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小炜[9]

    战斗在日本的中共海外流亡支部

    （一）

    八路军老战士袁甦忱跌宕起伏的一生堪称一部传奇。

    1943年，袁甦忱任八路军冀南五分区司令部队列股副股长，不幸被俘，他隐藏身份，在狱中化名金文华。

    1944年5月，他和三百多名战俘一起被押送到日本当劳工。在劳工营，他联合其他共产党员秘密建立中共海外流亡支部并任支部书记，领导劳工进行反饥饿反迫害斗争。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三次前往东京，找到盟军中国代表团，为劳工争取权益。期间，他们与日本共产党取得联系，并拜会了日共总书记德田球一。日共“四大”召开时，他们以中共海外流亡支部名义致了贺信并赠送了锦旗。

    1945年11月，劳工回国，袁甦忱回到原部队，经过十个月的组织审查，恢复党籍军籍，先后编入冀南独五旅、第二野战军29旅、桐柏军分区，后调入襄阳军分区任参谋长。

    新中国成立后，袁甦忱调入空军，先后任空军18师副参谋长、空军预科学校训练部长。1955年，袁甦忱被授予中校军衔，后晋升至上校。1960年代初任沈阳军区空军二台子基地主任，任职期间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文革”期间，因被俘和当劳工的历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受到种种不公正待遇。

    “文革”后平反昭雪，1980年离休。

    在沈阳市嫩江街一座军队干休所里，我见到了97岁的袁甦忱老人，他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身体很棒，谈起在日本开展斗争的往事，他异常兴奋，70多年的事情，包括很多细节，他还记得清清楚楚。

    他的经历完全可以载入中共党史。

    袁甦忱是河北武邑县人，1919年出生。1938年在河北省立第十中学读书时参加革命，1939年受党的指派到敌占区组建抗日游击队。1941年3月到太行山129师学习政治、军事，5月5日学习节上，他亲耳聆听了邓小平政委主讲的《学习的重要性》，还与同期学员一起受到刘伯承司令员的检阅。同年6月结束学习，袁甦忱回到冀南六分区独立大队任指导员。1941年9月，调分区司令部任作战参谋。1942年春第二次去太行山，到129师参谋训练队系统学习参谋业务知识，从学习算术、绘图一直到兵团战术，多次聆听了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首长的讲课。1943年3月学习结束后，袁甦忱分配到冀南五分区司令部任侦察参谋，主要负责五个县的情报工作。11月调任司令部队列股副股长，在赴阜东交接工作时，于西辛店马村被俘。先被押到交河监狱，后送到献县、天津，最后押到北京西苑战俘收容所。

    日军北京西苑战俘收容所当时关押被俘人员两千多人，日本的看守人员只有一个小队30多名士兵，头头是一名少尉小队长。平常的行政事务，主要从被俘人员中选派一些人组成管理机构，实行以华治华的管理原则。

    在这里，违反规定的人必须接受严厉惩罚，袁甦忱刚关进来不几天，敌人抓到一个企图爬墙逃跑的人，马上召集全体俘虏，当着大家的面，由一个新调来的日本兵用刺刀将那名战俘活活捅死。有天日本人看到一间屋子有烟冒出，进去一看，两个俘虏在偷偷用小铁筒烧开水喝，当即就把这两人砍死了。对其他不听指挥、到处乱窜、违犯纪律的人，随便打骂更是家常便饭。

    袁甦忱因为有文化，进去不久就被安排到审查室当文书，负责对来往人员进行登记审查、监督、维持秩序，这个室大部分为共产党、八路军的被俘人员，在暗中也对共产党员进行保护。

    战俘收容所的这些俘虏大部分都在别的地方关押过一段时间，挨过打受过饿，身体都相当虚弱，这里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每天两顿高粱米饭，每顿不过一碗，没有油水，没有蔬菜，好多人进来半年左右就死去了。死了人就让俘虏抬出去埋，有时一天要派三四十人去埋。把死人抬到野地里，由押送的日本人先根据人数多少划出一片地方，开始挖一个大坑，挖好后把死人一个个扔下去，然后把土填上，不留任何痕迹。

    袁甦忱被编入第一大队一中队五班，他很快被迫适应了那种环境。他的个人想法是，不多说话不出风头，以新参军不久的通信员身份应付一切，决不能暴露真实身份，静静等待抗战胜利。

    一天集合跑步时，袁甦忱突然看到一位熟人，武邑县抗日政府的教育科长国桐梧，他曾经给袁甦忱教过课，大家喊他国老师。在这里突然见面，都感到惊奇，但人多不好讲话，他们找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互相介绍了被俘的情况，国老师已改名叫王志中，袁甦忱也说自己改名叫金文华。国老师他说已被俘两年多，现在是一中队三班副班长。后来国老师主动要求调到五班当副班长来了，他们俩睡觉紧挨着。

    袁甦忱很注意自我调节精神，坚持锻炼身体，开始两个月身体基本还能撑住，但到第三个月袁甦忱开始长疥疮，身子浮肿，出现走向死亡的初步症状。班长和副班长对袁甦忱较好，有意对他特殊照顾，班长从医务所给袁甦忱要来了最好的疥疮药膏，敷上后效果很好，国老师有时还偷偷为袁甦忱多打一点饭，这样袁甦忱的身体向虚弱、垮台、死亡的边缘恶化得慢了一些。

    一大队大部分是八路军俘虏，人员多是河北人，互相间关系比较融洽。大队长叫商庆祥，30多岁，过去曾在东北军干过，有些社会经验，后随吕正操将军南下，到冀中改为八路军，不久加入共产党，在冀中二十四团担任连长，准备提升为营长时，在一次战斗中被俘。一中队长叫苍欣书，年轻文静，是八路军的一位文化教员，长得像个女孩子。

    收容所里还关着3名女俘虏，其中一名20多岁的女孩爱唱爱笑，袁甦忱在审查室内不时能听到她在轻声哼唱流行小曲，她总是唱那首《漂洋过海卖杂货》。有一次袁甦忱在走廊里正巧与她相遇，她嘴里正唱着这支歌，袁甦忱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心想这是什么地方，还有心情唱这种抒情歌曲。而她却毫不介意，还向袁甦忱点点头，微微一笑，擦肩而过。她当时穿一件带小花的棉袄，蓝布裤子，短发，长得漂亮，在大批瘦弱病态的男俘虏群中，确实很扎眼。还有一位中年妇女，穿一件蓝布衣服，举手投足都很稳重，极少说话，一看就像个妇女干部。到了1944年4月份，收容所开始挑选人员去日本做劳工，国老师就被选走了。有一天，中年妇女来到审查室，问袁甦忱原来在那里工作，是怎么被俘的，对去日本做工有什么看法。通过交谈，袁甦忱才知道她原来是冀中地区任丘一带的我党地委妇救会主任，名叫韩冰，袁甦忱也毫无隐瞒地将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她。不久，袁甦忱被押去日本做苦工。

