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否定现实社会主义，主张进行“根本改造”
戈尔巴乔夫激烈批判苏联几十年来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加以全面否定。他认为，斯大林以来实行的是“变了形的社会主义”，是“极权主义”，是“兵营式的社会主义”，应当加以“摧毁”。在谈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时，戈尔巴乔夫明确指出：“必须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这种观点，其实就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出发点。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就是要“摧毁”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使改革走上了邪路。
必须指出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当时形成的高度集权体制在历史上起了积极作用，使苏联迅速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发展了科学文化，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特别是战胜了德国反法西斯的侵略，经受住了严峻的战争考验。所有这些，都是世界各国人民所公认的。当然，苏联的高度集权体制也存在严重弊病，但这是可以通过改革加以克服的。因此，戈尔巴乔夫面临的是改革的问题，而不是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但戈尔巴乔夫根本不提苏联几十年来取得的重大成绩，只是片面地夸大各种弊病和失误，并加以全盘否定，声称要“根本改造”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企图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来取代。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既搞垮了共产党，又摧毁了社会主义制度，使苏联走上“亡党亡国”的道路。
后来，戈尔巴乔夫甚至根本否认苏联存在过社会主义。据《韩国日报》1995年2月9日报道，下台后的戈尔巴乔夫当时偕夫人赖莎访问韩国，赖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和我丈夫都认为，前苏联没有存在过社会主义，只有极权主义。”1998年，戈尔巴乔夫在新出版的《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一书中又说：“归根结底，苏联所实现的‘模式’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而是极权主义社会的模式。”2012年5月3日，戈尔巴乔夫在接受一枚俄罗斯勋章时说，他“对自己做过的事情问心无愧”，“短短几年所走过的路，使专制的过去永远成为了历史”。可见，他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看做“专制制度”，而且把摧毁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当做自己的历史性大功劳了。顺便提及，这也许和戈尔巴乔夫的家庭出身有关系。戈尔巴乔夫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的祖父在斯大林时期因为没有完成播种计划，被当做“怠工者”送进了“劳改营”；他的外祖父作为“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成员”，被关进了监狱；他的夫人赖莎的外祖父则因为被认为“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而遭到处决。所以戈尔巴乔夫说，他自己是一个“出生在大清洗中受害家庭的人”。看来，这段历史使他终生难忘，并加深了他对苏联社会制度的痛恨。
在全面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戈尔巴乔夫又全面否定苏联共产党的光荣历史。从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开始，戈尔巴乔夫大讲特讲苏联存在一种“障碍机制”。此后，他越来越把苏共看做改革的“障碍机制”，把苏共看做“官僚专制”和“行政命令体制”的根源，把党的广大干部和党员看做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1990年7月的苏共二十八大强调，苏共“本身已经发生严重变形”，成了“行政命令体制的核心”。戈尔巴乔夫在代表大会上说：“几十年来，苏共只是为专横的官僚体制服务。”这些说法，实际上完全否定了苏共的光荣历史，也否定了苏共本身。
2.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鼓吹意识形态多元化戈尔巴乔夫鼓吹的“多元论”，后来发展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形成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化。他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说：“我们肯定意见多元化，摒弃精神垄断的做法。”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行动纲领草案》强调：“坚决摒弃对其他观点与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这些说法，都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言的。所谓摒弃“精神垄断”和“意识形态限制”，其实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1991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更说，“过去，党只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鼓舞自己的源泉”，“现在，必须使我们的思想库内包括国内外社会主义和民主思想的一切财富”。这就是说，戈尔巴乔夫把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也当做苏共的宝贵财富了。
的确，戈尔巴乔夫对科学社会主义以外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很有兴趣。他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中说：“我们感兴趣地研究社会民主派所积累的丰富的、多方面的经验。”他在《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一文中又说，我们将“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其中包括“社会主义运动其他流派所赞同的基本价值观”。1990年2月，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瓦季姆·梅德韦杰夫还说，苏共要从“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费边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及“社会党国际的各个纲领”中“寻求合理的内核”。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又采取一系列实际措施贯彻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方针。