用，当然还有市场的需求。比如同仁医院，它的价格一定高。病人做不过来，为什么不能把价格提高？市场运作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主要是成本控制。

    记者：设备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樊：对，设备很重要；如果你购买的是比较差的，或者二手设备，那价格一定便宜。一分钱一分货，现在，底下医院二手设备的情况很多，一般三级甲等医院二手设备就不大可能。对于底下医院控制得不够严格，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在这方面存在漏洞。

    记者：普通患者能鉴别设备的好坏吗？

    樊：他完全可以自己了解的，再有，从价格上看，也是一个方面。太便宜的，我们说了，主要在成本上。那你就可以考虑了，成本是什么：用的材料和设备。你不可能要求医院没有利润。

    ·市场化运作

    记者：您觉得这个手术的市场化运作合理吗？只要你花钱，你有意愿，就可以做？

    樊：毋庸置疑，我们现在的所有医疗都是在走市场化，以为现在整个国家，整个所有的东西都在市场化这个前提下做，它并没有进入医保，你进入医保了，它可能不让你市场化。它没有进入医保。没有进入医保，它必然是市场化的一个东西，医院有设备，你有需求，就是这么回事。它不可能作为一个医保的项目，它从本质上是一个美容手术。

    记者：您的定义是：这是一个美容手术？

    樊：基本上是这样的。医疗分为两种，一个是，确实是要救死扶伤的那种，还有一种就是提高生活质量。提高生活质量的这些手术，就都应该市场化。救死扶伤的，就一定应该进入医保。

    记者：但是“在眼睛上动刀子”，非同寻常，为什么不能提高准入资格，或者确定一个操作资格的标准？

    樊：因为，我们这样说，你不做这个手术，一样能看得见，这和烫一个头发，修一下眉毛是不一样的，那个不是医疗，医疗，是你为了达到某种标准，要取一个利弊。

    就像你吃一片药，药是有毒的。只要是医疗，一定就有利有弊，是个双刃剑。它一定是牺牲你身体的一个部分，达到一个总体的新的标准。

    ·会否致盲

    记者：这个手术会致盲吗？

    樊：会。有因为这个手术造成失明的，说手术根本不会致盲，这是不客观的。

    但是这个问题就像坐飞机一样，飞机会不会掉下来？肯定会，但是这有一个概率的问题。

    ·如何弥补视觉质量问题

    记者：视觉质量问题有没有办法弥补？

    樊：一般来说没有。但是一般人能够适应眼睛的这种变化。这也是一个心理因素的问题，有的人接受不了重影，眩光，跳楼了，自杀，这都会有。所以说，这个手术，要你有强烈的摘镜欲望，你要对它有合理的期望值，你要有健康的心理。这是一个利弊权衡的过程。

    ·您为什么戴眼镜？

    记者：您为什么戴眼镜？

    樊：我的是花镜，不过，即便我戴的是近视镜，我也不会做这个手术。打个比方说，我是出租车司机，你可能只是一个乘客。你上来一段，然后下去了，我却熟悉整个的路面情况。我的风险意识要比你高，即便这个手术安全，失败率万分之一，但是，我做了几万例，我的脑子里记住的，不是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而是所有的万分之一。所以，你看，所有的主刀医生差不多都戴着眼镜。你问他手术好不好？

    好。让他躺倒手术台上去，他不肯。

    第三部分：LASIK手术的原理硬伤

    （一）所谓矫正，只是在光学上

    1.高度近视的原理

    很多人认为，LASIK手术能够“治愈近视”。实际上，LASIK手术唯一能做的，只是“矫正近视”而已。

    近视，从原理上来说，是由于眼轴伸长，以致光线无法准确地投在视网膜上，所以近视患者会“看不清楚”。除了眼轴伸长外，近视也造成了眼球内的病变，包括眼球变大，眼球外凸，巩膜变薄等等。近视是一种复杂的，眼内部各种综合条件的变化，绝不仅仅是光学问题。

    2.LASIK手术，只是光学矫正

    LASIK手术的矫正，并非真正地“使眼睛恢复到正常状态”，它只不过通过切削角膜，让光线通过折射重新准确地投射到视网膜上，以此来达到使患者“重新看清楚”的目的。但是，归根结底，LASIK手术并非对近视的“治疗”，它只是通过一种再损伤的办法，“将眼镜造在了角膜上”。3.视力，不是眼功能的唯一指标人的眼睛有很多项指标，光学上能够“看清楚”，只是眼睛的各种指标之一。正常健康的眼睛有很多项视觉功能，包括视觉质量，色彩分辨度，夜视力等等。而LASIK手术在解决视力问题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视觉质量的损害。

