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伯子说过：“赣属邑十二，而文物则在宁都。宁都林壑最名胜者，又莫如金精，所谓天下福地三十六者也。”（《重修莲花山古寺序（代）》，《魏伯子文集》卷一）季子则以为这里“岩壑灵奥”，未必不能“与通都名胜相轩轾”，只不过行旅者少，不能为世人所知罢了；这种命运，也正与“僻乡之贤”相仿佛（《宁都先贤传》）。
金精洞，因传说汉末张丽英在此飞升而成名胜。“自洞迤西北，奇石四十里，拔地倚天”，即所谓“金精十二峰”。当魏氏丙戌山居的时候，这里的殿宇已“日就倾圮”，此后易堂中人曾屡次参与修复（《重修金精山碑记》，《魏叔子文集》卷一六）。
距金精洞百十丈的翠微峰，乃金精十二峰之第一峰。乾隆六年刊本《宁都县志》卷一《舆地·山川》：“翠微山在金精山前，色如丹霞，故又呼‘赤面砦’。”峰并不高峻，叔子说“四面削起百十余丈”（《翠微峰记》，《魏叔子文集》卷一六），邱维屏说“赤石三十仞”（《寄寿熊养及尊公见可先生》，《丘邦士先生文集》卷一七）。但诸子状写此峰，说它巉削，陡绝，却是真的。由色赤的这面仰视，这峰的确如叔子所形容，“如孤剑削空，从天而仆”（《翠微峰记》）。
登翠微峰的路在“坼”即山体的缝隙中，那坼也如叔子所说，“自山根至绝顶，若斧劈然”。至于山路之陡，还是林时益“前足接后项”说得切实（《己亥正月十二日蚤同吴子政过岭迟躬庵友兄登翠微峰访魏叔子季子……》，《朱中尉诗集》卷一）。来宁都前读诸子文字，设想过那些人登山，或有可能借助“荀舆”，由人抬了上去，到了其地，才明白必得手足并用，“扪壁”且“猿挂”。我已爬过了据说最难的一段，却因两臂无力，在有金属杆揳入处停了下来。岂料此后的两天雨下个不停，竟没有了再试的机会。但那十几米的攀爬，已让我约略体会了“猿挂”的滋味。动身之前，我其实已经知道，那山我多半只能“望望竟去，不复上”的，倘勉强攀登，多半会“色勃骨战栗”，以致不能下的吧。据登上了峰顶的同伴说，那里确如当地人所说，一派荒芜，但我仍然以为倘若我能登上，所见所感会有不同。对于未能登顶，我其实也并不那么懊丧；我不知道未亲履其地，是否真的有那么可惜。
翠微峰
石磴中至少应当有部分为当年所凿。由下文将引到的彭士望《翠微峰易堂记》看，九子当时也装设了“榰木”，使攀登者有所“凭翼”，但照明设备，多半是他们梦想未及的吧。想到那些书生，甚至他们的女眷，就由此上下，甚至叔子七十二岁的业师杨文彩，也能“百磴陟翠微”（《寿杨一水先生七十有一》，《魏季子文集》卷二），而邱维屏返回其河东旧居后，“尝自河东一日往还翠微山教授弟子”（叔子《邱维屏传》），不能不有一点汗颜。谁说书生就必定文弱！宁都的李先生告诉我，据说叔子之妇每由此峰上下，总要痛哭一场。他疑惑地问，“九子”隐居，为什么要选择这里？的确，对于那些妇人，这攀爬是太艰难了。
我猜想，魏氏兄弟的选定了此峰，除了彭氏《易堂记》所举理由外，多半还因了好奇的吧。山为小民提供了现成的避难所，也提供了士夫的避世之地——却往往更在象征的意义上。星子的宋之盛曾引友人说庐山语，说那山“如一巨丈夫，人想慕求识其面，有过李邕”（《续庐山纪事序》，《髻山文钞》卷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士人读山，往往将自己也读入其中，读进了山的性情、风貌中。魏氏兄弟的选择翠微峰，很可能也为了寻求象喻，关于自己的人格、襟抱的象喻，为此不惜忍受诸种不便，支付本可不必付出的代价。
但如已经说过的，这一带山算不得高，也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菁深林密，植被茂盛。我们在这一带没有看到古木苍藤、霜皮溜雨、黛色参天，也不曾见悬泉流瀑，甚至绝少听到鸟鸣。那曾经在翠微峰上与诸子争食的“狙公”，自然也早已绝迹，因此少了我设想中的神秘。但山自古，山色自青苍。雨中的凄清，则是肌肤可以直接感知的。我感觉到了山的呼吸。
我知道我所寻访的人物曾在这里生活过，呼吸过这一方空气，踩过这些石阶，曾将话语播散在此处的山风中，播散在苍老而至今依然新鲜的山色树色中。较之遗迹，我所要寻找的，毋宁说更是“气息”，是一些不赖有实物指证的东西。我来到这里或许竟不是为了寻找，而是指望一个尘埋已久的故事，借诸其发生地的潮润空气，在我的笔下苏醒。
彭士望《翠微峰易堂记》中说：“丙戌冬，闽及赣郡继陷，诸子毕聚，始决隐计。丁亥合坐读史……是冬，诸子言《易》，卜得‘离’之‘乾’，遂名易堂。”据此，易堂的历史应当自顺治三年（丙戌）、四年（丁亥）算起。由此，诸子在翠微峰顶开始了六年左右的聚居。
当时魏氏对于此山，是拥有“产权”的。一些年后，季子之子魏世俨还说：“翠微一片石，虽不得与五岳、五邱相比并，然甲乙之间，邑人以重金营一室基而不可得。”（《送梁质人归南丰序》，《魏敬士文集》卷三）至于“买山”之外，在决定了隐居后，诸子有过何种准备，由他们的文字就不能得其详了。
丙戌正是多事之秋，南明隆武、绍武朝于此年相继覆灭，丁魁楚、瞿式耜等立桂王于肇庆府，以第二年为永历元年。丙戌这年，为易堂诸子所仰慕的方以智，还在南粤漂泊；顾炎武因母丧未葬，欲往闽中赴唐王职方（兵部职方司主事）之召，不果行（《顾亭林先生年谱》）。王夫之于是年上书章旷，“指画兵食”，而在诸子居翠微峰期间，曾举兵衡山，并一度任职永历朝。这一年黄宗羲的经历尤其复杂：曾在鲁王“行朝”，兵溃后一度入四明山结寨；山寨被焚，奉母避居化安山，当易堂诸子在翠微峰上读《易》，黄氏则在另一处山中，“双瀑当窗，夜半猿啼伥啸，布算簌簌”（《叙陈言扬句股述》，《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36页），从事有关历、算的著述。
彭士望的《翠微峰易堂记》与叔子的《翠微峰记》，都详细指点了登山路线，犹如一篇旅游指南。《翠微峰易堂记》开篇写金精一带形势，翠微峰的险峻，以下即登山路径：
“峰东首坼微径，仅可容一人，初入益暗，稍登丈余，抵内壁，一孔偻出暗桥下，孔可三尺许。出孔，径益隘，更扪壁侧行，旋折登数十步，渐宽。崩石欹互，如游釜底。再上及阁道，孔出如暗桥，忽开朗轩豁。石穹覆，东向纳朝日，曰‘乌谷’，可容百十人庇风雨。乌谷上栈道梯磴杂出，径视初入益隘。顶踵接，更千步，壁尽，旷朗，磴道益宽。人翔步空际……”
我的同伴登山所经，想必已没有如是之复杂曲折。
据彭氏说，翠微峰“脊坼三干（按即峰顶向三个方向伸展），环周二里许，下视城郭，溪阜陵谷，村圃畎浍，人物草树屋宇，圜匝数百里，远近示掌上”。易堂的位置在中干，“堂广二丈，深二之一有半，北向”，“堂前门外隙地，旧有泉涌出，亦甘冽……”以下写此堂周围的房舍屋宇，于是你知道了，除了“澄碧甘冽寒洁”的泉水之外，这里还有高柳，“垂条拂地”，“濯濯可爱”，有藤萝，有叔子所钟爱的桃花。
写作上述文字的彭士望，已在垂暮之年，“俯仰陈迹”，不胜“今昔聚散存亡兴废之感”。他借诸书写，回味与怀念，用文字爱抚这个他曾与友人聚居过的地方，爱抚那一段往事，记述之细密足证爱之深切。他导引你由宁都出发，循山路进入易堂，指给你看那些林木泉池，鼓励你想象在这些庐舍间流经的岁月，而他本人则先自感动，低回不已。你于是知道了，即使为了避乱的聚居，也不能阻挡文人营造诗意的努力，或许倒是鼓励了此种努力。
季子说此峰“里之人罕登者，登人亦罕真知之”（《邹幼圃来翠微峰记》，《魏季子文集》卷一二）。叔子也说“相传自上古来，无或登而居者”（《翠微峰记》）。也因此那峰顶才像世外。邱维屏就说过，由翠微峰向东看，距他河东故居仅二十里，却像是“有尘海之隔”（《送邹九侯自翠微还归序》）。诸子居住的当时，翠微峰还“灌木郁勃阴森，见者疑有虎豹”（《翠微峰记》）。叔子说他曾于石磴上失足，险些丧命，竟以为“是日以往，皆余年也”（《述梦》，《魏叔子文集》卷二二）。一些年后，叔子出山而作江淮之游，还向别人夸耀翠微峰，用了挑剔的眼光看所见的山，以为“无足当意”（同书卷九《游京口南山诗引》）。
彭士望写翠微峰，目标在为易堂作传，因而力图全景呈现，巨细不遗，务期将那段生活固定在纸上，使之不致湮灭。叔子的文字，较彭氏差胜，记述也较为简明，但他的写《翠微峰记》，兴趣是更个人的，关心更在他本人的生活环境，尤其他的得意之作“勺庭”。他说，勺庭是一处草堂，因池而得名，那池中满是莲花，环屋则是桃树，“予独居之”。一些年后，当倦游的季子修筑了他的“吾庐”，叔子也为“吾庐”作“记”，极言其胜，说在这一带建筑中，“吾庐”所处地势最高，季子在经营上很用心思，除“高下其径”外，还遍植花木，甚至“架曲直之木为槛，垩以蜃灰，光耀林木”（同书卷一六《吾庐记》），以至人们老远就能看到。叔子自称“勺庭氏”，称季子“吾庐子”，都见出对那庐舍的钟爱。季子也颇自得于“吾庐”这一作品，自说“山顶结庐，俯视千峰，烟云来去，日月空朗，时或积雪照床，春花接席”，又每有兄弟朋友“对景谈”（《与刘长馨》，《魏季子文集》卷九），乐何如之。
对高度的追求，与对于超拔的人生境界的追求一致——意气豪迈的季子，宜乎有此。
每当世乱，普通人的诸种对策中，会有“避地”这一选择。而在现代武器被用于战争之前，避入山中，通常被作为首选。诸子登翠微峰的次年（丁亥），王夫之曾随其父隐居南岳衡山，只不过时间较为短暂而已。广东的陈恭尹也曾与二三好友入山，有“终焉之计”。顾炎武说卜居华下，那思路中有“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与三侄书》，《顾亭林诗文集》第87页），也关涉着对于山川形势的利用。当然，避地未必非避于山。陈瑚就避于水（崑山的蔚村），也取其处隐蔽，便于藏身。
前于“易堂九子”的登翠微峰，崇祯十一年（戊寅），孙奇逢曾与戚、友有避地之举，“诸友相依而至者数百家”，规模远非易堂所能比拟。其时孙奇逢已年届五十五岁，号称“大儒”，是北方士人中的领袖人物。孙氏避入的，是五峰山的双峰。但孙氏和他的族人徒众次年春天就离去，尽管崇祯十五年十月闻警再度入双峰，甚至第二年三月有守御之事，事平仍然各自归里，较之易堂，属于临时性的集结。孙氏甲申那年春也曾携家入双峰，只是为时更短暂。据《孙夏峰先生年谱》，孙氏“结茅双峰”期间，曾“与同人修武备，兴文学，干戈扰攘之时，有礼乐诵之风”。
这种在后人看来略具戏剧性的“避地”，在当事者，未必不是在有意地搬演故事。茅元仪（止生）的《扫盟馀话序》，就将孙奇逢的率众入五峰山，与三国时期田畴（子泰）因董卓之乱，“率宗族乡党入徐无山中扫地而盟”相比（《孙夏峰先生年谱》）。只是孙奇逢等人的避地较之于田畴，规模又有不如。无论追随孙奇逢的，还是追随魏氏兄弟的，主要是“衣冠礼乐之士”，双峰、翠微峰均为士大夫的集结，虽有亲族追随，却与其他草民无干。
