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起社会动乱，经济形势日益恶化
戈尔巴乔夫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号下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论”，在苏联引起无政府主义的泛滥，社会稳定局面遭到严重破坏。
群众性集会和游行示威此起彼伏
有材料说，在1988年，苏联170个城市和居民点共发生2600次大规模行动，参加人数达1600万。另据报道，1989年全苏共发生5300次群众性集会，有1260万人参加；从1990年初到2月25日的近两个月内，全苏共举行1500余次集会，有700万人参加，有些集会“越来越公开地反共反社会主义”，竟号召搞“新的二月革命”，冲击克里姆林宫。莫斯科爆发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很多，仅1988年1～6月就有246次，而1990年1～10月更有约800次。这些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规模越来越大，口号也越来越反动。例如：1989年11月7日，有5000人举行反政府示威游行；1990年2月4日，有20万人举行集会游行，要求苏共中央政治局辞职和实行多党制；2月25日，有20万人举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示威游行；5月1日，有3万人举行反政府示威，高呼“打倒列宁”、“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7月15日，有5万人举行反对苏共的示威游行；9月6日，有数万人举行游行集会，支持“民主派”代表人物叶利钦的市场经济纲领；1991年3月10日，有30万人举行集会，表示支持叶利钦；等等。总之，社会动乱愈演愈烈，稳定局面遭到严重破坏。
大规模罢工事件连续不断
除了群众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苏联还多次爆发大规模的罢工事件。例如1989年7月，有50多万煤矿工人发动大罢工，罢工持续了两个星期，使全国煤炭生产几乎瘫痪。1991年3月，乌克兰共和国约150个矿井的数万名煤矿工人举行罢工，罢工持续了近一个月。同年4月，白俄罗斯共和国首都明斯克有50多个工厂的数万名工人举行罢工。罢工事件的频繁发生，不仅破坏了社会稳定局面，而且损失巨大，危及整个国民经济。据报道，1989年上半年苏联因罢工而损失了200多万个工作日。
经济形势日益恶化
据官方报道，苏联在改革过程中的经济形势一年比一年恶化。1986～1988年，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基本上与前5年持平，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9％和2.8％。到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分别下降到3％和2.4％。到1990年，苏联经济开始逆转，这一年的国民产值总值与国民收入分别比上年下降2％和4％。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40多年来首次出现的情况，连戈尔巴乔夫强烈谴责的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也未曾有过。1991年上半年的经济形势更糟，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10％和12％。与此同时，物价上涨、日用品供应短缺、财政赤字和外债大幅增加的趋势也越来越严重，居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2.反共势力发展壮大，乘机夺取政权
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论”，引起“非正式组织”的大批建立和反共势力的发展壮大，他们利用“多党制”的条件，迅速组建政党，同苏共展开夺权斗争。
“非正式组织”大批建立
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论”，导致全苏各地出现为数众多的各类“非正式组织”。据报道，这种“非正式组织”1987年12月有3万个，1989年2月发展到6万个，1990年又增加到9万个。它们经常举行集会抗议活动，导致社会出现混乱局面。但戈尔巴乔夫对这些“非正式组织”始终采取支持和鼓励的态度。他在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说：“体现多种多样的社会利益的社会团体迅速增加”是改革的“显著特点”；“总的说来，这是人民的首倡精神的出色表现，它值得大力支持”。于是，国内的“非正式组织”越来越多，其活动也越来越具有破坏性。许多“非正式组织”实际上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它们有纲领，有组织，有群众，还出版刊物。有材料说，在1987年10月，苏联境内有100多家地下刊物，它们成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先锋”。
人为培植反对派
为了推行“民主化”，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就采取措施，“解放”原来的持不同政见者。其中的典型事例就是为萨哈罗夫恢复名誉。萨哈罗夫本是物理学家，被称为苏联的“氢弹之父”，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主张苏联全盘西化，搬用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此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表现得十分活跃，经常会见西方记者，发表不同政见，还建立了一个“保卫人权”的组织。1980年初，萨哈罗夫被苏联当局从莫斯科强制迁移到高尔基市居住。然而在1986年12月16日，戈尔巴乔夫突然亲自打电话把萨哈罗夫请回莫斯科居住，并给他安排两套住房和别墅，还允许并鼓励他从事政治活动。1988年1月15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萨哈罗夫，双方进行了三个半小时“热情友好”的谈话。随后，苏联当局又应萨哈罗夫的要求，从监狱里释放了140多名持不同政见者。这一做法，被人称为“放虎归山”，实际上为萨哈罗夫等人后来从事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创造了条件。