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生清白，在黑夜照亮了一切

    你一生清白，我却看不见你

    看不见月里的玉兔、神仙和广寒宫

    我多么希望有一天

    岁月将洗去我眼中的白翳

    让我真的见一见你呵

    你会奇怪，一个盲人

    怎会知道你的清白

    不怪，不怪，那是希冀呵

    求索呵，求索，向往呵，向往

    --李九莲：《月亮--一个盲人的诗》

    1970年元月，赣州地委常委会，依据地区革委会保卫部审查结论和赣州冶金机械厂党委、群众意见，讨论研究了两次，拟定对李九莲教育释放。

    分工主管政法工作的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某支左部队赵副师长，由南昌回到赣州，不同意此意见，即携李案材料，重返南昌，向正在南昌的刘云主任作了汇报。然而，这回刘云重申了地委常委意见。固执己见的赵副师长，直接将李案材料面呈了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程世清听完汇报，未等查阅案卷后说：

    “这不是坦白交代，这是向我们示威！像李九莲这样全面系统反林副主席的，在全国还是少有的！”

    程当即批示：

    “性质是敌我矛盾，要从严处理。”

    赵副师长回到赣州，在地区工代会传达程世清的指示后说：

    “李九莲犯的罪都够杀头了，有人还说放了她！”

    程世清干预的结果，迫使地委常委会决议被推翻。在拘押李九莲已经一年零八个月之后，地区革委会保卫部拟就了判决书--

    判决书

    （71）赣刑字第3号

    现行反革命犯李九莲，二十三岁，家庭出身工人，个人成份学生，高中文化程度。家住本市陈家巷七号。拘留前在赣州冶金机械厂学徒。李犯思想极为反动，政治野心勃勃，于1969年2月29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6586部队曾昭银同志投寄一份全长约七百字、署名为“你明白的人”的反动匿名信。信中大肆攻击党中央、林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为刘少奇鸣冤叫屈，涂脂抹粉。1969年又书写大量反动日记内容十分反动……极其恶毒地攻击诬蔑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李犯表面伪装积极，骨子里反动透顶，证据确凿，本人供认不讳。其手段恶劣，罪恶严重，本应重判。但认罪态度尚好，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依法判处罪犯李九莲有期徒刑五年。

    刑期：自1969年5月15日--1974年5月15日。

    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

    1971年元月5日

    想是惧怕程世清的“威势”，这个显然没有“从严处理”的判决，未敢宣布执行。“九·一三事件”以后，以判决书里反林彪为主罪的李九莲，并没有得到开释，直到次年程世清被当成“林彪死党”押解赴京，李九莲问题才迟迟得到重新处理。显然，昔日认为李九莲不够“从严处理”的地委常委会、地区革委会保卫部，此时也认为她并不是无罪的--

    赣州冶金修造厂革委会：

    你厂报来李九莲现行反革命一案，经多次调查审理后，于1972年6月10日我部党委讨论认为，李九莲所犯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已构成现行反革命罪。本应依法处理，但因交代态度好，确有悔改表现，本人年轻，家庭出身好，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决定免于刑事处分，不戴现行反革命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此复

    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

    1972年6月20日

    李九莲政治结论

    一、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

    二、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鸣冤叫屈。

    三、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性质构成了现行反革命犯罪。

    处理意见：

    性质虽构成现行反革命犯罪，但交代态度好，出身好，年轻。根据“坦白从宽”的政策，免于刑事处分。不戴现行反革命帽子，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调外县重新安排工作，拘留期间不补发工资。

    中共赣州地委

    1972年7月18日

    1972年7月20日上午9时左右，李九莲获得释放。

    挚友丁成华，问了李九莲在监狱的情况。有时她讲得很连贯，有时又时断时续，仿佛人虽自由了，可那回忆还在泥淖里挣扎……

    “虽然我看错了人，但我是天真无邪的。即使跳到火坑里，会悲苦，也会大笑和歌唱。你们是不晓得那里面的生活。在那里，善良正直的女性是要遭到比别人更多的折磨，要求未遂，就要被毒打，这种男人的心理你是晓得的吧。眉来眼去反受优待。我没有什么资本，只有一个气节，名节。我晓得转眼之间我就会化为粪土，但人得有正气，邪气就近不了身。”

    “我刚进去的时候，心里很苦，也想早日出来，日子久了，慢慢静下心来了，我是准备坐二十年牢，准备林彪有二十年的命。真想不到，他垮台了。我出狱前，有看守告诉我现在国际上发生了大事，中美建交了；国内也发生了大事，林彪反党了；你家里也发生了大事，你父亲死了。我真是又悲又喜，悲的是父亲死了，再也见不到了。喜的是，料不到林彪这么快就垮台了！我是在地板和天花板之间过了三年呵，哪一天不是怀着希望起床，又怀着希望躺下睡觉，过了一天又一天……”

    “我怀疑赣南就有林彪的人。1971年7、8、9三个月，看守全部都调换了。在这三个月，我几乎经常挨打，有时候随便一个借口就毒打一顿。他们那么高大，围着我一个这么瘦弱的女子，真是亏得他们下得了手。那时候，我就事事小心，免得无谓挨打，可还是免不了。有一次，他们讲我拿了一根针，缝衣针往常都是用后插在门上，现在门上没有了，我又根本没有拿，结果就限我一定要在几个小时内找到。我东找西找也找不到，我说我实在没拿，最后还是挨了一顿打。有天晚上，不准我睡，要我跪，还要头上顶着床棉被。到半夜实在支持不住了。我就向他们要求，今天不跪了，明天再补跪，同号子的人也帮助我求情，这样才让我睡了。第二天劳动休息时，大家都在休息，我也想躺一下，舒展一下疲困的身体。他们看到了，又要我跪在太阳底下，虚汗流了一地，7、8月的天气那么滚热，我都觉得冷得发抖。他们对我说：‘你以为坐牢那么容易，我们不仅要你在政治上头破血流，还要让你身体头破血流！’”

    “打人的方法也是奇怪的：有时候叫犯人打犯人。有次，叫我去打一个犯人。我说：‘我是个政治犯，没有打人的权利。’他们说：‘你不打，就打你。’结果又是挨了一顿打。再有一次，要我把手伸到牢门的小窗外，他们就用枪通条隔着门抽，抽得两只手和臂膀弯不过来，穿衣服都困难。第二天，我劳动时一定要我穿长袖衣服，我心想：你们打都打得，还怕人家看见？我就偏穿了短袖衣服去劳动……”

    “他们这样地折磨我，我心理、身上虽然难受到了极点，可是还是尽量做出开朗的样子，他们也觉得无可奈何。有一次就问：‘二十四号，二十四号（李九莲在牢房里的编号），要怎样才会使你老实些？’我就说：‘你们拿纸笔来’。我就写了一份上诉材料，说明：我哪里是反对革命？我是一个工人的女儿，父亲以前是受苦人家出身，三十多岁才结婚，那么穷苦，新中国倒退到旧中国，我有什么好处？我不为工人阶级设想，为谁没想呢？打我成反革命，我一生一世想不通！可进了牢房，我还是真诚地改造自己，现在你们这样三天一打、五天一跪，我无论精神上、肉体上都吃不消，即使我真是敌人，无产阶级的改造政策也不是这样的改造政策。你们如果把我折磨死了，你们要负责任……”

    “他们这样打我，连同牢的人都奇怪。他们问：‘你年纪轻轻，到底犯了什么事？’我说：‘你们犯的是反毛主席的罪，我犯的是反林彪的罪。毛主席的政策不会这样对待犯人，林彪就容不下我。’7、8、9三个月以后，挨打就少了，可是看守又经常威胁我：‘不准你翻案，不准你翻案！’我心里还琢磨不出这是个什么意思，当时我还不晓得林彪垮台了，总以为是我写了那份上诉书的缘故。”

    “出狱那天，看守长问道：‘怎么样？年轻人在此度过了三年美妙的青春，有什么感想？’我讲：‘不怎么样。’他又问：‘好不好受？’我讲：‘不好受。’他讲：‘你反林彪是这样，我不反林彪，还不是照样吃饭穿衣。’我顶了一句：‘跟你们一样？是副主席就举旗子，不是副主席就踩一脚。’他好气，又正告我；‘不准你以后到群众中去讲！’那时，可惜我记不得《红灯记》中‘愿你天天如此，长命百岁’的台词，要记得，我就要再顶他一句。他们讲话都是这样的刻薄，恨不得每一句都血淋淋地刺到我的心里去，好像总要和我较量精神力量一样……”

    丁成华有一次问李九莲，在牢里有没有想死？她讲：

    “想过，有一次，那些折磨实在受不住了，我就想活着受罪没什么意思，想寻死，想找把小刀挑开胸来，让人家看一下我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这念头很强烈，有好几天晚上我就觉得死神在我身边……可是想到一死之后，许多事情都讲不清楚了，才慢慢坚定了活下去的决心，只要不枪毙我，我就要活下去！现在回想起来，这三年也就是这样熬过来了……”

    丁成华记得李九莲很喜欢鲁迅先生的一首诗，里面有“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李九莲获释后，被安排在兴国县画眉坳钨矿选矿厂当徒工，每月工资十六元。