    （二）

    1944年5月，袁甦忱等301人在青岛大港码头被押上“昭和丸”号轮船。这批劳工里也包括商庆祥，他继续当劳工队的大队长，大队分为五个小队。由于商庆祥了解袁甦忱的情况，他指定袁甦忱为第一小队长。此外，他还指名原一中队苍欣书为副大队长，协助管理这支特殊的队伍。

    这批劳工到日本的第一个做工地点在长野县。轮船抵达日本的码头，标志牌上写着“下关”，袁甦忱知道日本下关过去叫马关。1894年，日本侵略中国，中日就是在马关这个地方签署了屈辱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从马关乘上火车，他们开始朝着不知去向的目的地进发。五月底正是夏初农忙季节，稻秧已全部插完，但农田里还有不少人在弯腰干活，几乎全部是女人，包括车站、码头和其他地方都很少见到男人。穷兵黩武的日本，把大部分青壮年都派出去打仗了。

    在火车上，一位年纪较大的河北老乡竟问袁甦忱，这里是在阴间还是在阳间。一位山东人哭诉说，自己上山打柴时被鬼子抓来，家里年迈的老母、多病的老婆、三个年幼的孩子怎么过呢？还有一位同胞由于精神紧张，吃不上喝不上，死在刚下船的码头上了……

    到了做工的山里面，商庆祥对袁甦忱说，日本人通知，这次做工要分为三个地方，每个地方100人，因此要将现在的编制改为三个中队，每个中队先指定一个中队长、一个炊事班长，尔后到各自的工地，后天开工。第二天下午二点，全体人员带好东西，到一片空场上集合，一个负责的日本人讲了一通话，大队长宣布了各个中队的负责人：第一中队中队长苍欣书、炊事班长贺少敏；第二中队中队长崔儒臣、炊事班长金文华（袁甦忱）；第三中队中队长李文华、炊事班长马振华。崔儒臣和袁甦忱将编入二中队的人进行清点后，随日本人来到离一中队大约七八里的地方。这地方四面都是大山，没有一点平地，房子都是用木板盖成的，有两栋大房供人住，一栋小屋和厨房、仓库是炊事班的地方。

    劳工们要建的这项工程，是在连绵的大山底下挖一条高五六米、宽三四米的隧道，其长度据说有数十里，甚至有上百里。要修筑这样长的隧道不仅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隧道要干什么用，劳工们一概不知。后来他们听说是要在这里建设一座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水力发电工程，这条隧道就是将日本西部大型水库或海里的水，导引到日本中部地区一个大发电厂去。

    为实现这一庞大计划，日本人进行了详尽的勘察设计，在长长的隧道两旁，每隔两三千米，就建立一个施工点，大概有几十个施工点，每个点都有一套施工设备和人员。所有各点大体同时开工，先在山边打出一个深洞，作为工作通道，深度达到主隧道方位时，即向左右延伸掘进。等所有各点的主隧道互相打通，成为一条隧道之后，再将工作通道用石头、水泥堵死封严，外面什么也看不出来。

    挖隧道的方式主要是打眼放炮，由技术工人将一两米长的钢钎接在风钻上，将钢钎钻入石头，再装上炸药、接上雷管，用电力引爆，把石头崩碎。一个五米高、三四米宽的工作面，一次要钻二三十个眼，一昼夜大体要放炮两次，这样一个工作面每天能向前推进三米左右。

    日本人为加快工程进度，采用人员昼夜两班、机械不停的施工方法。劳工们干白班的晚上睡觉，早上六点以前吃完饭，七点到工地，将夜班的人员换下来，每班工作12个小时，从做工开始就从来没有休息过一天，1945年的元旦和春节也没有让休息，只是在当天下午提前一个小时下班而已。

    工地上配备了几个身强力壮、凶狠粗暴的日籍、朝鲜籍打手，专门负责管理、监督、催促这些中国人，他们大都手拿皮鞭或木棒，跟在中国劳工的后面，只要稍有疏忽，举鞭就抽、抬棒就打，特别是在开始施工阶段，劳工们不知怎么干，加上语言不通，经常干错，那些监工以为劳工偷懒，就经常打人，大家受了不少冤气，也挨了不少打。

    1944年下半年，日本的人力、物力已受到战争的极大消耗，特别是食品已相当枯竭。日本人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劳工们消耗更多粮食，但又要保存生命和体力去为他们做工。供给劳工的主食是稻糠，就是稻谷碾成大米时，被风吹出来的那层细谷糠，这些谷糠通常都是作为饲料喂牲畜用，但却成了劳工们的主食。谷糠没有黏性，完全用糠不论多细都和不成面团，做不成馒头或其他固体食物。没有办法，只好再放进些白面，才能和成面团蒸成馒头一类的东西。

    开始劳工们每人每天的配给量是：白面150克，谷糠400克，盐7.5克，油2.5克。蔬菜没有定量，有就给，没有就不给，肉类更是从来没有见到过。

    这点食材，怎样做饭呢？袁甦忱经过多次实验，最后确定比较好的办法是：用定量2/3的白面和全部谷糠，发面蒸馒头，将白面的1/3做成面疙瘩汤，如果有蔬菜就炒菜，没有蔬菜就把盐放到疙瘩汤里，既当饭，又当菜，还当汤喝。大家都叫嚷饿得慌，吃不饱没有力气干活，要求增加食品配给量。袁甦忱就去找负责配给食品的日本人，经过多次交涉，最后大家又选出代表去找他们评理，经过几天的较量，最后增加到整个中队每天100斤谷糠、50斤白面，虽然还不能完全填饱肚子，但比原来配给的量还是多了一点，每人每顿饭分得四个馒头、一盒疙瘩汤，这个固定食谱一直吃了一年半。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劳工们还吃了一回饺子。

    那是为了迎接1945年春节，大家提议要改善一顿生活，吃一顿饺子，也算过年了。这个建议很快被一致通过。但是分给的白面是定量的，既不能要，也不能买，更不能偷。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只好从嘴里节省，决定每人每天少吃半两白面，两个月时间就可以攒到150至200斤白面。饺子馅除了向日本人要点蔬菜外，还发动大家去挖野菜，凡是可以吃的东西都挖来晒成干菜。

    1945年大年初一，袁甦忱他们攒了四袋多白面，又专程到火车站向日本工地指挥所说明情况，要来了一些大白菜和大萝卜，甚至还要到了一些猪油。这天他们包了四袋面的饺子，每个饺子有三四两重，蒸熟之后，大家高兴地吃着，真的实现了吃一顿大饺子的愿望。

    严冬季节，天气很冷，劳工们把所有衣服全穿在身上，还是无法抵御寒冷。实在受不了，就只好拾些破布或牛皮纸裹在身上，有的人衣服破了，没有棉花就找一些破烂棉絮甚至弄一些烂草塞上，看起来真像一群乞丐。

    这些人被迫到日本做苦工，本来就苦不堪言，吃不饱，穿不暖，每天做工12小时以上，过着非人的生活，但日本人不但不同情，反而经常虐待他们，对这些手无寸铁、骨瘦如柴的劳工非打即骂。

