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禧经了十六七年的山居，壬寅（康熙元年）前后，决定作吴越之游。
季子说叔子丙戌居翠微后，“岁惟清明祭祀一入城而已”（《先叔兄纪略》）。乾隆六年刊《宁都县志》卷六《人物·隐逸·魏禧传》，也说其人甲申后隐居，“非祀祖不入城市”。事实却是，涉江逾淮之前，叔子不但参与清明的祀祖，且曾授徒新城，过瑞金，居雩都，还曾赴赣州，试图为杨廷麟迁葬。叔子授徒的水庄、曾灿“课耕”的六松草堂，都临近县城。上述《宁都县志》同卷说彭任“足不履城市”，却又说彭氏曾访谢文洊于南丰的程山，“未尝再适他域”；孙静庵《明遗民录》采用了这说法（第209页）——但南丰也是城市。星子的宋之盛，据说“足不入城市”的，也曾访谢氏于南丰。以宋之盛、彭任自律之严，仍不免一入南丰，也证明了此种戒律的难以严守。
其实诸子入城的理由很多，比如治病，或看护病人。曾灿诗集中有《城居侍家大人病因柬易堂诸子》（《六松堂诗文集》卷六）。叔子后来因其妇缠绵病榻，为方便就医，“徙宅于近郊”（《祭涂母邓孺人文》，《魏叔子文集》卷一四。按近郊即水庄）。李腾蛟晚年因目疾而致盲，也曾一度住在宁都城中（《跋书归去来辞》，《草亭文集》）。城市的不能不入，还因了生计。“吾庐”落成之时，季子就说过，自己虽“志乐山居”，却因“饥来驱我”，不得已而“屑屑走市”（《与刘长馨》）。直到晚年，他还说“最爱山居好”，却不免要“三旬五入城”（《偶述》，《魏季子文集》卷四）。
抵达宁都的那天下午，我们曾到了叔子的水庄学馆，在据说是原址的地方，看到的是农舍与废墟，有鸡在草丛中觅食。
那一时期士人所说的“城/乡”，不消说暗中对应了“清/明”，由今人看来，其意义更在象征层面。黄宗羲曾质疑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其人决不会以“不入城市”自限其行动，是无疑的，却无妨于后世依然以“不入城市”者为标准遗民，甚至在为遗民撰传时不屑于“夷考其实”。
显而易见的是，叔子的这次经了渲染的出游，无论在他本人还是由旁人看来，都不同于在宁都及其周围的城市走动。何以不同，叔子并没有解释。由事后看来，壬寅、癸卯的江淮吴越之游，不过更加激发了叔子对于通都大邑的兴趣而已——到丁巳（康熙十六年），他前后已五至扬州（《程翁七十寿叙》，《魏叔子文集》卷一一）；甚至病逝的那年，还到过南昌、南京、吴门（苏州）、无锡。叔子在这一点上，像是并没有遗民通常会有的那种洁癖，他对于城市，倒是别有期待。他说：“隐当为太公，不当为伯夷。择地钓渭水，乃为西伯师。”还特意指出，庞德公、诸葛亮当未出时，所处均为“都会地”，因此才多有豪杰相从（《咏史诗和李咸斋》，《魏叔子诗集》卷四）。或许可以认为，富于生机的城市，本来就更契合叔子的性情。
其时曾有孙无言其人，声称将归隐黄山，用了这名义遍征诗文，却滞留扬州十年不作归计，令一时知名之士有上当之感。叔子立论却别出心裁，他的那篇《送孙无言归黄山叙》（《魏叔子文集》卷一〇），说孙氏非但不必归隐，且正应当待在扬州，以便结识、招揽天下志士。文人作文，求出奇制胜，叔子的话，不必都当真；但这番议论，却不无真意。伯子也以自己的体验为根据，对孙无言表示了体谅（《赠孙无言归黄山序》，《魏伯子文集》卷一）。
王猷定说，殷人曾在商馀山避周以至于避秦，那却不是遗民惟一的选择；只要“意中常作此山想”，无论是否隐居，甚至其山之有无，都无关紧要（《馀中说》，《四照堂集》卷一二）。山林固然可隐，闹市也未尝不可隐——王猷定这样的遗民，也就以此“解放”了自己。
遗民传状中“不入城市”、“不入州府”的字样，毋宁说表达了公众对于这一族类的期待。“遗民形象”也难以避免“标准化制作”。身为士人而不入城市，本是极难的事，却被人说得太容易了。
丙戌居山之初，魏氏兄弟曾有过一次堪称重大的抉择——是留在山上，还是出而“应世”。所以重大，因为关涉身分：留在山上，即选择为遗民（当然这身分在此后的岁月中也可能更改）；出而应世，则多少意味着放弃遗民身分。叔子、季子选择了前者。
到叔子准备出游吴越的壬寅这年，永历已死于吴三桂之手，两年后（甲辰），张煌言就义；虽郑氏在台湾仍奉永历正朔，事实上抵抗运动已大致平息。叔子这一年决定出游，自然是经了深思熟虑的。当此时王夫之已避居湘西，黄宗羲正在撰写《待访录》。这一年顾炎武在北中国，曾出古北口，往蓟州，又曾谒北岳恒山。其《五十初度时在昌平》一诗中，有“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句——遗民中的顽强者，心也还未死。
不止入不入城市，如叔子这样的入山、出山，在其时也不免有繁复的政治及道德语义。叔子、季子当年的选择山居，即示人以坚持甲申之际的政治立场。既然那时以入山为拒绝甚至反抗，那么局势稳定后的出山，无论是出应世务，还是如叔子这样的出游，都不免有了严重意味。当此之际，遗民的“心防”不可能不遭遇重大冲击。一入一出，的确也构成了易代之际一部分士人人生的两个段落。倘若想到十八年后叔子死于道途——彭士望的说法是“野死”，未尝不可以认为，这一“出”参与铸成着他的命运：出山在叔子，含义岂能不严重！
城/乡（包括山）的道德意义，甚至不待“易代”才有。尽管有明一代城市、商业有了大幅度的发展，保有洁癖的士人，仍然坚持以城市——尤其商业繁荣的城市——为“浊世”。因而叔子下山前的精神准备，还包括了准备着涉足浊世。他一再提到杜甫的诗句“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事关“清浊”，意义岂能不严重！晚年的季子，也引了杜甫的这两句诗，说每当还山，即觉“真趣自多”，而“每下至山麓，面目渐换”（《答李元慈》，《魏季子文集》卷九）。至于伯子的出而“应世”被描写为“自污”，也应当既指与异族的权力者交接，也指踏入城市这浊世。伯子自己也说：“一自入城郭，竟如投网罗”（《杂兴》，《魏伯子文集》卷七）——可以作为人受制于自己制作的文化符号、自己的文化想象的例子。
明末名臣孙承宗早就说过，“士一涉世，真气渐靡”（《应天乡试录后序》，《高阳诗文集》卷一一）。本来，“真气”也赖有某种隔绝，包括对于东南名士文化较少沾染。何况“易代之际”！彭士望对张自烈说，听说他虽然“久居南都”，却与居山时无异，很感欣慰（《与张芑山书》，《树庐文钞》卷三），是包含了委婉的批评的。颜元对于北方名遗民刁包的涉“世局”——虽不过“世局中微有点染”——也不以为然，劝其守“闭户之哲”（《答刁文孝先生》，《颜元集》第432页）。季子倒另是一种思路。他权衡了出与不出之间的得失；在他看来，不出固不免“封己”，出又要冒“失己”的风险，尤其由江西这样“地瘠而民朴”的地方走出去，到“大国名区、人文辐凑之处”，更有可能失掉了本有的质朴（《孔英尚文集序》，《魏季子文集》卷七）。由此看来，出、不出各有其弊，像是没有绝对无弊的选择。