    她对自己的政治结论不服，于1972年11月先后向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江西省革委会保卫部提出申诉，又到南昌，北京，向有关部门上访，要求改正。处处的台阶，都有人民大会堂那么高，处处的面孔，都像北方的冬天那么冷。不过，将她的申诉材料转了又转，将她的政治性命踢了又踢。最后，还是在赣州有了点反应。次年2月，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致函给画眉坳钨矿革委会，内称：

    “为了有利于团结、教育、改造她，对李九莲政治上应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要把她当敌人看待。在生活待遇上，应与一般职工相同，不要有所歧视，并请你们在适当范围内予以宣布。至于她的工资问题，也请你们根据党的政策和国家规定，与劳动工资部门联系，予以合理解决。”

    画眉坳钨矿党委向李九莲本人宣读了此函，并给她定为二级工，由原来的十六元增加到每月工资三十七元。

    函件中对于李九莲问题的“现行反革命”性质仍没有松口。算了，算了。在北京街头，她曾碰见一个妇女抱着孩子在寒风中乞讨，李九莲不自禁地和她聊了一会儿。原来她也是来北京上访的，她丈夫参加过新四军，“三查”运动时却被打成“反共救国军”的头头，关进了监狱，而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五、六张嘴，全凭她领着两个稍大些的孩子为别人洗衣服、拾煤核……最近听说丈夫由于刑讯逼供，在监狱里大口大口地吐血，在当地告状无门，一急，从没去过县城的她，便抱着个最小的孩子来了北京。已经来了半个月，也是这里推那里，那里推这里，未等她走完那些迷宫般的高楼深院，口袋也空了，可问题还是八字没有一撇。妇女说着，说着，围有黑晕的眼睛里溢出了泪水：

    “早知这样，还不如去南普陀求观音娘娘。去那儿爬山顶，就是一级一叩头，级级叩出血来，也没有这样难啊。”

    李九莲也囊中羞涩，一个只工作了半年的小工人，能有几个钱？除了留下回去的车票钱，她却全掏给了这位妇女，她本来还想添一句：大嫂，面对这冤狱遍地的中国大地，那些高楼上悬挂的国徽，已经麻木了，你就快回去吧。

    此时，李九莲自己也决定算了，权当是林彪还在台上，权当自己还关在牢里！

    说是说“不要将她当敌人看待”，可周围的人们打量她的神色，大抵总是异样的。上班时，人们貌合神离地与她在一起，下了班，她总是茕然一人。日记不能写了，排泄深深寂寞的唯有歌声，她特地带了一管笛子到画眉坳来。或是向隅而吹，或是坐在山岗上，让笛声随松风悠悠飘散。她能够吹的曲子并不多，只能吹《红头绳》这一类当年流行的、且又多少带有抒情性的曲子。她吹得也并不怎么好，有时节奏吹乱了，她就索性唱起来：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

    我家钱少不能买。

    扯上二尺头绳。

    给我喜儿扎起来……

    喜儿唱这只歌的时候，才十八岁。而她，姑娘虽然还是姑娘，可再过两年就二十八了。人世哪个角落里，也总会有好心的人们。有人听出了姑娘笛声里的哀伤与幽怨，便想起给她介绍对象。那男的在矿上当技术员，地主家庭出身，三十六七岁了，仍是一个王老五。经这一撩拨，李九莲顿时也听懂了自己的笛声，自己像花盆里一株缺水的正枯干下去的水仙，太需要有人爱了……

    她爱祖国，爱党，爱人民，爱父母，爱兄妹，爱班上那些出身不好、生存能力却极强的同学，爱在“6。29”武斗中倒于血泊的红卫兵战友，爱在北京街头碰到的那位抱着孩子乞讨的妇女……自然过去也打算爱曾昭银。可结果呢？

    一个人若情感上的支出大大高于收入，便如经济上的支大于收将导致拮据、破产一样，也将会导致枯萎、凋落。何况李九莲也是血肉之躯，她的中学同学现在大抵都成了家，有的正在将自己这一代人因“文革”而破碎的梦，通过热乎乎的奶瓶兴冲冲地灌输在孩子的身上……

    她默许了。不可能没有几缕悲哀，自己的婚事竟得通过媒约之言；可心里也萌生了如是的念头：想必他也是一颗受了伤的心灵，两人若结合了，说不定能相濡以沫，互慰终生……介绍人去找了技术员。那人嫌李九莲是“敌我矛盾”，不过帽子暂且拿在群众手里。不同意倒罢了，仿佛此事还为他脚下垫了一块什么，工人里去说，科室里去说：“李九莲想找我，笑话！难道搞起政治运动来，要拉我去当陪斗不成？”

    李九莲听说了，不可能没有一点气恼。可转念一想：彼此“知根知底”的曾昭银，为那封信都能将自已卖掉，何况这个对自己并不了解、只是人云亦云的技术员？他这样想，这样说并不奇怪，说的也是真话。她对介绍人说：

    “我们国家里运动多，运动一来，像我这样受过处理的人，便是当然的运动员了。谁做了我的丈夫，到时候也真是要跟着陪斗的。我谢谢你了，可以后千万不要再为我提这种事了……”

    此后不久，矿上传得沸沸扬扬，那个脚下垫了什么本来形象应该高大一点的技术员，竟和一个远近闻名的“破鞋”拉扯上了……李九莲听说了，当着众人的面，随一声撕肝裂胆般的喊叫，人几乎昏厥过去：

    “人家宁愿找个‘破鞋’；也不要我这样的人啊……”

    她又当了电焊工。这是她在赣州冶金机械修造厂干的本行。领导上调动她的工作，也许是出于那份函件精神的考虑，可领导上却不清楚三年的监狱生活，给她的身心留下了多少创伤。今非昔比，身腰腿脚都不听使唤了，上下几个长长的陡坡，好不容易到了工作点，又蹲不住，干上一会儿，她就晕晕晃晃，觉得人要倒下来……

    有人向她透露：

    “矿上的子弟学校正缺英语老师，你身子不好，要是懂英文，你不妨去找领导讲讲。”李九莲在中学六年里学的是英语，自信找来课本温习几遍，教初中学生还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和纯洁的孩子们朝夕相处，将自己的爱洒向他们，同时也接受他们的爱，对于久遭厄运，终生将呆在这僻远山沟的自己来说，不也是一种精神寄托？她想，先得和子弟学校说说，如他们不同意接受，领导上同意了也是白搭。

    过了几天，李九莲在食堂吃饭，正碰上矿上子弟学校的一位老师。她鼓足勇气，来了个毛遂自荐，未料到那老师如获至宝：

    “哎呀，太好了，这些日子。我每天都在打听矿上职工中有谁能教英语，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回去向我们校长说一说，你等着啊，笃定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位老师前脚刚走，一位领导就一堵墙似地横在了她的面前--“李九莲，你想调去子弟学校？”

    “我干电焊工身体吃不消，让我去子弟学校当老师吧……”

    领导的脸色一下阴了下来：

    “你别听他的，他懂什么事，嘴上有几根毛？教师队伍刚刚清理过，校长宁肯少开一门课，也不敢让你教书啊！不然，运动一来，又是一顶网罗牛鬼蛇神的帽子，校长担戴不起，我也得跟着倒霉！”

    李九莲拿起桌上的饭盒，扭头就走了……

    在这前后，矿上恢复“文革”初期砸烂的工会组织，会员名单公布出来，敌伪时代的矿警等人可以参加工会，她这个“年轻、出身好”的却没有资格。

    这年，李九莲才二十七岁，她本是一条普通却又自由的鱼儿，一条向往壮丽大海和辉煌日出的鱼儿，结果却游到一堵墙里来了，即使是出了狱，可心儿也始终在那堵墙里被嵌得牢牢的。猫儿般的现实在玩弄一条濒死的鱼儿：她得不到几掬水露般的爱，可她想将自己以血膏熬出来的爱奉献出来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她想更有效、更尽职地为国家服务，却愈加使她被这个国家所拒绝……

    而这些无不缘于她的政治结论，无不缘于犹如一把以发丝悬在人们心灵上的克利达摩斯剑--运动。

    运动呵，运动，“每过七、八年就要来一次”的运动！

    李九莲的小小斗室里，宿舍附近的山岗上，再也难听到那哀伤、幽怨的笛声了。牵着长长流苏的笛子，默默地挂在她的床头上，只见她常常向着那面墙而肃然长坐。也许她在想：这不只是一管与松风天籁为伴的笛子，也应该是一柄搅动山河、划过昏夜的长剑……

    1973年末，在报纸、广播里，李九莲注意到一个越来越频繁的提法：“批林批孔的斗争”。能将林彪和一个两千多年前的老夫子拴在一起，这的确是需要巨大的想象力的，其中也一定深藏了什么难测的玄机。而此时处于中国的最低层、政治上也处于绝境的李九莲，她则是务必现实的，她有了一股愈来愈强烈的冲动：既然是全国公开批林了，林彪路线的实质及其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造成的巨大祸害，将有可能被上上下下所认识。大气候变了，小气候也会变的，自己何不借此机会，澄清自己的问题，以洗刷自己的耻辱？