    袁甦忱担任炊事班长，很少到工地上去，但看到自己的同胞被打伤打残，他感到非常难过。

    1944年8月中旬，有一天将近中午，袁甦忱看到中队长崔儒臣从工地方向怒气冲冲地回到住地，脸色非常难看，鼻孔有血迹，衣服也被撕破，裤子上满是泥土。袁甦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没有回答，就躺到自己床上，扯开被子蒙起全身在里面哭泣。追问几遍他才说：“几个日本人和朝鲜人把我打了一顿，他妈的，活不成了！”袁甦忱叫他把详细情况说了一遍，原来他在工地上看到日本工头打我们的人，就上去制止，但凶残的日本人不容他干涉，就随手打了他，当他说明自己是中队长时，更惹恼了日本人，又招来了几个人狠狠地把他揍了一顿。

    袁甦忱心想，一定要组织一次反虐待斗争，这不仅仅是给中队长报仇，而是要团结大家一致向日本人展开斗争。在他的组织下，经过大家研究讨论，决定立即成立一个十人组成的请愿申诉小组，袁甦忱和一名懂一点日语的班长作主要发言人，由袁甦忱带队马上去找驻火车站的工地总指挥飞岛，控诉大家所遭受的虐待，要求惩办打人凶手。

    一个叫佐滕的管理人员害怕了，他绕近路从山坡上跑下来，拦住袁甦忱他们。袁甦忱说：“我们要到作业所去向飞岛先生控诉你们，今天打伤了我们中队长，正躺着不能动，你们必须请医生，马上给队长看病。”看到大家的愤怒情绪，佐滕便心平气和地说：“这件事我们已经知道了，并已打电话报告作业所，可以让他们派医生来，你们就不要去了。”大家不同意，嚷着一定要去找飞岛，佐滕说：“飞岛先生下午就要来，我可以再打电话催，请你们先回去等吧。”

    从佐滕的态度看出来，他们害怕劳工真闹起来影响工程进度。大家又作了一些研究布置，如果飞岛来了，由袁甦忱等十个人与他谈判，如果他今天不来，明天就罢工，并明确提出几项要求：一，惩办打伤中队长的凶手；二，对过去无故打骂虐待现象，要公开赔礼道歉；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虐待人的事情；四，对中队长和被打人员，特别是已致残人员作彻底治疗。

    结果那天飞岛没有来，最后佐滕表示：“过去有的监工打人是不对的，这次打了中队长，一定向你们道歉，今后不会再有打人的事件发生。”并答应第二天上午就把打人者带来赔礼道歉，“明天上午你们可以晚上班，等问题处理之后再去上班，希望大家好好干活，不要影响工程进度。”

    第二天，大家都没有去上工，到八点多钟，他们来了五六个人，其中两名警察带着昨天殴打中队长的那个人。他们先到中队长床边，让打人者向中队长鞠躬道歉，同时让大家集合，站成一个半圆形队伍，佐滕向大家讲：“过去这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没有教育好工作人员，给大家增加了痛苦，昨天还打了你们中队长，今天已向中队长赔礼道歉，现在向全体表示赔礼道歉！”说完，叫警察把那个人带到队伍前面，向队伍的左边、中间、右边各分别深深鞠了三个躬，并说了几句道歉的话，又连连鞠躬。

    通过这次斗争，日本监工人员对大家打骂的现象基本消除了。

    （三）

    这批劳工中有一半是被俘的八路军，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地方干部，或是八路军的友军，很明显这里面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只是没有暴露而已。到日本后，没有军队武装直接监押，战俘们互相说话都比较随便了。在来时的轮船上，袁甦忱和几个被俘的共产党员一起谈过，提到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将这些党员组织起来，以便今后遇到意想不到情况时，可以作为应对各种情况的核心。

    8月初，二中队由袁甦忱提议建立了被俘党小组，这个党小组的建立分了三个步骤。

    第一步进行调查了解。调查的内容包括到底有多少共产党员，以及他们在被俘过程中的表现，是否暴露了党员的身份，有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的行为，有没有叛变的行为，以及现实表现等等。这一步开始有些困难，因为不能直接问，必须从侧面了解才行。有些人是集体被俘的，只要确定其中一名是党员或干部，很快就掌握了那一部分人的政治情况。通过一个多月的了解，二中队98人（路上死去2人）中被俘的中共党员有11人。

    第二步是互相谈心，了解每人的具体情况。是哪里的人，何时参加什么工作，何时入党，在党内党外担任过什么工作等。通过谈心，对每个人的情况都有了比较彻底的了解，也掌握了大家对建立组织的态度和认识。这一步也是秘密进行，因为中队长崔儒臣是反共的国民党，大家时刻在他的控制和监视下。经过谈话，大家发现两名被俘党员有问题，其中一人在敌人审讯时表现不够坚强，向敌人透露了一些真实情况，是经不起严重考验的，另有一人虽然在被俘时表现不错，但现在与崔儒臣关系很密切，逢迎拍马，引起大家反感。

    第三步就是正式建立党的小组，袁甦忱为党小组长，把九位没有问题的先吸收进来。党小组明确了几个问题：一，指导思想。任何时候不能忘记自己是一名党员，决不做叛变祖国和人民的事，要团结群众，提高胜利信心。二，组织原则。要严守秘密、单线联系，坚决执行组织赋予的任务。三，现实任务。坚定信念，克服困难，共同对敌，消极怠工，破坏物资，拖延工期。大家确定，1944年8月1日为正式建立小组的日期。

    日本当局对打通隧道这项工程非常重视，不惜一切代价打算在一年之内打通，因此一切物资都源源不断地运到施工现场。

    被俘党小组成立后，大家悲观情绪减轻，胜利信心增强。党小组要求对敌人的物资进行秘密破坏，开始只限于诸如水泥、炸药、雷管、导火线、工具、机械零件等一些较小的东西，对大型的设备还没有提出明确破坏要求。成立后的第一个月，他们就破坏水泥100袋，将水泥纸袋扎破洒水或扔下山洞，扔散炸药、雷管，破坏电线造成停电事故等不计其数。

    为保证工程进度，日本人专门耗巨资修建了一条高空索道。劳工每天约有三分之一的力量投入到高空索道的起点和终点，不停装卸物资。如果索道停止运转，那么这项工程肯定会受到很大影响。

    没想到的是，1944年10月初的一天上午，在高空索道这头的施工点，一个班正在索道终点上忙碌着，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固定索道钢绳的特大轮盘一下飞了起来，被钢绳的巨大拉力带出，远远地甩在半山坡上，粗大的钢绳沿着固定在山顶上的支架飞奔滑下，并发出巨大的声响，紧接着靠近终点的几个大铁架也随着倒塌，庆幸的是没有人员伤亡。由于这次事故，使工程进度延缓了二十多天。

    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名党员采取破坏行动的结果。他在索道终点工作时，发现大圆盘上底部不显眼的地方，有几个很大的螺帽，起着固定大圆盘的关键作用，这几个螺帽都画有一道红线，与固定盘上的红线对应，日本人在检查设备时，看到两条红线错位，就立即拧紧。有一次，这位党员上夜班，在日本人不注意的时候，用一个大扳钳把几个螺钉都倒转了一圈，虽然两条红线仍然对齐，但从外面是看不出这一变化的。他的这个小动作，没想到达到了这样大的效果。

