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北岛《回答》

    1977年2月22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7］六号文件”的形式，转发了铁道部于同月中旬下达的《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纪要称：“对攻击毛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则杀之。”

    同年4月，李九莲劳改所在的珠湖农场党委，向上级有关部门送交了一份报告。这是一份铺陈李九莲所有“罪行”的报告，尤其强调的是她“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攻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报告的结论为：“为了誓死保卫华主席，保卫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捍卫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那些攻击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的精神，我们认为，劳改犯李九莲已构成犯罪，其罪恶达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要求对李九莲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同年12月，波阳县人民法院和波阳县委，上饶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和上饶地委，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委政法领导小组，依次研究了这个报告，并均认定李九莲在劳动改造期间，重新犯有反革命罪，同意判处李九莲死刑。

    最终的审批权，在江西省委。

    三年后，即1980年12月，新华社总社派出记者戴煌，来江西调查李九莲案件。他在调看了此案的全部案卷，并走访了有关人员后，了解到--

    省委常委会讨论是否作同样批复时，发生了一场争论。

    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王泽民、省军区政委张力雄等同志认为，对李九莲的本质及其思想言论，应作唯物主义的分析。应该说，这位女青年的本质是很好的，是忧国忧民、勤于思考、要求上进的。这样的青年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当然，她不够成熟，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难免有失偏颇，或对同一事物的认识有所反复。这是很自然的，应该予以谅解宽容。我们这些革命几十年的人，在这方面还有过摇摇摆摆，何况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在思想上认识上产生这样那样的错误，怎能过于苛求呢？

    再说，1969年，她给恋爱对象写的那封信，以及她写的那些日记，根本不算犯罪，可是她受到了拘禁，定性又错了。人家事后要求平反，本不为过，又把人家抓了起来判以重刑，谁能咽下这口气？因此可以说，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是个错案。既然在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之后，“四个指向”的定罪法已不存在了，又是在“年终评审鉴定”小组会上念了尚未写完的材料，怎能叫做“反革命煽动”？

    至于她对江青和整个“四人帮”的错误认识，只能归罪于我们民主生活中的弊端。如果过去没有人把他们捧得那么高，把江青树为“战友”与“旗手”，把他们的劣迹和野心包得紧紧的，不让世人共知，李九莲和类似的年轻人，就不会对他们产生那种错误认识和幻想。再进一步说，如果李九莲没有被一捕再捕，长期与世隔绝，促其产生严重的自暴自弃的对立情绪，而让她一直生活在人民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吸取新的空气，她必会像迅速识破林彪真面目那样，认清“四人帮”本质的，同样也会正确理解邓小平代替周总理主持工作时“九大整顿”内涵的。

    因此，王泽民、张力雄等同志不同意判处李九莲死刑。

    --见（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新华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5月第一版）

    争论肯定很激烈，不是针头线脑式的小分歧，不是非原则看法不同。

    一边，饱受磨难，卓尔不群；

    另一边，罪大恶极，罪不容赦。

    一边，爱才惜才之心溢于言表，那片理解，像是出自父亲对于女儿；

    另一边，几乎成了标准件的僵硬话语，像庐山上的三叠泉一样哗哗而下，那份仇视，像是夜气之中，我边防部队发现了从海水里爬上岸的国民党特务。

    一边，耳朵紧贴着大地，听到了深处那历史和民心正訇然作响的异动；

    另一边，胸中仍充斥着像云霓一样烂漫、也像云霓一样空幻的现代迷信，人还在天上没有下来……

    “南辕北辙”、“郢书燕说”一类成语，用在这里，最合适不过了。在中国徘徊的那二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省一级常委的班子里，就是这麽个情况--或许，他们能对一个外星来的不速之客，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但对一个长在红旗下、不过最早地搬动了旧城堞上一块砖的女子，两方面的看法竟如此判若云泥。

    既然争论如此激烈，意见迥然不同，那就暂时放一放吧。人头不是猪头，人血不是胭脂。李九莲已经吃了几年牢饭，再让她吃几个月，也破坏不了江西总是“一片大好”的形势。据说，对李九莲一案的讨论，是此次常委会开会的最后一个议程，这时已近十二点了。那时，省领导一般十分廉洁，肚子里远没有今天工商、税务局的一名小科长油水厚。有人饥肠辘辘起来，他提议道：算了，不再争论了，还是表决吧。

    表决结果，王泽民、张力雄等只有三票。到会常委中的多数人，同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报告。

    决定下达后，赣州地委为彻底肃清李九莲在赣州地区的影响，进一步打击、瓦解仍执迷不悟的原“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的骨干分子，请求省委将李九莲的死刑放在赣州执行，省委批复同意。

    从珠湖农场被送上路时，李九莲尚蒙在鼓里。

    管教干部通知她，“你不是要搞清楚自己的问题吗？明天，就放你回赣州去搞清楚问题。”她的“主罪”是反林彪，而且“四人帮”已经粉碎一年多了，不但周围的犯人们都以为她此次回去将会是平反，就是心僵冷如冰的她，顿时也有了几分憧憬，不管怎说，让回赣州，总是自己问题松动了的好兆头。

    她兴冲冲地拾掇起床头的一个破箱子，里面有一顶半新旧的军帽，这是她在当红卫兵时戴的，在天安门广场接受红司令检阅时戴过，1967年“六·二九”赣州武斗守卫西门时，她也戴过……不会有再戴的时候了，也许是以此纪念这段永远不该忘记的人生旅程，她将军帽留下了。

    留下的，还有一包以旧报纸包着的烟丝，它还是从画眉坳钨矿带出来的，在矿上的那段时间里，心情郁闷不过，她形影相吊时，便常常抽上几口烟。迄今，那烟丝早变质了，她却没有丢弃，也许同样是为着纪念什么，也留下了。此外，几乎所有的东西，李九莲都送给了同室的女犯……

    临上车时，一位大队长拎着副手铐对她说：“虽说现在是送你回去，可按规矩，在问题未解决之前，你还是犯人，还得给你上铐。”她痛痛快快地伸出手来，老老实实地头一回予以配合，宛如锃亮地摆在眼前的是两个硕大有力的句号……

    在赣县看守所，对李九莲宣读了死刑判决书。

    原来，此行并不意味着句号，而只意味着不远千里地要借她的脑袋来故土一用的现实，一下，让她耳轰眼黑，天旋地转！尽管她以前曾有过绝食而去的念头，可在已经打算顽强地活下来之后，而且在井壁般厚重的现实似乎有了某种松动之时，又要将她捉去死神那巨大的、青钢色的利爪下，无异于将一个刚刚爬上井口的人，又一脚踢进那深不可测、寒气侵骨的井里……

    凉意，冰水般的凉意，夹杂着几乎可以目睹到的一点点割肉般的痛感，一下从脚底涌上全身，这力量是如此迅猛，冲击得她一个趔趄，她禁不住紧紧抓住桌端。这力量，也冲出了她胸口里一声声势能碎石裂帛的愤喊：

    “你们为什么要杀我，就是我有错误，也是认识错误，若犯一次认识错误就要杀头的话，那一个人生下来得长几十个脑袋？”

    法院来人无动于衷。只按照惯例，不带任何表情地问她：

    “李九莲，你最后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她像是从那片浑沌的无边黑暗里，把握住了自己的中枢神经。她松开手，站定在那里，怔怔的目光，断断续续、轻若燕喃的声音，不像在回答他们，倒像是在自言自语：

    “这么些年了，我写了那么多……呼喊了那么久，若是对着一堵墙壁，这墙……都有了回音，向你们呼喊……顶什么用……算了，算了，只有……等历史给我下结论了……”

    李九莲拒绝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也不上诉。

    当晚，四个女犯，陪她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她们是准备鼓足毕生的勇气，去残酷地目睹一场山崩海啸的。然而，她的神情却显得有些百无聊赖。仿佛无论是在心力上，还是体力上，她都实在是太疲惫了，疲惫得只求能赶快倒下去，而不管是倒在床上，还是倒在火里……当铁窗渐渐显出了蛋青色，她那一对黑莓子般的大眼睛，糊上了一层晶晶闪闪的流质，神情安静得像夜雾覆盖的果园里的一棵苹果树，羊厩里一只喝足了母乳的羊羔。她哼起了一只曲子，那曲子也像是流经钟灵毓秀的大山里的一条小溪，恬静而又温柔。

    四名女犯，你看着我，我看着她，原本像弹弓一样拉得直直，随时准备弹射出去的神经，在这“小溪”银色的轻漾下，都松弛了，代之而起的，是四双眼睛里的迷茫--

    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

    次日，12月14日，上午九时，在赣州市体育场召开了三万余人的公判大会。除李九莲外，被押上审判台的还有原“调委会”负责人曾传华等十人，他们分别被判十至二十年重刑。身着黑色囚衣的李九莲，最后押进会场，五花大绑，四人按跪。脚上哗哗铁镣，背插古老亡命牌：“现行反革命李九莲”八个字之上，一道朱色斜勾，以示问斩。戴煌先生事后了解到，“为避免她在广众之前进行分辨或呼喊口号，她的下颚和舌头，早被一根尖锐的竹签刺穿成一体。与沈阳张志新之被割破喉管，和长春史云峰之被缝起嘴唇两角，‘异曲同工’。”（见上书）

    架在死囚车上，游城一周后，十时许，李九莲已被押到西郊通天岩下。临刑，她昂首不跪，行刑者射弹击腿，她一边不支跪下，一边慢慢回过头来，像是盯了行刑者一眼，又像是环视了一圈半山坡上葱葱郁郁的小松林。未等她再转过头，枪声又响了，她整个身子跌扑倒地……

    三年多过去，在北京宣武门附近新华社的一幢楼里，朱毅见到了行刑后李九莲被有关部门验明的确是死了的一张照片：她倒卧在两棵幼松之间，偏过来的脸上，眉头皱结，双眼微瞪，鼻子在流血，半张开的嘴里也在流血。给人的感觉是复杂的，既像是至死都在思考着什么，又像是死后还在要求正义，还像有几分吃惊，仿佛这是在哪里不慎摔了重重一跤……

    似乎这真是摔了一跤，她会爬起来，自己走回去。人们聚啸而来，又扬长而去，没有谁管她。她蜷卧在两棵幼松之间，初冬的阳光，懒懒洋洋地从头部的一侧踱去另一侧；任荒郊上的蝼蚁们奔走相告，继而成群结队，在她脸部、胸部附近那越凝颜色越深的血泊里，开起了盛大的宴会。她无语，通天岩也无语，只有风儿一回回摇拂起她的发梢，像是在发出一串串轻微、悲怆的叹息……当黑夜降临时，偌大的一个世界里，只有一个人想起了她。此人叫何康贤，是赣南一个工厂的退休工，未过几天，他也被投进监狱。既然听说他案由也是因李九莲而起，曾传华等人心目里一下引他为战友，并急于找机会接识。后来再一打听，他应该读“它”，这是一个两条腿走路的禽兽，在厂里就有搜集女人们短裤、乳罩的恶习，对李九莲，他竟趁无人收尸之机，割去了乳房和阴部，拿回他阴暗的小屋，浸泡在盐水中……