关于金精山，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其“黄竹、赤面（按即翠微峰）、三岘、冠石诸砦，自昔避兵处也”（卷八八第582页）。
避地自保，选择自然在易守难攻。彭士望《易堂记》说，此峰最利在守：“一弱女子可抗千劲卒。”他还说到“山远望驯伏，近巉峭，浑成一石，隐不见屋，乍至非望见扶阑，疑无居人”——是如此隐蔽的所在。诸子的防守是认真的，据彭氏所记，他们的确曾在隘口处设栅、甃石、施楗，在阁道上下“积刍茭米谷”，以至设置石砲等，“严启闭，隐若敌国”。我猜想这种准军事化的气氛，会使习惯了优游的士夫感到兴奋。至于拟想中的威胁，主要应当来自“乱民”。诸子存留的文字中，关于清兵绝少涉及。曾灿《感乱》一首，有“群凶夜走湖东道，胡骑长驱梅水城”（《六松堂诗文集》卷六）句，多少像是例外。
此种避地的聚居，较之平世的文人社团，自然有其组织的严密性。上述防守设施就包含了有关敌/我、生/死的意义严重的提示。此外翠微峰顶另有禁约，比如“毋别售、毋引他族逼处”、“佩刀者毋得入”、“毋宵归，非山居人毋听上”、“夜呼，虽父子必待晓，辨察然后入”等等，不难令人察觉生存于乱世的紧张。诸子间的亲密之感，多少也赖有这一种紧张的吧。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就这样被极度地强调了。事后的回忆中，他们确也会怀念那种紧张，那种被如此具体地提示着的命运与共之感。
季子说，翠微山砦对于邑人有示范作用，“邑人仿效之，得免寇攘之难”（《先叔兄纪略》）。据近人所修《翠微峰志》，这一带山，直到近世，仍然被宁都人作为逃避战乱的所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曾有国民党残部在这里凭险顽抗，仗打得很激烈。五十年代有一部影片《翠岗红旗》，取材于这次战役，“翠岗”即翠微峰。只是易堂未曾动用的军事设施，到此时肯定已荡然无存。
走在山中，我们看到了形制互异的寨门。除了夹在山间的大小田块和农人踩出的小路，残存的寨门寨墙（甚至还有修筑于近代的地堡），是金精山中最易于辨识的人迹。却又正是这些人迹，使得历史的印痕模糊不清，三百多年前与半个多世纪前的影像，交错叠印在了一起。
魏禧、彭士望均不乏“先几之识”。南昌之屠，彭士望、林时益已先期南下；宁都之屠，诸子已在翠微峰顶。一些年后，叔子向方以智的三个儿子传授保全之道，说的就是上面的事：“昔者甲申之变，禧与父兄谋破产二千余石，营金精斗绝而居之，后七年宁都城破，家得全。益（按即林时益）于乙酉兵未入境，遽同彭躬庵挈家南走，从侨居焉，婚友见者，无不背面相笑，后五年江城屠且尽。”（《同林确斋与桐城三方书》）这群书生何尝缺乏生存智慧，他们是太善于保护自己了。
倘若仅据《易堂记》有关“军事设施”的记述，想象诸子随时处于防御状态，离事实也未免太远。由他们（尤其叔子）的文字看，聚居翠微峰的日子，这班朋友毋宁说是相当闲适的。从山上看下去，的确令人会有置身世外、置身局外的错觉，如季子所说“水流花开，与世相隔”（《答曾庭闻》，《魏季子文集》卷二）。
对于叔子，翠微峰的清晨是美好的。当着“天宇初开，万物东作”，由翠微峰顶起身，他感到的是“殷殷隆隆，山色郁然而虚静无一物”（《许士重诗序》，《魏叔子文集》卷九）。
山中之夜，天幕高远而澄澈，枝缝叶隙间，有灿烂的星斗。当此时，会有笛声，由山峦间悠然而起（《翠微夜闻笛》，《魏季子文集》卷四）。倘是月明之夜，中宵梦醒，会见月色满壁，如卧冰壶（《翠微中睡醒同伴坐月》、《五月十四夜睡起坐月》，《魏伯子文集》卷七）。无锡邹氏访翠微峰，“薄暮坐勺庭中，风起，云四尽，月出如白日，池水光可见须眉，邹子大叫‘奇绝’”（叔子《邹幼圃来翠微峰记》）。
一个这样的夜晚，季子备了醇醪佳酿，邀朋友在“吾庐”赏月。其时月华浮荡如水，浓雾悄然涌起，远近的山峦如岛屿浮出海上。被奇境所醉倒，在场的人一时静默无语。彭士望“负杖独来，倏然若游鱼出于水际”，叔子问彭氏“乐乎”？彭漫然答道：“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众人大笑（《吾庐饮酒记》，《魏叔子文集》卷一六）。如此良夜，的确令人心醉。
山居多暇，可以从容地观赏山色的晦明变幻，细细地玩赏春天的花，秋日的静。
叔子曾不无得意地说：“方春桃花开，四面花灼灼”（《勺庭示诸生杂得十二首》，《魏叔子诗集》卷四）；还写道：“勺庭桃李花，烂漫照水隅。”（同卷《赠门人卢永言二十初度》）由诸子的诗文可知，其地还有桂、梧桐、腊梅、椿树、楸树、竹、荼、月刺之属，“桂尤盛，四时花不绝”（《易堂记》）。你不妨想象那些庐舍氤氲在花香之中。黄昏或者月夜，当诸子高谈阔论之时，周遭或许就有暗香浮动。
季子在诗中说：“石上芙蓉开，秋日静如水。”（《卢孝则移家城中来吾庐示留别诗聊答赠》，《魏季子文集》卷二）他还有“山日清如泉”的诗句（同卷《山中秋思寄怀阴生寅宾》）。非处此境，即不能体验如此清澈的宁静。当此时若有屐声传来，那可能是良朋来访。入夜，你可以听到静中的汲水声，舂米声。月落时分，则有山寺的钟声“迢递到枕席”（同上《随成》）。倘若你于此时起身，会听到空阶上竹露滴落，宿莽中秋虫吟唱。
金精十二峰·山岩
山中景色，即使严冬也有其胜。叔子记他在翠微峰看木冰（又称“树介”、“木稼介”，即草树裹冰如甲胄），说所见冰凌“裂竹折树”，光怪陆离，与彭士望、季子“蹑屐游目”，几“不知有身”（《凌记跋》，《魏叔子文集》卷一二）。季子也说“木介”虽说不上是什么“佳事”，“然坐冰壶中，脏腹皆虚照也，则甚乐”（《答曾止山》，《魏季子文集》卷九）。
如若一个严寒的夜晚，更深人静时有叩门声，那或许是某子读书到兴奋处，邀同伴共享一份激动。彭士望就曾记叔子在山中读曾灿带回的姜宸英《真意堂稿》，“雪夜异寒，读之狂喜，呼和公，扣弟扉，共赏击节，亟命儿子钞诵之”（《复邹士书》，《树庐文钞》卷四）。事后叔子也自笑“黑夜上下数百磴，惊山中鸡犬”（《与彭躬庵》，《魏叔子文集》卷七）。姜氏的文集我也读过，实在想不出激动了叔子的是什么。
这一时期山外的世界，波诡云谲，却无妨诸子有这样的好兴致，与王夫之《永历实录》所写，不像在同一世界。但诸子并非即在世外。林时益的诗中，就写到了山下兵丁野营的篝火，星星点点彻夜不熄。叔子也曾在秋山的风雨之夜，百感交集，辗转反侧而不能成眠（《不寐》，《魏叔子诗集》卷六）。
明代在文学史上，小说独揽其胜，诗、古文似无足观，明代士人却以人生为诗，追求诗意地生存。即如魏氏兄弟虽不长于诗，却无妨其有诗人的气质情怀，甚至将危机时刻的生活也当诗作了。
经了三百多年的风雨，翠微峰顶的庭园花木，像被风化在了岁月中。我的同伴在那里见到了丛林中的水池，未知是否易堂旧物。山间的清风明月依旧，你却什么也不能确证。你在刹那间会疑惑，是否真的有那些人在这里生活过，将他们的故事演绎得曲折有致。他们的行踪被岁月抹去，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几年前我曾与一群年轻的伙伴，在豫南的山中夜宿，见到了久违的繁星。那是一个无风的月明之夜。夜半如厕，看到附近山上的树，树冠在月光下怒张着，凝然不动，竟恐怖起来。我曾写过一篇短文，《读山》，友人说读了那文字不禁失笑，说我全不懂山。我的确是大平原上人。
由诸子的文字看，山居的诗意并不属于住在此山的每一个人，也不属于所有时辰。林时益就曾经写到，他在山中种了一点菜，无奈却为贫困的邻人所摘（《谷中九九诗》，《朱中尉诗集》卷一）。
山居苦雨而又苦旱，翠微峰上一再有泉涸之忧。用李腾蛟的话说，即“山泉渴已甚”（《过水庄访魏冰叔》，《半庐文稿》卷三）。由彭士望《易堂记》所列禁约，易堂对于用水的严格管理，也可以想见水资源问题的极端严重性。甚至有不得不由山下汲水的时候——那当然要赖僮仆的劳作，其辛苦可知。翠微峰上的小社会组织之严密，与其说出于守御的需要，不如说更出于资源——首先即水，此外尚有薪等——分配的需要。诸子终于散居，也应与用水的紧张有关。季子就说过“山居泉涸思迁徙”（《喜雨示俨侃生日》，《魏季子文集》卷三）。
水荒之外，也曾为积潦所困。盛夏淫雨，大水漂物，彭士望在《易堂记》中写到过。伯子、季子都一再写为淫雨所苦，如“苦雨连旬，云生窗户，岩溜噪耳欲聋”（伯子《与李咸斋》）；如“危峰苦雨，孟夏如秋”（季子《答曾庭闻》）。
淫雨之外，还有令人咫尺莫辨的大雾。“天将雨，云雾从山脚起，顷刻如大海”（《虚受斋记》，《魏敬士文集》卷四）。更有大风。“严冬黑雨漫山谷，大风怒起夜发屋”（《大风（庚子孟冬作）》，《魏叔子诗集》卷五），这风甚至会狂吹三日三夜。于是峰上弥漫着叔子也难以忍受的砭骨的寒意。
即使夏日，黄昏时分也会有寒气来袭。季子就有“山中当孟夏，日落竟如秋”句（《日落》，《魏季子文集》卷四）。至于隆冬的寒气，几乎是不可抵御的，更何况冬夜。叔子有诗《拥被》，曰：“寥寥冬夜寒，不敢解衣宿。拥被覆头面，手足犹拳曲”（《魏叔子诗集》卷三）。林时益也曾在诗中描述自己用草来堵塞板屋的罅隙（《谷中九九诗》）。这样的夜晚，自然绝无诗意可言。当着“终风”在山谷间呼啸，那冰轮无论如何皎洁，我想都不会引起观赏的兴致。
上述种种不便之外，僻处赣南山中，不可能没有信息传输的滞缓。二月发自杭州的来书，九月才到山中，季子不禁慨叹着“甚矣，僻乡之孤陋也”（《答顾右臣书》，《魏季子文集》卷八）。常在旅中的曾灿，也为邮传的不便所苦，其《秋日得长兄壬辰腊月诗》曾云：“惊传万里札，又是隔年书。”（《六松堂诗文集》卷二）叔子也说过“通问甚难。三年之缄，必山中人来始达”（《答陈元孝》，《魏叔子文集》卷七）。
叔子的诗作中能找到日常生活的片段，比如写冬日早晨天气晴和，他整冠立于前庭看日升，“家人呼我食，双箸进薯羹”（《枭鸣》，《魏叔子诗集》卷四）。你至少知道了他在这个早晨吃的是什么。更为琐碎具体的生活记述，却是由林时益提供的。林氏未见得长于诗，却能用朴拙的字句，絮絮如话家常地将诸子寻常的生活情境呈现纸上。
这天晚上，我们宿在翠微峰下的度假村，有一夜雨声。因了这雨，自然不能如期待的那样，看山中明月或繁密的星斗，听如织的虫鸣与溪涧的叮咚。倘是月夜，周围的山岩当兀然黝然，山壁满涂了月华，朦胧窈杳有如奇境的吧。这山间之夜过于静谧，如在世外，令我不安。我太熟悉都市的十丈红尘了，那经验不能不侵入这过分单纯的梦境。即使在这山麓的静夜，听簌簌雨声，耳鼓中也隐隐有市声。已是公历四月，夜间仍寒气袭人，真想不出“九子”要有怎样的兴致，才能欣赏“木介”之类的奇观？
由彭士望的《易堂记》，我知道了易堂确有“堂”，而不只是一个名目。诸子所居即在此堂附近，是一带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与周围的冈峦林木和谐一体。《易堂记》还说，“同堂惟彭中叔（按即彭任）居三，每期必赴”。除彭任外，其他八子当时都住在易堂附近。
