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简介》
情窦初开的少女李九莲，1968年因在给男友的信中剖露对“文革”的不满而招来杀身之祸。青年女教师钟海源与李九莲素昧平生，不曾谋面，只因参加“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被捕判刑，后又因坚持反对“文革”，拒不认罪改判死刑。卷入该案的六百余名同情者、支持者受到株连，被判刑者的刑期，加起来达五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该案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亲自关照下，获得平反。李九莲，现与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人一样，被誉为当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
1967年6月29日。
赣州发生了全国最早、最大规模的武斗。不愧是老区，以农民为主体的保守派，实行了当年毛泽东同志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不同的是，今天有了机械化，卡车、拖拉机，由各县而来的公路、土路上，一时间马达轰隆，黄尘蔽天，成串的车灯在黄尘里迷离扑朔，好似一对对什么巨兽昏蒙的眼珠，在那里上下、左右探索……武器也不同了，不再是梭标、大刀、土枪、土炮。农民们，还有一部分保守派的工人，手里拿的大都是半自动步枪、冲锋枪，最次的也是三八大盖。一个个黑脸秋风，眼里溢满肃杀之气，只是腮帮、手臂上那一道道鼓起的棱子肉在不停地颤抖，透露出他们还有几分压抑不住的兴奋……
一早，赣州市城里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便被炒豆般的枪声告之：到昨天为止，双方慷慨激昂，你喊“保卫”、我嚷“誓死”的那一套，业已成了隔夜黄花。仅仅停留于口头上的精神批判，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此刻武器的批判，已经蝗群般涌向了赣州城的四个进口！
一切都发生在猝然之中。
一切都仅仅是在战斗英雄的报告里听过。
疑惑，凄惶，茫然……然而，小城很快便有了自己坚强的中枢神经系统。南方冶金学院的一幢楼里，几个红卫兵头头作出紧急决定。墙上身着军装、神采奕奕的红司令像，微笑地看着这几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那时候他老人家的微笑，仿佛是一张全国通用粮票：保守派从这微笑里，看到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造反派和红卫兵则从这微笑里，看到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李九莲是赣州三中《卫东彪战斗团》的副团长。三中在西门附近，该兵团与冶金学院的红卫兵，负责保卫西门。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来之前，她还是学校团委宣传部长、学生会学习部长，她的职务，决定了此刻必须和几个红卫兵头头一起，义不容辞地拼凑起一个小小的“作战部”来……
她不懂作战，她只会读书。在学校里，一般女同学课后爱打毛衣什么的，她却总是读书，尤其是爱读鲁迅先生的杂文和有关志士仁人的传记。她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也总是名列前茅；
她不会残忍，她素来谦和。出身工人家庭、兄妹五人都是共青团员的她，很早便对给人贴政治标签的做法不以为然。她打心眼里看不起某些处处颐指气使、却胸无大志的干部子女；相反，对班上几个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被别人也多少被自身粽子般捆得紧紧的同学，她倒挺佩服，她佩服他们棉里藏针，知识丰富，生存能力强。她甚至这样想：当我们这些“红五类子女”掌握了国家命运之时，若他们要离心离德，我们大概不会是他们的对手……
为此，她在班上有很高的威信，就是在大小山头林立的兵团里，她也是各派都能认同、服膺的“领袖”，实现“革命大联合”后，她被中学红卫兵们一致推选为省革委会委员候选人；
李九莲的麾下也没有武器。毛主席一声令下，号召各派夺了枪的交枪，红卫兵、造卫派都将枪上交了，赣州全城只剩下两挺机枪、几只手枪，那是几个单位原先就配发了的，再有就是体委的几把小口径步枪。在西门，还只有梭标。就凭这等原始的武器，和米包、盐包筑起来的简易工事，还有几百名红卫兵火热的身躯，西门的被冲决，小小“作战部”及其麾下的溃散，便只能几乎是弹指之间的事了……
这一天，赣州城里浓烟密布，火走龙蛇。日月无光，腥风血雨，宛如“八一厂”哪位气魄恢宏的电影导演，正在这里拍摄一部战争巨片……
由这一天，至7月4日，赣州城里丢下了一百六十八具尸体。
其中，大部分是保守派冲进城后给杀死的。
