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7年高考恢复以来，38年，共计38次考试，高考这一全国性的考试，改变了超过百余个家庭、百余位学生，甚至是不计其数学校的命运。
而在高考中胜出的佼佼者，现今身在何方？他们是否如社会公众所愿，在某一领域做出超越常人的突出成就？是否依旧顶着高考状元的光环坚定前行？
“高考状元”这四个金闪闪的大字，似乎暗示着那些学子们从此会过上一种“不平凡”的生活。但冷眼旁观的我们也许从未设想过，当年那个顺风顺水的时刻过后，这些“天之骄子”面对的将是怎样的挑战：是恐为“凤尾”的低谷心态，还是永远对自己要求甚严的“看不见的压力”，抑或是对大学生生活的种种不适应？
据报载，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日前公布了《状元职业发展的调查报告》，并查阅了1977年到2009年32年来全国124名高考状元，称“他们一个都没有成为所从事职业领域的领军人物”。“高考状元不杰出”的结论，立即引发了网络热议和反思。
“高考状元”具备了一定的聪明才智，在学习上也十分勤奋。这两种素质，对其他学生来说具有借鉴作用。但问题接踵而来，“高考状元”只是初中、高中时期努力学习拼搏的结果，只能说具备进入好大学和获取更好成功机会的资本。至于今后的发展前途如何，还需靠个人努力与发展机遇。人生就是马拉松，“高考状元”只表明在某个学习阶段处于领先位置，至于今后的成功变数很大，难以预期。因而，考出了“高考状元”并非能够成就“人生状元”，没考出“高考状元”，并非不能够成才。高考只是走完了人生的一段路，另一段路才刚刚开始。何况，不少状元只是应试教育体制下的产物，多半没有走出或摆脱高分低能的困局，会不会成为现代版的“方仲永”，仍需要时间的检验。
“高考状元”毕业后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其实是来源于我们对“高考状元”的另类看法与过高的评价和期待。越是过分地炒作“高考状元”，越表现出民众和社会的急功近利。
真正走进高考状元的内心世界，不难发现，当他们面对大学生活和职场考验时，内心的焦虑并不比同龄人少。人们总是惯于艳羡他人光鲜的一面，却忘记了，一次偶然的成功落幕后，酝酿着的，往往是另一场考验的开端。
他们？
“就像安徒生童话《野天鹅》里的小公主爱丽莎，为了11个哥哥，可以不说一句话，甘之如饴地赤脚踏过荆棘，空手采摘荨麻，日夜不停地编织11件大衣，宁愿被人当作巫师差点活活烧死……”
在这篇《请把我忘掉》的文章发表后，作者刘丁宁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
她是谁？
2013年高考，刘丁宁考出了668分（含加分10分），摘得辽宁高考文科状元，被香港大学以全额奖学金录取。很多人都记得那个身着红衣、扎着马尾辫的小姑娘，在湖南卫视《天天向上》节目现场带领大家读国学经典“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刘丁宁说，她在《经师》中找到了与自己心灵的契合点，那句话是“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同年10月，她离开香港大学重回母校（本溪市高级中学）复读，只为追寻纯粹国学。2014年的高考，刘丁宁又以666分的成绩获得辽宁省高考文科状元，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网友评价“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刘丁宁作为新生代表，在开学典礼上做了以《守住灵魂，留最后一片纯净桃源》为题的发言：对于未选择的路，不必留恋，也许如泰戈尔的诗句，只管走过去，不要流连着去采拾路旁的花朵，因为这一路上，花朵自会继续开放的。
这朵花开在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自会受到很多采花人的关注。
“现在说什么还都太早。刚刚过去半个学期，很难看到以后的发展。”刘丁宁的大学班主任李老师说，她的成绩目前看来在班上还是名列前茅。
媒体追逐她采访的热浪已经过去了大半年，刘丁宁似乎一点儿也不愿意提起之前的事。甚至你刚一开口，在电话里的她就会连连阻止你：“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不想听。”
她把连续获得两年高考状元的殊荣，归结为自己多做对了几道选择题而已。“本质上并不能分出胜负和输赢。”刘丁宁坦言，她更愿意聊聊当下的教育制度问题，而不是单一的高考状元。“我现在看淡很多事，自始至终都没有接受过媒体采访，很多事都是他们编的。”这个刚刚过了20岁生日的女孩，希望自己一个人能安心地走“北大中文系之路”，而提到港大和北大的比较，谨慎的她只字未提，只答，每个人都有选择，是否适合，不需要别人评判。
“我不赞成刘丁宁从香港大学退学重考北京大学的做法，并不是因为复读会晚上一年大学，也不是说为了梦想就不可以舍弃一些东西，而是我认为这种舍弃根本不值得。”一位网友坚决反对刘丁宁的做法。他说，既然要上大学，先得搞清楚什么是大学吧。什么是大学？什么是职业技术学院？两者的区别就是前者教的主要是思维，而后者教的主要是具体的技术。如果把学习比作练武功，那么在大学修习的是“内功”，而在职业技术学院修习的是“招式”。
网友认为，中国内地的大学根本无法提供训练思维的教育。“中国内地怎么会没有思维教育呢？中国内地学生解题能力那么强。但解题能力是一种思维，但那只是一种低端思维，不是先进教育理念要培养的思维。作为一个真正的大学，应该引导学生把做题作为一个台阶以此迈向多元思维，而不是在低端思维阶段纠缠太久。然而，中国内地的大学却不是这样，因而，中国内地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有的只是以‘大学’为名的职业技术学院，包括清华北大也是如此。”
“香港大学和北京大学哪个更好”根本就是一个无须回答的问题，它们不是谁比谁好的问题，而是存在“代差”，就好比导弹作为新一代的武器，老一代的武器弓箭根本无法与之相比一样。“如果我是她，我会在有真正的大学教育的环境下先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教育，真正的思维能力，然后再自学我想学的东西而不是退回去考内地的大学。”
也有学生以刘丁宁为榜样，欲复读转专业向她学习。而在公共留言板上，他被很多网友们劝阻：你试着想一下，为什么要转专业？重读一年代价很大，这一年还是要读别的专业，并且要面对转专业失败的风险。而他自己回应：从现实上看，基本上没有人同意我重读，而自己有这样一个执念，现在却觉得很难承受其代价。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则认为，刘丁宁能够连续两年高考均成为状元，这充分说明她稳定的学习状态和良好的考试心态。这样高素质的考生，能够不为金钱诱惑所打动，理性地在不同大学之间进行抉择，这一点可能比她的高考成绩还能显示其优秀素养。“希望她不要骄傲，把进入理想的大学当作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而孔庆东不知，他曾经的那篇《温酒一杯话高考》，影响着高考复读中的刘丁宁。
“如今的高考，成了一个全民性的沉重的话题。”孔庆东也是这份沉重的参与者和反抗者之一。“我愿意把我心中那份刚健清新的波涛和涟漪，传递给年复一年的考生、家长、老师，传递给所有为中国的高考改革呐喊和叹息的高考人。”
而为高考改革呐喊和叹息的又一人，清华大学附中语文老师徐海鹰也教出了高考状元。
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那个唯一能听懂他的江西乡音、平时稍微看看书、便能考到全年级前几名，却时常需要班主任做思想工作的男孩子，竟是2013年北京理科高考状元。
徐老师连连说了好几个想不到。他口中的状元叫朱宸卓，祖籍江西，曾在北京中关村二小就读，高中毕业于清华附属中学，后考入清华大学，徐海鹰是他的高三语文老师。“他并不是单纯以学习成绩考进去的，朱宸卓的综合素质很强，”在老师眼里，朱宸卓初一便开始在各路竞赛中崭露头角，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作文，哪项比赛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他也是个“有心计”的孩子。“很早就明白事理，做事有计划性，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譬如，“追他的女生很多，但他懂得如何与女生保持合适的关系。不跨界限。”
但就在2013年高考前四个月，徐海鹰曾以“老乡”的身份郑重地和朱宸卓谈了一次。“当时他不好好学，没把全部心思放在学习上。”高考前徐海鹰找他谈了四次，“效果很显著，这孩子终于开始翻开书本认真读书了。”
在朱宸卓摘得高考状元参加一档电视台节目访谈时，徐海鹰吃惊地发现，“朱宸卓阅读量很少。主持人问他读过什么书？这孩子一时竟答不上来。”即便这样，朱宸卓的高考语文考了142分。“2013年高考，北京语文得142分的学生才6位。”
“不知是语文教育的失败，还是学生的失败。只能说他在应试方面非常优秀，学习目的性强。”据徐海鹰介绍，朱宸卓目前在清华大学依然是“学霸”，学习很轻松，“从没听他说过‘我怕谁’”，但同时暴露了一些问题，“他几乎不做大学中的社会工作”。在清华大学实行的“新百年计划”中，朱宸卓作为清华附中的候选人之一，在清华大学享有“一对一”导师的优待。课余时间，他爱打网球，“很有底子”。但另据某位老师说，朱宸卓虽然在学习上不吃力，但压力很大。“这个曾经让大家颇为骄傲的得意门生在短期内并未做出很大成绩。”徐海鹰对此解释：“他本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别无其他。”
而徐永恒则希望自己这“一滴水”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副院长，这是徐永恒在新浪微博上的认证。他以1983年四川省高考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大后，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四年大学时光。
“我的博客里，有我写的诗。”徐永恒在电话里一字一顿地说。
他另有一本诗集，徐永与凸凹等合著。“徐永”是徐永恒的笔名——更确切地说，是曾经的笔名，他曾是一名诗人。“徐永曾是名满北大校园的诗人。抄写徐永、海子的诗曾是我的日课。”北大毕业的诗人西渡在这本诗集的序中说。
照片上，不论从哪个层面来看都显得中规中矩——曾是写出“只有女人们在水里生长/并从水里爱着我们”等诗句的北大才子。
现在，他已很久不写诗了。“坦率说，看都不看了。”徐永恒有些说不下去了，电话那头陷入了久久沉思。
作为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副院长，他很忙。“现在即便很多诗人也不见得知道，‘徐永’曾是重要的北大校园诗人。”他叹道，语气谈不上伤感，“现在再看曾经写的诗，全是回忆。”
令我意外地，徐永恒对“高考状元”的标签，不像杨君武（现为湖南大学哲学系教授）、李贤玉（1982年高考状元、现为第二炮兵装备研究院某研究所总工程师）、周开让（1984年高考状元、现为北京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那样反感（上述三位坚决拒绝了我的采访）——如果能借此谈谈青春，也未尝不可。
他轻轻地谈起那本诗集，想起了许多人。
上高中时他就开始写诗了，“不过那都是文艺腔”。那时，他喜欢到学校图书室看书。“但那时书籍很少。出书常引起轰动，作家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他说，因此报考了北大中文系。
他记不清当年考了多少分。高考成绩公布后，他成了1983年的四川省文科状元，引起“震动”：县委、县政府举行会议，专门为他颁奖，奖金1000元；四川省教育厅厅长带工作组专程来校考察，省拨款为学校建了三幢楼。他的老师说：“算是你这个状元为母校挣的。”徐永恒说，80年代高等学校是精英教育，全国才招30万学生，那时能考进大学，各个都是精英，大家向往基础学科，在中文系文科专业集中了很多位状元，上了大学后开始重新划定起跑线，那时提状元完全是为了激励，但现在，徐永恒轻轻地叹气，“但现在是商业作秀，我认为对人的心理正常发展起不到太好的作用”。而当年的万源中学集中了很好的老师，“我的英语老师和数学老师都是四川大学毕业的，物理、地理老师是西南大学毕业的。语文老师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一位英语老师毕业于北大西语系。老师们都很敬业，没有受外界蛊惑和诱惑，现在却只有重庆一中和南开中学才会出现好的人才，边远地区的学校能出个状元那是很意外的”。
如今，徐永恒每次回到万源中学，学校都邀请他做报告。近年来，万源中学在“打造西部诗歌基地”时，也常提及“徐永”的名字。
18岁的徐永恒坐火车来到北大。他所在的中国文学专业班（也被称为“文八三”），有50名同学，男女各半，“大部分同学身出寒门”。