关于易堂的初创，叔子《翠微峰记》讲述得相当简明：“岁甲申国变，予采山而隐，闻邑人彭氏因坼凿磴、架阁道，于山之中干辟平地作屋，其后诸子讲《易》，盖所谓‘易堂’者也。予同伯兄、季弟大资其修凿费，丙戌春，奉父母居之，因渐致远近之贤者，先后附焉。”他另在《与桐城三方书》中，说为买山曾“破产二千余石”。彭士望所记稍为具体，由其《易堂记》可知，当初魏氏父子是“合知戚累千金”，才向彭宦买下此山的。由此也可以知道那时的避地，非有相当的赀产则不能办。城居固然不易，山居又何尝容易！
诸子聚居翠微峰似乎并非同时。丙戌那年，彭士望、曾灿还直接、间接地参与了赣州的抵抗。据陆麟书《彭躬庵先生传》，彭氏挈家到宁都后，曾应杨廷麟召，协助处理军政事务。曾灿则于赣州陷落后一度为僧，游闽、浙、两广间，戊子始到易堂（参看叔子《哭吴秉季文》）。曾灿自己也说他“丙戌、丁亥之间，几不免有杀身之祸，出亡在外，累及数年”（《答王山长》，《六松堂诗文集》卷一四），加盟易堂的时间自然迟于其余诸子。而“九子”之为足数，也只是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由叔子的《季弟五十述》看，伯子丁亥就已经出而应世，这之前居翠微峰不过一年左右。以伯子为“九子”之一，大约因了其发起人的身份，事实上，对于翠微峰上的活动，伯子不像是有太多参与。
由《易堂记》看，诸子在山上的聚会，采用了其时“社会”的流行形式。有时如儒家之徒，聚坐讲学，揖让雍容，甚至“设钟磬，歌诗，群习静坐”；另一时又如文人的社集，诗酒唱和，流连花前月下。尽管僻处赣南，无缘亲历明末的“党社运动”，却也未在风气之外。尽管以《易》名堂，与同一时期出现于东南的讲经会，却绝少相似之处，没有多少“学问”色彩；仿效理学之士通常所用形式，却又不免于内容的混杂，熔经学研讨、诗文批评以及基层社会以教化为目的的宣讲（内容为《六谕》等）于一炉。
关于易堂始基、诸子讲会，以及其后的“山变”，林时益的叙事诗记述独详，可与彭氏《易堂记》互为印证。其中也写到“朔望讲《六谕》，《内则》咸下帷。声歌节进止，此际咸雍熙”（《己亥二月十五日同彭躬庵陪黄介五陟岘峰……》，《朱中尉诗集》卷一）。而无论讲什么，遗民趣味，却是无疑的。林诗就有“看《鉴》疑正统，读《易》伤明夷”云云。或许在诸子，讲什么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班志同道合者聚居一处，朝夕讲论，这本身就是令人兴奋的经历，非平世寻常交游所能比拟。
我猜想，明中叶以降士人所热中的“会讲”，也以有关经验的非常性质，而对参与者构成了吸引。如王畿（龙溪）主持的新安福田之会，“昼则大会于堂，夜则联铺会宿阁上”（《新安福田山房六邑会籍》，《王龙溪文集》卷二）。空间距离的密迩，无疑有助于加深同志之感、彼此呼吸相通之感。在易堂诸子为生计所迫而分散居住之后，翠微峰的岁月成为一段美好的记忆，也应因了那情境的难以重现的吧。
尽管魏氏兄弟、曾灿之流兴趣更在词章，易堂确也曾读《易》。在当时，读《易》，即读乱世，读患难，读患难中人的命运。王弘撰清初隐居华山，就曾筑“读《易》庐”。星子宋之盛也自说“读《易》髻山”（《江人事序》，《髻山文钞》卷下）。孙奇逢本人的《日谱》，记有孙氏己丑谋南迁，曾在苏门（辉县）与三无老人读《易》于闻啸楼——那应当已是易堂诸子翠微峰读《易》意兴阑珊的时候。
叔子在诗中说：“日月东西驰，静对如读《易》。”（《口占步友人欢白发韵为寿》，《魏叔子诗集》卷四）他的《论屯卦》一篇自记：“戊子、己丑之间，同诸子于翠微讲《易》，人日一卦……”（《魏叔子文集》卷二二）这几乎是可供想象诸子读《易》情境的仅有记述。尽管据季子说，李腾蛟著有《周易剩言》，藏于家，易堂人物中，“邃于《易》”的，或许只有邱维屏一人。
易堂中人更热中的，还是与文字（诗文、尤其是“古文”）有关的切磋、讨论，于此所承，也仍然是晚明会社遗风。李腾蛟曾说诸子“相值论诗文，彼此欢呼，有至鸡鸣漏尽，惊动客寝，犹未已者”（《书魏裕斋诗后》，《半庐文稿》卷二）。刊刻行世的三魏等人文集，几乎每文均附了评论，且多出自同人，我所读过的那一时期的文集中，殊不多见。评语多属褒扬，言之往往不免于过，据此可以想象诸子间的相互激赏。这类评论，固然再现了磋商、讨论的氛围，却也提示了作者“作文章”、评论者以之为“文章”的态度。事实上，魏禧、彭士望贡献于当世的，的确也是文章而非事功。
那个时候，当着士人决定避地以至避世时，作为摹写的蓝本的，除了上面提到过的田畴的故事，更有陶渊明的桃源故事。
金精山一带有泉名“桃源”，彭任的《桃源记》，记的就是此泉。叔子很乐意让人们相信，诸子在翠微峰成功地复制了“桃源”。他的《桃花源图跋》说：“桐城方密之先生世乱后尝僧服访予翠微山。山四面峭立，中开一坼，坼有洞如瓮口，伸头而登，凡百十余丈，及其顶，则树竹十万株，蔬圃、亭舍、鸡犬、池阁如村落，山中人多著野服草鞋相迎问，先生笑谓予曰：‘即此何减桃花源也。’”（《魏叔子文集》卷一二）他甚至没有忘记提示那个瓮口般的出口，无疑能令人联想到《桃花源记》中的“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云云；而“野服草鞋”，也应当是桃花源中人的装束。彭士望、魏禧毫不掩饰他们对于自己的这项创作的得意。
但田畴的故事只能演出在那个割据纷争的时代，凭借了政权的非统一性。至于桃源故事，本是寓言，到了本书所写这一时期，更没有了复制的可能。不惟易堂诸子，其他明遗民搬演这一故事，都不能不作因时因地的修改。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是，翠微峰上人是要纳官税的，叔子本人就曾在《苟全居铭为彭立斋作》一诗的序中提到。季子诗中也提到了“官租”（《九日黎生于郑在山中同彭彦修及三儿俱有咏》，《魏季子文集》卷五）。此外可以相信的是，魏氏在宁都，得到了地方当局的关照（参看季子《与丁观察书》，同书卷八）。三魏甚至自觉地借诸政治权力作为安全屏障。下面将要说到的伯子的出而应世，也正出于此种考虑，对此，魏氏兄弟说得很坦然。他们原是热心用世的人，哪里会真的以“世外”自欺！“桃源”云云，不过作诗，本不必当真。
兵戈犹在眼，也不容诸子忘世。由叔子的《拥被》一诗看，至少在诸子山居之初，四野乱兵，百里营火，翠微峰正如孤岛，随时在威胁中。你的确也会想到，这些人避乱，何以不避入深山更深处，而要如此地逼近杀戮之地。下面将要讲到的“山变”，也证明了其地并不安全，随时可能遭遇来自山下的骚扰——至少在大乱未平的一段时间里。由此看来，最初的选择翠微峰，动机确也值得玩味。看来只能说，诸子虽避地而并不避世，其中的魏氏兄弟甚至无意远于乱世。
“易堂”虽则“九子”，随同避地的却另有其人。叔子曾写到邱氏族人邱而康，居“如斗之室，床灶横陈，敝席为门，风雨直入。兄因妹长，寄卧城头；翁避媳炊，立餐檐下”，易堂中人曾发起募捐，以图为邱氏“再营半室”（《为邱而康冠石造屋启》，《魏叔子文集》卷二〇）——“桃源”中人，竟“赤贫”至此。彭士望说翠微山居“最不利”者有三，其三即“最不利贫，无人力赀财馈运，难一日居”（《易堂记》）。诸子山居，所食所用均赖山外运来，“诸佣保杂仆，日运薪荷担自城至”；待僮仆搬运的，“米谷”外尚有“竹木诸器用”，与桃源中人的自耕自食何其不同。这样的桃源，确也非邱而康这等人所宜于居住。
仅仅摘取了诸子的片段文字，翠微峰上的“桃源中人”的确像是“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彭士望就曾写道：“每佳辰月夕、初雪雨晴，辄载酒哦诗，间歌古今人诗，辞旨清壮，慷慨泣浪浪下。或列坐泉栈，眺远山，新汲吹龠煮茗，谷风回薄，井水微漪。遇飞英坠叶缤纷浮水际，时一叫绝，几不知石外今是何世。”（《易堂记》）只要想到诸子多在贫窭中，就会觉得他们的上述行为，更像是在模仿时式。由年谱看，孙奇逢及其徒也曾于“筑险肄战之暇，神闲气整，倡和为诗歌”（《扫盟馀话序》），在我看来，不过文人故态而已。当然也证明了这些避乱者的生活确有余裕。
纵然如此，也仍不妨认为，孙奇逢与易堂诸子创作了其时成功的“避地”故事，只不过经了上述改写，蜕变成了与田畴故事、桃源故事不同的故事而已。正是那些处的改写，使得易堂九子式的“避地”成为可能。你由此又察知了魏氏兄弟性情中的“现实主义”；这品性即使在最诗意的创作中，也呈现了出来。不妨认为，易堂为遗民与现（清）政权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一个标本。
李腾蛟有一方石印，印文为“方寸桃源”，说“凡世之治乱，生于人心”（《桃源说》，《半庐文稿》卷一）。叔子也说“善避乱者，不于桃源，在方寸之地”（《太平县王君暨继室张孺人墓志铭》，《魏叔子文集》卷一八）。这样看来，“桃源”更是一种心理状态。
当明清之际，遗民所能保有的，也只是“方寸桃源”的吧。
翠微峰也的确不是安全岛。据邱维屏说，顺治七年（庚寅）那年正月，即易堂诸人隐居翠微三四年之后，还有县里的“乱民”挟刃来索取财物（《天民传》）。孙奇逢及其徒众在双峰有过“守御”，甚至“鏖战”（参看《孙夏峰先生年谱》）。翠微峰则于顺治九年（壬辰），发生了所谓的“山变”（亦作“山难”）。
“山变”系由旧时“山主”彭宦发难。据近人所修《翠微峰志》，“翠微峰原系彭姓族山。顺治二年（1645）冬，宦将山卖给魏兆凤（魏禧父）家居”（第142页）。关于大清官兵剿灭“山贼”，彭士望、魏叔子均语焉不详。“山变”后魏氏兄弟对于此山权利的恢复，即应借助了当局的军事干预。值得注意的是，季子曾一再说到田畴借魏兵除“田贼”的故事，或许有助于推想魏氏兄弟处置类似事件时可能的态度。
易代之际对于缙绅的直接威胁，通常就来之于当地的“乱民”，而我们却只能透过缙绅的记述，经由他们的感受，来看其时在动荡中的、参与了动荡的“民”。那一时期士大夫在清兵、“义军”、“乱民”间处境之复杂，仅凭了忠义遗民传状，是不可能确知的。“乱民”，换一个角度，即“义民”，以至后世史家那里的“起义农民”。《翠微峰志》就称此“山变”为“农民起义军攻占翠微峰之役”（第5页）。
“山变”发生时，诸子不免蒙受了财产损失，并被迫避去。魏氏一度客居雩都（今于都）。至于“山变”后的易堂状况，诸子的说法却颇有出入。叔子说，“明年，伯子归自广，卒复之，诸子之散处者咸集”（《翠微峰记》）；季子却说“自故山变后，饥驱离析，岁不四五聚首”（《同堂祭彭躬庵友兄文》，《魏季子文集》卷一六）。彭士望《易堂记》的说法与季子一致，说经此变故，虽魏伯子率其二弟再居易堂并招诸子，而“诸子既久隐穷约，被山难，贫益甚，散处谋衣食”，“仅时一过从”。还说：“自乙酉迄今庚子，十六年，多难，山城路数通塞，不时聚散，壬辰后遂散，不复聚。惟戊、己间聚最久……”看来“山变”或曰“山难”，的确是易堂历史的转捩点。情况也可能是，令诸子聚居的动机已渐渐失效，“山难”不过为酝酿中的解体提供了一个时机而已。由丙戌诸子翠微峰“读《易》”，到此已有大约六年，易堂维持的时间并不能算短暂。