    曾传华等人的肺都气炸了，如果说久处专制暴虐的日子，他们在感情上尚能支撑起李九莲被专制蹂躏致死的话，现在，他们却支撑不起她死过第一遍后又被这个禽兽再度蹂躏致死，这是闻所未闻的第二遍，这是惨绝人寰的第二遍。若非囚徒之身，何康贤撞在了朱毅、曾传华等“调委会”成员手中，定将化作肉酱！

    好在法律仍是自由的、客观的，它既注意到了李九莲所言的“政治影响”，也注意到了何康贤所为的“社会影响”，他很快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1981年，朱毅出狱后，去北京上访前，李九莲母亲找到了曾传华家里来看他。朱毅劈面一句就是：

    “你们怎么不去收九莲的尸，是法院没通知？”

    “通知了……”

    “那你一家人为什么不去？”

    她核桃般的脸上，满脸皱纹欲张难张，恍如伸了半截又被什么压上了的弹簧，形状煞是古怪。

    “我也是没有法子。唉，我是一个老人家，家里又没有一个男人……”

    “你晓得不，九莲是你一把屎、一泡尿抱大的女儿。如果是我死了，我妈妈一个人，爬都会爬到通天岩下！”

    像是要打破半僵在那里的尴尬，她掏出了二百元钱来：

    “这钱，你带去路上用吧……”

    按往日的脾气，朱毅真想将这钱掷去那张老脸上，请她一走了之，永不见面。不仅仅是她，还有李九莲的兄姐、妹妹们。在劳改农场时，考虑到自己和众人写了那么多申诉反映李九莲问题之后，没有李九莲家属写的，实在不合适，他便以李九莲姐姐的名义，给中央写了一封申诉信。信发出后，他又托嫂子，转寄了一封信给李九莲的姐姐，内称：“如果中央派人来调查，你就如实地介绍你妹妹的情况。如果来人不是中央的，你就干脆说不晓得。问起是谁写的信，你就说一定是朱毅冒名写的。我反正是囹圄之人，债多不愁，虱多不痒……”他想给她打个招呼，以便她有个精神准备，若发生麻烦，她也有了遁词。她收到信后，未回一个字，话却是让人曲里拐弯地带到了：

    “告诉朱毅，我妹妹的事情就算了。”

    此话，无异是在始终为李九莲烧沸自己一腔热血的朱毅头上，泼上了一桶透心凉的冰水……

    我们民族五千年里有着那么多悠悠古训。可应在李九莲身上，“可怜天下父母心”去了哪里？“情同手足”、“血浓于水”去了哪里？细细想来，李九莲不仅仅是死了两遍，她还死了第三遍。

    1978年4月，新建县人民法院、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钟海源在劳动改造期间，重新犯有反革命罪，判处钟海源死刑。

    4月30日，死刑在新建县执行。

    关于钟海源枪决前后的情况，我在三年前就有了较详细的了解。这情况并非由于我采访而来，而是一位武警干部H，主动向我提供的。当年他参加了对钟海源的行刑，在看到拙作《历史沉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祭》后，他发现了有关“黎莲”一节的不实。在一次创作会议上，他当我面指出了这一张冠李戴的失误，于是几天后，我们有了一上午的长谈--

    这事憋在心里好多年了，我不知多少次想过、梦过这事前前后后的细节。在有些人眼里，它是应该被忘却的，就是忘不了，也必须保持坟场般的缄默。我却想讲出来。

    从学生时代起，我便酷爱文学，入伍后也曾写过发过几篇小说。一有外出参加创作学习班的机会，遇有那些知心又能写的作者，我都很主动地把这件旧事告诉他们，并希望他们能写出来。也许，是那身军装在起作用，虽不乏跃跃欲试者，但末了总是风消云散……

    有一年，在北京开全国武警系统创作座谈会，来了几位地方上的老作家，听说我来自守监部队，两只脚，一只踩在光明中，一只踩在黑暗里，个人又有一段很独特的经历，指名叫我去他们房间里谈谈。我又详细谈了这事。愈谈，他们的眼神愈是专注，似乎随岁月风尘的渐渐剥落，出现在他们目前的是一具蛮荒时代的恐龙化石；同时已愈显严厉，我几乎能感觉到，有一锋冷冽的刀片，在嗖嗖地划过灵魂……我不回避他们的目光。在心里说：审视吧，解剖吧，就是翻皮溅血地将我这个人犁上一遍。我也必须顶住！

    说毕，众人沉默了好一会，每个人脸上都堆满了晦暗。一位老作家沉沉地叹了一口气，大家都觉得该说点什么，于是，一位接一位地叹气，表示了一种模糊语言。终于，一位递了一支烟给我，自己也点了一支，随海草般轻轻漾开的蓝色烟雾，他吐出了一句指向明确的话来：

    “这事，真得写写。你来写吧，你年轻，感觉事物敏锐，又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文学有两种。一种是轻轻松松地写，也让人轻轻松松地读。另一种，则与我们民族经历过的苦难、忧患一样沉重，支撑它的，除了笔杆之外，还得要有与笔杆一般直的脊梁骨。

    我缺乏钙，他们也缺乏钙……

    1978年4月的一天，不知怎的，天还冷得厉害。那天中午，我正睡午觉，连部通讯员突然跑来班里，叫醒我，“快起来，营部来电话找你！”

    顾不得穿衣服，被子一掀，军大衣一裹，我跑去了排长房里，拿起话筒一听，是黄副营长那粗大的嗓门：“你是二班长吗？”

    “是。”

    “今天下午操课时间，你来营部接受任务！”

    我疑惑了。按惯例，过去有个什么任务，都是由连队下达的，怎么这次由营里直接下到我这个刚上任的小班长头上呢？仗着自己是全营数得着的几个技术尖子之一，在干部、战士里有些小名气，我不禁问了句：

    “副营长，是个什么任务，能不能给先透个信？”

    对方似犹豫了一会，还是说了：

    “枪毙一个犯人。”

    下午，我准时去了位于省劳改局对面的营部。黄副营长在自己房里，房间里还坐着我们连五班的一个战士小游。

    我和小游1977年初同期入伍，又同分在连里的尖子班--五班，俩人的关系挺不错。他来自福建松溪县农村，一身的农民味儿，朴实，本份，平时话不多，似乎话也得像钱一样积攒起来。除了买牙膏、肥皂，啥也不买，他是老大，下面还有一串弟弟、妹妹。干活却舍得力气，南方的酷暑苦夏，大伙儿都在房里睡午觉，他却挑担粪桶，来回出入营房，裤腿高卷，脚步噔噔，班里的一大块菜地，他一个人料理了多半……

    那时，我常熬夜写点反映部队生活的新闻稿，一篇稿子连采访带写作，往往要搭上几包烟，光每月的烟钱，六元钱的津贴费就不够开销。也是军人的父亲，要求我挺严格。我是从一个公社的水泥厂入伍的，入伍前夕，厂里刚好分红，我分到400元，父亲一个子儿不让留，全拿走了，临别还撸掉了我手腕上的一块“上海”表，说是：“当战士哪有带表的？”

    就凭这，我也不会向家里要钱。这样一到月尾，便只能戒烟了。可我是瘾君子，与其戒烟，不如戒饭。而且“经济基础”没有了，“上层建筑”也出不来，稿纸上我搔首弄腮，长吁短叹，怎么都坐不自在。小游见了，动了恻隐之心，领着几个战士，趁夜深人静时，潜入各班的宿舍，在地上摸香烟屁股。摸到了，还管拆开，晒了晒太阳再给我，就差没给我卷成一支支喇叭烟了……

    两人朝夕相处近一年，直到不久前，我调去二班当班长，我们才分手的。这一分手，便连彼此的影儿都见不着了，我们这个连一向分成两拨人马，五班所在的一拨，是看守省第一监狱，二班所在的这拨，则是看守一家劳改工厂。半个月不见，小游一见到我，便站了起来，我也扑过去，谁都想亲热亲热。

    黄副营长未等我们说上一句话，便一手搂一个，命令道：

    “你们都坐下，给我好好听着！”

    他也正欲坐下，见门未关，便去先关紧了门，那样子颇为神秘。“咱们XX医院住了一个XX场站的飞行员，他父亲是XX军区的原副司令，本人患了肾功能衰竭。现在的情况很危险，一个肾已完全丧失功能，另一个肾也正在坏死，XX医院查阅了大量的中外资料，准备搞移植手术。这种手术难度很大。在国外移植后能活上三个月，便算成功了，在国内，做得最成功的，也只能活上二十天。现在医院的同志们有信心打破这一纪录，飞行员的父母也签了字。肾从何来，甭说，你们也该知道，唯一的途径只有死囚。据医学上讲，女肾的功能比男肾的功能好，尤其是年轻女人的肾更好些，为了保证手术的成功，还得找个年轻女犯……”

    黄副营长停顿了一下。目光轮番在我与小游的脸上扫了一会。他是在审视自已这番犹如说书人般娓娓道来的效果，显然，他对我们两个脸上听得呆呆的神情表示了满意，他的自我感觉因之十分良好。

    “XX医院到处寻觅合适人选。正应了一句古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们连看守的省第一监狱里就有一个。不过事情不那么简单，这里还牵涉一个问题。法院方面在行刑之后，要验明尸体，要拍照，要证实犯人一定是死了方可罢休；而医院方面，需要的是一个活人的肾，取肾一定得在断气之前进行。要兼顾两方面，做起来挺麻烦哩！XX医院打听到执刑的将是咱们部队，与有关领导部门联系了，上级指示我们得全力配合医院，完成好这次取肾任务。这事目前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也由咱们三个人行刑，你们得保密！”小游问：“什么时候执行？”

    “明天。”

    黄副营长又转向我：

    “今天你就别回去了，宿在连部吧，晚上还有个会。”

    我问了一句；“谁开枪？”

    “临时再定，反正是咱们三个人里的一个。不过，不管到时是谁开枪，绝对不能打左胸，左胸部位是心脏，一打当即就毙命了，千万得记住！”

    晚上，连部会议室坐了不少人。我们三个，副指导员，五班的全班战士，还有省第一监狱管教科的王科长等几位管教干部，他们带来了不少材料。按黄副营长的说法是：“今天开这个会，为的是激发一下同志们的无产阶级义愤。”

    王科长开始介绍死囚的案情--

    “此案与赣州地区的李九莲一案有关。也许你们听说过了，这李九莲可是个风云人物。‘文革’中，她是赣州地区造反派的司令，‘三结合’时，进了地区革委会，当了个副主任，是个典型的帮派头头。她被捕后，关在赣州的省第二监狱，一时间，她当年的那些狐朋狗党，如丧考妣，为她鸣冤叫屈，大字报从赣州贴到省里，又贴去北京不说，竟还想劫狱！但真要谁来牵头，没有人敢牵，明天的这个枪下鬼却站出来了。她叫钟海源，是李九莲的中学同学，李当司令时，她又是秘书，以后分在赣州市广播站当播音员。她这面黑旗子一挥，后面还真集合起不少人，光天化日之下，先冲了第二监狱，李九莲早被我们秘密转移了。凶焰难消，一回头，又冲了地区公安局，妄图抄走李九莲的案卷……”