有件事让他记忆深刻：报到时，他和同班同学阿忆（现为著名主持人、北大副教授）、臧棣（现为著名诗人、北大教授）、孔庆东帮新生运行李，接到同学杨君武，杨从包里拿出一条毛巾问：“河在哪里？”他们一下子“蒙”了。
“杨君武家在湖南农村，是第一次见到城市。孔庆东的父亲是哈尔滨一家工厂的工人，他从小就帮家里拾煤渣。”徐永恒说，他父母也是小工厂的工人。
当年的北大，学术气息浓厚。艺术家常在北大首发作品，“好像不这样就不正式似的”。很多诗人带上作品集，到学生宿舍朗读作品。徐永恒说，当年的学生宿舍是文化艺术的创新中心。“学生的诗歌创作反映了中国新诗继朦胧诗以后新的变化，很快被编入老师的教材。”
“那时北大学风单纯，培育大学生的土壤非常好，”77级、78级的学生正是经历了“文革”动荡十年，而这之后，一直到87级，这些学生开始正规接受高中教育，再考入大学的，是受过完整教育的高中生。
徐永恒说，那是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也是中国当代诗歌大繁荣的年代。接触西方现代文学渐深，大学生们的诗歌愈为“先锋”。徐永恒以“徐永”为笔名写诗，诗风独特，迅速在北大成名。
因编辑北大诗刊《启明星》，徐永恒常向校外的学长约稿，由此认识了诗人海子和骆一禾。海子北大毕业后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徐永恒入校时，他刚毕业。
“海子到了中国政法大学，学校认为他思维不严谨，让他教公共课——哲学和美学。他当时在偏僻的昌平区，很寂寞，在那里也没有共同语言的朋友。”徐永恒说，海子常给《启明星》写诗，也常回到北大参加诗社活动，多次当众朗诵自己的诗歌。
徐永恒感到海子的诗最有“共鸣”，崇拜海子并和他成了好朋友。1986年，海子获得北京大学第一届学生艺术节五四文学奖特别奖。1987年元旦前一天，徐永恒拎着两瓶“山寨白兰地”去昌平看望海子。“他住在单身宿舍，桌上地上全是书，当时正写一部他称之为‘大诗’的诗。令我惊异的是，他将屋子的墙壁全刷成了红色。”徐永恒说，当天下午，有一个女孩来看海子，她有些腼腆，没待多久就走了。“她可能不是海子的女朋友，但我知道她是爱慕海子的。”
那天晚上，他们吃着海子烧的干烧鱼，喝着“山寨白兰地”，酩酊大醉，喝得“都吐了”。“海子对我讲起了在安徽乡下的妈妈和弟弟……”他回忆说。
1988年4月，海子来成都找徐永恒，住在他在桂王桥南街的宿舍里。“海子说起对四川盆地的观感，说这里的植物比他去过的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更为丰茂。”徐永恒说，翌日他和海子在成都逛古旧书店，并相约将来同游敦煌。4天后，海子前往四川沐川县。
同年4月23日，海子从北京给徐永恒寄信，说他在陕西遇到了塌方，用了两天两夜才回到北京。这封信徐永恒至今珍藏着，连同海子的部分手写诗稿。
1989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我认为他是‘殉诗’，死亡是他的最后一件作品。”徐永恒说，“他没留下遗书，也可能是一时精神失常。”
80年代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才，大学生选择工作比较宽泛，1987年班上的20多个学生一毕业就去工作了，成绩最差的同学留在了北大教英语。徐永恒先后任《四川日报》《中国青年报》两家报社记者、《成都日报》编委、重庆青年报社社长，2005年起任《课堂内外》杂志总编。他并不后悔没有沿诗歌那条路走下去，相反，有一种“庆幸”：海子和骆一禾的死（骆因1989年编辑海子诗稿突发脑溢血去世）曾给他带来很大影响，“诗人命运的单薄，一下子就感觉出来了”。
尽管已经“息诗”，但他对与诗歌有关的那些日子仍非常怀念。那些时光给他留下了永恒的北大情结。他的女儿也考入北大，他让女儿像当年的自己一样，和同学一起坐火车去北大。
如今，他在重庆和北京两个城市忙碌，时而在博客上抒发自己的教育观点。“我崇尚博雅、自由的教育，我就是用这种教育培养出了我的女儿——下一代北大人。”他说。
这个时候，诗人“徐永”的30年之后，更像一个普通的父亲。
2000年徐永恒回到北大进修了半年，从文学专业转到了经济学。
徐永恒转型的原因在于，他并不满足于自己是“一滴水”，他想为教育付出更大的努力：做一些事情影响师生和家长。2013年底是个好的契机，徐永恒从教育的旁观者，直接进入高校做管理者，对前面的经历既是对过往的梳理，也是对未来的挑战。任艺术院校的高职副院长，从教育圈外走到了圈里。
以培养人才为目标，这才是好的教育。
如果你只认为状元就是学习好的，那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徐永恒不断地试图帮助家长们跳出怪圈——
初中招篮球运动员，第一个学生从没摸过球，连续投五个都没进，但他身体素质很好，很适合打球。另外一个男孩上过体育学校，受过良好教育，但个子矮，分数最后很高，学校通常会录取第二个。但实际上应该录取第一个，因为他的基本条件好。个子高，虽然没投进球，但是经过后天培养就会成功，徐永恒说，这些孩子就是那些处在边缘地区，没有老师开发，就像埋在土里的黄金一样，一门心思考进重点中学或父母使劲往好学校送的学生，考试得高分，甚至经过不断地训练也许会成为高考状元。但天才是正态分布的，无论城市或乡村。那些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受外界的影响小，一旦进入书本之中，沉下心学习，就会有很大发展。“这就是教育不均衡造成的，这些孩子没有开发机会，拼爹的时代没有拼过别人。现在，清华北大每年都会有一些不是很适合培养的学生进入名校。”
郭建业恐怕是徐永恒眼中“从农村开发出来的学生”。
“真的没有太多用，就那一阵儿有用。”20年了，再提起高考状元，已经38岁的郭建业禁不住地笑起来。笑声中却有掩饰不住地兴奋。“但找工作时一点儿用都没有，找工作的时候从没说过自己是状元，在单位也从没提过。”
郭建业是从农村走出来的状元。山西共有11个地级市，郭建业所在的县排名第六，1995年山西省的文理科状元都在太原和晋南。“我偶尔运气好，赶上了。”仅仅是高兴了两分钟，郭建业就从状元的梦境中醒来了。高考第二天，“我对完答案知道自己能上大学了，谁知道考的这么好”。
郭建业的学校当年成立了“穷孩子基金会”，专门资助贫困大学生，“贫穷程度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衣服补了又补，好几间屋子有一盏灯”。虽然家庭负担极大，但郭建业家的四个孩子全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那年，经济学和法律学很热门，但他看了学校宣传，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北大国际关系。
“没有必要过分炒作状元，因为他们压力会很大，比如我，会担心达不到大家的期望，过了多少年，我仍是普通人。高考有很多的偶然因素。”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普通人，状元离成功还很远。“小小年纪被捧那么高，能正确认识自己吗？”与郭建业熟识的一位状元，总把状元头衔挂嘴边，逢人便炫耀。“他做了编辑又改做翻译，做了翻译又换部门去内参，后来干脆跳槽。”是单位真的屈才，还是认不清自己的现状？“他自恃清高，在状元的光环下醒不了。上大学后，发现自己就是普通生，很失衡，有落差。”
上大学时，郭建业的同学是河南某地区第一名，经常被邀请回老家讲状元经验。“我很难理解这些做法，现在的状元参加各种选秀节目，在网上大肆售卖状元笔记，这是在误人子弟。”
“我害怕采访，我不会吹牛，我怕大家笑话，我不会装。”当年，郭建业盼望着自己大学毕业后能尽快找到工作，对得起父母，自己养活自己。“别人夸奖你，你要打很多折扣，别人批评你，要放大很多倍来看待批评。”
本科毕业后，郭建业读了外交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时恰巧《参考消息》缺一名编辑，顺理成章地，他在编辑岗位耕耘了20余年。
“状元不能写进简历之中，就像在幼儿园得的大红花一样不能写进简历里一样。”上了好大学，意味着有机会拥有更加开阔的视野，在耳濡目染的学术氛围下，得到良好的教育。山西人口少，四川有1亿多人，而和山西一样，都出2个状元，这样的评判本身对人口大省是不利和不公平的，“在山西考了第一名，不算什么”，国家分配名额基本平等，人口大省的学生更难，“现在想想，我是站在很多人的肩膀上考上状元的”。
郭建业的想法代表了大多数，1996年湖南省文科状元欧阳觅剑认为：“状元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太大作用，只是帮他进入了北大社会学系学习。”而多年过后，已经38岁的欧阳觅剑认为，情商的重要性高于智商。
2000年，欧阳觅剑毕业后进入《中国青年报》工作。后来因不满意北京的生活环境，改投到广州一家杂志社工作，又因觉得收入太少而转为报考香港大学的研究生，但因与导师理念不合和不想参加考试，没有读完就离开了，之后进入广州另外一家经济报纸工作，现在为自由撰稿人。
“当时有很多媒体找过我，我个人对采访不喜欢。因为心态不好。”生活在彼处，不在此处，当年27岁的欧阳觅剑并不安分，他不甘于给杂志写文章，在做了两年的媒体评论员之后，欧阳觅剑放弃了。
而从2014年11月开始，欧阳觅剑又开始了评论员工作。“状态是经过反复调整才得到的，我现在确实有些想法要表达。”这位在广州待了足足有14年的年轻人，决定开始在公众发声，表达自己的意愿。
几年前，有记者采访欧阳觅剑，想让他抨击一下当今的教育制度，但他却说：“何必呢？我甚至还要感谢高考。”他并不需要每天坐班，“评论员的工作虽然不会发财，也不荣耀，但自己过得舒服”。
现在，他终于拥有了自己眼中小富即安的生活：儿子快乐，家庭幸福。
而舒雪松，将这种常人看来的幸福放大了许多倍。
这位生于重庆市铜梁县，1985年以该县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的高才生，硕士学历毕业后剃度出家，法号“明舒”。现为宝鸡金顶寺住持，陕西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
陕西省宝鸡市的金顶寺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佛教寺院。它位于宝鸡西关街道办事处的新春村，也并不在山顶上，而是在半山腰里。按照舒雪松的描述，沿着新春村的盘山水泥路往上走，经过数亩葡萄园、杂树，拐过几个看似荒凉的土坡，并不雄伟、也更难称得上金碧辉煌的一处院落突现眼前。“相反，它甚至有点零碎、灰暗、落寞。”
舒雪松，现在已没人这样叫他了。他在寺院里的一间办公室里办公，时常穿着浅黄色的长衣长裤、深黄色的布鞋——僧衣僧鞋，静静地坐在那里。
寺院占地大约30余亩，但大部分土地并未被开发，肆无忌惮地长满了杂树和荒草。正殿、食堂、海会堂、米聚塔、水塔等，分散在各个山头上——事实上称土坡更准确。
除了两座老殿之外，包括山门在内的其他建筑均为2005年之后所建，砖瓦之间显露着当代气息。唯独那棵据称有着500多年历史的老槐树，被众多僧人像宝贝一样保护着，枝繁叶茂。常常，来烧香拜佛的人寥寥无几。
彼时，舒雪松坐在办公椅上，轻轻地扶了扶眼镜。舒雪松是释明舒法师的俗名，他是宝鸡金顶寺的住持，也是宝鸡市金台区佛教协会会长、宝鸡市佛教协会副会长、陕西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有记者曾这样形容他：眼镜背后那双明亮的眼睛，依稀映出当年历史系大学生、“世界经济学”硕士的影子。
舒雪松用一部“小灵通”电话接受了我的采访。
舒雪松已经忘记了当年的高考分数。那时的高考，分预考和正考两关。因“国家给各县的参考名额有限”，故当时各县都举行预考，预考通过了才有权参加正考。他记得，预考他也考了全县文科第一名。
在自己的“童年经验”里，他找不到有关佛教的痕迹。乃至小学、中学时期，他也从中找不出一丝影响他日后做出人生重大选择的事件。他的父母曾经都不信佛。“我和其他人没有区别，就那样长大。”他反复对我说。
高中时，别人眼中的他，是个典型的书呆子。从高二开始，他在铜梁中学，不论大小考试，成绩均为第一名，且远远领先第二名。“要知道，铜梁中学是当时四川省很有名的中学，升学率1985年为全省第二，为有权招收全省生源的四个高中之一。”他说，当年他是学校的“名人”，深受老师偏爱。他至今记得当时的副校长兼数学老师陈新伟辅导他做数学题的情境。“我数学曾经其实不好，多亏了陈老师。他有人格魅力。”
后来舒雪松“出家”了，当年高中的老师和同学听说后都大吃一惊。其实，从1990年读研究生一年级开始，舒雪松就动了出家的念头。他对宗教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到文殊院、昭觉寺等寺院里“请购”了不少佛教书籍，认真研读。“川大有个数学系的同学当时鼓动我出家，但后来人家结婚生子，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在舒雪松看来，“出家”更是一个偶然的契机。1992年，临研究生毕业，那位数学系同学鼓动舒雪松：“我考虑成熟了，要出家。你和我做伴吧。”舒雪松说：“我还没考虑，你让我认真想想。”最终，舒雪松下了决心，再去找那位同学时，没想到他正谈恋爱。“结果，我出家了。”
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他皈依佛门。1990年农历四月四日（这天是“文殊菩萨的生日”），已在川大读“世界经济学”研究生的舒雪松和那位数学系的同学到昭觉寺拜佛。走到后院，见一群人围着干什么，他们便去看热闹，突然听见一个“师傅”大声喊：“你们新皈依的往前站！”就这样，他们皈依了。