在1989年3月选举苏联人民代表时，戈尔巴乔夫又给萨哈罗夫以特殊照顾。当时，萨哈罗夫在所在单位苏联科学院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因而落选。戈尔巴乔夫随即给苏联科学院额外增加几个名额，使萨哈罗夫终于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随后，萨哈罗夫和叶利钦等人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中联合近300名议员，组建一个“跨地区议员团”，成为强烈反对苏共的反对派党团。就这样，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便公开化和合法化了。1990年11月15日，时任俄共中央第一书记的波洛兹科夫在俄共中央全会上作报告批评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一开始即出现重大失误，夸大了党内和国家机关中保守主义的危险性，拼命攻击党，人为地培植反对派”。
反对派政党纷纷建立，反共势力猖狂夺权
为数众多的“非正式组织”，实际上是政党的萌芽，它们必然会联合起来，发展成为真正的政党。起初，苏联出现一些未经合法登记的政党组织，但为数并不多。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宣布修改宪法和实行多党制以后，全国各地的各派政党便纷纷合法建立起来。同时，苏共内部也分裂出“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和“民主纲领派”等不同派别。后来，新建的政党越来越多。到1991年2月，也就是在苏联实行多党制仅一年时间，据苏共中央书记库普佐夫说，已出现全苏性政党20个，共和国一级政党500多个，还有16个联合组织。这些新建政党大部分是反对苏共的，它们的目的是要夺取各级国家政权。正如1991年《党的生活》杂志第6期刊登的文章所说：多数新政党“坚持反共立场”，它们致力于“把苏共从政治舞台上清除出去”。
多党制的实行和大批新政党的建立，迅速壮大了反共势力的声势。而苏共却日趋没落，不仅党内分歧严重、派别林立、组织涣散，而且威信大幅下降。当时，苏联政坛主要形成两大派别，一派以苏共（虽然内部并不统一）为代表，另一派以强烈反对苏共的叶利钦、索布恰克和波波夫等人为代表，他们被称为“民主派”。“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和多数成员本来都是苏共党员，但他们纷纷宣布退党，而且反戈一击，把斗争锋芒指向苏共。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苏共，夺取政权。由于在已经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苏共仍占多数，“民主派”只占少数，因此他们把目标指向加盟共和国和地方，力图通过各个地方苏维埃代表的选举来夺取各级国家政权。
结果，反共势力的夺权斗争取得明显成果。1990年4月，“民主派”的波波夫当选为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民主派”的索布恰克则当选为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同年5月，“民主派”的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1991年6月，叶利钦更以57.3％的多数票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而俄共的总统候选人雷日科夫只获得16.8％的选票。于是，反共势力掌握了苏联最大一个加盟共和国和两个最大城市的政权，取得重大胜利，而苏共则失去了这三个极重要地方的政权，遭受严重挫折。与此同时，反共势力还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个加盟共和国的苏维埃代表选举中获胜掌权。所有这些，不仅削弱了苏共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和领导，而且进一步加深了党内的危机。
3.民族矛盾激化，民族分裂主义猖獗
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由100多个民族组成，俄罗斯族只占全国人口的51％左右，民族关系异常复杂。沙皇俄国靠民族兼并和民族压迫统治，各民族之间矛盾尖锐，积怨很深。苏联时期的民族政策既有成绩，也有失误，民族关系依然复杂，潜伏着危机。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民族问题上更犯了严重错误。他起初忽视民族问题，粉饰太平，在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的报告中重复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观点，说苏联已“一劳永逸地消灭了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各种形式和表现”。对于1986年12月哈萨克加盟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发生的民族骚乱事件，他也没有从民族矛盾的角度去观察问题，只是简单地把它归结为反改革势力的作祟。戈尔巴乔夫1987年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也对民族问题谈得不多，没有把调整民族关系同改革政治经济体制结合起来考虑。直到后来，当民族冲突越来越严重，民族分裂主义越来越猖獗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才感到问题严重，而且惊慌失措起来，企图通过退让和妥协来解决问题。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形势已变得无法收拾。
民族冲突遍布全国