    4.必然的视觉质量问题

    从原理上来说，LASIK手术切削的是瞳孔附近的中心区域，切削的面积是固定的。而人的瞳孔会在夜间及光线暗处放大。瞳孔随着光线的强弱而放大或缩小，但是切削区域却不会变化。在不均匀的角膜下，瞳孔的放大及缩小造成了入夜视能力的下降。比如眩光、色彩对比度下降、夜视力的减退。同仁医院眼科大夫张举说：“对于一些患者来说，这个变化是显性的，但是对于一些症状较轻的患者，他们甚至没有察觉。因为像色彩对比度这样的变化，有时很微小，而且时间长了，人脑的神经系统会适应这种变化，除非要求精确的视觉质量，否则不易察觉。”

    由此来说，视力改善的代价，就是100％的视觉质量问题。

    （二）LASIK本质上是一种美容手术

    LASIK手术，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美容手术。

    它在原理上和框架眼镜，隐形眼镜相同，都是通过光学上的改变光线折射角度来达到让光线准确地投到视网膜上的方法。

    近视并非一种严重影响正常生活的疾病，何况在框架眼镜，隐形眼镜的矫正下，大多数近视人群都可以正常生活。LASIK手术，并非一项“必需”的手术。

    在LASIK手术对适应人群的要求中，其中第二条和第九条中明确说明：第二条患者本人有摘掉眼镜的愿望，对手术效果有合理的期望值。

    第九条心理及精神健康，充分理解并能接受手术可能发生的问题。

    其中特别强调“有强烈摘镜欲望者”，也就是说，是否接受这个手术，主要看患者是不是有很强的摘镜意愿。

    （三）角膜，到底可以切多薄

    1.角膜，只有半毫米

    在人眼的组织中，瞳仁外薄薄的一层，就是手术的切削部位：角膜。

    一般来说，人的角膜只有500—00微米。也就是说，只有半毫米的厚度。

    人眼内部存在着眼内压，正常情况下，正常的角膜可以抵挡眼内压的作用，但是切削过后角膜会变薄。如果角膜中心区太薄，超过了一定的厚度下限，在眼内压的作用下，较薄的中心区会向外突出，形成圆锥角膜，导致失明。而LASIK手术的原理，恰恰就是切削中心区，通过使中心区角膜厚度变薄的方法，让光线通过折射后能够准确地投在视网膜上。

    2.为什么越切越薄

    整个手术的切削原理是，先在角膜上表面把角膜掀开薄薄一层，掀开的这一层，叫做“角膜瓣”，这个过程可以手动，也可以用激光。掀开这个切开的“角膜瓣”，下面剩下的角膜叫做“基底床”。手术本身是在基底床上进行的。用激光在基底床上切出一个凹面，这个凹面曲度的大小，就取决于需要矫正的度数。一般来说，需要矫正的度数越大，切削掉的角膜组织就越多，剩余的角膜就越薄。简单地说，就是矫正度数越大，手术的危险越高，形成圆锥角膜的几率也越大。

    准确地说，每恢复100度视力，大约要打掉6.5微米的角膜。近视的度数越高，打掉的部分也越深。而人的角膜对眼内压的承受程度是有限的，公认的抵抗眼内压的安全下限是410微米。按照这个原理，近视600度要恢复到正常视力就已经达到了角膜的安全下限。也就是说，600度以上的近视就已经在原理上不可行了。但是很多医院仍然在进行1000度—000度的角膜切削手术。北京大望路好好眼科的院长丁咨允曾肯定地告诉记者：我们可以切得更薄。

    第四部分：市场调查

    一、“摘镜手术”的“戴镜医生”

    在前往各大眼科医院调查时，记者发现，进行“摘镜手术”的主刀医生们几乎全部佩戴框架眼镜，然而对于“为什么戴眼镜”这个问题，“戴镜医生们”理由各异。

    与此同时，准分子激光手术室外，大批戴着眼镜的患者，正等待戴着眼镜的医生们为他们摘掉眼镜。

    好好眼科的院长，有30多年眼科临床经验，已实施准分子激光手术数万例的丁咨允先生，鼻子上却仍然架着眼镜。问及“您为什么戴着眼镜”时，丁咨允先生踌躇了一下，随后用带着明显台湾口音的国语斩钉截铁地说“我的眼睛只有100度，没有做手术的必要。”

    而北京军区总医院的眼科主治医师翟国光，在回答“您为什么戴眼镜”时则显得纯熟得多。“我之所以戴眼镜，”他微笑着仰了仰头说，“因为我们有严格的术前检查制度，我的眼睛一些先天条件不合格，没有通过术前检查。”