舒雪松扳着指头回想他的这些大学同学，连音调都是上扬的。那些身影，逐渐离他远去，有的去了美国，有的和高中同学结了婚，如今都已人至中年，“有的还很有出息”……他忽然想起一两个女同学，摇了摇头。“我没谈过恋爱。”他说，“曾经有女生追我，我很回避。对一两个有好感的，人家对我没感觉。”
毕业之后，他再没见到过他们。2009年川大历史系85级学生举行毕业20年聚会，他没有参加。“我把聚会时间记错了，错了整整一个月。”他不无遗憾地说。
研究生毕业，舒雪松没有找工作，到重庆市教育局报道的“派遣证”也被他丢掷一旁。“本来那个年代，作为研究生，找工作还是很容易的，当个大学教师都没问题”，但他“出家”了。
经人介绍，舒雪松跑到广东省乳源县的云门寺，在该寺的第七天，他就剃度出家，得法号“明舒”，明者光明也，舒者舒展也，有“放大光明”之意。而这一切，他的家人全都不知道。
他怕父母担心，在去广东之前给父母写了封信，说明“出家”之意。他的父母见信后很是惊讶，赶紧赶至川大找他，却寻不到他半个踪影。他们甚至求四川省宗教局帮忙寻找，也未找到。
在当年，舒雪松是少见的高学历僧人，住持便派他在云门佛学院当讲师、监学（班主任之意），教授语文、历史等。他每半个月给父母写一封信，报平安。为了隐瞒现地址，他把信件都寄到成都一位皈依了的同学手中，由这名同学换上川大的信封再寄给他父母。当年他24岁，谁也难猜测他忍受了怎样的痛苦。“怕父母担心，又怕父母阻挠。”他说，那些年家人都不能接受他的出家行为。
1993年，他在失踪了一年之后，首次回铜梁老家探亲。出现在父母、妹妹眼前的他，穿着一身僧服。家人情绪无比复杂，却仍旧反对他出家，甚至动员他的高中同学劝说他“回头是岸”。但为时已晚。“有人曾在出家前因家人反对而没有出家成，但还没听说谁出家了因家人反对突然还俗。”他说。
从1992年至2001年，他在云门寺度过了漫长的十年。1995年，他任云门寺佛学院代理教务长，1999年起任教务长。中间有一段时间，他曾到阿坝州一家寺院潜心学习密宗。因在云门寺讲课广受欢迎，他在佛学界渐渐“有人知道了”。1998年，经一名宝鸡籍法师的引荐，他受邀到宝鸡几家寺院讲经。这个“因缘”，让他的人生再次改写。
舒雪松仍在思索、回味着这些“机缘”。2001年农历三月或四月，他带了两个徒弟又来到宝鸡。当地钟楼寺的居士想让他“接手”寺院，后因种种原因未成。这时，金顶寺的居士更诚恳地邀请他。
之前他从未听说过有这么一处寺院。那天，他带着徒弟来到所谓的金顶寺，只见一派荒凉，整个寺院既无山门又无围墙，只有两个破旧的大殿，“看上去像一个农家大院”，院里只有一位多病的老僧。
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寺院据说始建于唐、复建于明、毁于“文革”，寺院内原有一块石碑或有历史记载，而也于“文革”期间被砸被埋，找不到了。唯有大殿旁的一棵老槐树，郁郁葱葱，据说已有500年历史。
当地村民说：该寺新中国成立前住持为脱俗法师，最后一名僧人在1961或1962年饿死了，老槐树遂也枯死。1979年宗教恢复，老槐树突然发芽。当地人给树烧香，又请了两个“师傅”重建该寺，本源法师任住持。当时地方政府让寺院办证，本源法师不愿掏80元手续费而拒绝。当地一位文史研究者说，从唐至新中国成立前，金顶寺僧人大部分是四川人，或与峨眉山金顶有关系。“不过这都是猜测罢了。”舒雪松说。
舒雪松刚刚接手时，这真是一个“烂摊子”。他向当地政府申请办理合法手续，四处筹集善款，多次扩地、扩建。如今寺院虽看上去不如大寺院气派，但已五脏俱全，成为宝鸡市区最大的佛教寺院，每逢“节日”便香火旺盛，前来烧香拜佛者最多时可达一万余人。舒雪松的弟子，包括耀芸（成都电大毕业）在内，近几年，在寺庙的僧人们学历越来越高，他的弟子共有10位，僧人一共20人，寄宿10人。
明舒法师有一整套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寺院管理理论。他说自己从不上网、从不看新闻，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连几年前红透了的延参法师他也是“头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他不主张寺院“过度商业化”，但又认为一切都是“自然的选择”。对“外部的发展”，他只“随因缘”。对“内在”，他希望“尽量把事务放手给徒弟，自己尽快潜心修行”。
清晨4点半起床，5点到7点做功课，然后是早餐，之后是例行打坐或读书，中午不午休，下午4点到五点做功课，晚餐5点半，周而复始的作息时间，让舒雪松倍感踏实。
他说自己有十几年没回家了，上一次回家还是1998年，父母每隔几年就来庙里住上几个月。令舒雪松开心的是，他的父母前几天来了，这是他们第四次来到寺院。
荣誉？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状元在哪儿？他们走过了怎样的人生？
找到刘学红并不难，从她的退休单位中青在线问到电话，再打给她，与新闻媒体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刘学红，一听采访便应声答应了。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全国570万考生走进考场。这次考试中，北京市首个文科状元由刘学红摘得，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其实我当年高考考了多少分，到现在我自己也不知道！”1976年3月，刘学红被安排在密云插队，“到这个地方来的原因是受到了宣传教育的影响。每到高中生毕业的时候，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听知青先进代表作大型报告，同时组织我们去参观”。刘学红去过平谷一个山村，知识青年为山里的村民修水库、修路。她很受感动，觉得自己应该像他们那样，他们中间有11个人主动到艰苦的地方，学校就帮他们联系，把几个人分到了密云水库北边的高岭乡。
她谦虚地道出“状元只是一种符号”。她介绍，自己参加1977年高考时的作文《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被《人民日报》选作范文刊登，当时全国各地仅选了三篇。
到1977年的时候，“我开始感到苦闷，因为不知道自己的价值体现在哪儿。更多时候，你的价值体现在力气上。你力气大，挖坑比别人多，工分就比别人挣得多。要是论力气，女的永远比不过男的，这是我不甘心的。另外，你学的知识、文化无用武之地。就是弄一个会演（搞文艺演出），建广播站什么的，大队找你去了，但这是不计工分的”。为此，刘学红还写了四句诗，表达自己的苦闷。当时号召扎根农村干革命，有一个知青主动提出扎根。刘学红问她：“你还真想在这儿扎根干一辈子？”她说如果自己不留下，弟弟就不能留城，也要下乡。另一方面，如果不表态扎根，就评不了先进；评不了先进，就入不了党；入不了党，推荐上大学就可能没你的分儿。“但是，我从没有提出扎根。”
另一件事也刺激了刘学红：生产队会计的女儿，两人年龄差不多，平常大家在一起是朋友。1977年年初时，她被推荐到北京大学低温物理系上大学去了。“当时，我们就知道大队下来一个名额，她连考试都没有参加就直接去北大了。因为平时大家都在一起玩儿，对各自的智力和文化水平都是了解的。我就想，凭什么你能上北大我就不能上？”
1977年10月，刘学红从广播里知道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年轻人特别高兴，人人跃跃欲试。原来休息的时候，大家一般在朝阳的山坡上铺块布一躺。现在休息的时候，大家都在一边开始看书复习。为此，生产队的队长还很不满意。不久，11个知青全都花五毛钱报了名，只有一个女孩考试的时候没去。离高考只有半个月的时候，大家向生产队请了假，回到家集中复习。在考试前两三天，刘学红回到了知青点。12月10日，她走进了考场。“刚开始去的时候，我有点紧张。拿到试卷以后我发现，题目比自己想象的简单多了。”当年的语文高考题只有30%的基础知识，70%是作文。1977年高考的语文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刘学红从1976年3月到高岭插队，到参加高考，正好是一年多时间，对植物来说，已经经历了一个轮回。在考语文的前一天，她躺在床上，看着屋顶的大梁，放电影一般，在大脑里把自己这两年的生活过了一遍。“我想，不管作文是什么题目，你肯定要写自己感受最深刻的东西。而这两年的生活，对我来说感受最为深刻。因此，在写《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这篇高考作文的时候，我只是设计了一个新的主题，然后按照这个主题把那些熟悉的事件放进去一捋，写的时候就一气呵成了。”
后来她才知道卷子正好是自己高中老师所在的那个组判的，他告诉刘学红，她的作文得了99分（然后按照70%折）。而让老师印象最深的是，刘学红的作文卷面非常干净，连修改的字都特别少。老师也不知道这是她的卷子，还特意把这篇作文抄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春节期间，刘学红在家等通知。2月19日下午，她在街上碰到表示要扎根的那个同学，她说，刘学红，你的作文见报了。“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今天的‘报纸和新闻摘要’广播了，她弟弟听到的。我问她是哪个报纸，她说是《人民日报》。我就和她一起到附近的同学家看报纸，但报纸没来。待了一会儿，我就回家了。”
那天，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的父亲突然回来了。刘学红一到家，他就从身后拿出报纸放到女儿桌上说：“看，是不是你写的。”刘学红一看标题和第一句话，立马认出了。“这件事在我爸爸的单位很快传开了，大家都认为我上大学肯定没问题了。”而她认为：“不可能吧，作文上了报纸，不见得就能发录取通知书，虽然口上不肯承认，但心里还是认为，进大学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刘学红原以为录取通知书能发到生产队，到那里一问，他们告诉她都在公社。那一年，在这里扎根的知青就刘学红和那个表示要扎根儿的那个女孩考上了。
办完手续，等她3月4号到北大报到的时候，已经晚了一周。巧合的是，“我1976年3月4号到密云插队，到1978年3月4号进北大，正好是两年时间”。因为当时不公布分数，进北大以后，刘学红还特意到系里查，“老师说，你都考到北大了，还查什么呀！所以，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考了多少分。”第二年新生入学时，好多同学都告诉刘学红，他们把她那篇作文当作范文背熟了。
当年，在距离两千多公里以外的四川成都，黄宗瑜也在经历着另一场人生选择。
与众多“老三届”相比，成都储运公司青白江仓库的“大龄”考生黄宗瑜还算幸运：他1965年毕业于成都列五中学，参加过“文革”前最后一次高考。落榜后去储运公司当装卸工，娶妻生子，过着普通老百姓的平静生活，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还会考上大学。
等黄宗瑜第二次参加高考时，距离上次“落榜”已相隔整整11年。尽管高考时无机化学题没答上来，但他还是成了1977年四川理科第一，进入梦寐以求的清华大学。1984年毕业时，黄宗瑜已38岁。
1977年，黄宗瑜在青白江仓库搞基建管理，拿着41.7元的二级工人工资，10月21日，他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决定报名试一试。因为成本并不高，报名费5角。妻子也支持，考上大学，单位工资照发。
去青白江教育局报名时，黄宗瑜差点被年龄挡在门外。别人告诉他当时有一个政策，只招收1946年9月后出生的，黄宗瑜生于1946年12月，离“门槛”不到3个月。“你先等着，让年轻人先报完再说”，工作人员一开始不是很愿意让他报名。最终，黄宗瑜还是报名成功，依次填了“清华、同济、川大、川师、中医学院”5个志愿，也领到了那张考号为“蓉28908”的准考证，那年冬天，他走进设在大弯中学的高考考场。
那年的高考没有公布分数，黄宗瑜最终等来了“清华大学建工系”的录取通知书。他成了1977级结构班27名新生中年龄最大的学生。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比黄宗瑜小13岁，名叫范重，多年后，这个小师弟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国家体育场“鸟巢”的钢结构总设计师。
上大学期间单位涨工资，黄宗瑜也跟着长了一级，每月可领到47.8元，在清华7年，他没回过几次家。1984年研究生毕业，离家时才两岁的儿子，那一年已经上了小学。毕业后黄宗瑜回到成都，在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工作至退休。
其实，黄宗瑜一直不知道自己是1977年高考理科第一，直到2005年偶然从一名记者那里得知。有记者从四川省档案馆保存的《一九七七年四川省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新生名册》里，翻到了“黄宗瑜”三个字，当年清华建工系在川录取新生两名，黄宗瑜总分382分，比另一名考生高出71.5分。