    到1945年初，挖隧道的人已开始模糊地听到对面钻探的声音了，随着时间推移，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明显，说明两面打通隧道的距离已不太远。有一天，双方的钢钎几乎同时钻进了对方的隧道，开始是一个小眼，慢慢钻成了一个洞，可以钻进一个人头，又慢慢形成了一扇门，人可以弯着腰过来过去。

    袁甦忱是炊事员班长，不管洞里的事，但他专门进去看了看，两条隧道打通相接的地方，完全在一条直线上，他在心里真心佩服日本人的设计水平。

    又过了几天，东西相邻隧道完全打通，人员可以从隧道里互相来往，但日本人控制得很严，不允许随便串联。西邻是一中队，东邻是谁呢？隧道打通之后，两边的人见面说了话，才知道他们是从石家庄俘虏过来的。

    过了几天，一名党员向袁甦忱汇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是听到东面那个队的人讲，他们企图组织一次大暴动，但消息走漏，有四五个人被捕了。

    袁甦忱听到之后，感到很震惊。有天下午，他带了一名党员从隧道里向东走去，随着换班的人群顺利到达东边中队住的地方，并找到了那个中队的中队长，了解到了这个惊动日本当局的事情。从石家庄收容所来的共有500人，编为五个中队，大家挖的是同一条隧道。东边中队里有一名原八路军晋察冀某分区的政治指导员，是个老共产党员，名叫李强。他看清了敌人这个工程，如果放水发电，就会给日本增加巨大的能源，增强其侵略其他国家的物质基础。这不仅对中国，也是对全世界的危害。因此他下决心不让这个发电站发电，就想办法要把它炸毁。

    在当时的条件下，想要炸毁这座发电站绝非易事。他开始在队里物色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他找了几名我党被俘干部，先秘密交谈，后又提出想法，很快统一了意见，一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采取爆破手段，用大量炸药炸毁发电机器，这个计划准备在五月份实施。

    但后来其中一人在偷捆绑炸药的工具时，被日本人发现，问他拿这个干什么，他显得非常紧张，满头出汗、身子打战，日本人就把他交到警察那里，经过一番威胁动刑之后，他说出了实情。日本人大吃一惊，当天夜里就将李强等五人逮捕。日本人审讯的时候，李强同志承担了全部责任，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就是要破坏发电站，并义正词严地说，你们日本侵略我们中国是滔天大罪，只要我还活着，就要同你们斗争到底！这件事很快被报社记者知晓，对李强进行了采访，一下轰动了全日本。李强成了国际政治犯，被送进特种监狱享受政治犯待遇，其他四人则被送到北海道做更苦的活去了。

    1945年除夕之夜，袁甦忱以向大队长拜年的名义，通过隧道到了一中队，见到了大队长商庆祥，向他拜年，并交换了情况。一中队的被俘党员中有个赵毅敏比较积极，但一中队还没有建立组织。袁甦忱估计，三中队的杨子明同志思想积极，很有可能已经建立起了党的组织。因此，袁甦忱就让赵毅敏给杨子明传信，让他也以给大队长拜年的名义速来一中队。当晚，袁甦忱没有回二中队。第二天早上，杨子明真的来到一中队见了面，并说三中队已在1944年9月建立了党小组。同时，头晚上赵毅敏也将一中队的11名被俘党员集合在一起正式建立了党的小组。这样，分开的三个中队都有了党的组织，需要研究建立统一的组织问题了。

    袁甦忱、赵毅敏、杨子明立即碰头，商讨建立党组织的事宜，都感到当天是大年初一，是建立组织最理想的日子。

    讨论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商庆祥参加。商庆祥被俘前是党员，工作极极，作战勇敢，受过不少表扬奖励，但因他被俘时间较长，过去在国民党东北军干过，是被敌人指派为大队长的。大家进一步研究感到，他是大队长，如果不让他参加组织领导，对开展秘密工作极为不利。最后还是认为吸收他参加比较好，并决定由袁甦忱去找他谈一次话。想不到商庆祥听完后，相当激动，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并说自己在被俘后，虽脱离党的领导近三年，但从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希望有一天回到党的怀抱。

    四个人到小山上的树林里席地而坐，宣布正式开会。会议由袁甦忱主持，每个人将自己的入党经历作了简要汇报，然后逐项研究建立统一组织的问题：一，关于组织性质。经过反复研究衡量，最后统一认识，参加的人必须原来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被俘后没有暴露党员身份，没有叛变自首行为，在群众中没有不良影响，也不再发展新的党员；二，组织名称。对这个问题，意见较多，研究时间也较长，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有人提出叫“中共海外小组”，最终确定组织名称为“中共海外流亡支部”；三，关于组织机构。成立支部委员会，除四人外，确定再推选两名委员。由于当时身在异国的特殊环境，因此采取直线领导，由分到各中队的支部委员，主动承担各中队党小组全部工作；四，支部委员会的分工。支部书记金文华（袁甦忱），组织委员杨子明（程华），宣传委员赵毅敏，群众联络委员商庆祥。

    至此，“中共海外流亡支部”正式成立。

    会议结束后，袁甦忱和杨子明当天各自回到中队，找机会分别向党员传达了支委会精神，大大鼓舞了被俘党员的士气和精神。

    从冬季被俘到现在，劳工们就像进入了与世隔绝的黑暗地狱，既接触不到居民群众，也看不到任何书刊书籍，大家对当时激烈的世界大战，特别是跟中国直接有关的中日战争和苏德战争都一无所知。

    有一天，袁甦忱看到一位工友腋下夹着一个纸包，那张包东西的纸引起了袁甦忱的极大兴趣，那是一张日本最有名气的报纸——《朝日新闻》，上面刊载着一些战争近况，袁甦忱如获至宝，饭都不吃就仔细地看了起来。他虽不懂日语，但日文中有不少汉字，大体上能看懂内容。袁甦忱从这张报纸上看到，1944年6月，联军在德国北部登陆，形成了对德国的夹击之势，减轻了东部苏联的负担。苏联军队从1943年由被动转为主动，由防守转为反攻。由此看出，苏德战争不久就会结束，希特勒就要灭亡了。

    袁甦忱看过后非常激动，好像在黑夜里看到不远的地方出现了亮光。当晚，他将在屋里休息的人员召集一起，大声向大家宣布：“我今天向大家报告个好消息……”是的，德国灭亡，日本就快完蛋了，到那时我们就是胜利者了，就有回国和家人团圆的希望了。袁甦忱提议今后大家都要注意收集日本人的报纸，偷偷拿回来，以了解当前形势。

    1945年6月，劳工们结束了长崎的工程，乘坐窄轨火车，经一夜时间来到了日本岐阜县的中川边，开始了新的工程。原来分住三地互不联系的三个中队，集中住到了一起，这样大大方便了支部领导和统一行动。

