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兹·巴斯卡《思想录》
1974年10月中旬，“调委会”几个工作人员，将赣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徐从忠扣在了行署招待所。扣他的理由，一是当时正进行赣南“三查”运动杀人风潮的调查，而他在“三查”时正是瑞金县革委会主任，要他就此作出交代；再有，就是要他明确表态，补发“调委会”工作人员在原单位被扣发的工资。
徐从忠瞅了个机会，宛如惊弓之鸟似地来找朱毅：
“朱毅，‘三查’杀人那事，你们就晓得来找我，我是事先不知道，事后制止了……”
“就凭这一点，你瑞金死了三百多人，你却事先不知道，你就够呛！”
徐从忠慌了，脸急成猪肝色：
“你晓得于都死了多少人？”
“死了多少？”
“于都杀了五、六百人，我们才三百多人，你们‘调委会’怎不晓得去找他们？”
朱毅吼道：
“哪有共产党的官比杀人多的，你给我住口！”
就这么个层次，就这么个水平，又是在那样一个年代，连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都四处扯着嗓子喊：杀死一个阶级敌人，就节省了我们一颗子弹，你能都归罪于一个县革委会主任？对扣人此举并不同意的朱毅，极力抑制住自己，挥了挥手：
“你可以回去了。”
他筛筛抖抖，竟不敢自己回去……
10月17日。赣州地委书记田启松，以“调委会”“绑架”了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徐从忠、“继续大肆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翻案”、“直接对抗毛主席安定团结的指示”为由，密电中央，要求中央批准对“调委会”采取断然措施。这份密电，自然落在了中央当时分管“批林批孔”运动的王洪文、张春桥手里。他们两人责成江西省委在京常委，按照他们对李九莲一案的明确表态，果决处理此案。
10月22日，江西省委在京常委，通过了给赣州地委的决议--
赣州地委：
地委10月17日给中央的电报，中央收到了。省委在京常委经过讨论，一致决议如下：
一、李九莲反革命案不能翻。
二、“调委会”是非法的，要立即解散。
三、阶级敌人正利用李九莲案件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四、李九莲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一定有阶级敌人破坏。希望地委做好工作，发动群众，揭露和批判，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这四点决议，当晚分别由潘世告和陈昌奉的秘书，急电告在南昌、赣州的省委、地委。电报内容，朱毅次日就知道了。转眼间，每刻每分的时间，都像走在定时炸弹上那样惊魂夺魄……
他先去理发店剃了个头，回来后秉烛夜书，赶写了几封信。24和25号，更似织布机上的梭子，跑各家，奔车站，遣散“调委会”主要成员，将他们一批批送往各地，以免一网打尽。他自己则不想跑。他为对方设身处地想，轰轰烈烈七个月，闹到王洪文、张春桥那里去了，对方抓不到自己，岂不太丢了面子？自己得给他们留个面子。他也不能跑，自己必须履行自“调委会”成立那天起内心里早已作出的承诺，一人将“调委会”的全部“责任”承揽起来！
当他再经过赣州公园时，暮色阑珊之中，门口行人寥落，几乎冷可罗雀，只见几双磷火般闪动的眼睛在来回飘忽……一阵重负卸去后的轻松感过后，一股更强烈的失落感充塞了心头。一切都过去了，这二百多个有爱有恨、有声有色的日子；一切都将泯灭吗？这二百多个敢做敢当、敢吟敢歌的日子。这里，不是人去室空、余音绕梁的怡红院，潇湘馆。这里，是中国夜色如磐的长夜里，一座曾云集无数宙斯、万千火把的奥林匹斯山。自己不该有这份失落，他觉得必须为明天给这座“大山”留下些什么！
此刻，朱毅想到了一个人，凭清彻的理性，也凭压抑了的感情，他断定这是一个可以以这段岁月的见证和对未来灼热的期待相托付的人--钟海源。
她没有撤离赣州。也许是朱毅潜意识里的安排，也许这更是她本来就有的秉性，在“调委会”里，她干的都是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工作，抛头露面极少。人们对她远没有对她的声音来得熟悉。又是个女同志，朱毅估计不会对她怎么样，何必要让她抛家携女，四处飘泊，她丈夫不是更要耿耿于怀吆？
像是彼此心有灵犀，钟海源此时也想到了朱毅。
她来了，提出去外面走走，他陪她去游了八景台。八景台在八景公园里，古代是小城的防御阵地。往下看，是章水、贡水的汇合处，往周围看，小城的八面景色皆入眼中。时令正值金秋。柔和似纱幔的阳光中，乍看之下，小城澄静而又色彩分明，恍如系在青苍色的江水缓慢、庄严流去的赣江上的一个迷离梦幻……
他们不会有澄静的感觉。现实更不会让他们沉于梦幻。他们久久注视着的，是西面伟峙的郁孤台。南宋词人辛弃疾，抗金主张未被昏庸的朝廷采纳后，自行南下联络、组织抗金武装。路过赣州时，他登临了此台，想着仍在灯红酒绿、笙歌水袖里泡着的京都，想着巳被吞噬多半、云暗雾嶂的中华河山，他喉间的郁结，胸中的孤愤，一如脚下的江水奔泻：
郁孤台下清江水，
中间多少行人泪？
西北望长安，
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江晚正愁予，
深山闻鹧鸪。
他们耳边，也仿佛听见了长夜冷雨里那鹧鸪的一阵阵啼喊：苦苦苦……苦苦……苦苦苦……
也许，此刻她与他相怜相伴的欲望，愈发强烈了，如同栖巢里两只鹧鸪靠得紧紧的，彼此焐热着去度过冷雨长夜……
她的嘴唇蠕动了，又止住了，止住了，又蠕动。
朱毅未等她说什么，这个过去带有诗人气质的年轻人，似乎现在情感世界已蒙上了一层厚厚的老牛皮。他打开随身带来的书包，将“调委会”的一些材料和自己部分文章的底稿交给钟海源。交给她的还有几个通讯地址，几张照片。在一张照片后，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忍耐并非罪恶”。
他虽然无言，却明明白白在告诉她：“我走了，而你必须留下！”他正是将这些东西作为遗物一般交给她的。里面，有李九莲所苦苦追寻的真理，“调委会”不长也不短的七个月历史，里面还有他的巨大信任，他的无法说破只期待她能谅解并释去幽怨的隐衷，还有他对她前程与个人生活的衷心祝福……
钟海源不像是感受到了他的期待与祝福，接过去了，可秀美的睫毛和纤纤的五指，都在簌簌地颤抖，仿佛接过去的是一抹就要消失的晚霞，一束就要枯萎的残红。她的目光里溢透着凄凉，还不仅是凄凉，因为得接受这晚霞的消失，这残红的枯萎，目光里还有某种自嘲，某种被迫的残酷意味。那目光又是单一的，单一得像一串晶晶润润的烛泪，一枝檐下快要融化了的冰棱，叫朱毅不能不看，又不忍多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在中学，大学里，不知多少次读过这诗句的朱毅，今天才体会到这诗句一旦溶于血脉，那胸中便会有一种怎样悲怆、超拔的境界。他余兴未了，觉得自己是一匹流血太多的战马。就是在倒地之前，也得发出一声猎猎嘶鸣！
10月29日早上，朱毅回到家，看望过母亲后，他写了一份大字报《仍然并非最后的话》，又在当晚他被捕前的几个小时，将这份大字报贴在了赣州公园的女墙上，那里正是贴过李九莲公开申诉的地方--
李九莲已先我们（坐牢）去了，我们也即将以同样的方式告别赣州的人民。
我们并不遗憾。因为我们和人民及其忠诚的女儿（李九莲）一道，共同创造和度过了这样一段永远难忘的岁月。在这段岁月里，我们所思想的比过去七年还要多。能够这样思想，证明我们比过去七年还要勇敢、纯洁，我们的思想收获比过去七年还要丰富、深刻、珍贵！这段岁月，和由此即将而来的一切，对于我们不是耻辱，而是一个真正无愧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才会感到的那种骄傲和自豪。
既然需要经过牢狱的黑暗，才能到达真理的光明，人民会相信面对铁窗的时候，我们是坚强而又开朗的……
“调委会”取缔了，赣州的这块地面非但干净了，平静了，而且“批林批孔”运动取得了扎扎实实的胜利。因而，领导者们能有时间坐下来，松口气，再泡上一杯茶，点上香烟，在蓝色水母般轻轻荡开的烟雾里，对自3月份以来的颇为惊心动魄的风风雨雨作一番回顾……
1974年12月3日，赣州又一任地委书记吴清明，在地、市直属单位干部大会上，作了一个主要是关于处理“调委会”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长达几万字，可它却是当时的官方（不仅仅代表地委）对于李九莲和“调委会”的一份正式、全面的“檄文”。为着报告文学的客观性，同时，也为着后来的人们，对于快要湮灭于历史云烟里的这个故事，能有更真实、更深刻的了解，必须将它摘录于本文。
这里，作者省略了报告中无关的开头部分（约占整个报告的五分之一，内容是贯彻中共中央（74）26号文件，追查政治谣言等），此外，对后面的部分，作者也只照录其中主要的观点。需要说明的是，作者所依据的，是经赣州地委办公室记录整理、供传达用的中共全南县委路线教育办公室1974年12月21日的翻印文本--