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论”口号，激化了苏联原本潜伏着的民族矛盾，导致民族冲突的爆发和蔓延。1986年12月，发生了“阿拉木图事件”。起因是哈萨克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哈萨克族）被免职，由俄罗斯族的科尔宾接任。于是，该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爆发群众性的抗议骚乱，烧毁商店和汽车，有3000人参加，导致2人死亡，200多人受伤。1988年2月，爆发了“纳—卡”冲突。起因是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两个加盟共和国争夺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简称“纳—卡州”）的管辖权。这次民族冲突的规模很大，2月26日的一场示威抗议就有150万人参加，2月28日的一场冲突就导致32人死亡，197人受伤。“纳—卡”冲突后来愈演愈烈，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以后的许多年，至今尚未解决问题。1989年4月，发生了“第比利斯事件”。起因是部分群众要求把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升格为加盟共和国，并脱离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这引起格鲁吉亚人的强烈不满。于是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示威群众同军警发生冲突，当场有16人死亡，200多人受伤。1990年1月，发生了“巴库事件”。起因是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境内的阿塞拜疆人与亚美尼亚人为“纳—卡州”问题发生冲突，双方动用武器，在1月11日至16日的一周之内有56人死亡，156人受伤。于是，苏联当局发布命令，宣布在巴库和“纳—卡州”等地实行“紧急状态”，还派遣1.1万人的军队进入冲突地区，但沿途受到民族主义者的阻击。据官方公布，自1月20日至31日，又有139人死亡，498人受伤。
以上还只是苏联民族冲突的几个典型事例。实际上，民族冲突已遍布全国，在除土库曼以外的14个加盟共和国中，都有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发生，许多民族主义组织还拥有武装战斗队伍。时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克留奇科夫在1990年12月22日说，“现已查明（民族主义组织）有400多支武装队伍，人数超过2.6万人，武器数量很多”。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9月9日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说，目前“民族冲突尖锐，至少有6个加盟共和国不得不派军队去维持秩序”。而据1992年2月谢瓦尔德纳泽在莫斯科的一个会议上说，从1988年到1991年的四年中，苏联共发生175起民族冲突事件，造成约1万人死亡，数万人受伤。
加盟共和国争取主权
对抗联盟中央的民族主义运动，最早是从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加盟共和国掀起来的。这三个加盟共和国先后成立了名为“人民阵线”的民族主义组织，而且很快就夺取了政权。从1987年开始，每年的8月23日，这三个加盟共和国都发生大规模的群众示威，借1939年签署苏德条约的周年日之际，抗议苏联“吞并”自己的国家。1990年3～5月，这三个加盟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先后通过了恢复独立的宣言、决议或法令。与此同时，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两个加盟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也分别通过了要求主权的法律文件。特别是1990年6月12日，由叶利钦掌权的俄罗斯联邦发表了“主权宣言”，向联盟中央发起挑战。该宣言强调，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本共和国法律“高于苏联法律”，本共和国“享有包括自由退出苏联在内的一系列自主权”。随后，其他加盟共和国也奋起效尤，陆续发表了类似的“主权宣言”或“独立宣言”。一时之间，在全苏范围掀起一场“主权大检阅”运动，联盟国家的存在已经岌岌可危。
面对民族冲突的频发和民族分裂主义的猖獗，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果断的措施加以阻止，仍然坚持“人道”和“民主”的原则。他放任自流，甚至步步退让，企图以退让和妥协谋求团结。当时，戈尔巴乔夫决定废除苏联原有的、1922年签订的联盟条约，重新确定联盟中央同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并先后三次出台新联盟条约草案。第一次新联盟条约草案规定：国名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改成“主权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突出了“主权”，删去了“社会主义”；承认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是主权国家，在自己的领土上拥有全部国家权力，联盟中央只负责外交、国防以及某些经济和财政工作。第二次新联盟条约草案规定：国名改为“主权共和国联盟”，不仅突出了“主权”，放弃了“社会主义”，而且删去了“苏维埃”；同时又扩大了各加盟共和国的外交权，使它们有权同外国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签署国际条约等。第三次新联盟条约草案规定：联盟的性质是“邦联”，而不是“联邦”，这意味着苏联不再是国家主体，只保留形式上的统一。但是，戈尔巴乔夫三次制定的新联盟条约草案都没有成功，每次只得到有限几个加盟共和国的支持，并未全票通过。他的妥协退让毫无结果，反而助长了民族分裂主义的猖狂气焰。
各民族宣布独立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当时苏联的大多数公民是主张维护国家统一和反对民族分裂的。1991年3月17日，苏联全国就是否保留联盟国家举行全民公决，这是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全民公决。结果，在参加投票的1亿4857万多公民中，有76.4％的公民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表示赞成保留联盟国家。但是，全民公决的结果并没有阻挡住许多民族宣布独立的强劲趋势。