    到了新的地方，支部秘密召开了一次支委会，主要内容是研究当时的形势任务。那时没有条件也不允许作文字记录，大家都把情况记在脑海里，会议决定了几个问题：一，要坚定胜利的信念。国际形势对我国抗日战争很有利，意大利已经灭亡，德国法西斯也于上月投降，希特勒已经自杀，只剩下一个小日本，失败的命运不可避免。因此党员要振作起来，随时迎接胜利的到来；二，支部党员要有随时应付突发事件的思想准备，预防敌人狗急跳墙，拿我们开刀或者集体屠杀，必要时要组织暴动，万一遇到这种情况，流亡支部的党员都要起带头作用，决不能畏缩不前；三，随时准备迎接国际反日联盟的到来，到时要根据实际，给予支持或设法破坏敌人的防范，必要时可设法集体投向盟军；四，随时注意原国民党被俘人员和原伪军缴枪人员的思想动态，严防他们阴谋活动。要团结他们的进步派，争取教育他们的中间派，打击孤立他们的顽固派；五，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24周年纪念日，可以搞秘密庆祝。

    到了“七一”这天，袁甦忱同二中队的一名党小组长，一起来到东面山坡上一棵小松树下面，秘密进行了庆祝仪式，他俩肩并肩地面向中国延安方向行了三个鞠躬礼，然后举起右手，向伟大的共产党、英明的领袖毛主席宣誓表示了决心：虽然与党失去了联系，脱离了党的直接领导，但决不会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无论多么艰难困苦，都要遵守党的规定，勇往直前，决不后退。最后，两人用低小的声音合唱了《国际歌》。

    没有对党的无比忠诚，哪有这样虔诚的行为。

    （四）

    1945年8月15日，炊事班和往常一样提前起床，为大家准备早餐，七时左右按时开饭，白班上工，晚班回来休息睡觉。下午一点半左右，上晚班的人还在休息，突然被一阵很大的嘈杂声惊醒。原来是一中队工地上的人全都回来了，紧接着二三中队的人员也陆续回来了，这是到日本做工以来没有出现过的事。袁甦忱问他们为什么回来，大家都说不知道，只说日本工头突然叫他们回来。

    下午，在中川边作业所做杂工的人也陆续返回，其中有个人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一个认识的小孩，跑过来把双手向上举过头顶，嘴里重复着“马改大，马改大”的声音。下午四点多钟，最后一个在中川边工头家干零活的人回来了，他向大家叙述了比较完整的情况。他说早晨一上工，就看到各家都在擦拭收音机，说是中午有重要新闻。果然，十一点五十左右，所有家庭人员都跪在收音机下面等等候，十二点广播正式开始。收听的人表情先是尊敬，既而转为惊愕，后来是悲伤，最后竟有人哭了起来。日本一定出了大事。

    这时有人提出，日本小孩重复说的“马改大”是什么意思呢？于是跑去问一位姓苗的翻译“马改大”作何解释，苗翻译说是“失败、缴械、投降”的意思。这一下，大家才开始从这方面去想，但仍然想不通，因为没有听到盟军登上日本国的消息，怎么日本就投降了呢？

    袁甦忱立即带着几个人，以领取东西的名义，沿着公路向中川边走去。走出大约一半的路程，就看到两辆小汽车开过来，车里坐着作业所一个名叫钱坂三郎的日本人，此人是个中国通。老远大家就喊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挥着手说：“日本已经投降苏联了，你们很快就可以回家了，赶快回去告诉大家，都欢喜欢喜吧！”

    捂着的盖子，一下揭开了，原来真是日本投降了！

    欢呼！欢呼！欢呼！

    天地都被狂欢呼吼淹没，估计两三公里外的中川边町都会听到。

    在大家狂欢之际，袁甦忱找来大队长和各中队长，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办。大家的意见是立即召开一次支部委员会，但是支委会是秘密组织，只好先召开行政扩大会，把各中队长、炊事班长和几位活跃人物都找来，苗翻译和日本人钱坂也参加。

    大家的心情很不平静，讨论问题也不集中，有的人提出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比如立即派人去接管中川边的政权，要砸烂作业所，要去兵营接收武器等等。后来经过一番争论和研究，确定首先做两件事，一是召开一个庆祝大会，二是与作业所交涉改善生活问题。

    那天半夜，为大家准备好了夜餐，这是到日本后他们第一次吃上纯白面的面条。

    1945年8月16日，天高云淡，惠风和畅。走出屋门，首先看到住地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院子东头的土台上，已经搭好了一座20多平方米的宽大台子，外面用苇席围好，里面挂上绛紫色的幕布，在席棚的正上方，挂着一幅七八米长的红色横幅，写着“热烈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大会”14个方块大字。

    九点大会正式开始，各中队整队入场。庆祝大会由一中队长苍欣书主持，大队长、中队长、炊事班长，都请到主席台上就座。

    会议第一项是全体肃立，面向祖国，向全国抗日将士、祖国人民和家乡亲人行三鞠躬礼。第二项是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默哀三分钟。第三项是请大队长商庆祥讲话。第四项是请金文华（袁甦忱）班长报告二次世界大战的经过。

    袁甦忱过去担任过政治指导员，对二战的起因和经过知道一些，但已被俘两年，再没有听过报告、看过文件，所以心里没有底，不知该讲些什么。再加上心情激动，思绪一直不能集中起来，只用一张小纸片写了个简要提纲，心想讲到哪里就算哪里吧。他小跑着走向台前，面向大家开始讲：“难友们！同胞们！从昨天下午开始，我同大家一样，心情非常兴奋，无限激动，没有办法平静下来，大家要我讲讲二战的经过，真不知应该从何说起，现在请大家看看这次大会的会标，什么是法西斯……”

    袁甦忱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虽然讲得有些乱，但对整个战争大体经过都讲了出来，得到长时间热烈鼓掌。

    会议最后一项是唱歌，他们想找一首合适的歌曲来表达劳工的心情，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唱《大刀进行曲》。

    会议结束后开始游行。虽然衣服不华丽，但大家步伐整齐、士气高昂、口号响亮。这支特殊的游行队伍走遍了中川边町所有的大街小巷，与那些精神萎靡不振、低头耷脑的日本人形成了鲜明对照。

    8月16日晚上，袁甦忱抓紧时机召开了一次支委会，正式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眼下的工作。大家认为现在日本已经战败投降，所有的工程会全部停止，劳工们再不会做工，日本人也不敢再管理大家，但不会很快把大家送回国去，这就要大家自己来管理自己。支部的中心任务是帮助大队领导出点子、想办法，使大家平平安安度过这一时期，千万不能再死人，大家团结一致，争取早日安全回国。

    一方面是解决实际问题，改善大家的生活，如吃饭、穿衣、清算工资等大家关心的问题。二是想法多组织些活动，如文化娱乐、体育游戏等。三是要进行思想教育，提高民族自尊心。

    劳工们再也不用吃糠了，主食完全改为大米、白面，还增加了肉食，基本上一周吃一头猪，一月吃一头牛，住处不远有个养鱼池，大家还经常去抓鱼吃。每人领了一套日本军人穿的粗呢子服，还领了一双新胶鞋和一两双线袜。每个人都领到了工资。大队成立了文化补习班，编成初小和高小两个学习班，文化程度高的教文化低的人，学语文和算术两门课，会唱歌的人还教大家唱歌。