1989年12月26日，苏联国家国民教育委员会颁布命令，全面取消高等院校学生迄今为止必须学习的“马列主义”课程。1990年6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新闻出版法》，宣布实行所谓的“新闻自由”，还提出什么“舆论不受检查”“不允许垄断任何一种舆论工具”等。同年7月15日，戈尔巴乔夫发布关于电视和广播民主化的总统令，规定国家电视和广播“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组织”，不允许“任何政党”进行垄断。这些措施，都是针对苏共而来的。所谓“不允许垄断舆论工具”，实际上就是不允许苏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管理舆论工具，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放任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其实，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意识形态多元化，并不仅仅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说到底还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本身。
在否定马克思主义方面，戈尔巴乔夫的“亲密助手”雅科夫列夫说得更为明确，走得也最远。1991年8月2日，雅科夫列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越来越确认，我们的不幸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我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断定社会主义会失败”。同年10月3日，他在一个大会上恶毒攻击说，“马克思主义最终使我们陷入了灭亡、落后和良心泯灭”；共产主义“在其基因中包含着原始罪恶”。可见，雅科夫列夫对马克思主义已经痛恨至极。
3.强调“彻底革新”苏共，改变党的性质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曾说，“苏共是改革的倡导者”。但他实际上并未依靠苏共来推行改革，反而把苏共看做改革的“障碍机制”，认为苏共已“严重变形”，因此把改革的矛头指向苏共，从改变党的性质，大批撤换干部，改组党的领导机构，到宣布解散苏共，彻底搞垮了苏联共产党。
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3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说，希望制定一份文件，使苏共经过“革新”，成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党”。他的要求和设想，在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上实现了。前面提到，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一系列决议，其内容集中表现为改变共产党的性质，使苏共向社会民主党方向转变。例如：不再提苏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而强调要利用其他“进步的社会思想的成果”；不再提苏共的“最终目标是在苏联建立共产主义”，而强调“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苏共的“目标”；不再提苏共是工人阶级政党，而说苏共是“按自愿原则联合苏联公民”的“政治组织”；不再提苏共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而说苏共同其他政党将是平等竞争的伙伴关系；等等。总之，苏共二十八大决定要把苏共改造成为一个“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党。此后，苏共的地位和威信急剧下降，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失去了群众基础和执政能力。
大批撤换党的领导干部
为了“革新”苏共，戈尔巴乔夫大批撤换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把符合自己心意的人提拔上来。他上台仅一年，在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307人中，新当选的就有135人，占44％；在中央候补委员170人中，新当选的更有117人，占69％。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的10名政治局委员，仅仅经过两年多时间，到1987年10月，已有5名被撤换。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以后，戈尔巴乔夫进一步对党的领导干部实行大换班。其间，他先后动了三次“大手术”。第一次是1988年9月30日的苏共中央特别全会。这次全会撤换了葛罗米科等5位老资格领导人，他们分别被解除政治局委员或中央书记的领导职务，由新人取代。有人说，这是一次“政变”，其目的是“彻底清除反对派”。第二次是1989年4月的苏共中央全会。这次全会让110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集体退休或辞职。有人说，这是消除了一支可能起来抵制和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路线的潜在力量。第三次是1989年9月的苏共中央全会。这次全会决定解除4名政治局委员的职务。结果，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的政治局委员（除戈尔巴乔夫本人外）到此全部退出政治舞台。
大力提拔“激进派”人物
在大批撤换苏共领导干部的同时，戈尔巴乔夫把叶利钦、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激进派”人物提升到中央，委以重任，这些人在推动苏联剧变的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95年1月俄罗斯共产党“三大”通过的俄共纲领，在总结苏联剧变的原因时着重点了四个人的名字。其中说：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叶利钦和谢瓦尔德纳泽应对“毁灭我们的祖国负个人责任”。下面谈谈叶利钦、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简要情况。
叶利钦出生于1931年，1961年加入苏共，1976～1985年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1981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让叶利钦在一年之内连升四级，先是任苏共中央建筑部长，后来任苏共中央书记，接着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并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叶利钦是改革的“激进派”，以“反特权”扬名，他后来又批评和反对戈尔巴乔夫。他在1987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上突然发难，指责戈尔巴乔夫搞“个人崇拜”，批评苏共中央工作不力，还自称要辞职抗议，引起多数中央委员的不满。会后，叶利钦被解除党内领导职务。此后，叶利钦走上反对苏共的道路，成为反对派的领袖，并于1991年6月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当时叶利钦声称：共产主义已经灭亡，“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拯救它”。随后他在访问美国时说：“我们已经扔掉了……被称做马克思主义的实验”，“我们将沿着你们的足迹”向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制度前进。
