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情沉重地流着

    流着一个长长的世纪

    大海还是那样遥远

    您在哪里？哪里？

    --啊，不说话的美人鱼

    曾在海啸里相逢

    又在海岸边相遇

    珊瑚绽开了红色的爱恋

    彩贝诉说您灵魂的圣洁

    --啊，不说话的美人鱼

    海燕呼唤人生

    乘海风伸扬正义

    多么希望，潮止汐静的时候

    聆听那条波的絮语

    --啊，不说话的美人鱼

    几被卷雪排空

    一片忠贞谁羁

    水天依旧，天水依然

    漫堤绿柳摇一湖湛蓝的回忆

    --啊，不说话的美人鱼

    湖鹭飞向海边

    海鸥掠过湖堤

    在天堂和大地之间

    我的诗情浸透了血泪

    --啊，不说话的美人鱼

    --摘自朱毅《美人鱼--给天堂也给人间》

    1978年元旦，在珠港农场服刑的朱毅，在中队迎新年的黑板报上发表了一首词《卜算子--咏梅》：

    笑看三尺雪

    矗立九寒中

    百溪千山香一缕

    醉了竹和松……

    这是李九莲被杀后的第十天。

    他心里很乱，很苦。对于自已，他作过种种准备，乃至作了舍弃头颅的准备，毕竟主要是自己，领导了“调委会”，在半年的时间里，使其成为了地区，省上乃至中央多级头头脑脑们的一块心病，但他从未想过李九莲仅因言论问题而被杀头，而且，是在已经判处了十五年有期徒刑之后！

    震惊之后，他一时理不清心里的头绪：

    他觉得她有些轻率了，在小组年终总结的场合，面对几乎都想让别人倒下去、而使自己垫高来的犯人，还有那个大抵靠一身警服撑持门面的管教干部，你把话放在肚子里面，就会少掉什么？即便你对时局有很深刻的看法，自己的看法也并不少，说出来有什么用呢？我们已是囹圄之人了！她这一去，问题更趋复杂了，人不死，就算历史打个盹儿人们就要耽误二十年，我们就在牢里坐上二十年吧，等着历史睁开眼睛，总有搞清楚的时候；人一死，一旦睁开眼睛、就要匆匆前行的历史，能回头顾盼到一个九泉之下的小人物的无言期冀吗？

    朱毅，头一次有了寥廓长空里孤雁惊寒的感觉。

    他又觉得按李九莲的全部禀性，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她能长久地生存下去才是奇怪的。在卑鄙、刻毒的挑战面前，她若失去勇气，不以高尚、磊落相匹敌才是奇怪的。当权力将她推上断头台，在断送生命的同时，断送了她一生孜孜不倦，虽有错误却一定能修正错误的思想探索，可她的人格力量，因此获得了完美地显露。也许，她将能昭告于世人的生命价值，正在于其人格力量的完美？

    朱毅又有了高山仰止的感觉。

    他有很多话想对李九莲的在天之灵说，可在她刚刚离去的日子里，那份撕肝裂胆的悲恸，又沉重地压着他，几乎提不起笔来，他只匆匆写了这么一首小词，未料，它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它的副标题是“怀念杨开慧烈士”。众多的犯人，其实看出了在这犯人的黑板报上几乎唯一能用的名义下，它是在悼念他们都熟悉的那个名字。这个曾经传遍赣江两岸、匡庐上下的名字，他们大都在狱外有所耳闻，即使不知道的，到农场后，也从朱毅嘴里听说过。应该说，刑事犯平素在外面是难以理解别人痛苦的，盗窃犯若能体谅遭窃者破财的痛苦，他就不会去盗窃，强奸犯若能体谅被污者身心遭蹂躏的痛苦，他就不会去强奸……但此时，即使是刑事犯们，都理解了朱毅的心里必须有所渲泄，有所寄托，没有谁去说三道四。

    有一个文化水平颇高的犯人，理解力却在常常写一封信都困难的刑事犯之下。此人叫陈连山，高安县人，因为历史反革命入狱，巳服刑多年。平时，他和朱毅接触不少，人虽显得有些油滑，但言谈里不乏儒雅之凤，两人常在一起谈诗，在精神生活异常贫瘠的牢房，这对朱毅也是一大乐趣。

    这首小词刊出后，陈连山趁身边没有人的一会儿，对朱毅说：

    “你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朱毅苦笑了一下。这一苦笑，便算是默认彼此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陈连山将自已的“发现”捅了上去。报告对象选择得很准--中队指导员K，此人以虐待犯人在农场著称。也许，为着朱毅在自己的案子里已经表现了他是一条汉子，也许是为着他在犯人中间的影响，K对他倒是从来未曾体罚。可眼睛每当看到他时那份压抑不住的恼怒，与朱毅每当看到此人脸上压抑不住的轻蔑一样，都是显然的……

    当天晚上，K突然集合全中队犯人开大会。犯人们一个个规规矩矩，木桩般坐好后，他黑脸秋风，来回踱步，颇像是一个手握利斧的伙夫，在众多的木桩间走动，既像是在打量要劈开哪根木桩，填进炉灶里烧饭；又像是让所有的木桩，无论是前胸，还是后背，在这一刻，充分感受到一名伙夫生杀予夺的权力！

    咚咚的脚步，在朱毅身边停住了，立时，他明白了这个会的主旨。他几乎屏住呼吸，攥紧了拳头，等待着风暴的袭击。瞬间，响起的却是另一个人的声音：

    “陈连山，你站起来！”

    说话的是Z管教，他刚刚进屋。陈连山一头雾水，茫然站了起来。

    “你向指导员反映朱毅写的词别有用心，是他别有用心，还是你别有用心？”

    陈连山吱吱唔唔，惑不成声，一双豆荚眼投向指导员K。

    “你知道不知道，每期黑板报上登什么，不登什么，都必须得到政府干部批准。不批准，擅自登出什么，谁有这般大的胆子？朱毅写的词，经我看过了，你说他写这首词是为了悼念李九莲，你这是把矛头对着他，还是指向我呢？”

    陈连山恍如一只啄米的鸡雏儿，连连低头，迭迭称道：

    “卑人岂敢，岂敢……卑人该死，该死……”

    Z管教又喝斥道：

    “陈连山，你是个什么东西！你在旧社会当伪乡长，当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你现在还不老实呀，处心积虑踩人家的肩膀，求得自己活得轻松，可你看错了地方，打错了算盘！就不提其他政府干部了，就说指导员，他什么样的乌龟、王八没有见识过，能识破不了你？我警告你，还有你们大家，今后，谁敢再施这样的故伎，谁就得罪加一等！”

    Z管教让一个风暴巳经陡立在朱毅头上的会，顷刻间，变得有惊无险。以后，朱毅还通过他，寄出了一些申诉材料。一切都无需多说，听他的口音是赣南人，朱毅便知晓了，这才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呵……年年清明前抄录，年年清明时都焚烧了的，是另一首诗。