6月30日。“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驻赣州地区联络站负责人朱毅，领着李九莲和其他几个学校的红卫兵头头，到街上认尸体，有名有姓才好向中央紧急电告。他们走在死尸堆里，扒开一个个倒卧的死尸面孔，那是一张张怎样的面孔呵：年轻，露珠般年轻。洁净的额头没有一丝皱折，线条生动的鼻子恍如玉石雕成，或是下巴刚刚生出几根茸茸软须，让你想起原野上轻扬的芊芊春草，或是脸上几颗深紫色的青春痘，让你觉得里面深藏了多少青春骚动期的秘密……
几乎找不到一张脸上留有恐怖走过的痕迹。
也许，他们刚刚还在对战友倒下的愤慨之中；也许，他们刚刚还在“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悲壮之中；也许，他们刚刚还在能真的在枪林弹雨中考验自己对红司令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忠心的豪迈之中……死神钢青色的巨大利喙，便骤然降临了，这利喙犹如万千条蜂涌而至的蚂蝗，在贪婪地吸血，留给他们的只是一片失血后的惨白。而留给生者的，则是一片无论你怎样联想也填补不了的广袤空白……李九莲跌跌撞撞地走着，腿好似麦秸秆编的，愈走愈软。额头沁出的汗珠，将一绺头发冰凉地贴在皮肤上，她想用手抹开，可一提手，她看到了手上淋淋漓漓、欲滴未滴的血水。一股强烈的恶心，一阵恍惚。恍惚中，她觉得自己好像是来自一个屠宰房，又走向了炼狱。她停下不走了。朱毅回过头来看她，她像是喃喃自语：
“还可以这样打吗？还可以这样打吗？”
她抬起失神的眼睛，又问朱毅：
“我们能不能既不放弃原则，又不打？”
几天来，这个问题也一直在朱毅头脑里来回拉锯，他想得头都痛了。他与李九莲同是1946年生人，却比她早两年上学，“文革”开始时，他已经是江西师院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了。可他和李九莲一样，不会打仗，只会读书，也许是文学的熏陶，他性格外露，富有激情，这激情是拥抱五彩世界、创造美好生活的激情，同样与残忍无缘。
若打，对面站着的是工人、农民，他们不是自己的父辈，便是自己的兄长辈。机器是他们开的，粮食是他们种的，自己在大学里享受的助学金，也是他们提供的。在金色的齿轮与稻穗组成的庄严国徽上，有他们神圣的位置。在平时，不要说将他们视为敌人，就是有半点忤逆他们汗水的行为，比如说扔掉吃剩下的半个馒头，或是袜子破了不愿再补，想买双新的，心里都常常会有一种犯罪般的感觉……
若不打，他们将会如大潮般压过来，滚滚烽烟里，那一排排拨浪鼓般晃动的脸膛上所呈现的，不是昔日农忙季节我们去农村支援时所领受的那份欢迎，不是过去我们去工厂接受阶级教育时所感到的殷殷期待；更不是童年时，光着腚从河里湿淋淋地爬上来，或是溜进果园捉知了、偷梨吃，被他们撞上时的那份对于童心的亲热和款待……
此刻，那一排排被烟尘染得熏黑的脸膛上，眼珠充血，青筋暴绽。因为仇视，因为狂热，也许还因为击中目标时所窜上来的某种快意，它们的轮廓都有些变形，皮肉都遭扭曲了，恍如一截截被雷电击中，正在撕裂、燃烧的枯木……
朱毅也被扭曲了。善良愿望与残酷现实的尖锐冲突在扭曲着他，良知与路线斗争觉悟的尖锐冲突在扭曲着他，我们民族传统中所看重的人际关系、情感联系与对红司令及“无产阶级司令部”态度的尖锐冲突在扭曲着他……
红卫兵运动看似愚昧，看似迷狂，仿佛是非理性的产物。其实它的每一个非理性举动，几乎都经过了理性的筛选，得到了某种理论的批准。他们之所以能很快丢弃过去在校园里熟悉的学生生活，又迅速崛起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充当起“天兵天将”的角色，其动力与源泉正在于此。
因此，他们一度有过的正义感、豪迈感、悲壮感，决不是装出来的，他们的年龄，还有六十年代初期要求他们像雷锋叔叔一样纯洁的水晶瓶式的教育，决定了他们不是演员，而大人物们，才往往是政治舞台上得心应手的小品大戏的演员。
朱毅铁青着脸，回答了李九莲：
“没有退却的余地！不打，革命原则丢了，赣州城里红卫兵的性命也难保……”
打到赣州城被攻克，红卫兵死的死、伤的伤、溃散的溃散，冶金学院的四个红卫兵头头，就死了三个。朱毅成了“最高司令官”，他清点了一下人数，只剩下七八十个人。在一条小巷里，他下令把一挺机枪连子弹带丢到井里，另一挺机枪巳被对方缴去了，为了夺回它，一下丢掉三条命……巷子外的喊杀声，劝降声，犹如七月蝉雨一样鼓噪着耳膜。朱毅看了看大家，一个个蓬头墨面，衣衫褴褛，像是刚从上甘岭上下来。有红卫兵的眼里划过惊恐之光。在残兵前，他不是个败将，他仍拼凑起全部威严，发出了最后一道训戒：
“你们整好衣服，一起冲出去。我们已经坚持到了现在，做什么都可以，爬阴沟、钻狗洞都不是耻辱。只有一条，如果谁被抓住了，决不能出卖自己的战友！如果你的手粘上了战友的血，我朱毅死了就算了，我活了下来，就决不会饶过你！”
此时，李九莲不在。
上次去街上认领尸体时，她的那副梦游般的神态，与脚下成堆的尸体同样给朱毅以深深地震动。他对后者无能为力，可对李九莲，他陡然涌起一般要保护她、保护她那颗少女纯真的心的强烈冲动。他要她不再参战了，她和部分红卫兵躲了起来。当支左部队开来赣州并稳定住局势之后，李九莲才摆脱了鼹鼠似的生活，走到了阳光下……