道德人格的坚守，是遗民生存的一大主题，为此不能不斤斤于清浊之辨。陈恭尹有《独漉堂集》。梁佩兰所撰陈恭尹传，说陈氏“晚号‘独漉’，更以明其不忘忠孝之心”（《独漉堂集》）。叔子写《独漉篇》，却有“独漉独漉，水深泥浊；水深尚可，泥浊污我”等句，显然寓有微讽。其《后独漉篇》更明白地自注曰“为友人作”，也以“独漉独漉，水深泥浊”起兴（《魏叔子诗集》卷一）。乱世中人确也像是易于点污。黄宗羲记江右人物陈弘绪（士业）：“庚子，余遇其舅氏于舟中。寓书士业，答曰：‘吾非故吾，若有惭德，何也！’”（《思旧录》，《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366页。按此节标点似有误）劫后余生，残破的确也不只是山河。
即使有如上的风险，甚至更大的风险，叔子也一定会出游的。他必有此“出”，他不可能如王夫之，他不具有王氏那种“用独”的思路。他的热烈，他急切的用世愿望，都注定了他不可能、也不宜于在那山中坚守。
叔子本来就认为“遁非君子所得已”（《诗遁序》，《魏叔子文集》卷九）。他不甘以“处士”自限，在写给门人的诗中，明确地表示，要“勉率二三子，洗我处士声”（《赠门人孔用仪五十》，《魏叔子诗集》卷四）。他向远在岭南的陈恭尹说：“士君子生际今日，欲全身致用，必不能遗世独立。”（《答陈元孝》，《魏叔子文集》卷七）他对他的座师解释道，出山之际，他想到的是，“闭户自封，不可以广己造大”（同书卷六《上郭天门老师书》）。同样的意思，他在其他场合也说过，比如说，“闭户穷山”，难免会“封己自小”（同卷《与杭州汪魏美书》）。大致同一时期，顾炎武也说过类似的意思，如曰“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与人书一》，《顾亭林诗文集》第90页）。出游在这里，被作为了士“成学”的条件，也即士自我造就的条件。由此看来，“出”固然有点污的危险，由另一面，未始不可以看作突围——由遗民的自我锢闭中的突围。
魏氏兄弟本不脆弱，并不真的那么惧怕浊世，甚至不惜有所点污、沾染——倒更可能出于道德自信，以及不无夸张的使命感。“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伯子就曾在诗中用了挑战的口吻说：“被发坐磐石，濯足向清溪。虽有清浊殊，达者无不宜。”（《古诗》，《魏伯子文集》卷七）叔子原属于那样的一种人，需要随时为自己的行为确定意义，对抗浊世，不也有一种意义？
叔子说，他为了此行，改换了自己的形象——至少他自己提供的叙述如此。他的说法是，“贬服毁形为汗漫之游”（《与熊养吉》，《魏叔子文集》卷七），似乎暗示了其在翠微峰上，以至在附近的城市走动时，所着仍然是明人衣冠。这并非不可能。明遗民中确有一些人，是用了各种方式，保持了明人模样的。季子说李腾蛟授徒山中，其弟子来学者，“皆裒（应为褒）衣箨冠”，李氏本人则“三十年未尝著时服”（《宁都先贤传》）。由叔子《桃花源图跋》看，山中人着的是“野服草鞋”。
叔子出游八九年后，在扬州，有人为他画山居像，穿戴的是“宽博”的明人衣冠，叔子叹为“绝似”（《看竹图记》）。那么出山，就意味着对遗民所坚守的这一部分的放弃。剃发与着时装，在叔子，不可能全无痛楚。他曾用了嘲谑的态度，写伯子之出，“辫发被红缨，秃领学时服”（《赣江呈伯兄》，《魏叔子诗集》卷四）。倘若叔子本人真的直到壬寅下山前才有一剃，当剃刀在头顶上回旋，“受之父母”的长发纷然落地之时，这敏感的书生，一定会有一份惨伤的吧。出山的代价自然不限于此，但那散落的长发，是具体可见的，不由人不心痛。由叔子的《季弟五十述》可以知道，季子出游先于叔子，己亥就已经“下江南”；叔子的迟迟不远行，除了体弱外，是否也因不忍舍弃明人的“楚楚好衣裳”？
曾灿说：“畏静不住山，畏喧不居市。”（《吴阊秋怀……》，《六松堂诗文集》卷二）士夫选择之难，有时确也在这些地方。山（乡）、市都不可居，又到哪里去呢？叔子于此，有了他的对策，即“居山须练得出门人情，出门须留得还山面目”（《答陈元孝》）。
事实是，明亡后一度自我禁制的遗民，在时间中不可能绝无迁流。即如陆世仪的弃乡居而入城市，陈瑚的离开蔚村。“土室”、“牛车”作为象征，也有其时效的吧，那一些细小的变化正无怪其然。
叔子本富于想象力，对于女色，固然能“凿空”想象，对于山水，当出山远行之前，早就在“意游”（《送木大师游武夷》，《魏叔子诗集》卷四）——体质孱弱而心性活跃的人物，常常会发展出这一种能力。对于吴越这人文渊薮，叔子是向往已久了。
一旦真的下了山，叔子也就对江淮、吴越一游再游，一发而不可收。他自己说“泛彭泽航太湖者逾十反”（《陈介夫诗叙》，《魏叔子文集》卷一〇）；还说自己“伏处山中几二十年，出游东南交天下之士亦几二十年”（同书卷八《赖古堂集序》）。他曾登燕子矶，独上危亭，对茫茫大江，赋了“不知故国几男子，剩有乾坤一腐儒”（《庚戌九月雨后重登燕子矶见伯季旧题怅然有怀》，《魏叔子诗集》卷七）的诗句，心境的苍凉可知。
熊开元记方以智的游，“肩大布衲，游行即以为卧具。别无鞋袋、钵囊，亦复不求伴侣，日数十里无畏无疲”（《青原愚者智大师语录序》，《棨庵别录》卷一，转引自《方以智年谱》第178页）——方氏以贵公子为僧而耐劳苦如此！这样的游，叔子显然不能。叔子出游，是有僮仆服侍的，决不至于如方以智那样辛苦。
季子意气豪迈，有犯难涉险的勇气，叔子不堪劳顿，有时就只能望洋兴叹。他听季子讲述自己登华山绝顶，“日月从两耳升降，视黄河如袜带委地下”，竟“精神惝恍者久之”；当他自己游庐山五老峰，也会“惊怪狂叫，木落石坠”（《闵宾连游庐山诗序》，《魏叔子文集》卷九）——尽管久居山中，叔子兄弟仍能被山的气势所震慑。叔子也曾遭遇过大风浪，舟中皆无人色，他却“倚舷而望，且怖且快，揽其奇险雄莽之状，以自壮其志气”（同书卷一〇《文瀫序》）。这的确也像叔子的神气。
出游而特重江淮、吴越，未始不包含一点虚荣。士林的人伦衡鉴，一向赖有吴越名士的月旦品藻，而“声名”与“声气”从来相关。“社交”在有明一代士人生活中，至为重要。直到本书所写的时代，社交圈仍有可能意味着其人的影响力所能抵达的边界。至于个人声望的扩张，的确要凭借尽可能广阔的交游。叔子在东南之行中，验证了自己以及易堂的影响力。他自己说客西陵时，海宁陆嘉淑（冰修）听说他是江右宁都人，“特过湖庄访所谓‘易堂’者”（同书卷七《与高云客》）。以江右僻邑人士而为江南名宿所知，的确是件值得夸耀的事。对于叔子东南之行的成效，朱彝尊也看得很清楚。朱氏说：“叔子居易堂读书且二十年，天下无知叔子者。一旦乘扁舟下吴越，海内论文者，交推其能，若竹之解于箨而骤干夫烟霄也。”（《看竹图记》）
东南之行被叔子所以为的成就，更在结交了诸多“天下奇伟非常人”（《费所中诗序》，《魏叔子文集》卷九），其中就应当有归庄、姜埰、徐枋、恽日初、吴任臣、孙枝蔚、沈昀、万斯大、叶奕苞、李清、李天植、黄子锡、汪沨，以及阎修龄、阎若璩父子等，其中多有遗民。他曾踏月访友，说那晚好月亮，“衢巷如水”（同卷《一石山房诗序》）。壬子那年中秋，则与友人虎邱观灯，听度曲，故交新知，对月石上，“观者如堵”。叔子当场吟咏友人所作的诗，“为激楚之歌，人声无哗，木叶欲下”（《虎邱中秋集诗序》）。想来虎邱的月色，较之翠微峰自有不同。叔子未必不喜欢这种气氛。