雅科夫列夫被称为“新思维”改革的“设计师”。此人1923年出生，毕业于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1973～1983年出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在担任驻外大使的10年间，他亲眼目睹了西方的“繁荣”，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雅科夫列夫后来在《一杯苦酒》一书中说，“从我个人来说，我的世界观改革早在社会改革之前很久就开始了。”他还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讲的，很多东西与20世纪人类发展的实际经验是矛盾的”。1983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加拿大期间，雅科夫列夫全程陪同，两人十分投机，多次长谈，达成“共识”。随后，戈尔巴乔夫设法把他调回国内，担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该所下设17个研究室，共有1000人左右，被称为苏联的“思想库”，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一系列观点都出自该研究所的报告。不久，雅科夫列夫被一路提升，先是出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和苏共中央书记，后又成为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被称为党内“头号思想家”，是“改革的设计师”，戈尔巴乔夫的许多理论思想大都是从他那里来的。然而，此人却公开攻击和反对马克思主义，投入反共反社会主义营垒。
谢瓦尔德纳泽是推行“新思维”外交的急先锋。他出生于1928年，1965年起任格鲁吉亚内务部长，1972年9月起任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后来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同戈尔巴乔夫早年在搞共青团工作时就相识，两人联系密切，观点相同。1984年，两人在黑海休养地皮聪大进行一次长谈，都认为苏联“这个社会已经烂透了”。1985年6月，戈尔巴乔夫刚上台不久，就两次打电话请他到莫斯科来，让这个不懂外语、没有外交经验的人负责外交工作。同年7月，谢瓦尔德纳泽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担任苏联外交部长。他积极推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外交，对西方实行无原则的妥协退让。后来，他宣布退出苏共，并猛烈抨击苏共。
彻底改组党的领导机构
在戈尔巴乔夫的主持下，1988年9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作出决定，在苏共中央成立关于党的建设、意识形态、经济、国际、法律、农业共6个委员会，以取代苏共中央书记处。这6个委员会实际上只起咨询机构的作用。原苏共中央领导人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中评论这个举措说：苏共中央“自动地埋葬了书记处”；此后“书记处的会议便自动停止了，党失掉了战略司令部”。苏共中央政治局虽还存在，但已很少开会。据原戈尔巴乔夫总统助手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一书中说：“政治局的作用开始减弱，会议开得越来越少……有时好几个月不开一次会……这实际上是在埋葬国内独一无二的强权机构，政权日益瘫痪。”由此可见，经过戈尔巴乔夫的改组，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已经形同虚设，它们不再是国家大事的决策中心，失去对国家大事的影响力。
最后，在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这标志着苏共的“亡党”。就这样，由列宁创建、存在了近一个世纪、执政达70多年、曾在世界上发挥巨大影响的苏联共产党，经过戈尔巴乔夫的“革新”而迅速毁灭了。其后，戈尔巴乔夫在《八月政变》一书中声称“苏共是不可改造的”，从而正式宣告他对苏共的彻底否定。
4.主张“根本改革”政治体制，引进西方政治制度
戈尔巴乔夫打着“民主化”的旗号，主张对苏联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实行“三权分立”、多党制、总统制和“自由选举”。
要求对苏联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
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作报告说：十月革命后形成的政治体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结果导致斯大林的独裁。因此必须对现行政治体制加以“根本改革”。他对苏联的政治体制作了如下描述：“几十年来不是在法律范围内组织社会生活，而主要是执行强制命令和指示；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实际上却是独断专行；在讲台上宣扬人民政权，实际上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大谈民主制度，实际上是践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准则……”这是他对苏联政治体制的全面否定。随后，1990年7月的苏共二十八大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说苏联过去“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实行专制”，现在要“排除任何阶级的专政”。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1]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2]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国家是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而对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实行最大限度的民主。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革命学说，但他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却提出“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错误论点，从而犯了肃反扩大化等严重错误。赫鲁晓夫以批判斯大林在这方面的错误为名，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并提出“全民国家”等错误观点。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阶级斗争虽然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并没有熄灭，它依然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所以，社会主义社会仍应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同志指出：“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3]至于戈尔巴乔夫，他继承并发展了赫鲁晓夫的错误观点，进而全盘否定苏联的政治体制。他所谓的“排除任何阶级专政”，特指是要“排除”无产阶级专政。然而，排除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建立的国家政权，实际上非资产阶级性质莫属。
