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岸线上写下我的真名

    出国的话经常会被人问“你个爽人”或者“又去低调地骄傲了”之类的。我不知道朋友脑子里的出国是什么样的概念，但是对我而言是集邮，护照上又多了一个戳儿，跟当年集烟盒、卡带和糖纸没什么分别。

    这回去的是赫尔辛基，冰镇奶酪一样的城市，活跃度低，人少笑。我走在大街上冲一个印度阿三笑了一下，丫却冲我翻了个白眼。我不是立刻眼珠子就红了，而是默默回忆了一下我什么要冲他笑。分析完我觉得是有“人在他乡讨好型人格”发作，人家看你一眼，你就还丫一个微笑。这跟我受到的教育有关系，“受人玫瑰，手有余香”、“失之东篱，收之桑榆”这样对仗的句子我能举一下午。

    在酒店睡到午夜的时候，忽然警铃大作，房间发出怪响，英文和芬兰语交替叫嚣，电视突然亮了，各国文字乱窜！我心想“这个月专栏还没交，得活着走出芬兰”，赶紧批上件外套就出来了。走在应急通道里，我发现芬兰人民很闲适，该干吗干吗。酒店前台微笑着跟我用芬兰语讲了一通，我虽然听不明白，笑容还是能看明白的：没事儿！

    我回房间的时候发现住在同一层的门都打开了，里面纷纷走出来的，全都是中国人。脸上带着刮毛膏的、丝袜还剩一只没脱完的、提着LV行李箱的都出来了，都骇然大叫“咋啦咋啦”。我说没事，他们这才纷纷回去继续干各自的去了。

    我躺在床上，盘算这一行的尴尬。除了语言不通以外，中国人缺乏安全感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我们到一个陌生城市常有六畜不安的家事在心间。不光是这样，出国之前非北京户口的人要提供暂住证。如果去美国，提供的照片最好能温馨，能抱着你的宠物互舔就更加完美——这样老外才会认为你有家有业过得幸福，不会到了他们的领土就护照一撕消失在茫茫人海。

    第二天中午，同行的人都不见了。我坐在酒店二楼平台层上点了餐抽着烟。一只鸥鸟落在了我的餐桌上，它傻乎乎地盯着我，小脑袋一格格地转动，完全不怕我。它不知道我是外国人，它也不会懂得面前的人活在“改革”里多年。面对这样的蠢货，我不得不点着它的脑袋给它上一课：

    “你呀！傻逼！不知道你面前的人多可怕。我可不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我是Chinese，知道Chinese的状态吗？焦虑啊，都跟焦裕禄一样焦虑。买任何价格的东西没问题，但是对方一旦说没有一块钱零钱找，我们是要掀桌子的知道吗？还有，知识分子上镜都要戴眼镜，眼睛也要睁得溜圆。说话有腔调、文明一些、脊梁里带骨子硬气，都很难得，更别提说话有智识了。我们要给你们的广场捐款，来波罗的海吃菠萝，假装闲逸做刘亦菲状，假装有抱负的做痛苦状的啊，傻逼。”

    这鸥鸟没反应。

    “吃了你！”我冲着它大喊一声。

    丫扑棱棱地飞走了，潇洒地撒下一坨黄屎。我把烟捻灭，也下楼去找芬兰浴。

    长似少年时

    学生时代享乐主义高潮时刻是午夜在宿舍楼顶，支起架子鼓和吉他，胡弹乱唱鬼哭狼嚎。这是笃定自己未来就在音乐界的，一撮躲在角落里喝咳嗽药水念聂鲁达的一帮诗人们。那时候，诗歌、音乐、叛逆和文化感，大家撮堆在一块，都觉得自己穷酸得又酷又帅。

    那时候的学生确实有文化，我们中间就什么样的奇葩都存在。有一个写诗的，常常默默在论坛上发几行小字，就能把我们这些人都震住。我至今还能背其中的句子，比如一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千年树妖。”我觉得写出前两句文化不用超过小学，但是写出最后一句就念到死也未必；还有一句：“夜晚/伐木工扛着/妻子回家。”扛着妻子，多好的词句离间感，而且你真能看到一个留着汗臭和油腻的男子扛着一个干净女人的性感画面；还有那么一句，说是“傍晚/山坡上/坐满了卖票的/姑娘”。山坡，卖票，还姑娘！这还得了，我们简直都high翻了，常常不明所以地反复粘贴这些带给我们快感的词句以冀求交流。

    但是，诗人朋友也有他的臭毛病。我也这样，可我是没有诗人的命，却得了诗人的病。他大学时代就谈掉了19个女朋友，关键是其中一半都没见过。可是实话实说他不是纯色狼一词就蔽之了。相反他可以每个都像段正淳一样爱得生生死死，每天给他的姑娘写一段童话，连我都没有看过其中任何完整的一段。那时候我视其为榜样，也把其当成嘴里最不服气的一个笑柄。往往在聊文学的时候突然说“你丫又强吻了ＸＸ”作为异军突起的反击。

    三宅一生说起自己的创作，说要感谢两个阶段里所感谢的两个人。如果我只走过一个阶段，寻到一个榜样，也许就是这个在宿舍里几次把自己饿得濒临灭绝的人。后来我们分道扬镳了，因为打了一架。他在争辩中扬言我再争辩就要挨揍，于是我先揍了他。

    海子卧轨，顾城抡斧子砍老婆，浪漫主义最后都会在需要高潮的时候制造一个。其实怕是到了解构一切的韩东一辈的时候都是这样，要从大雁塔上跳下来，开一朵红花。没有任何一朵花会是多余的。大家后来把年轻时候弹吉他写诗去海边受冻喝咳嗽药水的热情进行了诗意的改造，我们轻松地支出诗意，用来写些不沾四六的专栏、画画、拍时尚大片、出书，可就是诗人不见了。只是偶尔，会在梦里再次记起“诗人时代”的感觉……今天早上醒来听到一截新闻，上海和北京上空都看到的发光体这回被紫金山天文台解释成了外星飞行器，并进一步笃定地说，这飞行器的高度跟杨利伟去月球也差不多。当时我想起来为“诗为什么存在”而争吵的好笑的夜晚。不过现在也不用想了，“这辈子总算赶上个大活儿。”能遇到外星人我肯定就不用卧轨和砍老婆了。

    无青年时代

    荒废在酒馆里，跟一个陌生的少女谈论过去，有意夸大描述一些流浪汉般的过往，这样一下午和傍晚总能获得至少赞许和感动的眼神。

    我讲过十几遍的一个故事是读书的时候，我曾在人民大学的天桥旁边跟乞丐言欢了一晚，还行了乞。支撑这个故事的细节是我得到了5毛钱——一个带着香波味的女生的慷慨馈赠；如果想让事情变得柔和些，我可以补充一段回忆：在珠海浑浊的海边，我独自度过了一生中最漫长的夜晚。我睡在一块平整而巨大的岩面上，寒冷的海风打在单薄的身子骨上。取信的细节是，在太阳出来前的一个时辰里差点被冻死，渔民的篝火救了我……时间确如其是，像平静的水缓缓流过，似乎很多事情的细节都要再次被杜撰雕琢才显得真实感人。即便说了很多次的故事，每次也会因为抑扬顿挫、细节遗漏，或者情绪、讲述对象的影响，而变得水平参差。

    快到三十岁的我偶尔会想，我的青年时代是过去了呢，还是正在继续。因为除了那些读到的诗歌，我几乎不能感到青春应有的轰轰烈烈，好像我不喜欢音乐节这样的杂乱的环境，没法体会自己做一款蛋糕那样的喜悦。因为在我的世界里，过去的似乎就是该过去的。现在的也会随时间而过去。我无力地坐在卧室，抽着烟，为失落了细节的青春晚期感到悲哀。只是看看手表，现在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啊，该在黑夜到来之前有什么作为？这种焦虑的自我进展的索求和求一无是处的安逸感互相按摩着，持续到后半夜才会令我不得不晕睡的时候休止一阵儿。

    似乎本应有力的青年时代正在被我的无力所扼杀？让人安慰的是，并不是我一个人才有这样的感觉。在跟一个摄影大师瞎聊的时候，他试图用文化说来宽我的心。他说中国啊，是没有青年文化的，全世界只有英国有青年，其他国家都没有，包括美国。然而中国是最过分的，中国人除了小孩，就是老头，没有过度。（此时我想起了刘野的画，一水儿的童年稚嫩的面孔。）可是，这没有让我舒服多少，反而在为小孩和老头的自我定位上，产生了犹疑。换作小时候，一辆卖雪糕的自行车行过，我深知自己想吃那个棉被下的白色箱子里的哪一款雪糕，“小壶冰激凌”还是“仙桃雪糕”抑或“大白糖”，毫不犹豫。可是后来，我被所谓智识和社会搞乱了套。忘了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吃亏不干，见漂亮女孩示好这么简单的道理。由于没有细节的青年时期，就连与生俱来的动物本能都退化了。于是我开始默默地接受濒于老年的状态。

    很遗憾，我正在失去

    记忆，我梳头，失去记忆，我闭上眼睛

    这朵花正在衰老，我深呼吸，仍记不住，这笑声我侧身躺下，帽子忘了摘，我想到一个新名字，比玫瑰都要美。

    我知道什么呢？还能回忆起什么？王敖的诗唤起我的痛楚和耳鸣。风吹过记忆的沙地，裸露出来“记忆的群岛”。这些岛屿证明了一个个体跟一个国家的记忆是多么相似。往前倒带20年，似乎经过的是一片片的6层楼房、还珠格格、迈克尔·杰克逊……继续列下去，央视春晚、身边去世的朋友的名字、几本影响了自己的好书、几部电影、一次难忘的性爱、在论坛上为文学而分泌的执念。

    ……一张草纸就能写清被跨越不见的那段时间。

    突然地，我们到底该聊些什么

    我对自己的表达欲常有怀疑，为啥人家张嘴就能聊，一聊就能天南海北的扯开去，轮到自己，就一定要打腹稿，上台说什么必须列一二三呢？后来我觉得，我天生就没什么闲聊的本事。早年的幽默感，也被岁月群殴践踏消弭。所以，轮到我谈恋爱，第一样就跟姑娘讲：我电话恐惧，你别指望一天能跟我打一个电话。

    这是真的。拿起话筒，我常常觉得这不是一场私密的交谈，而是表演。表演者是我，观众包括电话另一端的人、旁边听到我打电话的人、听不到但是看到我打电话样子的人以及我不确定是否存在的监听这部电话的人。如果非打电话不可，我需要一个角色来支撑自己，这个角色有可能是编辑、作者、儿子、哥哥、外国人……不同的对象我会有完全不同的台词蹦出来，好像我的喉结上住着一个小人国里面的编剧。统统地，对答姿态都有些疏离——就是对方能够感受到一个流程上应答的人存在，事情可以沟通、托付、被应答，但缺乏亲密的人与人之间的温热，缺乏实体感，像一个悬挂的、棱角生硬的、概念式的存在。

