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光复后广发传单，其中一幅黑白木刻漫画家喻户晓：上面交叉着“中华”“民国”四字，下面中为“大总统孙文”、左为“副总统黎元洪”、右为“大元帅黄兴”。这三位民国巨人第一次以宣传传单的形式出现，广布天下。他们是发起或直接参与辛亥革命的“三套车”，相对于二千多年的皇权威仪，这是三位惊世骇俗的平民英雄。
“中华共和国万岁”的呼喊声响彻云霄。在南京开会成立的政府，推选的大总统前面还有“临时”二字。当时，北京的宣统皇帝还没有退位，整个皇室在袁世凯的掣肘下苟延残喘，从政府的角度说，至少有南北两个；从权力角度说，袁世凯不容小视，“非袁不可”，由他定天下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讲到民国初创的历史，这四个人都是回避不了的。
武昌首义枪炮响过之后，各种力量出现了，它们形成的合力，就是要推倒清廷这座腐朽的宫殿；各种人物出现，在群策群力中大显英雄用武之地。出现了“意想以外之时局”——《申报》1911年11月4日一篇评论的标题。该评论说：
自武汉时局出现以后，各种事机迭凑，往往为以前预料所不及。兹特略述其关系之巨者如左：
一袁世凯
袁世凯者，以前政府视为野心家者也，与现今之政府积不相能，因而罢职蛰居。人均逆料有现政府决不有袁世凯，有袁世凯决不有现政府。不意今乃现政府以全权奉托袁世凯，而袁世凯亦以全力保卫现政府。
一新旧军人
新军者，现政府所训练以防卫革命党者也，而不谓所设革命军者，即出于新军之中；旧军者，现政府所存留以防新军者也，而不谓投合新军以帮助新军者即为旧军。
一资政院
资政院议员者，政府所痛心疾首，以为反对政府、推翻旧政。去年政府深自懊悔者也，不谓现今政府反借之以为抵抗革命军之用，而资政院议员亦愿出死力，为之宣布德意，解散人心，以拥护现政府。
一张之洞
张之洞者，平日以顽固见称，所以举动皆以忠君守旧，为新学派所吐弃者也。不谓其所培养之人才、经营之事业，如湖北军队、如汉阳兵工厂等，均为革命军之预备，使革命力量顿增数百倍于畴昔。
尚有一事之可异者：平时谨慎之人，莫不鼓勇前进，赞助革命；而平时放言高论之徒，则皆观望中立。
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如此群雄竞起的天下，持续了相当长的时期，一直到新的国家英雄出现，似乎才界线分明，尘埃落定。
胡适说过，民国初年的政府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最好模式，那时的参议两院议员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中国失去这一机会，至为可惜。傅国涌认为，中国在上世纪有两次和平转型的最好机会，“第一次是出现在晚清新政到宋教仁被刺杀这个历史阶段，被1913年的3月20日上海火车站的一声枪响终结了。第二次是出现在抗日战争结束到1946年政协会议，然后政协决议没得到实施，国共谈判破裂，以内战告终。这是中国可以和平转型的两次比较大的机会。中国人失去了那两次机会之后，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对于历史人物评价，章开沅指出：治史贵在知人论世，亦难在知人论世……所以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布洛赫，劝告自己的同行不要扮演任意褒贬死人的“阎王殿里的判官”。“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我国史学界却有很长一段时间，习惯于将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作简单的划分，如“三七开”、“四六开”等等，其结论往往离历史实际甚远。皮明庥说：在相当长的时段中，由于我们的史学研究流行一种简单的二元对应模式，品骘人物时“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是革命，便是反动”。此种非此即彼之“一刀劈”史论，是难以真实界定大千世界形形色色之人物的。我们要为历史存真，必须走出概念化、绝对化，如实叙介人物，不必拘泥于誉之或诋之的两极中。
至于对辛亥革命主要人物的评价，如黄兴、黎元洪，包括袁世凯、孙中山，近些年来也颇有点颠覆旧说之势，令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开放。时间过去了一个世纪，一潭浑水早已沉淀。这些历史人物生前任由驰骋，死后任由评说，有的如神明，有的如妖魔，有的如英雄，有的如凡夫，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都是清廷的掘墓人、民国的缔造者，呈一时之英豪，开百年之先导。
南北议和告成，袁世凯曾邀请孙黄黎入京举行巨头会议，倘若达成，那将是民国之幸事和佳话。南京方面的革命党担心袁世凯心狠手辣，主张孙黄两位领袖留下一人，以防不测，先由孙中山前往北京。黎元洪因张振武被杀为党人所反对，未敢前往。这四位“民国柱石”惜乎最终没有同时聚首。据说袁世凯到前门车站迎接孙文，两人谈得投机直到午夜，前后13次会晤，议题广泛，孙中山因而在北京逗留25天。黄兴到京，欢迎亦极其热烈。孙文曾对黄兴讲道，我看项城为人，是可与为善的，以后不要疑他吧。黄兴亦表示认可。不久，孙黄与袁道不同不相为谋，终至成为被通缉的对象，民国之乱也就遥遥无期了。
这四位民国巨人，纵是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已作古多年，与现实没有利害冲突，完全应该得到更客观公正的评价。
辛亥革命这年，袁世凯52岁、黎元洪47岁、孙文45岁、黄兴37岁，都算年富力强。这四位先贤差不多同一时间聚集武汉，以辛亥革命为舞台，展示了他们各不相同的人生风采，并留下永久的遗迹和故事。让我们不以姓氏笔划或官职大小为序，而按年龄长幼顺次分述一二。
67.袁世凯：民国政局“非袁不可”
尊重历史是对历史人物的最大尊重。首先要说的是“窃国大盗”袁世凯。
清末民初，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呈现“非袁不可”的局势。武昌起义后章太炎与孙文唱过对台戏，一度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作为国学大师，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审时度势。
生在清末民初，谁都难以支撑，袁世凯一不小心成了这个时期最大的独夫民贼，其声誉在清朝十三个皇帝和四五任总统中是最坏的，口诛笔伐，死有余辜。唐德刚似乎有点同情弱者——尽管袁世凯曾经是中国最强势的人。他说，直至今天，国共两党的革命史家，对袁世凯这个“皇帝”就说得一无是处。天下事哪有什么全是全非的事体呢？任何法学家、历史学家，都不能否认袁世凯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合法的正式大总统。他是中华民国全国大一统，包括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和西藏在内（台湾那时在国际法上和香港一样，是被割让成外国的殖民地了），皆有合法代表的各党各派一致公选的、合法的、正式的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清末民初的政治转型运动中，转来转去没个出路，到头来大家都要搞寡头政治，搞个人独裁。非袁蒋诸公如此，中山亦不能免也。寡头政治的最高形式是做皇帝。袁世凯还算低调，口口声声只想做个“君主立宪”制下的洪宪皇帝。……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真小人比伪君子更有道德勇气。然在中国，伪君子不足稀罕，而真小人则不然。第一是率直，第二是笨。这两重德性，在政治圈内不易生存，也要遗臭后世的。那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曹操便是个真小人。他说：“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是有安定汉末乱局之功勋的。但是他遭人辱骂，二千年不能平反。袁世凯原也是一个伪君子。他的儿子袁克定认为只有做皇帝、做真命天子，才能突破他们袁氏家族传统里的生死大关——便伪造了一份天天刊载拥护复辟帝制的报纸伪宫廷版报《顺元时报》，每天一份给袁世凯看，让他不知道真版的《顺元时报》其实在声讨袁世凯称帝。这位袁项城显然是堕入“欺父误国”的太子术中，才决心称帝的。等他醒悟并痛骂“孽子！欺父误国！”并宣布取消帝制，大错铸成，已是覆水难收。这也是民国史上“迷信影响政治”的实例之一吧。群小包围，以一念之差，偶一失足，变成了真小人，至今不能翻身。顾维钧也说过，袁氏初非大恶，只是知识不够，为迷信及家人误导而背叛民国。