    北京佳汇国际眼科中心的李主任回答更为有趣，“有些人希望自己带上眼镜后显得温文尔雅。另外对外科医生来说，近距离手术的视力意味着一个医生的职业年龄。而近视本身可以让医生发生远视的年龄退后几年，所以，近视对医生并不完全是件坏事。”

    在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诊室外，400度近视的眼科医生张举的回答是“我是靠眼睛吃饭的，我要看显微镜，需要精确的视力，甚至说，所谓的‘超视力’，所以，我不能接受手术。”

    同仁医院门诊室外，数百位近视患者排队等候医生就诊，据采访发现，多数患者完全不知道“视觉质量”为何物。近视激光手术引进中国才不过19年，每天手术的高额利润值是一个可以确定的数字，然而手术生产线上走下来的患者19年之后眼睛会怎样，却是一个未知数。

    二、术前质量控制：尺度有多宽？

    在Lasik手术这样的精密手术生产线上，如何保证达到预期的医疗效果，对术前筛查每个环节的控制尺度和效果都提出了要求。术前质量控制的尺度究竟有多宽？

    在对北京某眼科医院的采访中，该院医生表示，95％以上的患者都可以顺利通过筛查；另外一家医院的医生更是胸有成竹地许诺——“99％都没问题，符合手术标准”。

    LASIK手术的完整术前筛查过程除常规病史、病历登记、年龄筛查外还包括屈光度稳定、视功能检查、外眼检查、眼压测量、角膜厚度测量、角膜地形图检查、眼底检查、屈光度检查等方面，仔细分析，几乎每个部分都有不能量化筛查标准的“模糊处理”环节。

    三、患者“知情同意权”VS“医疗告知义务”

    在准分子激光手术中，每个医院都会同患者签订手术知情同意书，但为数不少的术后并发症患者表示，如果术前知道医疗风险，不会进行这个手术。在第一部分的调查案例中，三名调查对象都不同程度表示对手术风险后果不知情，“知情同意书”能否代表“知情同意权”？究竟患者何谓“知情”，医院又该如何“告知”？

    实际执行过程中，没有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量化把关的机制，“全面、真实、准确、客观”是一个模糊的标准，甚至不能够成标准，对于日益进入商业竞争模式中的近视手术，“无所保留告知风险”意味着损失大量不明真相的患者源，进而意味着损失大量商业利益，利益面前，条例成为被架空的至理名言，却不再有现实效应。

    四、高利益之下的市场混乱

    准分子激光手术是个高利益的行业，特别是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医院纷纷引进手术设备，从国家级到区县级，各种层次的医疗机构争先恐后分享这个名为“LASIK”的新鲜蛋糕，摘去医院一贯的严肃面具，LASIK手术成为一种商业运作，甚至成为一种时尚趋势。

    除了时尚趋势，商业运作后的LASIK领域，与高利益一同到来的还有市场的严重混乱。

    ·广告甄别

    自从近视手术从单纯医疗行为转入商业运作，作为派生物的广告便铺天盖地，第一部分的调查对象杨明就是因为“把广告当说明书看”，轻率选择手术，才造成了永久的视觉质量损伤。

    走进北京大望路的“好好眼科”，最先看到的是一张大幅广告语标牌：“76岁是中国人的平均寿命，18岁起您还要戴58年的眼镜，一直到您需要戴老花镜为止。

    您大约有30年的时间，可以完全抛开眼镜的束缚，而这样的机会只有1个——LASIK激光视力矫正手术。”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吉庆里的北京佳汇国际眼科中心的广告语也很诱人——“轻松几秒，清晰一生”。

    解放军306医院近视眼治疗中心的标语大同小异——“追求自由视力，享受亮丽人生”。

    在北京各大眼科医院，像这样充满诱惑力的广告屡见不鲜。这些美妙的说辞使得近视手术更像一种时尚，轻松易得，瞬间亮丽。以至于人们几乎遗忘这是需要谨慎对待的眼部手术，它的风险和后果从未因广告的美妙而削减丝毫。

    像任何其他高利益领域一样，在商业诱惑面前，虚假广告开始植入医疗行为。

    许多广告为了宣传自己更具优势，打出“×国引进第N代技术”的说辞，A医院“第五代激光”，B医院就推出“第八代激光”。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周行涛博士指出，“代”的概念用在市场推广上有很多时候是不恰当的，某一激光制造商的“第十代”，也许与另一制造商的“第五代”不相上下，在纯粹研究范畴，又可能仅仅都是“第四代”。