    那诗行，是在初始撕肝裂胆的悲恸渐渐平歇，而冰清玉洁般的思念，让心灵变得明彻、变得深沉时开始躁动的……

    两簇硕白的桅子花，恰对着朱毅监舍的窗口，可以从5月一直开到炎夏。双抢时节，允许犯人去户外露宿，他便去它们脚下席地而眠。看着它们在晚风里轻轻摇曳的婆娑花影，吸吮它们那丝丝缕缕沁人肺牌的幽香，朱毅便会想起罗莎·卢森堡的《狱中书简》里写到的月光下的华沙美人鱼来，那银白色的花影，不正似美人鱼窈窕身子的一片片鳞光吗？李九莲对这本书爱不释手。1966年，他们在一起谈过它，次年春天，他们又在一起谈了它。他们深为这位出身波兰、与李卜克内西同时代的著名女革命家的品格与情操所感动，也被她火热、优美的文字所陶醉……

    稍有不同的是，罗沙·卢森堡在法西斯的监狱里，有感于平时一个个奢谈革命的人，此时背叛了革命，她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里写道：我想华沙美人鱼是美，可就是不会开口说话，倘若它能开口说话，让人洞察到它的灵魂的话，说不定它就不美了……而李九莲多次这样说：

    “我就希望这美人鱼不但外面美，而且灵魂也是美的。”

    她第二次被捕后，唯一对朱毅提的要求，便是请他设法找来这本书，并托人送进监狱。他想：这本翻得卷毛了的《狱中书简》，还有这条华沙美人鱼，在近四年的狱中生活里，一定给了她那颗伤痕累累的心灵以多少默默地抚慰呵……

    朱毅写下了《美人鱼》这首诗，以此作为对李九莲的永久悼念。它又不是仅写给李九莲的，诗的副标题是“给天堂也给人间”，在人间指的是钟海源，她不同样是一条从外形到灵魂都美的美人鱼吆！当时，他还不知道，她继李九莲之后，也已上了“天堂”。他只清楚她以那样一种赴汤蹈火的方式，向他表白了一种极为崇高、极为强烈的感情，尽管刀割般痛楚，他明白这感情对于自己已经是不可抗拒的了……

    每年清明，当一蓬火苗，将抄正的这首诗稿化为一蓬悠悠而去的黑色灰蝶之后，他都要在一个洁白的瓷瓶里插上一枝洁白的花。当他最终听说了钟海源已不在人间之后，犹如他得以双倍的力量支撑起这双倍的巨痛，他便在一对洁白的瓷瓶里，插上两枝洁白的花。

    在珠港，插的是梧桐花，以后在珠湖，插的是刺蔷薇。他出狱，回到原单位茅山共大，茅山是九连第一峰，清明时，开一种形似石竹的白色野花，有一年，此花竟和他相对了四十九天。学生们真好，他教的高中毕业班学习那样紧张，可每天都有人给他的斗室送来一束带露水的“白石竹”。就是1982年，他再度去北京上访，到了清明，他也找到“千楼一炬劫灰冷，留得萋萋苦杜鹃”的圆明园遗址处，凭借远瀛观附近藕池中的满池荷花，来寄托自己对她们的思念。北国的荷花，会开得如此早，而且又如此茂硕、水灵，这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不仅是朱毅在悼念李九莲、钟海源。在起初的那几年里，在关押有因李九莲问题而被判刑人员的监狱、劳改农场，每到清明时节，都出现有以各种名义，各种形式写的悼念这两位女性的诗文。作者中，既有与本案有关的人，也有与本案无关的其他“政治犯”，倘若能将它们，以及在这之前赣州人民关于她们的诗文搜集起来，大约也能编成类似《天安门诗抄》的那么厚厚一本。

    “政治犯”敬重李九莲、钟海源，刑事犯们也敬重她们。

    在朱毅所在的大队，为李九莲一案进来的，只有他一个人。可在珠港农场期间，他频繁进行的申诉活动，始终得到了众多犯人的帮助。当时，他负责全大队犯人的文化教育，自己有一个备课的房间，比一般犯人行动稍自由点。在备课之余，写出了长达三、四万字的《还在流血的爱情--七十年代江西最大、全国罕见的政治冤狱》之后，油墨和纸张，是各个中队的统计员陆续从围墙上偷偷丢进来的，刻写钢板是中队的卫生员担负的……

    待准备开印的那一天，上午九点多钟，一捆纸弄上围墙时被发现了，大队一位管教，一下就清楚了这纸将派何用场，他找了朱毅谈话：

    “朱毅，你什么要求我都答应，可有一条，你不能在这里印什么材料。监舍就得有个监舍的样子，你可不能搞得乱了监规……”

    他煞有介事地点点头：

    “好，你放心，我不印了。”

    这天，几乎就在隔壁，在两间统计室里，十几名犯人分成三班，印的印，分的分，装的装，一共印了一百多本。到订好最后一本时，天边已透出鱼肚白了。出工哨子一响，又是二十多个以九江籍为主的刑事犯人，每人夹几本在棉袄里，将这一百多本全部带出了监房。带出来天地就广阔了，有放在茅草里的，有放在禾堆里的，有放在石板下的……它们将等着朱毅来决定各自的前程：或者呈党中央，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或者寄南昌，省委，省人大，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级检察院，或者是寄国内有广泛影响的知名人士。作者曾听说，中国的报告文学界，第一次获悉“李九莲”这个名字，便是来自于这本《还在流血的爱情》。

    要说从如此大规模地偷进、偷出，到几乎是明火执仗地私刻、私印，在劳改农场里，这都是严重的非法行为了。若叫起真来，众多的参加者们，面临的将是加刑，乃至得有冒死的风险……

    但没有谁退缩。在陈连山之后，也没有谁告密。仿佛这是一个几乎失去了一切的远古氏族，可氏族的旗帜尚没有倒，那旗帜上尽管有道道污痕，那两条美人鱼相交的族徽，却依旧鲜明……

    对此，“政治犯”们会有头头是道的分析。刑事犯们，却常常只有一句话：

    “共产党像李九莲、钟海源这样讲真话，我们都拥护！”

    从1979年开始，中央有关部门，接到了大量来自江西各地的为李九莲案件申诉的信件，这些信件的多数，陆续批转来江西，交有关部门处理。

    有一个有关部门处理的例子--

    在一片怨声载道中，赣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不得不复查了一下李九莲案。复查人是王光法，即当年判处李九莲十五年有期徒刑的“审判委员会”的九名成员之一。1979年4月10日，他拿出了复查意见：“该案事实清楚，量刑适当，被告死不认罪，凡案。”“凡”字写错了，为“翻”。写错了字，却丝毫不影响地区中级法院检查组据此决定：“维持原判”。

    新华社也收到一封挂号信，主要内容正是朱毅的《还在流血的爱情》。读完此信，戴煌深觉震愕，在受社里指派飞往南昌的途中，他仍在自我发问：“这可能吗？张志新死于粉碎‘四人帮’前一年，长春的青年工人史云峰，死于粉碎‘四人帮’之后两个月，又一位英雄王申酋，死于粉碎‘四人帮’半年后。而李九莲不但死于粉碎‘四人帮’的一年又两个多月之后，而且，还在党的新时期召开了‘十一大’的五个月之后，中国还会有如此草菅人命的狂徒吗？”（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到了南昌，王泽民平息了戴煌的发问，又加剧了后者的震愕。

    时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正在上海养病，由时任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的王泽民主持省委日常事务。王泽民告诉戴煌，这是件千真万确的事，而且，在最终决定此事的省委常委会上，当时反对处死李九莲的，仅有三票，他是其中一票，至今他仍为无力回天而心存憾痛。