李九莲是个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案情公布之后，大家都看到，她的思想是极其反动的，而且有言有行，通过写反革命匿名信和反动日记等手段，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罪行是严重的，罪证是确凿的，定性是准确的……对这样一个反革命分子，“调委会”某些人，为她鸣冤叫屈，百般辩护，那是别有用心的，也是根本站不脚的。他们说李九莲出身工人家庭，本人是红卫兵，造反派，不可能反革命，即使有错，也是“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一时失足。”这是机械唯物论，看不到事物是发展的，人是会变的。李九莲的反革命匿名信和反动日记说明，她完全受了刘少奇、林彪、孔老二的一套反动思想的影响，她的许多话都与“571工程纪要”一样，这是偶然的吗？她把反革命思想变成反革命的行动，写反革命匿名信、妄图搞反革命串连，成立反革命组织，这是一般的错误吗？这一切，都说明她完全背叛了工人家庭，背叛了红卫兵。李九莲和为李九莲翻案的“调委会”的某些人，特别提到她所谓反林彪的问题。其实，她是把文化大革命污蔑为“毛林派”与刘少奇的所谓“宗派斗争”，并认为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完全是攻击毛主席，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鸣冤叫屈，怎么能说是“反林彪”呢？
再看“调委会”的活动，他们不是给“调委会”挂上了许多金字招牌，说它是“群众性的组织”，“具有反潮流精神”，“观点是正确的”，“大方向是对的”吗？这统统是胡说！什么“群众性”，是几个别有用心的人，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什么“反潮流”，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逆革命潮流而动；什么“观点正确”，帝修反和林彪咒骂我们的那套反动语言都用上了；什么“方向对”，按他们的意志搞下去，只能是地、富、反、坏、右上台，资本主义复辟……
当然，参与和支持“调委会”活动的，坏人是极少数，多数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是受骗上当的。还必须指出，参加和支持“调委会”活动的，还有我们某些领导干部。有的领导干部，在这方面的错误是比较严重的，有的给钱给物，甚至在背后出谋划策，支持李九莲翻案。这些同志参加革命几十年了，连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都分不清，竟然支持反革命李九莲翻案，立场站到哪里去了？这样对得起党和群众吗？这些同志应该猛醒了！
“调委会”散布了大量的反动观点。他们攻击毛主席……否定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还有的，别有用心地歪曲中央今年25号文件，说“贺龙能平反，李九莲也一定能平反！”
有人说，我们搞“扩大化”了，这是不对的。首先，不是我们乱批乱斗，明知问题很大的人也作内部问题教育，根本不存在所谓“扩大化”的问题。如果说是办学习班的人多了，其实我们只对二十几个“调委会”的骨干和主要成员办学习班，都是经过地委反复研究决定的，这些人办学习班是必要的，而且弄清了问题就结束……
也有些人认为，“调委会”解散了就行了，就这么回事，不要小题大作，不要再搞了。这是小题吗？这是阶级斗争，说小题大作的同志是对这场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固然，“调委会”解散了，但它闹了半年多，影响不小，流毒很广。现在有的人还在背后搞名堂。问题是，我们不仅在组织上解散“调委会”，把坏人挖出来。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解散，肃清它的影响。一句话，要把问题搞清，要使群众受到教育，要使坏事变成好事。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抓下去，一定要抓到底……
兴国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74）兴刑字第47号
公诉机关：兴国县公安局
被告人：李九莲，女性，29岁。工人家庭出身，学生成份，高中文化。汉族，籍贯江西丰城县。家住赣州市陈家巷7号。捕前系画眉坳钨矿工人。于1974年4月20日拘捕在押。
案由：现行反革命。
该案经本院审理查明：
被告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对现实不满，发展到思想反动，以致走上犯罪道路。1969年间，先后书写反动日记三十余篇，长达七千余字，书写投寄反革命匿名信一封，其内容极为反动，恶毒地攻击我党的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其他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妄图拉拢他人参与她的反革命活动，阴谋组织反革命组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其上述反革命犯罪事实，我公安机关于同年5月间将其依法拘留，本应依法惩处，但经过教育，被告坦白交代，认罪态度较好，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巳给予宽大处理，免予了刑事处分。1972年拘留教育释放后，并重新安排了被告在画眉拗钨矿工作。
被告理应老实守法，将功赎罪，可是她并不痛改前非，仍坚持反革命立场，继续进行反革命玻坏活动。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被告错估形势，从画眉坳窜到赣州市，公然在赣州公园围墙上公开张贴其反革命匿名信，扩散反革命毒素，公开张贴其泡制的反革命翻案书，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欺骗群众，盅惑人心，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批林批孔运动，破坏工农业生产，破坏大好形势。
在1974年4月20日拘留被告时，又从其家中查获一批已写好了的反革命大字报及其他反革命材料，如题为：《我的人生态度》、《关于我的日记》、《血泪控诉》、《乱讲一通》等，内容十分反动，犯下了新的反革命罪行。拘留入狱后，被告仍顽固地坚持反革命立场，抗拒交代，违犯监规，咒骂管教人员，并继续散布反动言词，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综上所述，被告李九莲，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罪行严重，活动嚣张，民愤很大，态度顽固。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批林批孔运动，维护社会秩序，打击阶级敌人的现行破坏活动，现根据党的政策，依法判处被告李九莲有期徒刑拾伍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如不服本判决，限接到判决书之次日起，十天内，向我院提出书面理由，上诉于赣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兴国县人民法院（章）1975年5月30日
全南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75）全法刑字第26号
起诉机关；全南县公安局
罪犯：朱毅，原名朱民盛，男性，现年三十岁。家庭出身（未定），本人成分学生。大学文化程度，汉族，系湖南省武岗县人。现家住赣州市南门外牛岭居委会。捕前系共大全南分校教员。无前科，现在押。罪犯朱毅现行反革命一案，业经本院审理完结，现查明：
现行反革命分子朱毅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于1974年4月间，公然对抗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擅离职守，窜到赣州，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利用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案件，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于1974年4月26日为首策划组织“赣州地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竭力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翻案。