    “势态一闹大，赣州地区立即报告省里，省里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钟海源咎由自取，锒当入狱。竟又有一班家伙想劫走她，因此，在入狱的当晚，她便秘密押来了我们一监。刑期是六年，应该算是宽大的，到现在，这六年也快满了。可这女人，茅坑里的石头一块，又臭又硬，打着红旗反红旗，借在狱中学习马列著作为名，写下了几本反动笔记，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胡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冒牌货，尤其是有一篇文章，竟得出一个反动透顶的结论：‘华国锋的上台，是一次成功了的反革命政变。’毛主席的话一点不错，‘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华主席办事，毛主席放心，全党放心，全国人民开心，钟海源却发出了绝望的悲鸣。可以说，她是自己跳上断头台的，对于这样十恶不赦的反动分子，无产阶级专政决不会心慈手软！”

    王科长指了指桌上的一堆材料：

    “来。大家看看吧，这些就是钟海源的罪证。”

    也许是对待这类东西，犹如对待甲肝病菌一样，人们唯恐避之不及；也许，是王科长的这一大段介绍，已经弥漫出浓浓的火药味，人们头脑里的那根弦也已绷得紧紧的，战士们正襟危坐，没有谁去动它们。唯有我不合时宜，抽了其中一迭来翻翻，那是两本马列著作的小册子和一本笔记。

    小册子里，几乎不见空隙，不是划满红杠杠、蓝杠杠，就是写满挺娟秀的蝇头小字，乍看上去，恍似满页涌动成排的各色蚂蚁。笔记本也匆匆翻了几页，好几处见到张春桥、姚文元的名字，不是为他们张目，而是抨击他们的极左之说，被点到的就有《论无产阶级必须全面专政》。我注意看了看时间，它们都写于1976年10月之前……

    心里，一个疑惑，海鳗一样升起来，“她不是反极左吗？怎么又会反对华主席呢？”不过片刻，它又潜没了下去，“也许政治犯们都是这般复杂、深奥，要不怎叫政治犯呢？”

    这天晚上，从不失眠的我，失眠了……

    首先是因为兴奋。我是新兵里破格提拔当班长的两个人中的一个，这表明了领导对我的器重。眼下又准备发展我入党，这次任务交下来，也一定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和关心。听说前些年由建设兵团看管犯人时，枪毙一个犯人给一个三等功。武警部队接手时，上了刑场，一人一个嘉奖。平时给一个嘉奖并不容易，得要一年里埋头干出很多工作才行，而若能有资格上刑场，这嘉奖，扳机一扣，就来了，我自然得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其次，也因为紧张。

    在部队里，凡有上刑场经历的，身上都好像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在家里杀只鸡都不那么容易，何况叫你去杀个活蹦乱跳的人？新兵们总爱问他们：“你们怕不怕？”他们回答得大大落落，眉飞色舞：“我怕个逑？端起枪来，嘎崩生脆一枪，就将那王八蛋结果了。下了刑场，法院摆一桌压惊酒，十到十二个大菜，我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可痛快了……”新兵们常常咂舌不已，敬佩的目光里，仿佛他们是一批穿了军装的水泊梁山好汉。

    可敬佩归敬佩，真要轮上了自己，心里又难免不发憷、发虚一阵。老兵们在炫耀之时，也会告戒新兵：开枪一定要快，要准，一定要一枪结果了。若犯人欲断气未断气之时，看了眼你的模样，便像一张底片似的嵌在了他的瞳孔里。犯人家属来收尸，便能在眼睛里看出你，若要报仇，也许是十天，也许是十年，你在明处，他在暗处，那就麻烦了……

    据说，一次在一个煤矿枪毙八个犯人。到了刑场，一字排开，跪在地上，由三米远处作抵近射击。第一个开枪的，是位班长，一枪犯人便倒了。第二个是名新兵，一枪过去，那个五花大绑的犯人竟然站了起来，转过身，一双眼睛瞪得牛眼般大，像是要走过来说点什么，新兵惊得大喊一声：“啊！”枪也掉在了地上。班长见状，马上将枪口一转，连发了一梭子，犯人虽似门板一样咚地一声倒地了，可胸部打成马蜂窝状的弹孔里，一下窜出几尺高的血柱，喷淋得班长和那个新兵一脸一身，这可是最忌讳的事……

    当兵就讲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若我也碰上了这档子事，不但在百十号人里被人瞧不起，十有八九，来部队后一个良好的开端也就由此断送了。我不由得翻来覆去地默记上刑场后的几个动作要领，提醒自己可能会有的疏忽，自然，那目标便一遍遍地在脑海里悠来晃去，我又不禁去拼凑目标的模样，说实话，我真希望那死囚长得丑陋……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连队包围了第一监狱，五班分站两列，荷枪实弹警卫监狱大门，据说是担心有人来劫法场。我和小游，随黄副营长进了监狱，一进去，碰到一个我熟悉的管教干部。我悄悄问他：“那死囚怎么样？”

    他在我耳边嘀咕道：

    “那个女的不得了！向她宣读完死刑判决书时，要她签字，她未加思索便签了，然后把笔一甩，扭头就走。法院的人喝住她，问她：有没有什么后事要交代？她回答：‘跟你们讲话费劲，我们的信仰不同！’一昂头，又走了。在监狱这么多年，我还没见过死到临头了比这更硬气的……”

    我们去了关押钟海源的死囚小号。没有窗，全封闭，又狭又矮，颇似一个小闷罐。地下是一床草席，一卷被子。钟海源穿一件上面印有“劳改”两字的黑囚衣，坐在草席上，正吃她最后的早餐。四个馒头，一碗粥，一碟小菜。像是在剔净鱼骨上的肉，她吃得很有耐心，喝口粥，掰片馒头，再咬一小口咸菜，也没有谁催她。她有着一副鹅蛋型的脸，皮肤白皙，如画的柳叶眉下，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像是两颗马奶子葡萄，即使在这生与死的临界处，也看不出里面有几丝阴翳……

    她全部吃完了，便站起来，穿上一件约有八成新的花格呢短大衣，抻了抻两袖和后襟，又拿出一把梳子，对着嵌在墙壁凹陷处的一块镜子残片，慢慢梳理几乎齐腰的长辫，然后将它们在脑后盘成两圈发髻，那安详的神情，颇像一位居家的少妇，在一整清晨的慵倦之后，将要提篮上街采买……

    我突然想起了江姐。在电影里，歌剧里，她临刑前不也是这样从从容容，干干净净？如果说刚才那位管教干部的话，已经使我的心里有点乱；那么，现在更像是扔进去一堆鸡毛，心里堵得厉害。

    目睹并参与美的毁灭，总是残酷的，何况它又让我想到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人。我只有拼命调动起“无产阶级义愤”来，我这样分析她，她肯定是在做戏，抑或，她根本是在表示无声的不服。而我，是绝对得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世上人海茫茫，不抓别人，就逮你进这死囚号子，会凭白无故？又像是我在做戏，突然，一股热力窜上来，我牙床咬得“格噔”一声，五指也攥得紧紧的，我在心里喊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是军人，面对丑陋的精生白骨要打，面对化妆成美女的毒蛇更要打！

    几个公安押钟海源去监狱礼堂开公判大会。我和小游赶紧出来。去监狱门口看囚车的位置。一看，囚车上站了一个穿白大褂、戴副大口罩的军人，脸上几乎只露出了一对眼睛。

    我问：“你是XX医院的？”

    “嘿”，他点了点头。

    “有没有什么事？”

    “我是来给死囚打针的。这针，是进口的，昨晚从上海空运来。为了保肾，必须在死囚行刑前注射三针，可这种针剂打下去特别痛，等下你们得特别小心，不能让她乱喊，更不能让她挣扎。”

    我跳下车厢，黄副营长也刚巧从前面驾驶室里出来，他半卷双袖，右手拎着一支半自动步枪。我不禁问道：“副营长，上了刑场到底谁开枪？”

    “我！”

    他这干脆利落一声，将我的心敲得挺复杂的。既像是卸下了什么重负，又像是压上了什么遗憾。既松松的，又痒痒的……

    不一会，两名公安，将钟海源从监狱门口押了过来，她五花大绑，双手反剪，胸前吊着一块勾有大红叉的“现行反革命钟海源”的大牌子。我们的任务正是由囚犯上车开始，我拉小游赶紧上了车，待钟海源押到车边，我们弯下腰，一人抓住她的一个肩膀，提了上来。这一提，心都提虚了，原以为得用大力气，可提在手里，几乎像提一个空荡荡的纸箱……我们将她顶在车厢前板处。一般的死囚，这时总表现出狂乱状态，双手绑住了，可头乱撞，脚乱踢，纷飞的唾沫也成了武器。为了制服狂乱，我们早学过押解程式，我与小游，一人一只脚踩死了她的脚面，并以膝盖顶住她的腿部；然后，各人的两手，一手抓肩，一手拽住她被反剪的那只手。她却纹丝不动。因为距离太近了，这时，我才发现，她的肌肤不仅是白皙，而且是白得有点怪诞，有些透明，颧骨下的一丝丝毛细血管，都能看见……

    两名穿警服的公安上了囚车，其中一个，挤在我与小游的中间，揪住了钟海源的头发。囚车开动了，前面是一辆北京吉普，坐着法院方面的人员，后面也是一辆卡车，车上是担任刑场警戒的五班战士。车队向左拐，开进了附近的南昌化纤厂，这是座女犯监狱，几百名刚上班的女犯，全从车间里赶了出来，站在厂中心大道两侧，以极为复杂的神态，目睹着一条生命的离去，同时也领受这流动的、形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震慑。

    在厂区缓缓转了一圈后，出厂门，又向新建县城驶去。起初，仍像是为了某种宣传效果，车子开得很慢。两边的路人越围越多，我不断听到有人感喟：“这个女的真年轻，究竟犯了什么罪呀？要枪毙她……”还有不少人紧追不舍，脸上红光扑扑，眼里抑制不住的兴奋，似乎这囚车上正演一台文武全行的大戏。几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更像是在表演车技，一会儿快蹬，一会儿慢蹬，一会儿急刹，在人流里自如娴熟地穿行，总是保持与囚车几米的距离……一个模样粗黑、一脸横肉的年轻人，轻佻地喊道：

    “喂，保兄，你们放了这女的，让她给兄弟做老婆吧！我保证她跟着兄弟过日子，再不敢干反革命了……”

    到了县城电影院对面的分岔路口，车队的速度加快了，而且随领头的吉普七拐八弯，连我也给转得有点晕乎。再出县城，尾随的群众都给甩了，两名公安似乎角色的意识相当强，一旦失去了观众，揪头发的也不揪了，一起去了车厢后部抽烟、聊天……这时，穿白大褂的军人拍了一下我的肩，我明白了，他是要我作好打针的准备。我碰了碰小游，要他靠边点，然后我用前胸靠紧钟海源的后背，拼死老命地将她顶死在车厢前板上。

    我回过头来，大吃了一惊！那军人正用针头吸针剂，那针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属的，又长又粗，像是兽医给体硕皮厚的牛马使的。甭说真打了。就是看上一眼，我也猛一冷颤……那军人过来了，掀起钟海源的衣襟，在她腰部两侧各打了一针。又要我让了让，在她的臀部上打了一针，这一针就是隔着几层裤子这么戳进去的，他的动作异常利落，利落得让人感到，这不是在给一个血肉之躯打针，而是在斧劈一棵干燥的松柴……

