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念先贤讴歌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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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出生之地武汉生活一个甲子了，除去其间十年在外地度过，也算有半个世纪。对于这座城市所发生的事，多少是经历了一些的。至于在我出生前40年发生的武昌起义，我有很长时间是不甚了了的。1911年，我的父亲才是个幼童，我的母亲还没有降生。他们的父辈及祖辈无疑经历了这场骤变，不过都在沔阳乡下，不大可能参与这场城市暴动。等我降生以后，中华民国似乎和大清一样已成为一个消亡的朝代，我并不知晓这个“朝代”的诞生跟我们武汉有多大的联系。

    稍懂事后，我每天走过中山大道去居仁门上学，到铁路外中山公园去游玩，或者到最热闹的三民路去看铜人像，浑而不觉它们的意义，只知道与一个叫孙中山的人有关。或许以为其他城市都有，并不了解它们跟武汉的渊源。文革动乱中，无事可干到处游逛，自然是到过武昌，看过阅马场的红楼、拜将台——这些东西幸而没有被红色风暴完全摧毁。在一个普通市民的眼光看来，它们只是一般雕塑或历史建筑而已，除了有那么一点神秘甚或疑惑，没有崇敬的感觉。无产阶级革命传统教育之下的我们，心目中不可能把那段“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视作伟大，更没有把那些参与者当作英雄。从坊间听到的辛亥革命故事，无非是这样一个有关“排满”的传说：“六百六十六”。说的是清朝覆亡时，革命军在武汉三镇拦住可疑行人就要他说“六百六十六”，若说成“溜百溜十溜”，北方卷舌口音就暴露其满人身份，一刀下去那脑壳就开“溜”。听到大人讲到这里，儿时的我开心地笑了。

    直到进入21世纪，我在工作和业余兴趣中才大量接触辛亥革命的历史，了解到武昌首义是武汉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亮点，也是这座城市叫人热血沸腾的地方。对于武昌首义的认识，我起步较晚，所获有限。但在长篇小说《白沙洲芦家》里，我有意识地做过一些记叙，把芦家的命运与武昌首义联系在一起，其中芦从楚（楚货）即为武胜门外恺字营的普通一兵。

    我虚构这样的情节是想说明，武昌首义对于这座城市来说，是势所必然的揭竿而起，有很多无名之辈甚至乌合之众参与其中，成为推翻腐朽王朝的合力。中国历朝历代起义造反皆起于草莽，都是“草根”所为，何至于推翻清朝的这次起义系由一位远在海外的外国籍人士领导哉？这从逻辑上似乎是说不通的，也是与客观事实相违背的。我的理解是，辛亥革命虽被认为是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进行的，但很大程度上他只是一个精神领袖。正如马列主义对中国的指导，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本土的共产党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取得的胜利。

    武昌首义是在两湖人脚踏实地的多年筹备下顺理成章的结果，特别在危难关头，起义指挥部不健全、起义领导人不在现场、起义日期又多次变更的不利情况下，革命党人相率应命，主动响应，高度地发挥了革命首创精神。他们中大多数为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勇敢地挑起了历史的重担，在烧毁旧王朝的火光中闪现出高大的身姿。因此可以这么认为，武昌首义就是以一大批湖北人和湖南人即楚地人为主体实施的一场城市暴动，以最后一击敲响了帝制的丧钟。认识到这一点，并非“惟楚有材”的自我标榜，而是正本清源，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少康一旅，终能兴夏；楚虽三户，必可亡秦。”楚地人即湖广人在这场革命中所张扬的“不服周”和敢为人先的精神，是国人应该尊敬并继承的，也是我们要特别宣扬的。进而思之，中国第一次最大的农民起义是楚人陈胜吴广掀起的，中国第二次最大的农民起义是楚人王匡王凤发动的，及至此前的一个政权在湖湘之地的秋收暴动中摇撼并终至瓦解，可谓历史选择了楚人，楚人好像是天生的革命者。