自非法组织“李调会”成立之日起，至1974年10月29日强行解散止，曾在赣州公园架设广播，主办《野草》、《战旗》、《动态》等刊物。亲自起草《众手掀翻独霸天》、《九吐心》、《静夜扪心录》、《调委会和她的群众运动》、《告全省人民书》等反动文章，进行反革命宣传，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在朱犯的策划和煽动下，先后七次组织人员赴京，在京张贴为李九莲翻案的标语，破坏首都秩序。同时，还先后冲击赣州地委扩大会议，绑架扣押地委领导同志，围攻兴国县委、县武装部、县公安局的领导同志，冲击兴国县看守所，冲击地区政法机关，殴打公安司法干警，抢占地委交通工具，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罪行。严重地破坏了批林批孔运动，破坏了安定团结，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顺利进行。
当江西省委三令五申指示解散“李调会”非法组织时，对朱犯做了许多教育工作，朱犯均不听劝告，仍执迷不悟，继续坚持反动立场，为非作歹。在审查期间，不但不老实交待罪行，反而继续攻击我无产阶级专政，辱骂对其审查的人员，并以“绝食”来对抗审查，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上述事实，经审理查明属实，证据确凿。本院认为：现行反革命犯朱毅，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向坚持反动立场，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翻案，为首策划组织“李调会”，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罪行，造成了严重后果。且经多次教育，仍坚持反动立场，执迷不悟，继续为非作歹。情节严重，民愤极大，实属顽固到底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为维护社会治安，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安定团结，保障“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顺利进行，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依法从严判决如下：判处现行反革命犯朱毅有期徒刑贰拾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的第二天起，五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上诉于赣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全南县人民法院（章）
1975年12月12日
1975年5月，以后来在中央搞“两个凡是”的那个人兼部长的公安部党组，讨论批准了赣州地区公安局的报告。被王洪文、张春桥定性为“右倾翻案复辟”典型的李九莲案件，和“赣州地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的“反革命”性质，终于被最高当局钦定了。
江西省政法领导小组，为公安部批复后的这个报告发了专案通报。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朱毅低估了那张网的能力。“调委会”的主要成员再跑，也跑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在他被捕之后，一个个地请君入瓮。继李九莲与他被判刑，仅仅在1976年“四五运动”前后，被推上审判台、正式判刑者就有十五人。对朱毅来说，十五个人里，完全出于他意料之外的，只有一人，那便是钟海源。
仿佛是命运特意要安排这位女性进入这个故事里，与曾昭银那个六尺须眉男子作一比较：一个接到李九莲的“反革命匿名信”后，“立场鲜明”地交出去了；一个收下朱毅的一包“反革命宣传材料”后，隐匿不报之外，反将自已交了出去。
在她的那间小屋里，钟海源起草了几份传单《最最紧急呼吁》、《强烈抗议》、《紧急告全市人民书》。写了，又自己刻，自已印。没有油印机，就将蜡纸铺在地上，上面用软布使劲抹，几张，几十张，几百张。也许，这一切，都是在深夜，她丈夫与女儿大梦沉沉时，她才进行的；也许，当进行这一切时，泪花，还有额头上的汗花，扑簌簌地掉在了蜡纸上，和进了油墨，渗入了传单。还掉在地上，化成了一滩滩的湿迹……她边干，边想了些什么呢？
她一定想到了李九莲，这位与她素昧平生、不曾谋面、却让自己无比敬重的女性；
她一定想到了“调委会”，它是个非官方承认的组织，它是个谋不到一分钱私利的组织，却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上百名干部、群众为它呕心沥胆地工作，像火把一样，在整整七个月里，烧热了几十万赣州人民的心胸！如果我们的人民，都能似这样被某种真理所激励，被某个理想所召唤，我们的国家，该有多么伟大的力量，将能创造出多少令世界震惊的事情。可是在那时，为什么一个处处号称“人民”人民政府，人民交通，人民铁道，人民银行，人民币，人民日报，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园，人民广场，人民大道……乃至国名也叫“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却要人民在精神上跪着，一旦站了起来，它竟如此凄惶，如此从上到下，处心积虑地要扼杀人民的思索，人民的声音呢？这表明它的强大，还是表明它的虚弱？
这显示着它的年轻，抑或是显示了它的古老？
钟海源更一定想到了朱毅，想到了他的难言之隐。
月亮与星星有难言之隐吗？
太阳对江河有难言之隐吗？
春风与草木有难言之隐吗？
母亲对儿女有难言之隐吗？
在爱的博大疆土上，应该没有隐衷的影子。若说还有的话，那不是爱快要凋零了，就是爱之履尚未征服的最后一冠雪峰，爱之热尚未融透的最后几枝冰棱……
于是，与曾昭银的比较，便如此富有戏剧性--
她决心要融化最后的几枝冰棱，哪怕为此要耗尽自己的全部心血；
她决心要征服最后一冠雪峰，哪怕在峰顶之上自己一跌再也没有起来，刹那间，一闪的只是映着皑皑白雪的红梅般笑靥……
钟海源，不是不知道周围出了犹太，她还是领着几个也在“调委会”工作过的女性一起上街了。起初，公安局也并非没有动恻隐之心，几个区区小女子，既非头，又非脑，上有老，下有小，一个家全靠她们铁箍般地维系着，抓她们何必呢？
事后，公安局一位负责人曾说：
“我们就是想把她们从泥坑里拔出来，不想拔的话，就会叫便衣去。没派便衣去，派了穿警服的去，是要正告她们：我们已经知道了，你们几个娘们放老实些，赶快回家带孩子去……”
在赣南剧院门口，钟海源撒出了传单。她站在楼廊之上，身上依然是那件苹果绿的春秋衫，脸神凛然而又坚毅，恍如一尊青铜雕塑，只是手一回回地高扬着。传单犹如一群白鸽般地飞上天空，又柳絮般悠悠地落下来，它们告诉一街纷纷抢拾的群众：朱毅逮捕了！调委会取缔了！只是李九莲的精神，还飘在传单上，仍将屹立于小城里！
此时，尚不很要紧，只是叫她去办“学习班”。在“学习班”里，她不给对方一点面子，居然拒绝检查。她自己又上一层“楼廊”--逮捕，来执行时，她就是不肯将双手伸出来戴上手铐，一直与警察推推搡搡，直到其中一个姓唐的过来，对她说：
“朱毅当过我的老师，我不会与你过不去的，我们也是奉命行事，你看……”
她这才一动未动地戴上了手铐，给了这个朱毅昔日的学生一回面子。
值得注意的是，钟海源等七人被判刑，是紧接“四五运动”遭到镇压之后。那段时间，在赣州，报纸上，广播里，领导者们的报告里，审讯人员们的斥责中……如同打了一剂肾上腺素，一切都亢奋起来：“你们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翻案，你们否定和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性质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有什么两样？”一类的舆论甚嚣尘上。钟海源等七人，显然被视作了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个“小平头”，她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不要以为官方将小小赣州的一泓活水，与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天安门广场上的一片汪洋联系起来，这未免太唐突，大急功好利了。不，客观地说，是钟海源，第一个道破了这其中的某种联系。
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一时间，他被官方的舆论称作“中国的纳吉”。与此同时，穿着藏青的毛式服装，不露锋芒，处事稳重，后来在中央搞“两个凡是”的那个人，已有扶摇直上九霄之势。
在监狱里的表态会上，刑事犯们、政治犯们，以拉锯一般机械、重复的语言，或有气无力，或激昂慷慨地声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之后，钟海源从容地说了这么一句：
“华国锋不如邓小平！”