令他遗憾的，倒是出行晚了一点。他说自己居翠微峰的二十年间，“海内耆旧凋落殆尽，往往不得识面”（《书禹航三严先生崇祀录后》，《魏叔子文集》卷十二），因而也就愈加汲汲，如恐不及。吴越人物，本不乏光彩照人者，叔子终于有了更多的机会，体验优秀人物之间的相互吸引。
其间与汪沨的结交，也如在宁都的结交谢廷诏，在叔子，是得意之笔。
汪沨（魏美）是其时东南著名的高士，行踪飘忽，应当属于那种以游为隐的一类。朱彝尊说其人“高踪苦节，人所难堪”，自己曾访之于大佛寺僧寮，“竹榻芦帘，不蔽风雪，坐间欲留予啜杯茗，则瓦垆宿火已销，一笑而别”（《静志居诗话》卷一九第581～582页）。黄宗羲所见的汪氏，“匡床布被之外，残书数卷，锁门而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踪迹”。据黄氏的记述，其人或许是遗民中严守了“不入城市”的戒律的一个（《汪魏美先生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382页）。
叔子客居西湖时，汪沨正“进退无常，不可踪迹”。叔子听说他到了湖上，即托其弟转致书札如下：“魏美足下：足下知仆至，意当倒屣过我，顾以常客遇我，足下则可谓失人。”这书札实在气势夺人，而汪氏也就为其所“夺”。据说沨得此书札，“辄走舍馆相见”（《高士汪沨传》，《魏叔子文集》卷一七）。据叔子说，汪沨为人“落穆”，“性不好声华”，当其时有“汪冷”之目；既见叔子，“卧谈至鸡鸣，或更起坐，不肯休”（《与杭州汪魏美书》后自记）。与汪沨这种名士交往，叔子的那封书札，或许可以看做技巧的成功运用。他其实深谙这一流人物的心态，对自己所取方式有明确的效果期待，因而相互吸引中，又未始不包含了“征服”的快感——尽管不能如季子似的寻访友人到华山绝险处，叔子求友的顽强，于此也可见一斑的吧。
遗民人生，本是一片衰飒的风景。叔子游江淮之时，东南遗民多已入老境，当日的抵拒、抗争，已像是前尘往事。面对这片风景，难免不生出苍凉之感的。叔子自说所交东南之士，“恒散伏草间，或灭迹穷山深谷，不求知于人，人亦不得而见”（同书卷二二《书罗饭牛扇面》）。其中最令他凄然的，或许是康熙十年（辛亥）的访李天植。
李天植，明亡改名确，字潜夫，人称“蜃园先生”，《鲒埼亭集》卷一三有《蜃园先生神道表》。明清之际南北遗民中，有过不止一名“饿夫”，李天植算得一个，他的贫以及甘于饿，是出了名的。叔子见到其人时，李氏已经是八十二岁高龄的老人。据叔子说，李氏“家奇贫，无子，又病疝气，不能二三百步行，久坐下坠，常日仰卧读书。门无三尺之僮，厨无爨婢，独老妻在室，颓然相对”（《与周青士书》，《魏叔子文集》卷六）。叔子到其家，见李氏蹒跚“执杯茗，不能具饭饭客”，惆怅不已，即在太湖舟中作书，“欲联数同志，为挨月供”，甚至作了具体的设计，邀周篔（青士）主持其事。这书札后有叔子次年（壬子）所记，说他事后在山中访徐枋，徐氏说，只怕李先生不接受他人的接济。“君子爱人以德，君力所不及，听其饿死可也。”李天植即于次年三月弃世。“听其饿死可也”，确也像以“苦节”著称的徐枋的口吻。在徐枋看来，李天植的饿以至饿毙，不过“求仁得仁”。徐氏的这番话竟使叔子感到了震撼，叔子说自己“且痛且愧，真浅之为丈夫也”。令今人费解的是，何以张罗救助，就“浅之为丈夫”了呢？
读了这篇文字，我却不能不有另一番惆怅。在我看来，“颓然相对”的老夫妇中，老妇的处境，较其夫更凄苦、绝望。为了保全节操，自己饿就是了，老妻也陪着挨饿，总觉得近于不情。读了这故事，不能忘的倒更是那老妇。
丁巳（康熙十六年）孟夏在吴门，叔子曾寓红板桥南楼，据他自己说，“宾客早暮至不绝，每夜断灯火上，始得从容盥漱者几二月”。其时有华子三者，得叔子的诗，捧读而泣，“哭二日夜，两目尽肿”。送叔子到船上，子三“哭不能起”，以至令叔子想到“赵景真一见嵇叔夜，千里追逐，狂病阳走”，尽管他也自谦不能当此盛意（《华子三诗叙》，《魏叔子文集》卷九）。也是在这一时期，叔子结交归庄，据说每当叔子要“束装行”，归庄就“涕泣”以至“失声”（同书卷一四《哭莱阳姜公崑山归君文》）。倘若这类记述不曾夸大，那么叔子令人依恋之深，无论山居还是出游，都得到了证明。叔子本人也长于描述这种场面，不厌其细，笔墨间不无陶醉。令吴越人士为之倾倒，或许已超出了他的预期。
彭士望《魏叔子五十一序》说：“魏叔子庚戌间再游吴越，人传诵其文章，谓为南宋来所未见，求之者无虚日，日削版待之，朝成夕登，即日流布；海内所推一二耆旧大耄之老，争识面引为忘年交。士无识不识，皆知有宁都魏叔子。”一些年后，彭氏为“三魏”后人的文集作序，还说到庚戌那年的除夕，叔子“归自淮扬，文名大震，一时钜公尊宿，或云数百年所未见，人得其篇牍，咸珍异藏弆以为荣”（《魏兴士文序》，《树庐文钞》卷六）。庚戌那年叔子四十七岁。由叔子这一时期的文字看，他本人也自待不薄。人恰如其分地估量自己，谈何容易！
经了近二十年的游，不消说志意日广，见闻也日增。但我所读过的东南人士的文字，与叔子有关的却难得一见，因而无从推测那些文化过熟的吴越人士，是否真的由这来自赣南的书生身上，感受到过山中的清新之气。可以确信的是，在此期间并不曾发生过如当年与彭士望那样的遇合。
待到年过五旬，叔子虽勉力出行，意气已大不如前，自说“山居郁陶，辄思一畅生平；出门观览，壮心顿消”（《寄兄弟书》）——确也是老之已至的消息。
易堂诸子多有远游的经历，其中彭士望与魏氏伯、季都雄于游，季子尤其意气豪迈，渡海登山，必穷极幽邈。
叔子出游吴越前，季子就已经到过琼州（海南），渡琼海时，风浪夜作，“舟中人眩怖不敢起”，季子独起视海中月，作《乘月渡海歌》（叔子《吾庐记》）。他还曾访彭荆山于华山绝险处，攀索踏磴，“一日直上四十里”（叔子《季弟五十述》）。施闰章补充了一个细节，即季子“语从者曰：‘人何必终牖下？死便埋我。’”（《魏和公五十序》，《施愚山集》第1册第176页）季子曾在行旅途中遇到鹿善继的孙子，由他那里得知了孙奇逢的消息，一时过于兴奋，竟“误触道旁枣堕驴，足挂镫，驴惊逸，碎首血出，伤数处”，也不过“裂衣裹伤复行”（《魏和公南海西秦诗叙》，《树庐文钞》卷六）。凡此，也可资考南北遗民间的信息传输与声气联络。
彭士望序季子的纪游诗，说：“魏季子和公居翠微百丈之峰，有兄弟朋友文章之乐，恒郁郁不得志，气愤发无所施，则身之南海，更渡琼……”（同上）其中也应当有遗民心事的曲折表达。见诸一时士人文集的有关交游、联络的纷繁线索，确也令人觉察到平静中的激动、扰攘，犹如水面下的洄流。