同时，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提出：“进行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今天已提到首要地位。”由于强调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首位”，结果使苏共领导人和广大群众把注意力集中到政治领域，从而忽视了经济改革和生产建设。据统计，从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到苏共二十八大的两年间，苏共召开了13次中央全会，其中只有一次专门讨论经济问题，其余全都主要讨论政治问题。在此期间，还召开了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搞了三次群众性的选举，并两次对宪法作了重大修改。面对这样紧张的日程安排，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去考虑和研究经济和社会问题。广大群众对此产生了极度不满，从而对党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结果是游行、示威、罢工、民族冲突此起彼伏，社会动乱遍及全国，国家的经济形势日益恶化。
推行西方式的议会制和总统制
前面谈到，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发表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中，已经提出苏联应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三权分立”。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进一步强调：“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立对于管理效率来说具有关键性意义。”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纲领性声明更说，苏联必须“始终如一地执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离原则”。
在戈尔巴乔夫“三权分立”思想的指导下，苏联开始改革苏维埃制度，实行西方式的议会制度。1988年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作出决定，将成立新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以取代原来的最高苏维埃。还决定更新选举制度，规定人民代表的选举要实行“自由选举”。在1989年初进行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运动中，戈尔巴乔夫强调，苏共各级党组织不得干预选举活动。据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中说：当时，苏共“中央发出一个又一个命令：不要干涉！保持距离！”结果，相当一部分苏共干部在选举中落选，而许多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却顺利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成为合法的政治反对派。1990年5～6月，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正式举行。于是，按照列宁“议行合一”思想实行了几十年的苏维埃制度被抛弃了，西方式的议会制度在苏联建立起来了。其实，戈尔巴乔夫的本意并不在于改革苏维埃制度，他的真正目的是要削弱苏共对国家的领导。从此以后，苏共中央实际上不再成为国家大事的决策中心。
与此同时，苏联开始实行总统制。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建立总统制”的提议，同年3月15日举行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便选举他为苏联第一任总统。这种总统制，是从西方引进的，苏联历史上从未有过。这种总统制，并不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总统制，而是西方式的总统制，总统要以超阶级、超党派、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面貌出现。这种总统制的实质，就是进一步剥夺共产党的领导，使总统个人取代苏共中央成为国家大事的决策者，用总统委员会来取代苏共中央成为国家大事的决策中心。这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对苏共中央的一次“夺权”行动。有材料说，戈尔巴乔夫的“亲密战友”雅科夫列夫在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前夕向戈尔巴乔夫紧急进言说：“改革最主要的障碍是政治局，其次是中央全会……如果您还继续拖延，不夺权，那么，一切就完了。”为此他建议：必须尽快建立总统制，“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失去真正的权柄”。戈尔巴乔夫真的这样做了。从此以后，苏共中央便丧失一切政治权力，而以苏共中央总书记身份当选为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也不再受苏共的任何制约。
实行多党制，放弃共产党的法定领导地位
起初，戈尔巴乔夫并不同意实行多党制，强调苏联的一党制是历史形成的，苏共不会放弃执政党的地位。后来，他的思想发生急剧变化。1990年1月13日，他在立陶宛发表讲话说，“我们不应当像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1990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说，苏共准备实行多党制。这次苏共中央全会还决定放弃共产党的法定领导地位。随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于同年3月14日通过修改苏联宪法和实行多党制的法律。其中规定：“苏联公民有权结成政党”；苏共同其他政党以及各种社会团体一样，要“通过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戈尔巴乔夫还发表声明说，任何政党都可以利用合法手段取得政权。就这样，苏共在顷刻之间便丧失了已经保持几十年的法定领导地位，为反共势力夺取政权提供了法律基础。这对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是极大的鼓舞，他们很快发展壮大起来，同苏共展开斗争，夺取各级国家政权。1991年4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大言不惭地说：苏共“有意识地放弃了自己几十年对政权的垄断”。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又明白无误地说：“是党自己主动地放弃了不受监督的掌权”；“这是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时刻，它标志着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分离”。
总之，戈尔巴乔夫对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实际上是“根本摧毁”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结果，反共势力一步一步夺取国家政权，共产党不但丢失政权，而且被彻底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也随之被彻底摧毁。这正是导致苏联剧变的最重要原因。