李鸿章代表清政府跟帝国主义周旋，被迫也是被授意（懿旨享有对十一国列强议和之全权）签定了一些丧权辱国的协议，老百姓不怪朝廷腐败无能，把账都算在李鸿章身上，骂他是卖国贼。这位卖国贼于八国联军晋京后积劳成疾，死前力荐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按照“血统论”推理，卖国贼看中的这位“不世奇才”，自然还是卖国贼。
绝大多数骂袁者并不了解袁的历史，而了解袁的历史却要“不疑处有疑”。
袁世凯生于河南项城。道光年间袁府大发，父子进士、兄弟举人，一时俱来。不数年间，袁氏一下便从畎亩小民变成官宦之家了。袁世凯是家中第四子，俗呼“袁老四”，7岁时过继到叔叔家中，随养父道员在南京生活。14岁时奉母回籍。15岁又由堂叔袁保恒翰林接去北京。以监生身份在开封乡试而落第，终于投笔从戎。
袁世凯在朝鲜12年是爱国志士之行。敉平朝鲜“壬午（1882年）兵变”，袁世凯在吴长庆陆军军营务处崭露头角，一手戡平此乱，朝野交口称誉。在朝练军4000以自卫，并整理财政以自给，再平“甲申（1884年）之乱”。后在朝做“监国”9年，大权独揽。甲午平壤兵败最后关头，奉命回国。中朝宗藩关系转型末期，五帝窥朝，日本势力最盛，袁世凯支撑危局，死命打拼，形成“非袁不可”的局面。可以说他曾经是一位民族英雄。他掌握的朝鲜亲军，是用德式操法、欧美配备的现代武装。韩王李熙对其大为赞赏，要封其为全国陆军大统领。赠“宫姬”美女四品，以示姻娅之情。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即三姨太金氏所生，袁克文第三子即物理学家袁家骝。
清军入关时，只有“八旗”6万人，后来加上“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也不过15万人。那时中国本部18行省人口上亿，至乾隆已逾4亿，何以能统治？所以清初“外来政权”治用明朝“卫所制”，以地方警卫武装维护各省治安，“以汉治汉”。这种旧卫所所辖的汉兵，在明时为国防军，在清时就变成粮饷自筹的保安队了，兵制中叫作“绿营”。“三藩之乱”后，绿营之中将不专兵，提督、总兵等受制于文职官员出身的总督和巡抚。重文轻武，致使那些原有高度尚武精神的满蒙武夫，亦渐染汉习，以不文为耻。天津、塘沽间的小站，原为平捻之后部分淮军北调担任防军的屯田区。袁世凯于1895年12月8日以“温处道（辖温、处二州的道台）”的官阶，奉命去小站督练。他的任命是恭亲王奕言、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后来有名的“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一致掬诚推荐的。自接掌小站，袁世凯乃易原“定武军”为“新建陆军”，培养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现代化的陆军。其著名者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皆一时俊杰，成为后来“北洋系”之重心。
袁老四以武驭文——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个新的“转型”的开始。袁世凯经常教导部下，第一要忠君，恪守三纲五常，学问倒在其次。在这种标准的甄别下，很多留日学生被排除在小站之外。而这些人在投“袁”无门之后，便纷纷南下，云集到比较开明的张之洞身边。辛亥革命起于南方军人，可以说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他不用留日学生，则革命党就不禁自禁了。在小站防止革命党渗透新军，也是一种反对颠覆政府的措施。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所有的革命党都有其不断革命论主张，故“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容忍造反。袁世凯的军队就是保卫朝廷、镇压造反的。但是这支军队一旦造反更为可怕。不招人忌是庸才。荣禄有专杀之权，想找个借口杀袁而并其军。谁知亲至小站检阅，却被袁军的整齐军容和鲜明的器械所感动，认为袁是练兵的奇才，不但不欲加害，且欲引为心腹肱股。将袁军纳入武卫右军，一下跻入大清帝国的政治心脏。此后，清末民初的所有大事件，都少不了袁世凯了。
首先要弄清的是：戊戌变法的失败怪不得袁世凯。
唐德刚认为，康有为是“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吾读康圣人之书，宏观上他必然失败，固无论矣；在微观上他也非管（仲）、萧（何）、诸葛之流。……如得志，中国近代史上至多就多出个“康主席”而已。误尽苍生则有余，其它就不足多论矣。康有为的变法运动已至最紧张阶段，眼看西太后就要回宫，废立就在目前、光绪自觉“朕位不保”时，他们确是拟有计划，要搞宫廷政变，囚杀西后，拥光绪独裁，变法改制。由和平政改变为军事政变。不知怎么看上了袁世凯。化变法为革命，康有为成为孙文了。殊知，辛亥之后，纵是原保皇党如康、梁亦不再言君宪（梁戊戌变法之后，亦倡共和），共和迨为国人公认之定制，洪宪六君子只是不识时务之书生。
这等于说，谭嗣同一伙搞不下去了，就铆上了袁世凯，叫他做辛亥革命时的黎元洪。于是谭嗣同于9月16日夜访袁世凯，把这项政变密谋向袁泄露。搞得袁世凯倾听之下，吓得“魂飞天外”。（一说1898年9月18日夜，即皇上两次召见之间，谭嗣同曾来袁世凯下榻的法华寺与他谈话，要求他率兵救驾，杀荣禄，包围颐和园。袁世凯当面对谭说，杀荣禄如一死狗耳。）袁世凯知道，光绪皇帝和他的几位近臣：四个年轻的“四品章京”和那志大言夸、没有一天行政经验的教条主义者康圣人（五品），想勾通一个师长（直隶按察使从二品）从天津赶到北京颐和园去搞个“西安事变”，绝无此可能。
首先，袁世凯的兵马在小站，离京城二百多里。要带7000人马起兵勤王，就要在天津把顶头上司荣禄杀掉，这个袁世凯难以做到；其次，北京也不是好打的，那时武卫前军的聂古成、武卫后军的董福祥都是悍将，打洋人不足，打内战有余。就算袁世凯能消灭他们，也保不了光绪。光绪爷如人头落地，还有啥“王”可勤？再看后党这边，西后的中心领导地位一直笃笃定定，没有丝毫动摇。对她自身安全与权力之掌握可以说是纤介不遗，对她两个儿皇帝（同治、光绪）之管制，也是彻底的高压。光绪宫廷生活30年，身边无一个贴身太监，若说他要弑母，实是笑话。
袁世凯怎么可能糊涂到与素昧平生的谭嗣同作一夕之谈，就参加他们的幻想政变呢？连故国学大师曾国藩不都是有名的“曾剃头”吗，何况职业军人袁老四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员杨天石曾谈到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袁世凯与荣禄会见时，座上还有旁人，故他没有来得及透露维新派“围园杀后”的计划。第二天讲出此事时，慈禧已经开始囚禁光绪，因此，西太后政变在前，袁世凯告密在后。所以，把戊戌变法的失败归罪于袁世凯，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唐德刚爱打抱不平，或者以史为据颠覆旧说。他认为，袁世凯在山东把义和团赶得十分彻底，山东老乡对袁巡抚还颇为感戴哩。义和团的兴起被证明是邪门宗教的泛滥，有人把袁世凯驱逐义和团视为取媚于帝国主义，这种观点越来越经不起推敲。
如果说袁世凯是天津的张之洞，天津人是很赞同的，并会说张之洞是武汉的袁世凯。天津和武汉，一北一南，是当时中国最具活力的开放城市。
袁世凯主政的天津，成了当时全国的改革中心。1902年，天津办起了第一家发电厂。外电报道：“在北洋总督衙门附近，运河的沿岸，竖立着一些外国灯，这些灯的形状是进步的标志。”1901年建立了自来水公司，推广使用自来水。“近代文明的清流涌入天津，却迟迟难进古老的京都紫禁城。”1903年，在天津市内打电话已不成问题。1905年天津、北京通过电话交换局能直接对话。1905年，天津开办无线电报学堂，并在南苑、天津、保定设机通报，用电波传递信息。修建绕城马路，用电车把天津城区与租界联成一片。袁世凯文墨不深，但他知道教育工作者的重要性。1905年他和张之洞等会衔是奏，废除科举，推广学堂。随后他在天津办起了北洋西学堂（天津大学）、天津法律仕学速成馆、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等。袁世凯还尤其重视实用教育，开办了很多军事学堂、技术学堂、军官学校，培养了很多能文能武的实用型人才。他还大力兴办科技、路矿和各种现代企业，从英商中收回开滦煤矿。不同于张之洞的是，袁世凯主政的天津，还有邮政、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新式币制等等实绩。“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中，李鸿章、张謇、盛宣怀乃经济史中之萧、曹也。然袁则颇异于他们，既不是资本家，又不炒股票，也不做股东什么的，不像李鸿章、盛宣怀，富可敌国。”（唐德刚语）