季子较他的叔兄耐得水陆舟车。他自己说“少时颇习劳苦，可跣足步数十里百里……或只身无傔从，结伴走千里，典鬻衣装自资”（《析产后序》）。囊中羞涩，就不能不是艰苦的行旅。季子说，他陆路的交通工具乃独轮车，水路则多乘艓子（一种轻便的船）。杜甫《最能行》：“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至于夜宿，则茅檐、败席，不免要供蚊蚋饱餐。在琼州，“飓风夜发屋”，还曾“卧星露之下”（《吾庐记》）。“一晴尘集须，一雨泥灭足”（《海南道中》，《魏季子文集》卷二）。这样的游，确也非叔子所能承受。伯子、叔子去世后，像是为了验证时间的力量，季子又有岭南、南浙之游。十六年后早已物是人非，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答黎媿曾观察》）。
就我所知，明代的交通状况较之前代，并无显然的改进，其时士人的动辄远游，不能不令人敬畏。至于那一时期士人联络之广、声气之相通，是交通便捷的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吧。
遗民的好游或也因了遗民的寂寞，山居者的“好游动”，也正出自山民式的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一年前，我曾乘车沿了岷江，走在耸峙的大山间。靠在椅背上，被窗外绵亘不绝的荒凉的大山麻木了感觉。车中播放着音带，有女声反复吟唱着一个单调的句子：“我想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自以为体验到了那种压抑、羁束与挣扎、突围之间的紧张，听懂了这歌所表达的“走出”的渴望。
叔子的江淮吴越之游，论者指为从事反清秘密活动的，叔子本人揭出的动机，则是“求友”、“造士”。用了叔子的说法，即“求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使吾身之可死”（《与富平李天生书》，《魏叔子文集》卷五）。彭士望甚至对大旅行家徐霞客夷然不屑，说其人“终不得草莽一二奇士，徒周旋名公卿间，何足道”（《魏和公南海西秦诗叙》）！
叔子相信“气不足以盖天下者，不能交天下之士”（《萧孟昉六十叙》，《魏叔子文集》卷一一）。季子的游，或许就在践行其叔兄的主张，他说自己“闻天下贤人，虽千里裹粮，窃愿一见”（《与梁公狄书》，《魏季子文集》卷八）。叔子也说其弟“所至必交其贤豪，寻访穷岩遗逸之士”（《季弟五十述》）。至于彭士望的《易堂记》，夸耀“易堂所至，大猾、武健、技术、任侠、博雅知名士、方外、石隐、词章、独行、理学，穷约显达之人”无不交，又像是蓄意搬演“《左传》时代”故事。
于“求友”、“造士”一类堂皇的大题目外，叔子的远游也另有不足为他人道的动机，如卖文以谋稻粱，如“卜妾”以冀得子嗣。他《新城九日寄内》一诗自注道：“壬寅余卜妾江南，内人送行诗，有‘愿言得抱子，雍雍归故乡’句”（《魏叔子诗集》卷七）。对此，上文中已经提到。
来宁都前，我曾到大庾（今作“大余”）看古驿道、梅关——季子诗中又作“庾关”。那天春雨霏霏，我们一行外，几乎别无游客。我在想象中将自己的人物安置在这一景上，卵石铺成的驿路，霉迹斑驳的关门，他们或独自，或与人同行，足音橐橐地在丛山中，是怎样的况味？回到北京后重翻季子的文集，得知他所经大庾岭上的驿道，“驵车驷马阗道途”，并不如我所设想的凄清。大约季子也如我这样，先有了一番想象，因而当看到那驿道“行来十马可齐轮”，并非险关，不禁笑虚名之误人（《梅岭》，《魏季子文集》卷五）。季子一再有岭南之游，曾“三载三行梅岭道”，说其地古松十围，他曾在松下小憩；还说只见松而未见梅，“梅岭”徒有其名（同书卷三《梅岭松》）。
方以智顺治九年曾由梅岭经过，也说该地“但有松千尺，难求梅一枝”（《无生寱·度梅岭》，《浮山后集》卷一，转引自《方以智年谱》第177页）。施闰章所见梅关，像是更其荒芜。他在诗中说：“门容一骑入，人度万山来”，“蓬蒿行处满，漫说岭头梅”（《大庾岭》，《施愚山集》诗集卷二四第475页）。
大庾·古驿道
我所见庾岭，已遍植梅树，却未见古松。偶尔看到一丛映山红，绽放在苍岩绿草间，比之后来我在杭州所见大片人工栽培的杜鹃花，颜色美得远了。
要到古驿道、梅关这种所在，才能使你更真切地体验你之为旅人，你的在行旅中。我们自然不同，我们不过是游客，悠然地观赏着这路这关，知道等在半山处茶肆中的，是热情的主人。
季子在诗中说：“慷慨出里门，寂寞归山园。”（《岭南值任道爰生日》）其实出门也难免寂寞。无论乘车马还是乘舟，当着渐行渐远，那一抹家山终于消失在了薄雾中，会有失却依傍后的空虚之感的吧。
山是有根的，水则流转无定。翠微一峰难免令人魂牵梦萦。陈恭尹说，他听季子向他说到那山：“往时为我言翠微，诸峰秀出旁无依。”（《寄题魏和公吾庐》，《独漉堂全集·诗集》卷三）伯子曾在某个夏日登上金山，回望家乡，因此一念，也就在想象中渡江河，逾高陂，经此地历彼地，终于抵达了瑞金，“西距宁都未至三十里，望一峰迥然屹立，则金精之翠微也”；接下来想象自己经了纡长的路，终于入城郭，遇知交，携手同归，僮仆惊呼，兄弟稚子出迎（《潮州送屠梦破序》，《魏伯子文集》卷一）——那正是游子梦中的还乡之路，伯子温习得烂熟的路。
大庾·梅关
西行途中，季子想到了翠微，说“峰头一勺水，想亦发荷花”（《西行道上》，《魏季子文集》卷四）；因路旁山形之似，记起了留在家乡的朋友（同卷《路上有山似冠石彭躬庵林确斋所居》）。翠微峰上的叔子却牵记着行旅中的彭士望，甚至想到了彭氏在羁旅中，“独身谁与谋”（《寄彭躬庵》）；自己一旦远游，又会挂念病中的林时益（《西湖饭黄米怀林确斋兼呈主人》，《魏叔子诗集》卷六），“不胜故山之思”（《桃花源图跋》）。
诸子怀念中的翠微峰，是个绝无机阱、令人陶然忘机的小世界，其存在像是只为了与浊世相对照。也正因了远离家山，“易堂”与那段山中岁月，愈加成为永恒。
就这样，有人居山，有人出行；或此时居山，彼时出行。即如季子，以“游”扩大人格，以“居”保全面目。正因有了远游、畅游，终于有翠微峰的坚守。此游此居，无不可见其“吾”。
出行者赖居山者代为照料。彭士望有四方之游，林时益多病，“家居并督二家事”（《朱中尉传》，《魏叔子文集》卷一七）。出者交一人，居者即友其人，恨不能即刻握手言欢——即如叔子对终身未见的陈恭尹。那还是季子自“南海”归来的时候，听了季子称道所谓的“北田五子”，“同堂咸信之”，书札中“辄齿兄弟”（《独漉堂诗序》，《树庐文钞》卷六）。叔子还曾叮嘱出游的曾灿为他抄书，说“翠微石室尚足藏书也”（《与袁公白》，《魏叔子文集》卷七）。而出游者为山居者带回的，可能不止于书：叔子就曾为伯子出示的“泰西画”所吸引（《跋伯兄泰西画记》）。山中与山外世界，也就这样地沟通着。
诸子既“出”，一个严峻的课题，即以何种原则处“交接”，以至“辞受取与”。
这本是一个遗民事迹被叙述的时期，仅仅已有的有关叙述，就足以使得遗民的生存充满了暗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历史中”。黄宗羲说，“茫茫然尚欲计算百世而下，为班氏之《人物表》者，不与李、蔡并列”（《寿徐掖青六十序》，《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64页。按班氏即班固，李、蔡应指李陵、蔡邕），所表达的，无非这一种自觉。这意识无疑使得生存紧张。明遗民很难克制对于自己行为的（从旁的）审视与评判。至于交接，即使在平世，也是士人立身的大关节，何况乱世，更何况身为遗民者！我们谈论“遗民”，那个时期被我们如此谈论的人物，通常并不以“遗民”自我指称，却未必不具有这一种身分意识。