街上，工事已经拆去，商店又已营业。夜里，又有了乘凉的小桌竹椅，和摇落一串串故事的蒲扇。百姓们，犹如刚啄破蛋壳将头伸出来的雏鸡，探了探，又一下缩了回去，照旧过起千百年来有着既定心态、既定行为的传统生活。
红卫兵、造反派们，则一边迎来了自己盛大的节日，在鼓乐喧天、红旗招展之中，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六条决定下达了，保守派们业已在政治上宣判了死刑；另一边，又开始安排盛大的丧事，在低回、沉缓的哀乐声中，一道道写有“为有英雄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的巨幅挽幛，牵来了长街上一辆辆素裹的卡车。车上是“烈士”灵枢，“英雄”的父亲母亲，还有持枪肃立的红卫兵战士……
一边看着的李九莲对朱毅说：
“再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参加！朱毅，你呢？”
“我比你更坚决……”
1968年3月，江西开始了“三查”运动。
虽然这个运动，在全国各地提法有所差别，在江西，是“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在有些省，则叫“查走资派幕后活动，查叛徒特务破坏活动，查地富反坏右言行”，但做起来都大同小异，都让中国人普遍尝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滋味。
在此之前，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是整“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过几个月的事情。接下来，“不准挑动群众斗群众”，“炮打司令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矛头仿佛是对坐着小车、住深院、使电话的官儿们，在以往的运动中，他们都是鉴定和打发别人政治生命的主儿。权柄在握，清醒、正直的人有，可使个拌子让你摔跤，张条袋儿将你收进去的人也有。就是他极热烈地动员你给提意见，而你不过是避重就轻、避实就虚、且又极委婉、谦恭地提了几点意见，他也可能给你戴上一顶“右派”帽子，一戴便是二十年！因此，对于这类官儿们的被冲击，遭屈辱，百姓们当时在理性上、情感上都不觉得有什么唐突，尽管事后许多人急于表白式地诉说；“我不理解”，“我很痛心”，可那是在一台六亿人皆为角色的大戏结束之后……
但“三查”运动一来，风向变了。
中南海的书斋里，毛泽东主席收回了一张打了多时的“民意牌”。俯视因他的号召如今各种旗号、各种思潮洪水般泛滥的中国，在刚刚有了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安全感之后，他老人家又看到了某种隐隐约约的危险……
他发话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继续”。在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国民党”和“资产阶级”，历来是两个硕大无比的魔筐，有什么不能装进去呢？一介书生，还是鲁迅的战友，胡风不是装进去成了“特务”，近百万知识分子，其中甚至还有上高三的准知识分子，不是统统装进去成了“右派”？
于是，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了……李九莲的父亲李忠华，一个老工人、老党员，只因为与别人同名，被当成了“特嫌”，列为三查对象而遭揪斗。
一个多少年里粗茶淡饭、但过得安宁和睦的家庭，顷刻间瓦解了。父亲的痛苦、母亲的憔悴，姐妹们的阴郁，还有远在青海一个国防工厂做科研工作的哥哥的屡屡来信，屡屡问及父亲的问题是否解决，他担心自己因此而被调离……使几间小小斗室的空气，也结实得像一块厚重的铅板，李九莲没有一刻不感觉到压抑。
她永远忘不了眼前的这一幕：“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浮云，灰色的道路，灰色的人群，”几乎倾城出动了，观看“牛鬼蛇神”化妆大游街。铁定自己不会有什么被揪出来的问题而感到幸运的人们，掂量自己会被揪出来而急于表现自己不该揪出来的人们，像驱赶牲口一样驱赶已经揪出来的人们，她的父亲也在其列。每人脖子上扣有一块写有各自“罪名”的牌子外，剃阴阳头有之，画大花脸有之，顶个字纸篓有之，拿“青天白日”旗有之，上下浇满淋漓墨汁有之，胸前挂一串破鞋有之……
仿佛在举行诗歌大赛，或是开元宵灯会，每个单位都尽力将自己的“牛鬼蛇神”打扮得特别些，醒目些，刺激些。仿佛只有凭着这份刺激，精神生活已经瘦土般贫瘠的人们，才能得到某种满足，某种宣泄，也使这被灰蒙蒙色调笼罩的南方小城，略略显出了几分生气……如果说李九莲震惊：国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不但表现在诸如“四大发明”和万里长城上，也表现在对人格与自尊蹂躏的种种花招上；那么，她更是震惊这种蹂躏何以如此强大，有时竟简直不像是被迫的，而是自觉的。她父亲本是莫须有的问题，他却总是写莫须有的检查。肚里没喝过几滴墨水，别人代他写了，他嫌不深刻，要李九莲重写。平时他话并不多，像许多老工人一样，那话大抵停留于感性层次。可现在他却有了凭空给自己上纲上线、搜罗“罪名”的能力，而且，这能力每过几天都几乎提高几寸。像有了鸦片瘾的人，离开了那杆老枪不行，他则每天离开了那几寸不行，仿佛这不是在给自己编织政治上的死刑，而是给自己编织一件温暖的毛衣……