    列宁曾说，一个工人只要凭着一首《国际歌》，便可以走遍世界；现在戴煌先生，凭着“李九莲”三字，在省委秘书长处获得了“绝对支持”。于是，案卷足有几大包，一尺多厚，仅上班时间去看，晚上可惜了，省高级人民法院“绝对信任”，破例地同意他借回下榻的新华分社招待所看，半个月内，读完了约二百多万字的案卷，并摘录了十余万字。省委车队派出最好的司机，开出刚到不久的新款北京吉普，给了他“绝对速度”，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赴赣南、赣北，遍及李九莲求学、工作、拘押、劳改及被处死的各地，前后又一个多月。

    在赣州，地委书记杜昭、地委副书记李侦续等人，与戴煌有过一次延续数小时的谈话。“虽然有时他们谈得也相当委婉，但都坚持认为李九莲是‘现行反革命’，‘即使不是反革命，也是硬骨头造反派’，因为‘谁当领导她就反谁’。对于李九莲在‘批林批孔’高潮中，张贴《反林彪无罪》大字报的要求平反活动，以及由此引发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给地委造成的种种不快，他们仍然耿耿于怀。他们甚至说：‘如果她想一死了之，为什么不直截了当骂毛主席呢？’最后，他们的结论是，李九莲是反革命，只是不该杀而已。说得很轻巧，绝无杀错了人的那种负疚愧痛之情。”（见上书）

    回到北京，戴煌即数日埋头整理、分析调查材料，写出一篇题为《在“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主要罪名下，女青年李九莲三年前被枪杀至今未昭雪》的内参。此时，华国锋仍是党中央主席，稿子交出去后，戴煌心里有几分打鼓。拍板发出此稿的，是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新华社党组成员，一年后走马上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杜导正。

    在刊登该稿的《国内动态清样》第214期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给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公安部部长，作出如下批示：

    彭冲、江华、（赵）苍壁同志：

    此事请予以妥善处理（包括对她的家庭亲人），但处理这类事情，应考虑不要声张，以免引起不良后果，而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

    1981年1月25日

    当天，彭冲即批示江西省委主要负责人：

    （江）渭清、（白）栋材同志：

    耀邦同志的批示，请阅。《清样》反映的情况，请予查明，妥善处理。

    2月17日，江西省委常委会议决定，由省高级人民法院牵头，由省、赣州地区公、检、法三家抽调干部组成复查小组，立即对李九莲案件进行复查。

    3月1日，复查小组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复查结论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前两次对李九莲的处理是错误的，后一次判刑过重，属于错杀；一种意见认为，三次对李九莲的处理都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昭雪。

    3月9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结果，同意复查小组的后一种意见。

    3月18日下午，19日上午，召开了第21次省委常委会。会议根据耀邦同志的批示，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意见，对李九莲案件进行了反复地讨论研究，作出了平反昭雪的决定。

    常委会认为，从李九莲全部案卷来看，她在政治上、思想上、言论上是有错误的。她的错误，主要是集中在1977年元月在劳改农场犯人小组年终评审会上宣读的《我的政治态度》里，有的话错误是很严重的，特别是发生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这就更加重了她的错误，说明她的基本政治倾向是完全坚持和维护“文化大革命”那一套错误的东西。但从内容和形式来看，以法律观点来衡量，李的言行，不属于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构不成反革命罪，也不能定为反革命煽动罪。

    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会议原则同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赣州地区李九莲反革命案件的复查报告》，认为过去对李九莲的拘留、判刑、枪杀都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昭雪。省委常委会还决定，在处理李九莲案件的同时，赣州地委要对“调委会”一案进行认真地复查，凡因此案受牵连、被判刑和受其他处理的，应一律予以平反纠正。至于这些人中有其他问题的，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给予应得的处理。

    19日下午，省委召开会议，将以上决定，向赣州地、市委和省、赣州地区司法部门的负责同志传达。要求赣州地委，一定要稳妥地处理好此案，以利于稳定赣州的局势。并要求赣州地、市委有关部门，要做好李九莲的家属工作，给予必要的抚恤，同时要做好“调委会”成员及其家属的工作。

    4月13日上午，赣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肖开彬、邓永相两同志，来到陈家巷七号，向李九莲的母亲送交了李九莲的改判书。当问及家属有何要求时，她提出：

    一、给李九莲彻底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

    二、对李九莲问题作出明确的政治结论，并让家属看阅其案情材料。

    三、为李九莲造坟。现在的平反布告，应与当年的枪决告示在同样的范围内张贴。

    四、释放为李九莲辩护而被治罪在押的干部、群众。

    五、解决李九莲之妹李玉莲的受株连问题。

    六、对年老的母亲给予抚恤，调回唯一的儿子李东林回赣工作。

    4月14日上午，省委常委会议决定为钟海源平反昭雪。

    5月9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81）刑二监字第13号下达刑事判决书，认为原审和二审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被告人钟海源两次犯反革命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和死刑，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不当。宣告钟海源无罪。

    6月23日，全南县人民法院以（81）全法刑监字第1号下达刑事判决书，内称：

    “本院认为，被告人朱毅目无国法，对抗中央指示，擅离职守，窜到赣州，拉帮结派，进行帮派活动，干扰党、政、公安、司法机关的正常工作，扰乱社会秩序，其错误是极其严重的。但尚未构成反革命犯罪。原判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不当，据此，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1975年12月12日（75）全法刑字第26号刑事判决。

    二、被告人朱毅未构成现行反革命罪，予以释放。”

    在此前后，原“调委会”被判人员，均得到“未构成现行反革命罪”的改判，并陆续予以释放。

    朱毅出狱后，在家里稍稍休整了一段时间，并准备好有关材料后，于1981年8月底，去了北京。

    一住进清华大学的一位熟人处，他就给戴煌先生写信。未释放前，他就知道了这个名字，真是条条道路通罗马，那期《国内动态清样》刊登的内容，由北京到贵州，又经广东传进了珠湖农场，自然是在事隔几个月后。过了两天，他想戴煌应该收到信了，就去了宣武门附近的新华社，带上了材料，还带了一个暖瓶，他听李九莲讲过当年来北京上访的情况，估计新华社的大门也不是那么好进的。若不让进，自己就拿个暖瓶坐在门口，等也要等戴煌出来。果然，在门口碰到了周折，还好，虽不让进，但戴煌和新华社国内部负责编群众来信的何昆同志，一听传达室电话，立即就一起出来了。三人去了戴家，吃过午饭，朱毅向他们讲了江西方面的情况。

    听完后，戴煌先是在桌上画了一张图，这是一张怎样经南长街去中南海的路线图。又说：

    “朱毅，这张图你拿着。我马上去联系，下午你去中央办公厅汇报！”

    朱毅由宣武门乘车到天安门广场，走进劳动人民文化官。在苍郁、伟岸的古柏林里，找了一张椅子坐下来。清风徐来，鸟啭蝉鸣，先是一种很久没有过的恬适包围了他。继而，一股巨大的温暖，犹如强劲的海潮一样，漫上了他的身心……