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为人低调的黄宗瑜一再说，如果不上大学，他就是比现在钱挣得少点，与同龄人没什么不同，都是普通老百姓。但他还是这样向媒体描述自己的1977：“我只花了5毛钱的成本，做了一个改变人生命运的决定。”
黄宗瑜，四川成都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中国建筑总公司高层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学术委员会委员，历任中建西南设计研究院副主任工程师等职，1997年起任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现任院聘总工程师。
很多年前，一位记者曾试着拨通黄宗瑜的手机。电话接通，一个听上去并不苍老的声音。说明采访意图以后，记者期待得到肯定的回答。然而，“我不想参加这种活动，你们就不要报道我了，我的人生也没有什么好回味的。”错愕中，黄宗瑜的电话已经挂断。
记者第二次拨通电话。这次电话那头的声音明显有些不耐烦：“我已经说过了不接受采访，个人还是有不接受采访的权利吧。”记者向黄宗瑜做了反复解释。“我快退休了，何必去炒作呢？我已经决定了不接受采访，你就不用过来了，就这样。”电话又断了。
记者直接闯入了中国西南建筑设计研究院黄宗瑜的办公室。对记者的突然造访，黄宗瑜友善地笑了。那位记者写道：他戴着宽边眼镜，穿着米色格子衬衫，显得很温和。他站起身，给记者泡了一杯花茶。“我昨天已经跟你说了，你们最好不要报道，我不想成为一个公众人物。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对的东西，现在不一定对，也不一定有什么值得学习的东西。”黄宗瑜说这番话的时候，不好意思地笑着，“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没有什么好采访的。”
“跟你们不一样，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文革’十年失去了很多东西。”1965年，高中毕业的黄宗瑜在成都储运公司当了一名工人，这一干就是十年。
“文革”十年是黄宗瑜人生中最苦涩的时期。十年间，黄宗瑜学会了在动荡中安慰自己，也养成了“中庸”的处世哲学。
1977年高考是黄宗瑜人生的巨大转折点，不过这个转折晚来了十年。当黄宗瑜得知自己考上清华大学的时候，已经31岁，家里有贤惠的妻子，一个两岁的儿子。
1977年8月的一天，黄宗瑜准备出发去北京。在宿舍的院子里，年仅两岁的儿子黄步瓯拉住父亲，不肯让他走。黄宗瑜带着几件衣服、几本书，踏上了北上的火车，也自此开始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历程，这一去就是七年。
在清华大学的七年，黄宗瑜只回过三次家。他的成绩在班上一直排在前面。硕士研究生毕业，学校要求黄宗瑜留校，他放弃了。同年，离家七年的黄宗瑜回到四川，在中国西南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黄宗瑜的生活一直很平稳，没有经历大的起起落落。他笑称自己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对自己从来没有太高的要求，也就从来没有压力和失落。
从1985年至1996年，黄宗瑜参加了26个大中型项目的结构设计。1997年以来，他担任了20余项工程的技术审定工作，其中四川大学体育馆还获得住建部2001年优秀工程设计二等奖，重庆袁家岗奥林匹克游泳跳水馆获中建总公司优秀方案设计一等奖。
黄宗瑜的儿子黄步瓯可谓“子承父业”。在谈到父亲离家7年时，黄步瓯用平静的语调说：“我觉得一家人也不一定非要在身边，只要能够在精神上互相支持就好。我爸去清华的那几年，常常给家里写信，从那些信中，我能够感受到他的关心。”
黄步瓯还记得，小时候他吃药一定要吃一片半，着急的父亲费了好大劲才把一片药分成两半。“后来想起来，还是有点感动。他很细心。”学习方面，黄宗瑜很严厉，从北京回来以后，他常常过问黄步瓯的功课，往往亲自辅导。
同样学建筑的两代人在观念上是不一样的。“我爸希望我平稳一些，安安稳稳地工作几年把基础打扎实，多磨炼几年。”黄步瓯说，“但是，我想和朋友一起搞一个小的设计事务所。就是这方面，我爸和我意见有些分歧。”
黄步瓯说话的时候始终很平静，父子俩在这一点上很相像。黄步瓯说：“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其实杂七杂八的琐事很多，也不一定有什么很具体的、特别感动的事。但是平平淡淡才是真。”从黄步瓯口中得知，黄宗瑜是一个非常勤奋、刻苦的人。黄宗瑜在成都储运公司工作期间，就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大学课程，提升自身能力。在黄步瓯眼中，“学无止境”是父亲的一大优点。
尽管采访并不轻松，但对黄宗瑜的形象慢慢在眼前有了轮廓。那位采访他的记者回忆道，越接近这个温和的中年男人，就越清晰地感受到他的低调和谨慎；甚至到采访最后，他仍然不想面对媒体。在希望能够拍一张照片时，黄宗瑜摇了摇头说：“就不要拍照了。”在记者多次要求下，他总算没有拒绝。在有限的几秒钟里，记者只来得及按下两次快门，黄宗瑜就礼貌地从办公桌前站了起来，准备送客。
据相关数据记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几年里，很多考生是从田间地头、矿山企业直接奔赴考场高考对他们来说，有着特殊的回忆。刘学红、黄宗瑜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两位。高考，帮助他们改变命运的同时，将两人带到了一片更广阔的天地。
另类？
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曾说：“瓜子炒了以后可能是比较香的，但是别忘了，也有很多瓜子是会被炒焦的。”
这句话，放在陆步轩身上，恐怕合适至极。
陆步轩恐怕是中国最著名的屠夫。1985年陕西省长安县高考文科状元，考入北大中文系，后来在街头卖猪剁肉为生，在别人眼里，他着实是个另类状元。
背心、眼镜、叼香烟，挥刀剁肉，陆步轩，如同电影里的绝世高手，手起刀落之间，斤两分毫不差。2002年西安市长安县一处偏僻门面房，每天来眼睛肉店买肉的顾客络绎不绝，货真价实是众人对老陆所卖猪肉的由衷赞赏，但没人知道老陆除了屠夫的身份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高考状元。
2013年4月11日，北京大学迎来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一位是曾经轰动一时的，北大的屠夫状元陆步轩，另一位是他的校友陈生。面对台下的老师同学，陆步轩开场说：“我给母校丢了面，抹了黑，我是反面教材。”他的言论一经爆出，再一次引发了媒体和社会的热议。
北大毕业生，曾经的文科状元，在后来的小县城里面当了屠夫。拖鞋、短裤、当街卖肉，多年后他被请回北大向学生做演讲，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给母校丢了脸，抹了黑。这句话引起了强烈地舆论反响，很多人批评：卖肉不丢脸，你这么想、这么说才丢脸。倡导职业平等和尊严的批评之声很必要也很正常，只不过如果一个人在演讲时，说出的是他真实的人生感受，那么恐怕简单地批评，也很难平复这20多年来的人生滋味。
“一般认为腰子的大小和屠体的大小关系不大，腰子小说明屠体健康，腰子大说明屠体不健康”，这些文字出自号称北大屠夫陆步轩的专著，《猪肉营销学》。
“以前到北大去演讲的都是很风光的人。我是一个小人物，觉得跟人家还有差距，所以说一些谦虚的话，当然，只要是凭自己勤劳致富，我觉得都是很光荣的。”这是陆步轩在北大演讲说出那番话后，面对质疑给出的答案。反对他的声音认为，他贬低了卖猪肉这个行业的尊严，好像把劳动者，分成了某些等级。受过高等教育，尤其是北大这种高等教育，来从事这种大家看来比较低级的工作，就是反差比较大。他认为大家的看法，就是社会的看法，陆步轩坦言，自己的观点在很大程度受社会的影响。
北大校长许智宏，当天在场表达，北大毕业生卖猪肉并没有什么不好。从事细微工作，并不影响这个人有崇高的理想。北大学生既可以当国家主席，也可以当科学家，也可以卖猪肉，陈生和陆步轩无疑是剑走偏锋，并且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卖猪肉竟然卖出了品牌和价值。但此话，当年的陆步轩并不信服。
实际上，从2003年他被新闻媒体报道开始，这样的争议就从未停止。在书中他曾经直接地对另一种声音做出过回应，说那些励志的漂亮话说起来并无意义。因为当屠夫，并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一个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样可以做，当一个人在年轻时代花了多年时间接受专业训练之后，再去杀猪卖肉，对知识和智力都是一种浪费。他甚至在书里写，如果认为北大学生卖肉完全正常的话，为什么不在北大开设屠夫系，内设屠宰专业、拔毛专业、剔皮剁骨专业，那样卖起肉来岂不更专业？
但陆步轩说，自己一直是一个真实的人，不愿意说空口号误导台下的年轻人。他说面对女儿的时候，也告诉过她，不要学文科。因为他觉得理工科，能够直接运用直接见效。“文科是软科学，像我们这种草民，你在这方面要做出成绩很难的。这跟一个人出身阶层有关系，也叫潜规则，譬如你要在学术界发一篇文章，你一个无名小辈，没人推荐的话都是很难的。”他怕女儿重蹈自己的覆辙，认为社会就是实用的社会。
陈生和陆步轩，20年来，从“北大学子”到“屠夫”，他们分别经历了什么？
陆步轩出生在陕西省长安县农村。母亲早逝、家境贫寒，家里的书，只有一本《毛泽东语录》，他说自己天性适合做学问，喜欢刨根问底。一件事情，总要探索出来龙去脉，在学习上有天赋。中学时，他的考试成绩，常常比别的同学领先100多分。
中学同学说陆步轩在读中学时，因为学习成绩好，性格上是一个很狂妄的人。高中毕业，他往讲桌上一坐，各项水平超过老师。“数学老师跟我考数学，考不过我；英语老师跟我考英语，也考不过我。”因而，陆步轩的外号叫“夜郎”。
那一年，陆步轩考上了西安师范大学。他撕掉了录取通知书，横下心要上北大。他眼里的北大，是最高学府，陆步轩想做一名科学家、文学家，或在某一领域有造诣。成为一个“家”，而不是一个“匠”。他说，“家”是富有创造性的，“匠”是干活的。
考上北大那年，陕西的陆步轩骑着自行车挨个告诉每一个认识的人，“我成功了”。一向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的父亲，为了儿子大摆宴席，这种情况持续最起码十天左右。乡亲们交口称赞：“了不得、了不得。真是文曲星下凡。”高中状元、金榜题名几乎是大多数读书人的终极梦想，在家国同构，讲究宗族礼法的农村，考上状元意味着迈入仕途，上达天听。在他们心里，考上北大意味着将来高官厚禄，平步青云。陆步轩说，他当时心里也有这点想法。
第一位也被称为“北大猪肉佬”，后来当上猪肉企业董事长的陈生。比陆步轩早四届，出生在广东湛江农村，父亲早逝，母亲勉强拉扯五个孩子长大，经常顾不上他。陈生晚上常常就在庙里睡，学习成绩一直中等偏下，第一次高考的时候，成绩也差得离谱，但是上了北大之后，陈生还好，陆步轩却发现天外有天。无论是学习成绩还是见识上，他都掉到了中下游的水平。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年轻人面前应有尽有，却也一无所有，80年代的中国，如同伊甸园，这些青春写满脸上的高才生，围坐在草地上，未名湖边，弹琴写诗彻夜不眠，那个时代的青年似乎都热爱诗歌，喜欢谈论哲学，面对周围同样来自各地的高考状元，农村出来的陆步轩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面对弗洛伊德、尼采等陌生的名字，他产生了莫名的自卑。“那个时候农村基本上没什么书，什么书都看也没有多少，到大学以后发现同学谈论这个不知道，那个不知道，所以开始读的书比较多，我们在图书馆一次可以借五本书，拿借书证借书，业余时间就看，反正什么都涉及。”
大学四年，他不参加社会活动，不去周末舞会，没有跟女生约会过。据陆步轩的同学描述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看到他把烟夹在耳朵上，盘腿坐着，以为他是送人上学的农村亲戚。对他的印象，都是在自己身上“包着一层厚厚的壳”。沉默的外表下，他的自尊发展得更加强烈。毕业分配时，陆步轩的性格依然倔强桀骜，他认为自己不管是从政还是经商，干什么都一定会成功。当时曾经有一个省级的钢铁企业学校让他试讲，他觉得人家傲慢，掉头就走。“一个企业的学校，我们北大毕业的肯定姿态比较高。他考试什么的，乱七八糟，我才懒得理你这些事。”现在，陆步轩有点后悔，“因为大环境下应该夹着尾巴做人”。
毕业分配形势不好，以前是“皇帝女儿不愁嫁”，后来“凡事靠关系”。家里八辈子务农，没有任何背景。陆步轩也从来不知道领导的家门在哪里，甚至忍受不了送礼的时候，心里做贼的感觉。而陈生被分配到了广州教育学院。但他不想去，于是想了一个办法，不但没去教育学院，而且去了广州市办公厅。