    李九莲回到了赣州，打听了朱毅也正在家休假。她去找了他，想听听他的看法。俩人坐在八景台公园假山后的石椅上，朱毅看着她，身上依然是学生时代的穿着，不同的是眼角处有了几丝鱼尾纹，脸庞清瘦了，也黑了些，那是始终没有停止过思考的痕迹，那是亚热带的阳光与电焊弧光留下的痕迹……

    他敬重她。“文革”中，他自以为了解了她，可以后发生的事，证明自己并未能真正了解她。

    他想：不是想自己，而是想国家，不是谈私情，而是谈革命，不仅把个人打算和国家前途血肉相连，而且使生活命运和祖国命运不可分离，不仅赋予自己的人生以博大的人道主义胸怀，而且希望未来生活伴侣的生命有社会价值……仅仅地在一般的意义上说她是革命者，已经不足以概括眼前这个同龄姑娘的本质了。想起她曾告诉自己的，在出狱那天，一个原地区革委会保卫部的专案人员这样对她说：“你在1969年反林彪就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就是反动的！”他也觉得现在也许到了一扫“唯心论的先验论”的尘埃，以还她白玉般的本质的时候了……

    他说：“九莲，是不是这样，我们先去找曾昭银，事情是从他那里闹起来的，由他先提出这个问题，这样更有利。”

    李九莲嘴角一咬：“不，我不去！”

    “为什么不去？”

    她嘴唇皮动了动，想说些什么，又终于没有说，在朱毅看来，她这是凭意气用事。他站起来，颇为冲动地说：

    “不想去也得去！你别光考虑自己，你得考虑一下我，我还要做人。你们都是我的朋友，将来我若要为你在社会上大喊大叫，先不让他知道，肯定是要伤害他的，我们打了招呼，他不肯站出来，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李九莲的眼里泛起了莹莹泪光，她似乎想压抑住，可没一会儿，还是哭出了声来……朱毅呵，难道你没有从这泪光里，从这哭声中，发现姑娘那缕情愫在蝉翼般地颤动？是由于你的粗心，抑或是你发现了，却由于你的正直，正直到面对一堵曾昭银已造成斗大窟窿的情感之墙，你也不愿就此探进脑袋。因为你宁可把人往好里想，也不愿把人想得太坏，你曾怪过李九莲，那封信上，她不该不写名字……

    次日，李九莲将一封信交给了一个熟人，要他转交曾昭银：

    “你要他表个态：如果他愿意帮我翻案，就翻，不愿意帮我翻，就把信当场交你退还给我。”

    几乎是以鸡毛信的速度，信送到了地区工代会。办公室里，除曾昭银外，还有几个人在。如今的曾昭银，已非当年从部队上退伍下来的模样了，如果说过去他像一个四处飘零的破落户子弟，而今朝这个落魄的破落户子弟，已经穿上了一件崭新的干部服，油亮的小分头下，不仅有了满面的红光，而且有了矜持之色……

    他接过信，以展读公文的姿态看了起来--

    曾昭银：

    自1969年分别到现在，不觉已四年了。

    四年来，一直没有时间和勇气再见面。我知道，你是并不愿为我负什么责任的，但是我也并不希罕这个。四年来，我和祖国一同走过了漫长曲折的道路，我的思想和性格比以前深沉得多了。今天，历史证明：曾经爱过你的李九莲是没有错的。我能够有幸看到林彪的灭亡，是我一生的幸福。

    我永远不会忘记四年前那个我落难的晚上。你送我回家，我站在陈家巷口的台阶上，看着你满腹忧疑、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心也同样的忧疑满腹。回到家里，我感到危险就在眼前，我检查了我所有的东西，但是没有毁掉它们。夜深了，人们都睡了，我熄了灯，在漆黑屋子里独自坐着沉思……几个小时之后，不速之客来临了，我措手不及，痛苦、难受、无法言状地折磨我……我翻滚在床上号啕大哭。之所以哭，想到的不是我，而是你，当时我只知道说：“我是不愿意连累人家的啊！”

    妹妹她们劝说道：“不要哭了，说不连累也连累了”，幸好几个小时之后，我就知道，我的被害，原告就是你。我庆幸你用自己的手解脱了自己的为难。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是无所谓的，因为……（作者注：原信如此）有机会清理思想我是乐意的。对于他们来说呢，一个这样的人落到他们手里，还有什么客气可言的？

    我不愿多说这三年艰辛的生活，社会经验的知识会告诉你那里面的恐怖和可怕。三年中，我哪一天不在盼望历史作出一个公正的结论！洗刷一个中华儿女爱自己的祖国而又被蒙上罪恶的耻辱！

    我当时认为，没有二十年的艰苦备尝，我是没有自由的，我估计林彪还有二十年的命。我就在那里熬了一天又一天，渡过了三年岁月，才于1972年7月20日获得释放。出来之后，我从没有放弃过学习，尽力克服自己精神上所受的摧残，心理上受过的创伤，身体上的痛苦折磨，努力要求自己赶上人民群众前进的脚步。当我想到林彪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已被人民识破其面目时，我就一阵阵庆幸。一阵阵无可言状的内心的喜悦。

    然而，我必须同样坦率地告诉你。我是被关在革命的门外，被定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处理，被驱出境。林彪早都倒了，因为林彪而坐了三年牢房的青年，却仍然蒙受着耻辱。我必须告诉你：我被开除团籍，禁止加入工会，现在我有病也不能去治，要通过段长、矿长批准，在被驱出境到兴国之后，仍要受到这种与林彪未倒台时一样的待遇，也常常使我感寒心。社会是不断前进的。今天，亿万人民又跟着毛主席反潮流，英勇斗争了。我写这封信给你，就是希望你给以帮助：一来求得自身的解放，二来通过你更好地澄清路线是非。

    两年来从未想到再来麻烦你，而为什么这次又求你？这件事为什么要你做而不自己做？因为只有通过你，才能更好地揭露他们对人民的欺骗，（他们还诬蔑我反毛主席）还事情以本来面目。我想你在运动中对情况的了解是较全面的。至于用什么形式，是大字报还是宣讲，你都可酌情考虑。

    下面我再把我的情况向你讲一下……

    （作者注：以下部分省略）

    办公室的人听说是李九莲写来的信，众人的目光也就始终充斥着复杂的意味：警觉，怀疑，挑衅，猎艳……犹如考古学家考察一具木乃伊般地盯牢了曾昭银。室内的空气渐渐显得沉滞起来……曾昭银看完信，果断地向众人发布了自己的读后感：

    “你们看看这个人，一有风吹草动，她就想跳，一有缝隙，她就想钻，也不想想什么叫‘反潮流’？”

    室内的空气一下又如小夜曲般流畅起来……又几乎是以鸡毛信的速度，将信送回到李九莲手里。她听说了曾昭银的那番话，一股血直往脑门上冲。李九莲步履跫然地进了曾昭银的办公室，他架起条二郎腿，桌上一杯清茶，正坐那里看报。听到有人进来，从报上抬起头，一看是李九莲，颇是吃惊。

    彼此打量着。这是四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李九莲想起红卫兵这代人，这时不是离乡背井，在风沙雨雪里耕耘地球，就是在工厂里一手茧花，一身油花，不久前才爬到了一个可怜的一级工，或者二级工，自己的遭际就更不必说了。可也有眼前曾昭银这样的，灵魂抵给了魔鬼，却披起一件干部服，有模有样地坐在窗明几净的高楼里，悠闲，自在，而且对无所事事的日子特别有耐心。因为年轻，也因为在“文革”中所学会的一套韬晦，他们坚信：眼下坐坐小板凳，或是冷板凳，都不要紧，老家伙们，还有陈阿大这等愚氓，终将被踢下台去，取而代之的将是自己……李九莲不禁脱口而出：

    “你不要做涂烈式的人物！”

    涂烈，原是江西的一个保守派头头。在造反派头头万里浪于“三查”运动中被打下去之后，他却青云直上，官运亨通。此时，已是中共江西省委常委。不久，他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列举诸多事例，建议结合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实际，来开展“批林批孔”。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批转了此信，并作为中共中央（74）七号文件发到全党、全国。至此，“批林批孔”正式成为一场运动而喧嚣全国。

    毕竟人不在场是一回事，在场又是另一回事。估计情况是这样，如果说在李九莲没说出这句话之前，曾昭银还多少有点内疚，有些困窘，脑子里正在上了油的轴承般转动，如何讲几句既表示自已帮不了忙，而又不再伤害她自尊心的话，尽快结束掉这众目睽睽的尴尬场面；那么，在她掷出这句话后，他的内疚和困窘一下灰飞烟灭了，代之而起的，反而是一股浸透了恶毒意味的庆幸：这样也好，快刀斩乱麻，心软非丈夫！

    曾昭银跳起来：

    “你不要放屁，涂烈同志是什么人物，你李九莲是什么人？你是反革命！”

    李九莲的手，几乎戳着了他的鼻子：

    “你就是涂烈式的人物，你就是涂烈式的人物！”

    他躲到门边，一手叉腰，一手指着门外：

    “你这个反革命给我滚出去！”

    “告诉你，这个案没有你曾昭银，我也要翻，翻定了！”