避乱原是战时行为，待到环境渐趋平静，回复常态是自然的事。陈瑚移居蔚村，在顺治四年秋，三年后也就离去。南丰的程山与易堂的情况相似，据叔子说，曾同聚于程山的“五君子”，后来也因“离乱”而“散处”，“相去或数十百里，岁时不二三相见”（《赠程山五君子五十序》，《魏叔子文集》卷一一）。于此也可考察易代之际士人聚散之迹。三魏之父魏兆凤毕竟老于世故，他早就说过：“人于聚顺之下，不可不存孤孽之心。”（《魏徵君杂录》，《宁都三魏文集》）
毋宁说，“山变”导致了易堂在事实上的解体，同时开启了其象征化的时期。
那一时期，有遗民以非官方身分参与故明国史的撰写，或从事私家著述，无非在建构记忆，关于故国的、关于他们参与其间的当代史的记忆。在易堂魏禧、彭士望，这过程几乎是同步的——他们演出自己的历史，同时试图用了书写肯定它。叙事行为直接参与了对于人生意境的营造。他们在用述说构造历史时是如此热诚，以至自我想象与当下此刻的行为难以区分。令我感兴趣的，更是彭士望、魏禧有关易堂的叙事态度，他们那种经由记述为历史留一份见证的自觉。我甚至猜想诸子对避居地的着意经营，也为了拥有一方诗意空间，以便那段友情的展开。在这意义上，那些庐舍亭阁以至泉石花木，无不参与构成着剧情的有机部分。
你由其时士人的文字，往往能读出关于他们“在历史中”的自觉。或许应当说，所谓“易堂”，更存在于魏、彭的叙述中，在他们不断的回忆中，通体涂染的，是这两个人激情的色彩。
就“九子”的文字看，他们中最有群体自觉的，的确也是魏、彭。魏禧《里言》录李腾蛟语，说“叔子于易堂，犹桶之有箍”。在这两个人，易堂存在时间的久暂已无关紧要，那段生活对于他们的意义，已非时间所能度量。至于对于“群”的依赖，固然与有明一代的“党社运动”有关，也应出于板荡之际士人关于自身软弱的意识。叔子、彭士望始终不忘易堂结盟的初衷，以对易堂的不断回溯，示人以不改志，不背弃。在那些深情的叙述中，易堂已不仅是一个群体的符号，那是九个男子共度的一段岁月，是一种完整的生存情境。经由谈论易堂，他们自我认同、彼此确认，关于易堂的追忆，提示的是相互间的承诺、期许，彼此的精神呼应。
我却不免想到，叔子那种“桶箍”般对于群体的拥抱，是否也令他的同伴感到了不适？
叔子、彭任曾经谈论“有我”、“无我”，口吻很像道学之士（参看《魏叔子日录·里言》），季子论“我”，却别有旨趣；名其庐“吾庐”，也别有意味。诸子即使亲如兄弟，仍各有其“吾”。不如说易堂提供了在群体中各自保有性情的例子。季子之子魏世傚的书札就说，虽然九先生“共有其真诚”，却性情不一，彭士望的“气概”、林时益的“和雅”、曾灿的“无缘饰”、邱维屏的“通而介”、伯子的“快直”、叔子的“宽裕”、彭任的“恬淡”、季子的“刚毅”，“各有其所独至”（《答彭汝诚书》，《魏昭士文集》卷二）。这也是后辈眼中的“九子”。
易堂本是一个关系疏密不等、甚至志趣不尽一致的群体。其组成除了世乱这一外缘，作为基础的，毋宁说更是对于彼此人格的信赖。因而虽一“堂”中人，未必即是同道。由彭任的《草堂文集》，几乎看不出与魏氏兄弟、彭士望等人的精神联系，倒是不难感知他与程山谢文洊等的呼应。季子说《易》“同人”一卦，“圣人所以垂象设辞，乃在于不苟同。然则不苟同者，能不同，乃能大同”（《答山西侯君书》，《魏季子文集》卷八），或也可以用来作易堂注脚的？
“九子”与易堂的关系，确也有深浅的不同。
曾灿是“九子”中较为游离的角色。灿交游广阔，其人的游离也应因了那“广阔”。在易堂中，曾灿似乎从来不是主要角色，对此“堂”的态度也不像有多么积极。曾灿珍重与叔子的友情，却并不即以易堂为性命。
李腾蛟、彭任面目中庸，是任一群体都可能有的老成持重的人物，难得出现在前台，以其稳定而沉默，构成了群体的基本成分，令“中心人物”得以凸显的衬景、底色。在遗留至今的文字中，他们眉眼模糊，却正因了没有过于强烈的性情，成就了群体的性情。
无论曾灿，还是李腾蛟、彭任，对于那个短暂的会聚，都未必如魏氏兄弟、彭士望那样耿耿不忘，直欲什袭而收藏之，使永不磨蚀。那不过是他们的生涯中的一段插曲，固然温馨，生活中却有更实际的事务需要应付。
写在本书中的人物，确有可能因了易堂而为时人所知，但他们像是并不因此而仰赖这一名目，以为自己的存在要赖有这名目才便于陈述，也不存有借诸他人而自我扩张的俗念。易堂只是他们经历过的一个事件，并非他们个人历史的起点或终点，也未必具有关键意义。毋宁说易堂因魏禧、彭士望的热情，也因李腾蛟、彭任等人的淡定，而成其为易堂。
我由此想到，明中叶以降的“党社运动”中，处于同一“社会”者，与那“社会”的关系，可以是无穷多样的，而“党社”的名目却将这诸多差异抹杀了。
易堂禁约之细（见彭士望《易堂记》），与双峰（孙奇逢）的简约，适成对比。由文字看，那的确是一个设计严整的小社会。由此也可以想见，虽系避乱，属“战时体制”，却决不草率。诸子一开始就有长久居住的打算。终于散居，自然有不得已的理由。
“山变”后，诸子仍在金精十二峰一带，只是散居在了三处山中，翠微峰外，即三峰（按诸子文集中亦作“岘”）与稍远的冠石。
上面已经提到，彭任先已住在三峰，名其居“一草亭”。后来迁入的，是李腾蛟。据说曾灿、彭士望也曾在此暂住。李腾蛟所居曰“半庐”。《宁都直隶州志》卷五《山川志·宁都州》录彭士望金精联曰：“石嶂古曾开，仙府楼台苍壁上；雨帘晴不卷，人家鸡犬白云中”，描写的就是三峰。林时益则迁往冠石。彭士望一度在青草湖“依桂树为庐居之”，有所谓的“树庐”，后又迁至冠石（《耻躬堂文钞·自序》）。我猜想魏氏兄弟外，其他诸子的迁离翠微峰，或也因其“陡绝”。此峰既易守难攻，也就上下为难。彭氏《易堂记》就写到僮仆失足、醉坠者，前后竟至有数人。
魏氏兄弟留在了翠微峰上。“三魏”中，伯子不过系缆于此，他自己就说过，“虽有翠微峰，如徐福蓬莱，至辄船风引去”（《答方大师》，《魏伯子文集》卷二）。他本不属于这一片石。
季子说：“翠微西登冈，遂对三峰。最上李子庐，开门向天东。”（《李咸斋五十有一》，《魏季子文集》卷二）叔子也有《勺庭晨起望三闻鸡犬声却寄彭中叔》一诗。似乎由翠微峰可闻三的鸡犬之声，而李氏的房舍也俯视可见。据《易堂记》，其时三“居者数百人”，与翠微峰之间“可呼语”。丁巳哭祭伯子父子的时候，邱维屏还回忆起诸子于峰顶“相望而呼答”的情景（《众祭魏善伯父子文》，《邱邦士文钞》卷二）。“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那实在是一种美好的感觉。
即使两山如此近逼，叔子犹恨其间无“云栈”相连（《李少贱自中见问口占代柬》，《魏叔子诗集》卷七。按李少贱即李腾蛟），曾对了疏雨残荷，以诗代柬，与三的友人互致问候；或于清秋斫了蕉叶，题了诗赠给友人（卷六《山居日斫大蕉一叶代纸偶书贻危习生》）。伯子也会用了小简招那边山上的友人来聚，说“秋山如水，秋日如月。言念君子，云胡不来”（《柬咸斋中叔》，《魏伯子文集》卷二）。叔子曾过三峰与彭任夜谈，直至月落烛跋（《彭中叔四十有一诗以赠之》，《魏叔子诗集》卷四）。山中风大，己酉正月，叔子在三峰见到由西北归来的曾畹时，正有“壑风千尺，倒土吹墙屋，汹汹有声”（《曾庭闻文集序》）。我记起了90年代初，住在一处濒海的山间，夜间大风在沟壑中冲荡，轰然撞击楼墙如擂石。
午后，冒雨登三峰，我一手撑伞，一手持了竹杖。山体没有植被处，或因了雨水的侵蚀，色如涂漆。烟雨迷蒙。我与同伴向对面的翠微峰呼喊，不大相信能将声音送到那里。这峰顶也有人迹，如水池、残存的墙体。但你仍然什么也不可能确认，除非你知道“九子”之外、之后，无人在此居住，也不曾有过四十年代末的战事。我本来就无意确认什么。能确认的或许只是，我到过了诸子曾经生活的山，在一个雨线不断的春日里。
行走在山间，偶尔有赤足的农夫打身边走过。道上有新鲜的牛粪，有的田块还插了疏篱，但耕种者已住在了山外。这雨中的山太过岑寂。诸子当时，这一带山想必不那么寂寞，或许竟随处可闻人语？
魏氏兄弟中，季子居翠微峰最久。彭士望《易堂记》后，有他本人壬戌春的附记，其中写到“吾庐”筑于丙午（康熙五年），那时季子远游南海西秦始归。“自丁巳、庚申，伯、叔踵逝，石阁、勺庭，俱虚无人，诸子各散处久，不复居易堂，惟和公（即季子）独身率妻子，居吾庐十七年，从未他徙，长儿子且抱二孙，所艺植日益蕃，居室益增，极翠微一时之盛。”我由此看到的，是季子的山民式的顽强。远游之后，修建庐舍于峰顶，想到终老于此，应当出自淡定的心境的吧——与当年聚居时的心情想必有了一点不同。叔子说，他的弟弟性情刚烈，不免于“褊”。而要守住这一方寂寞，必要有一点“刚”与“褊”的吧。
也如叔子对他的“勺庭”，季子修筑其“吾庐”，殊不草草，甚至不惜“举债而饰之”，决不止于取蔽风雨。也正因了不苟且，才能坚守。季子山中的坚守，多少可以看作守护易堂之为象征——那确也被他作为了后死者的道义责任。
三峰·石磴
季子的两个儿子续有兴作，而且像是由父辈那里，承袭了对于室庐园林的创造才能，且所建房舍不厌其高。“吾庐”已高于“勺庭”，其后所建的“享堂”、“惴临轩”，似更高于“吾庐”。季子父子的气概于此可以感知。即使在季子晚年城居之后，他的两个儿子世傚、世俨仍住在山上，世俨还买下了曾氏故居，加以改建（《虚受斋记》、《惴临轩记》，《魏敬士文集》卷四）。《翠微峰志》也记有魏世傚四十七岁时（庚辰），在翠微峰顶新建“地山草堂”，住了较长时间（第143页）。其时“九子”中惟彭任尚在，写了《书地山草堂唱和诗后》（《草亭文集》）。易堂一脉，就这样在魏氏后人那里延续着。
世傚说他父亲年六十四，“以登陟为劳，缉城中屋居之，榜曰‘瓶斋’，非乐夫市廛也”（《享堂记》，《魏昭士文集》卷六）。城居的季子仍不时还山，往来于城中山上，甚至说自己“却悔移家去住城”（《还山阅吴子政新诗因赋赠》，《魏季子文集》卷五）。至于魏氏后人究竟于何时放弃了翠微这一片石，就不得而知了。
彭士望刻画易堂形象，说：“易堂之人粗识理义，读书、为古文辞，好嘐嘐谈经济，笃嗜人才，出于至性，而操行多疵病，废半途，不能坚忍嗜欲，独不敢作伪自覆匿。”（《复孔正叔书》，《树庐文钞》卷二）后人眼中的易堂，也大略如是。季子之子魏世傚就对同侪说：“九先生之所同者心，而不同者其行事。同其心者，真与诚而已矣。”（《答彭汝诚书》）
魏氏叔、季与彭士望说易堂，首标一“真”字。
季子《吴瓶庵赠言序》（《魏季子文集》卷七）一篇后彭士望的评语，说“真气”二字，“此吾易堂立言之旨也”。季子也说：“人之有真气者乃有奇气。”（《邹幼圃来翠微峰记》，《魏季子文集》卷一二）叔子的说法是，“天下之害由于人无真气，柱朽栋桡而大厦倾焉”（《徐祯起诗序》，《魏叔子文集》卷九），不免夸张，却也未必不真的这样认为。这里所谓的“真”，无非指真诚，真率，真挚。人们当时所知道的“易堂”，的确也光明洞达，真气洋溢。