从1901年冬至1907年秋，袁世凯干了整整6年实际的“宰相”，推动各种建树，可说是袁氏变法改制。一、精锐的现代化的国防陆军“北洋六镇”及相关的学校建立了。可叹的是，一个国家政治不上轨道，哪一个大军官不是军阀呢？政治上轨道，他们不都是国防精兵吗？二、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批现代化的警察机构建立了。民初京津的警政是享誉世界的；三、对落后无效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做了翻天覆地的改革。废除科举，先稳定了各级地方官的培训工作，同时兴办新式学校，为莘莘学子另觅职业出路，一切行之有效，科举不废自废。这些与康氏的“变法”相比，高下自见。但因为康氏变法与皇帝有关，故格外受老百姓注意？袁世凯的政绩鲜为国人所知。
在政治上，袁世凯还要在中央搞“君主立宪”，在省区搞“地方自治”，可惜这深远的计划搁浅了。西后一死，袁世凯被“开缺回籍”，一切都悬而未决。……以杀“权相”肃顺起家的慈禧在行将就木之前，调升他为军机大臣。清帝退位前夕，黎元洪、黄兴写信给袁世凯，期待他能成为中国的华盛顿。民国政局“非袁不可”，不过武昌首义以尽快的速度推动了这一进程，给了人们这种错觉，袁世凯成了最大的得益者，以为他是“摘桃子”的人。
袁世凯更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开山鼻祖。1905年在他检阅北洋秋操的时候，他的军事地位在大清国已无与争锋。外电报道，此时的袁世凯，是“这支部队的缔造者，中国惟一伟大的军事家”。美国驻华公使芮思施评论：“他身材矮胖，但脸部表情丰富，举止敏捷。粗脖子，圆脑袋，看来精力非常充沛。他的两只眼睛长得优雅而明亮，敏捷而灵活，经常带有机警的神情。他锐利盯着来访的客人，但不显露敌意，而老是那样充满强烈的兴趣。他的两只眼睛显示他多么敏捷地领悟谈话的趋向。”
袁世凯成为压倒大清驴子的最后一捆稻草。1912年1月26日，是袁世凯上内阁密奏的时间。爱新觉罗·溥仪后来回忆：
有一天在养心殿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这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的惟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从这次召见之后，袁世凯就借口东华门遇险的事故，再不进宫了。
稚儿不知亡国恨。这年2月12日，清帝在袁世凯的感召或震慑下退位。
早在武昌起义之前的1911年6月7日，张謇从汉口赴京途中在河南彰德下车拜会袁世凯。袁承诺“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袁世凯复出后的一系列行动表现出他的确兑现了对张謇的承诺：把汉口、汉阳攻下之后，若要夺取武昌，易于反掌，但他没有这样做。当张勋在南京被攻时，他若派军增援，张勋至少可以守住南京，但他也没有这样做。
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也有非袁出来不能收拾大局的传说。孙文为临时大总统时期的的“中华民国”，没有得到一个国家的承认。而一旦袁世凯就任总统，众多国家才宣布承认中华民国。这是大势所趋，不能说这些国家都没有眼光。
“纠纠辫，打红线（洪宪）；开茶馆，卖汤元（袁）；汤元蚀了本，回家打连滚。”武汉流传过由上辈传唱下来的这首童谣，据说是讽喻袁世凯的。即是当朝者，在享受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尊贵的同时，也要接受老百姓的指责甚至谩骂，这是从古至今的正常现象。特别是当政者，尤其为时人所苛求。
68.黎元洪：有饭大家吃
民国三陵，系指为袁世凯、孙文、黎元洪举行的国葬。并不包括黄兴，因为他始终没当过一把手。从历史角度评价，黎元洪的地位从不在黄兴之下。
黎元洪是四位民国巨子中惟一的湖北人。可能正因为他是黄陂人，湖北人对他没有神秘感或敬畏感。加上“床下都督”之类传闻，更将这位“黎菩萨”市俗化不少。外地人很少知道黄陂人的地位和黄陂话的妙趣。“无陂不成镇”，黄陂人广布天下，其方言为人熟知并易效仿，但多为讲笑话或糟鄙人时所用。《长江日报》2009年1月31日消息：在刚刚结束的第二批武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审中，黄陂方言未能通过专家论证。黄陂方言属楚语系，从语言学的角度看，黄陂话与《楚辞》中出现极多的字词句有某种相通之处，是古老楚语的余绪。有专家认为，语言本来就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事物，只要黄陂方言仍在被广泛使用，“申遗”还为时过早。文中举出一个民间笑话，说是民国初年开会确定“国语”时，因黎元洪去解溲不在场致使黄陂话差一票落选。解溲是很容易出问题的，1957年反右，每个单位定有非完成不可的指标，结果有的人就是因为内急去了厕所而被其他人荣幸地提名入了右派另册。
其实，黄陂充其量只是黎元洪的祖籍——且这个地方早已划给了大悟县，有人说他出生于汉阳城内，很早就随父亲到了天津，从来就不是“农村户口”，但籍贯给他打上了烙印，公认为“黎黄陂”。1946年，国民政府把汉口俄租界阿列色耶夫街改为“黎黄陂路”，更是板上钉钉了。但是，我们绝不能以汉口人看黄陂人的眼光来看待黎黄陂，他可是很早走出国门看世界的中国人，且是政坛上的铁腕人物。
“纣有臣亿万，情亿万心，余有臣三千，维一心。今则一心之人，何止三万？”黎元洪站在武昌阅马场祭坛上当众宣示那一刻起，即处在振臂一呼四方响应的位置上，后来又被各省代表公推为中央大都督。他和美国的克利夫兰一样，一共干了不连续的两任总统（1916-1917年和1922-1923年），还连续干了三任副总统，尽管有点像上层建筑中的“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所达到的地位之显赫在国人中可是空前的。有人说，这位划时代的黄陂人不一定能称中国的华盛顿，但也足以名垂千古。
如果说孙文、黄兴是英雄造时势的话，那么黎元洪则是时势造英雄。当清朝这个大厦腐朽的时候，任何摧毁它的力量都是值得欢迎的，不管他是主动还是被迫，也不管他是出于什么动机。武昌起义初战告捷后，要彻底推翻清朝，革命党、立宪派甚至清朝营垒中的旧军人的力量都是可资利用的，所谓墙倒众人推。他们至少在“反清排满，恢复汉室”这一点上有共同基础。就黎元洪来说，身为协统在首义枪响后作壁上观，不与革命军为敌，客观上帮助了起义，为起义成功减少了障碍；出任军政府都督以后，革命派之间为都督一职可能出现的争执得以避免，也使政权的建立不致因都督的难产而延搁，并有利于争取汉族官绅背离清廷，减少抗拒革命发展的阻力。事实证明，有了黎协统这登高一呼，外逃的一些军队陆续投诚。混成协马队第十一营管带张正基、第八镇马队第八标标统喻化龙就先后率领残部经中和门进城归顺。
黎元洪在咨议局召开军事会议第一次以都督身份所作的讲话，很大程度上鼓舞了大家的信心。这一席话振聋发聩，颇有见地，令人诚服。连他的幕僚都说，黎都督不出山则已，一出山就一鸣惊人，像一个革命家站在革命者的立场在讲话。湖北军政府以黎元洪名义签署发布的一系列文告，采取政策措施，在地方上起到了安定人心的作用。甚至外国人都惊讶地承认：“武昌到处人满，商店都开门，生意很好，人民安居乐业。”“没有想到，革命军在这里统治着，秩序竟然很好。”同时向各地传檄号召，宣传反清革命，“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上”，广泛地推动了各地的独立运动，实际上行使着民国政府的职能。黎元洪还运用个人的力量，以一纸书信劝退萨镇冰的水师，使他们违抗清令离开武汉战场；以流利的英语与前来拜会的英法俄德等国领事侃侃而谈，使他们严守中立，不与民军交恶。
关于黎元洪出任都督的问题，曾有许多不符实际的记载。原军队同盟会会员万耀煌曾写道：大家都说，“我们信仰的是黎元洪。”刘公如此，汤化龙也如此，于是公认黎元洪最适当。……黎元洪是满清政府带兵的大员，湖北的军队是当时全国最强的军队。现在一镇一协的精兵，由黎元洪领导起来革命，这种声势是异常浩大的。所以各省纷纷响应，清廷的文武大员也吓破了胆，黎元洪三个字是有着极大影响力量的。黎元洪本人革命与否，不必争论。但黎元洪三个字，确是促成各省响应纷纷起义，达到革命成功的很大因素。