    抛开这些问题不说，每个人说话都需要个腔调，这个腔调构成了他的特点，几乎就是他的全部。比如周立波爱扒网上的笑话，一场不扒，就不是周立波。比如方舟子就喜欢跟王八一样地咬住谁不松口，除非他牙掉了或是听到了驴叫。就像是不能说姚明是个矮子一样，腔调跟身高一样，都是硬指标。

    所以，见到谁该说什么，是跟美女们出门该穿什么衣服一样令人头疼的问题。看《亮剑》的时候李云龙跟手下爱骂骂咧咧说脏话，可到了老首长那里，就立马换嬉皮笑脸没皮没脸状，这招我试了试，还可以，就是有时候忙糊涂了容易做反了找倒霉。看苗炜爱扯历史，俄罗斯住个店就要谈一晚上罗曼诺夫王朝，去个德国的大学就要谈谈拿破仑当时路过撒了泡尿。于是我也扯历史，后来扯着扯着去跟阿城吃了顿饭，变成了闭嘴干听的份儿——我那都是书上来的，人家的都跟硬盘似的嵌在自己肉里，自惭形秽又算了。后来我想学王朔痞劲儿，又觉得许知远那种加了感性花椒面的文化人造型不错……东一嘴西一嘴，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咋说话了，见人只能傻乐。

    老有人跟我提酒吧文化，就是说男人们在酒吧里的谈资，我想了想，如果我去酒吧能聊什么呢，吹牛掉书袋都不合适啊。今儿在电梯口遇到一个时尚界的大拿，我拘谨地不知道说什么，闭眼等她发难，果然她脱口而出：“你这件毛衣真棒，好像纪梵希的一款！”好像纪梵希……我当时就石化在那了，连同世上最猥琐的傻笑，直到她从电梯口消失，我都没想明白我该怎么回答。

    现在有点后悔，有点灵感了，我应该跟捧哏的一样说一句：“咳！我呀？！”

    开学日

    今天阳光明媚，躺在床上听楼下人们说话的分贝就能知道。来敲门的快递小哥说今天全城大堵车，我也知道，今天是开学日嘛。孩子们吃完父母精心准备的开学早饭，穿着干净校服，两节课后，会被拉到操场上，站成防风林，被尖利的“立正——”声震住，听开学演讲。新生代表们还要上去讲一番爱国主义或者什么是美。

    一般来说，马克思、白求恩、焦裕禄、袁隆平和王进喜，这些是今天操场上的高频词汇。属于必考题。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这些人的重要性，但是在网上看到一群人拥戴金将军的时候居然还好意思笑出来，这也表现了我们奇妙的思维。毕竟，连嘲笑朝鲜和印度的爱好都要失去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对高中课本上的一句话记忆犹新，是说中国在某个阶段经济水平差，原文是“甚至连印度都不如”。当时我瞪大了眼睛想，这印度招谁惹谁了，直接报送垫底。

    开学，最新奇的部分是看班上每个人变成什么德行了。有人一个假期不见剪了很曼妙的发型，就可以嘲笑一番。新衣服，理发，还有几个月不见坐在一起的新鲜劲儿。这可太舒服了。憋了一个假期的笑话可以讲，可以一直偷偷瞄着自己喜欢的姑娘，瞅个不停。那种既压抑又兴奋的感觉，特别像跳恰恰舞，脚尖点地，耸肩，手捏成7字形，表情迷离，最多华丽地转个身，但是不能太过疯狂，必须克制。

    开学日，像极了一个穿着雪白樱花和服的女人，娴静、庄重，又左顾右盼，压抑着兴奋。这种感受今生再难寻觅了。

    上学的时候觉得敢休学的人很猛。我们生在规矩的家庭，受着规矩的教育，连晚上去表弟家住一宿都是奢望，还敢休学？可是真念书念在其中了，又发觉，假知识太多，学习本身又很苦，不知道属于自己几年的这张小课桌和板凳的意义何在，就会迷糊，会迷惘，就盼有戏剧性的事情发生，比如打架啦，看别人谈恋爱啦什么的。有人精心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无所事事的混子，在一排整齐的书立后面造自己的小世界。那种盼下课、盼玩的感觉，像极了盼放风的犯人。终于，轮到放假，世界澄明，每天睡得浑浑噩噩，玩得花儿一样，却也会在暴雨突至的纱窗前呆呆出神，感受到一种新的不充实的惘然——又盼着开学了。

    所以开学也是个纠结日。一个不得不的起点。我从来不羡慕好学生们可以把数学卷子做到满分，参加工作之后，现实也会告诉你，生命的成就感是分段的，一段的辉煌不过是拈花一笑。

    在学校蠢着挺好，一群小蠢材在一块发酵，突然有一天，意识到原来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实的，那感觉才是酿出酒来了。

    毕业愉快

    我发现，毕业并非对每个人都是伤感的事情，就像过年对每个人未必都是欢乐幸福的事情一样。同样作为毕业生，我没有遇到勾引我的已婚妇女，也没有泡在泳池里，听到抒情的音乐，但是我的伤感浸染性格中永远热泪盈眶的每一寸骨骼，一些人注定一生难再见，我至今懊悔，在毕业的最后一次全体聚餐，我因为一颗青春痘缺席。

    登门造访的学校旧友，几次讲起年轻过往，我说了多次“闭嘴”和“我怎么想不起”。记忆自动抹平了那些细节，留下的是不可言说的感觉，那些故事如梦似幻，偶尔在梦中还原，还带着当时发生时空气中的味道。我惊奇地发现，想象能够补足彼时彼刻的细枝末节。譬如在潜意识里，我习惯把“傍晚”当做最抒情的时间，所以，很多我怀念的故事，时间就一律成为傍晚，就像友人的诗歌：“傍晚/山坡上坐满了/卖票的姑娘”——无比抒情。

    那时候有大把抒情的事情可以干。分手是最常见的一项毕业文娱活动，每天都看到有男生在借酒浇愁，“宿舍里的收音机放着爱你爱你”，卖掉书后，懒得挑拣写给女朋友的情书，也一并卖掉了。偶尔也有分手得很精彩。食堂里，草丛中，猛然之间都可能收获一声尖叫，那叫声撕心裂肺，然后是谩骂诅咒和散打。还有人写了一本书，叫《毕业时，我们一起失恋》，那是我翻完《晃晃悠悠》和《支离破碎》之后，读完的又一本忧伤之作。我不认识作者，没必要给他打广告，实话实说，我没有记住中间任何一个句子，但是那情绪就像是偷腥之后西装上的香水味，萦绕三日。

    除了坚持破坏图书馆的学习气氛，毕业时唯一能干的就是在宿舍里把自己晾成一截儿腊肉。当然，务实的人总是很鄙视闲云野鹤（我们这帮吃完盒饭就抽烟，抽完就趴在栏杆上眺望女生宿舍的人正是），他们往往在一天的市区奔波找工作一无所获，洗内裤的间隙，发出沉闷地哼哼表示不屑。当时这群人每天琢磨着怎么改简历，然后把一毛钱的复印费砍到八分，最后整麻袋地印，满世界地铺。

    实用主义者的通宵达旦羞辱着我们浪漫派的枕戈待旦。我们乐得清闲，走一走各大自习室和楼顶，空无一人的播音间，还有图书馆的地下室，这些跟姑娘们一同走过的地方。我们在等着什么，就是等待走散，没有人等待一张毕业照，可是它还是照样发生：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一丝微笑，因为那个时刻的人们只知道在照相的时候应该迎着阳光傻笑，哪知道前面等着他们的故事有多琼瑶。

    当你老了

    冯唐说，女生老了之后，有时候不是体重重了，而是身体松了，仿佛一棵树和一麻袋劈柴之间的差别。陈村对曰，男生老了之后，有时候不是身体松了，而是身体短了，好像一颗子弹发射前后的差别。

    我对老的理解，除了机能衰退这种长个脑袋都能理解的意思外，还有一项，是就随着自己越老越能发现，原来……这帮老家伙也他妈不正经啊！8岁时，我曾经勒令一个我父亲手下的干事：“你别抖腿！男抖穷！”此人当年20多岁，尚未成家，在我全家面前臊了个红脸。前几日我妈电话里对我说：“你记得当年那个抖腿的叔叔吗，现在是局长了。”8岁时候的我带着对年龄的蔑视灭过此人，如今又20年过去了，恐怕再讲不出那样长幼不分的话来。我对老有过一轮保持十多年的“崇敬”，那是被父辈忽悠为“懂事”的心理在作怪。

    上学了，知书达理，举止有度，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的气概消退了，被驯化成一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不敢对老师说不、上车懂得让座的小二逼，觉得大人们谈的都是正事儿。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年龄崇拜。这种崇拜不止我有，就说电影里为了表现一个人有智慧，编剧就要写这人须眉皆白，道骨仙风。为什么一定要是这个样子，我见到的聪明人也有长得跟阿里巴巴老总似的，但不能这么写，没可信度。说明老百姓普遍认为，老头是智慧的。与此对应的形象还有，两位站在风中的大侠，着急出招的一位非先倒下不可。同理，两个武林高手，被描写出浑身筋肉乱窜的往往是趴在地上血沫子吐得最多的。年轻人再高，高不过三尺三，老头再差劲，也是拈花一笑万山恒。老最值钱。

    前番，我家亲属来北京看病，被个骗子拐去一个大院，活生生买了两万块钱的红砖末当作灵丹妙药捧回老家喝得哏儿屁着凉。问她为什么相信这些砖末会治病？她翻了半天白眼，谓曰：“你们是没看见那院子里有多少穿白大褂的老头儿！”——多混账的逻辑。

    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见得更多的是老言无忌之谈。老而做官要离席的，会说出一番实话来。“子弹射出已久”的老朽身子骨，也爱攒些姑娘蹄子的玩笑来混世。能活一天就快活两晌，何必苦口婆心坐化堂前呢！

    看得越多，拳打南山虎、脚踢北山狼的无所谓劲头就又回来了。为老不尊没问题，少要尊老，也未必就全是进步。有人，生而就小。这是我们“小镇青年心怀世界”这个故事蓝本最强力的动因和美好的根源：它包含了创造、奋斗、进取，跟贪婪斗争，扶正方向、寻求自我价值；涉猎到爱情、正直、睿智和不能跨过的愚蠢。少者用思考改良老者赋予的流程，建设完整的符合自我趣味的及他者利益的、美好而又充满思考乐趣的领域。老没老样，小没小样，混而不吝，就这样。

    沙井 出口2244

    此刻我的地理坐标正是这里，沙井，出口2244。如果要说辅助性的描述，就是异地，我置身于一片高架电网中间，旁边是跟土耳其一样的黄颜色和红棚顶的城乡结合部楼房，计程车表显示224.80，司机姓钟，路上除了一句“我不认识路”再未发一句国语。这个人的编号是，CZ0022794，跟条形码似的人，平头，蓝色衬衣，国字脸，我凝视3分钟后扭过头去，注定这是一张我无法记住的脸。