    曾昭银一脸血红，恍如颤抖着的是一块刚给割下来的猪肝：

    “好啊，那我们就较量较量吧！”

    回来后，李九莲将情况告诉了朱毅。他强自镇静地听完，咬咬牙：“既然他这副样子……那好，我回全南了，你也得回兴国，去抓紧写材料，材料写好后，我们再来赣州见面。”

    俩人紧紧地握了手，滋味万千的目光里，能准确识别出的都只有四个字：“祝君保重！”

    谁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面……

    1974年4月20日，朱毅回到了赣州。他没有料到，李九莲已经扔下了一根火柴，在章水、贡水汇合处的这座古城，烧起了一把火。李九莲在向矿山领导请假之后，就携自己的申诉材料回来了。她首先寄希望于那个“小气候”，写了一封信并附上材料，寄给了地区公安局的负责人。“要求在解决路线问题的同时，对我的问题重新处理”，并表示了自己“不愿无端地将事态扩大到社会上”的良好愿望。此信似泥牛入海，黄鹤杳然。她又去地委、地区法院、公安局、地区工代会、妇联，当面申诉，真是面孔一律，舆论一律，她无处不被斥责为“否定和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

    终于，忍无可忍了，经与几个关心自己的中学同学商量、斟酌之后，从3月19日开始，李九莲运用大字报的形式，在赣州公园贴出《反林彪无罪》、《驳“反林彪是逆潮流而动”》、《辟谣》、《我的态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等六份公开申诉，要求赣州地委和公检法机关为其否定“现行反革命”、“敌我矛盾”的结论，为她的三年冤狱彻底平反。

    在公开申诉之前，张贴的是她1969年写给曾昭银的那封信。在中国，一封情书，竟以五年的血泪、五年的青春作为代价，这是罕见的；一封情书以大字报的形式，贴上街头，昭告世人，这也是罕见的。不仅仅是关于个人命运的申诉，她抨击了“三查”运动和随后的“一打三反”在江西造成的人人自危、哀鸿四野的恐怖局面。她揭露了知识青年插队、干部走“五七道路”、城市小商小贩被驱赶下乡等所谓“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严重地践踏了党的方针政策和公民的基本人权。她指出了程世清在江西不遗余力推行的工农业“两个突破”，破坏了国家经济建设，造成了人民的生活贫困，其实质是为林彪反革命政变作物质准备……

    这一切，无不使深受“林彪反革命极左路线”其害的赣南人民，顶灌醍醐，胸浇块垒。又因为紧扣着一个清白女子的坎坷厄运，更让万千群众为之情感跌宕，喟之叹之……公开申诉贴出后，陆续出现了七、八份个人署名的大字报，表示同情、理解和支持李九莲，十几个单位也通过声明和标语的形式，表示坚决声援李九莲的“翻案”。一场“红色恐怖”之后惊魂未定的群众，更多的是未加表态，但李九莲一案，在一个多月里，已成了赣州市民们议论的热点，关注的焦点。朱毅也没有料到，曾昭银那天对李九莲讲的“好啊，那我们就较量、较量吧！”并不仅仅是一句气头上的话。

    3月下旬以后，赣州地区工代会主任赖愈梁，去了南昌开省革委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工代会由曾昭银主持工作。权力，犹如吸烟一样，是很能让人上瘾的。若运用起它来，既能显示自己的革命敏感性与主动性，又能借此将自己的对手于山不显水不露中置于死地，那么它就更像注射了海洛英一样，让人陷于迷狂。

    这一生中，曾昭银还没有觉得自己如此重要过，也没有如此不分白天夜晚忙过：他布置下面人去赣州公园抄录大字报，搜集反映。他找地区红代会头头交换看法，酝酿对策。他去地区法院、公安局批林批孔办公室串连，与他们共同编辑出《李九莲现行反革命罪行的材料》。他起草紧急通知，以地区工代会名义，要地市各单位“组织适当力量，针对现行反革命李九莲有关材料，分专题写出大批判文章，抄成大字报，迅速张贴到大街上去”……4月13日，一纸铅印的《联合声明》，恍如大雪过后的满树银花，撒遍了赣州街头和大大小小的单位--

    赣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批林批孔办公室

    赣州地区公安局批林批孔办公室

    赣州地区工人代表大会

    联合声明

    最近，画眉坳矿机修厂工人李九莲，先后在赣州公园贴出了《反林彪无罪》、《一评反林彪有罪》、《二评反林彪有罪》三份大字报。她的大字报迷惑了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为了澄清事实真相，我们特发表如下联合声明：

    一、在李九莲一案的罪证中，她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确实实构成了反革命犯罪，定她的案并非冤枉，她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林彪的英雄。她现在出来表演，说明她还坚持反动立场，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二、在此事件中，地委、地区公安局、法院某些领导人，采取听之任之，不闻不问的态度是极其错误的，必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三、少数群众由于不明真相，对李九莲的大字报轻易表态，予以支持，是没有责任的。但值得指出的是应从中吸取教训，防止受骗上当。

    四、当前批林批孔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我们要求全区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要提高警惕，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翻案活动，必须坚决打击，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使批林批北运动深入、健康地向前发展。

    1974年4月13日

    4月17日，曾昭银又以地区工代会的名义，起草报告，强烈要求地委对李九莲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措施”。

    权力就是这样被使用着，而且似乎还天经地义：

    一旦他进了工代会，他就有了代表工人的权利，哪怕他从头到脚没有一丝一毫工人的气味；他就有了操纵工人的权利，哪怕他是在操纵他们去扼杀工人阶级里最优秀、最具有远大目光的先进分子。没有谁能制约他。没有谁去怀疑他凭什么与权力划等号，而只有等到上面的权力结构在某次运动、某项转折中崩溃了，并影响到他，他才得以被迫告退。可这并不是工人阶级的胜利，而只是马克思、列宁所描绘过的工人阶级的羞辱。

    朱毅更没有料到，因为自己的回来，导致了李九莲迅速地被拘押。他在经过地区公安局门口时，和一位负责人打了声招呼。“文革”初期，一派群众组织要揪患有高血压的此人批斗，朱毅做起了阿庆嫂，将“胡司令”藏在了自己的房间里。由此，此人领略了这个年轻人的仁义，以后也领略过这位年轻人的影响与组织能力。1967年3月，赣州市一个名叫舒北斗的中学红卫兵头头，被打成“反革命”，朱毅一下发动起几千红卫兵静坐绝食，硬是坐到舒北斗给当成英雄放了出来，直到同年夏天，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还说：“江西有个舒北斗，李胜变成了李败。”（作者注：李胜，系当时的赣州军分区司令员）

    也许，这位负责人觉得报答昔日救命之恩的时候到了，现在已经不是局面扑朔迷离的1967年，政治舞台上红卫兵们的鼓噪早已成了绝响，而赣州地委已于4月16日、19日两次开常委会，讨论李九莲问题，最终决定将其重新收审。他知道，这一个来月与李九莲有过接触的人已经记录在案，他不想让朱毅再卷进这个案子里去了……

    从岿然不动的“小气候”里，李九莲仿佛察觉到了“大气候”里驱散的不是什么妖氛鬼雾，而是在祖国的天空上聚拢了更密集、厚重的乌云。在公开申诉的最后，她这样写道：

    “为了真理，我不惜再度失去自由而入铁窗！”

    “人民起来了，一切妖魔鬼怪统统都会被消灭！”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翻翻历史，多少志士仁人发出过此类气壮山河的声音。可实现起来，后面两条犹如小径上裹了脚的老太太，总是斗折蛇行，姗姗迟来，而前面一条，则似追踪着白天鹅的枪口，它们降临在哪里梳洗羽毛，滋润嗓子，那里便总会响起罪恶的枪声！

    当天深夜，一辆警车幢幢鬼影般伏在了陈家巷口。

    赣州地区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翻案”“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等新加的罪名秘密拘捕了李九莲，并连夜押往兴国县看守所。原由是她既在兴国县画眉坳钨矿劳动，应由兴国县委及县法院审理处置。

    据赣州市公安局1974年4月24日贴在街头的《郑重声明》称，拘捕李九莲的拘票未通过市公安局，是擅自直接动用的，因而是“非法”的。

    有目击者称：地区工代会的几个人，参与了这一秘密拘捕。被捕时，李九莲口鼻流血，显然，在挣扎反抗时惨遭毒打。那几个人，还揪住她的头发往警车上撞，造成了李九莲休克。

    也许，是一个不屈不挠地走进苍茫暮色的小女子，终于使赣州二十多万老老少少在春日里感到了惭愧；

    也许，是专制对于民心的践踏，同样适用于物理学上的“虎克定律”你拉动一条弹簧，在一定的限度内，你一松手，它总要恢复到原来的位置。然而，只要一旦超过这个限度，弹簧就再也不回去了。专制常常忽视的是，在其主宰对象的麻木与抗争之间，几乎只隔着一张纸……