    这几年，虽然人在鄱阳湖滨的劳改农场，可仅凭着每天必读的报纸：“天安门事件”平反。彭德怀元帅、刘少奇主席恢复名誉。“右派”改正。四类分子全部摘帽。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圳、珠海等沿海经济特区的成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朱毅愈来愈强烈地感到：祖国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将“变革”两字写上自己旗帜的生气勃勃的时期里，不但将变革经济基础，变革上层建筑，而且还将变革人的生存状态，去实现卡尔·马克思所倡导的“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而洪水浊浪刚刚过去，为了在一片充斥小农经济观念和僵化教条的卵石的荒秃河滩上，扎下一排枝繁叶茂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树，党中央作出了何等艰苦卓绝的努力……

    此刻，七年的监狱生活，二千五百多个白天黑夜的殷殷呼唤，苦苦寻觅，恍如做了一场梦似的，一醒来，党中央就在身边；茫茫人海里，党中央听见了自己的声音！他一下明白了，那温暖是幸福的骤雨，是欣慰的热风，好似一个饿汉乍碰上一顿美餐，得细嚼慢咽一样，他想干点什么，来一点、一点地品味、享受这温暖，他给在赣州翘首北望的曾传华等人写了一封信，以至于忘记了在绿树环绕的金碧琉璃瓦上匆匆西斜的时间……

    戴煌与中央办公厅联系好后，下午却不见人来，以至中央办公厅打电话到清华大学查询。亏得朱毅在戴煌处留了地址，他回到清华大学住处后，戴煌托人带给他一个纸条：“中央办公厅要你快去！”

    9月5日，朱毅根据戴煌先生画的路线图，到了中央办公厅。在314号房间，一位头发已悄然爬上银丝的女干部当即接待了他。

    “戴煌同志向我们反映了你要上访的大概缘由，小朱同志，你是不是先谈谈情况？”

    因为李九莲的基本情况，那期《国内动态清样》上都有了，朱毅便着重向她汇报了钟海源和“调委会”的情况。当谈到钟海源在刑场上被取肾时，女干部将桌子猛地一拍，摘下眼镜，人站了起来，目光一下严峻得似乌云下的闪电：

    “还有这样的事，为什么不早汇报？”

    朱毅也激动了，几乎是喊道：

    “凭什么叫我早汇报，当时我在什么地方？”

    刚说完，似乎心里还堵得慌。又补充了一句：

    “我何尝不想向中央早汇报！”

    她走过来，抚拍了一下朱毅的肩膀：

    “小朱同志，请你原谅，我有点冲动。不过。我不是说你，而是说新华社；他们不知调查过这事没有，若调查了，本来应该要汇报的……”

    临走前，老同志建议道：

    “你明天就从清华大学搬过来，住到我们中央直属机关的一个招待所去。”

    朱毅一惊：

    “我没有钱，来北京的路费，都是大伙儿凑的……”

    “钱就不要考虑了，你住过来就是，材料你也都带来。再有，你要找哪些部门上访，不要自己去找，通过我们去找，我们想一次给你都找来，听你全面汇报，你看好不好？”

    对朱毅，这又是一次意料之外。

    “当然好，当然好……”

    当晚，朱毅去找了戴煌。当问及他为什么没有反映钟海源被取肾一节时，他沉吟良久后，说了一句：

    “这事我听说了，但没有去专门调查……”

    朱毅觉得难说清楚他此时在想什么。可以肯定的，只是眼前的这位长者，决不是一位没有勇气的记者--

    戴煌，红小鬼出身，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奠边府大捷……他长期在战火纷飞的前线担任军事记者。1957年，在新华社的一次党内座谈会上，他作了一个反对神化与特权的发言，被打成右派，并送去北大荒劳改，老婆离婚，刚生下来不满十个月的孩子，也改名换姓送人。62年后形势稍有松动，他被调回新华社，又因对所谓的“三面红旗”持不同看法，被认定“坚持反党立场”而劳动教养二年，其实，这回与再婚的妻子一别，他在监狱里被关了十四年半！一个顸吏谄臣式的记者，一生只会官运亨通，不会吃这么大的苦；一个良知只在划好的半径内思索的记者，不会复出不久，就接手李九莲这一惊天大冤案……

    也许是行程匆忙，此案涉及人数之多，时间之长，范围之广，的确够他跑了，还顾不上钟海源的案子；也许是李九莲被挖去乳房，阴部，已经够血淋淋了，若再提及钟海源的惨烈，会不会反映了，却让一些人吓得晕了过去？在面子上，我们总还是一个温柔敦厚的民族，常常面子比里子更为重要。也许，是在自己也有过的高墙生活里，戴煌早就风闻过此类事情，在中国，难说此类事情是对还是不对，不过是因为发生在钟海源如此纯洁的一位女性身上，才显示了它的残酷……

    9月11日下午二点，中央办公厅十一楼的一间会议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新华社等单位的同志都到了。主持会议的，便是5日热情接待朱毅的朱立同志，此时，她是中央办公厅协调中央各有关部门处理全国重大冤假错案工作的负责人之一。

    朱立向到会者介绍了朱毅之后，朱毅有点忐忑不安了：不是自己一个人坐在这里，横跨了时空，没有了阴阳之界，李九莲坐在这里，钟海源坐在这里，“调委会”和赣州地区被卷进李九莲案件的成百上千干部、群众，都坐在这里。他们都在静听他的讲话，都在审视在这极其难得的机会里，他将如何向来自诸多高层部门的人们，呈现在遥远的赣南土地上发生的那一段风诡云谲、兔起鹘落的历史。

    他问朱立同志：

    “从哪开始说起？”

    “就先从李九莲的那封信开始说起吧。”

    朱毅念了李九莲写给曾昭银的第一封信，介绍了李九莲从“文革”前到被枪决的简历，念了若干段1974年地区法院、地区工代会、地区公安局批林批孔办公室编辑的《李九莲现行反革命罪行材料》。随后，他回顾了“调委会”和赣州地区干部、群众，在极左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为李九莲冤狱仗义直言所作出的不屈努力，及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这时，他汇报了钟海源的无畏与惨烈……

    从念完那封信起，人们就被一个小女子的命运，及其所波及的众多人物的命运给抓住了。人们关于他们命运因果之链上的每一环的思忖，也犹如飞机的螺旋桨一样，一下发动起来。这堆庞大、纷飞的思绪，是那样沉重，除了压得会议室里的气氛始终显得沉滞，还压在了与会者们的神情上：皱纹拧紧的额头、眼角。鼻梁与嘴唇间顿显刚劲的两条曲线。睫毛扑簌簌地轻颤。咳嗽声也不自然了，沉闷而又短促。手上若不抓住什么，便好像一条没有上链子的猎犬会咬人似的，抓起香烟，抓起钢笔，压住茶杯盖，抑或干脆攥成一个拳头。泪光点点，流汁噙动。中宣部的一位女同志，终于压抑不住，哭出了声来……

    朱毅一直汇报到下午五点半钟。

    走出南长街，走上了宽广的长安街。已是夕阳西下，晚霞如泼了。

    大道上车奔如水，亮着的一排排尾灯，闪闪烁烁，迷迷离离，开始有了五彩长河的诗意。

    人行道上，人流如潮。除了往家里赶，往旅社里赶的人，多是衣着入时的青年男女，一对对挽腰搭背，往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里走去，一路款款细语，盈盈眼波……

    公园门口，两顶有如硕大蘑菇般的白色篷伞下，正卖北冰洋牌汽水，和刚登陆社会主义中国不久、长期视为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标志的“可口可乐”。