    2

    己丑伊始，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要原创一部辛亥革命的书，而且是不同于其他同题材作品的书。我是这样考虑的，对于辛亥革命的全过程，写的书已经不少了。在它百年后出现的作品，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写出新意。这个新意在哪里？首先要对这场革命认识上提高，不能因循旧说，更不能囿于框框，要更多地尊重历史而不是盲从概念。正如王元化先生曾说：“我们头脑中有很多既定观念，日积月累，成为习惯力量，再估价就是重新认识这些既定观念。”更关键的是，我们要站在所深爱的城市的角度，对它独立自主引发的辛亥革命全过程加以解读并彰显。特别是这场起义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体现出的城市精神，应有实事求是的认定和提升。

    一旦确定目标，我于是兴奋起来，开始急功近利地阅读。我发现，在一些较权威的辛亥革命史书中，武昌首义只占其中一个小小的单元，并且对它评价不高。关于那段并不遥远的史实，已有点众所纷纭，甚至有些疑点悬而未决。更可悲的是，英雄的史诗已被这座城市淡忘了许多，不仅那些密切相关的几十处旧址不再，市民的记忆里也所剩无几。且由于中国固有的政治原因，有些史实被倾向性、模式化地处理过，甚至被选择性地歪曲过。如专门写武昌首义的影视剧本我看过两部。一部是《辛亥首义》，集体创作，据说还经过《洪湖赤卫队》的演员指导，写得太像后来发生的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另一部是《武昌起义》，比前部晚10年写的，眼界自然要高些。作者在后记里提到的一件事让我笑出声来。一次打的经过阅马场，看到彭刘杨塑像，她一声惊叹：这就是彭刘杨啊。嘴快的的士司机接茬道，彭刘杨，彭是彭湃吧。

    鲁迅先生1925年在一篇杂文（《华盖集·忽然想到》）中说过：“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只十四年。”他老先生绝不可能料到，他身后国家发生的一切。在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统领”之下，“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一度被批判、被贬损、被误读，历史的光辉被蒙上厚厚的灰尘。那段历史仿佛渐行渐远，国人已然陌生。因此我想，进行一番重新回顾和解读是必要的。如果能向当代人提供一部通俗普及性读本，也对这座城市的人文建设是一种努力。

    3

    也是秋天的一个黄昏，2006年我曾经在广州找到黄花岗，模糊地看到了陵墓上的那尊自由女神像（此前我只是在电视和图片里看到过美国的自由女神像），感到十分惊奇神秘。

    我的耳边仿佛响起那首广东民歌《七月初四上战地》：“七月初四上哎战地，义勇写明在呀军呀衣，歃血誓师抗呀到底，决心消灭那清呀夷。”

    一百年前，就是为了民主自由的共和国，七十二烈士慷慨赴死，成千上万的人牺牲在阳夏保卫战。民主共和，曾经是一种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啊。跟拥有黄花岗的广州一样，武汉三镇汉口球场街、汉阳扁担山、武昌伏虎山的累累义冢，是这座城市气冲牛斗的精神和荣光之见证。在南国的夜色下，我沉浸了很久。广州没有完成的使命，武汉拼着命完成了。正是凭着亡清必楚的铁血精神，两湖的先贤们创造了历史的奇迹，为这座城市增加了重量。

    四川安仁镇建川博物馆聚落樊建川馆长在《国人到此，低头致敬》一书中说：“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为民族解放而作出贡献的先辈，即使是按照某种评判标准，这个人抗战之前是‘坏人’，抗战之后又成为‘坏人’，但只要他在八年抗战中投身于抗日战争，我们就应该向他致敬！”2009年3月30日的新华社电文，标题是“每一个牺牲都永垂不朽”，呼应了这种理念，“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而牺牲，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他们都是烈士。”这是一个极大的认识进步。对于推翻皇权帝制为中国民主共和奠基的首义英雄们，我们同样要怀有这种国家认同，特别在面临国家统一和多民族和睦局面的当今，这种广泛的认同无疑是我们特别需要的。对国家英雄充满永远的敬意，是整个民族理性和智慧的成熟化表现。