北方的陆步轩，沿袭着在北大得到的“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气质。一气之下主动要求回长安县，去了县计委，但没有编制。一个在学校里，懵懵懂懂中度过了四年的年轻人，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变还毫无感知。他不知道计划经济的全面控制已经走到了尽头，他所在的单位很快就将失去过去的大量资源。
当时在广东，进入体制内的陈生也有相似的期待。两个年轻人都进入体制之中，都靠着在北大学习的文字经验，给领导当了秘书。不过有一次，陆步轩写的文章得了奖，因为有领导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他之前，他就把获奖证书撕掉了，因为不能接受说假话。“迂腐，太较真，我一直是这样的，不想改变，我要活出一个真实的自我。”说着，陆步轩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像极了当年那位乡亲们口口相传的“北大才子”。
陈生的个性不同，但也遭遇了相似的命运。他给领导当秘书的时候，写了篇关于支持市场经济的文章。当时这个提法仍然有争议，他遭到领导批评，就有了离开之念。晚上下班，他跑到灯光夜市里面，搞点兼职，卖点衣服。白天在办公厅当秘书，晚上去卖衣服。“我一天晚上能赚30块钱，但干公务员一个月，才80块钱。”
两人都开始下海，把挣钱当成是：另一条成功之路。身在广东的陈生，一边做着公务员，一边做小本生意。但在小小的关中县城，当年的文科状元几乎人尽皆知，陆步轩无处可藏。在计经委，他没有编制，分不到房子，住在一个不足六平米的门房里，工资只有正式工的一半。被迫下海，干过化工，搞过装修，都接连失败了，负债累累。他的第一次婚姻也到了尽头。前妻对外人说，当年是为了文凭才嫁给他的，但现在他让我丢尽脸面。离婚之后，陆步轩大病一场，酗酒、打麻将，做过四年的职业赌徒。当年从北大带回来的八箱书，再也没有打开过。他说绝望中，靠着喝闷酒度过。
“人的支撑，主要是精神。精神只要垮了，身体接着就垮掉了。”陆步轩把人生比喻成打麻将，他认为打麻将的规则与人生规则一样。“人的出生决定了你周围的圈子。改变太难，规则本身就不公平。”面对当年喊得最响亮的口号“知识改变命运”，陆步轩说到他那时候，知识已经无用了。但对于班上那些改变自己命运、把握自己命运的同学，陆步轩不置可否。
当时广东沿海刚刚开放，大量商机存在。尤其城市的现代化过程，让土地和房产在极短时间内，积累了巨大财富。陈生后来靠帮朋友，做房地产发家，没有一分钱的投资，在三年里挣到了一个亿。陆步轩的北大同学此时纷纷南下，也邀请过他去南方打工。
再婚之后的陆步轩，为了老婆和孩子，不得不为生存奋斗。他开过小卖部，但进的五号电池都是假货，他不好意思卖，都留下来自己用了。三个月下来，亏了将近一万块钱。走投无路之下，他妻子建议他去卖肉，因为成本低回钱快。他后来在书里回忆：肉摊上当时都是苍蝇乱飞，血水横流，肉腥气刺鼻，只能穿着短裤拖鞋站在铺里。手上是常年洗不净，后来就索性不洗的猪油。街坊没有人知道，他是北大毕业的，孩子被人叫作“卖肉娃”，他索性跟别人说他是文盲，唯一区别于其他肉贩的，就是鼻上的眼镜。
喂猪、养猪、杀猪，在陆步轩心里一直是件很低档的事。开店之初，他总想躲着熟人，然而，纸包不住火，末了，终于让乡党看见了，帮他充当起义务宣传员的角色，在村子里奔走相告：“我看见北大学生了，混得没法子，杀猪卖肉了！”此话传进老父亲的耳里，他蹒跚着两条腿，兀自找上门来。然而，父子相对，默默地吸烟，说不尽的凄惶。父亲认为，不上大学照样能卖肉，你上了大学还干这个，上学有什么用。陆步轩为父亲斟上酒，老人的流泪便止不住地淌下。但陆步轩的好处是，做事耿直、认真，卖肉时不欺压人。“咱们就卖好的，少赚一点，做的是良心的生意、不害人。”生意渐渐好了，陆步轩觉得生活，还有点滋味了。但他仍然不肯回学校，不参加同学聚会，隐姓埋名，自称“牛仔”。他开始熟悉街头的规则，工商所的所长，有一次收了他的摊，他跟人干了一仗。结果对方知道他是北大毕业的背景后，同情他，主动把罚没的东西还给了他，所长的同情让陆步轩再一次证实了自己骨子里是知识分子的本色。2003年，他被媒体发现，以《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为题被大量报道。这时广东的陈生，还在投资鸡场，刚刚遇上禽流感，失败了。在电视上，他看到了关于陆步轩的报道。一开始他有点瞧不上这个陕西“猪肉佬”。但到了2009年，认识陆步轩之后才发现，他在经营一个具体的肉摊上，比自己强多了。
陈生决定和陆步轩一起开办专门培训职业屠夫的屠夫学校，由陆步轩讲课和编辑教材。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猪肉教材。2011年12月，继北大才子、卖肉佬、公务员的身份之后，陆步轩带着自己花四个月写的《猪肉营销学》的讲义，走进广州“屠夫学校”当老师。现在，陆步轩更多的精力主要用在了“屠夫学校”上面。这所学校为陈生的“壹号土猪”各家档口连锁店输送人才。招聘来的大学生，需要经过40天的培训，包括学习猪肉分割、销售技巧、服务礼仪、烹饪等，再前往各档口工作。目前，陈生在广东已经有600多家“壹号土猪”档口。陆步轩说：“讲一句不谦虚的话，我是全国比较顶尖的猪肉专家。你可以拿教授来跟我比。”但是，从2003年起，陆步轩并没有把杀猪卖肉当成终身的职业，虽然按他卖肉的收入来看，十年下来都会是百万富翁。但是在被媒体报道之后，有一些单位找到了他，陆步轩最终选择进入体制，去长安县档案馆进行县志的编纂。“我在档案馆里干得是最好的，谁也离不了我，我研究的经济部分是最难的，也是最有成绩的。”不过，已经49岁的陆步轩，再也没有可能像当年幻想的那样在仕途上走多远了。这次，他有了编制，生意红火的猪肉铺则交给弟弟一家打理。
陆步轩认为自己是个文化人，应该从事文化事业。他眼里的文化人，表面标志戴眼镜，骨子里在某一个方面，懂的比一般人要多，能够懂得它研究的方法，然后深入地钻研下去。他在书里带一点调侃地写道，为了过把官瘾，结婚以来，我牢牢地抓住家政大权不放，家里的事我说了算。是家长制，在家里是家长。陆步轩虽然认为自己20多年前开始从事杀猪工作“并不体面”，但他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认为自己“守住了道德底线”。
2013年4月12日，这堂名为“北大职业素养大讲堂”的讲座，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举行。陆步轩穿着土黄色外套，紫色条状衬衫，带着金属框架眼镜，温文尔雅，完全不是多年前被公众熟知的挥刀剁肉的“眼镜肉店”老板形象，眼角也多了许多皱纹，与此同时，他还带来了一本20万字的纪实文学《屠夫看世界》。
登台亮相演讲，面对自己即将毕业的学弟学妹们，陆步轩说完第一句话就有些哽咽，在随后不到15分钟的演讲中，陆步轩回忆了自己就业和创业的坎坷：毕业后分配不理想、几年后丢掉工作。“1993年，我没办法了，才被迫‘跳海’。”陆步轩说，学校一直有人邀请自己回来给学弟学妹们讲讲创业的故事，但一直没有实现，除了时间的原因，还有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混得比较差”。当陆步轩说自己“给母校丢脸，是反面教材”时，一些北大学生站了起来，探头看这位手持话筒的师兄。有人甚至离开自己的座位，试图能够接近陆步轩。“这些年回母校演讲的学长很少有这么坦诚的，我想往前走走，希望会后能和他有进一步交流。”一名法学院本科生说。
除了分享自己的创业经历，陆步轩和陈生还为北大学生提出了几点忠告。比如在校期间要多读各种书，汲取各种不同的知识，坚守做人的底线，不被社会的杂音干扰等。在创业方面，陈生提出最好不要选择那些已经达成共识的赚钱行业，而是要选择那些冷门的，冷门行业机会更多，也允许你犯错。“热门行业你甚至竞争不过一个个体户。”陈生说。对此陆步轩也表示了认同。他说自己站在“北大职业素养大讲堂”，想给学弟学妹们一个忠告：毕业后不要以“北大生”自傲，不要自视太高。北大毕业只能证明曾经学习好。而社会上还有很多知识，需要在社会中不断地实践学习。
陆步轩说，现在年轻人讲究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他觉得，体面不体面是自己的感受，要看拿什么衡量。“这么多年的经历告诉我，人一辈子吃不了多少，也花不了多少，够用就好。每个人就业是需要机遇与环境的，理想与现实总会有差距，人毕竟还是要活在现实中。”
除了演讲，陆步轩还特意去北大校园转了转，他说现在北大的三角地、第一体育场等许多地方变化很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比自己当年好了许多。他还想去学一、学五等老食堂坐坐，吃一份饭，后终因没有餐卡只好作罢。“我还是很想常回来看看的。”陆步轩说。
当年，很多人以为，媒体报道之后成为明星的陆步轩，会有一些雄心，也曾经有北大的美国校友，提出过帮他办全国连锁经营。陆步轩也曾经对媒体说，等我做到全国第一，再回北大。但后来发现那家公司，没有这么大的实力，只是想借用一下自己的招牌。这次折腾之后，陆步轩说自己彻底放弃了做到“第一”才算“成功”的想法。“我认为，对我来说，最大的成功就是不成功。不成功挺好，成功了反倒劳累。”
说到师兄陆步轩，郭建业认为“他很对得起北大，很有勇气”。现在来看，对陆步轩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儿，“他挺神的，一般人绝对吃不消，因为非议太多了，毕竟县城都不大，都是熟人，你混得不好大家都会在背地里指指点点”。
回到那次演讲中引起争议的开场白。如果能够看完那几十分钟完整的演讲，会理解陆步轩、陈生两位不是自我贬低。他们对自己当下的状态，都很满意。只是想把这20多年来，扎扎实实的人生和教训，完整地说给年轻的学弟学妹听。能上北大只能证明你学习比别人好，脑瓜比较聪明，在学习上有天赋。其他不能证明什么，社会上知识还很多，需要你在实践中，不停地去摸索去学习。而这段话，陆步轩说自己最起码用了10年时间去理解。
选择是一种权利，从无到有，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状元不再是最高标准，高考只是选择之一。
高考，你可以把它的价值意义无限扩大化，它决定你的人生，但决定人生的不仅是高考。没必要将高考状元的意义无限扩大化，充其量就是一次考试而已，而考试只不过是人生要经历的众多游戏规则中的一项游戏而已。
当今中国处于飞速变革中，互联网时代，一根光纤贯通北京和纽约，风投、IPA、天使基金、创业板、纳斯达克，每天都有大量的新词汇诞生，高科技欣欣向荣，在每个人为食品安全担惊受怕的当下，北大两位状元打着绿色安全口号的土猪让人安心，陆步轩和陈生，将这个张飞的生意做出了北大水平。
与陆步轩、陈生有着类似经历的，还有北大校友武小峰。
这位曾以普兰店市高考理科状元身份走进北京大学的高才生，毕业后却因找不到工作，每天务农在家串糖葫芦卖。
数年前的寒冬腊月，早上5点，普兰店市安波镇邓屯。
一阵寒风袭来，庄稼院里纸糊的窗棂被吹得哗哗作响。武小锋麻利地穿好衣服，小心翼翼地将一大盆山楂从院子里的小房搬到炕上，小心地挑拣、挖核，然后将七八个大小不等的山楂熟练地穿在准备好的竹签上。
他要赶在早上7点之前，尽可能多地把山楂穿好，以备父亲在集市上多卖一些。
此时，距离武小锋家200米的一户人家，武小锋的中学同学，23岁的张华也在炕上做着同样的活儿。
武小锋不敢相信，若干年后，他竟会和张华干同样的活。张华，中学没读完就务农在家，而武小锋，曾是普兰店市的高考状元，北京大学的才子。
提起邓屯的武家，普兰店市安波镇的村民几乎无人不知。十年前，武家最小的儿子武小锋在高考中一举成为普兰店市的理科状元，考上了北京大学。
“那是我们方圆几百里的骄傲啊，考上北大那还了得，毕业还不得上国务院工作啊？”安波镇刘大爷的这种说法在庄稼院里曾风靡当时。
事实上，被村民们颇为羡慕的武小锋家一直是村里的贫困户。武小锋出生在1982年，上面还有哥哥姐姐，家里主要是靠几亩薄地为生，生活非常拮据。
贫穷造就了武小锋坚韧的性格，也让他深感自卑。
据武小锋高中时的班主任证实，高中时代的他异常努力，成绩在全年级数一数二。“但他太内向，也不善于与人交流，这大概和他自卑的心理有关。”老师认为，试图改变贫困的命运是武小锋刻苦学习的原动力。只是他太偏重学习，“在为人处世上很是欠缺”。
武小锋认为，北大就是金字招牌，进了北大，就意味着将来可以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在大城市里谋份好工作。但几万元的巨额学费让武家大伤脑筋。武小锋的母亲回忆，当年他们家甚至产生了让儿子放弃学业的想法。但媒体帮了武小锋的忙，消息发布后，大连一些企业承担了他在北大的全部费用。
武小锋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学习的是五年制的预防医学专业。从进入北大时起，他就从未为自己的未来担忧过。那时的武小锋和许许多多的北大学子一样，都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毕业后脚下会很自然地有一条金光大道。
大学期间，武小锋一如既往地勤奋。大五时，他所学的专业向两个就业方向发展，一是预防医学，二是卫生事业管理。他选择了后者。
2005年7月，武小锋顺利从北大毕业，获得了北大医学学士学位。