    异地给人神奇的感觉，房子可以堆积木似的凹凸搭嵌（这与我生活的北方不同）。长期的潮湿让楼房有铁的部分全部流下污渍，脏兮兮的一团团，生活有一种馊毛巾和内裤味。土壤之大如中国，南北之别。让一切的异客的感觉清晰，但是它的细节又多得让一切小说家心生愉悦，这便是地气。昨晚，我穿过坐满大妈的发廊，徜过昏暗的巷子，在那里歇息的人不怀好意地坐在阴暗里，遛狗的和杀鸡的一起在叫。各色的路牌像天津老楼里惹起密集恐惧症的小广告。

    蹩脚的普通话是南方通行证，我们处处暴露着（哪怕是一个儿化音）自己异客的身份。我的行李包里有一本王朔，几件换洗衣裳，从酒店出来之前我甚至还跟服务员发了顿脾气。似乎异乡也会归拢人的性格，每个不同的地方会激发你人性潜藏的不同：譬如在日本，由于繁文缛节，可以把人腰练成弹簧；在北欧除了禽鸟和牛畜，难见高等生物，我们这样在人群中活惯了的中国人老想抱着迎面而来的老外啃上一口；在东南亚，女孩子们穿得招摇，露出黝黑黑却细嫩的皮肤，会唱一口奇怪的《甜蜜蜜》，在中国男人眼中变成一袋袋移动的大米……我们可以把不同却相似的几个人，摆进不同却相似的房间，几个人之间的交流的实际内容，会因为时间的改变带有一点时间特质，话题也会从不同的地名上，发生一些联系性的变化。其他，无一改变。时、空、人，变成了看似无限实则未必的排列组合。

    如果这是一个傍晚，那么这个叫做“沙井”的地方，跟北京上海的傍晚，又有怎样的分别。从一个城市的威斯汀，住进了另外一个城市的喜来登，房间的陈设似乎不同，又似乎没有绝对的分别。人们还有着虚构的本事，把瞬息变化的现实变成无数种可能性来解读，但是实际上，这是思维的胁迫，等到发现获得刺激的能力越来越差，一种被戏耍的不快在心底升腾。这就是跟世界的隔膜吧。总是怕被戏耍，于是隔岸观火，用虚构和想象来平衡自我。我们感受彼此的能力在被神经质的物质世界所阻隔，是阶层和服装在作为人的符号，人们变成了汽车这种怪物肚子里的寄生虫。“人们不再能像先人那样，感到自己与其他的生灵被同一个神话中诞生出的风不分彼此地吹拂着。”一个朋友这样总结。

    人生就是具备回想功能的树洞。兴许这就是沙井，出口2244。从上一次到下一次的还珠格格的复沓。

    金沢夜行

    上次去日本是包机去看海。当时飞机上一群美女主持人，一路莺燕，一点没觉得孤单。这回再来大阪，搭车又到了乡野僻静的城市，金沢。我相信没来过的人能把这个字念对的也不多。加上同行的人多数来自党报，不同领域的人像用尿圈了自己的疆界，大家谁都不要跨界便是客气。一行连吃饭都我独坐榻榻米，如果提出不吃鱼，就听见一群人嘤嘤嗡嗡地咬耳朵：“唔，一定是怕辐射……”他们的退避三舍、不解和不屑，垫成了此行一路无话的美感。

    金沢夜很凉，我在酒店无事，把连续十二个电视台全都安静地看了一遍，发现即便是不懂得日语，也完全看得懂内容，一个台在播放《九降风》。后来终究不能容忍还像蹲在广州的感觉，决定夜行。

    路口星落着不会英语的西装皮条客，被生活毁坏了脸的女人问“马杀鸡”，沿途亮着的卖色情画报的超市，街道干净的有回声，神社森然嵌在路旁。我只顾走，其实隐约知道自己在期待一场交谈。我的目光不断向坐在路边的背包客投去，一旦交错，就立即甩向一边。活该我这一头长发和一袭皮衣，让拉皮条的日本青年也避让，只能怡然地咬住一根烟，慢慢沿着小街数着路口，听鞋底叩击路面哒哒作响。

    此时是0点22分，沿途的居酒屋都已经关闭。偶尔有夜校归来骑着自行车的长发女孩子从身边经过。一恍惚，人车都已经穿过。天气愈发冷起来，一个男人穿着半袖拉着一个抱住自己身体的女人撩起门帘，钻进了一家红灯氤氲的居酒屋，门帘撩开的瞬间，我瞥见几个醉得连成一片的女人们，在榻榻米上东倒西歪。

    心想事成。走了一小时后，我总算是成功地迷了路。观察了一阵，我决定跟一个深夜出行的中学生模样、连胡子茬还没冒出来的小男生问路。我向他挥挥手，他停下，我吐出一连串的英文（只有在日本会感到英文无比流利），他一直在嗯嗯呃呃，用不断重复我句子的最后一个词或者重音。后来我不耐烦起来，他却一直推着自行车跟着我。我递给他一张名片。他看不懂上面的字，研究了一分钟，说：“Peking?”

    我回忆了一下酒店附近的一切，想起了“ARMANI”，想起了“109”的店。他像是有了灵感，带我走过两个路口，找到一个无人的警局，用里面纸笔，画了一张大大的地图。我用日语数了7个路口，转弯后又4个，记下，像游戏结束一样吐出了一口气。

    两个小时后，在酒店洗澡，我想起警局门前与小男生分别，忘记像日本人那样弯腰致意。回忆表情，他似乎对深夜偶遇老外的故事意犹未尽，手扶自行车在路灯下目送我走远。

    流宴波尔多

    首先我必须承认，跟黑斯比起来，我绝对是法国菜的门外汉。那几日我们住在法国波尔多的小镇——那是出产最美妙的葡萄酒的地方，每天早上我们顶着窗外的大雾醒来，擦去露台上面黑色木质桌椅上挂满的水珠，坐下来，简易的几片烤得嗞嗞冒油的甜肉和几段烤肠，一杯橙汁，一点精致夹心面包，加上一大杯配着牛奶的咖啡，我就心满意足地把肚子吃得浑圆。说真的，在法国，只有早餐能满足我这张中国北方的嘴。至今，我的相机里面还保留着大量关于那段日子里我们被热情的葡萄园酒庄主邀请的每一餐、每一道菜的照片。

    实际上，我并不在意一顿饭吃得长久一些。这样，我可以慢慢翻开书、或者打开笔记本里的电影，构思一段情节，让这段时间显得甜蜜又飞快。在法航的商务舱里面，香槟是随时提供的，途中我尽量保持清醒——没有像在人头马活动上那样，害得公关准备把我背回家——只是一口口小酌着这种奇妙的气泡酒，盯着前排座椅靠背的屏幕，等待着飞行途中的第一顿法餐。“国际旅行提供的餐饮总是还不错的。”坐在一边的黑斯没有附和这一点，当然了，对于一个在米其林三星工作多年的世界顶级大厨同时又是今日粉丝无数的美食评论家来说，应和一个门外汉除了礼貌没有其他。我们慢慢吃着，虽然菜谱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可以断定，那是我们告别盐的开始。

    一周吃下来，在一户女公爵的庄园里，我们围坐在一张白色的桌前，桌面上满是五颜六色的水果。主人为了拉近跟中国人的关系，他们把一副乾隆年间的一位法国画家去中国留下的真迹挂在了自己的客厅里面，那是一副侍卫环绕，王公大臣在豪饮饕餮的画作，居中的正是被中国电视剧热炒了无数遍的传奇皇帝乾隆。有趣的是，法国画家把梳着大辫子的清朝士兵们，也画得眼窝凹陷，鼻子高高挺起。食物在桌上显得模糊、遥远。

    餐桌铺在户外，洁白的桌布，折叠得四方整齐的餐巾。前菜是甜味腌制牛肉配无花果，并且伴着波尔多地区最出色的甜酒。我吃了几口就放下了，仿佛自己变成了一个蜜饯。侧目去看黑斯，这个人并没有吃很多，他一直在专注地用法语跟主人交谈。

    在一道鸭肉正餐上来的时候，我一刀下去，盘底上就渍出没有完全熟的鸭肉的血来。我忍不住用英语问黑斯，你觉得今天的菜如何？他交际性地不置可否，谈了一些公爵的园子很漂亮，阳光洒在绿色的植物上的感觉让人通体舒服之类的废话。

    “得了吧，”作为一个直性子的中国北方人，我不达到目的是不会罢手的，“我知道，如果你说一家馆子好，热爱美食的人就会趋之若鹜，但正因为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有这样的影响，所以你对所有热情主人提供的饮食都三缄其口，是不是这样？”鸭肝、鱼、盛在口杯里的白色的汤、正餐后一定有巧克力蛋糕、比例多少的赤霞珠、赛美蓉，啊，我有点厌烦了。

    黑斯埋头在食物里，过了一会儿，他把身体坐直，并且用餐布沾了沾嘴巴，显得非常严肃：“我的工作是给食物评等级，真正好的食物，我会评它五颗星，但是我也给过一家馆子零颗星——面对菜肴我根本没有面子可给。”

    “零星因为难吃并且太贵？”

    “实际上好的食物，如论你花多少钱都不会觉得太贵。”他喝了一大口甜酒，“并且食物的好，也并不完全在食物本身。”

    远处是一片等待收获的葡萄园，我们所处的草地有几公顷大小。女公爵在笑着用法语热情地邀请我们品尝下一道菜，干干净净的酒杯在白色的长桌上摆成了整齐的一列。我们红葡萄酒、白葡萄酒交替地品尝着。

    “你看他们的眼泪多么好。”黑斯举起杯，冲着阳光。

    眼泪，腿，种种说法等同于中国人说的挂杯。陈年的酒液在透明的被子上落下一行行的眼泪来，像胡须。我想起了父亲说过自己年轻的时候喝茅台，酒在杯子上挂了半杯。在回到北京的酒桌上，我大口地把冰镇啤酒灌进胃里，吃上川菜的感觉确实非常爽朗，令人兴奋。结账的时候，同伴说餐馆多收我们八元钱。但那一刻，我的脑子里一直闪现着作为王公贵族的女公爵夫妇，热情地朝我们的汽车离开的方向挥手的情形；金色头发的孩子在葡萄园边上骑着脚踏车，大叫着跳过矮小的灌木；搭载我们的奔驰车身闪着银光穿过田野……黑斯是对的。食物不仅仅是因为本身才可口的。