人称“蔡大炮”的蔡汉卿，是起义当晚南湖炮八标开炮第一人，炮队由南湖进城后即于楚望台、蛇山等处布置炮兵阵地，击中督署第一炮亦为其发射。据说他后来事黎元洪维谨，在其公馆任挑水买菜诸杂役，被提为上级军官，升任鄂军第四镇统制。蔡汉卿向黎元洪自告奋勇，愿负责保护都督，肃清反侧，并保卫地方治安，成为黎元洪的基本部队，提高了黎元洪的权威。这说明黎元洪在军队中享有相当的威望，人品有人信服。民军第一次渡江汉口功败垂成，革命军计死伤军官57人、士兵792人，武器损失甚巨。黄兴回到司令部，几欲自杀，经左右劝解乃止。黎元洪得知消息，立即派张振武到汉阳慰勉黄兴，说不要因一时之败而懊恼，还说一旦各省援军抵鄂，再图恢复，此役虽败，不足为虑。即使黎元洪在天津时，宿敌张彪找来他也能不计前嫌，以故旧相待。“有饭大家吃”是黎氏的名言，连周恩来就对其子黎绍基提起过。
黎元洪还有个外号叫“黎屠户”，说他任副总统期间在湖北杀了很多革命党人。蔡东藩在1923年所著的《民国演义》中写道，“夫浊世亦曷尝无是非哉？弊在以非为是，以是为非，群言庞杂，无所适从，而是遂颠倒而不复明。”仅就张振武一案为例该书写道，张振武死后，黎元洪罗列其十四条罪状，通告全国。“罪状确凿，就是他的同党，也不能替他强辩，渐渐的群喙屏息了。”“周公杀管、蔡，且无损元圣之名，于袁、黎乎何尤焉？故本回全录黎电，以见张、方之当诛，不得以此强诬袁、黎，论人必公，吾于此书见之。”事情绝不是后来人认为的那样，至少有一点不容否认，黎元洪给张振武遗孤二千元作晋京路费。各界在抱冰堂举行追悼时，黎元洪撰联“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论；幸天地鉴临上下私情公义此心不负故人。”尽管有人说此联并不是元洪的手笔，也不是秘书长饶汉祥手笔，是一位老名士周从煊代作的，但是军政府以黎名义发布的那些布告，又有多少是出自黎的手笔呢？
据说章太炎素薄时杰，竟连孙文也称只有“百里才”，却独尊黎元洪，称其与朱洪武、洪秀全为华族三洪，所撰大总统黎公碑，称其“祚承殷周”。与元洪同为开国元勋之军人，首推黄兴，故章太炎称其“功比孙黎”。认为元洪与黄兴、蔡锷、张自忠等，皆民国少有之模范军人。
章开沅指出，长期以来，黎元洪就没有享受过历史的公正。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国民党的正统史观的影响，而且有共产党的革命史观的影响，此外还有湖北地区若干首义志士的党同伐异乃至挥之不去的潜在“反清情结”（认为他是清廷的官员）。这样，就使我们难以对这位重要历史人物作出客观公正的评述。……黎元洪在中国人走向共和的道路上，尽管步履蹒跚，坎坷曲折，但毕竟也是迈开第一步的先行者之一，我们理应给以必要的尊敬。同时，也要像张謇所说的那样，“以公平之心理，远大之眼光”看待这个历史人物，“勿爱其长而因护其短，勿恨其过而并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公正。”
“由山而城，由城而陂，由陂而河，由河而海，每况愈下。”此无人以对之绝联历数了孙中山、袁项城、黎黄陂、冯河间、徐东海诸位民国总统，其中黎元洪被民初著名作家蔡东藩评价最高，他在《民国演义》中说：“黄陂起义武昌，首创民国，论革命之功，自属千秋不朽，即以人格而论，民国十余年来，自总统以迄军阀，亦未有洁身自好如黄陂者。故以功业言，以道德论，均不得不为民国完人。惜其才识稍短，不免受人利用……不能不哀黄陂之长厚，而痛恨军阀政客之无赖也。”
民国三陵，孙文的陵在北京、南京均保存很好，袁世凯在安阳洹上村的百亩袁林也保存完好，惟有黎元洪的墓最为不幸。
黎元洪是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举行国葬盛典的第一人，其葬礼过程包括天津殡殓、北京追悼和武昌安葬“三部曲”，历时8年之久。1933年，黎氏夫妇灵柩自天津运回武昌，暂厝于洪山宝通寺法界宫的藏经石库。1935年11月24日，全国下半旗致哀，停止一切娱乐活动。湖北省主席张群主持国葬典礼，送葬队伍5万多人，武昌全城万人空巷，沿街多设路祭。黎元洪墓在桂子山东北卓刀泉村的土宫山，占地约百亩，耗资3万余元，直到1938年武汉沦陷时还没完全竣工，可见规模宏大。
谁也没有料到，30年后文革爆发，北京大专院校南下造反大队来了一拨人，找到连武汉人都不太知道的土宫山，将黎元洪墓捣毁，黎氏夫妇的遗体被挂在树上，据说连狗都不吃。至80年代，某勘测设计院在原址上盖办公大楼，在原墓后十来米修新墓。1998年，黎元洪墓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开始大规模翻新复建，但章太炎撰、李根源书的《大总统黎公碑》等原物不知去向。现在，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有关方面呼声很高，要恢复黎总统整个墓园旧观。这牵涉到拆除山上大量民居，某勘测设计院正好可以由政府拨款划地重建大楼，以摆脱笼罩多年的“阴气”了。
武昌土宫山（亦名土公山），还能找到不少被弃置的陵墓原物，新墓的建造者全然不考虑利用。显然，废掉一个旧的兴建一个新的，20多年后再来一次，生生死死，牵涉到很多劳力和费用，有山大家占，也就可以更好地落实黎总统的“有饭大家吃”。黎元洪曾为湘西凤凰题写的摩崖石刻“兴废周知”，这四字摆在这里来倒是非常合适的。
附录
黎黄陂实为“黎大悟”
界于阅马场与龙神庙之间的武昌路，曾叫过元洪路。汉口有条黎黄陂路，本已说明黎元洪籍贯黄陂无疑。黄陂人裴高才撰写《首义都督黎元洪》一书，“比较诸说，广事求证，为揭开谜底，进行深入考察，认定黎氏祖籍江西，世居黄陂，生于黄陂木兰乡东厂畈。”薛民见的《黎元洪年谱》也持此说。但萧致治等论证黎元洪祖籍黄陂北乡夏店黎家河，今属大悟县，也就是说他应该称作“黎大悟”。黎元洪曾回黄陂老家田家河姑父家放牛过了一年。因“故总统宋卿先生微时曾牧牛于此”，1933年建立礼山县时，还有人建议把新县城建在田家河。
其实，黎元洪曾自称“籍隶汉阳”，更应该叫他“黎汉阳”。据萧致治考证，黎元洪祖父黎国尧是汉阳城里的一名小商，父亲黎朝相厕身行伍多年在外，家中妻儿住在汉阳洲头嘴报国庵。黎元洪五六岁时曾与姐姐黎元平在街头流浪乞讨，饥饿时在地里拔萝卜充饥。因生活窘迫，姐姐后来送汉阳河泊所一户姓苏的渔户家作童养媳。1982年黎绍业曾对人介绍：“先君跟我说过，他生于汉阳。我的姑妈比先君大六岁，嫁给姓苏的，家里开苏元泰煤店，一直住在汉阳，现汉阳还有她的后人。”黎元洪的祖母萧氏葬于汉阳龟山；黎元洪的妻子吴敬君出身汉阳商家，8岁便在黎家做童养媳。黎元洪与汉阳的渊源更深，他从9岁起在汉阳读私塾，14岁时随任清廷陆军游击的父亲历时40天移居到张之洞的老家直隶北塘。
2009年清明前的一天，我们到东厂畈和黎家河去考察。东厂畈在木兰山下，原村舍在1958年搞“人民公社”时穷折腾被全部拆除，逼使农民住进集体宿舍，后来部分迁回。现在大都是新房，可能证明黎氏祖屋的遗存完全没有。且这里的人多姓雷，惟有一个据说是黎家“嫂子”的人是个哑巴，生亦不能言，何况已去世多年。
我们于夕阳西下时赶到大悟县黎家河，那里山高水长，地势非凡。烧田埂草的青烟蔓延，令人想到武昌起义的硝烟弥漫。黎元洪家的祖坟还在，一座是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曾孙绍基、绍业”为曾祖黎国尧和萧老太敬立；另一座在“村村修公路”时挖掉，墓碑被村上酒坊收藏，是同年“玄孙绍基、绍业”为高祖黎世义和郑老太敬立。
黎元洪是衣锦还乡过的，时间在1912年夏天，到过县衙，据说到过东厂畈，是否到过黎家河不得而知。在其身后，两个儿子来过黎家河，有老碑为证，他们恐怕不会把原籍搞错。这时大悟县刚成立两年，黎家河和徐海东的老家徐家窑这黄陂北乡一片归属大悟管辖。其实黎黄陂已被历史确认，即使黎家河划归大悟也不会影响黄陂人打造首义文化。殊不知参加辛亥革命的黄陂人很多，1905年在黄陂募兵，入伍的“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据出身在黄陂小官僚家庭的万迪庥回忆：1908年抱着“要革命到营里去”的信念，他跑到省城武昌，投入新军第八镇第三十一标一营当兵。恰好老同学蔡济民在附近的二十九标当兵，把他引荐给同营的刘九穗和黄元吉，不久就介绍他加入了群治学社，并告诉他如何做宣传和发展新社员的工作。黄陂大蓝湾的蓝天蔚、蔡家榨的蔡济民和吴醒汉等都是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还有个黄陂人张蓬生在上海通过同乡田鑫山介绍认识刘福标、孙绍武、王老九等，发展会党3000余人，并孤胆说访淞沪巡防营统领梁敦绰，为光复上海立下汗马功劳。
