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扇哲学与班婕妤
班婕妤，西汉末期人，出生于雁门郡楼烦。楼烦原是古老部落的名称，春秋战国时与林胡和东胡合称“三胡”。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将“三胡”击败，楼烦人被驱赶到草原上逐渐消失，但作为地域名称一直沿用。班婕妤是古代才女，西汉时的楼烦指今朔城区，所以，也可以说班婕妤是朔州“史上”以辞赋见长的最著名女作家。
公元前48年，班婕妤出生在一个封建士大夫的显赫世家。其实，这样的说法并不严谨，因为婕妤是宫中女子的称谓，当时宫中伺候皇帝的女子分“后”“妃”“嫔”等级别，“婕妤”为“嫔”之首，她叫什么名字史料没有记载，实无考证。要么说封建糟粕，皇帝有个三宫六院七十二妃都合法。用现在的眼光看，“妃”就是“二奶”，“嫔”就是“三奶”，妃嫔都不止一个，班婕妤能理解为“班三奶甲”。
班婕妤是优秀女作家这一点没有什么争议，后世多有赞誉。梁代钟嵘的《诗品》指出：“《团扇》短章，辞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并且评价说，在她生活的那个世纪，班婕妤堪称最完美的女人。她写了不少作品，还出过书，《隋书·经籍志》载，书名叫《成帝班婕妤》，可惜遗失。留下来的只有三首，最有名的是《怨歌行》，又名《团扇歌》《怨诗》等。《怨歌行》自成一派，视作宫廷哀怨诗歌的开篇之作。
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
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
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
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这诗用团扇来比喻失宠的女子，抒发了其幽居深宫的郁闷和哀怨。扇在被人需要的时候就“出入怀袖”，不需要的时候就“弃捐箧笥”。在后代诗词中，团扇几乎成为红颜薄命、佳人失时的象征。如唐代王昌龄的《长信秋词》：“奉帚平明金殿开，暂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清代纳兰性德“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也是因为用了该典故，成为传世之咏。
团扇的用于弃，如同“扫帚”的命运，真还是个哲学命题。
给领导当秘书十有八九以后都成了领导。2013年有媒体统计全国地市级书记两成有秘书履历。再要往下探究，这些秘书以生活秘书居多，与我们一般理解的，一说秘书便是写材料的大相径庭。近代以来，要说写材料写得好的，毛泽东秘书胡乔木、田家英，蒋介石秘书戴季陶、陈布雷，当属魁首，无人能及，遗憾是他们四人三个自杀。
写材料实在是一个苦差事。“睡得比狗晚，起到比鸡早”，用在写材料人身上还是有点不及。“睡晚起早”基本是消耗体力，写材料除此以外，更折磨人的是精神和思想上的煎熬。女人生孩子难也总归有，丑俊男女生出来就是功劳，而写材料写不出个子丑寅卯，别说功劳，连自己都觉得好像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羞愧、自责，忙不迭投入到三番五次修改当中，等终于交代了，还得发自内心一本正经说，领导就是有水平！
现实生活中，搞文字的连“秘书”都不敢自称，低声窃语说写材料的。一听说写材料的，外人基本了解个大概：头上没毛居多；经济基础薄弱；政治资源缺失。
写材料的大致像扫帚，用的时候出来扫扫，用完了就立在门后。打扫厅堂是为了干净，在舒适的环境里，主人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或者迎接尊贵的客人，在这种高雅荣耀的场合，扫帚是万万无人想起的。久而久之，越阳光的地方，扫帚反而不习惯，自然而然会找到类似的“门后”的犄角旮旯，自我安慰说，家里最值贵的东西总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看到扫帚戗毛乍刺，主人会时不时提醒，放到我这儿，即使看不到也能听到，也算历练，倘若放到厕所看你咋样？扫帚时刻铭记自己的三个先天条件，更为可怕的是后面有无数个扫帚排着队，喊着口号等候多时。这种“飞蛾扑火”的道理，有文化有思想的写材料者不是不知道，他们义无反顾前仆后继扑向被烧焦烧毁的烈焰，是生活的需要，更是一种价值观的使然。
团扇和扫帚昭示的是千百年来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首先千里马“三龄一历”要真实，要有真本事。就伯乐而言，对千里马赏识、大胆使用固然是好，但做到继续栽培完善，妥善安置真不容易。在千里马和伯乐这一关系中，伯乐一直处于主动一方，与千里马也是领导和被领导关系。自古以来，忘恩负义的千里马遭人诟病视作不耻，而朝三暮四嬗变无常的伯乐却很少有人责备。
班婕妤不仅貌美，而且多才多艺，懂音律、博学识，《列女传》说她“贤才通辩”。那时，年轻的汉成帝还没有见过“巫山的云雨”，为了与班婕妤形影不离，特别制作了一辆较大的辇车，以便同车出游，但却遭到班婕妤的拒绝：“看古代留下的图画，圣贤之君，都有名臣在侧。夏、商、周三代的末主夏桀、商纣、周幽王才有受宠的妃子在座，最后都落到国亡毁身的境地，我如果和你同车出进，那不就跟他们很相似了吗？”王太后听到这个故事，对左右说：“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樊姬是春秋时代楚庄公的夫人。楚庄王即位时，喜欢打猎，不务正业，樊姬苦苦相劝，效果不大，于是不再吃禽兽的肉，楚庄王终于感动，改过自新，勤于政事。后来又由于樊姬的推荐，重用贤人孙叔敖为宰相，三年称霸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千里马和伯乐，这对关系中，两个看似步入良性轨道的因素，往往变化的是伯乐，其实大多数变化的也是伯乐。
《资治通鉴·汉纪》引用班婕妤侄儿班彪评论成帝的话：成帝喜爱修饰，注重仪表，坐车或站立，不向内回顾，说话不急，不指指画画，临朝时仪态深沉、平静，像天神般尊严，正所谓肃穆温和的天气之容。成帝博览群书，融贯古今，对臣下直率的言辞，也能宽容接受，公卿们的奏议，他也可依照去做。正逢承平之世，上下和睦。然而，耽于酒色，被赵氏秽乱于内宫，外戚擅权于朝廷，说起来令人叹息！