从事自我道德人格的塑造，叔子保持了自始至终的清醒；即交接一端，就始终不失谨慎，矜重。他的说法是，“君子持节，如女子守身，一失便不可赎。出处依附之间，所当至慎”（《里言》）。他感激施闰章的知遇，却说即使有方以智的一再相招，对施氏“终不敢以野服见”，希望等到其人“解组”（因而彼此的关系有了改变），再“买舟东下，长揖匡湖之滨”（《答汪舟次书》，《魏叔子文集》卷五）。与此情况相似，他曾与周亮工同客吴门，明知周氏爱赏他的文字，也终未一见（同书卷八《赖古堂集序》）。
叔子去世前为施闰章的诗文作序，说三十余年间，“不敢怀一刺、一启事干贵人”（同卷《愚山堂诗文合叙》）。另在致友人的书札中，说自己“出处取与间，常竞竞恐失山中面目”（卷七《与徐孝先》）。叔子也并非一味谨慎，他以为理想的状况是，既不毁“廉隅”，又不露“圭角”（《乙巳元旦得圭笺试笔》）。他并非不明白二者难以得兼。他致书陈恭尹，说“浮沉二字最是难为。浮者便浮，沉者便沉，独浮沉之间，稍方则忤人，稍员则失己”（《答陈元孝》）。应当承认，叔子的行为的确可称中规中矩，偶或行权，分寸也总能拿捏得恰到好处，决不至有违于公众对于遗民的期待。陈恭尹所以招致物议，也应因了不善于在此“之间”把持。那个时候，载浮载沉，终至“没顶”的，确也大有人在。处通/塞、达/介、浮/沉之间，何尝容易！
叔子在“交接”的一面，对方以智、陈恭尹，都尽过规劝的责任。陈氏以忠臣之后，也如方以智，经受过明亡之际的大苦难，有着较之魏氏兄弟复杂得多的家世背景和政治经历。吴道镕所撰《独漉堂集》序，说“北田五子”之一的梁梿，对陈氏有“仆仆城市之责备”，朱彝尊也有“降志辱身之微词”（见之于《静志居诗话》，参看该书卷二二第712页）。温肃的序也说，对于陈氏，“当时同志已不见谅”，岑徵（霍山）甚至有“可怜一代夷齐志，错认侯门是首阳”之讽。但易堂诸子像是并不苛责他们的这位朋友。彭士望序陈氏的诗集，话说得相当体贴，说自己“心知元孝沉痛患难，学与年深，驯猛鸷之气，渐就和易”。但若仅据了文集，以魏氏叔、季与陈恭尹比较，确也会让你知道，被划归“遗民”一类者，彼此的境界有怎样的不同。
当然，叔子不事“干谒”，不等于不“交接”，更无妨于书札往还——他以此守住了一条界限。彭士望的情况也大致相似。他们坚持不入公门，不游幕，不苟取与，守上述诸戒惟谨，却不能全不与当道接触；不“干渎”，却仍然要陈述民生疾苦、地方利病。彭氏甚至不惜为朋友（曾灿）而向当道求助（《与李梅公少司马书》）。季子走得稍远了一点。上文已经说到，他曾接受过伯子的幕主浙江巡抚范承谟白金六百两的馈赠。施闰章也看出了魏氏叔、季的这一点不同，即叔子“不入公府”，而季子则“间与世浮沉，为文武大吏重客”，却又说季子“义所不可，则屹然不移尺寸”（《魏和公五十序》）。季子不应试，且不游幕，也仍然守住了他所设的那条界限。
那时的遗民有身分自觉的，各有其所守底线，只不过彼此的底线未必一致罢了。即如黄宗羲，与当道多所“交接”，从事声势浩大的讲学活动，非但不令其子黄百家世袭遗民，且推荐门生万斯同以布衣参明史局，却仍然有所不为，有他所认为的决不可为。全祖望撰《二曲先生窆石文》，说李顒自律之严，“当事慕先生名，踵门求见，力辞不得，则一见之，终不报谒”，“有馈遗者，虽十反亦不受”（《鲒埼亭集》卷一二）——另有材料证明并不尽然。同为北方大儒，孙奇逢、李顒都曾得到有力者的关照。他们不绝物，不为不情，取与之际却也仍有原则，尽管与上文写到的李天植，原则有所不同。
叔子、彭士望的好友顾祖禹，另是一类，其人既不仕清，又不肯栖迟岩壑间，而是从事著述，且出入于当世贵人府邸。应当说，后世在厘定遗民身分时，保持了相当的弹性，否则就只有食薇于首阳者，才配称遗民——何况关于伯夷、叔齐，也仍有疑论。
“独善”、“兼济”，士人往往被迫作非此即彼的选择。遗民的选择更有其艰难。宁化的李世熊就说过，“避地同尘，都无是处”（《答彭躬庵书》，《寒支初集》卷六，转引自《梁质人年谱》第33页）。遗民命运之乖蹇、处境的荒谬，正在“都无是处”。即使称“苦节”者，也经受不起苛刻的追问，如所食乃谁之粟，所践为谁之土之类——这种伦理绝境，岂不也是士人自己参与构建的？以叔子的敏感，不能不于这尴尬有深切的体验，而那种种微妙而精致的苦痛，仅据了他流传下来的文字，是并不都能察知的。
叔子拒荐博学鸿儒，是康熙十七年（戊午）的事，以此一“辞”，完成了清初名遗民的形象。就这样，叔子谨慎而又不失从容优雅地将自己塑造成了那个时代的“完人”。两年后叔子病逝。
康熙十二年（癸丑），吴三桂举兵反清，耿精忠、尚之信响应，这就是所谓的“三藩之变”。江右被卷入战事，已是次年。
三藩之变因系大清定鼎后的变乱，较之易代，像是有更其敏感的性质。而发生在甲申三十年后、永历朝覆亡十二年后，遗民对此一事件的反应，与明亡之初有了相当大的不同。“易堂九子”即可为一例。
几乎可以认为，在易堂历史上，三藩之变有某种“标志”意味。
叔子自己说，当战事紧张之时，他曾与友人在距战地不远处闲谈，其间有如雷的炮声传来（《王竹亭文集序》，《魏叔子文集》卷八）。叔子的这份镇定不免有一点可疑。据《魏叔子年谱》，康熙十五年（丙辰），叔子曾客居富田，又避兵云坞，次年即住在庐陵山中。丙辰，梁份赴长沙为韩大任（按当时韩为吴三桂守吉安）向吴三桂乞援。梁份说，当叔子“居庐陵万山中”，他自己曾“揭衣水行，日夜百十里就区画大事，其后成败不失锱黍”（《哭魏勺庭夫子文》，《怀葛堂集》卷八）。直到叔子病逝，梁份才提起此事，且说“此惟份知之，而未尝与人言者”。当然，你仍然不能知晓叔子所“区画”者何事，预测的是何种成败。
当然遗民表达，于隐晦中仍有透露，即所谓的“蛛丝马迹”，只是更宜于启发想象而难以确证罢了。即如叔子对于三藩之变的态度，就令人难以断定。叔子本人就说过：“吾尝以为残贼殃民者，虽师出有名，故国法所不容……况叛服反覆，惟以盗贼为事者乎！”（《周左军寿叙》，《魏叔子文集》卷一一）由上下文可知，这里叔子指的是因三藩而起的“群盗”。但“虽师出有名”云云，仍然值得玩味。
季子在这期间的确表现得激动不安。由他的《析产后序》看，他的介入“世务”，周旋“贵人”间，正自甲寅、乙卯始。其子魏世傚在《享堂记》中，也说其父“出入金戈铁马之中”。甚至世傚本人也曾奉了父命而奔走道路，“尝天寒被雨，步行九百里，衣裤水流者十三日夜”（《答周盛际先生书》，《魏昭士文集》卷二）。“九子”中，或许季子最不安分。庚子、辛丑间，季子在粤，就可能有赴龙门岛与义军联络的企图（《陈独漉（恭尹）先生年谱》）。即使这样，也不宜想象过度，以为季子日事奔走、策划。他的那些活动很可能只是山中岁月的插曲，短暂地打破过宁静而已。事后他的另一个儿子世俨对朋友说，三藩变起，颇有人因“久习兵革”，“惟以豪杰自命”，以至于“流而忘反，身名俱隳”，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彼此尚未失“故时面目”（《拙轩子卢孝则三十又一序》，《魏敬士文集》卷三）。凡此都可证易堂中人固然抱了“恢复”的期待，并不就将三藩之变认做了时机。