时势造英雄。武昌首义为这一代人提供了政治舞台，也造就了一批黄陂籍英雄。就是这样的山，就是这样的水，居然像枣阳、钟祥一样出过“皇帝”级的人物。今天的黎元洪，已成为黄陂人乃至湖北人的骄傲，已成为帝王将相类的传说。历史或许不会再次垂青这块地方，机遇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并不是所有人能脱颖而出，绝大多数人都将默默无闻，终老故土。
今天的黎家河人会作如此思考、感叹吗？
这天的寻访，在大蓝湾和黎家河，我们都觉得大有所获，算是对百年前英雄的故里敬朝拜之礼了。
69.孙文：有个外号叫“理想家”
武昌首义是孙文颇感意外的事。爆发时，他正由南洋到达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从当地报纸上看到了“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这是一般认可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似对他有所不敬。武昌起义爆发前，他正在科罗拉多州典华城（Denver）一家卢姓唐餐馆当企台（粤语茶房）。一天他正手捧茶盘自厨房出来为客人上茶时，忽然一同事大叫，老孙，你有份电报。说着那同事把那份来电丢到他面前的茶盘。那份电报显然是黄兴打来的，要他立刻束装回国。这种说法是稗官还是野史？文见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科州这家餐馆的主人卢瑞连，其长子卢琪新曾任国民党中央社驻美京特派员，孙氏在他们餐馆做企台原不是什么秘密。在那清末民初劳工并不神圣的中国社会，若传说孙总统曾在美国当茶房，恐怕会引起国内守旧分子不必要的误会，故孙公讳言之。卢家父子亦未多向外人道。其实——在美打工，何损国父日月之明？相反，正说明先贤缔造民国的艰难，足为后世子孙追念耳。
孙先生一辈子未尝自称孙中山。他的名字大致有十来个，但是在历史上活动的名字则叫孙文。他生前所习用的以及一切公私文件均用孙文。中山一名，有人说他一度用过化名之一“中山樵”，也有人说那是日本人取的，含有贬抑中国的意味。梁启超向康有为作报告时亦偶用中山一辞，似有不敬之意。二次革命之后，中山或中山先生之名始渐普遍。首用中山先生这一称呼并含有敬意的据说是章士钊。满清及袁世凯对孙公之通缉令，亦用孙文。为叙述方便，并尊重孙先生意愿，我们在本书中尽量采用了孙文这一称谓。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听过他多次演讲，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辛亥革命爆发时，毛泽东18岁刚好成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辛亥革命就像我们经历的“文化革命”一样，影响着全国的青年，包括毛泽东。据说他曾投笔从戎参加新军，要到武汉与清兵作战。所用的“汉阳造”步枪编号为“8341”。现在能够确知的一封信说明他跟辛亥革命伟人的一次联系。那是1917年4月，黄兴遗体归葬长沙，他的挚友宫崎寅藏前往参加安葬仪式，并应邀在湖南一师讲演。毛泽东和同学萧植蕃前往拜访，留下一张纸条：“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很多文章由此而把辛亥革命与毛泽东后来的革命联系起来，这当然是可以的。40年后，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1日所作的上述评价，可以作为我们认识孙文的一个入口。
从13岁到45岁之间，孙文只有4年时间呆在中国大陆。1894年元月，28岁的孙文在澳门撰写“上李鸿章书”，同年6月，郑观应写信推荐孙文赴天津上书李鸿章。这是孙文第一次表达他的政治抱负，时在甲午之年国难当头。他写道：“窃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细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与地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留心于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这总共8000多言的上书中免不了自谦、恭维和表决心，如“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逖听欢呼，闻风鼓舞而已，夫复何所指陈。”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不知北洋大臣是否读到此书，但没有回复这位“生逢盛世”的“草野小民”是肯定的，这多少伤害了孙文的自尊心，那就你不仁我不义，不再跟官方合作。
对于此次上书，张难先道：“总理革命之初，国人中于康、梁之言，诬总理目不识丁，故录此文以刺其狂吠。据冯自由先生《革命遗史》谓，总理国学，乃师区凤、陈仲尧两先生而大进者也。此书草成后，过上海，就正于太平天国状元王韬，仅易数语而已；嗣由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委员徐秋畦介上。李不能纳，仅予以农学会筹款护照，总理始绝望于清廷，而致力国民革命。”唐德刚说，如果李鸿章看中了孙文，他不就成了清政府的能臣了吗，还搞什么革命？那么，孙文之矢志反清，乃“勿谓言之不预也”。
孙文革了一辈子命，所忙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宣传，二是筹款，这都是很累的。1904年初，孙文加入洪帮致公堂，当了洪棍。3月底抵美。一文钱未筹到，正式加盟愿意和他一道革命的只找到邝华泰一人。因此，是年风雪交加的严冬，他形单影只地住在纽约贫民窟一间单人房，真是四壁萧然。可就是命运最低潮的时候，他忽然收到中国旅欧学生汇来的巨款，据说有8000法郎之多。并汇法郎把孙文请到欧洲去的正是一群湖北籍的留学生朱和中、贺之才、胡秉柯、魏宸组等，通过与孙文有旧的鄂籍留美学生刘成禺邀请。这些官费生手头比较充裕，每月学杂费为400法郎。由于他们争相捐助，孙文在巴黎、伦敦活动一阵，尚余“万余法郎”，乘高级邮轮，直奔远东。
有人称孙文为“洪秀全第二”，他自言在驱除鞑虏、恢复汉土上是相同的，但不是建立天国而是要建立民国。唐德刚认为，孙文之幸运和伟大之处，便是他居然能两度掌握主题，并从而领导了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两个极重要阶段——那个面向英美的辛亥革命和面向苏联的“联俄容共”。民族主义成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天王洪秀全的错误，便是没有抓住这个主题，而乱搞其不急之务的“天父天兄”，终至身死国灭，为史家说笑。他如只搞单纯的民族革命，恐怕曾左李胡早已望风披靡了。从实力上说，孙文比起洪秀全来相差不知几千几万里了，而偌大的清帝国不亡于洪杨却被孙文的几个口号叫垮了，何哉？主题使然也。孙文把主题摸对了，几颗炸弹一丢，满清帝国就土崩瓦解了。“驱除鞑虏”，在这个主题之下，把大清帝国之内的一切罪恶，都派给鞑虏去承担，打击面缩小，抵抗力也减少。这一响当当的口号，在那时既可服人之口，也可服人之心。
梁启超流亡海外，与孙文多有接触和了解。他曾说：孙君是一位历史上大人物，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不公认的事实。我对于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坚强，经历多少风波，始终未尝挫折；第二、是临事机警，长于应变。尤其对于群众心理，最善观察，最善利用。第三、他操守廉洁，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乱弄钱，便弄钱也绝不为个人目的。孙君人物的价值，就在这三件。我对孙君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在现代这种社会里头，不会用手段的人便悖于“适者生存”的原则；孙君不得已而出此，我们也相当的原谅。