早在毕业前，他和其他同学一样，把就业目标锁定在北京。毕业实习时，他在北大第一医院从事成本核算工作。遗憾的是，武小锋虽然表现良好，却未能留在实习的医院。
即便如此，武小锋依然对未来很乐观：“北大毕业找不到工作，这怎么可能？”现实很残酷，他陆续跑了北京市多家卫生医疗单位，却因没有北京户口而未能如愿。为了留京，武小锋到一些小的医疗卫生单位求职，结果还是屡次遭拒。
同年7月底，武小锋被迫离开北京回到大连老家。刚开始，他把目标定在辽宁省疾病防控中心，可一打听，编制已满，不需进人。他再退一步，把希望寄托在大连市。可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他到大连的各级医疗卫生部门进行“集中应聘”，结果每次都失败。武小锋对此深感委屈。他认为，自己现在要求很低，工作只要和自己的专业沾边，月薪1000元以上就可以。在与武小峰同班的60名学生中，除了30余名考研深造的除外，其余的多数都在大城市，像他这么惨的几乎没有。
时隔十余年，武小峰似乎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里。但在那次找工作失败后，辽宁一家医疗机构录用了他。公司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到希望采访武小峰的电话时不客气地说：“你看他是反面教材，所以采访的吧？”时过境迁，当年知道此事的人依然清晰地记得，那是怎样一位彷徨青年，与他现在公司科研项目的负责人头衔相比，高考状元的辉煌早已无人知晓。
“我想过正常人的生活，不想再被媒体追逐。”33岁的武小峰坦言，自己其实并不看重高考状元，只是媒体炒得太热，自己陷进了怪圈。
与武小峰一样，在状元头衔中迷失自我的还有王宁，只不过更极端。
儿子失踪后，王新华最后悔的是此前的一通电话。“我不该说那么重的话。”
2014年2月4日晚，王宁找了个公用电话打回家。自从去年11月手机掉了后，他就没有固定的联系方式。电话里，他先是询问家人近况如何，年过得好不好，继而他说，自己在西南交大附近已经好几天了。
“我当时感觉，他又要向家里要钱了。”王新华回忆说，自从2010年王宁毕业以来，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工作，所有生活开支由家里出。八年前，王宁以近650分的高分，成为凉山某县的理科状元，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四年前，王宁大学毕业，却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他开始沉迷网络，四处流浪。多年来累积的荣誉与大学毕业后的失落所形成的巨大落差，让王新华失控了。这通电话持续了40多分钟。电话里，王新华对儿子说了重话，“我说，你简直是给家人丢脸，给整个县丢脸。你大学前，在整个县城风风光光的，现在别人问起你，我都不敢说”。之后，王新华还说：“我要对付你很简单，你的所有电话我都不接，有成都区号的电话都屏蔽。”
儿子挂断了电话。第二天，一位陌生的老人打进王新华的手机：“你儿子在学校的椅子上，已经睡了三天了，这么冷的天……”最开始接到电话时，王新华甚至想过，这是不是儿子向家中要钱的另一个办法。但很快他就否定了。2月6日，正月初七，他一早赶到成都，儿子却再次消失了。每天，王新华都去校园附近的网吧寻找，他拿出照片让网吧老板辨认，但所有人都只是摇头。
2月7日，他往儿子的银行卡上存了300元钱，第二天，他发现，卡上金额少了100元，这让他感到安心。“这说明，人是安全的，还取了钱。”通过银行查到儿子取钱的地方后，王新华又去守了半天，一无所获。
经历了5天的寻找后，王新华终于见到了儿子。
在找过数十家网吧后，56岁的王新华终于在通锦路一家网吧，找到了正埋头打游戏的儿子王宁。
26岁的王宁头发蓬乱，脸色苍白，正全神贯注盯着显示屏。王新华站在他的身后，犹豫了一秒钟，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头发蓬乱、面孔油腻的王宁回过头，惊讶地盯着情绪略显激动的父亲，然后，他一言不发地，关掉电脑，背着书包，跟着父亲走出网吧大门。网吧老板称，最近几天，王宁常来网吧上网。上网卡里，还有已经充值的40多元钱。
在回招待所的路上，父子俩一直沉默。半晌，王新华终于开口：“中午吃饭没？”“吃了。”王宁小声地回答。
大年初六的下午，一位好心人发现，一名年轻的“流浪汉”，已经连续三天晚上躺在西南交大九里堤校区里的长椅上过夜了。他帮忙联系到“流浪汉”的家人——第二天，王新华从老家赶来，儿子却再次消失了……
父亲认为，王宁身上寄予着整个家庭的希望。成绩好，脑袋聪明，又考上了好大学，大家都觉得，他会有一个美好而远大的前途。可现在，父亲最怕亲朋好友问起他。
在老家县城，作为理科状元，王宁的现状屡屡被亲朋或当年的老师问起，每当这时，王新华都只有摆摆手：“他毕业后在安徽工作。”“都没得脸说了。”王新华无奈地说。
读大学之前，王宁一直是王新华和整个家庭的骄傲。
“他成绩特别好，初中高中都是第一名。”王新华回忆说。对于这位55岁的父亲来说，儿子留给他的美好回忆似乎只剩下大学前优异的成绩。每年，他最享受的时刻，就是开家长会时。“每个老师都表扬他，谁见了都羡慕。即使现在，老师们都还能记起这个学生，每个老师见了我，都热情地打招呼。”
让王新华最引以为自豪的是2006年，王宁以近650分的高分，成为该县的理科状元，并顺利被中国科技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录取。“学校还因此打了很大的广告牌，宣传这件事。”王新华的语气中带着逝去的荣耀感。
而王宁高中的班主任老师也在电话里给这个学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非常聪明，学习又很刻苦，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当年）高考，只差一点就上清华大学了。”
王宁身上寄予着整个家庭的希望。王新华说：“成绩好，脑袋聪明，又考上了好大学，我们都觉得，他会有一个美好而远大的前途。”
然而，残酷的现实，却击碎了王新华的美好期望。
大学毕业，王宁说想留在安徽。“毕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给他打电话，他都说，正忙着找工作。”让王新华没想到的是，“找工作”的状态竟然持续了数年。
在王新华的记忆中，王宁毕业后只干过一份仅仅持续几个月的工作。“那是在一家网络游戏公司，做网络销售和客服，干了几个月，他觉得没意思，辞职了。”曾经有一次，王宁对父亲说，“如果找不到喜欢的工作，我宁愿不工作”。
王新华心内焦灼。他难以理解，儿子毕业于名牌大学，本身能力也不弱，怎么会找不到工作？他归因为儿子没有认真找，2013年7月，他把王宁从安徽接回成都，开始“守着他”找工作。“守”了几天，王新华回到老家，之后通过电话询问儿子找工作的情况，但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正在找”。2013年12月19日，因为房租到期又无钱续交租金，王宁离开了出租房，开始四处漂泊。
王新华发现，儿子开始沉迷网络。“他经常泡在网吧里，也不接我们的电话，没钱了，就给家里打个电话，或者干脆电话都不打，发个短信，说我没钱了。”
在此期间，王宁的全部花销由家中提供。王新华说，这些钱，有很大一部分被儿子花在网吧。王新华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知道钱大部分是用来上网了，给他钱是害他；但另一方面，总不能眼睁睁看他饿死吧？”现在，他只希望儿子能找一个踏踏实实的工作。
从大年初四开始，西南交通大学某校区的护卫张先生发现，一名年轻的“流浪汉”，已经连续三天躺在校园镜湖边的露天长椅上睡觉了。“他用一件衣服把下半身裹住，躺在椅子上，背一个包，提一个包。从下午五六点开始，要睡到第二天下午的五六点。脸色苍白，这么冷的天，造孽！”
住在校园内的82岁的经大爷，也发现了长椅上的这名“流浪汉”。大年初五，经大爷看见他躺在椅子上，他试图问问他的情况，但对方很拘谨，不怎么说话，经大爷把手中的零食以及矿泉水给了他；大年初六的上午，经大爷又再次见到了这名流浪汉。“这一次，他说他是大学生，和父母闹了矛盾，还给我看了毕业证和学位证。”时近中午，经大爷给了王宁十元钱，并嘱咐护卫温先生带他去食堂吃饭。温先生打完饭发现，王宁已经不见了。
当天下午，经大爷又在校园长椅上见到了王宁，这一次，他劝王宁给父母打个电话。王宁给了父亲的电话。经大爷在电话中对王新华说：“你的儿子在椅子上，已经睡了好几天了……”打完电话后，王宁又不见了。
给经大爷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王宁与他的一次对话。王宁问他：“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深奥的问题让经大爷有些诧异，想了想，他回答说：“我觉得人生的意义在于充实和有规律。”
“从小学到中学，我的成绩都一直很不错；考进中科大的时候，带着万分之一的希望、有没有可能像爱因斯坦、霍金一样，影响整个世界；但进入大学之后，和同学们比起来也只是平凡普通的一员，而且感觉自己也没有天才的聪慧和疯狂。
“让我像大多数一样，找个工作结婚生子、挣钱养家，我觉得很无聊很没意思。如果在战争年代，我是不是会更有价值、更有作为？就好像在游戏里带领伙伴们过关斩将，会得到他们的认同。”
下午6点，从网吧出来的王宁和父亲一起坐在宾馆的床上。他穿着一件深色的外套，一条牛仔裤沾满油污。由于在网吧待的时间较长，他的皮肤显得有些苍白。
王宁的未来何去何从，恐怕才是公众最关注的问题。可当年的状元头衔，早已无人问津。
当高考状元从顶端回归正常，当满足社会期待回到尊重自我的选择，当人们以后不再讨论高考状元时，也许教育才能回归它的本真，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我们看到的是尊重人的现实选择，尊重个性和创造，唯分数论，唯状元论也终将成为历史。
移民？
“高考状元，有一部分是真正考出来的。有一部分是‘买’来的。”北京一所重点高中的老师向我透露，全国很多学校深谙此事，深知高考状元出自哪所学校，其背后所带来的巨大效益，不可计数。
2012年8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多家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对于被社会广泛关注的“异地高考”政策提出明确规定，给各地定出最晚时间线。同时，该通知还特意强调北京、上海等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防止“高考移民”。
然而，为什么要推行异地高考？人口流动是很重要的原因。随着市场经济带来的人口自由流动，几十年如一日地待在一个地方并不现实：一个人的户籍在湖南，但他却很有可能在北京工作，如果他有子女，那么他的子女是在哪个地方参加高考合适？从便利的角度而言，当然是在北京好。
但仅仅因为人口流动的增加还不足以解释此问题。反驳他的理由是，此次主张“异地高考”的组织大都在北京和上海等地活动，而在其他流动人口输入大省却鲜有类似组织。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2年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显示，截至2010年10月1日，全国流动人口估算数为2.21亿，在跨省流入人口中，广东占30.62%，浙江占23.61%、江苏占9.72%、上海占9.51%、北京占9.07%、福建占4.27%，六省（市）跨省流入人口占全国总数的86.80%。如果按照人口计算，主张异地高考的组织和机构应该在广东和浙江这两个流动人口输入大省活跃才对。为什么他们只是在京沪一带活动？
所以更为合理的解释是，异地高考的呼声之所以在北京和上海更加强烈是和目前高考录取人数的配额紧密相关。由于历史等种种原因，北京和上海的高考升学率较其他省份而言都要高。据报道，2012年北京市高考录取率为86%，而人口大省河南高考录取率则为76%。如果再考虑名牌大学的录取名额，两者的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2012年北京大学文科在河南省投放招生名额为37名，而在北京则为92名。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京沪两地非户籍人口的家长为何会如此积极推动异地高考，因为北京和上海属于高考分数洼地，他们的子女在原来的省份可能上不了重点大学，但是到了京沪则可能上了一本线；或者说原来只能上一般的重点大学，但是到了京沪则可能上名牌大学。换言之，公平获得教育权的背后实际上是不为人知的“套利”。
在这样巨大利益的吸引之下，异地高考就成为这个群体非常正常的选择。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务院文件中还特意提到：“对不符合在流入地参加升学考试条件的随迁子女，流出地和流入地要积极配合，做好政策衔接，保障考生能够回流出地参加升学考试；经流出地和流入地协商，有条件的流入地可提供借考服务。各地要加强对考生报考资格的审查，严格规范、公开透明地执行随迁子女升学考试政策，防止‘高考移民’。”