这“真”与公安三袁的“性灵”、“性情”说，至少间接有关，尽管叔子对士人的滥说“性情”正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自“性情”之说流行，无不以性情为言，“故自天下好为真性情之诗，而性情愈隐，诗之道或几乎亡矣”（同上）。
易堂所谓“真”，自然非即天真。魏氏兄弟尤其不以“天真”自诩，他们甚至不讳言“机谋”，自居于智谋之士。在我看来，诸子的可爱，是在未必不通世故，却仍保有了某种率真；既少有道学中人的矫情或不情，又不像通常文士、名士以通脱为标榜——他们确也令时人感到了一派清新。最为易堂中人得意的，是方以智的如下评语，即“易堂真气，天下罕二”（季子《先叔兄纪略》）。
朱子曾以灯笼取喻，说内多一条骨子，外便减一路光明，易堂中人一再引用，只是不免于断章取义。但这譬喻着实精妙。
那个时期好用这一“真”字的，颇不乏人。方以智说“真实”，曰：“发真实心，行真实行，方肯真实。参真实参，方有真实；疑真实疑，方有真实；悟真实悟，始信悟同未悟，始知真实践履。”（《墨历崖警示》，《冬灰录》卷首）《方以智年谱》系此篇于顺治十五年（戊戌），即方氏访翠微峰的前一年。宁化李世熊，自说其“痛愤是真痛愤，惭愧是真惭愧，爱敬是真爱敬，涕泪是真涕泪”（语见季子《李君元仲墓志铭》，《魏季子文集》卷一四）。颜元甚至也用了“真气”二字，说“宇宙真气即宇宙生气”（《习斋记馀》卷一《烈香集序》，《颜元集》第409页）。此“真”正自难得，值得如此强调。
孙奇逢的友人孙承宗、鹿善继等人，也标一“真”字。鹿善继著有《认真草》，为孙承宗所题名，以为得了鹿氏精神。孙承宗是在别于“赝”的意义上，称许鹿善继的“真”的，即“真材”，“真品”，“真心”，“真肝胆”（孙氏《题鹿伯顺十五种认真草》）。鹿善继本人也好说“真实”，如曰“真实心”，“真实心肠”等等（《定兴县籽粒折徵记》，《认真草》卷三）。由我看来，鹿善继的“真”，兼以“刚大”，更有北方气象。均为“志士”，北方孙奇逢、鹿善继厚重内敛，易堂彭、魏则激情喷涌，都有所谓的“真性情”。
尽管我们早已被告知，到本书所写的这一时期，传统社会已近晚期，我的阅读经验却告诉我，其时士人的心性并未因此而衰老。我倒是常能由明人、明清之际的士人那里，读出某种青春气象，觉得那些人物的热情近乎天真。即如易堂的那种“真气”，岂非出诸年轻的心灵？
满耳雨声。四周的山黑魆魆的。若是在三百年前，附近的翠微峰头，会有一两星灯火，明灭在枝缝叶隙间。那灯下或许有魏氏兄弟在纵谈，也可能是彭士望、叔子在争辩，以至声震林木。叔子本长于谈论，“论事每纵横雄杰，倒注不穷”（季子《先叔兄纪略》）。说到兴奋处，即使“委顿枕席”，也会推枕而起，“投袂奋步于室中，疾声大言”，使“闻者惊为诟厉”（《涂宜振史论序》，《魏叔子文集》卷八）。
上文已提到了九子的和而不同，用了邱维屏的说法，即“大义攸同，志各趋舍”（《祭李少贱文》）——惟此也才有气象的阔大。关于异同，叔子的说法是：“朋友之义，相济以异，而相成以同。”（《京口二家文选序》，《魏叔子文集》卷八）彭士望视时文若仇，邱维屏则称道制艺自若。至于曾灿以及下面将要讲到的林时益，更是宁得罪友朋，也不改面目，不放弃自己的人生选择。一定要这样，才是所谓的“性情中人”的吧。
更足以示人以“易堂真气”的，毋宁说是那种系于时尚而又自具特色的诸子间的相互砥砺。
倘若有人于三百年前，隐隐听得峰顶人声喧哗，有宿鸟在月明之夜惊飞，那或许就是易堂诸子在相互攻谪。彭士望《易堂记》说，诸子“方初聚时，俱少年朗锐，轻视世务，或抗论古今、规过失，往复达曙，少亦至夜分，不服辄动色庭诟，声震厉，僮仆睡惊起；顷即欢然笑语，胸中无毫发芥蒂”。他们或许就这样谈论、争辩着，灯烛荧荧然达旦。
无论彭士望还是叔子，一再强调的，都是诸子间“无毫发芥蒂”。即如叔子说他与彭氏“山居争论古今事，及督身所过失，往往动色厉声张目，至流涕不止，退而作书数千言相攻谪。两人者或立相受过，或数日旬日意始平，初未尝略有所芥蒂”（《彭躬庵七十序》）。彭氏在另外的场合也说到，“诸子中亦时意气互激，忿詈出恶声，或号哭欲绝交，转盼辄销亡，胸中无毛发底滞”（《魏兴士文序》，《树庐文钞》卷六）。他们更希望人们相信的是，这些血性男子间的冲撞，即使撞到了火星四溅，彼此伤痕累累，也无损于心性的磊落光明。
如彭士望、叔子所描述的“攻谪”，几乎可以视为“易堂作风”，其严肃性决不在儒者的修省之下。那本是一个儒者式的道德修炼成为时尚的时期，这修炼中包括了自考与互规。其时流行一种“功过格”，鼓励士人将自己的善举与过失记录在案且加以换算，以便积累功德，邀致神宠。易堂中人也正在风气之中。只不过就我所见到的，如易堂中人那样，将自考尤其互规进行到如此激烈的，仍然罕有。叔子自说与他的朋友间，“苦言相箴规，攻谪比仇敌”（《梦故人》，《魏叔子诗集》卷四）。看季子书札，确也是每到规人之过，即精神百倍，勃勃有生气。诸子、甚至诸子之子的文集中，气势最充沛的，确也是这等文字，无不攻势凌厉，言辞激切。看起来的确是，面折书诤，诤者能尽言，被诤者能受尽言，气象无不正大。这群心理强健的男子，或许正由这一次次的激情冲撞，而获致了快感，以至彭士望到了晚年，还怀念着那一种撞击。
诸子不屑于为迂儒式的修行，却严于互规，于此也分明见出了群体自觉。只是易堂中人致力于道德人格的完善——既是伦理意义上的，又是审美意义上的，并不像儒家之徒那样，将目标明确地设定在“优入圣域”上；也没有迹象证明他们曾在“九容”一类项目上彼此纠察：那种迂儒式的修省不免要梏亡生机，而如彭士望、魏氏兄弟，本是活力四溢的人。
在这种场合，诸子的神情也仍然有不同。叔子就说过，“吾徒爱气矜，正色敢犯难”，惟有李腾蛟与邱维屏不然，邱如“千顷波”，李则如“春日旦”（《李子力负五十初度……》，《魏叔子诗集》卷三），将这两个朋友比之于黄宪（叔度）、陈寔（即陈太丘。关于黄、陈，参看《世说新语》）。《丘邦士先生文集》杨龙泉序也说当诸子相互攻诋时，邱氏“独静默若未尝身与其间”。但据叔子说，邱氏曾因关于时文见解的不同而与他争论，“至座中人皆罢酒，声震山谷，鼾睡者悉惊寤，不为止”（《邱维屏传》）。沉静木讷的，或更有认死理、咬定了不松口的坚韧。因而那山中争执不下的，未见得定是彭士望、魏叔子。性相远，习相近，你可以想象，至少在易堂盛时，那“堂”中常常是热烈的，喧嚣的。
叔子、彭士望以鼓舞、激励侪辈为道德义务、道义责任，披肝沥胆，激情至老不衰。叔子与陈恭尹，未有一面，不过是所谓的“神交”，却也无妨于叔子以诤友自任（参看《答陈元孝》，《魏叔子文集》卷七）。他说，“朋友有过，吾苟闻之，如负芒刺于背，如人骂己姓名，夜有所得，则汲汲然不能待诸旦”（《里言》）。彭士望不满于程山谢文洊的“微有坛坫习气”，竟直截了当地说：“世界公共，性体浑同，圣贤阔大，切莫认作一家一门私货。”（《与甘健斋书》，《树庐文钞》卷一。按甘健斋即甘京）——在叔子、彭氏，确也出于性情的“肫切”、“恳笃”，亦所谓“不容已”。圣人说过，友直，友谅，友多闻。人生在世，“益友”、“畏友”、直谅之友，何尝易得！
如此严肃的道义之交，未必随时可见于现代社会的吧。值得凭吊的，倒不如说是这种古老的诗意。钱穆曾说到过宋人严肃，明人何尝不严肃！明儒中很有几位，几乎将这种严肃推向了极致。严肃而至于不情的，也大有人在。我这里要说的是，那些被目为文人、名士者，也自有其严肃，即如易堂诸子间的友情。这种严肃，无疑与其时的理学氛围以极复杂的方式联系着。修身之学当其时确非道学的专利；换一个角度，也应当可证儒学理念、价值观对于士林的广被。这一种严肃风味，往往被乐道晚明士风者所忽略。晚明文人何尝一味通脱飘逸、潇洒出尘！
易堂气象的正大不止表现在攻他人之过。
叔子去世后，彭士望提到一件旧事：邱维屏曾认为叔子“饰非拒谏”，以书札相规劝，言辞激切，“叔子乃刊布其书闻天下”（《祭魏叔子文》，《树庐文钞》卷九）。邱氏的那封信收在了魏叔子的文集卷五中（另见《丘邦士先生文集》卷五），的确毫不容情，对他的这个内弟，几于剥皮论骨。
伯子曾批评他人“虽曰‘自讼’，正如名士言疏懒、言癖、言不合时宜，歉悒之间，翻寓自得”（《答人》，《魏伯子文集》卷二）。“悔过”也可能并非出之以诚。叔子也有类似的发现，即“文过者，掩失匿非，此粗迹耳。文过之精，有人所未知而自表暴悔艾以文之者”（《里言》）。叔子在这种地方，总能洞见情伪。由此可以知道，聚在翠微峰上的，不但是几个相互能直言的人，而且是能洞见他人肺腑的人，相互规劝起来，那情景就非寻常可比。要由邱维屏致叔子书，才能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批评。直言固然需要勇气，而能承受这样的直言，也要有相当的胸怀、气量的吧。
叔子不从事儒者式的修炼，省过之严苛却末见得不若，不但行为、甚至念头都在检点之列。他的“自讼”，包括了自讼其好色，态度之坦白，有决非寻常道学所能者。他说自己“生平未蹈邪淫事，而邪淫念触地而发”，“每能凿空作淫想”（《述梦》），说得一派天真，只是自责中未必没有自喜。他在诗中也忏悔了自己的“多欲”，“凿空结妄想，能使冶容出”（《南丰曾法南六十初度览其族子若顒纪事惕然有赋》，《魏叔子诗集》卷四）。不过“凿空”、“妄想”而已，竟也令叔子惭惶无地。你却也由此知晓了叔子关于女色的想象力——那正应当为一个正常且性情活跃的男性所固有。
彭士望、魏叔子都自负“直道”，又都能忍受对方的“直”。或许应当说，“直”并不难，难在使他人能“直于己”。
也如邱维屏的“书诤”叔子，彭士望曾致书伯子之子世杰，对其父颇有批评，说伯子游幕后“养尊处优”，与人交而“习软滑”，“道义久交中，求如二十年前争执诟詈涕泣时，了不可得”（《与魏兴士手简》，《树庐文钞》卷四）。据书札后他本人的附记，伯子得此书简，就“手自圈点”，黏置座右。直到伯子死难三年后，彭氏才偶然得见，泪潸然为之下。曾灿不过少叔子一岁，叔子对于他，却“如严师之于童子”。季子父子斥责曾灿的书札，虽刊刻时隐去了其名，但辞气之峻厉，非常人所能堪（魏世俨《祭妻弟曾嘉初文》，《魏敬士文集》卷六。按季子文集卷八《与友人书》，应即致曾灿者）。曾灿在客中记起友人的斥责，说他并不缺少意气之交，却没有了叔子那样能施以“绳纠”的朋友（《钱塘江梦魏凝叔二首》，《六松堂诗文集》卷二）。
没有“能受尽言”的叔子，就不会有他的那些“言无不尽”的朋友，不会有邱维屏那种入木三分、毫不容情的批评。至于叔子的“直”，不消说又为易堂同人所助成。或也正因有了彭士望、邱维屏这样的畏友、诤友，叔子也才会少一点领袖群伦的自信、自负，多一点平易与清醒的？