    4月22日，朱毅、曾传华等数十名干部群众，贴出了一份大字报《众手掀翻独霸天》，开头就是：

    深夜的警车引起了公愤，李九莲的失踪激起了风暴！只许你们血口喷人。不许我们开口说话吗？办不到。

    现在是我们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一死战的时候了！

    4月24日夜，赣州地、市259个单位的干部和群众集会，签署了关于李九莲问题的《联合声明》，鲜明表达了对她的崇高评价：

    李九莲精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实践，敢于探索，充满献身真理的精神。

    李九莲以对林彪的及时洞察表明了她是立志献身革命、酷爱真理、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敢想敢为、无私无畏的好青年！

    会后，即派出代表赴省城请愿。

    同时，二千多名群众潮水般涌往地委，要求释放李九莲，请愿通宵达旦。地委书记杜昭等人与群众好一番唇枪舌战，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凌晨，数百名群众又分乘近二十辆卡车，赴兴国呼吁，要求县委、武装部、公安局支持群众释放李九莲的正义要求。四百多年前，海瑞在兴国当过知县，他为官廉正、屡屡平断冤狱的故事，在百姓间流传甚广。起初，似乎没有哪位领导，有一刹那间想起了这个为官的古人，他们拒绝受理，理由是李九莲在赣州市张贴大字报，她的家又在赣州市，此事该由赣州市处理……

    连日来，赣州市公安局批林批孔办公室发表声明，地委常委陈万兆同志签署了地区农林口批林批孔办公室的声明，地、市许多单位的领导参加了群众集会，无一不对广大群众营救李九莲的斗争表示声援和支持。

    连日来，“怒潮悲海不夜天，万头攒动女墙前。”赣州公园里，多少人站在李九莲墨迹犹在的公开申诉前，为她在篇末的预言，为她的预言已经被证实而一掬热泪。仿佛在眼前的这些大字报里就能寻找到这位失踪了的姑娘一样，还未看过的挤来涌去，已经看过的读了又读。夜晚，电源被故意切断，人们就燃起了打火机，甚至点亮火把照着读。字里行间，写下一行行密密麻麻的签字：

    向反林彪的女英雄致敬！

    我们同情您，我们支持您，李九莲！

    放心吧，狂啸的浪花，人民的大海永远和您在一起……

    4月25日上午，正当地、市干部群众即将召开三万人大会强烈要求释放李九莲的同时，在南昌，江西省军区司令员，还兼主持江西省委工作的陈昌奉，省委常委涂烈，还有十届中共中央委员潘世告，十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樊孝菊，一起听取了刚下飞机的赣州地区工代会、红代会及公安局头头们的紧急汇报。

    当时偌大的一个江西省，几乎就由他们几个人说了算。陈昌奉是老红军，枪林弹雨，倥偬半生，还当过毛主席的警卫员，不知是他写的，还是请人代劳的，他因《跟随毛主席长征》一书，一度全国蜚声遐迩。涂烈算是“文化革命新生力量”的代表了，原先只是江西拖拉机厂的团委书记，仪表端庄、简朴，逢人总带几分谦恭的微笑。潘世告和樊孝菊，一个原是安源煤矿的工人，和煤疙瘩打了十几年交道，一个则是修水县太阳升人民公社的农民，猪养得好，据说斗大的字不识几箩，可毛主席著作也学得好，曾被《解放军报》上的一篇署名为林豆豆的文章誉为“最新最美的人”……工、农、兵都齐全了，俨然是一个标准的“巴黎公社”。真不知在这个小小的“公社”里，他们是以怎样的语言进行沟通和对话的，他们又是按怎样的程序来议决诸多重大事务的。中国不比美国，在美国，从华盛顿、林肯，到罗斯福、尼克松，每个人在位时的档案材料都被完整地保留着；而在我们这里，此时，只见一批批官员走马灯似地上去，又走马灯似地下来，他们的政绩，却从没有人研究，也从不见有专著评价。因此，这个对研究中国“文革”时期政权很有价值的小小“公社”，对后来人说大抵只能是个谜了。在李九莲的问题上，当事者们则留下了不少材料。

    当日上午，陈昌奉司令员匆匆向赣州地委发出五点提示：

    一、李九莲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跳出来翻案。

    二、赣州某些人争论李案，实际上是为现行反革命翻案。

    三、冲击兴国监狱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必须立即制止。

    四、某些领导干部和公安干警在李九莲问题上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实际上是向反革命投降。

    五、对于在李案问题上立场坚定、坚持原则的同志，应予表彰。当天下午，这五点指示在赣州地、市大大小小几百个单位、数十万干部、群众中传达完毕。

    此时，一行人还在去南昌的路上，一行人还在去兴国的路上，人尚未到达目的地，可性质已经在五点指示中定下了。尤其是去兴国的，罪名再加一项“冲击监狱”，为了使你钻进这顶帽子，像是抛出了诱饵，在兴国，五点指示就是到了晚上也没有宣布……

    空气恍如气化了的干柴，几乎能听见欲裂时的“劈劈拍拍”声，连逡巡的风儿，也像在酝酿着什么密谋。朱毅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他觉得唯有抗争，而抗争必须攥成一个拳头！当晚，由朱毅出面牵头，留在赣州的干部、群众，宣布成立了“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仿佛是水到渠成，没有谁觉得与一言九鼎的陈昌奉司令员对着干有什么唐突。这勇气，既来自于李九莲所追求的真理，也来自于“文化革命”里“大民主”的习惯，它正是毛泽东主席在打“民意牌”时一再倡导的结果……

    然而，谁都清楚，眼下毕竟不是“炮打司令部”的岁月了，在“调委会”发出的第一个声明中，它就宣判了自己的命运--

    “或者走向真理的光明，或者走向牢狱的黑暗！”

    次日，“调委会”便在赣州公园设立了接待站，公园的阅览室被用来写材料，印传单。公园的上空还架设了高音喇叭，这里正处市中心。

    此后七个月里，赣州公园，恍如成了伦敦的海德公园，那些挂在高楼大院前象征着种种权力的牌子暗淡无光了，而没有一颗印章、一个编制、一分钱经费的这里，却万头攒动，水泄不通，晨无鸟啭，夜无雾覆，成了赣州人民的麦加圣地！

    一位退休老干部，在公园门口，看到他一位老战友的女儿在忙着贴大字报，他拉住她的手说：“你也参加了‘调委会’？好，你们为李九莲辩护得对！别被陈昌奉给唬住，我和你父亲也是参加过长征的，长征干部不都是像他那样的，回去告诉大家千万要顶住！”

    两名中年女工，来到接待站再三要求：“我们一不会写，二不会讲，我们天天下班后来帮你们熬浆糊、印材料，要不要？”

    一个新华书店营业员，听说正开万人大会和地委书记辩论李九莲问题，便带着一个小热水瓶赶来听。同伴纳闷，她说：“这是药茶，吃了清凉。要是朱毅辩到中途，噪子哑了，就给他喝！”

    纺织厂一位在“文革”里受到严重迫害的女干部，找到“调委会”负责人，掏出五十元钱：“听说你们上访正缺钱，可惜到现在我还没有‘解放’，只发生活费，不能多帮点忙。这五十元钱，你们就收下吧，它也许够一个人去北京的路费……”

    人民群众用自己拿来的一张张纸，一枝枝笔，一瓶瓶墨汁，还有每一分钱，每一张邮票，每一桶浆糊……支持了“调委会”。而“调委会”又用它们，勾勒出民族业已大不安的灵魂，发出了一代思想者早熟的声音：

    “三查”、“一打三反”的大方向就是错了！

    我们就是要为千千万万个李九莲翻案！

    朝廷里就是有指鹿为马的奸党！

    虎彪狼挡道，血泪斑斑的李九莲何其多！

    上山下乡血泪何其多，知识青年插队血泪何其多！

    阶级斗争扩大化，百扩不灵！

    取消“公安六条”，不能用“专政”来保卫领袖！

    李九莲之所以坐牢，只不过说了真话而已！“调委会”之所以被禁，只不过是为说了真话的人说了真话而已！

    三个月以来，调查委员会并没有被省委四次“五点错误”指示的汹汹气势吓倒，并没有被地委的三令五申和封锁围剿压垮，并没有在公安部凛然的批示面前颤抖，也并没有在地区工代会、红代会投枪的啸响和匕首的寒光之中退却……调查委员会这个“怪物”始终屹立着，在层层高压之下，在声声犬吠之中！

    在血与火中前行的人类历史，哪一步前进不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呢？一天也是活，一生也是死。而不耻于苟活的人们，是宁愿做死了的活人，也不愿做活着的死人的……一边是斗士，一边是应声虫。一边是政治家，一边是政客。应声虫永远有饭吃，政客永远有官当，他们自以为永远（？）不会有犯罪之辱和牢狱之灾，因为他们永远也不会去深思什么，触犯什么。但同样是他们，永远也感受不到林彪倒台后的万分庆幸和无比喜悦，而只会在一个接一个这样的“霹雳”面前永远瞠目结舌！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在风雷激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时代里，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呐喊！