宣布民族独立的带头羊，是立陶宛加盟共和国。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第一个宣布独立，脱离苏联。戈尔巴乔夫起先表示坚决反对，并施加强大压力，甚至派苏联军队去立陶宛举行军事演习，并对立陶宛实行经济封锁。但随后他又软了下来，表示“原则上不反对”立陶宛脱离苏联，只是“需要进行谈判”。1991年1月，立陶宛群众发起罢工和示威，把共和国政府轰下了台，而立陶宛共产党则成立“救国委员会”，企图夺权。当时，戈尔巴乔夫表示支持“救国委员会”，甚至默许苏联空降兵和内务部队进驻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企图在立陶宛实行“总统治理”。但苏联军队在占领立陶宛广播中心的过程中，遭到民族主义者的反抗，造成13人死亡，从而受到西方国家和国内反对派的抨击和抗议。于是，戈尔巴乔夫立即让步，下令撤回苏联军队，宣布停止“救国委员会”的活动，声称要用政治办法解决问题。就此，立陶宛形成事实上的独立状态，并成为苏联解体的第一步。随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相继发表独立宣言。必须指出，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在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威胁的关键时刻，竟采取熟视无睹、听之任之的消极态度，这在世界上实属罕见。
这时候，苏联发生一件十分紧迫的事情。这就是，戈尔巴乔夫不顾1991年3月17日全民公决的结果，宣布将于8月20日开始让几个加盟共和国签署他主持起草的“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这个条约一旦签署，就意味着1922年联盟条约的废除和现有联盟国家的瓦解，苏联将成为一个松散的邦联。在此关键时刻，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一部分领导人，乘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休假之机，发动“八一九”事件，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力图维护国家的完整和统一，阻止苏联解体的趋势。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只坚持到8月21日，很快就遭到了失败。“八一九”事件后，苏联更迅速地走向解体。促成各民族纷纷独立的导火线，是俄罗斯联邦领导人表现出露骨的大俄罗斯主义。他们不但夺取了全联盟的政权，而且公开提出要同其他加盟共和国“重划边界”，宣称“莫斯科人拯救了俄罗斯，俄罗斯拯救了全国和全世界”。其他加盟共和国担心出现新的俄罗斯“沙皇帝国”，于是纷纷宣布独立，力求摆脱俄罗斯的控制。
导致苏联解体的致命一击来自乌克兰。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议会通过决议，宣布独立。12月1日，乌克兰举行公民投票，参加投票的选民约90％赞成独立，因而实际上批准了乌克兰的独立，同时也宣告了戈尔巴乔夫签订新联盟条约计划的破产。乌克兰是苏联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大加盟共和国，地位极为重要，如果没有乌克兰，苏联也就难以存在。
导致苏联解体的最后事变是“独联体”的成立。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在明斯克签署《别洛韦日协议》，决定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联盟各机关的活动“予以中止”。12月21日，苏联除格鲁吉亚以外的11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签订议定书，决定共同创建“独立国家联合体”，正式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并取消苏联总统的设置。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无可奈何地宣布辞去苏联总统的职务。至此，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旗终于落地，已存在大半个世纪的苏联，走完了历史的最后一步。
4.导致党内思想混乱，走向组织分裂
戈尔巴乔夫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指导下实行的改革，尤其是他对苏共实行的“彻底革新”，导致党内出现严重的思想混乱和组织分裂，最后使苏共走向毁灭。
大批党员退党
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论”，不仅搞乱了全国人民的思想，而且搞乱了广大党员的思想。在全盘否定苏共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舆论影响下，许多党员对原来的信仰产生怀疑，对苏共的领导表示失望，对未来的前景丧失信心，于是不再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不再缴纳党费，甚至决定退党。特别是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决定改变党的性质、向社会民主党方向发展以后，更出现了党员大批退党的高潮。1991年7月19日，苏共莫斯科市委领导人说，莫斯科市的党员近一年多来共退出30万，其中近50％是工人，现在只留下87万党员。同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报告说，“苏共正在经历危机”，最近一年半来已有420万人退党，党员总数已减至1500万左右，相当于1973年的水平。当时还有报道说，在留下的1500万苏共党员中，仍然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超过300万人。另据民间抽样调查，1988年前的几年间人民群众对苏共的信任率达70％左右，而在1990年已下降到20％，到1991年初则进一步降为百分之十几。
事实说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经导致苏共蜕化变质，使苏共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1991年6月，美国一个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对掌权的党政要员做过一次调查，结果表明：大约9.6％的人仍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表示支持原有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希望实现广泛的民主化；而76.7％的人则认为苏联应实行资本主义。接着，苏联社会科学院进行了一次“苏共究竟代表谁”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苏共仅仅代表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这样的结果令人震惊，说明苏共确已蜕化变质。