    一个恶梦般的年代，早已被压在了那一堆堆空了的拉罐和瓶子下……

    此刻，似乎唯有站在那里凝神默想的朱毅记得，他来自于哪里，中国来自于哪里。

    次日，在刘复之同志主持下，中央政法委员会召开了会议，研究李九莲案件。

    几天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了全国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座谈会。胡耀邦总书记到会讲了话。讲话里，他提到：

    “江西有个同志来上访，谈到他们那里有个案子，死刑的有两个，被抓的有六十多个，受株连的干部、群众有六百多个，包括他们的家属有二千多人。出了这么大的事，现在还没解决好，应该解决好……”讲到这儿，耀邦同志焦虑之心，溢于言表。

    朱毅离开北京前，朱立同志告诉他，此次中央处理李九莲案件的速度是破例的，就是处理张志新的案件也没有这样快，当朱毅问她：

    “与张志新比，你觉得李九莲怎样？”

    她的回答是：

    “李九莲当年是一个中学生，更加难能可贵，而且起点更远，终点更极……”

    二个月过后，即1981年11月16日，中央政法委员会，给总书记并中央书记处呈送了《关于江西李九莲案件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里提出--

    “通过复查这一案件，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这个案件长期得不到复查纠正，应当从方针、政策上找原因，要教育有关的部门和干部坚定不移地执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继续解放思想，肃清‘左’的流毒，要认真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办事拖拉的不正之凤。”

    “要解决李九莲、钟海源家属提出的合理要求。”

    “李九莲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有如此的认识和思想觉悟，是难能可贵的……主流、本质是好的，应进行再复查，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离李九莲、钟海源的逝去，迄今已是十一载春风秋雨了。

    在江西南端的一个小县，在连结闽粤的九连第一峰的苍莽之中，朱毅当着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师。在承受了那么多的磨难与痛苦之后，他的胸襟也是苍莽的，能为偏于一隅的童心催花引蝶，让孩子们能和祖国一道拥有美好的未来，此生足矣。

    他忘却了人生的功名、利禄。他忘却了尘世的繁华、喧嚣。与此同时，他却没有一天忘记她们。当他从报纸上看到李国文的短篇小说《月食》被改编成电影《蓝色的花》时，他给在南昌的哥哥、嫂嫂写信道：

    《月食》终于选用毋忘我花来像征人物和主题，能不能深化主题我不敢臆断，但有一点我深信不疑：那位年复一年缝制了二十二双布鞋的太行山女性，在电影中一定会比小说中更美，更动人！信念是美，忠贞是美，牺牲是美，而甘和祖国与爱情一道受难，则内涵着最深沉的美；两颗美丽的心，在回春的太行山，在美丽的月夜，终于幸福地重逢了。

    可我们呢？我呢？她们呢？她呢？眼前，暮天骤来的急雨中，大朵、大朵蓝花的摇曳中，传来的却仿佛是、也永远只是天外的呼唤；“毋忘我！毋忘我！”--就像少年时哥哥的歌本里《梅娘》绝望的呼唤一样……

    “毋忘我”呵，朱毅想郑重地安置她们的遗骨。

    钟海源的遗体在无数双手、无数把刀的解剖下，可能是无法找到了。李九莲的遗骸，要找，却并不会太难。当年在遭那头两脚兽的残忍亵渎之后，总算草草掩埋了尸体，虽风流云散，人事变迁，但寻迹觅踪，锲而不舍，总能打听到葬址。她的家属还在，虽提出过如是的要求，并没有积极的行动。对此，他百般无奈，中国人是很讲究名份的，“名不正，言不顺”，当年他为李九莲冤狱申诉而不惜坐穿牢底时，就有人审视他：“她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毋忘我”呵，朱毅一直想收存她们的遗物。

    当他看到李九莲的那只破箱子时，已经空空如也，军帽被她的一位同学拿去，以作纪念。那包变质、变色了的烟丝，早不知被谁抛去了哪里。在她家，总算找到一个她在赣州冶金机械厂当学徒时的工作证，它成了她在这个世界上匆匆走过的唯一痕迹。唯恐这唯一的痕迹也将被岁月剥蚀掉，他十几次地复制并放大了工作证上的照片。钟海源的东西，都不知去向了，没有人去监狱要回她的遗物。曾有人带信给朱毅，说钟海源在获悉自己的死讯后，在一条毛巾上给他写了几句话，并将它托付给了一个家在九江的女犯。他一出狱，急如星火去了九江，踏破铁鞋，却没能找到这个已经刑满释放的女人。

    “毋忘我”呵，朱毅现在唯一能做的，只是对钟海源的女儿徐小云的父亲般厚爱了。

    去年初冬的一个下午，我在赣州市朱毅的家里，见到了这个女孩子，她十六岁，正在市郊的赣州地区卫生学校读书。苹果形的脸庞，到脖子的短发未加任何修饰，一对黑如深潭、恬静也如深潭的眸子，一看那深潭里便溢满了纯洁。说起话来，红唇皓齿，音色朗朗，恍如脆润的天津鸭梨……

    与她对坐，你会觉得生命之晨的徐风清新地吹来。可你再仔细注视，又会发现在那对明眸里，隐隐有某种被压抑了的什么；这生命之晨的风儿，吹荡在你的脸颊，也并不总是平和……

    七、八年来，我跑过不少地方，采访过很多人：有名的。无名的。深沉的。轻薄的。老辣的。单纯的。强悍的。软弱的。壮怀激烈的。看破世事的……可还没有一次，像面对眼前的这位女孩子一样，使我感到难以启口，恍如语言成了一把刀子。要掏开她的心扉，将是件很残酷的事情。

    我又不能不采访她。

    我只有小心翼翼，“摸着石头过河”。她听了，若有所思一会，便回答了我的几个问题。我边听，边觉得：她能推开心里那扇沉重的大门，并不仅是因为出自对朱毅叔叔的信任，也信任了我这个陌生人--

    后母是我外婆的养女，我妈妈在世时，帮我家做过家务事。小的时候，她对我还可以，自从她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总看我不顺眼，过去在家住，有时就挨打，现在住校了，偶尔回家，就常挨骂。我也弄不清她为什么要骂我，而且骂起来好难听，净挑这些东西骂：“反革命的女儿”，“打靶鬼的女儿”……现在还这样骂，一直骂到我不理她，或者我躲起来，不见面。她骂我还不要紧，我最怕的就是她骂街，邻居们听了，一定会在心里嘀咕我爸爸：他是个大学生，怎么会找了这么个女人？

    即使后母不在身边，我和爸爸也无话可说。他有点“妻管严”的味道，我就尽量少麻烦他，不想使他多为难。他和后母生了两个女儿，我和妹妹们的关系挺好的，她们小时候是我带大的，我每次回去，她们都对我很亲热。可在爸爸和后母面前，我好像是个多余的人一样，所以我就不想回去。虽然爸爸对我不怎么样，但他毕竟生我一场，和我有直接的血缘关系，我还是要爱他的……

    家里一个月给我十元到十五元钱，加上学校的十四元助学金，经济上我从不觉得怎么不够用。我很少买东西，衣服家里也不给我买，我能体谅他们，后母不工作，一家五口人，都靠爸爸一个人的工资支撑，在现在够难的了。我就拣妈妈剩下的衣服穿，过去妈妈的衣服还有几件，虽然式样旧了点，我又不在乎穿着打扮。前些日子，朱叔叔看见我，说我身上穿的衣服，还是妈妈在井冈山“共大”读书时穿的工作服，屈指算算，该有二十多年了……