上文已经说到易堂中人的切磋文字。叔子对远方的友人说，易堂中“虽文章小道有所失，必力相攻治，如严师之训其弟子，下至子侄门人，动色相诤”（《答陈元孝》，《魏叔子文集》卷七）。文人或不难有此诤，诤之后从善如流、即行删改的，才更出自“易堂作风”。我所读“三魏”及其子弟的文集，刊削后的空白随处可见，堪称一绝。
易堂诸子的修省，不但无时无地，而且借诸多种形式进行，将这种活动日常化了。即如曾灿所说，诸子的取名某斋，往往有“借诸斋堂之名而以寓其损过益不及之意”（《果斋说》，《六松堂诗文集》卷一三）。叔子号裕斋，据说就是为了“自进于宽裕”（季子《先叔兄纪略》）。邱维屏则为“治其气质之恶”，名其所居曰“慢庑”（《敏斋说》，《丘邦士先生文集》卷三）。其他如林时益号“确斋”，也无非此类。
你不妨承认，那个时代的士人对于道德生活的严肃性的不倦追求，的确有其动人之处。
在进德修省中，易堂内部关系的“平等”，也与某些理学会社相仿佛。据叔子的《先伯兄墓志铭》，伯子“严于疾恶，触其性，若雷霆之发不可御；然每能自屈于理，理胜者，虽子弟之言，必俯首而伏”（《魏叔子文集》卷一八）。道之所在，即师之所在。士人于此体验了别一种价值尺度，“道”的、“学”的价值尺度。但如易堂那样鼓励卑、幼者匡正尊、长者，未必为儒家之徒所能——或也有违于他们的理念。
易堂中的相互砥砺，甚至在师弟子之间。叔子相信“人生有定质，无定位”（《寄庐说》，《魏叔子文集》卷一五）。他希望弟子“能正色直言，匡我不逮，吾亦有所严惮，以自束其身”（同书卷一四《告李作谋墓文》）。李腾蛟也鼓励门生弟子纠自己之“过”，甚至致书他的门人，说“肋下三拳，时常来筑，仆断不护痛矣”（《答南昌门人胡心仲》）——与其说因了度量，不如说基于实施“修省”的真诚，基于某种彻底性。李氏在自己主持的学馆设了“彰纠录”，令弟子书善书过，“过格书上，善格书下”。这里“书”被认为重要动作。李氏将这一种书写，比之于《春秋》，能令人“凛凛”而生畏（《彰纠录序》，《半庐文稿》卷一）。
本来就不同于其时南丰的“程山”，“易堂九子”无论长幼，皆为兄弟交，有伦理关系上的平等；而兄弟如“三魏”，也无论长幼，互为“畏友”。这也像是一种特色。易堂中人对此想必很自觉，叔子就一再说到。程山谢文洊门下，封濬、甘京、黄熙等人年相若，与其师谢氏的年龄也相去不远（三人中年长的封氏，不过少谢氏五岁），却对其师执礼甚恭，与那些年少的弟子旅进旅退，行礼如仪：气象不消说不同于易堂。叔子说他“与程山师弟并为昆弟交”（《封禹成五十寿序》，《魏叔子文集》卷一一），也即以易堂的作风与程山交往。
易堂中的修省活动，几乎动员了在此聚居的所有人员。甚至叔子之妇也参与了规过。叔子记有他的内人对他说：“汝做一件好事，便喜动辞色，何浅也。”叔子则认为人在妻子婢仆前最无忌惮，“能于此随事受规，亦能补朋友所不及”（《里言》）。如此看来，修省确也算得易堂的一项“共同事业”。
只是上面那一种“易堂作风”也自有弊。叔子就曾对李腾蛟说：“吾堂之病，一在议论过高，一在意见互立。”（《复李咸斋书》，《魏叔子文集》卷五）说得很中肯。
“相砥”以内部的紧张，强化了群体感、相依存感，却不能不以挤压个人空间为代价。叔子期待于易堂同人的，“首在洞然见其胸臆”（同上）。交友而要求彼此洞见肺腑胸臆，在现代人看来，未见得明智的吧，或许徒然增添了人生的苦痛。彭士望自说其诤友人，不难“剜心沥髓，竭尽言之”（《与甘健斋书》，《树庐文钞》卷一）。病或许正在“竭尽”。
在叔子的叙述中，他与彭士望的友情是完满无缺的，每曰“易堂畏友，吾以躬庵为第一”（《彭躬庵七十序》），彭氏却有缺憾之感。壬戌二月，彭氏在给季子之子的手简中，叙说了发生于至交中的往事，一再叹息着：“冠石、易堂，岂易有今日哉！”（《与魏昭士手简》）叔子故去不过一年多，这书札毋宁说是向着冥冥中叔子的诉说。直到此时才来讲述那些关于破裂的旧事，重新检视那些个伤疤、瘢痕——友情中相互伤害的记录，令人感到的，毋宁说是彭氏的隐忍。由此看来，彭氏此前不断地重申誓约，谈论友情，不惜用了过甚的形容，或也为了对于痛苦的逃避？
珍重友情，也可能将标准悬得过高，以至近于不情。叔子说“气谊所结，自有一段贯金石、射日月、齐生死、诚一专精不可磨灭之处”（《复六松书》，《魏叔子文集》卷五），即以此为理由，不肯以“死友”许曾灿。凡此，都不免将五伦中“朋友”一伦的意义，无限地放大了。叔子所谓的“气谊”，超绝时空、生死，包含了准宗教性的狂热。古人所谓“至性”、“至情”，是否往往也如叔子这样，因“一腔热血”无可倾倒，即在世俗伦理上过用了激情？凡“至”，总令人觉得有一点危险。当然，非凡的人物，确也要赖此“至”，才能生成。
叔子本人也明白“直言无忌讳”的代价（《复邱邦士书》）。他比李腾蛟之言于“参苓”，自比其言为“汗下之剂”，以为可以相互配合，互为补充。另一时，在委婉地规劝伯子时，他又说：“汗下所以已疾，而过用之，亦多至于益疾”（《四此堂摘钞叙》，《魏叔子文集》卷八）。他序《谨言箴》，说到言语之祸，“同于刑杀”（《魏叔子诗集》卷二）。未必仅仅出于畏祸，也应当出自对于言的杀伤力的认识。
相互砥砺而至于如此凶猛、狂暴，与王夫之所批评的“气矜”、“气激”，未见得没有关系。彼此期许过高，责善即不免太严。“相砥”本为了向善，也可能中途目标暗移，“砥”成了目标本身。据季子说，叔子的性情本不激烈，“性秉仁厚，宽以接物，不记人之过”，即使受了别人的骗，也“恬如也”（《先叔兄纪略》）——这一点的确非常人所能。叔子常要谈到处朋友的原则，也足见其人用心的厚道，对人情的体贴，决非一味勇猛直率。他的激烈，或许也是风气使然。
叔子说，“朋友惟敬可久，亦惟适性可久”（《答陈伯玑》，《魏叔子文集》卷七）。“适性”正不易得。不知易堂那种“相砥”、“攻刺”的激越气氛，能否使禀性温厚如李腾蛟、彭任者“适性”。我很想知道，当彭士望、魏叔子发抒其激越情怀时，李腾蛟、彭任有怎样的反应，他们会不会如兄长的看弱弟，用了慈爱而宽容的眼神的？
“易堂九子”活跃在赣南的这一时期，有两位其时的大师级人物曾在江西，即方以智与施闰章。施氏宦游江右，顺治十八年以江西参议分守湖西道，直到康熙六年。方以智则于顺治十五年后，禅游江西，康熙四年主青原法席。方、施在江右游踪均广，诗文中关于此地的风土人物，多所涉笔，以他们这期间的活动，深刻地影响了这一带的人文面貌。其中方以智的影响更其经久。《方以智年谱》康熙元年：“是年，密之（按方以智字密之）虽为新城南谷寺主持，然萍踪江西，蒲团到处，群论竞起。”
由年谱可知，顺治九年方以智在梅岭，就已经由曾灿那里得知有所谓“易堂”。方氏与曾灿为旧交，撰写过曾灿之父曾应遴的墓志铭。王夫之得知魏叔子、林时益其人，则由方以智的推介。他说，“青原极丸老人”（按即方以智）有书札来，其中提到魏、林“亦鼎鼎非此世界中人”（《搔首问》，《船山全书》第12册第824页）。由此也可以想见其时遗民对同志者的关注，及其间消息的传递。后世想象中的“遗民社会”，未必不靠了这种口耳相传、以精神遥系的吧。
当魏氏兄弟僻处赣南、姓名不为人所知之时，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即已声名藉甚，交游皆一时俊彦。叔子无缘亲历“复几风流”（按复几即复社、几社），直到方以智于明亡后为僧而驻锡青原山，才终于有了亲炙的机会。亦如当年与彭士望的遇合，与方以智的结交，也是得之于乱世的一段缘。
方以智的《游梅川赤面易堂记》，自记其访易堂而感叹道：“在此蓬莱中，与门人、子弟，昼耕夜读，岂容易得哉！”“又奇者，诸公或土著自城依岩，或流寓种植自给，二十年来，各携全家居峰顶，读书怀古，敷衽啸歌，扶义古处，有茹肝澡雪之风。山川以人发光，良不虚哉！”（《浮山文集后编》卷二，《清史资料》第6辑第40～42页）。那回方氏竟在翠微峰、三峰、冠石几处盘桓了一个多月，欣赏诸子的“直谅”，以至叔子认定他为“同堂同室人”（《同林确斋与桐城三方书》）。《方以智年谱》系方氏此行于顺治十六年（己亥）。应当就在这时，方以智有了那番令诸子兴奋不已的感叹，即“易堂真气，天下罕二矣”！事后看来，诸子对于方以智，不止于知己之感、同志之感，他们还需要借诸方氏读自己的群体，借这个有力的人物确认易堂的“真气”。
方以智的到访，无疑是易堂诸子的节日，追记于事后，还保存了当其时的那份激动。此后方氏曾再度游金精山（《年谱》第219页）。丁未自青原游武夷山，还曾在新城的天峰寺招叔子晤谈。那晚聊得很快意，叔子说别方氏七年，“胸中新语，勃勃不自遏”（《送药地大师游武夷山序》，《魏叔子文集》卷一〇）。
关于方以智在金精一带的游踪，林时益在诗中有详细的记述（《己亥季夏郭家山呈别木大师》，《朱中尉诗集》卷一）。令林氏印象深刻的，除了方氏学识的渊博（“师如大海水，随人自为汲”），还有其人的“乐易”，以至他的两个儿子，竟牵了衣襟向这大师索取果实。叔子也感动于方氏的平易，说：“吾向交程山先生（按即谢文洊），和平舂容，能使躁气者当之而平，胜心者当之而伏；及交药地大师（即方以智），能使才人见之自失，愚者见之自喜。”（《杂说》，《魏叔子日录》卷二）使才人自失不难，难在使愚人自喜。有大智慧者，才有此魅力。
与方氏的交往，被作为了易堂的一段佳话，也是魏叔子、彭士望、林时益等人“易堂记忆”的重要内容。由年谱看，走访易堂，不过是方氏此一时期诸多交往中的一次，譬如路边茶寮偶尔的小饮，易堂中人却缱绻不已，叔子甚至“积绪缠绵，如春蚕成茧”（《与木大师书》，《魏叔子文集》卷五）——由此也更见出诸子的天真、恳挚。
这番交往对于叔子等人影响之深，见之于诗文，未必方氏本人所能料及。叔子这一时期曾涉江逾淮，与吴越人士交往，却似乎没有另一个人，如方以智这样使他受到如此强大的吸引，在易堂同人中引发了如此持久的震动。方以智自然不大会想到，他的一次偶然的过访，甚至影响了某个人（如林时益）此后的人生。方氏的魅力固然在这僻邑的一群书生那里得到了证明，易堂诸子也缘方氏这样的人物，领略了其时由名（流）胜（流）所标志的境界。
较之魏叔子、林时益，方以智阅历太丰富，交游太广阔，学识太渊博，令他们仰慕之余，不免有一点受宠若惊。即使如此，叔子也仍然不放弃规诫的义务，说他自己与林时益事方氏“拟于严师，然意所不可，则谔谔然自比诤友之列”（《同林确斋与桐城三方书》）。
若干年后，这友情得了一个考验的机会，那就是方以智之死。方氏之死，至今仍被作为悬案，但这不是这本小书所要讨论的。余英时注意到与晚年的方以智过从甚密如施闰章者，对方氏之死像是讳莫如深。我也奇怪黄宗羲遗留的文字中，关于他的这位遭遇不幸的故交，却像是只有《思旧录》中说到其人“好奇”的寥寥数语。方以智之子也说时人对于其父之死，“讳忌而不敢语，语焉而不敢详”（方中履《吴孝隐先生墓志铭》，转引自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自序》）。或许方氏本人也不曾料到，当他去世之时，由赣南山中发出了最沉痛愤激的伤悼之声，几位未必知交的朋友，再三凭吊，一往情深。如若当时的确有过关于方氏之死的禁忌，如若那禁忌果如余英时所形容，那么易堂诸子对方氏的凭吊就弥足珍贵。那不但是有关方以智的重要文字，也是解读易堂的重要文字。我所见祭吊方氏的文字，悲慨淋漓，未有过于彭士望的《首山濯楼记》（《树庐文钞》卷八）者。此文以遗民哭遗民，堪称奇文，是其时遗民表达中最富于激情的篇章。