    虽然我穿的是一件棉衣，可还是明显感到，她因为全身揪痛而发出的剧烈颤抖，当最后一针戳进去时，猝然之中，我甚至听见了她体内的某种异响，既像是什么在撕扯，又像是什么在挤裂。可她嘴里，三针下来，没有一针吱声……

    车队开进了一条土路边的山凹。三面环山，中间是块篮球场般大的平地。山上是些半大不小的松树，临路口处，有一口池塘。一辆白色的救护车停在了路口上，另一辆带篷的绿色军车停靠在山脚边，汽车牌号被报纸糊住了，后面的篷帘也打下了。旁边，零零散散站了几个穿白大褂的人，里面均未着军装。

    囚车停住了，我和小游先跳下车，又从两名公安手里接钟海源下车。按原定计划，我们得押她去执行位置，可后面的那辆车也许是抛锚了，没有刑场警戒不能执行，这一拖延，土路上便又冒出了一批围观的人。公安们当即拔枪上前拦住，许是刑场的气氛在起作用，没有谁敢喧哗，他们望着这个五花大绑的女人，她望了一会这些多是农民的人们。他们衣着破旧，颜色沉闷。而后，视线又越过他们，投向远处碧茵茵秧苗的无际平畴。眼睛越来越明亮，眼神也愈加空灵，仿佛看到了绿野之上，细风之中，有一片春之精灵在自由地翔舞，仿佛她的灵魂已经悠然化进了那片春之精灵……

    最终，红唇皓齿，在她的脸上挑起了一个蕴味复杂的微笑。

    如同见到刺刀挑起了一只还在扑楞楞踢腾的白鸽，围观的人中有年纪大些的男女，一下就红了眼圈，转身踽踽地走开……

    突然，钟海源的身子簌簌地抖动，肤色一下转成蜡黄，额头和鼻尖上沁出了一点点的汗珠。我明白了，她这样的人不会是害怕，这又是那针剂的强烈反应。

    后面的车终于来了，下车后，由副指导员带队，五班战士沿平地周围跑了一圈，跑几步，停一个兵。副指导员向黄副营长报告：

    “刑场警戒完毕，请指示。”

    黄副营长对身边的王科长说：“我们警戒完了，下面是……”

    王科长大手一挥，声若撞锣：

    “把犯人押过去！”

    我和小游，推着钟海源就走，未走两步，她的身子便往下坠，两腿仿佛再也不能支持，结果是我们将她架去了执行位置，离那辆带篷军车约三米远。按动作要领，朝她的膝盖，我们得一人踢上一脚，考虑到她双腿已经瘫软，我们没有踢，想将她放下去，看她自己是否能够跪住。结果放了三、四下，每放一下，她都是朝前趴着。我急了。抬头看了看小游，他脸上铁青，豆瓣大的汗珠吧哒、吧啦地往下滚，那手也哆嗦得厉害，显然是吓坏了。我真想骂他一句：没个用，一到关键时刻就不行了！

    可刑场上有纪律，行刑人员不能说话，要表达个什么，只能靠眼神、手势，我空出一只手来，用力向小游一推，他往后退了几步。我一个人移到钟海源的后背，琢磨了一下：先跨了一步右腿，让她的臀部在我两腿之间。又俯下身，用右手从她的腋下伸进去，以抬起她的胸；我左手压在她的后脑勺，慢慢地放下去，这样，她的上身终于呈现出一个小小的坡度。

    我回头向黄副营长使了个眼色。他满脸焦灼的神情，恰似除夕之夜的娃娃们手里拿一根点着的捻子，等着去放院子里的焰火。我一松手，刚抽身，一阵风掣，他就窜了上来。枪口一下抵住钟海源的右背处，“砰”的一响，我看到她恍如被电击中弹跳了一下，还未等尘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一片白大褂淹没了，那份好似虎口夺子的急切，惊得黄副营长赶紧将枪口提得高高的。他一边嘴里骂道：“操你娘的X”，一边拉开枪机，黄澄澄的子弹一发、一发地跳了出来……

    扑上来的是三、四个军医，他们解下钟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车篷里送。此时，篷帘开了，我一眼看去，里面有一盏亮似白昼的灯，车篷架子上吊着一个简易手术台，边上已经有医生、护士了。虽人影幢幢，却紊而不乱，动作迅捷，配合默契，并不亚于手术室里，无影灯下。乍看上去，本应让人感到有救死扶伤的美好，可那张充当简易手术台的担架，破坏了这份美好，它是U形的，血水顺着两头泻成了鲜亮的雨幕。刑场上弥漫开一股浓浓的血腥气。

    我、小游和黄副营长就站在车篷下，副营长几乎眉毛不眨一下地看着，仿佛在审视一幅百分之一的军事地图；小游则战战兢兢，惊恐与迷茫，恍如两根交叉的绳子在他脸上不断搓绞，那五官都几乎挪位了……

    黄副营长发现了，对小游喝道：

    “你还有脸穿军装？你给我滚，滚到那边上去！”

    血水愈加密集了，不但溢满了车底板，还滴滴嗒嗒地溅落在地上。我听见一位主刀的军医透过口罩，含含混混地讲了一句：

    “快点，快点，人死了……”

    也许，是车厢里滑得实在难以移步，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军医，拿起一个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揩几下，又哗哗地挤进一个红色的塑料桶里。约盛了半桶，他跳下车，拎起它走到池塘边，将血水倒进了塘里，不一会儿，半边塘全染红了，也许血腥味让鱼也觉得了窒息，一条条的鱼儿，泼刺刺地跳出水面，从远处看去，仿佛是谁使了什么魔法，让一片光闪闪的银币，在猩红色的绒毯上跳起了芭蕾……

    站在土路上正与人聊着什么的王科长，不知是开始没有注意，还是注意了，却未曾料到会出现此等景观，此刻，他几个箭步冲过来，手指几乎戳去老军医的脸上：“你们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也不瞧瞧这是什么地方，池塘里也能随随便便倒血？”

    老军医侧脸看了一眼围观的人群，这才像明白了过来。脸上的愤懑稍纵即逝，代之而起的，是诚惶诚恐，唯唯诺诺……

    车篷里的“手术”终于完了。我看见他们在给尸体穿衣服。说实话，在这之前，虽有时心里犯嘀咕，或是一阵紧张，但还未感到害怕。当尸体从车上似草袋般丢了下来，我害怕了，而且这一生还从未这样魂飞魄散过！

    尸体丢在地上，刚好是脸朝天，胸前塌下去血糊糊的一块……我的胃里当即痉挛不止，一股热辣辣的苦胆汗，直往喉咙里冲。我极力抑制自己不要呕吐，转过了头，看见了黄副营长那张神情大大咧咧的烟灰色脸。也许，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场面，犹如他习惯了从没有架子，隔三岔五，总到战士中走走。不是捶捶谁的肩膀，抱抱谁的腰，就是开上几个不荤不素的玩笑，让当事人哭不是，笑不得，而周围则一片哄堂喝彩……我明白，这又是他的一个“玩笑”我们部队发的半自动步枪子弹，拿弹头在地下磨几下，打出来便是开花弹。可执行枪决任务时，从没有谁要求过使用开花弹。也许，他有打开花弹的瘾，平常捞不着机会，而眼前有这样的机会，但如果犯人家属会来收尸怎办呢？

    公安、法院方面的人过来了，有人手里拿着照相机。黄副营长命令我给尸体再挂上牌子。小游的魂，顿时附到我的身上，腿哆嗦得厉害，不是在走步，而是在拖步，好不容易拣起了牌子，又蹭去尸体边，我不敢看，更不敢搬弄那脑袋，便闭上眼，像孩子们玩套环游戏一样，将牌子上的铁线，对着那后脑勺的方向套去，抖抖地套了几次，终于套上了，又往自己这边一拉，牌子一放，便算是完成了任务。镁光灯噼里啪拉地闪了一通，正面，侧面，全景，特写，为的是要确凿证实不会有一天，一个叫钟海源的女人，又突然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她的肾取走了，她的身子也被装进了那辆白色的救护车。她被利用得很彻底，很干净，既用于移植肾手术，又给了黄副营长以打开花弹的乐趣，而且，日后将天长地久地浸在福尔马林水里，供大夫、学员们作解剖标本。

    （作者注：在此次再修定本文时，我手头在看的一本书是《美人赠我蒙汗药》。约是1963年生人的王朔，在该书中有如下一段话--

    我不觉得刘少奇那么惨，更惨的最惨的还是平民们。刘少奇死得冤，总有平反的一日，现在逢到什么日子，还要有纪念活动。而平民呢，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默默无闻。我当兵那会儿，刚十八岁，有一段时间在军医学院。有三个大池子，里面泡的全是尸体，已经解剖了。我们站在边上，看见别人用钩子一会儿钩上来一个，一会儿钩上来一个。钩一个，说这是个国民党特务；又钩一个，这是个历史反革命。他们钩上一个，咱就帮着放在一边，一边钩一边介绍，这是谁谁谁，那是某某某，都是一块枪毙的。就那么三个大池子泡着，每次做完手术吧，大伙都把这具尸体捞上来，套上手套，在他身上练练手。那些尸体身上都缝满了针眼，泡了好几年了。那时我刚十八岁，没有太大的感觉，但这件事，他妈的过了十年之后……一想起来，就觉得后脑勺发凉。）

    我和小游都真受惊了，我们却没有按老规矩去吃压惊酒。回连队途中，我又碰上了第一监狱里一位熟悉的老管教干部，这是个五十几岁的女同志，她关切地问起行刑情况。我告诉了她，并问起钟海源家里为什么没有人来收尸。她片刻无语，我又问了她一遍，她才似乎从恍惚里明白过来，一串长喟：

    “父母死了，丈夫离婚了，家里没有人了……”

    黄副营长去吃了压惊酒。也许是多喝了几两，回到营部，那话像可乐的泡沫一样冒个不止。有几个干部听了，过了些日子来问我：

    “副营长说，那天在刑场给那女犯取肾，他看得一清二楚，连人家的阴毛都看到了……”

    “扯蛋！我的个子比副营长高，那担架的位置又比我的头高，我什么都没能看到，他能看到？”

    黄副营长又多了一笔吹牛的谈资，也许在兵营里流水般的新兵眼里，他也多了一份神秘色彩……不过，他总归是个好人。我在刑场上的表现，要说也是一块白豆腐，看看可以，但要认真起来，是经不住摔的。而小游，则更是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刑场回到连队，他又一连躺在床上一个礼拜，发高烧，吐胡话，像是刚从地狱里梦游了一遭回来。但黄副营长并没有说三道四。若他有挂纲上线的嗜好，不久后，我不会被提干当了排长，小游也当不成五班班长。

    我们都应该算老兵了，也有了上刑场的经历。可以后，每逢老兵们就此向新兵们津津有味地神聊时，我们都在一边闷着头抽烟，就是我与小游单独碰上，我们也都不提及此事。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其他老兵说这些事反感，军队当然是国家机器的主要力量，何况直接维护社会稳定秩序的武装警察部队，战士们一旦拿起了枪，这枪就不是吃素的，新兵们必须对此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老兵们以此为自豪也就可以理解。