早在1996年，苏全有、郭剑林就不为尊者讳发表文章，揭示孙中山的一贯亲日，不惜辱国。如1910年，孙中山为惠州起义事求助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要求供应武器，儿玉表示：“若孙以己之势力搅乱厦门，为日本制造割让的借口，使日本得以占领厦门，以后当可援助武器。”孙中山曲己顺人，极尽能事。1912年1月26日，孙中山促成民国政府、汉冶萍公司、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于南京签订合同：“由公司借政府500万元应付现金若干，其余作为政府向三井购买武器与军火之需。”2月3日，孙中山向日本财界表示：“余等希望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而日本给革命以援助。”日本答应另借一千万元，以中止与袁世凯和议。但最后日款未到，只有与袁世凯言和。1913年他访问日本时多次讲演，认为“只有日本拥有维持东亚和平之力量。”二次革命时，他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向外国借款57项，日本占绝大多数。1918年11月28日，孙中山会见吉明，言明因南北妥协造成的中国统一对中日不利，要求日本“以断然干涉之决心”阻止中国南北和平。“五四”运动中，孙中山联合投靠日本出卖山东主权的安福系、交通系和皖系，向“有条件和暂时的同盟者借助力量——即使这种同盟者本质上也是自己的敌人”，跟段祺瑞“化敌为友”，以“开创国民革命的新局面”，此种政治举动不免有亲日同伙之嫌，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议。章太炎为此写一挽联：“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萌芽，江表岂曾忘袭许；南国本我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
日本学者松元英纪《二十一条问题与孙中山》中即指孙文当时不惜牺牲足以与二十一条相匹敌之中国权益，想联日、讨袁，并与袁速战。斯时日本侵华当道，曾不惜巨资通过各种渠道，四处支援在中国境内之反袁实力派，孙公是其中之一。1914年欧战爆发，日本人利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当时是国家的最高主政者，他一面拖延谈判时间，一面由大总统府和国务院双重秘书顾维钧暗中泄密，以期引起国际间的注意和声援甚至干涉。这时，因反袁而流亡的黄兴等大都为顾全大局，主张暂停反袁活动，并为袁世凯撑腰，以便全民族一致对外，表现出爱国政治领袖们伟大襟怀和器度。孙文却与日本暗中往还，甘心以袁世凯亦不愿接受的二十一条要求主动出让予日本，以换取日本对其个人及其政党之援助。孙文于是年5月11日函致大隈，劝其助己倒袁，一旦倒袁成功，孙氏返华当政，当让予日人前所未有之上述政治、军事与经济上之特权。虽系空头支票，实为大隈内阁对袁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张本。1915年3月14日，孙文再度密函大隈内阁之小池张造，重申前函之建议，并加重出让中国权益之具体内容，较之二十一条，实有过而无不及。孙文多次与田中义一为骨干的日本军部秘密往还，透过居间的日商九原房之助先后收受接济达140余万元，折合美金约70万元。反对袁氏窃国称帝是义正词严的盛举，然接受日本军部别有用心的暗中接济，那就难免是不择手段了。
时人认为孙文是“理想家”，是不断革命论者。他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中国仍有不是皇帝的皇帝，不过名字改成总统、总理或主席。当时卷在政治漩涡里的袁世凯和孙文等人都深有体会，解决中国问题，舍弃枪杆子出政权、武力解决，打出个“寡头政治”的中央集权的政体来，别无他途。所谓议会政治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能实行的。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文再度逃亡日本。9月27日乃用强制办法把那个三权相制的国民党，改组成一个由他个人来独裁专制的中华革命党。这是一个革命政党在性质上的转变，也可说是国民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清党。被清除出党（或不愿加入）的都是誉满中国的同盟会、国民党前期的革命元勋，如黄兴、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李烈钧、柏文蔚等人。自此以后的国民党就变成了一个由领袖个人独裁专制的政党了。正如卢梭所说，一个人如使用没有节制的权力，这权力是没有不被滥用的。
护法运动中，南北军阀再开纷争。这一下给久居沪上著书而静极思动的孙文有了可乘之机。恰在此时，德国政府运用曹亚伯私下给了孙文两百万银元（因其反参战）。孙文遂南下广州，割据自立，组织个非常国会和中华民国军政府——对列强自称中国惟一合法政府。此一南一北实力派政府之对立，孙文是始作俑者。1917年9月1日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孙文被选为大元帅之后，中国即再未统一，始终维持两个法统，所迄于今。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之初期之数年，虽较协调，然亦只是貌合而已。
武昌起义时孙文在海外，连遥控也谈不上。他真正说得上直接领导武汉革命还是在反袁反黎斗争中。据蔡寄鸥《鄂州血史》载：“其时湖北党人詹大悲、季雨霖、蔡济民、吴醒汉、丁人杰、王华国、潘康时、钟仲衡、查光佛及湖南蒋翊武、杨王鹏、唐牺支、钟畸及山西温楚珩、河南刘化欧等，分居于英租界国民党交通部、法租界伊达医院及日租界松西家等处，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在鄂图谋大举。后领来运动费六十余万，联络汉阳兵工厂工人及各军队的关系，约定发难。均被一一破获，惨遭屠戮。詹大悲叹道，满盘都失败了；宁调元怒道，用去这多钱，一点收获也没有，其何以对答孙先生！”（一说熊秉坤与季雨霖奉黄兴命回汉，分居在汉口日本人的九原旅馆与松西家。九原欺革命党人不便出面提款，竟鲸吞黄兴寄来的十万革命经费的大半。）
同样的地点同样的人，为什么失败？时过境迁，此时的武汉，已不再是彼时的武汉，远较上海封闭，执政者黎元洪及段祺瑞比瑞澂更独裁、更强有力；而革命者的目标变成了一党之利益，不为大众所接受，且行恐怖主义之道，与人心思治、人心思安相悖反。
李剑农的《政治史》一书中说：同盟会时代这一阶段政治运动的主题是“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袁世凯既已逼清帝退位，又表示拥护民国，因此主题完成，革命再无必要，遂劲头顿失，乃造成非袁不可的局面。这是当年国民党内外一致公认的形势，包括孙文自己，非张謇、严复等少数人之意也。孙文连其党内之纷乱也无法统驭，财政更临绝境，遑论全国。甚至胡汉民都劝他让位于袁。孙文和陈炯明之间的矛盾，系孙主张参加北洋军阀的混战而率师北伐；陈则主张暂在两广“保境息民”之后再图大举。胡适由于同情陈氏模范省之主张，在北方撰文呼应，称陈之叛孙为革命，而引起拥孙派之大不满。终中山之世，广东甚或广州尚为孙氏招来之客军所盘据。客军将领横征暴敛，从不受孙之约束，孙亦无可奈何。反桂炮声一响，敦知粤军及民团竟无应者。
1917年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一举推翻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孙文面壁九年始大彻大悟，乃尽弃所学而学焉——以俄为师，提出了“联俄容共”，然而未竟全功便死。以俄为师之孙公名言，首见于1924年10月9日致蒋中正函。孙文民初尚明言：“余乃极端之社会党，甚欲采亨利·乔治氏之主义施行于中国……”现竟弃乔治之服膺列宁。1922年春，孙文统一两广后率部进驻桂林，大总统行辕和北伐军大本营就设在古老的王城，他在这里多次接见了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共产党人张太雷。马林是荷兰人，出席了中共一大，建议组织一个能联合各界尤其是工农大众的政党，创办一所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武装的骨干力量，留苏的周恩来就此平步青云。马林说，“他们中大多数参加过辛亥革命，其中的一部分在日本或法国接触了社会主义，他们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孙中山就是其中之一，他亲口对我说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孙文彻底抛弃了利用南北军阀的矛盾来实现政治主张的幻想。据说孙文来桂林时，欢迎的人群由城内一直排到城郊将军桥，长达十里，街上张灯结彩，路面铺垫松叶，隆重至极。他去世后，王城独秀峰树立一块石碑，上刻“中山不死”。