由文字看，彭士望似乎超然事外，反应很冷静（季子《同堂祭彭躬庵友兄文》，《魏季子文集》卷一六），我却怀疑其人在三藩之变中，形迹真的像他的朋友说的那样简单明了。宁都的邓先生也注意到了，乾隆六年刊本《宁都县志》，刊落了与彭士望、邱维屏有关的几乎全部内容，甚至两个人的姓氏。即如述林时益“避地宁都，与魏氏三子□□□□□□李腾蛟、曾灿、彭任为兄弟交”。你无法知晓这两个人清初的言行触犯了何种禁忌——或许我们又遇到了遗民身世之谜？
诸子中置身局外的，或许是彭任。道光五年（乙酉），王泉之序彭任的《草亭文集》，说：“易堂九子皆以文章鸣世，皆以道自任，三藩之乱，多有与时浮沉者”，而彭任“独抱道在躬，安其常，守其变”——自是清人的一种见识。三藩变中彭任心情的复杂，由他一些年后写给顾祖禹的书札（《与顾景范书》，《草亭文集》），可窥知一二。当魏氏兄弟奔走策划时，彭任或许就用了这一种复杂的眼神从旁观望的？
三藩之变不但使一些遗民经历了大激情，也使一些遗民经受了大危难，在遗民这一族群中引发的震动，未必在明亡之下。易堂诸子的朋友为事件波及的，就有方以智、萧孟昉、顾祖禹等，陈恭尹甚至因牵连而下狱（《独漉堂全集》冯奉初所撰陈氏传）。
梁份与三藩之变的关系，似乎当其时就已不那么秘密。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记述了梁份向吴三桂乞援，吴留他观战一事。当然刘氏此记，应属“秘录”，在当时绝非用于发表的。梁份也未必不自晦其迹，他的上述行踪，不但不见于收入《怀葛堂集》的文字，且“九子”也像是讳莫如深。但也仍然有透露。林时益在诗中说，他因听到过有关梁份的消息，以至收到了梁的长信竟不敢打开（“乍传异说愁难信，详载长书怯未开”，《乙卯十二月梁质人自南丰至作》，《朱中尉诗集》卷四）。彭士望也提到梁份曾“以气矜避地”（《复友人书》，《树庐文钞》卷三）。
梁份的乞援之举，即使在对三藩之变反应积极的遗民那里，也是相当冒险的。易堂两代人中，或也惟有梁份能如此“蛮干”。份何尝不知道江西在兵马蹂躏中，小民不堪其苦，却不肯错失“恢复”的或许是最后的时机，其心情之复杂，不难想见。当然，秘密活动自有其刺激性，当着真的“海氛澌灭”（黄宗羲）、“潮息烟沉”（全祖望），遗民生存的意义危机才会到来。三藩之变中梁份的兴奋，或也可以由此得一点解释？
然而同为叔子的门人，也有参与平息三藩之变者（参看魏世傚《赠鲍子韶四十序》，《魏昭士文集》卷三）。季子的《曾有功墓志铭》、叔子《赠万令君罢官序》一类文字，表达的也是支持平息变乱的态度。也如不能确知叔子在庐陵山中的“区画”，你也难以认定季子父子的出入于“金戈铁马”，究竟所为何事。三百年之下，由诸子的文字所能察觉的，毋宁说只是那些年间山上山下的扰动而已。
我已经说过，我由诸子那里读出的，主要是友情与亲情的故事，是关于朋友、兄弟的故事，“拯”、“济”的故事则若隐若现，浮动其间，并不清晰与一贯。被叙述的遗民生平，往往不连贯，有诸多空白，以至破碎零乱。那一时期士人的表述中，有太多的隐匿、闪烁，其中正有他们的生存状态，过于完整、连贯，反而令人生疑。
有明一代，赣南一向多事。嘉、隆间陆稳就曾在奏疏中说过：“赣州封疆多邻闽、广，山贼之出没靡常，巢寇之盘踞日久。一啸聚于乡落，则妻子半为虏掠，田圃尽见荒芜；一弄兵于城池，则坟墓多被挖开，房庐悉为灰烬。”（《边方灾患恳免加派钱粮以安人心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一四）明亡之前，这里的民众已饱受战乱之苦。同疏还说，“南、赣二府（按应指南安、赣州），据江西之上游，为全省之藩蔽，界邻闽、广，故流寇之出入，必先取道，攻城掠野，无岁无之”，这种门庭之患，为他郡所无。叔子也说：“赣州十二属邑，皆负山依阻，地迫闽粤，故昔称多盗，而天下稍稍有事，则蚁聚蜂起，揭竿假名义者，不可胜数。”（《周左军寿叙》）
宁都的混乱似乎尤甚。易代之际，“宁之民尝称兵于市，白日而杀人劫人于县治之门。已而郡兵破县城，城屠掠几尽”。三藩之变起，宁都一县“百里环强敌，十里多伏莽，门以内奸民之欲持白棓而起者相视”（《赠万令君罢官序》，《魏叔子文集》卷一〇）。叔子一再写到“改革之际”赣南、宁都的动乱与杀戮。彭士望、李腾蛟也说宁都、南丰一带，“大盗数千，盘踞出没，焚杀淫掳，惨动天地”（《与傅度山兵科书》，《树庐文钞》卷四），“暴客横纵，不择人而食”（《族子季玉四十一序》，《半庐文稿》卷一）。
当着要选择立场时，士大夫对于上述情境，岂能度外置之！
发生在这期间易堂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即魏伯子之死。情况很可能是，诸子的“激动扰攘”，因了伯子之死，而折入于悲愤沉痛。
伯子，名际瑞，字善伯，原名祥，字东房。
如若一定要伯子为他的死承担一点责任，那么丙戌那年他的“出”，或许可以算做祸端。当时清王朝委任的新县令到任，局势已大致平靖，魏氏兄弟有了一次机会，作更从容、更理性的选择。上文已经说到，叔子、季子在这当儿选择了“山居奉父母”，而伯子却在一番逡巡之后，选择了出而应世。
伯子对于他自己的选择也有辩护。比如他说，“豪杰之士能为人所不能为”，他们特立独行，不恤人言，不顾世俗之毁誉，“有时能奋立于天上，有时能伏泥中，有时可以绝类独上，而不畏天下古今之横议；有时屈情从众，不避庸俗之名”（《续师说》，《魏伯子文集》卷三）。也就是说，必要时惟豪杰才能“自污”。
我们不知道伯子当选择之时是否感到过痛苦，但有一点是确实的，即伯子因有这一“出”，后世的“遗民录”上没有了他的名字；而有魏伯子在“九子”之内，易堂也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遗民群体”。对于本书而言，伯子此“出”的确意义重大——其人所从事的活动，复杂化了“易堂”的性质。
我以为对于这类身分问题，看重的或许更是后人，尤其在清代表彰明遗民的活动中。彭士望说陈恭尹因交游广阔而“为人所訾謷”，陈氏的态度是“任之”（《赠北田四子序》，《树庐文钞》卷六）。即使不能超然于毁誉之外，伯子对于自己身后是否能入遗民录，未必真那么在意，尽管他确也曾反复陈情，申述他“应世”的不得已。伯子有诗曰：“海国干戈正未休，书生仗策几时投。伪朝李密惭忠孝，江左夷吾老寇雠。”（《署中月夜登楼怅然之作》，《魏伯子文集》卷八）伯子的心事，也惟在诗中，有曲折的透露。