5.否定公有制为主，鼓吹“非国有化”和“私有化”
苏联过去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增长模式，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现象，科学技术日益落后于西方，苏联的大国地位岌岌可危。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但他的改革主张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起先主张“完善计划经济”，提出“加速战略”
1985年4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简称“加速战略”）和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也就是说，苏联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但这完全是一种主观愿望，实际上不可能实现。苏联当时的经济结构很不合理，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要在这个基础上高速度发展，结果不仅高速度无法实现，还将导致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从而加重国家的经济困难。正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上所说：“我们是在保留几十年形成的旧的社会生产结构的情况下宣布加速战略的，没有考虑到这种生产结构的潜力已经枯竭”。不久，戈尔巴乔夫宣布“放弃加速战略”。
198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讨论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戈尔巴乔夫在全会上作报告强调，要考虑“市场规律”，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当时的经济改革方案仍保留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国家所有制，只是要下放经营权，让企业实行完全的经济核算制；二是坚持集中计划管理的原则，只是要改变计划管理的方法，更多地运用经济杠杆来管理经济。所以，这次改革的目标模式可称为“完善计划经济”。然而，1988年6月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强调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首要地位”。于是，经济改革被漠视了，“完善计划经济”的改革方案也被束之高阁。
继而主张“非国有化”和“私有化”
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向苏共二十八大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提出要建立“计划—市场经济”。其基本内容是：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允许进行平等竞争；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调节经济；等等。同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总统后，决定加快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并把“计划—市场经济”的提法改为“可调节的市场经济”。同年10月，戈尔巴乔夫以总统名义提出《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其中说：为了形成市场经济，“需要尽快把大部分企业从国家包办下解放出来，实行私有化”。也就是说，要将市场经济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就这样，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针从提出到最后确定，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经历了从“计划—市场经济”、“可调节的市场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最后明确提出要实行私有化。当时，戈尔巴乔夫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大讲“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的必要性。1990年8月18日，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公开说：“刻不容缓的任务是通过财产非国有化取消垄断，全面改革所有制关系”，“实现所有制的私有化”。他还说，“应当把非国有化的任务看做是一项首要的任务”。
1991年7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私有化法》。当时苏联政府预测：到1992年底，属于联盟的企业将有40％～50％脱离国家的控制，到1995年，这个数字将达到60％～70％。该法律规定，国有企业可变成租赁或集体企业、股份公司，可招标出售或拍卖。1991年7月，戈尔巴乔夫给西方七国领导人写信说，头两年将把苏联80％的中小型企业卖给私人，然后将进一步对大型企业实行私人经营。可见，即使苏联不垮台，戈尔巴乔夫推行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进程继续下去，资本主义私有制必将在全国范围内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
6.否定国际范围阶级斗争，宣扬“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联长期奉行与美国对抗和争霸的对外战略，在世界各地疯狂扩张，争夺势力范围，干涉别国内政。这就加剧了世界紧张局势，引起第三世界国家的不满，使苏联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孤立。同时，长期的对抗和争霸，也使苏联的经济结构严重畸形，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农业严重滞后，消费品供应不足，制约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为了摆脱苏联的困境，提出了外交“新思维”的理念。
如果说，推行外交“新思维”是为了纠正过去苏联扩张争霸、军备竞赛的错误做法以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其中包括缓和与改善苏美关系，促进中苏关系的正常化等，那应该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外交的真正目的是把“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完全否定国际范围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并在意识形态方面逐渐认同西方价值观，在外交政策方面完全倒向西方，还配合西方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充分表明，戈尔巴乔夫把“新思维”外交，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融合在一起了。
否定国际范围存在阶级斗争，鼓吹世界已“迈向大合作”