其实，在北洋政府时期的功劳簿上，先烈、首义诸君以及革命党是作为一个群体的形象载入民众心中，其记忆是模糊和抽象的。孙文以及同盟会人物是辛亥之役中不可忽视的群体，民初舆论对其评价如何呢？开国之初《大公报》等媒体对孙黄同盟会诸人缔造共和、建立民国的作为视而不见，并且大加丑化。有文章说，袁世凯执政之初，“黄兴获全国矿务权，闻陈其美获全国邮电权”，同盟会诸公可谓“身入宝山，不空手而返”，并不无讥诮地称之为“英雄造权利，权利造英雄”。对孙文的指责更有甚焉，有文章调侃曰：“我第一聪明伶俐之大总统，夫固有遇化存神之妙焉，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无为而登总统之位者，其第一开大口，说大话，成大功之孙逸仙欤？仙乎仙乎，孙逸仙之为第一大总统也。”不但抹杀功劳，还讥刺得位不正，语气尖酸刻薄，超乎想象。
跟孔子一样，孙文生前东奔西走，可谓很不得志，死后多年才被抬高到顶峰。国民政府于1940年4月1日明令尊称其为国父，这是与蒋介石的努力分不开的。当时，毛泽东写了几篇文章，把中共的事业和孙文的思想进行了对接，终于占据了解释孙文的制高点；蒋介石也要打孙文这面旗帜，说明自己是孙文事业的继承者和国民革命的“捍卫者”。由此两相抬举，孙文的地位更加崇高，奉为神祇。而且成为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政治领袖，只是信奉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
吴稚晖这样评价：“孙文从不记人过……能说海阔天空的大话；他有勤快、寡怨、服善三长。他惟此三长，就此三长，把他装扮成一个首领，比檀香木雕着的木头首领自胜……”
章士钊曾对人说：“我每次去看孙文，未进他的门以前，觉得他是不对的；可是见了面听他讲话时，又觉得他头头是道，确有道理；等到走出来之后，又觉得他还是错的。”
鲁迅说：“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俱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集外集拾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张难先在50年代初写道：“总理旷世岳立，其典型遗教之崇高伟大，充塞天地之间，举世罕有其俦。其思想永为我人所信仰；其精神永为我人所宗式；其革命事业更永留诸我人之脑海而不消失。”“此伟大崇高之导师，人类救星。”倘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把这种赞语用在毛泽东身上了。
1896年10月11日，大清驻英使馆秘密绑架了客居伦敦的孙文。在这12天里，孙文失去了人身自由。事后在给他的老师区凤墀的信中说道：“……弟在牢中自分必死，无再生之望，穷则呼天，痛痒则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时惟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
看来孙文一生确有神助，他一旦成为“孙中山”，基本上就是神坛上的人物了。
70.黄兴：屡败屡战是宿命
1933年，武汉分别在武昌阅马厂和汉口三民路树起了孙文铜像，同时也在蛇山头树起了黄兴铜像。孙文的两座铜像倒是一直没动，黄兴的铜像则先迁黄鹤楼剧场东侧的山坡，之后又迁到汉阳龟山，备受折腾。
“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章太炎撰联）1991年出版的由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编（顾问薛君度）的《黄兴画册》前言这样评价：黄兴是辛亥革命仅次于孙文的重要革命伟人，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黄兴人格伟大，襟怀磊落，一生以革命事业、国家兴亡为己任，出生入死宣传革命、实行革命，顾全革命大局，深明大义，维护革命政党的团结，维护孙文的领导和威信，殊勋而不居功，是为“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立，其次亦成功不居”。时时处处“为党与大局”以“笃实”、“无我”立身处世，从事革命，把自己一生无私地奉献国家、民族和人民，此足称我们中华民族的精华、人伦的风范。
湖南长沙经铿（今金坑桥，属长沙县双起乡）为黄氏宗祠所在。谱载“善化经铿黄氏为文节公（宋代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后裔前明自江右（江西泰和）迁湖南分籍各色而居经铿者蔚为湘中望族”。1874年10月25日（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六）黄兴生于湖南善化县龙喜乡凉塘，祖屋跟韶山冲的房子差不多。父亲黄筱村清末廪生，设馆授徒于桑梓，曾任地方都督，有产业，通达时务，55岁去世。生母罗氏，1882年秋病逝，时黄兴8岁。继母易自易，粗识文字，颇有见识，曾任湖南民主第一女学副监督兼舍监。黄兴17岁结婚，夫人廖淡如，知书明理，目光远大，为族中所器重。
据李书城说，黄兴远祖在清初时写过遗书，要黄氏子孙永不出仕清朝。黄兴5岁从父读《论语》、唐宋文词，并教书法。8岁入私塾，从浏阳李永球习乌家拳术。1893年就读长沙城南书院，1898年黄兴被选送武昌两湖书院。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那时湖南人视去武汉若进京城？时为第二个本命年，黄兴隶书五言律诗《咏鹰》：“独立雄无敌，长空万里风，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一去渡沧海。高扬摩碧穹。秋深霜气肃。木落万山空。”从此投身革命。
黄兴和孙文是20世纪中国天生的一对。1905年7月19日孙文抵日本横滨时，黄兴即由日人宫崎寅藏引荐认识了孙文，他们的见面标志着兴中会与华兴会的联合。一说孙黄第一次见面是杨度介绍的，地点在东京富士见町杨度寓所（另说是中国餐馆凤乐园），时间是7月下旬。章士钊有此段回忆：“楼下席广窗明，主客失次，三人或蹲或者说卧，按地图，议天下大势，殊未易一二数；俄而集留学生、为大会盟之议起。先生辩才无碍，指挥若定，吾徒倾心折服，难以形容。克强情异虬髯，帜鄙自树，太原真气，户牅蒙蒙。”章士钊还说过：我敢断言，天下最易交之友，莫如黄克强。而且黄克强的盛德大量，不只对他一人，而是对所有人。即便有人指责他、误会他，甚至丑化他，“克强有灵，必且惶恐退避，而不作一语，使言者在克强之前，化为渺小人物，不知所哉。”
孙黄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亲密战友”类，而是分分合合，各有个性的。在很多情况下，黄兴都以维护孙文的威信为准则，只是到最后才分道扬镳，但仍保持“战友”情分。7月30日，日本中国留学界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一番内田良平住所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孙文一番讲演语惊四座，一炮走红。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这年冬天，同盟会内部就为国旗问题发生过冲突，孙文坚持用他兴中会的青天白日会旗，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的形式和日本太阳旗相近，“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主张用井字旗，“示平均地权意”，两人几乎为此决裂。据说章太炎到死只愿以五色旗覆盖，不承认青天白日旗。
1907年发生的那场驱孙怒潮——同盟会面临分裂。孙文与汪精卫、胡汉民等在南洋另组“总部”。那时保持同盟会不致分裂的最大功臣是黄兴，他是会中的实力派，识大体，有气度，苦口婆心、任劳任怨地维护了同盟会的团结。原同盟会留日者不愿隶属于老同盟会，另组团体，成立了共进会。动议人为同盟会末任庶务刘揆一等，改用锥角交错的十八星旗。东京既立，移师武汉，以长江中上游为革命重心。黄兴曾反复劝说过共进会人，得知他们仍拥戴孙文为领袖才放心。每次同盟会出现分歧，有人攻击孙文，黄兴就会从中斡旋。如1909年12月9日曾致函美洲各埠华侨报社同志务要深明大义，力排嫌隙以求大业成功，“对于孙君为种种排挤之辞用心险毒殊为可愤……”