于是，他一次次要女儿代写检查。李九莲怜悯父亲，卑视父亲，他的肉体虽在，灵魂早就死了，她不肯写，他猛然跪倒在地，一个劲地向她叩头。她躲开父亲，走到窗口边，泪水扑簌簌地掉了下来。厨房里的母亲被外屋捣蒜般的响动惊动了，走进屋来，怔怔地看了一会，又走到女儿身边，叹了口气：
“九莲啊；他是做爹的，你是做女儿的。他要写，你就给他写吧。你要不写，不怕他把你拜死？”
“三查”运动，随着夏季的来临，急剧升温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满面红光，熊腰虎背，自称“脚板下走出了马列主义”。在全省境内，他不辞鞍马劳顿，走到哪里，他那个带湖北红安口音的宏亮嗓门，便如一门榴弹炮似地，隆隆地响在那里：
我们江西省的形势是空前的大好，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宣传大普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出现了崭新的阶段……形势大好的又一标志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大提高，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掀起群众性的大批判和“三查”运动的新高潮，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理论上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一小撮走资派、特务、叛徒，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发动一个持久、主动进攻的人民战争。形势确实是大好，在我们江西，从档案里清查到的叛徒、特务有四千多，方志纯又拉进一批。国民党在江西，庐山是大本营，上饶是集中营，49年南下又一批国民党渣子，都留在江西，很多机构是原封未动。医学院原是中正学院，从干部到讲师，70%是国民党留下的，院长就是国民党员。盐务局、航务局、港务局，都是原班人马。学校更复杂，
在干部和教员中，有一批坏人，党政机关，省人委挖出五百多，省委也挖了一百多。南昌七中是美国教会学校，是训练特务的，这回事件出在七中，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原因的……
赣州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刘云，也仆仆风尘，冒酷暑去瑞金、兴国走了一遭。他回到赣州后，在地、市各单位革委会负责人的大会上，作了一个报告。李九莲听了这个报告的传达，报告里首先讲到瑞金的情况：
……通过大反右倾大鼓干劲，对领导上的右倾解决得比较好，一般都能积极认真地去抓阶级斗争，对“三查”领导决心大，抓得紧，效果明显，能亲临第一线指挥，亲自把关，很快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因此发动了群众，出现了子女揪自己父亲、揪自己母亲的大好局面，攻下了瑞金以刘辉山为首的刘少奇“粗长黑线”叛徒集团的顽固堡垒，揭露了“老革命”的假面目，教育了群众，有力地打击了阶级敌人。
在刘云看来，这个昔日的“红都”，现在已成为小台湾了--
“目前，瑞金全县共揪出三查对象5319人，其中叛徒830人，占全县原老干部的80%左右，特务266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48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2354人；现行反革命和反革命两面派94人，还破获了反革命组织49起，331人。全县先后还组织了三批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难点单位，揭盖子，攻碉堡。由于群众发动起来了，形成了进攻的强大力量，真正做到狠批深挖，许多难案都得到了答案……”
不仅是瑞金，整个赣南，恍如回到三十年代红军被迫北上，国民党打回中央苏区的日子，不同的只是那时被称为“白色恐怖”，而现在的恐怖，则是“红色”的。
李九莲几乎走到哪里，那里便见到惊恐不定的眼睛，每一天都能听到来自各地的毛骨悚然的风闻，她总觉得空气里有一股血腥味--
在杀了三百多人的瑞金：
有一家理发店，店里有三个师傅。两个师傅组织起“革命群众法庭”，摇起语录本向另一个宣布，根据《毛主席语录》某某页某某条，你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罪，现在判处你死刑，立即执行。将他杀了后，还在理发店门口贴了布告，以示郑重与磊落。