    “除了毛主席，谁能反林彪？”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们不许李九莲翻案的又一条响当当的历史根据。好像毛主席给江青的信永远不发表，林彪的那套唯心理论就永远非得当作唯物主义来崇奉不可似的。亲爱的许多“书记”大人们，某些挂着共产党员金牌的人们，你们究竟有多少人敢站出来，站到你们曾经对它宣过誓的，缀着斧头和镰刀的红旗下，问心无愧地这样向党说：“我不是私欲重于理想，而是理想高于私欲！我不是宁肯犯路线错误，不愿犯组织错误，而是宁可冒撤职的危险，也要把路线搞正，我的人生态度不负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那么让我们具体看看李九莲的人生态度吧……

    先驱者，生前被加着种种的罪名：“大逆不道”、“不安分”，受尽了苦难和折磨。反动派格杀他们，而可叹的是，还在蒙昧状态的人却一时不能理解他们，奚落，冷笑，恶意中伤，有意或无意地有助于反动派格杀革命先驱。先驱者，死后还要被蒙着灰尘，一年两年，一代两代，等到历史证明了这些先驱的见识和行为是正确的时候，于是就连先前那些敌人也打起先驱者的旗号，纪念他们，表彰他们，为的是更巧妙地格杀那些后来的先驱者--原来先驱事业的继承者……

    由于“调委会”的卓然独立，及其“一线广播，两张小报，三下南昌，四开大会，五次声明，六赴北京”，对于李九莲问题的争论日趋深入化、持久化和社会化了。

    那时，在首都，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东单，都出现了“李九莲无罪”一类的大标语。在省会南昌，数以万计的关于李九莲问题的大字报，在主要干道--八一大道上有铺天盖地之势，即使在绵绵雨天，也伞阵迤逦，人潮不绝。在整个江西大地，“李九莲”三个字，如雷贯耳，似风遍行。唯明，便是在他当时下放的县里看到有关她的大字报的--

    记得是在一个阴雨蒙蒙的上午，我来到县城，看到了被人们簇拥着、竞相观看的文章，标题是触目惊心的：《请看--李九莲冤案真相》。开头一段文字写得那么沉痛，又是那么激情。当我一举目，看到了李九莲的照片，我惊呆了，这是一张多么美丽的脸庞啊，端庄秀气的瓜子脸，细长的眉毛下面，大大的眼睛里流露出无尽的忧郁……

    她作出了判断，作出了选择，而且开始了痛苦和磨难。她由自己父亲的遭遇，进而推想到刘少奇、邓小平等老革命家的遭遇。她开始怀疑这场“革命”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开始厌恶林彪和怀疑起“红太阳”的光辉来。厄运的阴影从此笼罩了她，然而，最终使她陷于绝境的，却是爱情。……我几乎是用力忍住涌出来的泪水，看完了她的“真相”。然后，我再一次走到她的相片面前，细细地端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柔情，悄悄地生起，我在心里默默地对她说，你是无辜的，你是可爱的，从现在起，我成了你的崇拜者和支持者。你的命运，已经牢牢地牵连着我的心，让我为你的平反，为你的出狱，为你璀璨的美丽，为你重获人间的幸福而呐喊，而斗争吧！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挤出了人群。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一路默默地走回工厂，脑子里只有李九莲，李九莲，牢狱，牢狱，信，信。眼前，只有她那端庄美丽的脸庞，只有那双忧郁地温柔地凝视着我的眼睛。

    记得当夜万籁俱寂的时候，我摊开信纸，向在远方的恋人急急地倾诉着我的感受和情绪，从此，李九莲便成了我们相互间经常的话题，我们共同为之喟叹，为之不平。记得我给恋人写过，亲爱的，请原谅，当我一见到她的相片，我就明白，自己已经立刻爱上了她。假如命运之神没有把你送到我的身边，我一定会向李九莲，这位被囚的维纳斯奉献我的心。我会为她奔走呼号，为她走到天涯海角永不回头。今天，当我将自己的心扉坦露给读者诸君时，我仍然感到了难已的激情……

    从此以后，李九莲案件便深深地撼动了我，影响着我业已开始的对社会、对人生的思索。我知道在整个江西大地上，李九莲案件也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声援李九莲，要求释放李九莲，她成了江西各地一时间议论的中心。

    可以这样说，在我们民族现代思想解放的先躯者中，张志新，遇罗克，史云峰，官明华，王申酋……论当时影响，没有比李九莲更大的了。他们的英名，大抵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被世人所知；而李九莲的名字，还有她的思想与风骨，在1974年，便在江西大地上涌动着另一条奔腾的赣江！

    这条“赣江”，不仅是为解决李九莲一个人的冤案而滔滔东去。“调委会”及各地人民群众几百万言的辩护、申张文字，因为有的散失了，有的至今仍锁在某个公安局的铁柜里，而留存下来的因为篇幅关系，不可能在这里一一展示。但是，它们既然沿着李九莲已经打破坚冰的河道出发，那么无所畏惧地冲击当时中国森严壁垒、不可一世的理论与实践、现实与历史的重大禁区，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其狮鬃般猎猎高扬的潮头，便是在“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偏偏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及如蝇逐臭、如蚁逐膻地吸附在这“成果”上的新老权贵们，毫不留情地打去！

    丙辰年清明的绵绵细雨中，天安门广场上那花圈的海洋，诗文的海洋，已经毫无愧色地被镌刻上了中国现代思想解放的历史丰碑。然而，请不要忘记，在赣南那广袤的红土壤上，还有在江西，所发生过的这一切，要比“天安门事件”早两年！

    或许，因为它们发生在两年之前，发生在哺育了人民军队和共和国雏型的革命老区，发生在最早接受阶级斗争理论、又最虔诚地崇拜毛泽东主席的人民群众之中，这一切便更值得让今人沉思，叫后人玩味……

    在罗马，穿过当年烧死布鲁诺的鲜花广场，来到柏拉丁山的脚下，再经过蜿蜒曲折的一条小路，便来到莫尔西亚山谷的尽头。这里耸立着一座巨大、阴森的古堡，这便是闻名世界的罗马宗教法庭。

    法庭大门右部的大理石板上，镌刻着几个黑色的大字：

    “圣经，这就是我们法庭的真理。”

    在这里，1633年6月，法庭对伽利略进行了严厉的审讯。刑讯持续了五十余个小时，法官每四小时换一轮，却不许伽利略有一分钟合上眼睛。行刑者将毛骨悚然的刑具拿了出来，以老师的耐心，向这位大科学家讲述了每件刑具的用法及对人身造成的摧残……伽利略在关押三个多月后，最终屈服了，承认了自己长期坚持并宣传的哥白尼的“太阳静止在宇宙中心”和“大地昼夜运行”的真理，是对《圣经》和教会的严重诬蔑与攻击。

    主持审讯的格鲁利主教，宣布了宗教法庭的判决：禁止伽利略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的发行和流传，暂时将他正式关进监狱，并规定伽利略在三年内，必须每周唱七个忏悔的圣歌一次。

    宗教法庭并不起源于十七世纪，也并不仅仅存在于罗马。它约形成于十三世纪，在整个漫长的中世纪里，它几乎广泛存在于欧美各国。宗教法庭，又名异端法庭，顾名思义，即是以镇压异端为自己职责的。凡否认教会制度的信仰者，即为异端。犹如有上帝就必有魔鬼撒旦一样，自基督教会产生，异端，就如影子般始终困扰着它。为此，教会展开了长期的斗争，最终选择了火与剑--“谁要是不听规劝，那就把他从世界上消灭掉！”

    中世纪最大的神学家托尔斯·阿奎那（1225-1274年），在其《神学大全》中，这样论述了宗教法庭镇压异端的必要性：

    “败坏作为精神生活的宗教信仰，比起伪造维持世俗生活的货币来，问题要严重得多。所以，如果说货币伪造者和其他的坏人，由世俗当局毫不留情地处以死刑是公道的，那么，异端分子一旦被认明有相信异端的罪行时，就可以有充分得多的理由，不仅将他开除教籍，而且判处死刑。”

    异端法庭，鼓励、接受日常生活里最卑琐的告密，此外，它还养有一批“鹰犬”，在哲学、政治、历史、艺术等诸方面的著作中，去嗅出异端的思想和学说。为此，它既对付向王权和世俗封建秩序发出挑战的平民们的反抗活动；它也对付向教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至高无上地位挑战的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在1481年至1808年之间，欧美各国的异端法庭，共判处了三十四万人，其中被火刑活活烧死者，达三万二千人。相比之下，对伽利略的判决，算是从轻的。

    美国科学家和哲学家约翰·威廉·德雷柏，曾对此描述道：

    有思想的人无论注视何种方向，天空都充满了恐怖的阴影。没有一个人沉没于思想之自由中而得免于惩罚。宗教法庭的行动如此可怖，所以巴格里雅利的的呼号：“一个人做了基督教徒，而能死在他自己的床上，这是太难的事了”，也就成了千万人的呼号！

    异端法庭，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卑劣的一幕。这个像征着恐怖和灾难的罪恶机构，对于欧美各国人民的命运，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都投下了极为深长的阴影。以对伽利略的审判而言，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它“结束了意大利的科学，科学在意大利历经几个世纪未能复苏。”

    如果说，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杰出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洛克、卢梭等人提出的“天赋人权”的口号，敲响了异端法庭的丧钟的话；那么1776年，美国爆发独立战争后的第二年所发表的《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于同年八月通过的《人权宣言》，则举起了向封建王权、僧侣神权进攻的光辉旗帜，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廓清了道路，也将中世纪的黑暗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人权，包括人民必须具备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就这样被提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之中。