孙文是个学贯中西的洋翰林，黄兴则是“文似东坡，字工北魏”的名秀才。两人基本上不知兵，至少没有临阵经验。那些会党分子不一定听他们指挥，“驱市人为战”。最先弃掉笔杆、拿起手枪炸弹去和满族王公拼命的是汪精卫。汪原在南洋一带随孙黄二公办杂务，自觉同盟会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非舍身做烈士别无他策。肃亲王善耆是个惜才之士，他首先被汪氏的文名仪表供词和风采所慑服。汪黄（复生）二个坚称是个人谋反，恳请庭上把本犯千刀万剐而将无辜者释放。善耆闻供大为感动，竟放下朱笔，口称“义士！义士！”不绝。这样他才说服摄政王载沣，轻判汪精卫为“永远监禁”。黄兴更是一个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革命骁将，他不同于孙总理的是事必亲躬，甚至亲自冲锋陷阵，视死如归。
孙文民国十二年在广州欢迎各军将领时说：“诸君都晓得黄克强的威名是从钦廉革命起的。他在钦廉革命是用什么武器呢？那个时候，我们在安南，到处和他买枪，今天买三五枝沙维枝，明日买几枝曼里霞，东凑西凑，然后才得了杂枪二百多枝，每枝所配的子弹，最多不过二百发，他带了这点武器到钦廉，便和龙济光、陆荣廷打了几个月的仗。后来虽然失败，但是他奋斗的精神很大，实在令人佩服，所以他的威名大震。”
广州黄花岗起义是黄兴勇敢无畏的范例。1911年1月18日，黄兴抵香港设跑马地35号为起义总机关，行动部在摆花街。赴广州前他写绝笔书“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4月23日设指挥部于越华街小东营5号。4月27日下午5时许，黄兴现场演说并发布进攻令，革命军每人携大饼一个、毛巾一方，由小东营向两广总督衙门进发。结果陷入张鸣岐设置的重围。党人被捕者不下40人，由张鸣岐审讯。林觉民满口福建话，问官不懂，改说英文，操着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书供时走笔急挥数千言。张私语：这样好的人才留给革命党，为虎添翼，那还了得，处以死刑。黄花岗之役，殓尸72具，南海番禺两知事拟葬东门外臭岗，广仁善堂建议葬沙河马路之红花岗，后报上记载为黄花岗。
广州黄花岗是保存最好最大的辛亥革命烈士墓，还有大元帅府，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辛亥革命的中心在广州，这不能不让首义之区的武汉痛感优势旁落。
黄兴又一次成为幸存者，他逃出大南门，至溪峡机关部，指血喷流不止。女同志徐宗汉代为包裹，并以止血药敷之。黄晕绝数次，徐饮以葡萄酒才觉平安。4月29日，由徐宗汉亲送赴港，乘哈德安轮船。船上已无舱，黄兴坐厅中沙发上，装作打瞌睡。徐宗汉坐其侧，以身为之障蔽。黄兴入雅丽氏医院，两指已断，非割不可，须亲属签字才能手术。徐宗汉即以黄妻名义签字，此后黄徐二人结为夫妇，可算得铁血姻缘。黄花冈烈士实数是86人，原是同盟会的骨干，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将相之才，却被当作冲锋陷阵的小卒牺牲了，一旦集体牺牲，则同盟会之菁英斫丧殆尽。连黄兴也不得不说，不是我气馁，现在太败很了。钱用了几十万，倒不可惜。最可惜的是，牺牲了许多优秀的同志，是不可挽救的损失。我还是要杀李准，杀张鸣岐，为同志报仇雪恨。身负重伤、断了两个手指的黄兴，愤不欲生，想孤注一掷冒险暗杀清朝官员以报仇雪恨。后徐宗汉等炸死满洲驻粤将军凤山，完成了他的使命。
作为性情中人，黄兴在每次失败后都会沮丧一阵。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同盟会许多人意气颓丧，孙文痛感“吾党菁华，付之一炬”，认为至少需要五年的时间才能再组织新一轮的有效反抗。黄兴对人说，“同盟会无事可为矣，以后再不问党事，惟尽个人天职，他死者于地下耳。”其乡党谭人凤也表示“决志归家，不愿再问党事也”，并填词表达悲怆凄凉：“一片红血如冰冷，鸟飞天外任往还。团体四散，心胆两寒，三分两地散，势孤单。”
有人批评黄兴等革命党人对武昌起义的重要意义缺乏认识，以武昌为革命起义的突破口的战略转变太仓促，亲临前线的动作太迟缓，从而形成了起义爆发时的领袖真空，黎元洪因此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的都督，并影响到辛亥革命后来的形势的发展。
事成意外的武昌首义，黄兴与黎元洪成为盟友共同抗衡袁世凯，终因落败而“西辞黄鹤楼”。在汉阳花园湾时，一叛徒曾欲射杀黄兴，幸被发现而未遂。汉阳是他的伤心之地，常败将军之名由此锁定。但有人为他解脱，如居正曾说，“克强之功，不在守汉阳之孤城，而在其大无畏之精神，以未经教练之乌合残卒，含辛茹苦，抵抗冯国璋北洋熟练之雄师，因此稳定起义之武昌，促各省革命党之崛起。”民国告成，1912年1月1日夜10时，孙文在南京大公堂行接任礼，时为辛亥年冬月十三日。被任为陆军总长的黄兴，感念黎黄陂的坚持之功，以武昌首义的人无一人参加政府、恐其啧有烦言，乃示意代表会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可以说是人情留一线，日后好见面吧。1912年10月25日，38岁的黄兴由沪返湘时途经一年前离开的武汉，受到湖北军警政界的欢迎，这时的都督府已迁到南楼洞对门的司门口旧藩署，离斗级营很近。黄兴与各社团成员在奥略楼有过合影。12月16日，黄兴又赴汉口，出任粤汉铁路督办，“拟办二三月即行告退，出洋游历。”袁世凯悬巨赏缉捕反袁领袖：“黄兴十万元、陈其美五万元、黄郛二万元、李书城二万元。不论生死一体给赏（民国）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时黄兴和家人在日本、美国避难。
1914年6月22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召开第一次大会，黄兴因与孙文在组党问题上有分岐故未参加。27日，黄兴决定赴美国，在寓所宴请孙文叙别。孙文集古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赏”书联相赠。
1916年和整整一个甲子后的1976年一样，也是天殒巨星，举国同悲。6月6日袁世凯在当了83天皇帝后宣布取消帝制，忧惧而死。盛宣怀、蔡锷都是那一年死的。黄兴7月4日由日本门司启程回国，8日抵沪，10月10日国庆日，可能宴庆时胃出血复发，卧床休息。此前黄兴任陆军总长时，为军饷的事“寝食俱废，至于吐血”，早遗顽症。是月31日凌晨4时30分竟不治去世，年仅42岁。
当时《讣闻》为：“经于十一月二日午前五时入殓谨定十二月十一、二日在福开森路本宅（393号）吊二十三日举殓长沙哀此讣主丧友人孙文唐绍仪李烈钧蔡元培柏文蔚谭人凤”
1917年4月15日，黄兴归葬长沙岳麓山，宫崎寅藏专程前往，于是就有了湖南第一师范学生萧植蕃、毛泽东致信邀请宫崎到校讲演一事。
“先生雄健不可一世而处事接物则虚衷缜密转为流辈所弗逮先生使人事无大小辄曰慢慢细细余耳熟是语以为即先生生平治己之格言而癸丑宋案事起及甲寅改组中华革命党先生意见微不同于总理者亦以此故然广州三月廿九乃毅然不顾一切以牺牲之精神为开国之先导此先生之不可及也。”这是同盟会元老胡汉民对黄兴的赞语。
辛亥革命很大程度上是黄兴直接参与亲自指挥的。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中说，不幸后来一些史家，按传统的治史方法，把缔造民国的功勋全部派给了国父孙中山先生，而对黄克强的贡献显然只是给了些低调的认可。他的女婿薛君度教授，为这位民国的cofounder老泰山明冤白谤，忙了大半辈子。
1981年10月9日，黄兴之女黄德华和女婿薛君度回大陆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与胡耀邦、邓小平会见。来武汉时，薛君度在红楼题词：“辛亥革命，世以孙黄并称，我们研究辛亥革命应该尊重历史事实。”不平之气溢出纸面。薛君度提出了把黄兴铜像移至阳夏保卫战的汉阳龟山的建议，被有关方面采纳。确实，与其让黄兴在武昌当陪衬不如独领风骚于汉阳，但文物是能够就这样轻易移动的吗？再说，首义之区的武昌，现在只有一个“中心”就是孙中山，而黄兴已然被人遗忘，有谁会到这个角落来看望他呢？
岳麓山黄兴墓与蔡锷墓相距不远。现在的龟山，只有黄兴铜像孤独地立在东方，他背负汉阳瞩望武昌，周围林木森森。生前叱咤风云，身后倒是落得清静。或许正合他在民元39岁生日时所表达的退隐之意：“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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