一个公社，将预先选定的“三查”对象集中起来，要他们去山上挖树洞。横多少米，宽多少米，均有严格要求。可树洞不挨在一起，稀稀疏疏，以致谁也看不见谁。挖好洞后，便向看押者报告，未等讲完，报告者便被一顿铁锄砸死，推进洞内埋掉了事。事后，公社“三查”领导小组负责人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敌人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活学活用了，阶级敌人也得给自己准备坟墓。”
在杀了二百七十余人的兴国：
一个公社的武装部长被打成“反共救国军司令”，家里被视为“黑窝”。经公社“三查”领导小组核准，全家满门抄斩。根据上峰“一不能开枪，二不能白天执行，三不要贴布告”的指示，行刑队夜里开到了前武装部长的家里。从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到其老婆、孩子，全被一个个绑在户外的几棵老树上。不知怎的，这时，厩里的猪，笼里的鸡，全炸了营。一个队员嚷道：“叫，叫个屁，杀了主人后就收拾你们！”
不料，这一嚷，引出了不同意见，一个已经有些疲乏的队员，想到等会儿还要用梭标将这家人一个个捅死，便提出：“杀了人，满身血污滴嗒，哪能吃得进酒肉？不如先将畜牲们杀了，吃了，咱们杀起人来也有力气。”
后者的意见占了上风。正在拔鸡毛、剖猪膛的当口，县里来人通知，说是省革委会紧急电告各地，必须制止愈演愈炽的杀人风。行刑队头头自觉保持了与上级的一致，说停就停了。临走前，前武装部长噙着豆大的泪花，紧摇提出先吃酒肉的队员手说：“不是你，我一家都去阴曹地府了，你是咱们的救命恩人呐……”
在另一个公社，公社“三查”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却闹起了“自由化”。县里来人通知时，十几个“五类分子”子女，还有“反共救国军”的“司令”、“副司令”、“参谋长”、“组织部长”……已被结结实实地捆在公社所在大院的树上。下面人正要松绑，此公端杯茶水，慢悠悠地从屋里荡出来，环视了一下现场，又慢悠悠地说：“既然绑来了，放也麻烦。反正明天就不杀了，今天还是杀了吧。”
于是，这一行人没能赶上“落实政策”……
真乃是“红色恐怖”，“三查”运动的那段日子，李九莲做梦也常常是红色的：冲天的火光。淌血的梭标。天安门广场上红卫兵的海洋。响尾蛇般嘶嘶奔窜的机枪火舌。苍蝇兴高采烈地发现了几朵艳丽的罂粟花，它们开在一个年轻人的尸体上。嶙峋的野狗懒洋洋地逡巡，猛然，精神顿时竖起在尾巴上，它吮吸地上从未喝过的高贵液浆。语录本，森林般挥起的语录本。幸福时挥，批判时挥，武斗时挥，宣判时挥。被别人推上首页的毛主席老人家，您不觉得累吆……
李九莲从梦里惊醒过来，连梦里都无法逃避，她觉得眼前的世界真是没有一块净土！
她不知道别人怎么能生活下去，照旧吃饭、排泄、上班、性交，生孩子，照旧议论别人的劫难和庆幸自个的平安……眼前，她看到的不是人在生活，如同她认为她父亲的灵魂已经死了一样，她看到满街上走的只是没有思想、也无需自由呼吸的幢幢影子。
一种犹如冰水侵透骨髓般的孤独感，常常驱使她在街头看那一张又一张军管小组的判刑布告。一个二十四岁、名叫熊辉的青年，公开刷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标语，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因此类原因被判酷刑的还有不少。她觉得这才是人的世界，响彻的才是人的声音！
此外，李九莲只有梦醒之后，披衣而坐，在自己的日记里汩汩地渲泄着孤独……
毛泽东主席犹如一位气魄宏伟的魔术师，在东方大地上创造了震惊世界的红卫兵运动，可终究，他又是位力不从心的魔术师，未能把放出来的“魔鬼”又收回到自己的瓶子里。
1969年2月以后，已经摘下红卫兵袖章，分配在赣州冶金机械厂当学徒的李九莲，在日记里写了以下内容--可恨乎？宫廷里指鹿为马，无人敢言，是宗派分裂。还是阶级分裂？百姓难断是非，何必跟着瞎跑呢？真是欲加罪名，何患无辞！
抓阶级斗争有什么用呢？只是使人敢怒而不敢言，老老实实，不乱说乱动罢了。“一抓就灵”，有的时候也会失灵。比如下乡工作中的阶级斗争吧，是根本错误，抓学生中的右派，原来不是取消了吗？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们乃至青年的资产阶级思想是少了呢？还是多了？我看是多了，把政治那一套都看透了。
残冬的太阳余光是明亮的，略有温暖的，然而实在是无力的，不能持久的。尽管是这样，即使穿着棉袄还在发抖的人们，仍不得不赞叹--在人群中说：“啊，多么伟大，多温暖的太阳啊！”为的是……只有那些还没有棉衣的“无产者”才能大胆地说：“它并不伟大，也并不温暖，不然，我怎么会冷得发抖呢？”
现在人们是得过且过罢了，而在心里都是期待着……文化大革命后，对干部阶层，对知识分子阶层，对青年学生阶层，有着特别深重的影响。干部下放劳动，这期间的血泪何其多？青年学生到农村去，这期间的痛苦与绝望又是何其多？知识分子们呢？不干了。我国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太多了啊！
这是什么现象呢？人们都在问，活着有什么意义？都渴望战争，希望在战争中消灭自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什么地方？既然是搞社会主义，为什么人们逐渐陷入痛苦和贫困，难道这是所谓的“共产”吗？