在事后的追述中，伯子的选择被一致解释成了作为长子，为了宗族利益的牺牲。这一解释被不断复述，证明了诸子对问题的严重性的了解。他们说，伯子的作为，有大不得已者。那时宁都局面混乱，即使如易堂这样“结砦而居”者，也“科重饷，祸且不测”，正因了伯子“独身冒险阻，任其事，屡濒于危”，翠微峰才得以保全，自此，隐居的诸子及族人亲戚，“倚伯为安危者三十余年”（《先伯兄墓志铭》，《魏叔子文集》卷一八）。据邱维屏所辑《魏徵君杂录》，“三魏”之父魏兆凤当初也并不反对长子的游幕，只是当“长子偶得当事所馈金，进以奉”时，这父亲“坚不纳”而已。
由叔子写给方以智三子的书札看，“三魏”的上述分工，是自觉的生存策略，兄弟三人必定有过仔细的谋画、商议，决不像叔子记述的这样简单。明清易代过程中，即使参与过抵抗的士人，也会面对如“三魏”这样的再次选择——在最初的激情之后，选择此后的人生。于此又有士人的歧途。伯子原富于智谋。叔子说他的兄长“人情当世之故，深炼熟识，入于毫芒”（《伯子文集叙》，《魏叔子文集》卷八），本来就是幕府人才。他的死绝非无可避免。在发生于明末至清初的漫长对抗中，他不过被轻易地当作了供奉祭坛的牺牲而已。
关于伯子的死难，叔子、季子都一再述及，大致的情节是，到康熙十五六年，韩大任仍在宁都、乐安一带顽抗，伯子受哲尔肯之命前往招抚，未曾料到的是，他动身后，清兵突然合围，韩大任怀疑伯子出卖了自己，拒而不见，“始以幽囚，终遭毒刃”（《与顾袁州书》，《魏季子文集》卷八）——在易堂同人看来，重演了楚汉相争中俪生的故事。至于韩大任，则于康熙十七年入福建到康亲王军前投降，江西一带的战事至此结束。
伯子的作为及他的死，作为易堂的一处创口，引发了持久的隐痛。伯子的清白已成为易堂诸子当着面世时不容回避的问题，而为其洗刷，则被视为这一群体（无论长幼）的伦理责任。关于伯子之死，易堂中人强调的，是桑梓的保全。他们说，伯子并非不知道此行所包含的危险，当着亲友极力劝阻时，他表示自己考虑的是救宁都“县民之生”（《众祭魏善伯父子文》，《邱邦士文钞》卷二）。叔子所记更为具体，说他的兄长赴韩大任营之前，写道：“两兵相交，死者千万。且吾乡蹂躏已久，秋深冬至，民无衣被，何以为生，吾何惮此一行为！”（《祭伯兄文》，《魏叔子文集》卷一四）邱维屏也说伯子“舍生以救千万人之生”（《众祭魏善伯父子文》）。曾灿甚至比伯子于鲁仲连，说：“当时吾友去，亦似鲁连情”（《过聊城县追悼魏伯子》，《六松堂诗文集》卷五）。伯子的一往而不返，在诸子事后的追述中，被渲染了浓重的悲剧色彩。
“易堂故事”中的有些情节，曾被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反复陈述，如魏叔子、彭士望的相遇，如伯子之死。这些被反复陈述的片段，无疑有某种关键意义；经由陈述，确也像是构成了易堂历史的关节点。诸子有关伯子之死的陈述，主旨在为其人洗刷，代其剖白心迹。伯子之死，显然不仅被作为家族、群体的事件，因而才有了那种“面对公众”的言说态度，也更令人感到了士人于乱世立身之难。非设身处地，努力去理解遗民一族的道德生活，明白进退出处在当时的极端敏感性，才听得懂易堂中人的那些辩护、哀诉。
但我也仍然注意到，关于伯子的行为，传世的《草亭文集》中没有任何表态。你尽可以想象彭任既不肯苟同，又不愿立异，于是就在他所在的角隅沉默着。
至于伯子丙戌的一“出”用了为家族“存祀”的名义，实际动机则可能远为复杂，未见得不也因了用世冲动。如上文说到的，洁身固然是挑战，某种“自污”则有可能是更大的挑战。那个时期并不缺少被认为守身如玉的遗民，经得住最为苛刻的道德衡量，可比之以贞女烈妇；涉足浊世却又保全“清白”，却不是哪个人都敢于轻试。叔子、季子正以为他们的兄长选择的，是一条更为艰难的路。
最令伯子的亲人痛彻肺腑的，是那种死的惨酷。当遗体归殓时，“细验隐处，疮瘢迹皆是”（《先伯兄墓志铭》），以至伯子之子世杰捶胸顿足，痛不欲生，终因自虐而死，这也就是叔子所说的“二旬之间，父子并命”（《祭伯兄文》）。那年世杰不过二十三岁。
易堂诸子持久地体验着伯子被虐杀的余痛，这父子的血，不能不令他们自觉创巨痛深。
尽管李腾蛟已于九年前去世，而伯子对于易堂的活动并没有多少参与，伯子的死对于易堂，仍然有非比寻常的严重性。丁巳也像是个不祥的年头，由这一年起诸子死丧相继，终于使得易堂不再成其为易堂。
因了伯子的死，诸子与三藩之变的关系，愈加见出了诡异。康熙十五年梁份为韩大任向吴三桂乞援，十六年韩大任杀伯子。讽刺来得如此突兀与严峻，由叔子、梁份遗留下来的文字，你无法知晓他们对此是何种心情。伯子固然不应当遭此报，梁份、叔子何尝应当遭此报呢！或许真的如彭任似的置身事外，才称得上明哲？
乞援不消说为了复明，招抚则为保全民命。上文已经提到，在此期间诸子及其门人的努力，可能是在不同的方向上，背后有着士人（尤其其中的遗民）处清初之世的矛盾态度——既没有放弃“复明”，又力图“弭变”、“安民”。其实不惟伯子，其他诸子的心迹，何尝不也难明！
甲申、乙酉后的那段时间里，士人于出世、入世间所遭遇的伦理难题，所承受的道德压力，确也非平世所能想象。那是一种非常具体的、深入到了日常生存的困境，无关痛痒的后人，却像是只能抽象地论说，难以感同身受。鲁迅为柔石的《二月》作“小引”，说“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冈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三闲集·柔石作〈二月〉小引》）。生活在三百年前明清之际的士人，无论是弄潮还是徘徊于岸边，“沾湿”几乎在所难免。叔子也说，“袖手则不仁，濡足则不知”（《与李元仲》，《魏叔子文集》卷七）。他似乎想自处于“不袖手不濡足”之间，而这“之间”的位置，又是多么难以确定。
但魏氏叔季确也不曾更深地卷入政治，也就不曾被“点污”，因而是更单纯的意义上的“志士”，更诗意的“志士”。方以智的感动于“易堂真气”，多少也应基于这一种比较的吧。在方以智、陈恭尹的眼里，魏氏兄弟确也应如一泓流泉，清浅得可喜。叔子的被时人以至后人目为“志士”，与其说由于他的行事，毋宁说因了他的表达。叔子的动人处，更在呈现于文字的对于志士人格的塑造，在他那富于感染力、感召力的性情，他的热忱与真挚。叔子并不曾经历过有如方以智、陈恭尹所经历的大苦难、大危机，这也使他能用了赤子式的眼神看世界，在人伦关系中，保持了一种单纯的态度。其间翠微、易堂之为屏蔽、保护，是无疑的。
我不能不感兴趣于三魏间兄弟情的表达。叔子曾经致书彭士望，说自己与伯子、季子，“老年兄弟，旦夕不能暂离”，又说到兄弟三人“决计合葬勺庭屋内；或死他处，亦必启棺相就”，以便三人的“神明”即使死后也仍然能“相依”（《与彭躬庵》）。这更像是叔子的主意。叔子还说，“吾兄弟既定葬勺庭，便欣然有夕死可矣之意”，接下来的小小难题，是如何处置叔子之妇，因为这妇人决心从其夫葬在勺庭。于是就有了如下方案，即，倘若此妇死于山，即附叔子之左，“当勺庭之房，生时偕寝处”；倘死于山下，则妯娌们就葬在一处。叔子所希望的，自然是前者，说“虽然，祔吾为便”（《书伯子示杰、傚等疏后》，《魏叔子文集》卷一三）——不但对于身后是否兄弟在一处，而且对于夫妇是否在一处，甚至葬处与生前“偕寝处”是否对应，都很在意。由上述计虑的周详，可以相信至少叔子本人对此是认真的。这年（康熙十四年）距伯子之死，还有两年。