这方面的反应总是异常敏捷的。
1976年5月3日，赣州市人民法院以（76）特刑字第14号判决书；5月28日，赣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76）上字第2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钟海源犯有“现行反革命罪”，处她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就因为这一句话，仅仅八个字，钟海源被加了五年刑！
无怪乎那时中国的大人们总是这样叮嘱孩子：
“在外面讲话，你可千万要当心……”
1975年5月20日，李九莲在兴国县看守所开始了绝食。
绝食之前，她写下一份这样的文字--
投降书
不知何人，劝我投降，似真似假，为此写这投降书。
是的，我有“罪”，我的“罪”就是为党出过力，效过劳，动过太多的脑筋。“真理”，是个美丽的字眼，吸引了无数的青年人，我为它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原则，我做到了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开除厂籍，不怕解除婚约……凡真理，都有三种遭遇：用得着时，便捧为至宝，用不着时，便贬为粪土；非但用不着而且有害时，就像狗一样关进笼子里。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真理的遭遇。
谁准备用真理的花环装饰自己，谁就得同时准备用粪土包裹自己纯洁的灵魂。
这份《投降书》，实际上是一份绝命书。
它以蝇头般的小字，写在一张皱皱巴巴的手纸上。写好后，李九莲将它藏在自己布鞋的面壳里，是在她判刑后，被押到珠湖劳改农场，在一次年终对犯人的大搜查中发现的。
李九莲厌倦了失去自由的日子吗？
从二十二岁起，她的青春，就被掷弃在社会的一个最阴暗角落里。她的后脑就被刻上了政治威权所最不能容忍的反骨。然而，她的心灵，犹如一只晨光里扑楞楞的小鸟，从来没有停止飞翔，从来没有停止过歌唱……
1969年5月1日，是李九莲在监狱生活的第一夜。
此夜，望着铁门，铁窗，窗口上不时划过的刺刀的寒锋，还有囚室里通夜不熄的昏黄灯光，灯光下一具紧挨一具、只好弯起虾腰的身子，墙壁上因为拍打养得肥硕的蚊子、跳蚤所擦下的一痕痕血污，隔壁，传来有人翻身时带动的脚镣响声……她彻夜未眠。她觉得要为自已由此开始的地狱之行，写一首诗，此诗便是她在地狱里的天堂--
不要停止歌唱，姑娘，
你的歌声似眼泪似鲜血，
滴进了我的心坎。
你悲愤的低诉，
抚摸着我心灵的创伤。
你呻吟的颤音，
牵扯我的惆怅……
不要停止啊，姑娘！
你的歌声似同情似黎明，
吸引着我的心声。
失去了你的声音，
我将无所依傍；
失去了你的声音，
我将孤寂凄绵……
李九莲忍受不了牢狱里非人的虐待吗？
第一次坐牢，一些看守变着法儿折磨她，污辱她，最后竟也无可奈何地说：“24号，24号，要怎样才会使你老实些呢？”
第二次坐牢，她依然一副铁骨，数次对审讯人员说：
“不要忘记，你们头上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你们一定要为这个政府取信于民，才对得起党和毛主席对你们的委托和信任，才对得起人民对你们的委托和信任……”
李九莲为什么要舍命而去呢？
几乎在写《投降书》的同时，她还凭记忆录写了臧克家的一首诗--
宇宙这样宽大，
却容不下一条身子；
天地如此广阔，
思想却无处安放。
只好抱着贞洁去追踪彭咸，
带一颗眷恋的心跳下了汨罗江……
（生命就是这样，
不能去碰死僵冷的社会，
就只有碰死在它的身上！）
汨罗江的水
为诗人流了二千多年的清泪，
到如今，上官令尹
依然在人间充沛……
括号中的三句诗，原诗中并没有。李九莲加上去的这三句诗及原诗，是她当时内心煎熬和思想斗争的写照。
也许，她觉得了自己的无能与渺小。她讲了那么多，写了那么多，就是面对的是墙壁，那墙壁也会有个回音。可她面对的是一个“逻辑”，一个大理石柱般刀劈不进、水浇不上的“逻辑”你反林彪吗，林彪当时是党中央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你反林彪就是反对毛主席。你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可它成绩最大、最大，缺点最小、最小。你追求真理吗，可“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必须剥去”，阶级敌人总是打看红旗反红旗……“三查”运动时，她被这个“逻辑”碰得头破血流，“批林批孔”运动时，她又被这个“逻辑”碰得头破血流。它真是包赢不输，天衣无缝，它真是豪夺强取，处处进逼。无路可走的她，唯有以死，来表达自己对这个力透强权意志的“逻辑”的最深刻怀疑！
也许，她看出了自己的悲剧。
她心中，曾有一个矗立着灯塔的美丽小岛，她想沿着一条风涛滚滚的河道，去寻找它的橙黄与葱绿，去呼吸它的宁静与清新……现在，她明白了，在自己启程之前，灯塔已经倒坍了，小岛则沉进了水面之下，现实世界中将不存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能够收容自己的爱情，而一切地方只能践踏自己的虔诚！
它只能存在于梦幻之中，那自己便去梦幻之中寻找它。死比生容易，生命一旦像颗流星划过未知的、但却是新鲜的茫茫夜雾，横亘在面前的，不就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梦幻世界吗？
李九莲开始绝食了。过了几天，即5月29日，是她被宣判的日子，监所报告法院，她因为绝食人已经昏迷，法院坚持昏迷了也得宣判。又过了五天，她仍在昏迷状态之下，由兴国看守所，押送到设在赣州的江西省第二监狱。
为了动员李九莲复食，监狱派了一个叫张兰、因贪污问题而入狱的女犯，与她同一号子。当然视此为狱方对自己的信任，为了这绿豆芝麻大却又来之不易的信任，张兰的嘴皮，几乎整日里水浪般波动，可所有的话，都像几掬泉水引进了热风灼人的沙漠，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倒在铺上、形消神黯的李九莲不为之所动，昏迷中的她，仿佛所有的听觉都麻痹了，萎缩了，只有张兰的一句话，不知被她哪根飘忽的游思，一下迅疾地给逮住了：
“绝食不那么容易，人其实是很贱的东西，不会饿几天就饿死的，除非是断水。没听人讲过吗？狗可以七天不吃食，但不能三天不喝水……”
本来每天还喝一点水的李九莲，此后一口水也不沾了，狱方便强灌鸡汤、牛奶。李九莲将牙齿咬得紧紧的，对方就用汤匙往嘴里撬，撬断了再换根钢精的。强灌还是不行，便趁她神态不清时，进行鼻饲，可只要她稍有知觉，便马上将管子拔掉……在这二十多天中，在一对深深凹陷的眼窝里，她的眼睛始终紧闭着，似乎人世上的一切，远不如一个幽暗的世界来得真实。偶尔，也睁开过几次，晶晶闪闪，莹然欲泪，噙动的泪珠却难以掉下来，仿佛她连落下一颗泪珠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时，她总是喃喃絮絮地说着同一句话：
“你们……让我死……让我死。”
6月中旬，李九莲又在昏迷状态下，被押送到位于鄱阳湖畔的珠湖劳改农场。
她已经绝食近一个月了。抬进囚室时，恍如是从埃及哪座金字塔里挖掘出来的一具木乃伊……珠湖农场的干部，首先将她作为人来对待。场长、政委、教导员等人，召开了紧急会议，制定了几套抢救她生命的方案。还专门派了一个女犯照顾李九莲的生活起居，派了一个犯人医师给她配制药方，再由场部一位医生检查实施。六年后，朱毅在珠湖农场抄到了这次会议的记录。
然而，李九莲又绝食了四十余天，前后累计起来，她共绝食七十三天，只是在被强行注射葡萄糖液的情况下，她才免于一死。朱毅在狱中也绝食过三十三天，出狱后，他曾查问了这方面的资料，自中国有记载以来，还没有发现谁，绝食超过了七十三天……1975年8月1日，李九莲第一次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了。
同室的一个女犯人，经场方的同意，搞来了一只猫，不知怎的，那猫就爱在她床上闹。她将这块巴掌大的地方让给了这活泼、可爱的小生命，扶墙站了一会儿，她又坐了下来，和猫逗着玩。她惨白的脸上，也第一次有了笑容，尽管这笑容那么无力，又稍纵即逝，犹如一夜风雨过后桃枝上的最后几点残红……这被当作一件大事，由一个女犯人风风火火地去报告了。一位姓田的女教导员，闻讯后赶快来了，她看到李九莲，目光里是洋溢不住的喜悦，喜悦之中，还隐隐含有母亲般的慈爱，不迭声地说：
“好，起来就好，不要一天到晚躺着，你起来就好……”
这天，李九莲站起来两次。第二次，她挪着瘫软的步子，移到了窗前，向着窗外看了好久、好久。
已是夏季了。蓝熟得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姑娘们发梢般摇曳的墨绿柳丝。耳朵里，蝉声如雨，清风中，瓜果飘香。四季没有偏见，太阳没有偏见。阳光对于大墙内的人们，同样挥洒自己的浓烈。男人们光着黝黑的脊梁，女人们光着膀子的黝黑。他们收割播种，他们汗水如注。如同蝼蚁必须适应蚁穴一样，他们得适应这大墙内蒸腾的八月……没有比在这里，更能让人感到生活的美好和生活的严酷了！
望着窗外，李九莲在想着什么呢？
是什么促使她在整整绝食七十三天之后，又站了起来，继续坚韧地走完她遍布荆棘的人生之旅呢？