    劳工们办起了《新闻简报》，派人每天到作业所去要报纸，再找几个文化高的人将日文报纸登载的消息翻译过来，用墙报的形式进行公布、报道。为了丰富文化生活，他们向作业所要了几副麻将和象棋，后来又安装了篮球架，找来了一架手摇留声机和唱片。

    到10月中旬，报纸上公布了《国共重庆会谈纪要》和《双十协定》，大家又进行了一次座谈。当时有人提出给重庆政府发个电报，应该让国府早日知道这里的情况，于是很快写了个电报稿，大意如下：

    中国重庆中央联合政府：

    我们原为抗日军人，在战争中不幸被俘，后押送来日本国做苦工，已年半有余，现日已投降，做工停止，但长期无人过问，前途无望。从报纸上获悉，国共两党已举行谈判，为和平建国大业达成协议，闻之欣喜万分，诚致贺意，并恳请政府速来联系，望早日回国与家人团聚，是为至盼。

    日本国岐阜县中川边町300名华俘劳工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五日

    这个电报稿交到了中川边町的电报局，也不知日本是否给发出去了，也不知中央政府有没有收到。

    日本投降了，大家无事可干，可以随便行动，但当时日本实行“配给制”，对食品控制很严，全国都不准卖吃的东西，下饭馆必须自带食物。劳工们也不会说日语，有组织、有计划外出的活动还是很困难，特别是中日两国人民在外形上没有多大区别，单人或少数人乘车、住宿、吃饭等都有很多麻烦。后来有的人外出时就用白布条写上“我是中国人”，别在衣服上，这样上火车不用买票。后来他们还到镇上的小店刻印了一些“青天白日”帽徽，钉在帽子上以证明身份，于是方便多了。

    袁甦忱在这段时间外出过三次。第一次是坐一夜火车，去看望了老师国桐梧，他是第一批从北京西苑战俘收容所押送来日本做工的。因为都是从西苑收容所来的，很多人都认识。当晚，他与国桐梧老师睡在一起，共同讨论中国战后的发展形势，他俩都估计还要打一场内战。

    第二次外出，袁甦忱是去找一位被俘的红军老干部。有天他们队外出回来的人告诉他，今天去的那个队里有一位被俘的老红军，是冀南六分区的一位部长。袁甦忱原来在冀南六分区司令部工作过一段时间，团以上干部大都认识，因此他就下决心去看望他一下。他很快见到那位老同志，他叫周仕霖，四川人，早年参加红四方面军，被俘前确实是冀南六分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是在袁甦忱离开六分区之后调过去的，所以他们没见过面，但说起话来感到特别亲切。晚上他们俩睡在一起，几乎谈了一个通宵。袁甦忱把组织流亡支部的事，也向周仕霖做了汇报。

    还有一次外出，袁甦忱去拜访了那位在长野县做工时企图炸毁日本发电厂的李强，袁甦忱十分仰慕他，他因组织暴动未成而被捕，成为政治犯被投入监狱，直到日本投降才获释。李强中等身材，因长期被关在监狱，脸色有些苍白，对袁甦忱的拜望多次表示感谢。看样子，他确实是一位意志坚强、爱憎分明、不怕牺牲的革命青年。

    袁甦忱还花35日元在商店里买了一块表，戴了一二十天后出了一点小毛病，就拿到中川边町的一家修表店去修。店主十分客气，看他是中国劳工，马上停止给别人修的表先给他修。当袁甦忱拿出钱给他手工费时，没想到他不但不要钱，而且还找出一块手表和一块怀表送给了他，并用一张纸写了“中日友好，永不战争”八个汉字，并落上他的名字作为纪念。看来，日本广大国民也恨透了军国主义，不想被拖进战争的泥潭。

    （五）

    在劳工们急盼回国的日子里，支委会派大队长商庆祥去了一趟东京。他到东京后，虽然找到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但大使馆早就关门了，只有一个看门的老头。商庆祥由于没有带粮食，在东京没吃的没住的，饿了两天饭回来了。

    袁甦忱于是决定亲自去东京试一试，看能不能联系到中国政府方面的人。他和作业所的日本头头很熟，就向一个头头表达了想去东京玩几天的想法。那个头头给他写了一张纸条，让在东京的朋友给他安排住处，另外还派了一个日本人当向导，背着一袋大米和他一起去。要出发时，三中队的炊事班长贺小敏听说去东京，也让袁甦忱带他同去。于是，三个人一起出发了。

    10月7日早晨火车到达东京，因有日本人带路，很顺利找到了住的地方。10月8日，他们在街上游逛，突然看到前面高楼处，有一个由霓虹灯招牌写着“中华料理店”五个大字，袁甦忱知道料理店就是“饭店”的意思，中华料理店很可能是中国人开的饭店。他们走近一看，门框上挂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户主曹家植”，一看就是中国人的名字。他们便推门进去，果然是一位中国浙江的五十多岁的华侨，见到同胞，老人非常热情，还为他们每人做了一碗肉丝面。曹家植老人战前就在日本做买卖，现全家都在日本。吃饭的时候，袁甦忱发现桌子上有一张请柬，是中国驻东京华侨联合会发来的，邀请参加庆祝中华民国建国34周年纪念大会。袁甦忱问，我们能不能去参加这个纪念大会。曹家植说当然可以。

    10月10日，袁甦忱在纪念大会上见到了的一位国军上尉，向他说明了劳工们的情况，表示劳工们急切盼望回国。

    那晚由于人们心非常兴奋激动，互相劝酒大喝特喝，一直喝到晚上十点多钟，上尉就叫来一位台湾同乡会的青年人，请他先安排袁甦忱他们的食宿问题，回头再安排他们去找盟军总部。这位青年人就领着袁甦忱他们到台湾同乡会住了下来。第二天，袁甦忱抓紧回到中川边住地，向大队长报告说找到了中国政府的人，于是他们又组织了商庆祥等几位骨干回到东京，准备一起到盟军总部去请愿。

    为迎接中国同胞，台湾同乡会专门组织了一次欢迎会，请商庆祥和袁甦忱他们结合一些实际战例，向台湾同胞讲一讲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情况，以鼓励和教育身在国外的人们。

    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欢迎会，竟使他们与日本共产党发生了巧妙的联系。原来，当他们讲话时，听讲的台湾同胞中有几位是日本秘密共产党员，他们听出这些人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里面肯定有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天夜里十二点左右，他们在一个阴暗的会议室里又进行了一次会谈。其中一位首先自我介绍说：“我叫杨春松，早已是日本共产党党员，今天听了你们的报告，估计你们当中一定有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也是中国台湾人，因来日本多年，所以参加了日本共产党。”于是，互相之间都做了情况介绍。

    这时，杨春松同志从一个公文包里拿出一些有关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文件，还有各位领袖的照片。他问大家知不知道中共七大的事，袁甦忱他们都已被俘一两年以上，根本不可能知道七大召开的情况，但看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彭德怀等领袖的照片，大家都感到亲切无比，不禁潸然泪下。后来，杨春松又问他们对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解，因为袁甦忱参加过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学习，所以谈得比较深刻。