    可他们毙的都是刑事犯罪分子，杀人，强奸，抢劫，投毒……那罪行都是铁砣般实打实的。毙掉一个，你感觉社会就少一分暴虐，多一份安宁。少一丛棘藜，多了一掬绿荫。我们参与枪毙的，却是一个政治犯，她的全部罪行，与其说在王科长给我看的那一迭材料里，不如说就在她的脑袋里。

    那时，虽然我还没有今天这样的认识，可随着历史的前进，祖国终于从极左的狂乱中渐渐清醒过来，我想起自己曾亲眼目睹一个并没有对社会作恶的人，竟遭到如此惨烈的毁灭，我的心里是发虚的，抑或说充斥了后怕。为了心灵能够平衡，我宁愿相信钟海源的思想是反动透顶，永远合不了时代的普遍认知；而不愿她这个案子，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成了冤假错案，能够获得平反……

    一年，二年，三年，过去了。除了当年的五、六月间，福州军区的《前线报》在一版醒目位置，发表了标题大意为“XX医院敢闯国内外医学禁区，人体肾移植手术顺利成功”的消息，对我来说，我曾参予对钟海源行刑的一切痕迹，都淹没在似水流年之中。

    1981年夏天，我回家探亲。一天中午吃饭时，父亲像是突然想起一件事。放下筷子，神色郑重地问我：

    “我听说第一监狱几年前枪毙的一个女犯，姓钟的，最近平反了，她是不是你们枪毙的？”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一下愣住了。作为儿子，我了解父亲，他即使不说，我也知道他对这类事情的态度。他人虽正统，却决非仅是部机器上跟着转的螺丝钉--正统得麻木。他身上保持了相当多的平民感情，这一方面和他的少年经历有关。我老家在山东省黄河边上的一个村庄里，那是一大片白花花的盐碱地。家里世代贫农，到了父亲这辈，得靠乞讨才能勉强活下去，就在他投身部队的前两天，他还在讨饭……另一方面，也和我母亲的遭遇有关。她是1950年的兵，家里土改时评为贫农，“三反”、“五反”时改为中农，1957年又定为地主。“三级跳”跳下来，当时是运动员的她，血气方刚，怒气填膺。家里都是姐妹，一个弟弟是先天性哑吧，因为少劳力，我外祖父在村里开的一个小小柴店，不过雇了几个帮工，怎么就成了地主？她向部队、也向地方各级政府四处申诉，结果被部队视为“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了部队。为此，我父亲在部队的经历，也就坎坎坷坷……

    此时，我母亲也用审视的目光打量起我来，审视中，还有几分隐隐地担心。她的问题是1979年平反的，我相信，若现在扯起当年那个将外祖父扣上“地主”帽子的村头头，或者那位决定将她清除出部队的领导，她依然会耿耿于怀，毕竟她一生中最宝贵的二十年给扭曲了！

    “没有……听说，我们连里……没有……枪毙过女犯。”

    喉咙里像被什么哽住了，我勉为其难地吐出这句话。又拿起筷子，强自镇静地挟了一下菜，立即埋头扒起饭来。胃里又是一阵痉挛，手为之一悸，筷子掉在地上，也许脸色很难看。母亲忙问我：

    “你哪里不舒服？”

    “没什么，喉咙哽住了……”

    饭后，我去了地区人民法院。法院里有我一个中学时代的同学，我想请他证实父亲说的情况。他在文件柜里翻了翻，果真找到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钟海源的平反书。我拿在手里，看了一遍，又一遍。这一张薄纸，犹如一把锐利的五齿耙，将原以为枯萎、凋落了的，却一直顽强蛰伏在心灵深处的全部细节、全部视觉、全部嗅觉、全部感觉，一下给狼杯残籍地扒拉了出来--

    最后的早餐。墙上凹陷处的镜子残片。江姐。白得透明的肌肤。纸箱般轻飘的躯体。又长又粗的金属针管。体内像撕扯什么，又像挤裂什么的异响。小游铁青色的脸，豆瓣大的汗珠。黄副营长。除夕之夜的娃娃们，手里拿一根点着的捻子，等着去放院子里的焰火。一片翻动的白大褂。鲜亮的红雨幕。拖把。塑料桶。一片光闪闪的银币，在猩红色的绒毯上跳起了芭蕾。玩笑。开花子弹。套环游戏。镁光灯。压惊酒。阴毛。福尔马林溶液。剖开缝上、缝上又剖开的标本……

    它们旋转着我，挤压着我；

    它们俯视着我，追逐着我。

    我大汗淋漓，衬衫冰冷地贴在脊背上；

    我昏天黑地，站起来，一脚高，一脚低。

    那同学充满狐疑地问道：

    “这女的，跟你……是熟人？”

    “不，她死在我们监狱……”

    这天夜里，我又通宵失眠了。

    我想：钟海源，一个死得多么冤屈的女性呵，若她晚判半年，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她就不会被枪决了。我真不明白，放她半年，她既不会去杀人，也不会去放火，何必要急着搬她的脑袋呢？宣统皇帝，还有那么一大批国民党战犯，可谓恶贯满盈了，一放不也放了十年、二十年？就是要配合政治形势，你就不会稍稍念及芝麻、绿豆般大的慎重，给她判个死刑缓期执行吗？

    我也想自己。我并不后悔以军人为职业，我只后悔自己在政治上蒙晦不清的年代里干了武警。我有一个朋友，在南昌警备区当干部，以后我们交往深了时，我告诉了他自己的这段经历，听后，他震惊地说道：“没想到看起来你斯斯文文，一表人才，却还是个刽子手，如果有一天，我像钟海源一样，也落在你手里，你会怎么办？”

    我说：“那刽子手也要去劫法场。”

    当然，这是笑话，一句异常痛苦的笑话。

    只要是军人，就是再残酷的命令，我们也得压进枪膛。内心的痛苦与人格的分裂，就这样产生了--当我们受现实法庭驱使的同时，又受良心法庭的谴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人比我们武警战士更渴望政治上的清明，法制上的健全了！

    黄副营长几年前转业回了湖南老家。小游也早就复员了。那时，我已经调到机关，在小游走的前夕，我去了他所在的五班，住了一夜。我们回顾了很多事，还是独独没有提及我们当兵生涯里那一回最重要的经历。可我感到，它像一堵无形的墙，总横亘在我与小游之间，想拆走它，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了……

    我们成了彼此的历史痕迹。

    那夜，小游提着军用水壶，上街卖了二斤封缸酒来，又切了一个西瓜，权充下酒菜。我们两人一旦沉默下来，便咕嘟、咕嘟地喝酒，将二斤酒全喝光了。

    宗教法庭的无数受难者里，最让历史学家、哲学家、神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注目的，首推法国著名的民族女英雄--冉·达克。

    冉·达克，约于1412年生在法国东部洛林地区孚日森林边缘多姆莱米村的一个农家。当她十七岁时，英国人及其同盟者勃垠第人，占领了整个法国北部，包括巴黎，并围攻了通往南方的要道奥尔良城。此时，觊觎王位的查理太子及其幕僚束手无策。而这位不识字的牧羊少女，却满怀爱国之情，她组织并率领了一万名法军，在奥尔良城下向英军发动了进攻，在战斗中，她身先士卒，“她被一只箭射中，将箭拔出来后又继续冲锋。她爬上云梯，被敌人打进沟里，摔得几乎昏了过去。她爬在地上，又作出新的努力，大声喊道：‘同胞们，冲啊，上帝已经把敌人交到我们手中！’”（见温斯顿·丘吉尔著《英语国家史略》）英国人狼狈逃窜了，接着，在她的出色指挥下，法国军队又解放了兰斯……

    冉·达克的胜利，引起了英国人及其同盟者勃垠第人的憎恨。他们认为，这次胜利是由于她的“巫术”，并咬定她与魔鬼撒旦有联系，在撒旦的帮助和唆使下活动。他们的复仇机会，不到一年后便来到了，1430年5月23日，法军收复巴黎城郊贡比涅的行动遭到失败，冉·达克在战斗中被勃垠第人俘虏。

    冉·达克在法国人民中与日俱增的威信，引起了已正式加冕的查理七世的憎恨。在一连串胜利的战斗中，显示出她参加战斗不是为了教会，而是为了上帝，不仅是为了法国王朝，而且是为了法兰西民族。于是，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统治者们都觉得，不能接受勃垠第人提出的赎回冉·达克的建议，既然可以借敌人之手，消除去他们明天的潜在威胁--被人民奉为抵抗异国侵略的神圣象征的冉·达克，这有什么不好呢？如果，她确实同上帝有联系，那就让上帝去拯救她吧！

    英国人慷慨地付给了勃垠第人一万利弗尔，他们“赎回”冉·达克的目的，并非是要自己动手，球又踢回了法国。在英国人的导演下，由法国宗教法庭以“巫术”和“异端”的罪名，对她进行了审判。

    审判的主持者是皮埃尔·科尚。眼下，他还是博韦城主教，英国人许以判决后给他以卢昂大主教的桂冠。法庭由十二名著名神学家组成，还吸收了十六名神学博士、六名学士、二名教规法硕士、十一名卢昂法院法律家、二名修道院长等共计一二五人作为鉴定人参加审案。

    在耗资一万利弗尔、长达五个月的审讯中，法院始终设在正遭英国人蹂躏的法国土地上，被审判的是法国首屈一指的爱国者。可是在这批地位显赫、经纶满腹的法国籍衮衮诸公里，只有一个人，修道院长尼古拉·于佩兰表示了怀疑：一个由查理七世的公开敌人组成的法庭，是否有权审判他的支持者冉·达克？为此，他被开除出法庭，关进了卢昂监狱。此外，所有的人，都极尽侮辱之言辞，和能想得到的种种手段、刑罚，摧残她的意志，折磨她的身体；所有的人，都引经据典，口若悬河，一致认为，必须对冉·达克，处以最高刑--火刑。

    1431年5月30日，这位刚满十九岁的奥尔良姑娘，被押送到了卢昂城的老市场广场处决。法国历史学家朱利·米什莱，在《冉·达克传》中作了这样的描述：

    广场上耸立起了三座木台。其中一座设有国王席位，大主教席位，和围绕着英国红衣主教席位的高级教士席位。第二座，供这出阴森森的戏剧的登场人物--传教士、法官等使用；最后一座供犯人使用，这座抹上泥灰、堆满柴火的木台孤零零地耸立着，这个火堆不惜工本，它高得吓人。这不仅是为了使火刑仪式隆重，而且有明确的目的：使刽子手只能从台下达到设在高处的火堆，因此，他既不能加快处决，也不能在火刑之前弄死囚犯，就像通常对其他犯人所作的那样，使他摆脱燃烧的痛苦……

    必须把冉·达克活活烧死！他们推测，在好奇的人群众目睽睽之下，长时间地慢慢燃烧，将使她终于表现出某种懦弱，如果不能迫使她承认的话，至少要使她说出易于按所希望的意义来解释的不连贯的话：或许轻轻的祈祷，或许屈辱地哀求宽恕，这对于一个灵魂堕落的妇女来说是自然的吧……