“情之至者，一往而深。”（黄宗羲语）叔子曾引了伯子的话，说“情者，天地之胶漆。天地无情则万物散，万物无情则其类皆散”（《耒湖诗集序》，《魏叔子文集》卷一〇）。叔子自己说“平生固不敢轻用其情”（同书卷一四《祭处士涂允恒文》），又说：“天下之害生于不及情，不生于过情”（卷一三《书计甫草思子亭卷后》），还说“生平于天性骨肉间，情至不可解”（《伯子诗钞引》）。其实易堂之聚，也赖有此“情”，并不止凭借了抽象的“道义”。
伦理经验到了深切处，不免要遭遇表达的困难。丁巳那年，伯子死前的几个月，叔子曾写信给他的兄弟，引了苏辙狱中寄苏轼的诗：“与君今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寄兄弟书》）倘若对于来生不敢期必，合葬勺庭，就不失为一种选择——这至少是可以由家族中人执行的。你不妨承认，叔子所设计的合葬，至少具有“表达”的有效性。兄弟而缠绵至此，像是也不多见。
叔子死后，由季子主持，与其妇合葬在了宁都南郊下罗坪始祖墓旁（《先叔兄纪略》），并没有践行兄弟同葬勺庭的前约。但季子不曾忘却“吾兄弟三人，再世当复为兄弟”的话（《祭伯兄文》）。晚年的季子承认两兄不得返葬“故山”，违反了“勺庭初议”，作为补救，决定以勺庭为他们兄弟的“享室”，“子孙读书其中，长依祖父神爽，享山林灵秀之气”（《书伯子示杰等疏后》，《魏季子文集》卷一一）。此堂终于在季子去世后建成，只不过非勺庭原址而已。魏世的一篇《享堂记》，可以读作对其父命执行情况的报告。据经手营造的世傚说，山中之屋，此享堂为最高，“饰以蜃灰，百里内咸望见之”。两代人对那约定都郑重不苟。
所谓“至情”，似乎也惟生死可以形容。叔子曾撰写《告玄帝文》，意在为伯子祈福禳灾，文中表示“愿捐己禄”，益兄之寿（《魏叔子文集》卷二〇）。祭伯子时，他还回忆起了伯子早年的话，即倘若有一天为贼所执，他会要贼杀了自己以活叔子，因叔子“于世为有用人”。
季子五十岁那年叔子作序，说：“吾兄弟三人如一身，自幼至老如一日。”（《季弟五十述》）哭祭伯子，他说的仍然是“吾兄弟三人如一身”（《祭伯兄文》）。季子也说兄弟三人“如影之随形，响之答声”（《答山西侯君书》）。叔子论兄弟一伦的重要，将道理说得很平实，“盖如兄弟三人，损失一个，则天地之内，止有两个，任他万国九州若亿若兆人，再寻一个来凑不得”（《里言》）。其实“凑不得”的不止兄弟。
上面的说法还不免抽象。叔子更写到兄弟三人山居之日，“形影不离，春秋佳晨，讲论谈笑，穷日夜不休”（《祭兄子世杰文》，《魏叔子文集》卷一四）。季子也说兄弟三人常常“笑”直至夜深，母亲因了叔子体弱，催迫他们就寝，仍“各依依不能去”（《先叔兄纪略》）。辛亥二月，叔子在扬子江的舟中为季子的文集作序，记季子归自华山，兄弟夜间饮酒，读季子所作西行诗，叔子“引手捋其须”，提及儿时琐事，相与大笑，其乐融融（《季子文集叙》）。季子则记自己在客舍侍叔子疾，“时天寒大雪，北风鼓窗纸，屋瓦丁丁有声”，季子烧了红烛，朗诵友人的诗，叔子卧而听之，“到其警秀之句，未尝不抚枕而笑”（《王半焽诗序》，《魏季子文集》卷七）。所谓“兄弟怡怡”，在此种日常情境中，在对此种日常情境的叙写中。魏氏兄弟固然有“至情”，确也善于自写其情。正是这情，使得他们的叙述润泽丰腴。
伯子死的那年，曾与叔子在异地相见，像是无以表达惊喜之情，伯子对于他的兄弟，不但“鼓掌大笑，拍肩执手”，而且“自面及背，周身抚摩，若慈母之获爱子”（叔子《祭伯兄文》）。兄弟之间亲昵至此，确也如季子所说，缠绵“胶固”，“几几于儿女子之私”（《叔兄五十一岁序》，《魏季子文集》卷七）。“三魏”的兄弟情谊，似乎只有用了男女私情方能形容，在三个汉子，也算得上异禀的吧。季子说兄弟而为“至友”，“心曲”没有什么不可以述说的，却更有忘言之时，只一片欣欣之意弥漫其间（《奉怀叔兄在水庄》，同书卷二）。极尽形容又像是无可形容，季子也如叔子一样，对这一种关系，满足而又怀了感激。
北方遗民孙奇逢也笃于兄弟，由鹿善继的《孝友堂语》（《认真草》卷八）看，孙氏四兄弟志趣之一致，正如宁都“三魏”。那个时期兄弟的故事传在人口的，还有姜埰、姜垓。动荡，流离，或也有助于家族内的凝聚，加深骨肉间的同命运感。方以智就说过“天伦师友，群居丽泽，一室自娱，诗书交古……”（《读书类略》，《通雅》卷首之三）。魏氏兄弟也有志于成所谓的“一家之学”。这一种情况，多少令人想到魏晋。然而除了个别事实（如方以智父子、黄宗羲兄弟），明清之际并不曾重现“家族学术”兴盛的局面。这与世族的衰落、与理学门派的兴起，都应当不无关系。
叔子曾对人说，“吾生平人伦之乐，人罕有及者。盖内以父为师，以兄弟为朋友；外以师为父，以朋友为兄弟。”（《门人杨晟三十叙》，《魏叔子文集》卷一一）中国士大夫的乌托邦，其特征首先不在丰足，而在和谐——这也是宗法社会久远的梦境。
魏氏的兄弟之情不止于“怡怡”。彭士望就说过叔子“于伯、季强谏极言，无微不尽，伯、季之于叔子亦然”（《祭魏叔子文》）。魏氏兄弟彼此匡正，也有好文字，如叔子的《与季弟书》。
是兄弟，又是朋友；朋友如手足，手足则似知交。叔子《祭伯兄文》说到伯子曾有诗寄给他，其中就有“岂徒至性为兄弟，竟自神交托友生”的诗句（该诗收入《魏伯子文集》卷八，题作《睡醒念及凝叔吹灯作此》）。“兄弟”、“友生”，其为伦理意境，一向被认为可以相互补足。叔子说自己与彭士望交，“虽一父之子，无以过也”（《彭躬庵七十序》）。友情之深到了极处，非“兄弟”则不足以喻之；兄弟情深，又只能比做朋友。上文提到过的金声却有异议，他以自己与熊开元为例，说“兄弟”、“骨肉”并非就是友情的极致，“同一父母胞胎而出”，到了“分田宅画财产”，就“不能无异意”（《寿熊母李孺人序》，《金忠节公文集》卷七）。三魏“兄弟怡怡”的图画，倘若置于其时士人所经受的伦理危机的背景上，才足以令人称羡。那个时期并不缺少兄弟阋墙的故事。出自对世情的洞悉，也如处朋友，魏氏兄弟未必没有矫俗的念头。叔子说：“五伦于今，惟兄弟最薄。”（《里言》）还说，“笃兄弟为世所难能，有甚于忠孝者”（《萧小翮五十叙》，《魏叔子文集》卷一一），“甚有结契于朋友，而仇雠于骨肉者”；离间“兄弟之爱”的，通常就是“财利之物”（《同卷《程楚臣六十叙》）。回头来看魏氏兄弟的析产，的确属于明智之举。
但我仍然愿意相信，这种几无任何缝隙的过分完满的友情、亲情，更是赖文字营造的。叔子对于伦理以及审美意义上的“完满”的追求，像是永无餍足，未见得不也出于对伦理关系的脆弱性、生命的易碎、情感的易于流失的警觉。我甚至以为那些如歌的诉说中，埋藏了恐惧。不断地诉说，更像是为了保有，以言语、文字捉牢，紧紧地攥在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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