我的家庭，只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即由幸福走向痛苦。这样的家庭现在有多少？《家·春·秋》作于旧时代，反映了时代的去向，今天的《家·春·秋》也似乎如此吧？我决不在革命的道路上倒下去，只不过想试图开辟新的道路罢了……
世上是浑浊的，人们是麻木愚昧的……
我厌世。
厌世者是愚蠢的无能的自私者也……
屈原是何苦呢？未免太悲观了吧？
国破尚如此，何苦惜自身？
自“三查”运动伊始，毛泽东不打“民意牌”了。但是，千千万万青少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充分发动起来，并不仅仅是因为理想主义，因为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历史使命感--
“今后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
更重要的是，他老人家虽然未在理论上提出，却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里触及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权问题。在《十六条》中，他明确主持制定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人民群众在这场“革命”中必须具有的权利。“炮打司令部”后，他愤怒地斥责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撤走了工作组，下令为被这条路线迫害的群众平反。1967年夏天，又是在他的批示下，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将那些在所谓的“二月逆流”里被关进监狱的“反革命分子”接了出来，并给他们以拿破仑凯旋法国似的欢迎……
这一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中国，何曾有过？
因此，从来只接过别人检查的“当权派”，今天交出了极诚恳、极深刻的检查；那些有关你却一辈子不与你见面的秘密“黑材料”，此刻在火苗里化为了灰烬；还有几个人也可组成一个《井冈山兵团》，乃至一个人也可拉起一个《一小撮战斗队》的自由，还有无需再顾忌谁的权势和脸色，即时可以表达自己想法和意见的氛围……这一切，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好像灰沉沉色调的梅雨季节里，西天上久违了的一束束明丽霞光，令人新鲜，令人痴醉，令人鼓舞。
毛泽东主席是精通兵家韬略的。他“放手发动群众”，搞“大民主”，打“民意牌”，将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内在机制上的严重缺陷与种种特权的愤慨，引导到对他本人有利的党内斗争方向去了。
他却疏忽了这一点，这类问题，一经在实践中触及：“反革命”中原来有假反革命，公仆里原来混有要主人抬轿子的“公仆”，“社会主义”原来并不是一把不会生锈的金钥匙，或许正因为它金光闪闪的门面，它若闹起溃疡，其恶化的速度和面积才不易被人察觉；而人，即使是最卑微的人，也需要自由地思索和呼吸。昔日无论是心态，还是生态，大抵被某种权力固定了的生活，无异于排得密密匝匝的罐头盒里的一条凤尾鱼……
于是，权力政治的神秘性便不复存在了。
一个金字塔般庞大的政治体制结构的权威，也开始了动摇……
1972年底，李九莲出狱后，她中学时的挚友丁成华问她：
“为什么你当时敢怀疑林彪呢？你是从哪方面想到他的头上去的？”
她说：
“还不是因为看到当时那样一系列的事情，才使我最终想到了他头上。你们下到乡下去了，不晓得当时的赣州的情况，那时候根本就不管政策。‘三查’一来，查出那么多坏人，一个学校，一个单位，没有一点问题的人几乎没有。我就想，毛主席早就讲过要相信干部和群众的95%，这样一搞，不等于是拆自己的台？似乎干什么事都宁左勿右，有些干部明晓得这样对国家不利，可就偏要这样做，生怕自己犯错误，我觉得这只会败掉我们的国家。这样的人，下面有，中央会不会有呢？”
“我对林彪早有想法，早有警惕。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怎么老讲这一套呢？他讲其实毛主席比马、恩、列、斯都高，但这个话只能在国内讲，在国外不要讲。我想，按你的讲话，既然毛比他们高，为什么又不可以在国外讲？想来想去，就觉得不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也是吹斯大林，贬低马、恩、列，斯大林死了，他连斯大林的坟都挖了……这些疑虑天天在脑子里转，我的担心也就越多。”搞红海洋运动，我很反感。这哪里是尊敬毛主席？是败坏毛主席的声誉。后来又看过《二月逆流三十大罪状》，看到叶剑英、陈毅、谭震林他们大闹怀仁堂，对林彪不满。叶剑英用手拍桌子，那么大的怒气，我就担心林彪是利用‘文化大革命’搞宗派集团，要不然为什么这么多老前辈对林彪如此反感，说明林彪在中央不得人心啊！