不知道了，不知道了，这是一个灵魂在死去活来中蜕壳的秘密，这是一个生命在碱水里、在酸水里淘洗的秘密。
后来人，唯有在李九莲此后二年多的日子里写下的文字中，去触摸她的思想轨迹--
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制度，都不是偶象和倾向的名词，都有具体的内容和实质。他们之所以伟大美好，就是给了人民以幸福，这正是我所追求的。我们歌颂和拥护他们，不是从名词和形式出发，而是从得到了解放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在我国，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名词所代表的意义，和人民的实践体验是符合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情况下，这些名词代表的意义和人民的感受，有时是相反的。
火热的“三忠于”，配合着极左政策，将给人民的思想带来什么？一、将割裂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二、将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三、将真正损害领袖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
我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能够抵制“红海洋”，而不能抵制林彪的“三忠于”……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死后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血淋淋的教训摆在毛主席的面前。我痛惜毛主席，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昏昏然陶醉。
“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路线是决定一切的”，政治迫害就是这样产生的，因而它不是无根无据，而是有根有据。问题在于，它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路线和思想来指导，对问题作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结论，而在本质上，它是用腐朽的来扼杀新生的，用错误的来反对正确的。
红梅报春早。不做百花苦争春。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是一个小小的萤火虫，在无光的黑夜里边，发出自己的光，照亮一片小小的角落。而当太阳出来了，它心甘情愿地消失……
1976年10月。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几个月前，刚写毕“批邓”诗稿的郭沫若，又以一阙激情浓郁的《满江红》，风靡了神州大地……
几乎在毛主席著作第五卷的发行和毛主席纪念堂选址工作进行的同时，仿佛失传多年的《南泥湾》唱起来了，《绣金匾》唱起来了，一曲陌生的《交城山》，也在天南海北传唱开了--
交城的山啊交城的水，
交城的山水实在美。
大山里有支游击队，
游击队里有位华政委……
“伟大领袖”变成了“英明领袖”。而且，他身板结实，精力充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大的身材穿一件合体的崭新军装，扬手向广场上几十万欢呼雀跃的群众致意时，颇有将能率领中国人民开始伟大的新长征，并胜利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抱负与气概。
但是，扬眉舒怀，吃了螃蟹又喝老酒的中国人，仅仅在一个多月以后，那份热烈，便像瘪了气的车胎，代之以焦灼地期待，或者冷漠地旁观……
1976年11月18日，当时分工主管宣传工作的一位党中央副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抨击了邓小平在1975年的所作所为：“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
他明确无误地反对为“天安门广场事件”平反。
他要求继续办走“五七道路”样板的辽宁朝阳农学院。
他指示继续放映以“批邓”为主题的影片《决裂》……
其理由，都是“主席讲过”的，是“毛主席的指示”。
11月30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德，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讲话：
“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
“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不露锋芒的那位“英明领袖”，正忙于运筹在中国建成十个大庆式的油田，还有几百个重点建设项目，以图三年大见成效。似乎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颐指气使，一言九鼎……然而，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题为《学习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依据“文革”中的经验，以两报一刊联合的形式发表社论，这绝对表明了它的精神来自最高决策者的旨意。其关键的一段是--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八亿人民、三千多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华主席领导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进行了并在继续进行着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经过这个斗争，捍卫了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保证我们国家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这是华主席的伟大历史功勋。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踏上了新的征途，正在做继往开来的伟大工作。我们肩上的责任很重，我们面前还有不少困难。我们有勇气、有信心，挑越重担，战胜一切困难。
毛主席曾经号召我们：“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谕地遵循，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切行动听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同心同德，步调一致，牢牢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去夺取天下大治的新的伟大胜利。
这个几乎有如黄果树瀑布一泻而下的长段，说穿了便是三个意思：
一、既然毛主席说了“你办事，我放心”，全党和全国人民就应该放心地去华主席宽广的胸怀里享受长治久安了。
二、既然毛主席号召“批邓”，人民群众翘首以待的邓小平的复出，非但没有了可能，而且他也该和“四人帮”一样，在政治上、思想上批倒、批臭。
三、既然毛主席亲自定性“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人民群众呼唤平反已久的“天安门事件”，只能是板上钉钉，无反可平。不能说这是一派胡言。
毛泽东，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一伟丈夫也--“宇宙茫茫，挽驾何所？此真足以动人生之悲痛者也。虽然，吾之意不如此焉……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观，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引以为壮乎？”（毛泽东：《伦理学原理》之批语）
他从青年时代登岳麓山栉风沐雨、磨砺筋骨时起，“任一己之心力，主万民之沉浮”；他将祖国大地写进诗里：“茫茫九派流中国，”“百年魔怪舞翩跹”；他将诗铺在了祖国大地：“萧瑟秋风今又是，”“天翻地履慨而慷”……
集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诗人为一身的毛泽东，他博大的视野，奇诡的想象，永不疲歇的斗志，坦荡而又不乏韬晦的内心，复杂而又充满魅力的性格，既造就了他壮丽辉煌的活剧，也造就了他令人扼腕而叹的悲剧……是的，“不管你是爱是恨，是赞扬还是批判，毛泽东比其他人物在中国现代留下了远为庞大的身影。”（李泽厚《青年毛泽东》）。