无论方以智是否以诸子为知交，对于方氏，赣南的这几个热血男儿，像是知之独深。彭氏写于方氏死后的文字，对其人内心的隐痛，有何等深入的洞察。与方氏结交稍早的曾灿，则认为方氏的悲剧不始自丧乱之时，说当其人少年时，“击筑骂坐，醵饮大呼，洋洋洒洒，下笔数千言，纤绮骈丽，珠玉缤纷，而兴之所至，忧辄随之”，像是已然明白了“其道之必穷”（《无大师无生寱序》，《六松堂诗文集》卷一二）。因自托知交，故不免为其人虑之深远。叔子向方氏的三个儿子传授保生全身的经验，教以“虑患之深”、“见几之早”（《同林确斋与桐城三方书》），由此后的事态看，决非杞忧。这些翠微山中人，或许真的比之方氏父子更了解他们的处境。由一段距离外，诸子密切注视着这个家族，预先察知了方氏命运深刻的悲剧性。
以方氏诤友自居的叔子，曾劝方以智晦迹，批评其人“接纳不得不广，干谒不得不与，辞受不得不宽，形迹所居，志气渐移”（《与木大师书》）。鸿飞冥冥，弋者何慕。叔子奉上的，未必不是一剂良药。但方以智毕竟曾经是“尚通脱”的名士，一领袈裟，不可能尽掩昔日形骸。苦受得，粗粝的饭吃得，却仍有可能不堪寂寞，难以像叔子期待的那样，“挂鞋曳杖，灭影深山”。倘若能听取这个无足轻重的朋友的劝诫，方氏此后的故事会不会有所不同？也是由事后看，易堂的几位，或许更可托性命，在危局险境中也更能担当——这当然只是我的所见，方氏未见得作如是想。况且能欣赏“直谅”这一种品质的，未必真能容受直谅之友。方以智对于叔子的规劝，会不会竟一笑置之？
你也没有理由指摘方氏。叔子希望方以智能仪型当世，成其为完人。但别人作何期待，与方氏又有什么相干！正是由此后的事态看，毋宁说方氏安于他的命运，对此有一份令人起敬的泰然。
易堂的学人朋友中，除方以智外，还有上文提到过的方舆学家顾祖禹。遭遇顾祖禹，叔子、彭士望真真是如获拱璧，以至逢人即说项斯。在学问一事上，叔子、彭士望都有自知之明。叔子自说“于古学游其藩篱，未登其堂户”（《答蔡生书》，《魏叔子文集》卷六）；承认自己尽管文章为海内所推崇，而“实学”较之于顾祖禹、万斯大（充宗）辈，则不免要“瞠乎其后”（《顾耕石先生诗集序》，《树庐文钞》卷六）。彭士望则说自己读书但览大意，常不免于“讹字画、音韵”（《与方素北书》）。他还说易堂诸子“于学无常师，亦罕所卒业”（《易堂记》），说得很诚实。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欣赏顾祖禹的学问，更不妨碍其结交如方以智这样的饱学之士。叔子佩服方以智、顾祖禹，却并不就致力于学问，在我看来，也是其人的可爱之处。
彭士望、林时益的朋友欧阳斌元（宪万），也是其时的奇人。彭士望记斌元为了向西洋人士学铳、学天文、日月食的测量等，不惜“易名就坛事耶苏，随村市人后瞻礼诵经，忍饥竟日。人或讥议之，笑谢不为止”，足见明代士人的开放心态。更令人称奇的，是斌元物色“异人”，“虽疥癞龌龊行乞辈，语有得，即叩头称弟子，同寝食，留旬月不舍去”（《书欧阳子十交赞后》，《树庐文钞》卷九）。林时益对这位朋友的学识也很佩服，甚至拜其为师。倘若不是生计所迫，以林时益的性情，未必不能成为学问中人的吧。
在关于易堂的诸种述说中，惟“易堂诸妇”无声无息。她们的故事是要由男人们讲述的，而男人往往将她们忽略了，你因而只能片段、零碎地得知她们的消息。
叔子曾为彭士望妇撰写墓志铭，令人可以略知“诸妇”为诸子的那段美好记忆所支付的代价。在那篇文字中，叔子写到彭氏之妇山居后的令人不堪的贫窘：夜遭劫盗，“天寒衣被俱尽，则裁败絮尺余缀衣”；彭氏外出，种茶、造纸、佣耕人田，皆由其妇主持，“飞尘蒙面，十指皲斜互，见者伤之”。同篇还写到彭氏妇出自宗室，“嗜茶饮，性尤爱花。既贫困，常觅花种破缶败筥中，依时灌涤。花开，持茗杯流连移日不能去”（《彭母朱宜人墓志铭》，《魏叔子文集》卷一八）。持茗杯看花而流连于“破缶败筥”间，不免令人酸楚——相信也是叔子写上述文字时的感受。“九子”中李腾蛟最先死，彭氏妇则死在李氏去世的前一年。
由季子本人的文字，可知其妇之贤。季子好游，家贫不能为儿子延师，其妇即“自为授经书”（《析产后序》，《魏季子文集》卷七）。魏世傚也说其父“破产，不为家”，“名日起，家日落，或一岁二岁或三四岁一返家山”，直至“倦游而归”（《享堂记》）。季子妇的艰困不难想象。
关于伯子之妇，其子魏世杰有《先妣行状》，说居翠微峰时，家中落，其母“每鬻嫁时衣物”，“尝服敝恶衣，日饭或歠白汤当菜”（《魏兴士文集》卷五）——“桃源”中的妇人，有如是之艰辛！
据季子说，邱维屏不问家人产，任由其妇日夜操劳（《邱氏分关序》，《魏季子文集》卷七）。邱氏自己也写有《劳妇篇》，说“河东有劳妇，谓言学子妻”（《丘邦士先生文集》卷一七）。上文提到过的那则邱氏被其妇遣去借米不归的故事，接下来的情节是，终于由其妇借了米来煮饭，而邱氏吃得很坦然，毫无愧恧。讲述者显然乐于欣赏邱维屏的淡泊，而那妇人呢，她对自己的丈夫该作何感想？
彭任妇似乎是个能干的女人，长于治家理财。据叔子说，彭任隐居，又不事生产，先人所遗田亩租税、出入征赋及米盐细碎，都由其妇主会计，“默识数目，不用簿籍，久而不遗忘”。此妇也“日亲操作，常粥饭参半，衣少完好者”（《彭母温孺人墓志铭》，《魏叔子文集》卷一八）——诸妇的辛苦与贫窘，像是大同小异。
叔子之妇谢秀孙较为特别，乾隆六年刊本《宁都县志》卷六《人物·列女》有传，近人编纂的《翠微峰志》“人物”一章也有传，是易堂诸妇中入志的仅有的人物。据说谢氏“著有《季兰诗词稿》，流行于世者有五言古诗两首，七言绝诗（按应为绝句）一首”（《翠微峰志》第142页）。其他诸妇或许也有诗作，只是终不能如诸子、诸子弟的诗文那样，刊刻流传罢了。妇人们的声音，总难达于闺门以外。
这些妇人，她们的苦乐悲欢，即使与她们的外子或也难以相通。遗民只是男人的身份，妇人们所得到的，则是由此而来的困窘。当着诸子在山中纵谈古今、诗酒唱和的时候，这些无缘参与其间的妇人女子，或许正在为生计而操劳，她们不大会分享其夫对于易堂的那份感情的吧。至于诸妇间的关系，也像是并非一味地亲密。据叔子的《先嫂邱孺人墓表》，翠微峰上，“易堂诸女妇常相过游嬉”，而伯子妇却闭门不出（《魏叔子文集》卷一八），独守了一份寂寞。
你由上文已经得知，易堂诸子的山中岁月并不枯槁。山下、山外的杀戮，未必就破坏了他们的好兴致。
叔子的诗作得不好，性情却无疑是诗人。正是就性情而言，叔子决不宜于充当所谓的“山泽之癯”。他偶尔也自称“山林之人”、“穷岩之士”，不过随手拣拾来的熟烂话头而已。由他与季子的精心营造庐舍，就不难令人想见处境心境的从容宽裕。那些建筑尽管不如其人的文字能行远留久，却是他们各自生前的得意之作，切实地润泽过那些山居岁月的，也应当作为魏氏兄弟饶有情致、热爱生活的一份证明。
叔子有志于用世，却不放弃营造诗意人生。他说：“古人云：及时为善；又云：及时行乐。不为善则失天地生人本意，不行乐则劳苦寂寞，无有生之趣。两‘及时’俱少不得。”（《里言》）季子则对遗民好说的“俭德避难”有别解，他对朱子训“俭”为“敛”颇不谓然，说：“‘俭德’故妙义，亦何必‘敛’乎？”（《朱容斋八十一岁赠言序》，《魏季子文集》卷七）
叔子有癖，不但癖花木，癖园林庐舍，甚至好美食美色。太多嗜欲，无论在粹儒还是佛徒看来，其人的难以入道，都是无疑的，叔子却将他的嗜欲，表达得一派天真。面对贫窭的朋友，他不免自惭，却仍然忍不住夸耀道，自己“居翠微山中，桃、李、梧桐之花高于屋，高竹成长林，庭中有周轩曲槛，槛前方池二丈，池上有露台游眺之乐”，承认自己“性好治居室，又不能三五日不肉食”（《答杨友石书》，《魏叔子文集》卷五）。叔子、季子处遗民，不取徐枋、李天植式的自甘枯槁，固然出于性情，也应因了道德自信——不以为“节操”应当以放弃生活趣味为代价，这一点也见诸对于翠微山居的始终经营。
居室环境，叔子的确很在意。他在书札中，不无得意地提到勺庭“新甃”，“净几明窗，心绪恬豁”（同卷《答曾君有书》）。甚至西洋的宫室也令他着迷。他曾将一幅“泰西宫室图”悬挂在勺庭中，“日视之，尝若欲入而居者”（同上）。他解释说，自己“性好宫室园亭之乐，而贫无由得，每欲使画工写放古人名第宅，或直写吾意所欲作，故于此画最为流连”（同书卷一二《跋伯兄泰西画记》）。上文已经说到，不但季子，季子之子竟也“喜兴作”，自说“室庐器皿多于他物”（《析产序》，《魏昭士文集》卷三）。倘若生在近代，魏氏一门或许竟会以建筑、园林设计名世，也未可知。
同一时期，流寓苏门的孙奇逢及其家人，却“竹户绳床”，“长枕大被”（《榻铭》，《夏峰先生集》卷九），风味全然不同。孙氏所写生活的朴陋，像是更近于北方大地的颜色，是居住翠微峰顶的叔子难以想象的。
赣南春早，还在腊月，叔子就已经着手“艺植”，以至“晨兴课童奴，亭午未曾息”（《乙巳正月雪中送门人熊颐归清江》）。他自己说“生平僻于花，于桃尤甚”（《树德堂诗叙》，《魏叔子文集》卷九）；还说“兰花吾爱汝”（《过刘氏竹园同林确斋骆樵客江玉仲》，《魏叔子诗集》卷六）。朱彝尊“性癖好竹”，说竹“有君子之守”，且“类夫豪杰之士”（《看竹图记》，《曝书亭集》卷六六）。叔子癖好桃花，与操守与豪杰都扯不上关系，不过癖好而已。这份情欲使叔子的心柔软，尽管看起来与“志士”不大相称。
颜元的高弟李塨“闻卖桃，动嗜心，既而曰：‘一桃之微，可以丧身。’止之”（《李塨年谱》第7页）。魏氏兄弟决不会因嗜食桃子而自责，他们毋宁说是得意于这项嗜好的。
彭士望对叔子的热中于园林庐舍不以为然，认为“吾辈”癖此，器识即难以远大（《与魏凝叔书》，《树庐文钞》卷二）。叔子本人也微有不安，说自奉不能约，非处乱世苟全之道（《苟全居铭为彭立斋作》）。事实上，却并不真的愿意放弃凡俗之人的人生快乐。叔子在对他自己的情欲的既自嘲又辩护中，保存了他的“吾”；在对季子“吾庐”的诠释中，维护了别人以及他自己的“吾”。他承认自己“嗜欲深重，所谓耳目之于声色，口于味，四肢于安逸者，皆不能自克治”（《答施愚山侍读书》，《魏叔子文集》卷六），却未必真的打算“克治”，未见得不以“真率”自喜。
叔子的快乐仅由他的文字也不难感到，那文字是明亮的，没有格格不吐的艰涩，也少有晦黯不明的隐喻、暗示。方以智所欣赏的“真气”，也应当包括了这种虽严肃而不失自然的生活态度的吧。
叔子内心的柔软，在对其“内人”的态度上，有更细致的表现。
也如自说喜爱桃花，叔子不讳言“儿女情”，并不以为这情即与“英雄气”有妨。他的诗集中与其“内”有关的篇什，足以令人想象伉俪情深。