    杨春松介绍说，日本投降后，日本共产党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日共领袖德田球一同志出狱，在东京召开了十万人欢迎大会，现在要求入党的人数成倍增加，这说明共产党在群众中有着高度的威望。

    关于德田球一同志出狱和群众欢迎的消息，袁甦忱在报纸上已看到，现在听他一说，袁甦忱立即提出，他们能否也去拜望一下德田球一同志。杨春松说：“现在德田球一同志已到大阪，并要到其他大城市去访问，估计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回东京，等他返回后，我们可以转达你们的要求，如果同意接见，到时再通知你们。”

    第二天，袁甦忱他们按台湾同乡会提供的地址，到了盟军联合总部，一位中国上校接待了他们，对他们被押送日本来做苦工深表同情，并中日两国交换战俘的事情正在规划之中。因为战争刚结束不久，需要处理的事务很多，估计还要一段时间，但不会太久，希望大家仍返回原住地去等待消息，也不必再来东京，国家决不会忘记你们。

    至此，劳工们来东京上访、请愿的目的已达到，袁甦忱他们在东京又玩了两天，就返回中川边了。临行前，袁甦忱和商庆祥又去看了一次杨春松同志，向他告别，并请他务必转达拜见德田球一的愿望。

    回到中川边后，11月8日，袁甦忱突然接到杨春松从东京发来的加急电报：“金文华同志，同意接见，速来。杨春松。”

    真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袁甦忱立即召集支委会，大家都感到无比兴奋激动，共同研究谁去参加会见，以及谈些什么问题。因为商庆祥正在筹备组建劳工联合会的事，袁甦忱想到了周仕霖，因为他是一位老红军，师级干部，待人接物的处世经验比较丰富，袁甦忱就提出来要邀请他同去，得到了大家的同意。袁甦忱立即乘车到周仕霖的住地，向他说明情况及会见领袖的目的和意义。周仕霖表示愿意同去。

    11月12日中午，袁甦忱和周仕霖带上一袋大米，从中川边乘火车又来到东京见到了杨春松。杨春松说11月11日德田同志为了接见你们等了一天，没有等到，现在又进入别的工作了，只有再另行安排接见时间。这样，他们二人就住在杨春松家里，耐心等待接见。

    杨春松有一位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名字叫杨国光，有一天星期日，国光在家休息，就带着袁甦忱他们去看了场电影。日本的电影院都在文娱区，离杨家很远，要坐地铁去。袁甦忱是第一次坐地铁，感到日本地铁车站修得非常富丽堂皇，但因日本刚投降不久，被战争破坏的痕迹比比皆是。无家可归的大批难民到处流浪，地铁车站的黑暗角落里全是难民。有一次袁甦忱把吃剩的香蕉皮扔在地上，马上就有人拾起来吃掉了。

    11月18日下午，杨春松特地提前回家告诉袁甦忱，德田球一同志于明天上午接见他俩。晚饭后，杨春松向他们介绍了德田同志的情况。德田球一是日本共产党创建领导人之一，1922年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23年党遭破坏后被捕；1924年出狱，重新建党；1928年，德田再次被捕。德田同志在狱中坚持斗争十八年，通过地下组织联络领导全党，直到1945年10月出狱。

    11月19日，他们进入日本共产党中央本部，在二楼的一间屋子里，日共中央书记德田球一、副书记志贺义雄同他们一一握手，还有三位中央委员也一起参加了会见，杨春松当翻译。

    落座后，先由周仕霖同志发言：“从报纸上看到德田总书记的消息，经过长期的监狱生活，不久前才出狱，我们中国共产党党员都很关心，因此我们代表日本来的所有被俘中共党员前来拜望和慰问，敬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德田球一同志当即表示：“感谢你们的关心，我由于长时间坐牢，加上地下工作，任务繁重，身体一直不好。但在出狱后，全国各地党组织、各左派群众团体和进步人士都送来很多的粮食、药品和生活用品，使我的身体恢复很快，请你们转告所有关心我的人，请他们放心。另外，我出狱时，东京地区及我所到的其他地区，都召开了欢迎会，这样扩大了日本共产党的影响，鼓舞了革命人士的精神，各地党的组织有了迅速发展，这一点也希望转告你们的同志，让他们也为之高兴。”他们听了感到特别兴奋和舒畅，表示回去后一定转达。

    德田同志又说：“今天上午我们没有别的事，看看你们想了解哪方面的问题，可以提出随便谈谈。”袁甦忱和周仕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日本当前各种党派、群众团体大量产生，对其政治面貌性质不太了解，想听听他们的分析介绍；二是日本军国主义垮台以后，下一步国家政治命运的发展趋势。

    德田球一听完杨春松的翻译后，笑着说：“看来，你们两位是有政治水平的，所关心的是日本的发展命运和当前的政治形势，那好，我就从日本现有的群众团体和党派斗争谈起吧……”

    很快就到了中午，德田同志看了看表，说：“时间过得真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现在休息吃饭，下午接着谈。你们带饭没有？我们这里没有食堂，如果你们没有带饭，我们几个人的饭就匀给你们吃。”

    他们回答说：“我们自己带的有，请首长放心。”

    大家都把饭盒拿出来，边吃边谈。袁甦忱和周仕霖这次来东京，仍带有一袋大米，放在杨春松家里，每顿饭由春松夫人给他们做，今天给他们带的饭，既多又好，并且还炒了菜。而日共领袖们所带的饭，却都没有炒菜，只是一个饭团，外面包了一层熟豆粉和盐面，就算是佐料。他们感到很不好意思，就将炒菜匀给他们几位每人一点。德田同志开玩笑说：“想不到今天我们也改善生活了。”

    下午一点多，大家又按原来的位置坐下来继续谈，仍由德田球一同志回答他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德田同志讲：“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现在日本刚刚投降，原有的政治机构、社会秩序全部打乱了，盟军军队刚开始进入本土，一切新的机制还没有建立，全国处于战败国的混乱之中，现在谈今后的发展趋势为时尚早，肯定会有一个较长的时期，进行各个方面的恢复、建设、改革和发展，而这又与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是紧密相连的，因此我把当前国际形势中，有关影响各国社会发展的几个方面，提出我的看法和意见。”

    他一气讲了两个来小时，讲得非常全面深刻透彻，袁甦忱感到茅塞顿开。特别是德田同志讲到了一些过去不知道的国际大事，比如，全世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形成，以苏联为核心的东欧七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德国、朝鲜、越南都分为两半，由美国和苏联分别接管，等等。

    德田球一同志讲过之后，副总书记志贺义雄又介绍了说，日共党中央已做出决定，将在12月1日召开全日本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主要内容是分析新的形势，制定新的纲领，建立新的领导机构，确定下一步的任务、路线和方针。

    下午四点半左右，他们告别离开，德田球一等五位领导同志，都下楼送出大门外，这时德田同志提议照张合影留作纪念，志贺义雄立即将摄影师找来，八个人横站一排，连拍了两次，并说洗好后给他们每人一张。可惜，由于回去后马上进入回国准备，他们竟忘了找他们要照片，这件事成为袁甦忱的一个终生遗憾。