现在，那庞大的身影刚刚消失于风光旎旖的中南海，可即将要移去宏伟的纪念堂，化成一座鲜花四季环绕的永久汉白玉雕塑，怎么能就否定掉他老人家逝世前不久说过的话呢？
又不能不令人心里发怵。
如果说，这个六百五十余字的长段，真成了中国的总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依然是沉重得不能解体的集装箱，“天安门事件”和“批邓”依然是动不得的原装货，那么，1976年10月6日那迅雷不及掩耳的一擒，对于祖国的历史与未来，能有什么意义呢？
难道仅仅是为了一阙《满江红》，一曲《交城山》，以及一张千家万户的墙上与毛主席像并排挂着的华主席像？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并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如果说此信里还没有明确批判“两个凡是”的话，在5月24日的一次谈话里，邓小平便以手术刀般的犀利，剖析了它的荒谬--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话每句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然而，富有卓识与勇气讲出这番话的邓小平，尚没能出来工作。他的职务，是在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的。即使恢复之后，可他“文革”期间蒙难于江西，在南昌望城岗步兵学校那个围有冬青的小院里，每逢晨昏日复一日地踩得发白的沙石小道上所孕育出的成熟、坚定的思绪，直到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才被党的中央委员会所瞩目和首肯。
犹如“两报一刊”社论刊出时，冬天欲去未去，春天欲来未来，即使是江南的原野上，那对于春之翼最敏感的柳丝，也只是刚刚小心翼翼地生出几星鹅黄的芽茸……
中国有了两年的徘徊！
一个巨人，刚刚抬起头，动了动胳膊，世人以为他终于醒了。将要拔地而起，岂料他伸伸懒腰，打了个不长也不短的哈欠，又慵倦地睡了……
这是在抛弃与选择之间的徘徊，因为抛弃不了什么，也就选择不了什么；
这是在撕裂与再造之间的徘徊，因为撕裂不去什么，也就再造不成什么；
这是在现代迷信的神殿前继续跪伏，与在思想解放的广场上高扬起人的头颅之间的徘徊，因为还在跪伏，也就高扬不了头颅……
在后人眼里，这是多么可笑、又可悲的两年。实践，只能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犹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样天经地义。充其量，这只是中学生黑板上的命题。可是，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就这么个智力水平。
历史的惩罚，导致了现实的徘徊。人的徘徊，有时还有散步花前月下的情韵。可一个时代的徘徊，有时却不亚于战争，仍要以鲜血与生命作为代价……
李九莲仍在服刑。
朱毅仍在服刑。
继钟海源等十五人被判刑后，1977年8月，9月，直到1978年初，原“调委会”成员中，又有三十余名被逮捕、被判刑。近五十人的刑期加起来，共达五个世纪。
此外，原“调委会”成员和直接帮助过工作的人员中，有四十六人被开除工作，或开除留用。有二十三人受到记过、警告、勒令检查等不同形式的行政处分。
数目更为广大的是因同情李九莲问题，支持“调委会”的干部、群众，他们遍及赣州地、市几乎所有的单位，旁及南昌、九江、吉安、宜春等地区。仅在赣州市，就有六百多人受到刑事、行政或党纪处分。如地区林业局，从党委书记、科长到一般干部，就有十人受到组织处分。教育系统中九所中学，就有三所中学的团委书记被撤职，两所中学的副校长被开除公职，两所中学的工宣队长受株连……下面的县、工矿也不能幸免。赣县，上犹，甚至偏远的全南，每个县都有一二十人因李九莲的问题而受株连。
饶有意味的是，赣州冶金机械厂保卫科一位负责人，参与了第一次逮捕李九莲，九年后，他自己也因支持李九莲“翻案”而遭逮捕。原在赣州市公安局工作，后调至赣州齿轮箱厂保卫科的一个同志，当年是第一个审讯李九莲的，同样在九年后，因被李九莲答辩中的忧党忧国之情所动而流露出同情，他自己也被开除了党籍……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女子的命运，竟这改变了成百上千人的命运：有的锒铛入狱，有的流落街头。有的自杀，有的致残，有的逼疯，有的妻离子散，有的变卖细软……可以这样解释--李九莲代表了多数人的政治，而中国，其实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家。当人民表现出麻木与冷漠时，政治常常只沧为少数人手中的玩物；而人民一旦明白政治联系着的是多数人的利益与未来，便会有为它呐喊的热情，献身的勇气。
问题在于，政治不是一眼见底的清潭，不是一目可估年景的庄稼。它是动态的较量，静态的平衡，它时时盘根八处，受掣四方，它常常迷离扑朔，花明柳暗。于是，少数人的政治，也有可能包一张漂亮的装潢纸，伪造成多数人的政治，而释放出人们最终被利用、被亵渎了的排山倒海般的热情。所谓“文革”初期，出现的便是这幅图景。
而多数人的政治，也有可能因云笼雾罩，鱼龙混杂，被误认为少数人的政治，而使众多的人们在海边茫然失措，未敢扬帆，或是下海了，吃了一口咸涩的海水，便满街凄惶满街叫唤，恍如这一口吞进了全世界上百年的苦难……出路唯有一个。让政治透明起来，将政治公开出来，多数人的政治便能拥有多数人的力量，而少数人的政治便丧失了在权力的舞台上较量的法码。
也可以作这样的解释--李九莲是红卫兵头头，朱毅也是红卫兵头头。“调委会”是打着“反潮流”旗号的帮派组织，搞的是帮派活动。自然，这成百上千的人，不是帮派分子，便是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帮派”，有着如此巨大的魔力吗？即使在骄横一世的权力的支撑下，林彪的帮派有几个人呢？江青的帮派有几个人呢？当年在九大、十大中央政治局里，处境独特，心境微妙，而以后又视邓小平同志的复出为蛇影杯弓的衮衮诸公们，又有多少是林彪、江青集团的帮派成员呢？
建国以后，“帮派”，犹如女孩子们在无风的晴空下抛掷一只飞碟，轻松而又迅捷，抛在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头上，抛在了“章罗反党联盟”头上，抛在了“彭德怀、黄克诚军事俱乐部”头上，抛在了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头上，抛在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头上，抛在了“刘邓陶资产阶级司令部”头上……结果，抹去岁月的风尘，捅破那层该有几十吨、乃至几百吨的文字垃圾，有哪一个能成立呢？
要说“帮”，大抵是道义之帮。
要论“派”，大抵是讲真话派，硬骨头派。
不是“帮派”有魔力，而是抛它抛习惯了，这种习惯有魔力。在中国，自己被人抛掷过、又去抛掷别人的人，抑或是情况颠倒了个的人，还少吗？
李九莲及“调委会”的命运是悲剧，然而，在前后决定此案的诸多人物之中，有不少曾在“文革”初期受过迫害，乃至摧残，有一些又在后来的政治大浪里接受审查，大抵上都被划过这个“帮”那个“派”的一分子，他们的命运，不也涂抹有某种悲剧色彩？
要将任何一个人贴上一张政治标签是如此容易，犹如在流水线上成批地制造个什么零件；而要感受一个人泼辣辣躁动和五味俱全的灵魂是如此困难，那么生活，肯定是残缺的生活，世界，肯定是冷峻的世界。
李九莲，及因她的问题而受株连的成百上千的人，多数是“文革”中的那代青年。
就那代青年人而言，他们是喝过狼奶，可他们是将狼奶当作羊奶而咕噜噜喝下去的。他们是做过这样或那样的错事，即使在他们迷狂得犹如魔鬼附身之时，可他们心头也充溢着“上帝”一轮慈祥、宁馨的圣光。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曾像沐猴而冠的小丑，当过什么“司令”、“团长”、“总指挥”，可将此视作梯子攀附上了青云的，只是区区一小撮；多数即使在最令后人忍笑不住的闹剧里，也自以为有话剧《万水千山》里罗营长的那腔豪情：“让革命骑在马背上前进……”
当他们在大幕降下之后，这样回顾自己--光荣与耻辱的嫁接。神圣与卑鄙的嫁接。庄严与滑稽的嫁接，动机与效果的分裂。精神与物质的分裂。起点与终点的分裂……他们心头的创痛，便和他们当年稚嫩的肩头上浑然不觉地承担的风险一样深重了……在拙作《历史沉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祭》里，我们这样描绘过他们：“于是，1976年10月，无论是处境，还是心境，这都是中国土地上一批最复杂、最独特的人--
一边为祖国与民族的新生唱着赞歌，一边为自己作了那个时代陪葬的青春唱起挽歌；
一边是历史的高压水龙头洗刷着成山的冤屈，一边是他们‘冲锋队’一样出现在小说里，‘还乡团’一般出现在银幕上；