高考移民现象，对流入地省份来说当然不尽公平：因为不断增加的高考人数会增加当地高考的竞争难度。但是，“高考移民”会因为“加强考生包括资格审查”而得以解决吗？显而易见地，各个省份高考的竞争激烈程度不尽一致，自有高考制度开始，高考移民就一直存在，很多家长通过各种手段将子女移民至录取分数低的省份，海南省就发生过高考状元是“高考移民”的现象。
在现有制度下，高考和户籍紧密联系，只有解决户籍才能够合法地参加高考。但在现有的体制下，工作调动之后还能顺带解决户口的人微乎其微，除非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少部分国有企业的人。但因为这部分群体人数极少，对人口迁入地的影响并不大，因此很少有人对此现象产生过质疑。事实上，按照其所服务机构的性质来决定户籍与否，进而对其子女的入学行为进行“高考移民”的定性，这种区别对待就是一种歧视，而应予以否定，但可惜的是，无论是异地高考的追逐者还是捧杀者，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此现象。
如何在推行异地高考之后再杜绝高考移民？有社会学专家认为，只要各个省份之间的高考难易程度存在差别，那自然就会有这种“套利”行为发生，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尽一致：体制内有门路的人可以通过体制内的工作调动实现；有钱的可以通过向相关机构和个人输送利益的方式实现；而那些没有足够资源的人就只能够通过熬时间来实现——就像国务院通知中说的“通过根据进城务工人员在当地的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和按照国家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年限，以及随迁子女在当地连续就学年限”。
高考移民真的无解吗？并不尽然。如果将目前以省为单位的高考配额制改为各高校自主招生。与其花大力气“加强对考生报考资格的审查，严格规范、公开透明地执行随迁子女升学考试政策”，不如将目前各个省份各自为政的高考统一为全国统一出题的考试，然后由各个高校依据学校特色自主录取，高考移民现象自会消失，而京沪等地的考生和家长也就没有那么大的怨气。有数据表明，经济越发达的省份，其教育质量也是更高。
或许有人会说，推行高校自主招生，这对那些高等教育资源少和基础教育不发达的省份来说是不是不公平？自主招生之后当然会出现有的省份录取人数增加而有的省份人数减少的现象。但无论在哪个国家，高校招生的首要任务就是选拔最优秀的人才，而非是一个为了所谓的公平而进行的分果果游戏。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那些在美国的世界一流大学会将奖学金的名额投放给非本国的人士。
因此，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高考移民问题，还不如花心思去设计防止高考移民的异地高考制度，还不如认真借鉴美国的SAT，研究在国内建立一个基于统一高考制度上的高校自主招生制度，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解决之道。
而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生成为高考移民的牺牲者。
王强，34岁，河北唐山人，曾为了高考而“移民”青海。第一次“移民”，由于对高招政策不了解，在当地曾被禁止报名。第二次报名后在当地成了高考状元，但却因“树大招风”被取消填报志愿资格。直到第4年参加高考，王强“主动”考了个低分，饱受心理折磨之后，如愿考入大学。
“一开始，青海的亲戚和我父母都不了解高考政策，以至于惹了大麻烦。”直到2006年2月24日，已是东北某著名高校大三学生的王强，仍为自己“高考移民”去参加青海高考感到后悔。
2000年，王强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第一次最重大的事情——高考。
据他回忆，那年自己的高考成绩510多分，当时在班里排到10名左右，虽然这个分数刚刚过了本科线，但离重点线还有几十分的差距，在河北只能报考普通大学。为了前途，他决定复读一年。
巧合的是，当时一个青海的亲戚到王强家来，听说王强要复读，便说青海的分数线低，他家的孩子以很低的分数就考上了重点高校，他可以把王强的户口办到青海。当时，王强的父母感觉这个方法不错，就同意了。
不料，这一去，高考的噩梦就开始了。
王强说，4月左右，亲戚以王强投靠亲友的名义，把王强的户口办到了青海的一个县。5月左右，王强转学到了当地最好的中学。当时第一次摸底考试时，在老家中学已经复读将近一年的王强考了600多分，名列全校第一名。
6月时，开始高考报名了。然而，王强的班主任从县招办回来告诉他，因为户口问题，上面不让他报名。
王强的亲戚在当地有些关系，开始托人找门路，但得到的信息是，从外地转来的户口，需要满3年，或者已经在当地投资的，才可以在青海参加高考，这是省里定的政策，是铁令，谁都没有办法。无奈之下，情况紧急，亲戚决定把户口再转回唐山，但唐山方面不予接受。
“这下我、亲戚和父母全傻了。”王强说，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确定无法报名之后，他回到了唐山老家。在那黑色7月的三天里，他无所事事。
假期过去后，青海的亲戚打来电话说，已经说好了，下回高考肯定能报上名，让王强赶紧回来上复习班。
王强说，听说报名问题已经解决，他开始全力复习。2002年的7月高考，王强感觉自己发挥出色。几天后，他通过查询得知，自己考了600多分，是县里的状元，全省排40多名。
王强说，当年清华和北大在青海总共招生约40人，按照这个排名，除了这两所高校，他去哪儿都十拿九稳。
他开始向自己亲戚、父母、同学和朋友们报喜，同样的，他也得到了很多的祝贺。
填报志愿时，他报了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就在他刚把志愿表交上去后，老师的几句话让他不知所措。
王强说，那天老师突然打来电话让他过去一下，在老师的房间里，老师说，“县招办说你和县里的文科状元的成绩，被取消了，不得填报志愿”。
亲戚打听后得知，省里对考试前几名的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县里的理科状元和文科状元都是从外地转过来的，不符合政策规定，直接取消了他们的填报志愿资格。
“树大招风，没想到的事。”王强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无法填报志愿后，王强大病一场，躺在床上输了六天液。十天后，他坐火车回到了唐山。
王强说，经过这几次风波后，当时他觉得自己特别无助，便有了不再读书的想法，开始琢磨其他的出路。
但父母还是做王强的工作，劝他再忍一年，报名已经没有问题了，只要成绩不考太高，别惹人注意就好。
王强说，因为高也不行，低也不行，要是成绩太低了，自己也不愿意去上普通学校。他看着父母期望而又无奈的目光，决定最后再考一次，“但心里很没数”。
2002年夏天到2003年春天，已经没有心思看书的王强在唐山玩了半年多。春天时到了青海，因为非典，他一直待到了高考。
王强说，他记得很清楚，在考场时，他很小心地估摸着，按照大约500分的标准答题，走出考场时，心里仍很不安，“就怕考高了”。
忐忑中，王强查到了自己的分数，470分，排到全县10名左右，他长舒了一口气，但又有一丝后怕，因为县里的最好成绩也就500分，如果真按原来的打算考500分，很可能又是状元。
这次很顺利，一个月后，他接到了东北某知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1981年出生的王强说，现在大学同班的同学一般都是85、86的，同学、老师问他为什么岁数这么大时，他总是以“有点事给耽误了”为由搪塞过去，“你说，我该怎么回答？”
王强说，现在，他只能公开说自己的老家是青海，私下说自己的老家是河北。
由于感觉岁数太大，本科毕业的王强没有考取研究生，而是选择直接参加工作，尽早融入社会，以此来淡漠这四年高考带给他的无奈与痛苦。
时隔四年，因高考移民而被广为人知的高考状元刘海洋成为其中之一。
2005年7月，海南省高考成绩公布不久，有市民向教育厅举报，海口市海天学校的20多名考生在海南的高中阶段就读未满两年，不符合报考本科第一批院校的要求。当年，海南理科高考分数第一名的刘海洋就是其中之一。
2005年，海南出现了历年来最为严重的高考移民现象，据教育部门统计，当年共有9600多名湖北、浙江等九省份的考生来到海南省应考，也就是说，每五个海南考生中就有一个是“高考移民”。
正是7月，在湖北仙桃，大红色的“金榜题名感恩宴”横幅高悬在这个城市最繁华的街道上，斗大的“百舸争流宴”、“鱼跃龙门宴”是横幅中醒目的金黄色，“状元会精英”是其中的菜谱头条。追捧状元的热度似乎和气温一样居高不降。
刘海洋，仙桃孩子中的一个，尽管当时他已经成为国内备受瞩目的新闻人物，但在这座鄂中小城，他也只是人们谈资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在短短的时间内，刘海洋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先是被告知高考分数海南理科第一名，上清华大学的梦想就要实现了，但紧接着又失去了就读的资格。因为有人举报，他在海南就读未满两年。不符合报考本科第一批院校的要求。
“我们这里到别的地方去考试的小孩多的是，这有什么好稀奇的？”仙桃当地铺面上一位卖水果的小贩说。他从当地的报纸上看到有关刘海洋的报道，奇怪这也算是新闻。“我们这里的分数太高啦，好大学名额又少。”
据了解，在仙桃市，这个城区人口40万左右的“状元之乡”，仅2005年的高考移民就达到400多人。前几年高考移民多流向海南，现在，已经几乎遍布整个中国不发达地区和北方城市。媒体采访仙桃市教育局长邹汉林时，他断言，2005年高考缺考的考生，其中90%都是移民。但当谈到一个假设——如果他的孩子学习也属中等，他说：“我也会想办法给孩子办移民。”
“你家伢子（孩子）到哪考的？”
“在河南登封。”
7月的某一日，仙桃中学门口，两位中年男子用当地口音在交谈。
当地人谈论移民时没有什么忌讳，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2003年，在父母的一再劝说下，拿着海南省户口的时候，这个在当地重点高中读书，学习成绩在班级前10名的孩子别扭了好一阵子。他还不是那么明白，在这个高分云集的湖北小城，一张户口本上的薄纸片，怎么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刘海洋曾经就读的仙桃中学高三（1）班，是该校的实验班。在2005年高考中，6名同学被清华等重点大学录取。该校副校长关仁彰曾公开说，刘海洋走之前成绩在班里排在前10名左右，按照这个成绩，上大学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是要进入清华大学，还是个未知数。
一直以来，新疆、内蒙古和陕西等大学录取分数较低的北方省份，是移民的选择。而与此同时，“一多一高二低”（招生计划多，录取比例高，录取分数低、报考条件要求低）的现状，使海南成为“高考移民”的向往之地。
数据显示，省外考生将户口迁入海南报名的人数在逐年增加，1999年198人，2000年293人，2001年586人，2002年增至1875人，来自24个省份，占全省考生总数的9.5%。刘海洋只是众多海南高考移民中的一个。
刘海洋在海南考出的897分，如果没有那一通神秘的电话，揭穿了他的高考移民身份，不出别的意外，他将顺利地被清华大学建筑系录取。
让孩子“移民”到海南去高考，一位知情家长说代价通常是两万元左右。刘海洋的父亲刘尚华两年前在仙桃市某单位买断工龄，刘尚华的同事说，刘尚华在海南买了房子，给刘海洋和他妈妈办了海南户口。这个说法得到了刘家人的印证。
据一位考生父亲介绍，他到海南为女儿办理高考报名手续后，就让她继续回仙桃读书复习，“她都不知道自己在海口‘借读’的那所学校，门是朝哪个方向开的”。考生父亲苦笑。他和爱人的月收入加起来在三千元左右，办移民花费的两万元，是他们一年省吃俭用的全部积蓄。
仙桃市某市领导的秘书坦言，有能力给孩子办移民的，大部分还是仙桃市的公务员和做生意的个体户。在仙桃当地，很多家庭的月收入仅仅在千元左右。一些没有能力给孩子办移民的家长因而感到愧疚。“我对不起孩子。”一位在仙桃市区工地上打零工的父亲这样说。
来自刘海洋家乡的同学担心他会自杀，少年在QQ上留言：“让高考见鬼去吧！！”字的后面，跟着一个愤怒的小红脸。而仙桃中学的一位高三毕业生则在校友录上写道：“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
刘海洋7月曾和母亲到仙桃精英学校联系复读，在这所学校的大门外，汉江水在缓缓流淌，几艘轮渡停在宽阔的河道边。那些像刘海洋一样曾经带着梦想离开家乡的孩子，像这河水一样，四散流落到中国地图上那些对年幼的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地方，并且，还将继续下去。
公平？
1980年的安徽省某位高考状元曾坦言，70年代全国高考只有一个状元，大家都不炒状元。考试能考到第一名，肯定有天赋在，但过去的教育很均衡，有的人是天才，有的是靠外在学习条件好一些，譬如家里有知识分子，而现在是教育均衡的问题，鲜有农村状元出现，所以更该探讨教育均衡的问题。