党组织分裂严重
戈尔巴乔夫“彻底革新”苏共的措施之一，就是抛弃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于是，党内的思想混乱和观点分歧进一步发展到组织分裂。其实，苏共内部早就对改革的方向和措施出现严重分歧，并形成不同派别。1987年10月的苏共中央全会，就是党内分歧的一次大暴露。当时叶利钦的发言，实际上代表党内激进派的意见。因此，从这次中央全会开始，苏共内部逐步形成三大派别，即激进派、中间派和传统派。后来，这三个思想派别迅速发展为组织分裂。1990年1月，以叶利钦为首的党内激进派正式成立“民主纲领派”，自称拥有成员5.5万人，代表1/3的苏共党员，宣称苏共如不接受他们的主张，他们将脱离苏共，成立新党。叶利钦说，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现在已经过时，可以取消了，列宁主义也一样”。不久，叶利钦等人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正式宣布退出苏共。同年4月，另一部分党员宣布成立“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强调“恢复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流派”则自称实行“中派主义”，在各派之间求平衡，搞折中，左右逢源，出尔反尔。但从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思想倾向看，他同“民主纲领派”是一脉相通的。
到1991年，苏共组织分裂的趋势愈演愈烈。这一年的6月底，俄罗斯“共产主义倡议运动”召开会议，通过自己的纲领，主张“恢复和加强苏联的社会主义”，与苏共中央相对抗。7月初，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等人发起成立“民主改革运动”，谢瓦尔德纳泽还宣布退出苏共。同时，俄共中央委员、俄罗斯联邦副总统鲁茨科伊发起成立“俄罗斯共产党人民主党”。7月中旬，安德烈耶娃发起成立“苏共布尔什维克纲领派”，其成立大会通过的决议对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表示“政治上不信任”。苏共中央副总书记伊瓦什科当时说，目前苏共内部究竟有多少派别，他也说不清，比较大的派别大概有10个。由此可见，苏共已走上四分五裂的道路，因而也失去了应有的战斗力。
值得注意的是，苏共除了按政治观点发生分裂以外，还按民族特征出现分裂。1989年12月20日，立陶宛共产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宣布独立，脱离苏共。同时，该党内部发生分裂，7万多党员赞成该党独立，3.5万党员反对该党独立，另有10万党员尚未表态。1990年3月25日，爱沙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赞同在原则上脱离苏共。代表大会的423名代表赞成该党独立，228名代表反对该党独立，随后该党发生分裂。同年4月7日，拉脱维亚共产党也因独立问题发生分裂。“八一九”事件后，随着各共和国的宣布独立，各共和国共产党也宣布脱离苏共而独立，而各党内部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分裂。总之，整个苏共分崩离析了。
宣布解散苏共
随着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的一步步推行，苏共的地位越来越下降，力量越来越削弱。到1991年，反共势力已经在许多加盟共和国和重要地区夺取了政权，并开始利用手中权力打压和迫害共产党人。1991年7月20日，一年前当选为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签署一个“非党化”的总统令，宣布禁止政党在俄联邦的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进行活动。这个总统令显然是针对共产党而来的，它的生效立即导致大批苏共基层组织的瘫痪和解散。对此，苏共和俄共的各级组织表示强烈反对，但作为苏联总统和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却听之任之，连半个“不”字都没有说。
“八一九”事件后，全苏范围掀起了反共浪潮。1991年8月23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布命令，宣布“停止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并暂停《真理报》等6家苏共报刊的出版。随后，又下令查封苏共和俄共的全部“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由俄罗斯联邦“接管”。其他加盟共和国也都照此办理，纷纷宣布“禁止”共产党的活动，没收共产党的全部“财产”。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8月29日，莫斯科市长波波夫决定撤销列宁中央博物馆，把这座建筑交给苏维埃使用。9月5日，列宁格勒市长索布恰克在苏联第五次非常人代会上提出建议，要将列宁遗体迁离红场，葬到列宁格勒的沃尔科夫公墓。9月16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作出决定，从9月7日起将列宁格勒恢复圣彼得堡旧名。当时，许多共产党人遭到搜查、拘捕和迫害，出现一片“白色恐怖”的景象。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一旦被“排除”，国家政权就变成资产阶级专政了。
就这样，一个原本强大的、拥有1900万党员而且执政了70多年的共产党，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彻底毁灭了。至于戈尔巴乔夫对苏共的破坏作用，他曾经的“亲密战友”雅科夫列夫在2000年6月作出一个结论。当时，雅科夫列夫在同《论据与事实》编辑部的一次谈话中说：“戈尔巴乔夫是搞折中的高手”，“他巧妙地欺骗了党，因为一直以来他似乎都在致力于巩固我们的党，但实际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破坏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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