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大偏至正-民国初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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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之后,光复会与孙中山等领导的同盟会虽然在反清革命斗争中,联合进行革命活动,但双方的矛盾并未完全消除。武昌起义枪声一响,各地纷纷独立,海外的革命者立即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刘文典回忆说:“记得有一天下午,章先生正在拿佛学印证《庄子》,忽然听见巷子里卖号外,有一位同学买来一看,正是武昌起义的消息,大家喜欢得直跳起来。从那天起,先生学生天天聚会,但是不再谈《说文》《庄子》,只谈怎样革命了。”

    章太炎于当年11月回到上海。他刚安顿下来,就以革命元勋、革命文豪的身份,发表许多言论,其中不少与孙中山等人的主张不同甚至相反。例如,黄兴等人打电报给他,请教关于扩大革命党的意见,他却回电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他却要取消革命党。因为他认为,党派是自私自利的产物,“党”这个字在古代汉语中,不是一个褒义词。搞革命,应该公平对待一切人,不能拉帮结派。这种想法,从理论上说,是高妙的、大公无私的,但在现实中就不免显得幼稚了。

    在建立政府问题上,他的表现说明他对孙中山的意见仍然很大。他比孙中山回国早。南京克复后,有人提议,等孙中山回国后正式成立民国政府。章太炎发表宣言反对,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孙的鄙视,他认为,革命过程中,孙中山躲得远远的,有什么资格回来当领袖?他自己当然也无意于此。

    他心目中的人选是:黎元洪为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宋教仁为内阁总理。黎是清军一个协统(旅长),革命思想并不充分,武昌起义,当革命党冲进他的宅邸时,他正浑身发抖地藏在床底下,被人们拉出来,不得已就任都督之职。章太炎却认为他是起义的首义者,资格最老。

    但在广大民众心目中,孙中山才是真正的革命领袖。所以这年年底,孙中山回国,立即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次年元旦宣誓就职。章太炎心里不服气,所以对新政府态度相当冷淡。孙中山委任他为总统府枢密顾问,派人到上海接他。他根本没有合作之意,只到南京转了一圈,就写信说:“上海江宁,咫尺地耳,若有献替,邮书半日即至,无必常宿直庐也。”仍回上海居住。对新政府的号令,他也经常挑毛病,孙中山决定采用世界通行的公历纪年,他发了两通宣言表示反对,倒不是为了公历纪年不好,而是说这种改变应该先交国民讨论,经公选后实行,方合乎法律程序。

    在建都问题上,章太炎也没有同孙中山站在一起。孙中山只当了三个月总统,因为军事实力弱于北洋军,被迫让位于答应逼清帝退位、同意建立民国的袁世凯。孙中山提出的条件之一是,民国必须建都南京,因为南方是革命党的根据地,可以形成对袁的监督。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当然不会就范,使出种种手段坚持建都北京。在南方代表赴北京进行紧张谈判的同时,章太炎却多次发表意见,主张以北京为首都。他的见解自有合理之处,如建都北京,可以防止清廷复辟,也可有效抵抗北方侵略,因为日俄一直是中国的两大隐患。他认为孙中山等坚持建都南京是出于自私心理,是在图谋禄位。

    章太炎论事,自有偏激之处,但在对新政府的批评中,也有正确的意见。

    临时政府初立,经费非常困难,孙中山和黄兴为了解燃眉之急,与日本私下订约,向其借贷巨款,以中日合资经营中国最大的煤铁公司汉冶萍公司为代价。在这个合同中,中国显然是吃亏的一方。章太炎知道此事后,立即将之公诸报端,指责孙中山不经议会讨论,就决定如此重大事件,是违反法律的行为。他为此多次致信孙中山,要求废除合约。这事一公开,遭到越来越多人的反对,终于使孙中山“毁合办之约”。

    章太炎与同盟会和新政府最大的仇怨是为了陶成章之死。因为陶成章与孙中山素有隔阂,陶的光复会在江浙一带的革命斗争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革命成功后,两派的矛盾没有缓和,反而更加严重。在光复上海的战斗中,两派各取城市的一半,出现两个都督共治的局面。结果民国成立刚半个月,陈其美派蒋介石到广慈医院刺杀了陶成章。虽然孙中山、黄兴事后都发了命令,要求缉拿凶犯,严厉惩处,但明眼人不难发现其中的奥妙。对章太炎来说,事件的根源更是昭然若揭。至此,他与同盟会完全决裂,每次开会,必大骂同盟会。说他们是一群道德败坏的人,自己羞于与他们为伍。有一次,南京召开四川革命烈士追悼大会,孙中山出席,章太炎不赴会,却叫人送来一副对联,道是:

    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

    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

    革命胜利后,社会上各色人等“咸与革命”,使革命队伍鱼龙混杂,一些唯利是图的人乘机捞取好处。章太炎对革命者的道德要求很高,对这些现象自然看不顺眼。而对北方的袁世凯,因为离得远,以前又没有交往,所以倒多致赞辞,称之为一时“雄骏”,还上书数封,出谋献策。

    袁世凯看到这位大文豪主动送上门来,欣喜万分,赶紧将章太炎任命为国府高等顾问,请入北京。

    袁世凯老奸巨猾,章太炎心直口快。如果袁世凯隐藏得深一些,倒能骗骗这个书生。怎奈共事一久,人总不免露出本性。

    有一件小事,让章太炎认识了袁世凯的真面目。1912年7月,章太炎去了一趟湖北,拜访了黎元洪。在与当地人的闲谈中,他听到人们对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评价较高,说他派遣留学生,编练自强军,培养了大批人才,对湖北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全国也是很先进的。章太炎在张之洞幕府中待过一段,结果闹得很不愉快,对张的一些主张和做法本不以为然。他听了这些议论,回京与袁大总统谈话时偶尔提起,不承想却引出袁世凯一番激愤的议论,举出张之洞的多种过错,将其大大贬低一番,并且叫道:“南皮竖儒,今犹为人引重耶?”袁世凯为何这么激动呢?因为他认为自己是维新的大功臣,练新军、派学生出洋、编印教科书是他在北京直隶的功劳,正得天下风气之先。张南皮做过的几件小事,根本不值得一提。袁世凯一口气讲了三刻钟,唾星四溅,把章太炎对这位“中国的华盛顿”的幻想打破不少。

    后来,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给章太炎一封信,讲佛法,说什么:“夫人人皆有佛性,则人人可作如来,然人人可作如来,而人人未有佛性,则法施不如财施明矣。”章太炎因此明白了,袁家的治国方略毫无信义可言,只是一个利字。遂决心辞去顾问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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