多少人在轰轰烈烈、声泪俱下地控诉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迫害，他们却‘茶壶里煮饺子’，像一头负伤的老狼，踽踽地走进大森林里，以舌头舔自己的伤口；
他们几乎什么都失去了，却无论如何也不会有退回的房子、票子、位子、车子在等着他们，他们找不到一条政策可以落实。将近而立之年，或者已经而立之年，为了在生活中能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来不及喘口气，他们又开始了艰难的跋涉；
回忆恶梦般的过去，他们得比别人多双份的勇气；走向曙色中的未来，他们得比别人多几倍的辛劳……”
何况，那代年轻人，生命的根系已经牢牢扎进了广袤、苦涩的土地，在以钢铁般的牙齿咽下痛苦，咬碎委屈时，胸襟为之拓展，力量随之爆发。现实已经在描绘--在本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下世纪初的中国之潮中，他们这一代人将是最壮观、最骁勇的船队……
何况，那代年轻人里，更有李九莲、钟海源这样的人，他们以青春和生命，撞开了如磐石般厚重的历史的一道长长口子。以致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今天有了颇为自由的思索和呼吸。尽管他们生前如车水马龙的驿道边小草般默默无名，也许他们死后生平与思想，也仍像车水马龙的驿道边小草一样蒙受践踏、遮掩，可是他们的绝响，万古不废的滔滔江河不会埋没，与民族魂同在的巍巍人民英雄纪念碑不能忘记！
理解那一代年青人，并不比理解深奥如毛泽东般的巨人更难，也不比理解郭沫若魔方般的变幻困难……可最保险、又最容易作出的，却是后面一种解释。
它还不仅仅存在于时代的那两年徘徊里……
那种文质彬彬的日本女人的味儿，去了哪里？
如果说昔日钟海源的每一寸肌肤间，流泻的都是似水的柔情，那么现在，她的每一个细胞都宛如一颗铮铮作响、烧不熔也摧不化的铜豌豆。
赣州就这么大个城市，审讯的与在押的之间，难免不碰到几个熟人。审讯钟海源的人，每审讯一次出来，几乎都会给也被逮捕了的原“调委会”主要成员曾传华说一次：
“好厉害，这个女人好厉害，可谓赣州自有女囚以来的第一人！”她在审讯中究竟何种表现，虽不得其详，但是她在监狱中的表现，却让原“调委会”成员为主的“政治犯”们无不敬重，还有让包括杀人、抢劫、强奸等在内的刑事犯们，在惊咋之余，无不佩服。她在狱中宣传李九莲无罪，宣传原“调委会”无罪，她和看守人员辩论“华国锋不如邓小平”……不是一次，两次了，而是数十次地严刑拷打，每打一回都要问：“你还说不说？”“你还辩不辩？”
她回答：“我有口就要说”，“我有理就要辩！”
结果，她伤痕遍体地被拖回牢房，未等伤口愈合，她又被几个人高马大的大汉给架出了牢房。辩论中，她常常是喋血呼喊的，血随着那些话一齐从嘴里涌流了出来，或者，再没有了力气说些什么，只见一串串的血泡在嘴角鼓起，犹如孩子们用草管儿吹出的一簇肥皂泡。不过，后者在那五彩的泡影里寄托的是一片童稚的幻想；而这紫紫晶晶的红色泡泡，则鼓足了她以生命磨砥出来的不死信念。
客观地说，钟海源在理性上对华国锋同志并无多少认识，她与李九莲不一样，她不是个思想型的女人。她是凭感性认识他的：李九莲问题的定性，“调委会”的被取缔及其主要成员的逮捕，都是经过了他兼部长时的公安部点头的……她一旦油然爆发了爱憎，便变为火辣辣地呐喊，奋争。哪怕它将冒着天下之大不韪，哪怕它将导致送自己上断头台。
更让狱方觉得她“反动气焰极为嚣张”的是，她在被打断腿骨，又被戴上哗哗重镣的情况下，不知凭着一股什么力量站了起来，竟然又将自己的信念，刻在了号子的墙上。
那时，在社会上张贴反动标语，都是惊天动地、十恶不赦之事，她却将“反动标语”刻在了专政机器那钢青色的坚硬甲壳上。是她在表现自己对那庞大躯体的蔑视与嘲弄？抑或，是她用一种必将导致自己问题升级的特殊形式，向朱毅表明自己那与不死信念一样不死的爱情？
女人要是坚强起来，远比男人更坚强。男人的坚强，有时还得依傍点什么，而女人的坚强，则犹如浩瀚沙海里一棵卓然独立的仙人掌，无法从外界吸取、滋补点什么，全凭自己的撑持……钟海源判刑后，被押送到南昌市郊区西河砖瓦厂服刑。无论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没有一个亲人来看过她。她父母死得早，她的丈夫，则像一支对天气变化异常敏感的水银计，几乎她前脚被抓走，他后脚就去了法院递上离婚状纸。离婚的态度是如此坚决，两岁的女儿也未曾让母亲见上一面，而且，连一张手纸、一把梳子也不给送去。
人处于黑暗的绝境，若有一点点爱，即使不是爱，就是几分理解与同情也行，化为前方一点豆大的亮处，他也许就能追着这一线弱光，拼了命去跋涉……李九莲也未能获得这一线弱光。
从1975年6月由兴国押去了珠湖农场，直到1977年11月又押回赣州待执行枪决，在这两年半间，她没有给家里写过一封信。她不掷去一个字的目的，显然是不想牵累家里，她的母亲，她的姐姐、哥哥、妹妹，似乎也就坦然地接受了她的这一想法，在这两年半间，竟没有去农场探视过她一回。
是压力太大吗？
朱毅以后也被送去珠湖农场劳改，才进去十三天，他的嫂子，南昌一个工厂子弟学校的老师，就风尘一路赶来看了。不让探视，因为不是探视的日子，她却在办公室里大吵大闹，她不觉得这有辱于知识分子的斯文。
即使是压力太大，家里四、五个人，每个人每月轮流给蒙难的亲人写一封信，也可以。若信里告诉了她，在赣州，有那么多人，一批批地为她的问题而坐牢，这既是对她莫大的支持和安慰，同时也意味着她有了某种责任，在监狱里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谨慎、稳妥，她的命运将连系着大家的命运！
可始终没有一封这样的信，始终没有一个这样的人。
在与世隔绝的孤独里，孤独可以成为一块打磨思想光辉的砥石。李九莲思想的深刻性在于，她用自己的语言写在一份份交代里的思想，在不少基本问题上，在六年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得到了较为科学、充分地表述--
“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遇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须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族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李九莲思想的深刻性，还在于她1976年5月写下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一文。
在此文中，她批评了关于对毛泽东同志感情不能有丝毫变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怀疑并加以发展的论点，提出了要在社会实践中识别真假马列主义。比较起来，两年以后，一场如滔滔热雨几乎席卷了中国全部舆论机器的大讨论，不过是在不小的程度上，证实了一个小女子写于铁窗昏灯下的睿智……
在与世隔绝的孤独里，孤独也会成为一排咬噬思想方圆的碎齿。李九莲思想的片面性，犹如她思想的深刻性一般昭然如镂。
如果说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始终伴随着片面、乃至谬误的话，那么随着自由被长期剥夺，年深月久地处于一个昏瞑、畸形的世界，李九莲思想视野的局部昏瞑，思想方法的某种畸形，乃至从已经到达的高度上暂时退了下来，也就并不奇怪了。
再说，每个时代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自己认识世界的局限性。在那个时代里，“左”不但是时髦，更是空气，或浓或淡地溶化于每个人的血液里。从现在倒退十二年，无论是哲人，还是草民，有谁会想到：大陆、香港，竟能光可鉴人地镶嵌于“一国两制”里，数十万台湾同胞过江之鲫般来往于海峡两岸；而赫鲁晓夫，不是野心家，更不是阴谋家，而是在苏联沉闷、灰色的天空下，第一个果敢地将改革之锋拔出剑鞘，尔后，又终于无奈地退了回去的悲剧人物呢？
1976年12月，李九莲写了最终铸成杀身之祸的《我的政治态度》一文。
此文是这样被发现的--
1977年元月31日晚，李九莲所在的犯人第七组进行年终评审。管教干部张某，指名要李九莲谈过去一年的思想改造情况。李九莲不愿谈，同组的女犯们轮番批判她“对抗政府”之后，她仍保持缄默。张某顿时口气严厉起来，严厉之中还有几分嘲讽：
“你不谈，这完全出于你的反动本性。像你这样的反动货色，真是十恶不赦，死有余辜。可你还想把自己的灵魂装扮得像美女一样……”
李九莲听罢，身子恍如筛糠，脸倏然纸白。她一下站了起来，去床头纸箱里翻出这篇稿子，回来后当众就念，一气之下，如泻如注。当念完第一个问题时，众人才反应过来，管教干部龚某当即斥责：
“你这是反动思想！”
话音刚落，犯人董素华，犹如猴子般敏捷。一把将李九莲手中的稿子给夺了过来，似乎是怕她毁灭了“罪证”……