    去度假的路上

    对一个生活在北京的懒汉而言，天津是再美不过的度假之地。虽然一次也没有去见过那里的海，但是行驶在开阔的路面，也觉得海洋就在不远处蛰伏。夕阳照在路边的叶面宽阔的植物上，金色的叶子就在出租车里的音乐陪伴下被风反复穿过。（每次做这样情绪化的景致描写，就想起以前语文课堂上，老师朗诵散文。夏天的时候，课堂的窗子开着，风一阵阵撩起窗帘。前排的女生在梳头发，我感觉到了荔枝蜜、感觉到了月色下的荷塘，还隐隐感觉到下一堂就是可以出去疯跑的体育课。）后来，度假的意义里面有了酒，有了海鲜和酒后晃动的树影。像是有些个外国作家描写的在大船上吃上牡蛎，我们也要在北戴河吃上些海鲜市场买来的新鲜鱼虾，在路边的小饭馆花几元钱白灼了，蘸上姜醋，吃得饱嗝翻滚，小宇宙爆炸。然后可以借着酒劲儿吐出完美的荷包蛋、浇灌长安街上每一个树坑，感受出租车加速时类似飞机起飞的快感，跟小区里的狗抛媚眼……后来，只好戒酒了。

    没有酒之后，派对开始变得清醒无聊，很多以前常邀请我的朋友也渐渐不爱叫我，谁愿意丑态横行的时候被一双冷峻清醒的眼睛凝视呢。以前大家喝多一点，还可以第二天吃碗面条，凑在一块缝补断片，戒酒后，连这样的娱乐项目，也被剥夺了。可是，度假的事情还要继续啊。于是，千里迢迢去吃个好吃的馆子，就成了一桩雅致又放松的事情。我有朋友每次去杭州都要开车进山，吃上一家小馆子，点的总是那么几个菜。这种病大家都有，但是我懒些，只能挪蹭到天津，吃个军事交通学院旁边的烧鸡公，喝上一瓶可乐，慢慢悠悠地看一会儿电视。人生顿时好舒爽。

    其实度假这个词在我看来，包含了时间和空间两层含义：一是离开，离开摸爬滚打的本地。二是有自由支配的时间。这一点跟宇宙这个词接近，宇为时间，宙为空间。还有世界这个词，世为时间，界为空间。从这个角度上讲，度假=世界=宇宙。

    中国人的思维中，从来都存在着阴阳辩证和纵横捭阖，从“不会休息的人肯定不会工作的卓越”的角度，度假成为了好好工作的方法论。因为我们从来都处在以逸待劳的循环之中，那些地图上交通便利、让人神情为之轻松的地名，成为了生活之中的挂在高空的大饼，让每个周五下午的办公室内，都漂浮着诡异的微笑。

    细碎东方的路程

    读到安德鲁“我又找到了那条大路，我又在上面走了一遍”的时候，我把崔健的歌词“我想要回到老地方，我想要回到老路上”在心里划了一条线：用圆珠笔在木头桌面上来回反复地刻画，能留下一道永远不会抹去的印痕。也像一首诗歌，复沓几十遍一句傻话，就让人热泪盈眶。我们活过了太多的循环往复。

    我上学时有条必经的小路，我在小路上出过车祸，也跟喜欢的班上的姑娘闷声不语地走过。那时候概念里的世界非常小，一半在是电视机里面，一半是我的学校和一条玩耍的街道。我认为父母谈论的电视里的赵本山，一定是我们院子里的某一位。方位对我而言，比如“东方”，在我脑子里就是姥姥家的方向，因为我们家住在城西的河旁。

    那时候让人惊奇的事情很多，比如暴雨到来前空气里尘土的味道、地球仪上的名字、田野里的星星以及用针头把水注射进虫子身体后它整只变硬的样子。跟母亲挤上火车的时候总是窝着脖子，让自己身高不过那条1.1米的购票线，狼吞虎咽吃起装在塑料餐盒里的米饭芹菜梗觉得美味无比。我在梦里也不止一次地回忆起挤在火车上，全身动弹不得，去一次厕所像一场战争的春运回家之旅。

    火车是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比喻，也是最深的东方映像。当初上学时后山开凿火车隧道，我写了“后山原来是山，后来，是火车的情人”。我和友人几个，搓着花生，喝着啤酒，看扳道工在铁轨上边走过。锃亮乌黑的铁轨一直接上了地平线，偌大的夕阳垂落，微风吹过我们渴望出走、带着青春渴望的眼睛。当我们真的用一支小小的被剪掉一丁点的车票离开熟悉家乡，沿途的风景从窗口冲进来，除了眼前的风景，我还看到了无边无尽金黄色的既额定又未知的未来，穿过水稻我看到了收获，从一只飞低的雀鸟想到国贸三期里面的一杯咖啡。三教九流的人们坐在一个封闭的、又似乎驶向开放和希望的有轮子的罐头车上，难闻的汗味，婴儿嘈杂，瓜果皮屑，空间和时间的挪移，期待到站的心情和旅途当中的放空，倏然想起，黑压压、干干净净、空空荡荡的一切。

    冯唐说，“我定了我要做的，我定了我要睡的，我就是个中年人了，我就是国家的栋梁了。”这是简化，又是活得明白了的表达的一种。把成长细细剥离开，一层层撕掉，全是些“不懂”的斑斑点点。什么是“流导板”？什么是“ISO9002”？你细细凝视过一只昆虫的脸吗？站在同为东方文明背景板下的东京机场你又如何认识自己？

    文化的积累就是流导板平仄关系昆虫的脸。我们的东方和中国，也就是我的流导板平仄关系昆虫脸映射下的东方和中国。当火车穿过漆黑的隧道，我们会内心收紧，期待亮光冲进来那一刻的耀眼。学生、工人、白领、农民都在用各自的方式计算时间、享受旅程、合计到站的来路。雨点会横扫在窗上，繁繁点点，大雨冲刷过的平原艳美绮丽，你又仿佛重新认识了这个世界，流导板平仄关系和昆虫脸。

    我们的中国是细碎的中国，整个路程完整感人。

    全球风味最好

    出了趟差，蛮长见识。在初到阿布扎比落地过海关的时候，进了一间单独的房间，这里的机器是专门扫描人的眼睛的，形式跟记录指纹差不多，但是速度倒像是眼球摘除。轮到我时，一个中国妇女正在坐在阿拉伯人的屋子里抹眼泪，我问她怎么了，她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抓住我的胳膊使劲摇“大哥你跟他说说，让我走吧！”我用英语向工作人员询问，这位年轻的阿拉伯小伙儿说，这个女人过来就塞了5美元给他，然后他又指着房间一角一直在记录的摄像头，做出“这是闹哪样”的表情。女人一个劲地说我不会英语我不知道啊，然后嚎啕大哭起来，哭的样子让我想起踩扁的西红柿，阿拉伯人被迫做出了下不为例的姿态。中国妇女临走时塞给我一张名片后急匆匆投入人海，完全没了刚才的忙乱怯懦，像是换了个人。名片上写的是某北方企业的副总。

    这种“塞钱”和“示弱”的处事方法在我国并不少见，大家好像一直都在用自己的聪明在改变规则。比如在银行里排队一般要很久，聪明的人就会在机器上多点几张票，这样一来，轮到其他业务窗口人少，个人业务也可以蹭着脸皮提早把事儿办了。还有春运，这两个字写出来我都觉得写多了……几天前，我从阿布扎比皇宫酒店自助餐吃完饭走出门，门口还站着几个中国人，拎着商场发的布兜站在那，这帮人是因为穿着短裤而被挡在餐厅门外的。他们搓成一团儿，等着导游跟服务员打口水仗（让他们即便只穿着裤衩儿也可以进去），底气不足却饶有经验地淡定着张望金碧辉煌的四周。急得导游哭丧着脸在那抱怨：“各位，我说过的呀！必须穿长袖！现在回酒店取衣服，下一个景点还得排队！”

    跟传说中的一样，中国人购买奢侈品和住豪华酒店的本事世界第一。在入住率保持在70%至80%的帆船酒店，80%的客人是中国人，普通房间的价格也飙至1万迪拉姆，合近2万人民币。但是同时，除了老巴基斯坦司机和中国菜馆老板，在这里多数人对中国人情感复杂，甚至有的夜场连中国女人都不让进，对夜场本身也是个难题：让中国女人进，就意味着本夜场格调不高。因为她们没规矩，她们便宜——即便是做正行，即便有钱，也便宜。

    春节前，我坐了一回气味复杂的国际航班回国，人和杂物散发的气味像是挤上了春运暖气上扣着棉鞋的火车。我国建筑工人完成了一年的海外工作回家过年，成群结队的互相吆喝，所有看上去体面的国人脸上都挂起了不与之为伍的旗子，甚至有人还指给空姐看：“找到了！就是他！脱鞋！制造毒气！”

    飞机停靠在北京后，一股脑的人玩命往外挤，空姐的嗲叫已经被淹没了。一个男青年拿着塑料瓶在空乘工作区使劲拍机器，他抱怨说：“这飞机一停！连开水都不给了！”

    不能承受的消遣

    身边凡是去日本转过一圈的朋友，都为那种和式的“纤尘不染的微凉”动容。两个人相隔数米，侧身避过，颔首致意。我们身为儒学浸染的后人，也为日本人的弹簧腰感到错愕，也为鸡吃米的点头做出一种帕金森式的下意识共鸣。英国人也是如此，绅士派头和说话措辞在礼仪上的讲究极多，一张干净的餐布上，盘子两侧从外向内列队的刀叉，就让人不敢造次。谈吐上谁即便谁说了个“他妈的”也要假装用高档餐巾轻沾唇畔，以示自己做人肥而不腻，谈吐洒脱而非鄙俗。有个漫画，是讲一个溺水的人即将毙命，大叫“救命”，遛狗的英国老绅士充耳不闻擦肩而过。后来溺水者换了个方式，泡在水里施施然说：“下午好，多好的太阳！如果不麻烦的话，您能不能百忙中救我一命？”绅士立刻向水里伸出了自己的拐杖。

    隆重的措辞经常给人以正式的感觉。仪式感，繁复的装束，这些东西配合在一起几乎无坚不摧。正式的措辞配合悦耳的夸赞，更加事半功倍。我在北京火车站为朋友购票有过一次经历，由于排队购票失败，只好悻悻与票贩子讨价还价。票贩子先是表示一张票要加70元，看我犹豫，立刻话锋一转：“你的羊皮鞋子真是好看！鞋子是男人的一张脸，穿这样的鞋子的人，就是干净！精神！干练！”然后转头对另一个看热闹的说：“真的！他天生就是干净……”没等看热闹的反应，她脑袋拧了360度又面向我，凝视、深情款款却斩钉截铁：“加60！我祝您六六大顺！”我虽不情愿却也手伸向了钱包，这种语言的魅力让我无法拒绝。就像一个靠写作为生的人突然碰到了一个巧舌如簧的街头艺人，他花尽心思的言语取悦虽然直白、技巧拙劣，却应当无往不利，因为谁也没把买张票还饶段单口相声计算在内，怎么样都觉得蛮抵。