    小时候，看到别的小朋友都有妈妈，我却没有，就觉得自己好可怜，邻居们也都说我好可怜，我有了自卑感。人大了，我尽力不去想妈妈，宁可自己一生下来就没有妈妈，像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一样。在卫校，有时候在晚上，大家都想家，谈论家里怎么好，妈妈怎么样，那么激动，而这一切在我脑子里都是一片空白。所以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不说话……

    我妈妈的照片，我见过，我觉得我长得好像我妈妈，认识我妈妈的大人们，也说我长得像。听了这话，我有一点好奇，大家都说妈妈会唱歌、会打扮、好漂亮，这些特长在我身上好像没有一样。听了这话，有时我还有一点高兴，高兴的是我可以从自己身上看到妈妈的影子；又有一点不高兴，我妈妈都没有，我要像她干嘛，只会惹得自己苦恼……

    虽然我失了母爱，父爱确实少了点，我觉得生活还是很好的。小学的事情我不太记得，我觉得初中三年过得不错，进了卫校以后，因为天天生活在一起，同学间的感情也更深了。我发现自己有了一种能力，这是过去没有发现的能力，即我能为大家服务。在班上，我是团支部组织委员，常组织大家在一起玩，尽自己所能，让同学们开心。

    过中秋节那天，早上一起来，后母就骂我了，我当即出来了，到朱叔叔家里坐了坐，吃过午饭便赶回了学校，晚上是我主持班上的文艺晚会，将老师们都请来了，大家载歌载舞，各显其才，乐得前仰后合，开心极了……这时，我有了一种被大家承认的感觉，同学们不会想家，我也不会想哭。我平均每月回家一趟，另外三个星期天，便在学校里看看书，或是和老师一起玩。她们都把我看做是小妹妹，处处照顾我，跟她们在一起，除了玩得开心外，我也晓得了好多做人的道理。

    我老家的人对我很好。几乎每个寒暑假，我都是回老家过的。在老家，我感到平等，有什么好吃的，叔叔伯伯们总要我吃；可有了什么事情，他们也总让我做。日子虽然艰苦些，但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有商有量，那气氛挺让人陶醉的。我在农村的姑姑对我也挺好，小时候，有一次我父母把我的腿打坏了，在他们眼里更是个包袱了，我不敢回家，就住到姑姑家，是她天天背着我去上学、换药的……我最记忆犹新的是，去年考卫校，我正好达到分数线，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我很担心自己会被刷了下来。我的哥哥，就是我二伯最小的儿子，特地跑来看我，“你考不上，明年就再考，家里有什么麻烦，你来找我爸爸。千万不要一副垂头搭脑的样子，你后母看不起你，你可要看得起自己……”虽然后来考上了，可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感激他，他不过比我大一岁……

    朱叔叔也关心我。他每年回赣州次数不多，回来了就会来看我，要我去他家里玩。人在全南，也挂念我的生活，我的夏装差不多是他添置齐的，上个月，他们老师加工资10%，多几个钱，他又托一个女学生，送了一百五十元钱来，要我置齐冬装。平时，他也会送点钱来。他一般不太允许我直接给他写信，倘若我有什么苦闷，或者想不明白的事情，他就要跟在他身边念书的外甥女，给我回信……

    朱叔叔对我好，爸爸大概知道吧，因为去年朱叔叔回来休假，来我家找过我，让我去他家玩，爸爸正好在。他没说什么，有什么好说的呢？除了朱叔叔外，关心我的人还有不少，有些我还不认识，哪怕就是说一、两句话吧，话也挺温暖的……

    对这些关心、照顾我的人，我都很感激。虽然他们都是些普普通通的人，但我觉得他们都好伟大。具体的我也谈不出，有时候人的语言并不能表达出自己的感情。以后如果能够报答他们的话，我将非常非常地高兴。可我又觉得报答不了似的，好像这一辈子也很难还得清这一笔感情债……所以，我觉得这已经很不错了，足够了，有这么多人爱是一种幸福，如果一个人没人爱，就等于说是被人遗弃了一样。是的，我是很想了解妈妈，可又觉得不太好了解妈妈，仿佛妈妈是个谜。爸爸从来回避和我谈妈妈，如果我要他谈妈妈，说不定他会打我耳光。其他人，我也不大问，我不想让大家因为我而不开心。我总感觉“文化大革命”是他们的伤疤，最好不要去揭人家的伤疤，更何况他们都比我大。在初一、初二时，我就有这样的感觉了……

    现在，偶尔还会掉眼泪。今年清明节的时候，我们学校团组织扫墓，同学们给我们已故的历史老师献花圈。我就在心里想：“有那么多人给他献花圈，为什么就没有人给我妈妈献花圈？她的坟前一定清冷冷的，可我妈妈的坟又在哪里呢？”

    那天，难过了好久，人想得很疲劳。朱叔叔给了我一张妈妈放大的照片，我平时放在学校里，夹在日记本里，一般的时候不去看，避免引起心里难受。就是在每天晚上，写完日记的时候着一眼，一种本能似地会打开看，心里说一句：“妈妈，祝你晚安！”有这么一句话，就好像妈妈不是活在照片上，而是正站在房门口，脉脉含情地注视着我，而我也有个幸福的家庭一样，心里会涌起一股酥酥的暖流……现在我只想一心把功课学好。虽然我并不想当护士，但既然考上了卫校，就要读好书，考试成绩如果比我同桌差，我就挺懊恼，这也可以说是为自己将来着想。在学习上，朱叔叔与我谈的最多了，也总问我的成绩。成绩还过得去，每门八、九十分总能拿到。卫校学制三年，我是1987年进去的，199O年毕业，毕业了，我以后就可以自立了……

    生活，欠这个少女的东西太多了。她却没有揣着把算盘四处讨债，相反，她觉得自己欠人家的太多，太多。

    生活，使这个少女早熟了。早熟的果子并不酸涩，相反，浸透着充沛的汁水，她渴望幸福，也愿给他人以幸福。她真像她的妈妈：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

    她接纳我这个不速之客的打扰，不仅仅是因为信任，还因为一种对磨难天地般的宽厚，一种对生活江河般的挚爱……

    尾声她们注视

    从我的微笑里

    就该知道我并不忧伤

    虽然是岁月坎坷

    毕竟在我小小的记忆里

    只存下了明朗的记忆

    我绝不会埋怨人生

    这一切只在人为

    既然已无法挽回

    虽说痛苦还会再来

    可我的欢笑必将把它打败

    青春的日子不应当只想从前

    她还领着我走向未来

    踩出了一个个深深浅浅的足迹

    学会了面带微笑迎接明天

    只把痛苦留给那个远远的世界

    

    --徐小云《笑的记忆》

    1988年夏天，我国又发射了一颗通讯卫星。它将同我国以前的五、六颗通讯卫星一道，环绕着地球运转。这意味着，每过一百零四分钟，中国就以自己的眸子，在浩茫的宇宙空间上审视自己一遍。