    城市如人。一个人的一生可能很平凡，但总有一段岁月精彩难忘；一座城市，特别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她可以有物质和人文方面的种种缺憾，但惟独不能缺乏非凡的经历，这是城市之魂。那么，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无疑是武汉奉献近代中国的厚礼，使这座城市第一次在亚洲乃至世界以英雄气概而一举成名，这是我们城市永远值得自豪的宝贵记忆。

    有人说，20世纪改变世界的两座城市，一座是亚洲的武昌，一座是欧洲的彼得堡。它们在时隔7年举行的革命暴动，摧毁了两块大陆上最为顽固的君主统治，改变了两大国家的地位，促成了两大民族的崛起，从而以其城市英名震撼世界。辛亥革命95周年的时候，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在美国谈到中华民族近现代的三次崛起，第一次崛起就是辛亥革命。如果从城市角度来说，由于苏联的解体，彼得堡的影响有所淡化；而首义之城武昌作为中华民国的诞生地，是海峡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和精神遗产。中华民族的再一次复兴要实现两岸统一，故武汉的城市影响势必延续当代直至将来。

    透过历史的风云，我为我们的城市及那些英雄们感到自豪。

    4

    正如英国记者丁格尔所言，“可能永远也没有人能够完整而准确地讲述1911——1912年发生的这场伟大的中国革命……如果一个通晓汉语的人，只是通过中国报纸上随处可见的传闻就形成自己的观点，将是愚蠢的。只有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以后，他才能写出公正客观的东西。”我们无从参与武昌首义及阳夏保卫战，只能通过当事人的各种讲述及一些二手三手材料来解读历史，越想了解真实，却越感到棘手，如同面对一堆乱麻。然而，众说纷纭的史料主题是清晰的，那就是各色人等共同完成了一次英雄的壮举，目标也是明确的，即“排满复汉”，缔造共和，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这本书是从2009年初开始动笔的，当年6月份完成初稿，出几本样书征求过几个人的意见。在随后的史料搜集中增加了不少见识，便陆陆续续地修改，至2010年2月28日元宵节这天完成二稿；后于五六月间在江夏梁子湖边的武汉作家协会第八届长篇小说笔会上完成三稿，结构上作了较大的调整。此前此后的随机修改不计其数，先做加法，尽量占有资料，使之丰富全面；后做减法，剔除史料的累赘和个人化色彩，使之清新大气；最后还是加减法并用，仍不能自我满意，简直有点骑虎难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投入很多，也感到过力不从心。尤其在最后的排版阶段，读图部分的繁琐始料未及，弄得兴味索然。时当炎夏，又值世界杯热，我奔忙往返，为自己的精神感动。并相信如此工程，确乎他人难以胜任，我不再担心有人比我更能吃苦。临到进印刷厂之前总得修改，尽可能避免出现硬伤。当然，这本书终是遗憾的艺术，难以达到我所企望的高度，权且算“草根”之作吧。

    至于这本书写作的体裁形式或曰叙述方式，不擅虚构的我还是相信真实。刊登了“聂绀弩刑事档案”的《中国作家》（2009年2期）上说，“纪实文学取代虚构文学既是世界性的文学大潮，也是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列夫·托尔斯泰说过：“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般将不再虚构文学作品。作家们，如果将来还有作家的话，他们将不是编造，而是叙述他们在生活中碰巧遇上的那些有意义的、令人喜闻乐见的东西。”在写作的过程中，我首先想力求还原历史真实。但对有些问题只能诸说并存，既无法弄清也不必弄清。——这些当事人远逝，可能涉及到的个人荣辱已变得无关重要，就像树叶早已化为泥土，没有人会追究它原来的色彩。

    当然，在记述历史事件的真实的同时，我也乐意表达自己现实的情感，包括对往昔的感慨。这样才使我的写作变成一种愉悦。我希望《城市英雄——武昌首义世纪读本》调集我对生养我的这座城市的一世情怀，也表达我因它而生的亲情和豪气。