叔子好游，羁旅异地，“空闺”里的病妇，令他牵记不置。他会在诗中对她说：“汝病春常剧，凭谁验药方？”（《春早发翠微余欲轻装内人劝余重茧曰寒思吾言却寄二首》，《魏叔子诗集》卷六）他会在月明之夜因怀念病妻，而不忍闻秋虫的悲吟（同卷《申园杂兴》）。他也曾于暮雨中瞥见溪上的桃花，因遥怜其妇而黯然伤神（同卷《寒雨见松间桃花感内人病》）。甚至西湖逢七夕，也不免要念及内人当此夜的形单影只（《七夕寄内》）。
叔子说内人“粗通笔墨”，未必不解风情，只是因了未曾生子，且一向善病，辗转床榻，自己又常常出行在外，不能夫妇唱和，“闺房之际”，不无缺憾（《娱墨轩遗诗叙》，《魏叔子文集》卷九）。
但由叔子的文字，仍然难以想象这对夫妇日常生活的情景，比如令人无法知晓其夫妻关系何以竟招致了易堂上下的不满。彭士望《与门人梁份书》关于叔子，说：“易堂之友与其伯、季、诸子、门人，率以其服内太笃，待之太过，白璧微瑕，乃在于是。”彭氏甚至写了数千百言的长信“规责”他的朋友。所谓“服内太笃，待之太过”，指的是惧内，还是过分甜蜜、缠绵不已？由文字看，叔子似乎不曾辩解，或许只是用他的顽固作了回答。直到这妇人“饿殉”了叔子，那些指摘叔子待其“太过”的朋友，才无不“神耸心折”，彭氏甚至“即柩前拜为女师”（同上）。
叔子妇的殉夫，也如在此之前伯子之子的殉其父，在易堂历史上，均不失为重大的伦理事件。此妇之殉使得叔子的亲友又有了一个机会，为叔子的道德感召力找到证明。由遥远的事后看去，这一再的“殉”，为易堂历史涂染了血的惨烈颜色。季子却以其嫂的死为荣，说“此寒家大不幸中稍足纪述者”（《答施愚山侍讲书》，《魏季子文集》卷八），甚至以之为“不幸中之幸”（同书卷九《答彭子载》），令人不禁想到《儒林外史》中的那个王玉辉（参看该书第48回“徽州府烈妇殉夫，泰伯祠遗贤感旧”）。魏氏兄弟伦理意识的迂陋，并非仅见于此。叔子、季子固然可爱，一旦遇到这类题目，却又面目可憎。
在我想来，易堂中人不能谅解叔子对其妻的缠绵，倒未见得真的以为不合于礼，更可能认为大英雄不当如是。由此也不难察知易堂内部关系中的紧张性，密集生存与相互监督对于私人空间的挤压。或许当谢氏作出绝食这一重大决定时，正是那些关于她的非议，暗中激发了她？
有理由相信，众目睽睽之下，翠微峰上的这妇人，她的孤独与寂寞是无边的（叔子《新城道上》：“独舍依寒山，旷若弃中野”）。她所承受的压力，包括了不曾生子。叔子因此而“置婢妾人凡四五”（《祭亡女文》，《魏叔子文集》卷一四），却仍然未得一男半女。“完美主义者”的叔子，志在“弥缝”天地，却有如此重大的人生缺憾，情何以堪？我在下文中还将说到，叔子之妇的鼓励丈夫远游，也为了便于他纳妾——那个时代被公认的贤德妇人，往往有如此这般的“明达”之举。叔子却还要危言耸听，说其妇性情的“躁”有妨生育，有“如彼炎方，草木枯死”（《躁戒（示内作）》，《魏叔子诗集》卷一）云云，要她去其“傲刚”，勉为“和顺”，毫不犹豫地将不育归过于其妇。真的想不出那妇人该如何忍受。由此看来，叔子看似完满的夫妇一伦，未见得没有罅隙。
此外你难以想象的还有，这性情刚烈的女子，如何处置与那婢妾四五人的关系——叔子之妇内心的凄苦，怕是无可告语的吧。
叔子关于他的嗜好的表白，令我对于诸子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兴趣。
由彭士望的《易堂记》所载各项禁约，可以想象丙戌、壬辰之间，诸子在翠微峰上的“共同生活”所达到的程度，你却仍然难以具体地想象诸子在日常生活层面的相互关系，比如他们是否“通财”。彭士望曾说他和欧阳斌元、王纲交，“有无通”（《书欧阳子十交赞后》），却没有说与叔子一班人是否也能如此。彭氏说他“佣魏伯子田，为隶农自给”（《耻躬堂文钞·自序》）——是“佣”，并非无偿地占有。季子之子世俨“售”曾灿旧居（《虚受斋记》）——也是“售”而非无偿地转让。诸子遗存的文字中，我没有看到关于互通有无、彼此接济的记述。倘若情况的确如此，是否可以认为这群士夫即使在亲密的交往中，也不曾忽略人我分际，未失冷静的分寸感？“真气”固然，但“真”非即天真烂漫。
诸子关于他们的生活来源，有一些零星的记述，尽管也如其时士夫通常的那样语焉不详。除外来的彭士望、林时益外，其他诸子均应有田产。彭任自说略有田产，“不复能别治生以长尺寸”（《分产示三子序》，《草亭文集》）。至于曾灿，叔子说其人“或自课耕以食其所获，或浮沉乞食于江湖”（《曾止山诗序》），即以田产与游幕为衣食之资。
李腾蛟曾在三峰授徒。他在诗中说：“嗟予寡陋，即席半庐。环以花竹，中授生徒。”（《泮水》，《半庐文稿》卷三）叔子也说到他和季子、彭士望曾授徒新城（《涂宜振史论序》）；还说自己授徒山中，“不能不教人作举子业，出处无据，自笑模棱耳”（《与金华叶子九书》，《魏叔子文集》卷五）。
据曾灿说，陈恭尹“擅计然之术”（《与陈元孝》，《六松堂诗文集》一四）。叔子连“耦耕”也不以为然，更不必说“货殖”。他于授徒外，兼以卖文。他后来的出游，由谋生的角度，就包括了兜揽生意，自说不免“求取猝应”，“动多违心”（《答施愚山侍读书》）。施闰章《寄祭魏叔子文》，也有“高言可市，卖文已多。心枯腕脱，寖就沉疴”（《施愚山集》文集卷二四第471页）几句。季子于授徒外，接受过浙江巡抚范承谟白金六百两的馈赠，曾出贷，权子母（《析产后序》，《魏季子文集》卷七）。而彭士望于“躬耕”、授徒、卖文外，尚从事“相地术”（《与陈君任书》，《树庐文钞》卷一）——差不多包罗了其时士人除仕宦外的主要谋生手段。
诸子中，曾氏、魏氏，称邑望族，资产可观。乙卯那年，即山居三十年后，叔子曾向晚辈说起，明亡前其家“殷富，有余田宅，衣食甘美过今日远甚”（《诸子世杰三十初度叙》，《魏叔子文集》卷一一）。但由文字中看，与东南世家著姓仍不能比拟。关于曾灿，其婿魏世俨则说，“数十年来，人所赠遗及家所故有，手挥掷白金万千百两”，不肯“以家人生事为念”，致使妻子有“继日之忧”（《同蔡舫居祭外舅曾止山先生文》，《魏敬士文集》卷六）。由家世、经济状况看，“九子”中的多数，可以看作“平民知识分子”，这一点由他们的诗文也得到了证明——与东南名士、贵游子弟确有气象的不同。即门人亦然。《梁质人年谱》说梁份“家世寒微，自占籍南丰，历七八世，中间将仕郎三人耳，曾未有一为郡邑诸生者”（第1页）。
涉及财产，魏氏兄弟每有极脱俗的思路。叔子说他曾与季子讨论“用财”，以为“至亲骨肉及一体朋友处，不敢施鄙吝，并不敢施慷慨”（《里言》）。由叔子的行为看，其不敢施慷慨，决非不愿施救助，而是出于对他人的尊重。他还说：“与常人共财，当自损以让人；与贤人共财，均平而已，此方是忠厚尽处。”（同上）其中的道理，怕不是今人都能理会的吧。叔子的这一思路，与下文中将要写到的他由徐枋、李天植那里所得启示，是一致的。士人由“取与”之道，发展出了与“施与”有关的极精微的思理，以为取与、施与都关涉道德与尊严。这一种精致的逻辑，在现代人这里，已然陌生了。
关于“三魏”之父魏兆凤，彭士望、邱维屏都有记述。此人与本书有关的最重要的事迹，即为他的三个儿子分割财产。魏兆凤有《书三子析产后》（《魏徵君杂录·附录》），是与理财、用财有关的训示。季子为他的两个儿子分割产业，也效法其父，有一篇“析产论”，说世俗所以为的“薄产不足以遗子孙”、兄弟无争不必析产云云，都非“通论”（《二子析产序》，《魏季子文集》卷七）。而季子之子，则重演了“三魏”相让的故事（季子有子三，其一为叔子后）。季子还曾应其子之请，详细叙述了魏氏的财产状况，说他的那点“薄产”虽“微末”，“然非此不足成故吾”（《析产后序》）。季子的两个儿子世傚、世俨不愧其父的肖子，也分别为其子析产，撰序，自述所历艰辛，以为训诫（见《魏昭士文集》卷三、《魏敬士文集》卷三），俨然家风。只有置诸仍在延续中的宗法社会的背景上——即如官方对于“累世同居”的所谓“义门”的表章——上述家风才异乎寻常。邱维屏死后，其妇（即“三魏”之姊）“举所有产著之册”，以授其子，并命季子作序（即《邱氏分关序》），即使“区区之产”，也“条例缕分”，不厌其详。由此也可以解释魏氏的处朋友：朋友不妨亲如兄弟，但兄弟本不意味着财产共享。
由父辈主持为其子分割产业，当其时，应当并不罕见，真正异乎寻常的，倒是发布“析产声明”，且一论再论，以此表明了析产并非不得已，而是基于清明的理性，出自主动的安排。由其时士人文字流通、传播的惯例看，魏氏两代人关于析产的论说，已不仅仅是家族文件。
魏氏兄弟对待财产的透彻的理性，无妨于情感的缠绵。宁都并非商业文化发达之区，那份理性，不便径直用了经济生活中的变化来解释。由文集看，季子的三子也颇“怡怡”，像是没有发生“失和”、“阋墙”一类事件——未始不也多少因了父辈的榜样。应当说，析产，参与构成着魏氏兄弟的故事的背景。为时人所艳称的“兄弟怡怡”，背后隐现着一个明智的父亲的影子。
由季子《析产后序》、《二子析产序》、魏世傚的《析产序》可知，当初三魏之父魏兆凤析产，授季子产千石。季子析产，其二子世傚、世俨“各得百八十有六石之田”。到世傚主持“析产”，其三子各得田百五十石——田产递减，愈“析”愈细，或许可以作为因田产一再分割、士人的经济状况变化之一例。
当然，判断诸子的物质生活状况，不便仅据他们本人或相互间的描述。其时有参与聚居的危习生其人，叔子曾极写其生活的拮据的，据林时益的诗，其人经营有造纸作坊，“主仆工佣”二十人（《癸卯初夏习生四十初度作此贻之》，《朱中尉诗集》卷二）。文人当做文章来作的，与事实的出入往往难免。
我试着想象诸子日常的衣履。叔子有“棕鞋茶杖笋皮冠”的诗句（《春日即事》，《魏叔子诗集》卷八）。由魏叔子、彭士望的文字看，诸子踏冰雪、行雨中，均“蹑屐”，平日或也如野人的着草鞋，他们的子弟有时就赤了足，在布了青苔、水迹的山石间攀援。季子的文字中一再提到他本人及门人的“跣足”。
叔子晚年致书伯子、季子，说当他的兄弟辛苦劳碌之时，他自己却“独食饮、被服缓带、履”，不免于心不安（《寄兄弟书》，《魏叔子文集》卷六）。看来，即魏氏兄弟，“履”也嫌奢华，以至叔子不忍独享。在叔子的其他文字中，也可见“履”的字样，那应当是一种正式、郑重的装束。叔子曾自忏其“服用”的“侈”，甚至梦到故去的父亲的指摘，令他“悚息”而“涕下”（同书卷七《与杨御李进也》）。由他的文字看，其“服用”较之东南名士，实在是小巫大巫。
走在山路上，我想，这些石磴是否曾有本书中的人物踏过，那些着了屐或草鞋的脚？
我想触摸那生活的质地，而诸多物质细节，在无论叔子还是彭士望的记述中都被忽略了。这里自然有书写中的选择，写与不写，可写与不可写，以及无须写、不必写。无论古文还是时文规范，都不免要排除琐屑的日常性。至于叔子，显然陶醉于诗情，而不肯破坏意境的完整。他们所要叙述的，是完美无缺的关于友情的故事，这故事像是无须物质依托也能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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