欧阳觅剑说，十年前，文理科状元均出自县里，从农村走出若干位状元并不是很惊讶的事。师资也并没有完全集中在大城市，但近年来的现象却是：好老师和好学生都流向了大城市。
第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2005年因联合31位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统一30所名校高考分数线”而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
因为刘海洋事件，很多人都把目光聚焦到了“教育公平”的问题上。从1977年恢复高考后，高考配额存在地区差异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着，有专家曾为湖北的高分数线多次呼吁取消高考配额的地区差异，但是现在高考移民问题的出现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
洪可柱说，最早的移民，大概从1982年开始。那时候他还在武汉市中建三局工作，一些职工到处借钱给孩子办北京或者上海的户口，那时候户口还不像现在管理这么松，而且要借5万到10万块钱去办，这么多钱，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在湖北省仙桃市，教育系统内部有一个流传甚广的高考笑话，说的是2000年的一天，一位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干活的仙桃民工遇见了工地的工程师，聊天时才发现两人都曾参加过1987年的高考。民工当年的高考分数比工程师高出50分，但在湖北省却落榜了。
“这个笑话一点也不好笑，”仙桃市实验高中教高三历史的何老师说，“那个民工就是我同班同学的亲戚。”他也把这个笑话讲给他的学生听，并明确地告诉他们，高考就是他们人生的分水岭，他们的人生可以因为分数和别的地方的孩子不一样，“比如北京或者上海”，而改变。
何老师所在的仙桃实验高中不是一个重点中学，但即使在这里，老师也是和学生一样，5点就起床，5点半上早自习，晚上11点下晚自习。
实验中学门口，挤满了低矮的小饭馆和商店，老旧的租书店，以及高低错落的住宅楼。电线杆上和商店的玻璃柜台上贴着清华大学学生即将来演讲的大幅广告，广告语是“怎样规划你的人生”，宣传画上是在清华大学校门口张臂欢笑的学生。
相比之下，仙桃中学的校门要气派得多。这个中学在当地被称为“大学保险箱”，但即使是副校长关仁彰，在说到如果自己的孩子也是学习成绩中等的时候，他也立即回答说：“肯定也得想办法移民，走个好点的学校，就算是三万也得掏！”
他在谈到仙桃中学的经验时，不愿意多说，只用“学生刻苦，老师敬业”来形容。一位老师将这个说法具体为：“五点钟起床，十二点回家，凌晨一二点睡觉。”而一位高三毕业生将老师的办法总结为：“题要做‘熟’做‘透’，人要钢筋铁骨。”
“老师辛苦，学生更辛苦。”该校的教务处主任罗哲明叹气，说，“就算这是违背了教学规律，但最后高考要的还不是分数吗？没有高分怎么进大学，进名校？”
而从外界的反应来看，仙桃本地的高中老师也非常受外地学校的青睐，根据仙桃市教育局近三年来的统计，每年都有十几位高中老师被高薪挖走，多是到广东和海南以及福建这些沿海地区去带毕业班。
提到各省市分数的差距，关仁彰说：“其实老师和家长心里都很清楚，但是没法给学生讲，也根本讲不清楚。”
在武汉市的大街小巷踱步而过，不时地可以听到“噼里啪啦”搓麻将的声音。那些声音从挂着饭店招牌的小店和路边的桌子上传来，那里不时晃动着年轻的面孔，他们侧仰着头，叼着烟，嘴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嬉笑怒骂声，被烟熏得发黄的手指，在牌桌上游刃有余。
“有的没有工作的年轻人，就专门赚‘抽头’。”路边小贩解释说，他们让别人在自己家打麻将，然后抽成，每桌能收5块到10块钱不等。
一位55岁的武汉环卫工人说，在武汉市，考不上大学的年轻人没有工作是可怕的，因为即使大专和本科毕业的学生也很难找到工作。
即使是武汉市区的孩子，也常为上大学的学费而发愁，因为父母没有工作或者得病。更多的武汉农村孩子面对的是从高中就开始高昂的学费，如果加上生活费，一个学生一年至少需要5000元，这意味着很多贫困的家庭彻底放弃了让自己的子女跳龙门的希望。他们不读高中，而成为餐馆的服务员，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但他们比父辈知道外面的世界更精彩，他们很无奈。
一些孩子的父母在城市里被称作“民工”或“农民工”，很多人在翠绿的珠三角、长江三角洲中那些数不清的工厂里每天工作15小时、每周7天、每月心甘情愿只挣600元地生产着火机、鞋帽、空调、微波炉、玩具，将它们充斥到各地的小商品市场与超市中。而这也很可能是这些孩子的前方路途。
据一位颇为熟悉当地情况的老师介绍，在湖北的教育史上，小小的仙桃曾经颇具传奇色彩：1987、1988、1989、2003年，湖北省高考文科状元均出自仙桃市。每年都有孩子从这里走向清华和北大。在近20年的时间里，清华和北大在湖北的录取总数仅为北京考生的五分之一，湖北省考生上清华和北大的平均分数，比北京考生高160分，最高时能达到220分。对于普通国民来说，国家正义的最重要象征之一，就是最高学府公正地向各地国民敞开大门。但现实是，这里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要比北京或者上海的孩子付出大得多的心血。
“什么叫公平？我觉得，人在哪都能考进清华北大才叫公平，不过啊，这简直是做梦。我就支持‘移民’！”路边，一位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大声地回应采访。
其实湖南、湖北、安徽、河南、河北、江西、山西、陕西这些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不是要求中央给特殊政策，只要求平等机会，法律上公平，政策上平等。北大、清华是中国的北大、清华，不是北京市的北大、清华；教育部是全国的教育部，也不是北京的教育部。投资北大、清华的资金是全国人民上缴的税收，人人享有上北大、清华的权利，但供给和需求之间有严重的缺口，唯一最公平的办法只有考试，同样的是试卷，同样的分数线，考上的人服气，没考上的人也服气。如果说真需要什么特殊政策的话，那也是向弱势群体倾斜，比如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不仅是城市与城市间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同样地，越来越多的高考状元出自大城市，这不得不印证了城市农村之间教育不公平的客观现实。近十年，农村、小城镇几乎罕见高考状元，这与1977年我国刚恢复高考时的情况截然不同。
教育本是为了改变命运，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平等，但为什么扩大了社会差距？大学名校招收的新生中，农村的比例不断下滑，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后。有人甚至这样质问：教育的公平性在不断恶化，中国其他的制度都在逐渐走向公平，为什么教育就不能呢？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对此认为，这不仅是状元等高分考生的问题，所有重点大学里出身农家的学生比例都大大降低了。这一方面是个社会公正问题，另一方面对于国家的发展也会产生很大的阻碍。如果我们国家的“精英”队伍里大多数人都没有农村生活经验，那将是这个国家的巨大灾难。
走出去？
当年不少被人羡慕的“高考状元”在社会的发展中，最终被大浪淘沙，成了平庸者。这是中国应试教育苦果极端典型的代表，也说明“好学生”不等于“好人才”。
而美国的名校对所谓的“高考状元”多是不太重视，如果一名高中生仅凭考试的高分数，而其他表现平庸就能进入哈佛，哈佛大学恐怕会被社会舆论吵翻天。
据新浪一篇名为《美国名校为何不重视“高考状元”》的博文介绍，美国的大学招生体系中实际上没有“高考状元”这一概念，大学在招生中第一项指标是考核学生的学识基础，学生考试的分数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与“一考定终身”不同的是，学生考试的分数只是大学考虑录取的基础，既不是唯一也不是全部。在美国，能够反映学生学业水平的数字指标，或“硬指标”只有两个，一是学生在高中四年的学业平均成绩，二是全国性的考试SAT（或是ACT）考试成绩，如果SAT考试类似中国高考的话，SAT能考满分就应该可以称作“状元”。在美国的华裔家庭，经常会听到某某孩子SAT考了满分，但报考哈佛大学等名校，结果却是不被录取。如果只会读书，而无创造性，这样的学生不会被看好。
而哈佛大学最经典的录取学生例子是一个出生在贫寒之家的女孩，她的母亲靠捡垃圾为生，这个女孩没有抱怨自己的父母为什么这么穷，而是立志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她读书很用功，但更关键的是，她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看到了社区中有太多的人需要帮助，女孩在自己课余时间做义工，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帮助身边的穷人，后来这名女孩被哈佛大学录取，成为哈佛大学广纳人才，贫寒子弟亦可跃龙门的典型例子。
哈佛大学一名校长曾谈到该校喜欢招收什么样的学生时，他这样回答：“社会对一流高中生的赞美并不局限于好的课堂成绩，而是多方面的。哈佛大学的教育理念是，所有孩子，无论其家庭出身，也无论上哪一所学校，都必须有机会充分实现他们的潜能。”机会平等必须意味着追求卓越的机会平等，对平等的要求绝非意味着对平庸的容忍。这并不是精英主义，“我们必须给予我们的学生，所有学生，能接受最好教育的机会”。
2008年申请哈佛大学的学生超过2.7万人，而录取率只有7.4%。许多人的成绩十分优异，SAT考试中取得满分的学生大有人在，但最后还是被淘汰。
而哈佛大学也许更愿意录取这样的学生：俄亥俄州雪克黑茨市哈沙维布朗高中的爱丽娜·奥聂思凯斯基一直关注着水污染，选定解决金属离子污染水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在3000个小时的屡败屡战后，她终于发明并申报了自动微电子化学传感装置控制电镀系统的专利技术。这一技术可以有效地减少电镀时排入水中的金属离子。她还是西门子—西屋科技竞赛地区决赛选手；英特尔科学英才半决赛选手；校世界事物联合国俱乐部主任；校报主编；疗养院志愿者资深协调人；丹麦人在二战纳粹大屠杀中帮助犹太人的历史的研究者。
第二个例子是，匹茨堡福克斯切派地区高中的迈克尔·米尼克创作了四部音乐作品，其中两部为情绪忧郁症患者筹得4000美元善款。他被《匹茨堡邮报》评为2000年最雄心勃勃的新一代音乐家，曾任校报总编、校社团主任等职，最后哈佛大学将其录取。
不论哈佛大学录取贫寒家庭女孩的例子还是“高考状元”可以走红的现象，这背后影射的是最深层的教育理念，即公平教育机会。
中美教育均强调要有公平性，但如何实现公平却是走不同的路。美国大学录取当然十分重视中学生的学习表现，但同时更关注学生的创造力和服务社会精神，综合考量是重要的手段。
中国的高考体制最初有利于挑选人才，但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升学压力之下，也唯有靠分数来衡量学生的素质。无数例子证明，在中国，应试教育很难被打倒。在权力、金钱、人情、关系充斥的环境下，分数成了教育机会均等唯一的“硬”指标，能让贫寒弟子出人头地只有学习好，考试拿高分才可以与邪风去抗衡。谁都知道综合性考核学生是大学招收优秀高中生的一种好方式，但这些综合性考核的标准有很大的随意性，有太多的人为因素，最后，有多少人会相信他的公平性？“唯分数论”一直是其致命弱点。
“高考状元”成不了杰出人才而全军覆没，恰如大浪淘沙，在历史的潮流中，大浪淘下的有时不仅是垃圾，有时金子也会被淘汰。
一条新闻显示，一名中学生在四川地震后自愿当志愿者，他在震区隐瞒了16岁的年龄，而以成年人的身份在灾区奉献自己的光和热，成为灾区年龄最小的志愿者，后被美国九所大学同时录取。
有人质疑，为什么中国最一流的大学不录取他，难道这样充满爱心，关心社会、勇于奉献的学生不是优秀人才？难道只有美国大学才会发现？在应试教育面前，如果中国的名牌大学能录取这名学生，难道不是向成千上万的中学生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分数依然重要，但好的人才标准不仅仅限于能考高分。社会需要专业的人才，社会更需要对自己民族负责的人才。
教育机会本应均等，但我们难以决定河流的走向。中美两国国情虽不同，但如何排除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的干扰，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选人才，我们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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