“后来下放，城市居民下放，小商小贩下放……弄得我更悲观。下放时，在体育场送行，许多人落泪了。造反派不想下。老保也不想下。毛主席讲老弱病残者除外，而那时候就不管这些，要你下，你就得下。上头有斗争，有不满，下面又人心惶惶，我就担心。那时候快要开‘九大’，都公认林彪是最好的接班人，又要当党的副主席，我就担心，这个国家就要败在他手里了……”
回顾历史，与李九莲一样，当年那代青年人的所谓“信仰危机”，在很多成分上，正是从毛泽东的这一疏忽里痛苦地钻出来的。当他老人家意识到这一疏忽时，他撤回了这张“民意牌”，依傍起政治新贵与一小撮军内的野心家结成的“神圣同盟”，打算通过“三查”运动，迅疾收拾这块国土上已经出现的“异端组织”、“异端思潮”，以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秩序中去，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一方面，某种事物一旦从谁的怀胞里脱颖而出，它很快便会有自己的独立走向。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如此，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也是如此。一代人由多少年的“水晶瓶”式的教育，一朝“溃决”为“信仰危机”，这是必然的了！
李九莲在最终导致自己杀身之祸的一封信里，作了充分地坦露。这是情窦初开的少女写给男友的第一封信--
昭银：
你好！来信收阅。我觉得此信供你作取与舍的参考较为合适。我以前未知你的态度，所以不便直言。今天我把我的思想情况向你说清楚。
一、对国家前途的看法：
经过半年多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是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时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反感。对批判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又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文化大革命”已收尾了，很多现象，很多“正确的观点”，和运动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差不多，本质一样，提法不同而已。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对“现行反革命”发生浓厚兴趣，对“反动组织”的纲领也注意研究。
二、个人打算。
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我决心按马克思所说的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这是作了最终的估计。我之所以要抓住革命与奋斗两种观点不放，是以此思想作指导。故渴望生活中有同甘共苦、不因任何风险和耻辱而动摇、仍保持生活友谊者。因想到你，希望如此。这是我写这一封信的全部思想与动机。你见信后三思而决。
古人言：“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违背了，把心彻底完全地暴露给你。你是第一个听我说以上思想的人，望无论如何看信后即回信，且一定附回原信，当感激不尽。看信后，亦不用吃惊。很多人皆如此，只不过隐瞒了。事物总是变化的，人的思想随客观变化，这不足为奇。我也许是“糊涂”，也许是“幻想”，但不向你说清楚，问心有愧。
祝
好！
此信勿传于他人！
你明白的人
1969年2月29日
另一方面，正由于新的动乱，由于支持造反到扑灭造反的政治策略上的突然变化，使那一代年轻人对于“文化大革命”有了渐渐清醒的认识。它决不是一场具有真正民主意义的革命，而只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已经穷途未路的封建专制主义，选择在地球东方的一次回光返照！真正的民主，与权力斗争无关，与暴力无关，与洪水滔天、水银泻地般的“群众运动”无涉。它首先意味着人民的权力，依据人民的愿望与利益来进行统治与治理。落实在国家制度上，它是一种人民可以通过预定程序修正错误机制的政治。
在1969年时，李九莲自然还不会有如许的认识。但是思维的坚冰已经打破，心灵上那座辉煌的大厦业已倒坍，她将要沿一条风涛迷茫的河流去飘泊，尔后，她将要在废墟上重建起一个属于自已的、也许简陋如茅蓬却亮着真理烛光的小屋，这是确定无疑的了……
中国啊，在那令人窒息的长夜里，你看到了那正在大地上暗暗涌动、汇聚的星星野火吗？
中国啊，在那芸芸众生的世界里，你发现了那正走去高加索山上、将任凭鹰隼啄去自己血肉与眼珠的志士吗？
曾昭银，此人是驻福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6586部队85分队的战士。他原来也是赣州市三中高三的学生，《卫东彪战斗团》的副团长。此时，他接到李九莲的来信，距他从赣州参军已经整整一年了。