    在审讯中所有折磨过冉·达克的人，都参加了这天的处决。

    一切皆按宗教法庭的典型程序进行，当皮埃尔·科尚读完法庭的宣判书，给冉·达克戴上了又长又尖的纸帽，上面写着“异端者、累犯、背教者、偶像崇拜者”。随后，刽子手把她押上了柴堆。据编年史家记载，当火种投进柴堆，腾腾火柱倏地冲天而起时，皮埃尔·科尚，高兴得颤抖，高兴得哭了起来，在满脸飘拂不定的红光里，那一颗颗的眼泪，恍如珍珠，恰似玛瑙，令人想起他即将上身的那顶流采照人的大主教法冠和袈裟……

    当火焰蛇舌般舔去了冉·达克的最后一根衣纱时，刽子手扒开了烧得正旺的柴火，以便让人群能够看清楚正蜷缩一团的焦黑尸体，以证实为了战斗方便，总是像男人一样打扮的冉·达克，的确是个女儿身……

    二十世纪英国最著名的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满怀崇仰之情，在《英语国家史略》一书里，对这位异国少女的最后一刻，作了如是的描述：

    “在滚滚人流中，被拉到卢昂市场上的火刑柱前。在高高的干柴上，火焰向她伸出了长长的舌头，翻滚的浓烟，预告着她末日来临。她举起用干柴做的十字架，最后喊了一声‘耶苏！’”“一个在场的英国兵说：‘我们搞糊涂了，烧死了一位圣徒……’”

    你要了解的这事，我按你的意思，问了几个人。说我有个亲戚，一只肾不好，外地的一家医院建议他做肾移植手术。他有些害怕，听说我们医院过去做过，他想看看这方面的资料，不知我们医院是否保存有当年的手术记录，或者哪位大夫发表过这方面的学术论文……

    也许是时间过了十一年，人员流动也很大；也许，是这事在我们医院里太敏感了，几个人都回答不清楚。被拿去肾的这个女人，后来平反了，医院里也传过，大家也蛮同情的。可只不过在熟人间私下里感叹几句，没有谁会去将当年的情况正儿八经搞清楚。一来没这个必要，作为医院要作移植手术，肾的来源只能是死刑犯，或出了意外事故如交通失事、烧伤致死的人。二来，总会涉及到具体的人，何必搞得一家部队医院大熬风景，当事者又心头阴影久久不散呢？

    我把自己记得的一点情况告诉你吧，那个人叫史XX，是空军部队的，到底是干部，还是战士，我就不清楚了。他二十五、六岁，个子高高的，身体看起来很棒，人也长得挺帅，一口漂亮的普通话，不是北京人，就是河北人，听说是干部家庭出身。因为肾不好，他住院很久了，前后快两年。

    他待人热情，讲话谦和，无论是与其他病员，还是与医生、护士，关系都不错。他会修理无线电，那时，常常有人拿着坏了的收音机来请他修。在医院图书室，我多次见他帮助管理员搬书、借书、整理卡片，总是手不停。有时，他还领着哪个职工的孩子出去玩，两人手牵手的，见花说花，见鸟品鸟，挺有童心的一个人。另外，他和一个护士的关系不错，晨曦暮蔼里，有时两人一起在院子里散步，或者在草坪上打羽毛球……有人分析，十有八成，他们是恋爱了。

    那回手术，当时医院上上下下都很关注。因为肾移植在我们医院里是一个新的课题。去拿肾的是病理科的大夫，医院里去了两辆车子，配合很密切。那边刚拿下来，就马不停蹄地往回送，一到便装了上去，中间几乎没有一点耽搁。手术是成功的，当时医院内比较轰动，我也记得军区的《前线报》就此发过一条消息。

    手术后，一下配了特级护理，情况也一直较好。史XX快活到一年了，早就打破了国内外关于这方面的纪录，他自己也对康复起来、重回部队有信心。可就在这时，情况一下恶化了，不知是因为肾移植手术难度太大，总有一定的局限性；还是病人自身造血功能不好，得经常输血，是不是在输血时带进了什么所引起的。他垂危时，据在场的人告诉我，他紧紧抓住那个护士的手，脸上糊满了泪水，护士的眼里也是泪光晶晶……

    听陈老师说，你写李九莲、钟海源的稿子，我劝你不要写。写她们干什么呢？现在中国的问题那么多，哪里不麻烦成堆，牢骚满腹，活人都顾不过来，还去管死人？

    再说，你鼓吹她们什么呢？是一种精神，一种勇气？可她们太划不来了，两人都落得死无葬身之地。你说给了一千多元钱的抚恤金，可这钱也是给别人用的。不比张志新、遇罗克，他们的名声闹得很大，几乎全国人民没有不知道的。这名声，至少还庇荫了后人，张志新的女儿，不就上了中国人民大学？遇罗锦前几年的脸上不也贴了金？可李九莲、钟海源，她们死了十一、二年了，现在还默默无闻，也许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何苦呢？我看，我们当老百姓的，还是少想点、少管点国家大事为好。毛主席有一句话是对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XX医院一位干部与作者的谈话

    ……没有多久，又见几个兵，在那边走动；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远地里也看得清楚，走过面前的，并且看出号衣上暗红色的镶边。--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忽然都挤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赶，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

    ……“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老栓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那人便焦急起来，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老栓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拉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嘴里哼着说；“这老东西……”

    ……“这给谁治病的呀？”老栓也似乎听得有人问他，但他并不答应；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

    “小栓进来罢！”华大妈叫小栓进了里面的房子。中间放好一条凳，小栓坐了。他的母亲端过一碟乌黑的圆东西，轻轻说：

    “吃下去罢--病便好了。”

    小栓撮起这黑东西，看了一会，似乎拿自己的性命一般，心里说不出的奇怪。十分小心的拗开了，焦皮里窜出一道白气，白气散了，是两半个白面的馒头。--不多功夫，已经全在肚里了，却全忘了是什么味，面前只剩下一张空盘。他的旁边。一面立着他的父亲，一面立着他的母亲，两人的眼光，都仿佛要在他身里注进什么又要取出什么似的；便禁不住心跳起来，按着胸膛，又是一阵咳嗽。

    “‘睡一会罢--便好了。”

    小栓依他母亲的话，咳着睡了。华大妈候他喘气平静，才轻轻的给他盖上了满幅补钉的夹被……

    “老栓只是忙。要是他的儿子……”驼背五少爷还未说完，突然闯进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刚进门，便对老栓嚷道：

    “吃了么？好了么？老栓，就是运气了你！你运气呵，要不是我信息灵……”

    老栓一手提了茶壶，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笑嘻嘻的听。满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的听。华大妈也黑着眼眶，笑嘻嘻的送出茶碗茶叶来，加上一个橄榄，老栓便去冲了水。

    “这是包好！这是与众不同的。你想，趁热的拿来，趁热吃下。”横肉的人只是嚷。

    “真的呢，要没有康大叔照顾，怎么会这样……”华大妈也很感激的谢他。

    “包好，包好！这样的趁热吃下，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

    华大妈听到“痨病”这两个字，变了一点脸色，似乎有些不高兴；但又立刻堆上笑，搭讪着走开了。这康大叔却没有察觉，仍然提高了喉咙只是嚷，嚷得在里面睡着的小栓又合伙咳嗽起来。

    “原来你家小栓碰到这样的好运气了。这病自然一定好转，怪不得老栓整天笑着呢。”花白胡子一面说，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声下气地问道：“康大叔，听说今天结果的一个坏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谁的孩子？究竟是什么事？”

    “谁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麽？那个小家伙！”康大叔见众人都耸起耳朵听，便格外高兴，横肉块块饱绽，越发大声说：“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连剩下来的衣服，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第一，要算我们栓叔运气；第二，是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银子，独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杨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天明未久，华大妈已在右边的一座新坟前面，排出四碟菜，一碗饭，哭了一场。化过纸，呆呆的坐在地上，仿佛等候什么似的，但自己也说不出等候什么……

    小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也是半白头发，褴楼的衣裙；提一个破旧的朱漆圆篮，外挂一串纸绽，三步一歇的走。忽然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她，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但终于硬着头皮，走到左边的一座坟前，放下了篮子。

    那坟与小栓的坟，一字儿排着，中间只隔一条小路。华大妈看他排好四碟菜，一碗饭，立着哭了一通，化过纸锭；心里暗暗想，“这坟里的也是儿子了。”那老女人徘徊观望了一回，忽然手脚有些发抖，跄跄踉踉退下几步，瞪着眼只是发怔……

    “瑜儿，他们都冤枉了你，你还是忘不了，伤心不过，今天特意显点灵，要我知道吆？”她四面一看，只见一只乌鸦，站在一株没有叶的树上，便接着说，“我知道了。--瑜儿，可怜他们坑了你，他们将来总有报应，天都知道；你闭了眼睛就是了--你如果真在这里，听到我的话--便教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罢。”

    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

    --摘自鲁迅先生短篇小说《药》

    本节将会是冗长的，且又似乎是枝旁叶蔓，但这决不是多余的一节。

    《药》发表于1919年《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五号上。新中国成立后，一代代的孩子，都在中学语文课本里读过这篇小说；一届届的老师们，也都大同小异地分析它的题旨：要疗救中国，必须唤醒民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东方这块古老的大地饱经了磨难，历尽了忧患。若是一块石头，在重重磨难里也会睁开眼睛，若是一锭钢铁，在层层忧患中也要发出呻吟。中国人应该被唤醒了，老栓叔、华大妈、康大叔、驼背五少爷、红眼睛阿义一类人物，应该早就遁入了历史的陈迹。

    可当李九莲、钟海源被囚、被杀之时，作为她们的同代人的我，在干什么呢？

    1975年，我发表了这样的“诗句”--

    学文的，相信什么“灵感”，在“世界名著”中进行文学“修养”；

    学工的，以“萤窗书万卷”自勉，关门搞设计，黑板上开机床；

    学农的，远离中国远离地球啊，大谈西伯利亚的马和月球土壤……

    高墙之内多么荒谬啊，

    然而，多少年多少人习以为常……

    在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日子里，风光绚丽的校园啊，风雷激荡！

    我们懂得了：挂着社会主义牌子的大学，

    培养的精神贵族却高踞人民之上；

    我们明白了：校园里还有孔丘、凯洛夫的幽灵，他们说着古代的语言穿着现代的服装；

    我们清楚了：校园的空气里还有火药味啊，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着反复的较量！

    从此，北疆有“朝农”火焰般的高粱，南国有“共大”金海般的稻浪；

    攀登珠峰的征途有“北大”的汗水，

    远涉重洋的巨轮有“复旦”的合金钢；

    批林批孔的战场有“清华”的檄文，百花正开的文坛有“七·二一”大学的诗章……

    天有多大校园有多大啊，八亿神州，处处是沸腾的课堂……

    这“诗”题为《校园抒情》。仅看这题目，读者就会以为我当时是一个春风得意的工农兵大学生。其实当时，我人在远离省城八十多公里的一个小县城里，只是一家农机厂里神情困顿、衣衫褴褛的小工人。

    在我的周围，可以说，没有比我更向往上大学的了。我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这年5月在报升学志愿时，我报了文科，第一志愿为武汉大学中文系。根据前几年高等院校录取新生的杠杠，我报武汉大学巳经有些“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意味。