    多少年以来，我们总是说它们的提出，在当时确有进步的革命的意义，可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又总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专利，犹如狐狸把鱼汤盛到平底盘子里请仙鹤吃，可仙鹤那长长的尖嘴，怎么也吃不着，汤全被狐狸喝尽了……

    那么，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民权利，应该有真实、彻底的内容了。那么，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应该有着长足的保障了。虽然为了真理而斗争，在哪个时代里都不免付出代价，甚至有人牺牲，但是社会主义制度，总该比其他任何制度，对此会提供更优越、更稳定的条件吧？

    然而，在“文革”十年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呢？

    毛泽东主席，有绝对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犹如在饥馑遍国、饿殍毙野的年代，他在韶山却写下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诗句；在今天，面临一场能让泰山崩裂、黄河倒流的千古浩劫，他能说：“形势确实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形势大好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了……”

    他老人家想放时，能放得洪水滔天，不可收拾；

    他老人家想收时，能收得万马齐喑，百雀禁声。

    高兴时，他兴之所至，钦定林彪为自己的第一接班人；

    震怒了，他又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呢，由他去吧”……并且表明自己早就洞悉了这个总摇语录本的秃顶家伙，倘若不信，有1966年5月致江青同志的信为证。

    仅此一人。仅此一人。

    即便是一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彪、江青，也只有相对的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

    在江西，陈昌奉司令员，涂烈，潘世告，樊孝菊在这方面所拥有的自由就更不多了。他们是晒干的丝瓜，除了“两报一刊”里的观点和语言，他们腹中几乎空空如也。可话又说回来，他们正是在此不自由中，获得了为官的自由。否则，凭什么偌大一个江西省，三千多万人口，会听这样一个小小的“公社”摆弄呢？

    平民百姓呢--打倒刘少奇了，你就有批判刘少奇的自由。

    “英明领袖”上台了，你就有歌颂“英明领袖”的自由。

    林彪是“副统帅”了，你就有敬祝他“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自由。

    林彪葬身温都尔罕了，你就有说他是个逃兵、是个常败将军、鸦片枪将军乃至梅毒病菌携带者的自由。

    “批林批孔”了，你就有说孔子是个色鬼、吸血鬼的自由。

    “反击右倾翻案风”了，你就有喊武则天、吕后是个大法家大革命家乃至第一代女权主义者的自由。

    你若被打成“反共救国军”了，你就有了构思自己如何与台湾联系，台湾在哪天晚上派来架飞机，给你扔下二门大炮、十挺机枪、一百颗手榴弹的自由。

    你父亲若被揪为“历史反革命”了，你就有了揭发他拿着手枪，逼迫你去天安门城楼、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张贴反动标语的自由。

    你朋友悄悄地钻研业务，你就有了与他“忆苦思甜”--忘记了“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自由。

    你女朋友不经意地化了下简妆，你就有了给她“斗私批修”--要谨防“资本主义复辟，劳动人民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自由……在“文革”十年里，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对于人民来说，只像是钢板与复印机，刻上什么，就是什么，要复的是什么，就是什么；还像只公鸡，你叫早了，哪怕只是早几分半刻，惊扰了四邻，众人不容，你就有被宰的厄运。你要叫得与一刹那间跃上海面的鲜活太阳同步，你又难有如此精确的生物钟。你只有在霞光满天、车人如潮的时候叫了，可这样，你的功能便退化了，你成了只徒有虚名的公鸡……

    毛主席曾经说过：人的嘴巴有两个职能，一个是吃饭，一个是说话。在“文化革命”中，国民经济折腾到了崩溃的边缘，第一个职能，就只能凑合着对付了。为了不当“异教徒”，第二个职能也分外凄惶，或是闭口缄默，人人皆为华子良，或是悄悄地说上一点什么“小道消息”，都得关上几道门……我在大学读书时，有陪住的外国留学生真难理解，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中国人在那十年内何以会有如此高涨的繁殖兴趣？其实，并不难理解，上面受压抑，下面就要发泄。而且，这一发泄因为不要通过思想和言语来进行，又是无比安全的。否则，连这点点性趣都被剥夺了，中国人何以来人世间走一遭？

    人口的高速增长，与优秀人口的被摧残、被扑灭，及全民族思维水准的奴化、僵化，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这不仅是中世纪的罪恶与黑暗在二十世纪60至70年代的中国的重演，而且，还是中华民族在民族素质上的一场慢性自杀。这场慢性自杀的严重后果，不会随那段黑暗与罪恶的消失而立即消失，以至十二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在不能不吞咽它的苦果……

    而发生在“文革”中的这一切，对于人民权利的蔑视，对于人的思想和言论的禁锢与扭曲，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进行的。难道马克思主义真是这样的吆？

    马克思，对于没有民主的政府作了这样的刻画：

    “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旦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七十八页）

    马克思对于没有公正的法律，作了这样的评价：

    “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十六页）

    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更对专制主义作了一段著名的嘲弄与抨击：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仅看看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与普鲁士铡刀般粗暴的书报检查制度作了何等坚韧的斗争，便知道这位有着雄狮般硕大头颅的犹太人，是一位民主意识十分强烈的人民权利的捍卫者。

    不能怪马克思主义，需要反思的，是我们自己那十年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李九莲一案正是这十年的缩影。

    为什么这十年的天空纸糊般脆弱，竟然难容下一鸿一爪似的“异端”？其实，诸多“异端”的出现，正是普遍信仰解体的信号，正是一个伟大的启蒙运动即将到来的标志。

    为什么这十年的土质和莫尔西亚山谷的土质那般相像，雨后大森林里野蘑菇般疯长出一个个的“异端法庭”？其实，它们什么也难以捍卫，只不过是加快了风云突变、天地玄黄时刻的到来。若没有“四五”运动后全国性的大审讯，大追捕，能有几乎接踵而至的扬眉舒怀的十月金秋？

    还得问问我们自己，有没有博大的眼光与恢宏的胸怀，去承受已被人类文化长河洗刷得如金子般璀璨的一部新的《圣经》--

    “活生生的创造意识与硬化的普遍信仰，在历史之流中不停地移位、变奏……所有的普通信仰，都曾一度从创造的意识变形、发展而来。但所有生动的思想，创造的意识，也都可能摆渡到普遍信仰的彼岸。”（谢选骏《荒漠·甘泉》）

    1974年5月9日，陈昌奉司令员下达三点指示：

    一、赣州地委常委陈万兆同志支持现行反革命李九莲翻案，严重丧失阶级立场，省委责成其停止工作，反省交待问题。

    二、兴国县委、兴国县公安局主要负责同志，支持不明真相的群众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翻案，严重丧失阶级立场，责成作出深刻检查。

    三、赣州公安局“批林办”，4月24日的声明是向阶级敌人投降，责令立即收回，挽回影响，并作出深刻检查。

    1974年5月12日，陈昌奉决定在南昌召见“调委会”朱毅、刘庭荣、曾传华、黄智荣等人。

    5月19日上午9时到下午1时，在省委滨江招待所，“调委会”曾传华等九名代表，与陈司令员、涂烈、樊孝菊等人，就李九莲问题进行了长时间激烈争辩。

    1974年6月1日，省委秘书组传达陈司令员关于李九莲问题的四点意见：

    李九莲系现行反革命分子，证据确凿，本人曾供认不讳，过去对此案的审理是完全正确的。

    批林批孔运动中，反革命分子窜到赣州，进行翻案活动，干扰和破坏批林批孔，中共赣州地委决定拘留审查是必要的，正确的。

    三、赣州地委个别负责人丧失立场，支持李九莲翻案活动，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捂盖子，保自己，必须予以揭露和批判。群众中为李九莲问题成立的组织，应按照中共中央（1974）12号文件精神于以解散，回到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设立的广播站应予撤除。部分群众不明真相，持不同意见是没有责任的，各级党委应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教育工作，不允许追究他们的责任。

    四、广大革命群众要在地委统一领导下，加强革命团结，牢牢掌握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排除干扰，提高警惕，揭露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使批林批孔运动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健康发展。

    不久，公安部对李九莲一案作了第一次批示--

    江西省公安局：

    你局寄来有关李九莲案材料收悉。已转部领导看过。请向江西省委汇报，按省委意见办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1974年6月11日

    7月，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中共中央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在京西宾馆接见了在北京办学习班的江西省委部分常委，并一起听取了赣州地区工代会主任赖愈梁关于赣州李九莲一案争论的详尽汇报。

    听完汇报，王洪文大大咧咧地说道：

    “李九莲哪有那么大的本事，那么早就看出林彪不是好人，那时我们都看不出来哩！李九莲不可能是先知先觉嘛。”

    张春桥的两块镜片后，射出幽幽蛇皮般阴冷的光：

    “李九莲的问题就是否定推翻嘛！解放二十多年了，还为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翻案，他们的觉悟哪里去了？”

    朱毅对钟海源的第一次印象，是见她在李九莲的《我的态度》那份大字报上签字。当时签字的人很多，但大都是男的。他不禁多看了这个身穿苹果绿春秋衫的女性一眼，又注意起她的签字：