    中国太需要明亮的眸子，去审视过去，去观照现在，去面向未来。

    在本文所记述的这个无比悲壮、无比惨烈的故事里，我们可以认识的问题和吸取的教训，应该将是大量的，其中重要的问题和教训是什么呢？

    作者不是思想家和理论家。犹如在繁星万点的夏夜，在这篇清明的长笺上，天文学家能读出天文，气象学家能读出气象，哲学家能读出人类亘古以来的主题--孤独，而诗人则能读出命运与爱情……我不行，我归纳不了、升华不了这满天星子，我只有零碎的片想--

    民主究其本质而言，是社会在平等的前提下，以法律的形式，对自由的自觉界定，是要使全体公民享有越来越充分的自由和平等，造成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人的自由发展。即是人的解放。纵观古往今来，人类已经历了三次大的解放：

    第一次，是从猿到人的转变。这时，人解放了双手，获得了直立行动的权利。随着人的这种自由，才有可能出现狩猎向耕作、采集向种植的转变，才有可能磨制工具等等。

    第二次，是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变。这是人格的解放，奴隶获得了做人的权利，不再仅仅是工具，这便大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热情和生活热情。

    第三次，是从文艺复兴到资本主义。这一时期，人获得了三重解放--一是头脑的解放，从神学愚昧中走向了科学理性，享有了个性的权利；二是劳动的解放，人不再固定在土地上，有了选择的权利；三是社会的解放，人民有了参与政治和批评政府的权利，历来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政治威权受到制约。英、美、法、日等国的工业起飞，均是在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才实现的，《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等文献，均表明了资产阶级革命、工业起飞与人的解放之间的密切联系。

    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人的每一次解放，人身上的各种锁链每一次哗哗地解脱，都是历史之翼躁动的必然，同时又极有力地弘扬了历史之翼的前进。

    如同民主不是谁恩赐的一块奶油蛋糕，不是摆在橱窗里作装饰用的景泰蓝花瓶，民主应该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观念和社会关系；人的解放，也不是可以由谁切成几片的橙子，不是一只可以仅吃掉馅、便扔掉皮的包子。人的解放，是全面的解放，即在思想、能力和价值三个方面的同时解放。

    在开国大典上，风采照人的毛泽东，面对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如果这“站起来了”四个字里，内涵有中国人民在思想、能力和价值三个层面上的同时解放，新中国将会避免一段不算太短的苦难历程。

    思想跪伏着，有人就升天成了神，某种学说，某些教条，便成了圣经。在烛香高烧、紫烟缭绕的神的殿堂里，思想稍稍打开眼睛，人便有了罪恶。在理性冬眠的状态下，如果说人的能力的发挥还有可能，甚至在神的感召下，创造出某种不可思议的奇迹；人的价值的解放，却只能永远是海市蜃楼。

    跛了腿的马可以走上一阵，三条腿的桌子可以放上一阵。扼杀人的思想、漠视人的价值，仅在第二个层面上理解人的解放，那局面也可以维持一阵。但跛了腿的马，不如好马。三条腿的桌子，承受不了轰隆隆澎湃而至的电闪雷鸣。那安营在蒙昧之上的局面，也不会光景太长……

    这或许可以诠释：在世界民族之林里，中国何以会被人家越甩越远；在第三次新技术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之时，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何以肾虚肝亏，中气不足？

    人的全面解放的首要前提，是思想层面的解放。它反映在政治上，是人民必须拥有知情权、议政权、监督权。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有早有晚，其前景有明朗有变数，但众多国家改革始起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将政治交给人民，并从人民那里获取克服惰性、抵制陈旧势力和摧毁停滞机制的强大力量！

    思想，只有正确的思想和错误的思想之分。对于它们的裁决，只能是活生生的实践。对于后者导向前者的修正，只能是如艺术体操一般舒展的思维过程。

    而且，正确的思想，正是从“子宫”的黑暗中来，从一个个失败了的命题、一张张作废的稿纸中来。错误的思想，也难说总是错误。世有沧海桑田，陵谷隆替，人有衰顶盛极，否极泰来。思想，也会有自己的气数和劫运，即使它被裁决为上一个世纪最后的孑遗，但谁又能断定，它不会是下个世纪的第一位先知？

    思想，不会有有罪和无罪之分。对于思想的审判，犹如对天空的分割、对玫瑰花颜色的裁夺一样荒唐。

    企冀用“权威”、行政干预，乃至动用司法的力量，来保证某种思想的通行无阻，而将另一种思想打进地狱，这才是不折不扣的犯罪行径。因为这是将动物界的弱肉强食的兽性原则，血淋淋地搬到人类崇高的精神活动中；因为即使是错误的思想被重镣哗哗地推上刑场，这也是人类的理性将被押上审判台的先兆……

    如果承认因为肤色而遭压迫、甚至判罪，是全人类必须唾弃的行为；那么，因为思想而遭压迫、甚至判罪，也是全人类必须唾弃的行为。鉴于首先包括人的思想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原则，是世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思想对思想的压迫--这一出自中世纪的黑暗、愚昧现象，将会永远受到全人类的强烈谴责，并被视为一种博大的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表现。

    在当今被称为“地球村”的这颗小小星球上，犹如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抵挡现代文明一样，也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终能抵挡住思想自由的大潮。

    思想自由的土地，才会有才智喷射如春日花雨般地五彩缤纷。这块土地将不但盛产粮棉、鲜花、火焰、电弧，也盛产歌声、史诗、巨匠、天才……

    思想自由的土地，才会有一片明亮的眸子灿若星河。它们对社会能形成有效的制约系统和保障系统。不存在缄默，也就难存在虚伪和腐败；不存在堵塞，也就难有一朝的突然溃决。

    谁认为自己的思想是科学的，谁就得要有勇气走上思想奔走竞逐的大街。

    谁认为自己的思想是强大的，谁就会对非己的思想表现得落落大度，彬彬有礼。

    离开了法治的保护，思想自由便是筑在沙滩上的房子，写在流水上的誓言。法治唯一忠实的，只是人民权利的基本原则。

    李九莲、钟海源冤案的确立与平反，都是当政者干预的结果。两者之间，在体制上没有根本差别。差别在于路线上和党的干部的素质上：前者的路线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后者的路线体现了人民的利益；前者是昏庸的、僵化的，后者是清醒的，正直的。也许，若不从体制上进行变革，仅将司法的命运，寄托于领导者们的从此永远正确、开明上，仍不能有效地避免李九莲、钟海源悲剧的重演……

    一个长时期里，司法被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甚至干脆称作“刀把子”。这两个说法，十有八九，是从将中国压在胯下的阶级斗争理论里演绎而来。既然是长期的、复杂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刀把子”上滴下无辜者殷殷的血，也就难以避免了……

    犹如不能将冬天仅仅理解为严酷，它让无边的大地在皑皑白雪之下，静静地，全心全意地，孕育出一个有着桃花般酡红笑靥、有着柳丝般纷扬手臂的、活蹦乱跳的春天；

    司法工作的立足点，也不仅仅是打击。没有有效的保护，便没有有效的打击。它的对象是人，其次才是犯人，即使是后者，也还是人。与救死扶伤的医院相比，这是一座宏伟的、社会病理学意义上除旧布新的医院，因此，它的工作人员，与医生、护士一样，极需要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

    践踏人道主义精神的结果，使得李九莲、钟海源案件，业已成为中国司法史上大概能永远警策后人的一个耻辱；

    漠视人道主义精神的结果，如当今报刊、电视上时有披露的，使得冤狱并没有随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来临而从此销声匿迹。