    待人隆重也是一种公关的技巧。出差在外受人接待，往往会遇到极度会做事的公关，安排酒店下榻，安排接送，安排吃饭之外，拎包嘘寒问暖，并在活动结束后赠送礼物，表示如果需要自己的一切皆可倾囊，不让他跪式服务已经很是拿他当外人了。除上述外，逢年过节的问候是不能少的，让你感到人走茶不凉，他年终再相会的温暖。心里一乐，他所有的要求也就迷迷糊糊地应承了下来。日本的爱马仕店就是如此，一见中国人造访，立马全体店员列队，跟剁饺子馅儿一样的介绍，包子褶儿一样的满脸堆笑，十里长街送中国桑，走到灯火阑珊处蓦然回头，店员们还跟那雕塑式的弯着腰。

    几日前，去一个酒吧，独坐在河边。突然音乐想起，是钢琴和小提琴，一个玻璃一样的穿着隆重的女孩，在人群中起舞芭蕾，她的脚尖一次次踮起，一次次放下，颀长、美好、富于节奏。她越跳越快，静若忘我，就像这不是酒吧里面的一份工，而是在一个华美的舞台中央……她让我想起看游园惊梦，唱念坐打样样让人沉醉事，突然一个戏子踱到你面前，唱腔唱韵：“君子，买瓶我的轩尼诗吧！祝您六六大顺！”在我看来，凡仍能摇头拒绝的，都是真汉子。

    旅行与出行

    我跟多个摄影师纷纷扰扰地合作，乱中说拜拜，偶尔也见些启示。大家都不爱忙碌生活，化妆师、服装师、编辑也好，纷纷表示有计划出行，甚至花掉百万去买个异国的绿卡。这种出行，让人又是羡慕，又是悲戚。

    多数人不爱重复的旅程。一旦重复，仿佛生命宽度立止，绵绵延延浑浑噩噩。把钱赚进口袋，似乎荣耀地在小圈子里活着，然后恍惚间在某个纪念日，譬如过年、清明、枝头白花再开，才觉得一年过得太快。去年今日好似昨日。

    如果把时间比喻成一条鱼的白肚皮，好像只有划破，里面有籽，甚至惊呼里面有个黑洞，才是意义。不然就像厨子对鱼的五脏了解，杀一条和一百条没有分别，而厨子作为人再活一年和一百年也无分别。时间是人生恒定本质之所在。荣光也好，倒霉也好，一旦被时间涤荡，便作悠悠笑谈。

    年后，我收到了公司寄来的一笔钱。这是去年每少休假一天便累积一点点的补偿。这笔钱让我哭笑不得，看了竟然有些恼怒自己把生活搞得这样密不透风。待时间过去了，就剩下自怨自艾，为何没顺从朋友们出门远行几次，游玩几次。山间滑雪、怀柔烤鱼、天津听相声，去去山西，也来趟“大同醉生梦死之旅”。想想也觉得对得住自己。

    不是没做过打算：先玩遍京城，然后五大洲都要“去过”。这想法就像是背负了任务目标的游戏，先做什么再做什么，终于是要通关。跟集齐12星座的男友这样的故事如出一辙。回头便也好意思像慧开禅师那样哼哼“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去看孟京辉的话剧，其中有一句不起眼的台词，一位医生对自己深爱的病人咆哮：“你抽烟？你抽下去三年会得肺气肿，五年会……”最后可能是癌症，然后死掉。我突然想到了自己不爱让人看手相。如果一个人能告诉你三年你会怎么样，五年又如何，这生命的复杂性被几条简单的逻辑就说清楚了，那活的意思又在哪儿？

    坐过长途车的人会有一个感觉，如果朝着一个谋生处扎去，对沿途景色总是怀着浅浅的戒备，警觉地记着哪里有一个碑，哪里有一家店，哪里有一棵怪树。可返程，时间就过得更快些，因为返程让人心里有数。2008年5月的汶川之路，我和两个同事一路颠簸进去，觉得天昏地暗时日悠长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出来时颠簸依旧但白驹过隙，因为自知目的地的安稳。但，新旅程未知而有趣，回程老路困乏而寡味。

    爱酒的人羡慕那些做木桶的，爱美女的羡慕模特公司经纪人，那是因为对局外人而言，这圈子里面就像旅行一场，可是对局内的人而言，不过是多一次少一次的出行。

    钱是心情

    钱是心情。不少人喜欢拿钱出来玩，尤其是外币。他们拿到后面跟着无数个“0”的东南亚纸币就立刻腰杆硬起来，眉开眼笑。捏着欧元和美元的样子却有些犹豫，皱着眉头在货架前换算。

    即便是烂漫的小女孩，也喜欢钱。我见过一个小女孩在自己的Prada钱夹里，抽出一张一千日元的新钞，放在手心问我：“你知道如何辨别它的真伪吗？”我摇头后，她立刻演示起来，把墨水颜色的钞票平整地铺在手心，凝视着它——慢慢地，钞票的四个角微微向上卷曲起来。我有点惊讶：“是因为钞票感觉到热气吗？”小女孩得意洋洋，把钞票翻过来铺平，小心翼翼地放回到钱夹。

    我在市场长大，那里的人赚钱是以毛和分为单位的，一瓶可乐赚4毛5，一包香烟赚6毛。这样的事情见得多了，就更加关心这些钱的安放处：老一辈的人们喜欢用手绢包钱，在购买东西的时候，小心翼翼一层层打开，仪式感十足，连缺角的一毛都要用白纸糊好；有的人习惯用信用卡和支票，他们更愿意把钱当做符号使用，进了赌场挥斥方遒，出来打个车却要计较；还有一部分人购入黄金，看着一屋子金光闪闪，有徜徉其中醉人的乐趣；当然，最结实的是那些暴发户，我的一位山西的朋友进京买楼，就是在破旧的桑塔纳后备箱里拽出两个捆得扎扎实实的麻袋。

    中国太爱藏钱。我父亲当年修路，因为抢工期，带大队人马连夜施工。清晨太阳升起的时候，满满一条压好的沥青马路闪着金灿灿的光——钩机不知道何时翻出了以前地主藏钱的罐子，里面成千上万的铜钱就这样在夜晚被悄无声息地铺满了一路。

    听朋友讲，中国的一家子去美国度假，过关检查时却被带进小黑屋，一家老小从内裤、袜子、鞋、布娃娃的脑袋等匪夷所思的地方，掏出一卷卷的现金，把美国机场保安吓得目瞪口呆。

    在南非开店的中国人回来说，那边的店主一定要拖欠和扣押本地员工工资。“如果全发给他们，”店主不可思议地说，“他们能拿着这些钱一哄而散！吃喝嫖赌，半个月不见人影，直到花得一分不剩才又想起回来工作！身无分文时完全不顾及面子！”

    也许是因为中国人骨子里的面子意识碍事，家里即便是用着结婚时候的被褥，即便是出门口袋里只有50元，路过商店也要买上一包硬中华。这样，周围的人会认为他虽然衣着简陋，也应该是个不拘小节的富人。或者出手散烟的瞬间，他甚至出现幻觉，以为自己就是那样的人。

    我小时候楼下就有一位大婶，家徒四壁。每当听到她爽朗的笑声和滔滔不绝的演讲，不用说，她一定是站在院子里迎接下班的人们，皲裂的手臂上不是挂了半斤猪头肉就是一段血红的腊肠。有钱的感觉让她的笑声飘上顶楼，往往好几个小时都不会跌落。

    饥饿的启发

    以前逢年过节，80多岁的姥爷面对着一桌子饭菜，白内障的眼睛里就泛起老泪，让人以为这桌饭菜应该是他老人家的涌泉穴。他常说，孩子啊，你是没尝过饿的滋味啊！我小时候饿得要晕倒，只能去财主家要饭，财主管家宁可把鱼肉倒掉，还放狗出来咬我啊！听了这话，除了无产阶级对地主阶级的愤恨，就剩下对那一桌子鸡鸭鱼肉的遐想。很莫名，小学时候我听了两遍相声《报菜名》，就能把里面的菜肴如数家珍倒背如流。后来背着背着，得了类似厌食症一样的病，还喝了一阵子当时专治儿童厌食的巨贵的假药“三株口服液”。我妈每天早上按时逼我吃药，还叨念着：你这是喝掉了一头猪啊！

    可是几头猪下肚，我至今骨瘦如柴得异常稳定。偶尔上一次秤发现长了几斤肉，得连忙回想今天是不是忘记了出恭。在餐饮上非常挑剔，只吃几种东西，对一切来源不明的食材保持婉拒的态度。有一回去广东人家请吃一万块一只的穿山甲，把最为贵重的胆盛放在小碟子里举到我面前，连声说“大补啊大补”。我很不识相地追问了一晚上究竟是补哪，对方尴尬无言。我鄙夷地说吃个东西吃得这么花花，何必呢？于是我朝食白露，暮饮流云，单身懒汉的日子，以“宁可不做也不吃”，或者“吃完不好叫隔壁的姑娘来刷碗”为由，活了下去。

    实在饿得不行，也有办法。我常用的是海明威的理论麻痹自己的胃。饥饿是很好的锻炼！海大爷说自己有一天一路上没有见到好吃的，于是走进了卢森堡博物馆，感觉名画都显得更加鲜明，更清晰更美了。那时候他突然理解了塞尚，弄懂了他在创作风景画的时候也一定是腹中空空。抑制饥饿，可以让你其他的感官更加清明有用，小宇宙蓬勃，感受力上升，看到一些你从来没有注意到的细节，甚至从眼皮底下经常错过的字句里读出别的什么深意。饿着肚子开会，可以让你头脑清醒，直达主题，不绕弯子。

    但是饥饿也会带来副作用。譬如我准备开始写作，铺开笔记本，没等像王朔笔下的马林生那样沉醉进去，已经蹦出了大段关于吃食的字眼，耳朵里塞满隔壁的炒菜声。读书时候也是迅速就能找到那些关于食物的描述，比如北野武走在街上，就好好走呗，他非要写“直通鹫神社的大道两旁，密密麻麻排列着各种露天小店，烤章鱼，饴糖，薄荷桂皮，蜂窝糖，糖人，烤乌鱼……”简直不能读下去了！转头读厨子的传记你更是找死：“曾在香榭丽舍为一万多人烹制过大型宴会庆典的他（安托南），今晚的宴席对他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尽管如此，他前一天就在巴黎菜市场订购了淡水小龙虾，鳗鱼、鳕鱼和海鲈鱼，鹌鹑、鸡、兔、鸽子，牛肉和羊肉，并且备了一些特殊的食材，小牛乳房、公鸡鸡冠和睾丸，还有上等的莫克咖啡及块菰……”这都是什么玩意儿？！西方人就是喜欢把食物的原材料全部写在菜谱上，这样对食物的遐想就更加逼真和具象，你几乎知道每一个菜如果用奶油做出来是什么味道，用酱油做出来又是什么味道。混账至极！

    在广东大快朵颐的时候，朋友凝视我的吃相，迸出一句话，“您本质上也是个吃货，只是平日里的东西不好吃，您以不吃作为报复。”我立刻被点中了涌泉穴。声音哽咽，紧紧地握住她的手：“CBD，真不是人待的地儿啊！”