    “李九莲，您是我们女性的骄傲。”

    过了些日子，朱毅在“调委会”接待室里与一个单位的同志谈事情。她进来了，说自己原是地区广播站的，要求到“调委会”广播站工作，想找负责人谈谈。他表示现在正忙着，没时间，她说了声“我等着”，便很有礼貌地退出去了。

    朱毅谈完事情出来，约有个把钟头了，见她还坐在公园门口的一条长凳上，静静地等着。这时，朱毅才觉得面熟，想起她就是在李九莲大字报上签字的女性。他走了过去，她赶紧站起来--

    “我就是朱毅。你叫什么名字？”

    “钟海源，大海的海，源泉的源。”

    她一口圆润的普通话，自然，纯净，像一尾汨汨流泻的泉水……

    “你在地区广播站干什么工作？”

    “原来是播音员，‘批林批孔’了，没什么好广播的，我便要求调去了景凤山小学。刚去不久，课都有老师上了，暂时学校没什么工作好安排，我就想到你们这儿来，当个播音员。”

    “你为什么想来这儿搞广播呢？‘调委会’可是块漩涡之地……”

    “你朱毅为什么要从全南回来呢？”

    “我和你不一样。我与李九莲‘文化革命’前就认识，‘文化革命’中我们又在一起呆过……”

    “难道不认识李九莲的人，就没有权利去伸张正义？我佩服李九莲，我觉得应该为她的平反干点什么，我才来的。”

    犹如金字刻上羊脂白玉，以致于今天，这两句话给朱毅的印象仍很深，很深。也犹如怕不小心伤害了一块羊脂白玉，朱毅解释道：

    “你晓得不，陈司令员下了五点指示，省委的态度已经明摆在那里，现在我们唯有抱成一团，可以后‘调委会’肯定要承担责任的。所以，同情、支持我们的干部、群众虽很多，‘调委会’的工作人员并不多，只有四十几个人，我们不想让更多的人卷进来。对你也是一样，别人还不太认识你，单位也没有注意你，真出了事，你还是一位小学教师。一旦卷进来了，就不同了，后果也许会很严重……”

    “后果我考虑过了。”

    “你考虑了什么？”

    “为了李九莲这个冤案，赣州城里有那么多人站出来讲话，站出来斗争，别人不怕，我有什么怕的？”

    也许，是谈话的气氛始终太严肃了，已经觉得应该收下她的朱毅，想开个玩笑轻松一下；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命运之神，已经向他的潜意识层里发出了个他眼下尚浑然不觉的信号……

    他问：“小钟，你怕死吗？”

    “不怕死。”

    钟海源嫣然一笑，白皙的脸肤上泛起一抹红晕。她也当成了玩笑。她也浑然不觉。

    “朱毅，你要不要听我广播一下？”

    “不用听了，你的播音水平我信得过。我还是怕你将来会怪我……”

    她嗔笑道：

    “你一个男子汉，怎么婆婆妈妈的！这个你放心，这个你放心！”

    “调委会”的广播站，从早上一直响到晚上10点半。群众的心声，群众的稿件，有时也播出官方的强硬观点与态度。那段时间，小小古城里。俨然是一个百家争鸣、诸子蜂起的春秋战国时代……几个播音员，分早中晚三个班次。钟海源上完自己的班后，又常常主动再值一个班。除了播音，一有余暇，她还帮着刻钢板，抄大字报，或者接待来访的群众。在“调委会”里，和大家的关系也相处得挺好。有一个姓邱的工作人员，人品不错，可说话大大咧咧，举止也不拘小节，颇有些江湖浪荡子的味道，众人都喊他“邱麻子”。唯有钟海源，一见到他，老远就打招呼：“邱师傅，邱师傅”……举手投足间，她无不彬彬有礼，让人想起以温良恭俭著称于世的日本女人。

    给众人还留下深刻印象的是：

    钟海源总带着个两岁的独生女来“调委会”。自己要播音了，或是要干个别的什么事情，要女儿独自在一边玩。室内室外，满眼闹哄哄的，皆是大人们的世界，她能怎样玩？不过是缩在一角，或折纸，或涂鸦，再不就是说着自己才能明白的碎言只语，那孤僻的神情很是楚楚动人。有时忙得顾不上回家吃饭，女儿肚子饿了，哭哭啼啼的，或是由她哭去，或是给她塞上几块饼干……若按常情，单位上没事干，让你全薪在家里带孩子，这可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事，钟海源却连孩子，一起扯来这块漩涡之地。

    省委几次三番下达指示后，各单位都接到了通知。在“调委会”工作的人员，本单位一律停发工资。于是，自8月份起，钟海源成了最早停发工资的一个。人不能不吃饭，无论是思想，还是同情与勇气，均填不饱自己和一家人的肚子。有人不得不走了，却未见她为此吭一声，也未见她在“调委会”的工作，有丝毫的松懈。人们在敬重之余，还会想：也许她的身后，有一个深明大义、豁然大度的丈夫在鼎力相助……朱毅，渐渐明白了情况并非如此。虽然原单位的领导同情他，还按月给寄工资来，但为了不牵连领导，也为着和“调委会”的工作人员风雨同舟，相照肝胆，他寄信去原单位，也将自己的工资停了。自己孤身一个，混口饭吃还是不难的。钟海源却像是有了误会，“调委会”里他事情多，家里又住得远，下午老是不回家，常常走到哪个单位，就吃在那个单位，她发现了，此后便几乎天天给他送晚饭来。

    朱毅感觉到了什么。

    他向她讲明了情况之后，她也依然如故。她知道了他原籍是湖南人之后，给他送了两大罐腌好的辣椒来。晚餐常常送的是馄饨，怕冷掉，用暖水瓶装着，一只只圆滚滚的，翠绿的葱丝、嫩黄的姜末，红辣椒切得匀匀细细的，一看便会食欲大增。饮食店里的馄饨，哪会做得如此精致可口，显然餐餐都是出自她的手……

    每回朱毅津津有味地吃时，要不钟海源就将他的脏衣服不声不响地找去洗了，要不，她就站在旁边，目光里复杂而又深沉：敬重。隐忧。怜爱，类似母性般的怜爱。抑或还有憧憬，某种朦朦胧胧恍如水中月、雾里花似的憧憬……朱毅说不清楚这目光。

    一方面，他却清楚自己的一颗被严酷的社会现实磨砥得无比粗砺的心，却因这目光而渐渐酥软，甚至在一股融融的暖流之中有了水草般地轻荡……

    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愧对这目光，尤其是他知道，她正坚持要与丈夫离婚、而丈夫又坚持不肯离之后。形式上自己还是个自由身，可从“调委会”成立，公然向强大的政治威权挑战的那一天起，他就明白，十有八九，自己的政治生命终有一日将要被压成齑粉！他不能让她刚从情感的废墟里爬出来，又一头栽进墨黑的深渊……

    朱毅开始注意回避钟海源。

    公安部的第一次批示下达后，无形的压力愈来愈沉重。朱毅曾想解散“调委会”，既然李九莲一案的争辩，已波及全省，震惊京都，终成铁案，难有回天之力了，何不偃旗息鼓，再待时机？

    而且，在省委不久前下达的四条意见里，有这么几句话：“部分群众不明真相，持不同意见是没有责任的，各级党委应耐心细致做好思想教育工作，不允许追究他们的责汪”。若真能照此办理，就由“明真相”的自己一人来承担全部后果，这也是件幸事。他想先回全南等着，自己一走，“调委会”也就自然散了。他提出来后，大家未说什么，只是一致表示要给他饯行。到了饯行那天，“调委会”的主要成员全来了，唯有钟海源没来，这是朱毅的意见。他担心在这样的场合，她情绪可能会失控……

    其实，那天，大家的情绪都失控了--叫着，喊着，抱着，哭着。流泪的不是泪，酒杯里不是酒。满桌子叮叮咣咣，满屋子沉郁悲壮。如果不是为了李九莲，不是为了李九莲所追求的真理，“调委会”前前后后一百来个工作人员，几个月前还是陌路上人，怎么会风风雨雨之中聚在一起？大家的命运又怎么会捆在一起？可在眼下，甩扑克、打麻将不难，飞短长、播事非不难，逐私欲，昧良心也不难，唯有追求真理、张扬良知如此之难。眼下，难也只能是难在一起了，要蹈火，众人一起蹈，要跳海，众人一起跳！

    结果，“调委会”未散，朱毅人也未走。

    为大家的热忱与精诚感怀不已的他，过了几天，便在家里摆了两桌酒菜，以答谢大家。他又没有叫钟海源来。可钟海源并没有蒙在鼓里，她心灵的被挫伤，也许误会了，还有忠诚的被亵读，朱毅是可以想象的。

    她当他的面，依然如同被扣工资后的一声不吭，在“调委会”里，她昨天干了什么事，今天依然照样干着。只是在她复杂、深沉的目光里，终于压抑不住，流出了几丝幽怨……

    仅仅几个月之后，朱毅便明白自己犯了一个与初衷完全相反的错误。

    四年之后，朱毅更是痛心疾首，自己犯了一个终身也无法弥补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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