    让我们还是回到人的解放上来--

    人的解放，是人的思想、能力和价值三个层面上的全面解放。

    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封闭的超稳定结构里，作为对于过去深重压抑的惩罚，今天的解放，将不会是一个椰风习习的蔚蓝色海湾；会有风涛，会有旋流，会有泛起的沉渣和肮脏的泡沫……

    此时，每一个关心祖国命运的人，既要防止一部分不负责任的人掀起非理性的海啸，以引起社会的震荡和中国与世界人民的担忧；也要防止一些留恋特权与既得利益犹如留恋生命的人，借口出现沉渣和泡沫，而停滞人的全面解放的过程。

    要相信，一定程度的无序之后，将会形成整个社会思潮合力的有序，如同风暴泼洗过的大海，将会更壮阔，更明静，明静中蕴透着力量的标识……

    让我们还是回到民主上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巳经指出：

    “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教训。”

    观照已有的十一年改革进程，这一苦果般埋在胸膛里的教训，还没有足以在我们的胸膛上长出一棵伞叶虬枝的伟树。人们往往更多地注意到了经济改革对于四个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在对权力的制约上，在对越演越炽的“权力租借”现象的揭露与打击上，在人民必须拥有的知情权、议政权和监督权上，虽作了某些努力，但还没有经济改革那般一往无前，百折不挠。

    这些年，经济环境与秩序的整顿、清理，已经揭示，正是旧有的政治，有恃无恐地走上经济舞台，一边以行政机制虎钳般制约经济，导致经济现象的混乱；一边，以权力猎犬般追逐金钱，形成了比资本积累远为可怕、惊人的权力积累！

    我想，在中国，若不把民主动辄变为“全盘西化”、“轮流执政”一类的空谈清议，而把民主务实理解为眼前：扩大公民对决策过程的参与、对各级权力部门的监督，以法律切实保障公民不仅仅是写在宪法上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让改革和祖国的前途与命运，变成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政治，并得到人民全心全意地支持--从而表现为一片无边流动、蒸腾的阳光，那么，驱逐当今中国大地上仍存的阴影，将不会是很难的了……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并拉开了中国现代化的序幕；那么，死于现代迷信祭坛之上的李九莲、钟海源，不正是与张志新、遇罗克一起，在中国昏瞑的长夜里向着今天苦苦遥望的一对对眸子吗？

    历史，终于走到了今天。

    今天，九泉之下，冥河之畔，她们会有遗憾。

    我相信这遗憾，不是关于她们自己没有活到今天的，或者是她们今天没有张志新、遭罗克那般地声名显赫……

    在那封最终招来杀身之祸的信里，李九莲已经引用、此后并以全副生命引用了马克思的那句名言：

    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已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

    历史的艰难嬗变，总是要一些人乃至一批人、一代人，付出种种的牺牲以作为代价；而一旦蜕壳了，朝着新的目标匆匆前行的历史，又总是难以及时对作了牺牲的人们都一一梳理，抚慰有嘉。

    犹如历史总是跟着冤屈，历史也总是有先驱者开路。

    她们的遗憾，我想更多的，是对着那股好似冷风般嗖嗖扑面的怀旧情绪……

    九泉之下，冥河之畔，李九莲、钟海源也会有由衷地欣慰--

    不再有“何其多”的“血泪”；

    不再是“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浮云，灰色的道路，灰色的人群”；

    不再见“即使穿着棉袄也发抖的人们”在赞叹“残冬的太阳”……共和国的列车，终于穿越了历史最黑暗的隧道！

    列车，因为拖载的忧患与焦灼太多、太重，炉火很旺，煤水很足。以致旧体制、旧的生活方式被震颤得摇摇晃动，不时有泥石流哗哗地滚下来，一片片的朽干枯枝在“叭叭”地断裂……

    国家开放的程度，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已享有的自由程度，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程度，企业的自主程度，犹如一块块里程碑，无不在标志列车已势若狂飙，一泻神州，难无逆转的可能。人们业已认识中国昔日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正在于有眼无神，有目无光……

    越来越多的人们，一再呼唤不能再摧残那些明亮的眸子了！

    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珍惜熊猫般珍惜那些明亮的眸子！

    如果说，启程之初，由于云遮雾罩，她的目标还不甚明晰，那么十余年后的今天，那成排钢轮的铿锵声，汽笛的长鸣声，正在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奋斗目标，写上中国的大地和天空……

    李九莲、钟海源羡慕着我们--

    当代的中国人，生活在前人从未有过的温饱与安宁之中。改革，至少结束了李九莲二十年前的一个怀疑：难道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落后、贫困？

    每一个人不妨去想想，十一年前，你还是“大锅饭”的锅里一只被扎得牢牢的粽子，你能干什么，你能想什么呢？

    每个家庭不妨想想看，十一年前，何曾敢想彩电、冰箱、洗衣机？今天，它们不声不响地涌进了我们的生活，如同秋风悄悄镀亮了枝头累累硕硕的凤梨……

    无需喝了一口咸涩的海水，就满街惊惶，满街叫唤，犹如这一口吞进了全世界上百年的苦难。

    当一种文明向另一种文明剧烈更替时，无序、紊乱便出现了。换言之：说眼下的中国没有了希望，可希望，分明像天边从未有过的曙色在明丽地流布；说眼下的中国到处“莺歌燕舞”，“流水潺潺”，“天天都是好日子”，可只要你走出门去，不昧着良心，不麻木神经，你就能伸手可触如山的矛盾，如流的怨言，你就能举目可见鬼火般的卑微，泥沼般的腐败……

    当单一、陈旧、附着型的价值体系，被多元、稚嫩、自主型的价值体系猛烈冲撞时，困惑、失落便出现了，乃至到过去的岁月里去寻找“美好时光”……

    似乎大厦将倾，眼前的一切都失去了确定性。其实重蹈的，不过是尼采当年的那个命题--“上帝死了！”

    再也没有了“上帝”，中华民族得自己踏上艰难的寻觅之途--

    当代中国，是一个新旧搏斗、方生未死的中国，是一个良莠盘结、明昧难分的中国，是一个各种口号各色思潮潮水般涌来而河床深处几千年铸就的块块暗礁正虎视眈眈的中国，是一个既有导向天下大治的可能，又似乎处在动乱未乱之际的中国……

    历史，决定了当代的中国人又必须表现出前人未曾有过的大智大勇。

    既然两个弱女子在蒙昧的长夜里，能沿一条风涛迷茫的河流去飘泊，希冀建起一个亮着真理烛光的小屋；那么今天，我们有什么理由坐下来，去等待有谁给我们描绘社会前景会是怎样和应该怎样的呢？

    既然一名十六岁少女，在心灵饱受创痛之后，能“把痛苦留给那个远远的世界”，“学会了面带微笑迎接明天”；我们有什么理由顾盼左右，停滞不前，不去加快步伐拥抱那正朝新世纪走来的中国现代化的丰碑呢？

    李九莲那黑莓子般善良、明亮的大眼睛……

    钟海源那马奶子葡萄般美丽、明亮的大眼睛……

    九泉之下，冥河之畔，她们正静静地注视着我们走向未来……

    1989年1-3月于南昌青山湖畔匆草

    1989年3月19日-4月2日于北京景山后街改定

    2000年秋再修定于南昌老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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