    城市生长说

    昨天跟咖啡店老板聊了聊，说到新大悦城改变了附近的人，一个东西变化，周遭都要受到辐射。房价，交通，不同收入和教育程度的人，然后创造了新的相遇。可能这就是人类社会繁衍的道理，无比简单。我有个生活在大悦城附近的哥们儿，在那一片还贫瘠如外地的时候买了两套房子，最近见他明显腰杆直了很多，又换了辆新车。

    大悦城可能是几个人商量出来的新地标。但很快，这个建筑本身又开始它自己新的生长。这是最开始规划它的人们所不能预料的——就像生了一个女儿，但是她谈怎么样的恋爱，生什么样的病，都是作为父亲无法完全干预的。这也跟小说家与小说的关系一样，我们创造了模型，然后故事就会自动展开。类似的故事在宋庄、798、新光天地层出不穷地发生着……于是，宋庄长出了一批卖颜料的，望京长出了一茬韩国人。

    我那买房子的哥们儿，在买房子之日，不知道有一个大悦城他日会崛地而起。一个汉城出生的小姑娘，也不会想到自己他年会在北京读完大学之后落户望京。人们都怀着对未来默默的憧憬——即使不说出口。人最初都是由抱负构成的，就是“要做科学家”、“画家”、“我爸爸那样的人”。后来，现实的情况是她们做了按摩女、搞了GAY、变成各种自己意想不到的样子。

    我跟按摩的姑娘聊过，她觉得活得无比好。说每天早起鼓励自己：“你是最美的。多么美好的一天，我应该从唱歌开始。”然后就在厕所里唱起歌来。她见我完全不笑，就对我说：“你瞅瞅，我说这么好，你怎么还是看上去愁眉苦脸的？”

    物质让人们感到满足的同时又感到失落，物质让人们获得满足的同时心生妒忌。人们吸附在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物质上，一会追求着文明，一会又丧失理智。这就是城市文明发展的全部真相吧。至于文明的建立这件事的本质，就是扭秧歌。必须有往后退这一步才能往前走两步，跟蛇似的，它不往旁边扭几下就根本往前走不了。所以，即便是明天醒来，大悦城又变回了一排整齐的驴肉火烧也不必吃惊。城市和依附它的人们就在这样的拆与建、前进与复辟的尘土飞扬之间生长着。

    嘴比脑子快

    爱出风头的程度跟年龄有关系。比如我，小时候不管是全班还是全校的聚会，总是站在讲台上或者麦克风前的。有时候音乐老师懒得上课，拿我活跃气氛，就说：“汪洋啊，你出来，给大家表演一段。”我往讲台上一站，从传统相声段子《报菜名》和《白事会》说起，唱两首靡靡之音，这一节课的时间就打发过去了。

    有一回，我代表学校去参加电视台录播的知识问答，当一个谁也答不上来的问题被我方抢答的同学不慎按了键，全场窒息。我看着一排注视着我的老师们，嗖地站起来，我站了20秒钟，灯光聚拢，时间发挥出差时症一般的威力，在第一排我校老师那殷切又疑惑的目光中，我摇摇头叹口气又坐下了——这段后来在电视转播上被掐掉了。我估计剪片子的人也觉得画面尴尬又太得瑟，但那就是我爱出风头的实录，那时同学之中的威信，就是在谁会说那套为祖国学习，建设四个现代化这样的红旗下演讲建立起来的。

    这种表演被二十年以后同学聚会时谈起，说我那时穿着白衬衣，带着三道杠，唇红齿白往那一站，口吐莲花的情景历历在目，回放起来，倒有些伤感。后来，我曾是大大小小晚会的主持人，电台的优秀播音员。再后来，估计是透支了，什么场合不拿稿就说不出话来。多少次我在一群人面前忘词，直播节目中说出一些嘴比脑子快的话。我会看着口若悬河的主持人出神——原来的那个我去了哪里？只觉得岁月更迭，我进化成一个含蓄、拘谨、无法站在人群中央的羞涩者。

    派对变成了一个有时候硬着头皮到场，汗流浃背退场的所在。人们热情地围上来，真真假假地说些话，我常被一些虚假的东西激怒，瞬间蹦出一些让人下不来台的话。比如某位明星穿着红色的低胸礼服过来打招呼，我被白花花的胸晃得失去了讲话的能力，只是微笑着说：“你原来哪这么爱说话啊，你根本就是不爱搭理人啊！”害得接下来的对话只能围绕着对方接二连三自我开脱中展开。回去的车上我还在想，怎么就那么招人讨厌呢？

    后来我发现除了敲出的文字上，我的幽默感差极了，身边的人也严肃得死去活来，因为我的严肃。后来我想如果给自己取个笔名，应该是“阎肃老师”。当然，这不止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有的企业老总开会不能超过5个人，不然啥也说不出来。他每次开会只能先叫5个进办公室，说完后再叫进5个人重复同样的内容。我觉得潜意识里这样的人总有些精神洁癖（夸夸其谈总会被人揪住小辫子背地里骂两句傻逼），但如果说话很慢，说一句翻两下眼睛，再环顾四周，酝酿情绪，以缓慢的催人昏睡的节奏说第二句，这显得人多厚重、踏实，即便言不由衷也不易说错。

    看来，也都不是毛病，我们这种人实在不行，还可以去当领导嘛。

    奢侈的相对论

    我们集团对员工有一项福利，每个月往你的卡里面打一定数额的钱，这笔钱无法兑现，但可以用来购买集团书店的图书。对于能不花自己一分钱又能把书搬回家的好事儿我常常在梦里笑出声儿来。但是新问题诞生了，因为卡里面的钱有限，我每个月都要严肃对待该买哪几本的问题，譬如，到底要用100元只买一本外版的时尚男刊《GQ》，还是买《做最职业的记者》、《不许联想》和《流动的盛宴》？

    这变成了我人生的一大课题：如果我选择了前者，无疑我在物质上奢侈了一把，这很爽，有一种把Prada穿回家的感觉；如果我选择了后者，无疑我将在精神上奢侈一把，也很爽，有一种秀水街饕餮归来的感觉。

    作为一名时尚编辑，在每次抓掉了五百根头发之后，我无疑都会……选择后者。这个结论似乎跟人性中的奢侈品情结相悖，但实际上，我并非有心嘲笑商品价格越高越有益于其畅销的“凡勃伦效应”1，下面的故事会让你理解我的选择。

    早年我曾经听着羽·泉的歌在课堂上做笔记，《开往春天的地铁》骗得我也跟大学舍友一起在午夜畅谈女人和理想时喝了一地的啤酒瓶。数年后的一天我跟胡海泉面对面坐在一起，谈论现在一首歌的歌味为什么会越变越淡，他长叹了一声：“我现在连坐一次地铁都变得很奢侈了。”看了看停在摄影棚外的宝马，我知道他的意思不是说每天为了节约两块钱坚持步行。作品都是植根于生活的，如果我们面对今天很难有机会乘坐一次地铁的胡海泉，硬逼着他再写一首《开往春天的地铁》，估计写出来的地铁开往哪就说不准了。

    数日前，我与李冰冰小姐端坐在前门的一个上好的法式餐厅里，当天的拍摄时间较长，经纪人和工作人员已经疲惫不堪，但是李冰冰接受采访倒是显得兴致很浓，显得精神蛮好。问题兜兜转转问到原因，她像孩子显摆自己的新鲜事儿一样告诉我，她的父亲今晚会从杭州乘飞机到北京，来跟她共进晚餐。据我所知，她第二天一早又要飞离北京了。换句话讲，她跟父亲的相会至多是短短的一晚。但是从她热烈的神采中，能看到她对这顿晚饭的期待。

    我想说的是，当物质在人们的身上生长到一定程度，人们自然被奢侈所围困，被物质奢侈的惯性、物质奢侈的环境所带动——不单单是说一张机票为了赶一顿晚饭，不单单是开上了宝马的日子就没有了“百姓生活”。走进物质奢侈的大殿之后，你变成了一类人之后，精神上的小小的满足都变成了奢侈品，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我有一位前同事，随男友定居巴黎，刚刚适应了巴黎的生活，辗转又去西班牙过活。每次从她巴黎出差回到西班牙，打开行李袋，里面居然都是她从巴黎买来的日用品，包括一些调料和浴室用品。其中一款法国牌子的洗碗液是她一直坚持使用的。朋友看了都会笑她“你真是讲究”。后来，她在日志里面说出了心里话：“其实他们哪里知道，一件熟悉的生活物品对我来说多么难得，这跟奢侈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对奢侈的衡量标准在不同的环境下会不断的转化。沙漠里的一瓶水是奢侈品，大学时候的一张梅艳芳演唱会门票是奢侈，四十岁以后去踢一场球是奢侈……相信多数的人，都在跟我一样，过着君子固穷的日子，看似匆忙，却也有自己能支配的时日，静下来，还有选择生活方式的余地。如果我是一个大腹便便油光可鉴的成功商人，我可以把一百块钱花在一本外版杂志上这无可厚非，但是固穷时分的美好心态，对一百元能究竟能买几本“划算”的书，怎样的排列组合能把一百元的价值发挥到最大——这样的乐趣，恐怕在大腹便便者看来又是另一种奢侈了。

    打死“条件不具备”与时空填充

    前阵子我去迪拜购置了一些Rimowa箱子和LV皮夹子，回到中国轮到生日来临，又买了双Dior的皮鞋和Prada的裤子。看账单的时候，心痛之余就想到了自己的不智，甚至想下个决心，决不能让奢侈品牌把我绑了去。其实我哪是真正意义的品牌爱好者，相比时尚从业者来说，我可能是站在墙角里泥塑的那尊。后来跟着感觉，就变成了为品牌史和故事们买单的人。

    奢侈实质上是个相对概念。以前一餐饭要吃掉百头鸭舌的君王未必是奢侈，他占有足够的积蓄和生产资料，百头鸭子不过是鸿毛，可相对过年都吃不上一碗饺子的老百姓看了就要恨。换句话说，兜里只有10块钱的学生会以为坐3元钱的空调车是奢侈，吃公款的官员100万买辆轿车眼皮也不抬一下。以前的上班族以为周末挤车去看一场电影是奢侈，现在陡然一变，有WiFi的地方就能用手机上网看电影。所以我又在反思，当我某天把钱赚到只是数字的程度，会不会把品牌绑架一说完全丢去了脑后，不买对的，只选贵的呢？

    一日跟朋友聊天，提到人能享多大的福就能吃多大的苦。以前大学时候没钱过活，卖掉自行车，吃顿牛扒的日子感到既奢侈又满足。后来独自生活，吃得乱了套，基本上一日两餐都是在餐厅饭馆，工作单位三公里范围内解决。能出趟差，去个广东，在朋友家楼下的大槐树下吃个煲仔，满桌素菜，都觉得奢侈得要命。看微博上，有人发个自己煲汤的图，都想吟咏一茶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有人问过陈丹青什么是奢侈，他扯出一碗米饭，从插秧生长到收获稻米，用自己砍来的柴禾和担来的井水，烧成一碗米饭，吃了便是其人生曾有的最大奢侈。这种奢侈就像是一个父亲坚持给自己的孩子每天拍一张照片，到了儿子结婚的那天拿出一整箱的底片那样令人动容。