    关心历史，就是关心现实。哲学家柏格森说，现实是在与过去相区分、相联系中才显现出来的，我们感知的现实每时每刻都铭刻着记忆。读者关心记忆问题，这是他们关注现实的一种方式。写这本书的想法似乎很突然，好像是一时冲动，却成为我进入花甲之年以前最想做的一件事，并时时感觉首义文化血脉传承的使命。尽管信念大于能力，时觉力所不逮，但若能捧出这本书，以芹献“首义之区”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纪念伟大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这当是我毕生之荣幸。

    5

    卢梭说过，“做有意义的事情，其本身就是对生活的享受。”

    回顾我的业余文学生涯，21世纪武汉所发生的大事，如汉阳江滩花园爆破和武昌白沙洲卢家保卫战，我是及时写出了中篇和长篇小说的，那都是出于内心难以抑制的义愤和乡邦情怀。这一次写出20世纪武汉发生的最重大事件，虽为历史，义愤和乡邦情怀一以贯之，无法抑制。

    文章是个人的，事业是大家的。本书的最终问世，我仍要开列一个长长的鸣谢名单。确实，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市民积蕴着很深的辛亥革命情结。有缘与章开沅、冯天瑜、严昌洪、刘谦定等大家结识，这些文化的智者让我的视野变得开阔起来，一种使命感也无形中滋生。尤其是章开沅先生、冯天瑜先生在事务之忙、时间之窘的情况下为我的拙著作序，实在是善解人意，使我倍感荣幸；一批辛亥志士后裔出现在我的周围，如张铭玉、刘重喜、叶光明等，他们向我提供了不少资料和帮助；韦志成、昌庆旭、董宏量、何广、刘谦定、宋晓丹等先生先后通读了书稿，提出了很多意见，为本书的完善和提高起了关键作用；刘建林先生、武汉市博物馆、武汉市档案馆等慷慨地捐献了图片，使本书增色不少；长江文艺出版集团的王虹女士和吴双先生，他们以编辑人的眼光看中此书，并促成出版。另外，陈勇、葛亮、童汉芳、梁农、席星荃、杨德元、蒋太旭、爱步行、古三皇人等先生为我提供了图片资料等方面的帮助；黄德琳、张炳安先生曾热情为本书题写书名……其他朋友就恕不一一罗列了。

    谢谢大家！

    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袁善腊先生，他慧眼独具，从全市历史文化工程的角度关怀我的创作，为本书提供扶持，表达了来自政府的殷切期望。报社同仁潘堂林、何建新、夏武全等先生十分关心此事，提供宽松环境，让我感到莫大的安慰。大恩不言谢，我不能稍有懈怠，只有努力把这本书做得更好以回报大家。

    我完成了一次坚苦卓绝的“长征”，这条路上似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只有劳顿，没有怨艾。其间经历的坎坷和曲折，一言难尽。所幸有同行者、指路人，还有导师——那就是我感念不尽的先贤们，正是他们激励我一路走来，没有懈怠、没有偏离目标，一直坚持在既定的路线上，从冬到春，从春到夏，迎来收获的秋天。

    百年一遇的机会确实不容错过。武汉正投资200多亿元打造首义之城，以迎接辛亥革命百年庆典。在此之前，我以“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公开呼吁，武汉是海峡两岸共同举办辛亥革命百年庆典的最佳地点”为题发表消息，很快被新华网、新浪网等转发。可以说，我是第一个正式报道大陆权威学者发出这一声音的，这何尝不是我的心声？此外，我参与起草“关于汉阳建立阳夏保卫战纪念设施的建议”提案；还在“二七”纪念馆召开的研讨会上发出呼吁——在江岸原刘家庙车站建立阳夏保卫战纪念性标志物；同时也向有关方面提出过拍摄武昌首义纪录片的创意——尽管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也算尽到了绵薄之力。

    2011年将是我的花甲初度，对于生长之地的武汉，我满怀深情期待，但愿武汉把武昌首义的纪念推向高潮，更要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把武昌首义的精神彰显至极致。就全国及世界的关注度而言，现在的武汉不如百年前的武汉，但百年后的武汉谁能不刮目相看？这座英雄的城市势必将更加令人自豪。

    罗时汉

    2010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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