在《我的政治态度》一文里，李九莲对“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心中享有极高威望”的周总理、朱委员长、毛主席的逝世，表示了无限的悲痛，同时，她对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英明领袖”表示了不满。认为他的诸多做法，业已开始背离“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和他老人家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她不无惆怅：“毛主席百年之后，将没有谁支持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她不无忧虑：“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下，借口反对‘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而使我们国家重新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原料市场”；她又一次地贬斥了赫鲁晓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之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作者注：应为三十年代），偌大一个运动，不可能不杀错几个，赫鲁晓夫就利用这一点，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
一方面，力图打破程式化的一元迷信，
一方面，又重蹈了程式化的一元迷信；
一方面，以实践的高压水龙头冲洗着被教条涂抹得不堪重负的现实，
一方面，又持教条的高倍放大镜，忐忑不安地探视即将发生大陆板块挤压与裂变的现实；
一方面，对徘徊之中一双主宰着祖国命运的手保持着银针般的警醒，
一方面，又对最终究竟是一股什么样的势力将自己逼向死亡表现了糊涂；
一方面，有博大的人道主义胸怀，恨不能舍身去抵挡那有如救火车一样呜呜响个不止、令人心惊肉跳的运动，
一方面，又义不容辞地充当斯大林亡灵的辩护士：“偌大一个运动，不可能不杀错几个”；
一方面，为了驱逐注定要在中国消逝而去的东西九死不悔，
一方面，又以血肉不觉祭奠了注定要在中国消逝而去的东西……也许，遇罗克、王申酋的思想里没有这样的矛盾。
可以肯定，林昭的思想里更没有这样的矛盾。
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人的脑袋里有相似或类似这样的矛盾，不过在若放弃思想莫如放弃生命的李九莲身上，表现得更为复杂，也更为突出……由此，就决定了李九莲的悲剧。
不，准确地说，这是在容不下思想的年代里一出思想的悲剧，这是在力图走出现代迷信峡谷而又最终未能超越现代迷信峡谷的思想的悲剧。
二十三
五年之后，“作为同探索共命运中深深理解李九莲个性”的朱毅，虽然无法看到锁于案卷之中的《我的政治态度》，不想也不能对这篇文字加以评论，但他觉得自己有责任站出来，指出正确认识李九莲政治态度的至关重要的三个事实--
第一，李九莲用她的“一生无媚骨，至死不饶罪”，表明她决不是政治懦夫，也不是那种“今天谈虎色变，明天奉为时髦”的政治庸人。因此，必须依据她从1969年开始了的十年来为之历尽艰危、并至死都不以为罪的思想进程，来全面分析和正确理解她最后的表态。一个在那黑暗的岁月里敢直面人生、正视现实的战士，一个在全民族精神最危机的时刻，在政治和思想路线上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严肃态度和科学理解的革命者，一个在十年前就进入重重禁区探索真理，并用思想的火花显示了自己成熟的人，可能在一夜之间堕落吗？如果把她偶然的政治谬断视为本质，反过来把她十年如一日含辛茹苦、步步艰难所探索的真理的流露视为虚妄，这岂不是以假乱真吗……
第二，李九莲经过三年的观察和深沉的思索，识别了林彪之诈和刘少奇之冤后就与世隔绝了，先是为真理坐了三年零二个月的牢，后来是为了坚持真理被判了十五年刑。从第一次获释到第二次被捕前，这一年多又是在地处偏僻的矿区，并处于严密的管制和控制之下。在这种远离实际斗争和政治风云的环境中，再加上倍受摧残和蒙受耻辱的心情，能够要求她完全解开纷繁复杂的中国政治之谜而“洞察一切”吗？
李九莲历来不承认有圣人，超人，当然，她自己也就决不可能是圣人，超人。是的，按其革命本质、斗争方向和思辨能力而言，她至少能够在伟大的“四五”运动前后，完成对“四人帮”本质认识的思想飞跃而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而如果说她始终不能像当年识别林彪之诈和刘少奇之冤那样也识别出“四人帮”之奸，甚至有过与此相反的错误判断，那与其说是她的罪过，毋宁说是那些剥夺了她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给她一点时间、有限的自由也要七折八扣的人们的罪过。至今按住李九莲1969年反林彪、为刘少奇鸣不平一案的人，自然会抓住这张王牌不放，其实这正如同拽住翅膀怪苍鹰：“你为什么不飞得更高一些呵”！一个农奴主在挖去人的眼睛后，还反过来责怪这个被强权挖去双眼的人，说：“你为什么不看清楚什么是大路，什么是沼泽？”……
第三，李九莲表态的时间，是在粉碎“四人帮”后才仅仅两个来月之后，新生活还刚刚萌发，还不清晰。对一个深陷狱中、与生活和社会远远隔开的人来说，是阳光，还是月光，不太了然。
而那个时候的现实，正是这样的：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伟大壮举还没有开始。魔鬼还在接过新的口号，干着罪恶的勾当，他们改头换面，顽固地不肯退出历史政治舞台，陈腐依然抗拒并踞有一隅之地。“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凤”的提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提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四人帮的极右实质”的提法，“四人帮是右得不能再右”的提法，以及个人迷信崇拜的种种表现，等等，这一切充满了报刊、杂志、电台、文艺作品。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还没有半点蛛丝马迹，镇压人民的元凶，还喜气洋洋混在革命干部的队伍中，满面春风地庆祝胜利，报刊上还经常看到这些丑类的尊容……
在这个大局虽定，却还龙蛇不分的特定时间里，李九莲这个全省闻名、拒不认罪的重要政治犯，会受到比平时苛严冷酷多少倍的待遇，坐过监狱的人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来的。这一切给她造成的错觉，无疑是她产生某些误断谬想的客观根源。而就主观而言，仅仅她的死罪状上拒“不认罪服法”这六个字，就足以说明这一切：
她的革命本质没有变。
她探索真理的坚定步履没有变。
她十二年前开始的思想进程的方向没有变。
如果，她能活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看到她本人步入社会以来，为之呕心沥血的一切都绽开了胜利的春花，她是会回过头来认识到这又一个“十月”的伟大意义而衷心地为之欢呼的……
世上并没有未卜先知的神仙，这一点完全符合李九莲生前的思想。李九莲也不是“先知先觉”，她完成对林彪的认识、识别，是有过程的，也花了前后将近三年的时间。她为刘少奇鸣不平，也并不是思想上一开始就固有的。可以理解，1966年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包括李九莲在内的任何群众都不会对林彪产生怀疑，当红卫兵看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之后。谁也不会考虑到刘少奇的冤枉……这说明，一个人尽管善于观察和思考，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
为什么要苛求失去自由、远离社会的李九莲，在粉碎“四人帮”后两个月的短时间里，就非得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结论不可呢？认识错了，完全可以重新认识，根据李九莲的政治品德，她完全可以做到修正自己的错误认识。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其中包括超群的领袖人物，谁没有犯过一点错误？《共产党宣言》这一划时代的光辉文献，马克思、恩格斯也曾作过多次修改、补充，其中包括重大的修改。何况一个身陷牢狱、受尽迫害和折磨的女青年！朱毅以为，本来，承认林彪、“四人帮”是一丘之貉，就应该同时承认--李九莲反林彪的思想中也包含着反“四人帮”的因素；承认迫害刘少奇是林彪也是“四人帮”，就应该同时承认--李九莲同情刘少奇，就意味着反对“四人帮”。而在实际上，继林彪一伙之后，继续迫害李九莲，又第二次把她投入铁窗的，难道不正是“四人帮”一伙吗？
呜呼，以“错怪”为“恶攻”，以遭“四人帮”迫害者为“四人帮”追随者而枪杀之，天理何在？国法何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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