    我的父亲，前大学教授，1957年被打成“右派”；我的六十岁还扭动一双小脚、挑担粪桶下地的祖母，约有几亩菜地，“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此时，虽然都摘了帽，但帽子摘了，并不等于那帽子就烧了；而且，一代人有问题，填在政审表格上，那视觉效果已经有些扎眼，两代人的问题这么摞在一起，若神经不够坚强，真够动魄惊心了！

    让我决心一闯此志愿，并最终得到班主任老师首肯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我从小酷爱文学。小学五年级时，居然涂鸦了一个“电影剧本”。在中学，刘白羽、杨朔的《红玛瑙集》、《东风第一枝》，让我如痴如醉，吟抄不倦；贺敬之的《雷锋之歌》、《在西去列车的窗口》，令我热血沸腾，意气若虹……我的作文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坐在台下，听老师洋洋洒洒地向全班同学讲评自己的作文，那心里蜜甜的滋味，对于从小向往出人头地、而命运多舛又难出人头地的我来说，远甚于今天在哪张报纸上，看到有关自己作品的评论。我自信自己是块搞文学的料子，而且，连着人学的文学，应该少些文学圈外蝗虫一般飞着的势利眼，会接纳我这个破落户子弟的……

    二是我在当年的3月，即报考志愿前的两个月，加入了共青团。那枚金光闪闪的团徽来之太不易了，此时我的入团介绍人已是中共预备党员，此时全班的51名同学里，49个同学是共青团员。为了获得它，我热情高涨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写下了一本本学习心得笔记，这些笔记，若是毛主席看了，他老人家也会感动……我每天总是提前刻把钟来到教室，掸灰，抹讲台，擦黑板，心里装着雷锋这尊做好事不留名的英雄，耳朵里，却期待能听到有向教室走来的脚步声。为了获得它，我希望团支部书记，或是哪个团支部委员，能每星期听我汇报一次思想，若他们顾盼自雄时，我却极其谦恭，可心里总冒起葡萄架下一只狐狸的声音：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呢，不过是有一个好爸爸！

    我极少回家，有时一个月才回去一次，为的是领取生活费。我尽量少跟父亲说话，我怕他流露出什么来，会经不住阶级斗争观点的分析；我更怕他若真流露出了什么，我是儿子、更是决心跟着党走的青年，将陷于批判、还是保持沉默的两难境地……姗姗来迟，总算是来了，我将团徽一天十八小时地别在胸前，我琢磨着，它的闪闪金光，能多少遮掩住一些我额头的那个“红字”。

    上大学，登临苍郁的珞珈山，犹如节日的晴空里气球般缤纷五彩的梦，被“文化大革命”击射得粉碎，可气球破了，那落在心里的一星星碎皮还在。当七年过去，大学又开始招生时，一星星碎皮便在那里蠢蠢欲动，但梦终究升不起来了：过去是考试，政治上低人家一等，却还能在分数上争一争；现在是推荐，招收的是工农兵学员，那响当当的称号，犹如泡在老酒里的虎骨，浸透了政治意味。我就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大学也要关我在校门外喝西北风！

    我应该留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的旧高校，鄙薄北疆冒出了个张铁生的“朝农”，本省几年后终于偃旗息鼓、沉下西山的“共大”。我至少也应该像伊索寓言里的那只狐狸，吃不到架上的葡萄，便嚷葡萄酸。我却用《校园抒情》改写了伊索寓言，吃不到葡萄的狐狸还说葡萄甜……

    是从头发到脚趾头，都得到了彻底地改造？抑或，是痛苦地蒙上眼睛，也蒙上灵魂说着假话？

    1976年5月，即李九莲因为坚持反林彪无罪和否定“文化大革命”，重新入狱后两年，我参加了在婺源县珍珠山垦殖场举行的江西省诗歌创作学习班。为响应从中央到省里歌颂“文化大革命”十周年的号召，学习班集体创作了长诗《炮声颂》。我是该诗的主要执笔者之一，在我的笔下，出现了这样的诗句--

    啊，“炮打司令部”烽火里落地的儿童，

    今天挂上了

    鲜红的领巾；

    串连途中，在韶山采下的松枝，

    扎根在天南地北，

    今日是何等峥嵘……

    十年了，

    文化大革命的

    第十个春天

    春水--

    在我们心中荡漾，

    炮声--

    在我们胸中滚动……

    当我们在红色日历上，

    看到金色的“五·一六”

    当我们战斗的笔，

    就要写完《炮声颂》，

    诗行在跳跃啊，

    热血在沸腾！

    我们情不自禁

    要奔上珠峰，

    让豪情

    在这万仞之上，

    随热风

    在大地上奔涌！

    遥望吧--

    祖国钢铸铁打，

    群山云蒸霞蔚，

    大江滔滔向东……

    敌人破灭了

    一次次幻梦，

    革命树立了

    一个个丰功，

    “造反有理”的大旗，

    裹着九百六十万

    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宇宙中显得一片通红！

    我们的阵营

    如搭箭的怒弓，

    我们的气魄

    似扶摇的鲲鹏！

    把珠峰作炮台，

    让炮口云天擎，

    “八亿人口，

    不斗行吗？”

    我们准备轰个

    千年，万年，

    我们还要掀起

    一次次红色暴风！

    炮声隆隆传万代啊，

    千秋万代炮声隆……

    在技艺上，似乎比上一年有了长进。若要说这便是诗的话，又与中国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大相迳庭。毛主席大气磅礴、酣畅淋漓的诗风，曾深深地折服了我，这是一位造反者叛逆性格和巨人意识的自然、鲜明的流露。而此诗里的“我们”，不过是巨人的模仿者，靠的是垫肩、衬胸，还有特高跟的鞋子。诗行里几乎处处透射出的咄咄逼人的霸气，唯有靠着当年那种流行政治理论的支撑……

    在“一次次红色暴风”里，我是一位百万富翁，还是沦落于街头的一名瑟缩乞丐呢？

    我和弟妹们童年失去母亲。父亲被打成“右派”后一个月，在同一所高校工作的母亲，即被下放山区垦殖场。1960年，父亲也被下放至一块湖洲上养鸭、放牛。一家人分为三处，在南昌的只有正上初中一年级的我一人。那时，最大的欲望在饭桌上，最好的梦也在饭桌上，每到上午第四节课，还有下了晚自习时，我头昏眼花，肚子里打起了“两伊战争”。我与几个住校的同学一起，去火车站货运仓库外，拾过被踩进烂泥里的碎糠饼，到学校附近的农民菜地里偷过卷心菜。架上几块砖，一大棵卷心菜在又洗脸、又洗脚的盆子里一煮，没有油，只有一点盐，此种吃法，大概今天的猪都会不屑一顾……

    就为了孩子们至少在节日里有一顿饱饭，第二年端午节前，母亲搞了一点鱼、猪肉和黄豆，冒着三十六度以上的高温，在两天内匆匆转了三处。待回到自己所在的水产养殖场，进房间只喝了一口冷开水，便倒下了。这一倒下，便再也没能起来，连骨骸，也没能回到故土，她享年不过四十岁……

    1968年“三查”。我被牵涉进江西省著名的“四·二一”假案。据当年省革委会保卫部卜明副部长在大会上说：这是一批省里的大叛徒、大特务、大走资派躲在幕后，指使一班娃娃们在前台搞反革命活动，上面与王力、关锋、戚本禹有联系，外面与台湾挂了钩……作为“右派”子弟的我，本来无“资格”混迹于其中。只因班上有一个高干子弟被人咬为“司令”，和他同过战斗队的五、六个同学，包括我，也就顺手牵羊地被划为他的“麾下”。我此生从未当过“长”，唯一一次当的，便是这“反共救国军”的“参谋长”了。

    我被三天一小审，五天一大审，最长的一次连续五天五夜，从当年的9月2日至9月7日。那几天，窗外欢庆“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载歌载舞声，不绝于耳；革命群众的革命豪情，在作大面积退潮前的最后一回直冲云霄。我亦在林林总总的刑法里舞蹈、歌唱，“舞蹈”的结果，是衣服与血肉结成了一层铠甲，脱不下来。“歌唱”的结果，是引来一蓬蓬苍蝇在双腿已流脓血的膝盖处嘤嘤伴唱……

    我向专案人员请求：

    “要不，你们就马上枪毙我。若不打算枪毙我，就让我去治腿，腿若烂断了，日后开批斗会要人扶上台，进了劳改农场又不能自食其力，这影响不好，国家也吃亏……”

    终于，我像一条死狗，被扔进了一间密封的厕所。

    两天后，死狗醒了过来，颤颤地爬上高处，想用爪子握住电灯插座，一碰，便被电击了下来，扑通一声重响，招来了看守的，天国没有进去，反倒添了一副脚镣。这镣，实际上是原用来锁大板车的铁链，两头各加上一把锁。关进监狱前，发现有一头的锁钥匙掉了；关进去后，一见材料上写着“现行反革命集团”的首恶分子，又给赏了一副。1968年的冬天，至次年的春天，我是戴着两副脚镣睡觉的。一直到今天，我睡觉不管用什么姿势，最后还得两条腿勾在一起……

    前后关了一年半，军代表找我去谈话：

    “你可以出去了，出去后不准有牢骚，你能保住条命就是不错的，若不是这个案子牵涉到这么多大干部，连中国驻突尼斯大使侯野烽也被揪了回来，说不定你这个小家伙早给毙了！”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斗来斗去，我和我的家人，总是放在炉壁上烙的烧饼，架在火上烤的羊肉串儿：

    父亲受我的牵连，也关了半年。据见过他的人事后告诉我，那段时间，他眼窝凹陷，发须半尺，面黯神销，浑如野人。细想想，清白一生，小心一生，粉笔灰下打发生涯，上北京大学学的是法律，解放后这门课见鬼去了，他主动改行，教起《新民主主义论》和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似小牛犊紧叨着母牛的奶头，那“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的荣誉，几乎年年未放过。自1957年始，运交华盖，先是帽子一顶，再是猝然失妻，没几年又身陷囹圄，家破物散，几个子女流徙东西……我真担心他会熬不下去。还好，他真读通了那涵盖人生莫测风云的哲学，以后我没有问过他，但我猜想，那段漫长苦难的日子里，他一定是天天与云端处的老庄神交的……

    1970年“一打三反”。我的一个妹妹，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过程大约是这样的：一天夜里学校放露天电影，电影散后，在宿舍楼道里发现了一条“反动标语”。众人围着看时，她说了一句：“这字，怎么有点像我的字？”

    于是，校方请君入瓮，刑大约是没用，对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有一番软硬兼施的话就够了。那硬，“你父亲是反革命，你哥哥是反革命，讲是你写的反动标语，十个人有十一个人相信！”那软，使她真以为承认了就没事，犹如在家里承认自己私拿了几毛钱，父母亲会对你怎么样呢？

    可这一承认，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批斗，监督劳动，不让毕业分配……接踵而来，她发现上当了，便一个劲儿闹翻案。谁睬她呢！她是翻过去的一页日历，而那一页上正需要多几个“阶级敌人”。妹妹突然寄了一封信给父亲，信里没有写什么，只有几元钱，一丈多布票，父亲估计是凶兆，急得不行，赶去了永修县，果真她在谋划要去县革委会门口，喝上一瓶什么药水，自尽在那儿，以示抗议。