这年4月，主动要求分配去赣南某偏远县份一个“共大”（全称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当教师的朱毅，为处理妹妹的婚事，回到赣州家里。一天，他突然在街上碰见穿便装的曾昭银。他奇怪了：
“昭银，你怎么回来了？当兵一年就有探亲假？”
“不，我得了一场肝炎，身体不好，从部队上退伍下来。我正想去找你哩，你在赣州市朋友多，影响大，看在战友一场的情分上，你得帮忙给我找个合适的工作……”
朱毅仍有点奇怪，这小子参军前是市革委筹备组的负责人之一，怎么今天看矮了自己，还要我这个过路客给他找个工作？想归想，一向待人热诚的朱毅还是去跑腿了，很快，曾昭银被安排进了抽水机厂工作。
那段日子，曾昭银几乎天天来朱毅家，看他那副神不守舍、眉眼转悠的样子，朱毅觉得他一定有什么心事要对自己说。他却天天东扯葫芦西扯瓢，直到4月27日这一夜，他住在了朱毅家，才露“真言”“李九莲这样的人，文笔又来得，嘴巴又厉害，思想又纯洁。如果一个人搞政治，有她在身边当助手，了不得。朱毅，你看她怎么样？”此时，他蕴含复杂又有几分期期艾艾的目光，好似汽车前窗上的刮雨刷子，在朱毅的脸上扫了又扫……
朱毅自以为是敏感的：这小子，十有八九在打李九莲的主意，纠缠这么些日子，显山露水了，原来是来试探我的。自己是与九莲关系不错，赣州的原红卫兵头头大概都是知道的。这种关系，一是因为彼此在“文革”中相知较深，观点常常一致；也因为在省城上大学时，在江西大学读书的九莲姐姐像照顾弟弟一样照顾自己，他也就很自然地将九莲视如自己的妹妹。彼此的关系仅此而已。
朱毅答道：“什么怎么样，在赣州，除了×××外，还有谁能比得过她的？”
曾昭银注意地听着。脸上泛起了几分失望之色，似乎还有什么不满足。
在朱毅内心看来，在气质、性格、学识上，曾昭银与九莲并不是很匹配的。出于对九莲的关心，他想证实一下，对方流露出来的东西，到底是属于一厢情愿，还是业已有了实际的进展？
他也试探着问：“怎么，昭银，她不理你呀？她真不理你，我去帮你把她从家里叫出来就是了……”
“不是，我有一件事……”
曾昭银欲言不止。又是那种雨刷般的目光在打量着朱毅。也许是被对方异常的专注给惕惧了，终于，他不说了。
五年以后，朱毅才意识到自已低估了这个眼下与自己睡在一张床上的年轻人。
曾昭银接到李九莲的第一封信后，他很快将信交给了部队政治部。部队政治部又即转给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处理。
如同任何事物都能从两面去看一样，此举也是如此：曾昭银交出这样一封信，自然表现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这样在风口浪尖上涌现出来的战士不提拔，还提拔怎样的？他收到这样一封信，自然也展露他与写信人关系不是一般，如此嚣张气焰的“反革命分子”，今天才交出来，以前你的革命警惕性喂了狗？这样不是思想上的共鸣者、便是政治上的糊涂虫的战士，怎么还能在解放军里呆下去？遗憾的是，部队的领导，偏偏采用了后一种思维方式，他被很快作退伍处理了，这结果，大抵是当初他没有料到的。
那段时间，曾昭银几乎天天来找朱毅，无非两种可能：要么，真是在感情上试探对方，若真与李九莲无什瓜葛，自己已经背上“黑锅”，那就干脆“黑”对“黑”，力争与李九莲结婚，并请朱毅帮忙。要么，在政治上试探对方，在众人里李九莲应该受他的影响最大，既然已经把李九莲抛出去了，那就干脆抛彻底，连她的“同党”也一起抛出去，以改变自己的逆境……
人是复杂的，又是在那样一个复杂的年代，至今也难品味出曾昭银当时究竟是出于何种心境，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不过伺机而动？能明确的只有交出信的后果--
1969年5月1日，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查抄了位于赣州市陈家巷七号的李九莲家。
在她房里，抄出同年元月至4月14日写的三十余篇日记。保卫部认定李九莲写给曾昭银的那封没有署名的信为反动匿名信，搜缴的李九莲日记是反动日记，于同年5月15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将其正式拘留审查。
5月1日，李九莲被带走的几小时后，曾昭银气喘咻咻地来到朱毅家。
“李九莲被抓走了……”
朱毅一惊；“她干了什么事？”
“我在部队时接到一封匿名信，内容……有些反动。我不知是谁写的，便将信交给了部队。昨晚李九连来找我，我才知道是她写的……”
朱毅吼道：“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呢？”
曾昭银无言以答。
他并不是个寡语少言的人。否则就很难解释，在赣州地区革委会主任刘云与他谈了一次话后，他竟使得同样戴领章、帽徽的刘云在对待同一件事上，与6586部队的领导们有了相异的看法。作者无缘采访刘云，但有事实为证：很快，曾昭银被任命为赣州地区工代会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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