    11月21日，他们返回住地，立即召开支委会将情况进行了汇报。大家经过讨论，做出三项决定：一，由于进行了经济清算，大家得到了应有的报酬，每个党员应交纳一定的党费上交给日本共产党中央；二，邀请日共党员杨春松同志来住地，向全体人员做一次当前形势报告；三，向日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送一面锦旗。

    党员们听完传达后，都积极响应，共计交纳党费1800多元，其中拿出100多元到中川边町，制作了一面很大的锦旗。支部还给日共党中央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汇报了中共海外流亡支部的组建情况，信中提出邀请杨春松同志来此一趟。11月27日，支部派张玉山和杨子明两人将党费、锦旗、信件，送到了东京日共中央本部。

    但万没有想到第二天，劳工们就接到12月1日回国的通知。

    （六）

    回国前，海外流亡支部召开了最后一次支委会，研究了几项工作：一，立即召回在外地的流散人员；二，抓紧清理个人携带的回国物资；三，将经济保管委员会保存的钱，全部分发给个人；四，研究24个骨灰盒的携带办法。每位死者有2000日元抚恤金，连同骨灰盒，要妥善交由死者的同乡、亲友、熟人带回国，交给死者亲属；五，准备路上吃的东西，确定每个人带一天的熟食，每个中队带三天的粮食；六，做好“海外流亡支部”的收尾工作。支委会研究一致认为，经过一年多的秘密组织，现即将回国，大家一定要严肃、认真做好收尾工作。支部给每位成员写一份“鉴定”和一份“组织介绍信”。确定由组织委员杨子明同志设计鉴定表格。为慎重起见，决定到中川边刻一枚“中共海外流亡支部支委会”公章和一个“支书袁甦忱”的私章，每份鉴定和介绍信都加盖图章。油印的鉴定表、介绍信及刻的公私章，到11月28日全部准备好。

    海外流亡支部从建立到结束虽然仅有一年多时间，没有更多显赫的业绩，但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在没有条件得到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在恶劣的异国环境中建立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和政治自觉，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生命力。

    1945年12月1日，劳工们上午八点多就全体到达了中川边火车站。杨春松代表日本共产党中央前来为劳工支部全体成员以及全体劳工送行，中川边町的群众也都来送行，由于大家在该地已经住了半年，有些熟悉的日本朋友很自然地前来握手告别。中川边町町长在欢送辞中说，过去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损失，我们日本人民今后决不再走这条路，中日两国是近邻，我们要世代友好下去，你们在日本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我代表日本人民向你们赔礼，祝你们回国一路顺风，早日与家人团聚。

    杨春松同志随大家一起上了火车，又把大家送出一站。火车下一站到了，杨春松才起身下车，袁甦忱他们全体200多人都在车厢里起立，鼓掌对他表示欢送。火车走出很远，还看到他挥手告别的身影。

    回国后，袁甦忱、商庆祥、杨子明等劳工支部的主要成员，到冀中军区政治部集体汇报各自被俘、被掳到日本做苦工、建立支部以及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况。

    1945年12月15日下午，冀中24团在接待宴请袁甦忱、商庆祥、杨子明一顿中午饭后，就将他们三人介绍到分区交通站，由农民兼任的地方交通员，按交通网的路线把他们直接送到冀中十分区所在地牛驼镇。17日上午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接见了他们，对他们被俘送去日本做苦工表示同情和慰问，对回到自己部队表示欢迎，叫他们先好好休息几天再说。

    12月20日，商庆祥回了家，袁甦忱和杨子明就先向分区政治部有关领导同志进行了口头汇报。对被押送日本做工的情况，成立中共海外流亡支部的过程，以及到日本投降后进行的一系列的政治活动，都做了详细说明，同时把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的名片，日共中央收到党支部交纳党费后的收据，以及流亡支部委员会的公章等，都交给了领导机关。

    政治部韩副主任对此非常重视，并说这一情况涉及一些重大组织原则问题，绝不是一个小小的分区政治部所能解决的，说不定还要经过八路军总部、军委或党中央来审查。他建议袁甦忱他们写一份正式书面材料，越详细越好，并将他们上交的物品和材料一并交到冀中军区党委。

    从21日起，袁甦忱和杨子明就坐在房东的土炕上，以小饭桌为写字台，开始写汇报材料了，因为杨子明同志原来当过报社编辑，文字功底深，写文章又快又好，材料基本由他执笔，大约用了十天时间写完了第一稿，这时他们急切希望商庆祥赶快来到，以便集体讨论修改。

    又过了一段时间，政治部首长又找他们谈话，中心意思是说，对他们写的汇报材料已经看完，但对此事的最后结论，还必须上报军委，对有些过程也要作进一步的调查证实，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解决的问题。因此领导上考虑，先给他们分配工作，这对个人及革命工作都有好处，如愿在冀中军区工作，表示欢迎；愿意回原单位冀南军区去，可以负责介绍，请他们自己好好考虑。两人都愿意回原单位去。

    年底，袁甦忱途经冀中军区司令部回冀南军区，在河北任丘县城里，居然见到了北京西苑战俘收容所认识的韩冰大姐，她已经回到原单位恢复了工作。韩冰见了袁甦忱非常亲切，还叫他副股长呢。袁甦忱向她说明了情况，两人相对而笑。

    袁甦忱回到原单位开始几个月都是帮助工作，或临时性外出工作。1946年10月，调他到新兵营去当营长，但他那时还没有恢复党籍，不能参加营党委会，虽然派去的营教导员比他年纪轻资历浅，对他很尊重，但不能参加党委工作，他心里总是有些别扭。

    1947年春，冀南军区组建新的独五旅，组织上调袁甦忱到独五旅司令部作战科任副科长，并口头通知他说，五分区政治部已对他的被俘问题做出结论，决定恢复党籍。听到这一消息，袁甦忱一扫回国后这段时间的郁闷之情，立即投入了极为紧张的战斗生活。

    直到1947年2月份，在一次紧张的战斗空隙，袁甦忱收到了从后方送来的一大包文件和信函，当中有一份《关于恢复袁甦忱同志党籍的决定》油印材料：

    袁甦忱同志被俘后，在敌人审讯时化名金文华，并以很多假情况哄骗敌人，未暴露真实身份，政治上表现是好的。出国后，曾担任伙夫班长和中队长等职，但群众反映不坏，抗日胜利前后，曾积极组织过一些进步组织，如“流亡支部”“俘虏联合会”等。领导群众进行了一些斗争，表现是好的。回国后，很快返回原部参加工作并积极要求恢复党籍，这说明袁甦忱同志的组织观念较强，阶级立场是坚定的，调查材料与本人交代的问题基本上是一致的，故认为问题已经弄清，被俘问题应作为历史问题看待，同意原冀南五分区党委的结论意见：恢复党籍，被俘期间计算党龄军龄。

    袁甦忱含着激动的热泪，将材料反复看了无数遍，直至痛哭失声。

    节选自《一腔无声血》，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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