    因此，对上而言，医疗领域的广告宣传亟待相关部门规范；对下而言，甄别广告的能力即使面对医院也不可缺少。

    ·价格战争

    2006年，全国约有1500家医院有进行近视手术的设备，这个数字在2009年没有准确调查，但一定更为可观。高度竞争的必然后果之一就是价格战争。特别是占整个准分子激光治疗市场80％以上的小医院和民营医院，把低价风暴作为争夺患者源的主要对策。

    北京佳汇国际眼科中心日前号称“引领近视手术价格风暴”，打出了LASIK手术1800元/眼的全北京市最低价。与此同时，同仁医院每只眼睛的手术费却高达4300元。同名的手术，却是天壤之别的价格，参差的价格从侧面体现了近视手术市场的畸形发展。

    下表是2009年初北京各大眼科医院准分子激光手术价格，从表格可以明显看出，各家医疗机构定价存在几千元的差价，然而差价从何而出却鲜为人知。

    目前国内对准分子激光手术有最高价格限制，同仁、协和等知名且相对价格较高的医院就是按照北京市卫生系统的“大红本”上的价目来定价。然而价格有上限规定却无下限规定，于是多家中小医院纷纷想方设法压低成本，以便在价格战争中取得胜利。

    LASIK手术到底有多少成本压缩空间？

    1.手术设备配套：个体化Lasik比普通型多引导器，成本高；2.手术设备本身：不同品牌的机器性能相差甚远，价格差距可高达2-3倍；3.耗品差异：屈光手术中耗品大至角膜板层刀片价格差距高。

    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多年前已经开始进行LASIK手术的医疗机构，十余年来已经更新换代过多套设备，目前大部分医疗机构使用的设备是美国威视准分子激光系统-VISXSTARS4。被淘汰的设备命运不是走向销毁，而常常是被其他中小医疗机构回购继续进行手术，对于LASIK手术这样需要高精度的医疗过程，设备质量往往直接影响手术质量，旧设备未经严格检修直接上马，无疑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另外，LASIK手术中采用的耗品，从切削角膜板层的刀片到棉签，均要求为一次性用品，但一个角膜板层刀片成本高达几百至上千元，不排除有的医院为降低手术成本，反复使用刀片。而刀片的反复使用很容易造成患者角膜感染，严重者甚至有失明风险。另外刀片磨损对于高精度手术也意味着危险上升。

    除此之外，成本的压缩空间还包括：减少甚至取消设备定期维护费、减少手术设备配置、承诺进口材料却以国产替代，和聘用无正规资格的“廉价”医师。

    ·规范缺失

    2006年4月24日，在天津市眼科医院主办的全国屈光手术高峰论坛上，包括北京同仁医院周跃华、北京协和医院李莹、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褚仁远和周行涛、天津市眼科医院王雁等在内的16位顶尖权威专家联名上书卫生部，就准分子激光治疗近视存在的虚假广告、设备陈旧、价格大战等问题进行详细阐述，呼吁尽快出台相关规范，遏制医疗领域的商业泛滥。

    卫生部至今没有下发针对准分子激光手术任何相关的规定，规范缺失仍然是造成准分子激光手术行业畸形泛滥的重要原因。

    一些医疗机构为追求经济利益，无论患者是否适合，都动员患者接受激光手术，以至于出现“99％的人都可以通过筛查实现成功手术”这样不负责任的言论。

    北京佳汇国际眼科中心光华镭射近视眼中心的肖医生对准分子的未来非常乐观，“我们经常开玩笑讲，早晚计算机的人性化程度能让每个麦当劳门前放一台自动准分子激光，投一枚硬币，就能矫正近视。当然，目前这还是一个具有科幻色彩的故事。”

    中华医学会大型医疗设备继续教育部的曹刚，是全国准分子近视激光治疗上岗证考核的工作人员之一，中华医学会每年举办一次这样的考核，有三年眼科临床工作经验、持医师行医执照，就可以到当地省市医学会报名参加考核。

    在回答媒体提问时，曹刚表示，“医院进行准分子激光手术的资格，各地在这方面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但必须要有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相关部门允许医院进口相应设备，医院要有行医执照。在上海，要求比较严，二甲以下医院，没有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不允许进口此类设备，而在北京等地，门槛相对较低。”

    考核指标不严，准入门槛较低，眼科职业医师，只要获得准分子激光手术上岗培训证书即可从医，这样的准入资格未免太过宽泛。准分子激光手术要求极为精确，手术危险也相对较高，把眼睛交给这样的医生叫人如何不担心。

    目前的准分子激光手术市场混乱主要在广告、设备、医院和医师准入资格、价格战几个方面，根据调查结果，记者认为，相关管理部门应该迅速采取针对性措施，恢复市场秩序，保障患者利益。