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11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说，“人类已经进入了大家互相依赖的阶段”。他在1990年3月发表的《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一文中又说，“世界已开始迈向大合作”。在戈尔巴乔夫眼里，国际范围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不见了，争取和平与霸权主义的矛盾与斗争不见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与斗争不见了，第三世界反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掠夺和压迫的斗争不见了，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也不见了。总之，国际社会天下太平，一切矛盾与斗争都不见了。这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应该说，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情况下，国际范围既有协商与合作，也存在矛盾与斗争，不能只强调一个方面，否认另一方面。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是故意抹杀和掩盖国际范围客观存在的各种矛盾与斗争。
倡导国际关系“人道主义化”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说：“需要把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他又说：“战争的危险在加剧。出路在于国际关系人道化。”这些说法，显然是片面的和错误的。当然，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不应以意识形态划界，必须广交朋友，求同存异，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但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和意识形态分歧仍然存在，并没有消失。试问，在国际舞台充满矛盾、斗争和冲突的情况下，国际关系怎么能“人道主义化”？在西方国家极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和加紧意识形态渗透的情况下，国际关系怎么能“非意识形态化”？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这么做，那就只能是放松警惕，解除思想武装，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去迎合西方的“和平演变”了。
宣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日益“趋同”论
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11月《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中说：必须“排除现代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性”；“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所有制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有着就其内容来说十分相似的进程，因为它们最终是要发展现代生产力，要科学技术进步”。他在1990年3月发表的《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一文中又说：“社会主义是一种世界过程，它不限于社会主义国家范围”；社会主义的许多特点，诸如公有制、计划性、社会保障，已经在西方国家“司空见惯”。这就是说，在戈尔巴乔夫眼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越来越接近，几乎走到一起了，资本主义自然而然地变成社会主义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这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
鼓吹“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强调“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并说这是“新思维的核心”。这种说法同样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不可否认，世界上确有一些事情属于“全人类利益”的范畴，例如防止核战争的爆发，保护生态环境等，甚至禁毒反毒、防治艾滋病和国际反恐等也带有“全人类利益”的特点。但在阶级社会里，很多事情都带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即使是“全人类利益”，不同阶级对此也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而且泾渭分明，决难混同。同时，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还有不同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这也不能否认和抹杀。然而，戈尔巴乔夫只是笼统地强调“全人类利益”，主张一切都要服从“全人类利益”，完全抹杀“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在他眼里，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不见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被抹杀了，社会主义方向和共产主义理想不要了，不同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也必须放弃了。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
西方为戈尔巴乔夫评功摆好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为苏联向西方实行无原则的妥协退让开辟了道路。但是，西方国家始终坚持它们的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说：竞争是美苏关系的核心；我们最优先捍卫的应该是我们的切身利益；为了捍卫我们的切身利益，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动用海军陆战队。西方国家也始终在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力图颠覆社会主义国家。面对这种情况，戈尔巴乔夫为了避免核战争，为了所谓的“全人类利益”，便放弃斗争和抵抗，走上迎合美国的道路。他一味退让和屈从，引导东欧剧变，听任西德“并吞”东德，从而使苏联失去广阔的战略空间和缓冲地带。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西方的利益，因而得到西方的普遍赞扬。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在1990年1月1日说：东欧发生剧变要“感谢戈尔巴乔夫”，他理应“受到特别的称许”。美国总统布什在1990年2月2日说，戈尔巴乔夫“所做的工作的结果便是东欧发生了和平变革，这种变革是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会预见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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