    另一种奢侈是条件不具备下的淫逸。比如在当年偷听个敌台，享受一下靡靡之音。比如上课老师唾液横飞，你能在一摞书后面看看小说，翻翻连环画。集体军训的时候，你偷偷跑出来坐上随便驶来的公交车绕着老城乱走，流氓罪致死的年代摸摸陌生姑娘的小手，皆有一番骄奢淫逸之美。

    同时，奢侈跟勤俭并无二致，就是填充生活的行为。有人说哭也过笑也过，赞成笑着过；甜也过，苦也过，赞成甜着过；还有人说人生无常，赞成及时行乐。有个话儿怎么说来着，只要倒着活，都能活成伟人。依我看，每个阶段想办法过得“奢侈”些，才是后来的兔崽子们嘴里传唱的书啊。

    你读的都是垃圾

    当我知道有记者能轻而易举地吐一摊脏东西在名人的地毯上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过去作为一个采访者客气得有些可耻了。

    这里面有个问题，90%的东西（我是说你所看到的稿子）都在说谎，或者编造一个人的光环。实际上这些被采访的对象到底是怎样的，读者一无所知。这不完全怪撰稿人，因为名人们的表演特性也会在采访时被激发出来。她们骨子里也许是个暴躁的人，但是为了一篇大刊的稿子可以硬生生的装上几个钟头。这在他们看起来是值得的。另外，记者确实是一群没有见过世面的家伙，很容易在一个名字或者一个受访者的奖项下轻易退缩了，所有发问者都会面临这个问题，遇到“大咖”的时候，只能发挥自己百分之一的能量，甚至阳痿到一句完整的人类表达都不行，更别提思考。

    人们都习惯在特定的环境里，换成表演型人格，我们过去的编辑也曾经把杂志性格拟人化作自己，在跟女艺人握手的时候偷偷挠挠手心，或者谈及一些私密的话题，甚至用脏段子去侵犯对方的耳朵，以此获得新鲜的一手资料。因为在这种怪异的举动面前，多数人都会做出第一次遇到该情况的真实反应，即便他们是影帝或者影后。譬如我见过当场翻脸走人的，我也见过憋红了脸克制住，随后关起门来跟自己经纪人大吵的……我对这种记者反而更尊重，即便大家耍的都是小伎俩，至少说明采访者没有停止思考，这是一个问问题的人必要的素质，不然我们只要递上一份战战兢兢毕恭毕敬的提纲就好了。一个面对面的环境完全被采访者的恭敬、客气和被采访者的习惯于被恭敬、客气给毁掉了！

    几日前采访的时候，我与作者沟通，让他搞点“代入感”进到文章里来，他居然扑哧地笑了。我当时一股恼怒就到了头顶，粗鲁地反问：“好笑吗？”作者们都摆出一张愁苦地脸，告诉人们讲好一个故事有多难。也许吧，但是“讲好”在我看来是方法、技巧和经验的集合。譬如像基努里维斯那样难搞的人，一百个问题都以不知道、不明白作为答案，在记者无可奈何地抛出最后一个问题：“简单点，你中午吃的什么？”哥们陷入了长达20分钟的思考，最后说了一句“无可奉告”。从技巧上讲，忠实还原这个对话本身就是对人的良好素描，读者得到了关于基努里维斯最显著个性特征的一手资料。

    所以，拿到一手的、有思考的信息，才是更难的关卡。我有个朋友为了采王朔去饭馆堵他，二位狭路相逢在厕所门口，记者朋友开宗名义地亮出采访意图，王朔恼怒地说：“你敢把我说的每个字都原原本本写上，我就接受你采访。”他思考了一下，然后说“那算了”，沮丧地离开了。

    当然，没人愿意对这种段子的真实性负责，你懂了吧，一点一手的真事儿是有多难搞。

    《独立思考》续

    最近读杂志，看了王尔冈的《独立思考》的5篇禅师故事，非常有趣，赘续几篇。

    禅师（6）

    禅师精通多国语言，英语尤为擅长，一天一位小学生来庙问禅师英文得高分的妙法。禅师摇头：“时不我待，有来庙里的工夫，何不回去好好念书。”小学生问：“你知道时不我待用英语怎么说？”禅师：“Time flies.”小学生又问：“这个太短，还有吗？”禅师莞尔：“Time is money.”小学生追问：“还有更长一点的吗？”禅师露齿一笑：“Time and tide wait for no man.”小学生说：“我操，这句节奏听起来那么像黑人！”禅师听了很想哭。

    禅师（7）

    徒弟看电视。海绵宝宝说：“派大星，你输了！”派大星说：“噢！太棒了！我输了！让我看看！”禅师恰好走过，点头说：“这个粉红色的妖怪境界很高。深谙输赢得失的道理，只有看淡得失，最终才能成就……”徒弟换台：“靠！勒沃库森又输了！”禅师大恸，掏出足球彩票撕了个粉碎。

    禅师（8）

    一个女人上门来找禅师，哭诉说自己在爱情里没有身份。禅师说：“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可以成为任何人。”女人问：“我能成为他的掌上明珠吗？”禅师说：“能。”女人问：“我能成为他的妻子吗？”禅师说：“能。”女人问：“我能代替他母亲为他管理财产吗？”禅师说：“能。”女人很高兴，问：“我能……”禅师心生厌恶，打断她：“我这还有一些中国联通的电话卡你要不要？”

    禅师（9）

    禅师和徒弟走在路上，徒弟被一个大汉撞倒，大汉恶语相向。禅师说：“是我徒弟自己不小心，这位有缘人你走吧！”大汉骂骂咧咧地走了。徒弟很委屈：“明明是他的不对。”禅师说：“我是救了你。”徒弟不明白。禅师说：“忍不下一个耳光，就有被割下耳朵的危险。忍字头上一把刀，有时候忍不是懦弱，而是一种超然的大智大勇。”徒弟恍然大悟：“难怪那天师叔在背后骂你，你假装听不到，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禅师脸色变了：“什么时候？走快点，跟我回去收拾他！”徒弟说：“您不是说……”禅师挥挥手：“就他那小身板儿我还料理得了。”

    火车的故事

    芥川龙之介的《橘子》作为一篇短篇小说，留给我特别深的印象。故事发生在一辆充满了煤烟味的老式日本火车里，人和人的位置关系应该是相互对应地坐着，火车粗暴地嘶叫着，奔跑着。阳光下，顺着车窗丢出去的三个橘子熠熠生辉，几个孩子追赶火车奔跑着，车内的小女孩流下离开家乡的眼泪。这几乎就是一张照片似的片段，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脑海。顺便，我似乎感觉到了那辆黑洞洞的火车。

    从此，火车跟忧愁、奇遇、遥远的旅途，挂在一起。我每年都要写上一遍才罢手。我看《爱在黎明破晓前》，男女主人公的一段火车艳遇基本上是每次上火车都要温习的场景。几乎每个人都希望挤在自己身边的是一位质地优异的异性，一位风度翩翩的君子或者一个带着春天气息的姑娘，所以购票就成了超级大乐透。弄不好，兴许碰到一个鼻涕虫似的小孩子一路把你哭背过气去，或者一个打个酒嗝的糟老头子拽着你聊他的生不逢时。

    那一年我写过一个短篇小说，讲的是在人挤人的坐席里，男主人公偷偷地在所有人熟睡的深夜，探出一只手伸向旁边女孩的胸口，揉捏了几个钟头。两个人心照不宣地谁也没有在清晨说破。男主人公怀着剧烈地、怕被人看穿的心跳，感到无穷的挫败和落寞……这故事完全是坐车人的内心映射，长途旅行是那样的无聊，一块名字特别的站牌，窗外等了好久才换掉的景色，都能让人勉强打起点精神。于是，胡思乱想成了车上最常见的事情。村汉缓慢咀嚼着一袋榨菜，看着窗外闪过的景色，其实是在想自己性感的女邻居。多年以来，我收集最多的牛逼，也都是各种各样的家伙在车上吹出来的艳遇。

    不过一些听起来无法相信的事情，我确实在长途车里目睹过。漫长旅行，一个打不开的罐头，人与人之间被动地黏在一起的发酵和酝酿。有一个冬夜，列车像老牛一样在硬土上犁过，车厢里挤满了人，上个厕所要在水刚下肚的时候就从座位出发，厕所里也挤了4个人，脸贴着脸。人太多，车厢里的人已经感到无边无际的躁动。突然有个人大喊了一声，然后从自己的行李袋里掏出了大把的现金，往外车窗外攘去。飘飘洒洒的人民币，带着一群人的错愕从所有人眼前的窗口掠过——这一幕过于超现实，以至于所有人都默默地想，这个人疯了。他遗弃了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海子是在山海关卧轨的，每当经过山海关，我都会想到这个人。每次临时停车，而车厢内通报消息的喇叭迟迟没有想起，我就怀疑又有一个海子把自己身体弄成了两截。这是封闭的长时间的混沌的小世界。人们充满迟疑又渴望交流地你看我，我看你。

    职业作家

    我身边最多的人，除了杂志社的编辑们和摄影师，就剩下职业作家了。这是一个非常高傲又边缘模糊的群体。高傲不是因为读书或者写字多，而往往是因为穷困。宇宙守恒告诫人们当你缺少什么，只有一定程度对其表现出蔑视，心里才会舒服些。

    我不相信这群人中有彻底不爱钱的人，但是他们之间羞于谈到一个钱字，似乎谁先开口，谁就玷污了纯粹的环境。可是一般而言，一群作家聚集的地方（我是指那种特别有头有脸的作家聚集的地方），难免会有些商界和政界的要员一块嘻嘻哈哈。这群人夹杂在中间也是要提一提小众的诗人名字和最近几日市面上流行的趣闻的。除了买单的时候你会发现职业作家们沉默不语，借着酒精做冥思状或者持续相互打岔，而表示买单有热情的总是那些刚刚唇边还挂着帕斯捷尔纳克和马尔克斯名字的来自商界和政界的人们。

    有些人皮夹子里装满了卡需要高雅，有些人刚刚从一天昏昏沉沉的逼稿中解放出来需要下流，一桌子各怀需求的人们特别从容地坐在一桌各取所需。这样的席间，我差点忘记了，偶尔会有一两位市面上画作不怎么畅销的，但是格调不错的画家作为插花点缀其间。他们讽刺起政治来不留情面，因为他们没那么需要钱，他们也知道此生创造的天花板，只有青年作家们与之热烈地拍和，老一派的职业作家们只愿意以学者的姿态来参与针鞭时弊的。比如说哪哪堵车堵得厉害，他们就要谈这个地名的起源和出处；说说吃的菜，他们就讲过去的厨子如何给大户人家操办宴席；说天人合一，必须谈到刘邦是个骗子。