    不久，她被打发去了一个水库工地上劳动，那里有一个同情她遭际的工地指挥，疏通了有关部门，将那“反动标语”的照片送到九江地区公安局去做笔迹鉴定。鉴定结果下来，也许是照片画面不清晰，也许是妹妹的字迹确有些像上面的，既未肯定，又不否定。以后，又辗转再三，送到省公安厅进行鉴定。在近一年时间，父亲和我们几个子女，像在刀丛里过日子，几乎没有一天不心惊肉跳：不送省厅鉴定，妹妹年纪轻轻，却得背一辈子黑锅；送去鉴定了，倘若还是既未肯定，又不否定，她还有勇气活下去吗？倘若甚至确认是她的笔迹，再加上这一年多来，她到处申诉翻案，她还不得被逮进监狱……

    值得万幸的是，冥冥之中，终于感动了上帝，省厅否定了。

    我应该从骨子里厌恶这“一次次红色暴风”，依据自己一家的遭际，还有疮痍满目的祖国，确认“文革”初期我和同代年轻人一样所具有的理想主义，对未来之中国红色且又平等、自由的憧憬，业已遭到这场“革命”最残酷、最粗暴地蹂躏。我应该明白，若“四面惊雷/八方来风”，“把珠峰做炮台/让炮口云天耸”，国家有限的一点家当会摔得一干二净，大地将春天不生芳草，人民将夏日不寒而栗！退一步说，我没有李九莲的目光与胆识，我也必须保持铅云般的缄默，我却从铅云里奋力地拧出一幕“豪迈”的大雨来……

    是从头发到脚趾头，都得到了彻底的改造？抑或，是痛苦地蒙上眼睛，也蒙上灵魂说着假话？不，不是得到了彻底地改造，在生活里我是痛苦的，生命的主体意识是压抑的。严峻的生活，不给我一个社会的贱民以任何摆脱困境的机会。也决非是痛苦地说着假话。在诗歌里，我是愉悦的，生命的主体意识是膨胀的。不时飞向报刊上的诗歌，给了我一个小工人以出人头地的机会。

    我习惯了上面提倡什么，我写什么。社会上大多数人说什么，我写什么。怎样有利于生存，我就怎样写。恍如加足了油的轴承，几乎无需皱一下眉头，费一点脑筋……

    我习惯了诗歌对于自己命运的嘲讽，对于社会生活的掩饰。习惯了内心世界的二重分裂，我从真实的一半走去虚伪的一半，或是从虚伪的一半回到真实的一半，难有半点迟疑，不会磕磕碰碰，好似在一轮澄静的秋月下，漫步于宽广的长安大街……

    邮戳不断地重复在信封上，悲剧不断地重复在我跌宕的命运里。悲剧意识，却被麻木的生活态度，卑微的生存目的所冲淡。悲剧，没有转化成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再跌宕的命运，也不能净化我的灵魂，升华我的人格，这才是真正悲剧的悲哀。

    似乎不仅是我没有悲剧意识。敢于把钟海源异常惨烈的结局，连同自己一颗受了伤的心，赤裸裸地捧给世人的唯有H君。对于小游，那刑场上血淋淋的记忆，大概将陪伴他终生。他想努力遗忘它，它却蝼蚁钻堤坝般极力钻出来：在月白风清之夜，他被妻儿甜睡的鼾声所惊扰；或者，是在县城的街头上，看了一张打了红勾的判刑布告……他一会儿郁郁寡欢，总觉得自己欠下了什么，一会儿眉头舒展，又觉得自己并没欠谁什么。他也许会给人以有点神经质的感觉。

    黄副营长则十有八九，活得坦然，依然大大咧咧，依然活蹦乱跳。若他现在是一个副处或正处级的什么官，他也依然不摆架子，和下级们有说有笑。某次酒席上，或者是看完报，点着一支烟，等着下班的那会儿，他肯定会将那次刑场上的经历推销出去，为了能和地摊、书亭里令人眼花缭乱的通俗刊物决一雌雄，也许他还会添一点油，加一点醋……

    细分析，说假话有两种情况。若是自觉的，叫欺人，若是不自觉的，叫自欺。因为前种尚有编织的过程，心计的痕迹，大概只能视作欺瞒症的轻度症状，而后种，几乎已成了条件反射式的习惯，一说，便是龙头一旦打开哗哗而下的自来水，故应视作病入膏盲的表现。

    也并不仅是我病入膏盲。

    就是到今天，据报载，有位法国专家在中国工作了三年，要回国了，照例要举行欢送会，欢送会上照例要请他讲话。他说：

    “我就讲讲中国最好和最不好的吧。中国最好的，是十亿人有饭吃，最不好的是人人讲假话。”

    妙的是，举座愕然，可继而满堂哄笑，掌声大作，仿佛看完了一出陈佩斯、朱时茂演的小品。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认为，欺瞒，是个人遭受挫折时防御性心理机制在起作用的一种表现，是人不敢正视现实的儿童心理化的标志。

    也并不仅是我在精神上长不大。

    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犹如一轮朝阳，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之时，在一片乐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土壤上，昔日说着假话以求自己的生存，当今说着假话以证实昔日的清白，乃至冤屈，不是大有人在？

    人们对于极左路线的声讨，僵化体制的批判，莫不众口一辞。人们对于当年某月某张大字报诬陷过自己，某日某个红卫兵伤害过自己，也都记忆犹新。人们对于毛泽东明里暗里的怨恚，乃至在他的身后，搭起一座恶的祭坛，也许还会成为一种时髦。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他的身后，不是凭情绪而是用学理，搭起一座真实、科学的祭坛，在半个世纪内的中国，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历史课题。

    却很少有人思忖，作为一段蒙昧的历史过程，民众与领袖、体制、路线，为什么会有如此完整的契合？更少有人去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里寻找、并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

    比如，与曾昭银将一纸情书交给了部队，从而导致了李九莲、钟海源及赣州地区一大批干部、群众罹难相同，1955年，也正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把另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多年来给自己的私信统统抖落出来，提供给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几家报纸之一--《人民日报》，“编辑”成了所谓胡风反命集团案的第一批材料，从而开始了中国知识界几乎一场接一场的政治雪崩和道德大滑坡……

    翻翻仅该报1955年5月至6月的合订本，就会发现有那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发表文章，去群起而攻击一个弱者，尽管他们自己也是弱者。而且，这一攻击，将会导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日后他们自己也早晚给“黄雀”叼了去。

    “看了《人民日报》公布的第二批材料后，愤恨的烈火，把我的血液烧得滚烫。”

    “我看穿了胡凤的心：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谁会这么想一想呢？”

    “胡风，你是九尾狐，你的主子是谁？当胡风向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了猖狂进攻以后，不久就传来了台湾广播热烈的响应。”

    “请依法镇压胡风，而且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

    “胡风娘家是中美合作所……他们不仅是狼种，而且，似乎又当过狐狸的徒弟……要彻底消灭这批狗种。”

    “胡风是反革命的灰色蛇，胡风与胡适的区别，是一种灰色蛇与白色蛇的区别。”

    三十年后，人们只记得“牛鬼蛇神”、“黑七类”、“狗崽子”、“砸烂狗头”等一类红卫兵的语言，遗忘了这一类“美蒋特务”、“九尾狐”、“狼种”、“狗种”、“灰色蛇”的语言。有论家指出：

    早在红卫兵学会糊大字报以前，大字报的语言不就已由他们的前辈准备好了吗？区别在于红卫兵使用这类语言，是由他们的教育决定的，而前一代人开创这类语言，则是由更为可悲的劣根性决定的。红卫兵从学会读报那天起，接受的就是这种语言教育，他们只有这一种语言，没有人教他们第二种语言。灾难过后，他们当然要低头忏悔，但他们至少还可以说一句：“我们的罪过是无知，而不是虚伪！”一代文化巨擎，还有这个“家”，那个“权威”却不一样了，他们是说着另一种语言长大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曾经亲履西土，又过系统的民主教育，起码是文明教育。他们应该知道，使用这种语言远远超出了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规范，这不是文明人的语言。谁使用这种语言，谁首先就剥夺了他自己的内在尊严。当红卫兵忏悔的时候，他们也应该忏悔，甚至更应该忏悔！因为，他们当时就应该知道使用这种语言，不是出自野蛮，就是出自虚伪。因而，也就更应该承担良心上的责任。（朱学勤《我们需要一场灵魂的拷问》）

    然而，现实却是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难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开放。”

    如果作为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都是如此，还怎样能对在那不但践踏了人类道德，而且还肢解了人类血亲关系的疯狂年代里曾昭银的所为，以及李九莲的家属不去探监、不曾写信、不去收尸提出过份指责呢？还有什么理由，去要求在李九莲、钟海源的案件里前前后后直接或间接决定了她们命运的人们，去良心的法庭上拷问自己：为什么没有作出一点努力，为人间留下这两颗高昂、可贵的头颅呢？

    如果作为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们都是如此，也就没有理由对XX医院那位干部在家里彩电、冰箱齐全的今天，却依然抱着古老看客式的麻木而嗤之以鼻；更没有理由，去要求全体民众拥有一种高贵的正义之情--它决不是为着个人生存的一点可怜要求，而是关注别人不幸甚于自己不幸的博大人道主义胸怀，关注国家衰荣甚于自己衰荣的社会责任感。正如一位西方哲人说得好：

    “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

    在今天，似乎中国人被唤醒的并不太多。老栓叔、华大妈、康大叔、驼背五少爷、红眼睛阿义一类人物，也并没有都遁入历史的陈迹……

    遗传学家们认为，某种获得性行为，只要通过三代遗传，就可以对基因产生遗传影响。我怀疑，莫不是一代代人因为都面临环境选择的压力，一代代人却又未都敢正视这压力，从而使虚伪与麻木，真被编进了遗传的密码，在我们众多民众的生命中，已经次生本体化了？

    要不，就很难解释，十一年前犹如锋刃的历史，已经挑落了一幅蒙满灰尘的现代神话之后，今天仍有人在不断地捡起它的破片碎屑，并不断地拼凑起乍看有了新色的神话；

    要不，就很难解释，眼下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短期化行为，即个人，或者是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一个地区，注重乃至殚精竭虑的总是如何有利于自己的生存，眼前的效益和一时的繁荣；而忘却乃至冷漠国家的生存、民族的长远利益和长久繁荣。

    要不，就很难解释，在令天奢谈“改革”的人并不少，期待改革能立即变成好烟、好酒的人也不少；若改革要他付出代价，哪怕是拔出一根毛的代价，转眼就能将改革变成柜台里假烟、假酒的人，更不少……

    当今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正是在这样一个国民环境里所奋进，她的步履维艰，便是可想而知的了！

    当今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正是被这样一个国民环境所包围，她前景的吉凶未卜，也就不是危言耸听之谈！

    写到这里，我的心不禁刀触般震颤了一下，我发现--

    如果说，在某种意义上，十几年前李九莲、钟海源的命运，颇有一点类似《药》的故事；那么，今天有一些人们对于改革的虚伪作法与麻木态度，便是在剧烈地重复《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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