    1.针对广告泛滥，建议有关部门制定出台相关公共领域广告管理办法，对医疗广告实施依法监管。严格审查各种医疗广告、讲座、热线等栏目主体的资质、证件、证明、效果、鉴定报告等。

    2.针对设备参差不齐，建议有关部门统一规范、严格审查有资格进行准分子手术医院的设备类型。做到保证无陈旧设备、待检修设备，保证一次性刀具不重复使用。

    3.针对医院、医师准入资格低，建议中华医学会提高医生全国准分子近视激光治疗上岗证考核门槛，相关部门加强对医院设备配置和行医执照考核。

    针对价格战，建议卫生部对准分子激光手术设置最低价格，保证手术的质量以及术后疗效，避免恶性价格战。

    调查后记

    这个调查选题的产生不是偶然或勉强的，甚至没有经过思考和选择，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疑问。

    几年来，近视手术很风行。但是打开一定的视野，必然就有一定的盲区，近视手术到底是怎么矫正视力的？它安全吗？

    整个调查进行得并不顺利，新闻专业的学生只是没有名分的记者。名分对于一个记者来说，也好也不好。防火防盗防记者就是对这种名分的奚落，但是有时候，你归属于一个媒体，你就有了一种接近真相的资格和姿态。你可以义正词严地接近真相。但是如果你没有这种归属，你就要小心试探地接近真相。

    在去同仁医院，海军总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包括好好眼科调查的过程中，我们一直装作是患者，向医师打听手术最详细的状况。作为患者，知道的信息肯定是有限的，因为医生会把你作为他潜在的消费者，来拉拢和张罗你。所以得到的正面信息会多于负面信息。但是这是我们唯一能用的“身份”。我不知道规范而严肃的调查到底应该怎样运作，记者应该怎样做好身份上的选择和扮演，但是我想，在一个调查中，如果你不能高到可以审判他，你就要低到安全无害。要么让他因为惧怕你而无所不言，要么让他因为轻视你而无所不言。

    我们选择了后者。而且确实也做到了。好好眼科的老院长丁咨允陪我们详细地看了每个流程的手术设备，海军总医院的樊郑军完全把我们当成了孩子，他毫不避讳地说这完全是一个美容手术。

    从好好眼科出来之后，我第一次产生了一种欺骗感。在丁咨允看来，我是真诚地要做手术的患者，只不过鸡毛一点，琐碎一点，怀疑一点。走的时候，他突然不放心，因为当时甲流正盛，他特地打电话，让助手送下来一个口罩给我。像送女儿一样送我到地铁站。但是我却在口袋里放着录音笔，打算好好地揭露他。

    我们只是学生，所以我无法想象，一个职业的记者，要怎样面对立场和手段的南辕北辙。对于职业的记者来说，到底还存不存在程序正义这回事？

    什么是职业的？“职业的”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你的所有道德和行为方式都要向这个职业靠拢，其他的思考方式已经不再进入你的思维，你是排他的，所以你能够专注，在一件事上不断精进。

    这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我不知道。

    教师评语

    这两位新闻学专业大二的女学生，为自己挑了一个“难题”。

    专业领域社会问题的采访调查，对经验丰富的调查型记者来说，都是一件不轻松的工作。何况这样两个外表柔弱、几乎没有社会阅历，对调查所涉及的医学领域完全没有认识的在校学生。可想而知，为了这个选题，她们一定吃了很多苦。成文的调查报告也证明了：从对这个专业一无所知，到如数家珍、揭露问题，她们就专业知识做足了功课；调查采访量大、取证困难，但作者对近视眼手术整个流程中存在的问题，仍给予较完整深入的揭示。可以说，她们已经完成了关于近视眼手术存在问题的基础调查。当然，由于身份所限，她们没能采访到监管部门和较中立的专家，稍有美中不足；对调查出的问题亦不舍割爱，难免指向不强。不过，能够独立完成专业性这样强的调查，足以显示出这两位作者的职业素质和潜力。

    更令人欣慰的是，后记中作者对采访“程序正义”的反思。在完成了这样一个艰难调查之后，她们的总结文字里没有释去重负的轻松愉悦，也没有强调调查取证的艰辛，而是关心———我的调查手段对调查对象公平吗？如果说能够完成这次调查证明了她们的业务能力，那么能够为他人着想（无论他是谁），则体现了她们身上最宝贵的本色———善良；能够反思职业伦理，则显示出她们弥足珍贵的理性精神。

    假以时日，这些素质将帮助她们在职业新闻记者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更扎实。

    （罗哲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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