    就好像我吧，提到职业作家，我就想扯海明威在雅士咖啡馆。那里聚集的作家和如今星巴克里坐的编剧们可是两回事，当时25岁的海明威可是穷得每天饿着肚子去点一杯黄啤。今天的职业作家往往住在北上广的老楼里，或者东北、厦门、云南这样的房租不算特别贵，但是又开门一片大好河山的雅致所在，吃吃烤串，醉眼惺忪地叼着卷烟，看路边工厂里下班的女人们。我身边更多的职业作家朋友，全部倨傲都会花在跟崇拜自己的姑娘上床或者忧伤上。

    职业作家是跟体制娱乐的一群人，有的人把体制当成勋章。有的，完全是为了社会阵营的归属感，朋友互相介绍的时候有个名头好讲。

    职业作家们窜连中带着相轻。一张北戴河采风的合影里面，必然有几个让人嗤之以鼻的。男作家会说，一看这群女人丑的令人阳痿。女人们则认为本来这帮男的就是阳痿。可是职业作家还是彼此辱骂且怀念着。他们之间当面会说，恭喜某老师又出书了。私下里，嘴一歪，某某的乒乓球打得太臭啦，某某的风流史讲起来必须雇一个打字员，而且人品跟牌品一样，一塌糊涂！

    谦虚使人散步

    遭到别人赞美的时候，我们该说什么呢，“嗨”、“哎”、“噢”。几种选择好像都显得做作。我苦恼于此。

    其实反讽算是跟臭棋篓子们下棋比较精妙的一招。当别人说“你好厉害呀”的时候，立马显得很平静又带着一丝潜藏的笑意，表示你并没有看重对方的赞美那样说出“少来这一套”或是“连你——也学会这一套了”。此刻如果对方的赞美是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般真诚，就会急于辩驳“我说真的！”或者是举例子来说明自己并非一个市侩之徒；如果对方只是嘴巴上涂了一点点蜂蜜，此刻也会羞红了脸为自己解嘲一下下，并且亲自舔干净。于是，被表扬的尴尬就完全解除啦——这一招屡试不爽。

    世界上有一种人的生存技巧是欢呼。有人把这类人比喻成为“销售员”。他们会对一切自己感冒的事物给予超越真实感受的赞誉，比如在读一首诗连续喊出三十个“太棒了”，让听到欢呼的人们也获得一丝让自己都疑惑的高潮。可往往被赞美的对象，都是羞涩于大大方方地接受赞美的，因为他们是这个世界类似于“专家”这一角色的存在。他们能做的是被“销售员”们礼赞、互相推荐和利用时，文静地站在那里（内心振聋发聩或者游离开来）。他们总是表现得特别礼貌或者格外粗鄙，因为世俗不完美的规则是必须被僭越的，这样才能正直地走向被尊重。

    正直地走向被尊重格外重要。市侩气息会让他们有羞辱感，譬如有人会故作谦虚地使用“退步”两个字用作自己文集的名字。也会有小津安二郎那样，说自己也就会做做豆腐，天生就是卖豆腐的胚子。实际上，这些人骄傲得很，没有任何一个自认为使用才华这一通行证闯荡世界的人，内心深处是不刚愎的。面对批评的时候，他们的隐忍度越高，则表示一张弓被拉得越满。你骂我，我假装没看见，你再骂我，我还假装没看见，你还骂我？我弄死你！

    可惜对世界有真正意义的“专家”们，互相常常是看不起的，内心也是在玩命地挑对方的毛病，一句话、一个眼神不对付，可能一生成为敌人。黑泽明在筹备那部著名的流产电影《虎虎虎》的时候，曾把美方选择的导演弗莱舍暗地里叫做“番茄酱小子”并坚持要让此人滚蛋出局，就因为他们共同用餐的时候，弗莱舍吃啥都要蘸点番茄酱。

    早知道是这样，弗莱舍就该更谦虚一点，吃番茄酱的时候少挤一些。可这终将是悖论，每个导演都不觉得自己拍的有多差劲，因为尊重自己的才华这一自我需要要求他们必须超越服从和尊敬。

    这件事让我想起来，在跟领导们一桌吃饭，夹菜时心里没啥，把鱼眼睛挖出来自己吃了的下属，最终必然前途暗淡。鱼眼睛象征“高看自己一眼”，你吃了鱼眼，别人看你就不用正眼了。

    微博嚯嚯

    有朋友说，上微博就两种状态，一种是“怎么会这样啊啊啊我操全世界！”另一种是“好可爱的小猫咪！”——这种精神分裂的感受同时发生在我身上。

    要说小猫咪是治愈系的，它的同类信息还有美女、萝莉、奶嘟嘟的小孩子和哪个名人又干了可爱的蠢事。关注这些的朋友往往是微博中最平淡的一群人，属于上网经常说“呵呵”的一类。而长期投入到第一种情绪的朋友，注意像冯小刚在《非诚勿扰2》中“不要做个伪文青而不自知”嘱咐的那样，长此以往，容易得抑郁症。

    愤怒的情绪和耸人听闻的谣言是最容易传播的。就像是某政府职能部门的人穿着制服向镜头竖起中指，就从图片中解读出与人民为敌的意味，这种过分的解读带着火药味，配上铿锵有力的战斗标题，让作为屁民的我们瞬间肾上腺素开始增加分泌。一旦如此，即便是再多坚定的辟谣，一个谣言也会迅速坐实。“谁会关心一场不死人的好人好事呢？”就像一位媒体人说的。

    我意识到过自己在这方面的情绪。关注的人里面，多数人怀着一颗爱国之心，希望用愤怒的方式来发泄对国家不争的不满。见到丢孩子、城管打人、某领导贪污腐败养二奶都会毫不犹豫转上一条，戏谑和愤怒组成的接龙，涟漪般传播开来，让本来消停的清晨心情很难过。上次拍个艺人，艺人说，有时候我从网上看世界，觉得完了全完了。但是，去菜市场一看，原来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关键是，难过归难过，我默默地观看，默默地难过，默默地关上微博，并没有为那一刻的难过和愤怒付诸一点行动。对于一个实用主义者来说，那时刻的难过，成了值得疑惑的消耗。

    但是我戒不掉微博。在过去的十年时间内，每个阶段我都有固定的信息来源，他们可能是某一个文学网站，某一个编辑社区，到今天则是欢快的微博。那些碎片支撑着一个网络老手颤抖的双手每天有事可做，就这么东点西点，很快几个钟头的时间，就在碎片化信息的海洋里被悄无声息地打发掉了。

    上网这件事代替了电视机、收音机和报纸杂志，成了21世纪最主流的信息渠道。在主流这条水沟里，活力最强的是两种生物，一种是裸泳者，一种是蛆。反正都是每天点亮显示屏就要看的，我宁可多看点裸泳者，偶尔里面还冒出个把美女。也劝自己，慎重去愤怒，不要再像毛头青年一样，一腔热血说洒就洒了。

    我不讲座

    讲座，我的生病之光，我的欲念上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

    大学时，凤凰台名嘴文涛哥有一次来我校讲座。在能容纳800人的大厅里面，乌乌泱泱地挤了1500人，阵势跟北京地铁复兴门站差不多，后来据说还怀孕了几个，都自称是那天挤的。那时候我见着的活着的名人，他是头一个。而且正是他白里透红与众不同的阶段——所以我兴奋地拿着一本《追忆似水年华》在肉缝里探头探脑。文涛哥的故事我没记住，但牢牢记住了那天空气里蠕动的汗味儿和他脸上一阵紫一阵白磕磕巴巴语无伦次的语言能力。

    作为一个名人，一张名嘴，一个名电视台的名节目的名嘴，居然能把50分钟的讲座讲得像一根疙疙瘩瘩的绳子。在记忆里，我无情嘲讽了他多年。

    渐渐淡忘他，是因为另一位先生的出现。这个脸比马长的鼻炎患者，唯一能说顺溜的两句话是“你好，我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的主持人”还有“吃饱了撑的”。数周之前，我回家打开电视机，没有拧到channel V，很不幸地直接停留在了他主持的一档名字类似“永乐大典”的新节目，嘉宾是我最爱的羽·泉组合。凝视他拙劣的表演后，我不禁内心深处封他为主持人里的卡壳机，多少次的脑残才换来观众朋友们同情地一笑。

    倒不是没有过，站在更高处思考主持人说话的问题。娱乐嘛，一边磕瓜子儿一边大骂主持人拙劣的表演也是娱乐的一部分。同时，表现出智商低于75的主持人还能逼迫爱动脑子的观众躁动起来，在看节目的时候，幻想自己如果穿着一件燕尾西装坐在那里，会用多少种幽默而不乏智慧的方式应对临场的一切——这是怎样的一种舍己为人！

    小学的时候，老师不知道怎么想的，自己在那批改作业带孩子，把学生干部当猴耍。作为大队长、班长、学习委员、体育委员的我，无奈成为了班上口才最好的一个。每次自习课上，我都会被老师叫到台上来娱乐群众。在短短的四年多里，我背下了《学京话》《戏迷传》《卖药糖》等一百来段传统相声，满汉全席的菜名是倒背如流，正背如流氓进澡堂子。

    于是，我有了倨傲的资本，过马路都开始不看车了。我藐视一切口齿不清者。藐视一切谈吐无趣者，藐视一切靠他爸爸的名字混饭吃的相声演员。同时，藐视那些连一个讲座也讲到令人昏睡过去十几次的教授学者……我还特意拐弯打听了一下，北大有没有因为一个人口才风华绝代而被破格录取的先例。

    岁月匆匆流过，终于，在我就快遗忘自己还有超人的天赋时，有人突然邀请我去做讲座了！这是人生里程碑式的纪念日，我成竹在胸，穿着最喜欢的衬衫，带着打了一中午的腹稿，又站在了众目睽睽之下，面前是久违的麦克风。啊，多惹人怀念的目光啊——一双双求知的眼睛，带着姑娘的芳香，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柔情……可是，轮到我开口时，我听到了一个苍老走调的声音，仿佛跳出身外，在厅内回旋飘荡。我走神儿了，童年的一幕幕涌起，我的脑子开始变沉，开始被另一种沉思占用，但是嘴巴还是开合开合，我陷入了梦境，我见到一个姑娘在傻笑，见到一个编辑起身去上厕所，见到所有人眼里里怀着怜悯，看到一个同事把脑袋插进了裤裆里。

    ……

    后来，我在一阵安慰的掌声里，回到了现实人世。看来，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像希特勒一样挥斥方遒的帅气的人渣了。我安慰自己同时用小刀在办公桌上刻上了一条：永远不要给人讲座了。

    以前我不懂，韩寒同志为什么在博客上写了那么多“不”呢？不干这不干那，如今想来，那都是一道道经历挫败之后的疤痕呐——涛哥、咏哥，让我们建立一个互助小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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