可惜汉成帝不是楚庄王。原本非凡的成帝走了下坡路，他的代价就是葬送了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延续近200年的刘汉王朝。
“环肥燕瘦”中“瘦”专指“秽乱于内宫”让成帝神魂颠倒的赵氏赵飞燕。她有个妹妹叫赵合德，真是“有福同享”的好姐妹，经她介绍，成帝十分痴迷于赵合德，得到后激动不已，说终于找到“温柔乡”了，并且感慨作赋：“宁愿醉死温柔乡，不慕武帝白云乡。”用通俗的话理解就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伯乐”对这两个“千里马”既重用也抬举，册封赵飞燕为皇后，赵合德为昭仪（妃首位，地位仅次于皇后）。
班婕妤深知自己没有飞燕起舞绕御帘的轻盈，也没有合德入浴的妖娆妩媚，不情愿也得退出，事实证明聪明的班婕妤再次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成帝死后，她又去为其守陵，孤独终老，享年50岁。晋朝顾恺之《女史箴图》中，描绘了班婕妤与汉成帝同乘驾舆的情景，把班婕妤的品行作为普天下女子以此为鉴的典范，成了美好妇德的化身，她也被后世誉为“中国古代最完美的女人”。
班婕妤很像作家手下的女一号，将女性的优点集于一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司马光说，光有爱，没有忠，爱而不忠是仁义的大害。“生死相依”的爱，“从一而终”的忠，时至今日，当不少女士徘徊于爱与忠的天平力求验证“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2000多年前的班婕妤早已上演了爱且忠的仁义大剧。从班婕妤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晋北女人的脾气、性格和聪慧。她们善良正直，不粗俗，也许与所处地域缺水多旱有关，即使有倾国倾城的容貌，也不屑施展轻浮媚俗的本事。
成帝死在赵合德的身上，群臣都认为是她的罪过，赵合德无奈服毒自尽，终年38岁。成帝死后，赵飞燕又苟活了6年，44岁时被逼自尽。和班婕妤相比，姊妹俩很是风光了近10年，留给后人也有名有姓，只是一说起赵氏姊妹，便是红颜祸水的代表，反面人物的典型。
后人分析，班婕妤美貌才智俱佳，为什么输给了赵氏姊妹？有人说，班婕妤输在太拘于礼法，太规整正经，撂不下来身份。还有人评论说，班婕妤对自己的定位没有找准，皇帝娶老婆，不是娶老师，要的是轻松快活，不是讲经说法。
我认为，上述理由也对，但不全面、也不深刻。三个千里马，一个伯乐。伯乐喜欢什么样的千里马，这个很重要！千里马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伯乐的评判标准，换句话说，伯乐的评判标准就是千里马的发展方向。班婕妤失宠的根本原因是“伯乐”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一个“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的“伯乐”，哪会需要才华横溢思想独立的千里马？要得到他的赏识，就要使出浑身解数迎合他的嗜好，就要成为他所需要的“人”，他所向往的“物”。成帝不需要才华出众的“千里马”，需要的是风情万种卖弄风骚的“哈巴狗”。谄媚逢迎，丧失自我，自不是千里马所想所为。从这个角度看，三个女人都是受害者，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班婕妤能得到那样一个结果，说明班婕妤还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理当点赞。
《春天里》的关露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
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
没有信用卡也没有她，
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
可当初当我是那么快乐，
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
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
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
还记得那些寂寞的春天，
那时的我还没留起胡须，
没有情人没有礼物，
没有我可爱的小公主，
但我觉得一切没有那么惨，
虽然我只有对爱的幻想，
在青春在夜晚在风中，
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
凝视着此刻烂漫的春天，
依然像那时温暖的模样。
我剪去长发留起了胡须，
此刻的苦痛都随风而去。
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
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
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
我的眼泪忍不住的流淌。
如果有一天，
我老无所依，
请把我留在，
在那时光里。
如果有一天，
我悄然离去，
请我把埋在，
这春天里……
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春天里》的歌词。这首歌是这样介绍的：“听到了汪峰自醒式的回忆和对生命的忧虑，他甚至大胆地用极度暗哑而绝望的声音，来营造和万物苏醒的春天的巨大反差，这一切听起来都充满了震撼，正是这直面的寂寥，却透出了难得的真诚和勇气，在漫山遍野的绿色中感受到了巨大的荒凉。”
歌是歌，生活是生活。汪峰词写得好，歌唱得不错，生活也洒脱滋润。
春天里来百花香，
郎里格郎里格郎里格郎，
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
照到了我的破衣裳，
郎里格郎里格郎里格郎，
穿过了大街走小巷，
为了吃来为了穿，朝夕都要忙。
郎里格郎里格郎里格郎，
没有钱也得吃碗饭，也得住间房，
哪怕老板娘作那怪模样。
郎里格郎里格郎里格郎，
贫穷不是从天降，
生铁久炼也成钢，
只要努力向前进，
哪怕高山把路挡。
郎里格郎里格郎里格郎，
遇见了一位好姑娘！
天真的好姑娘！
不用悲，不用伤，
人生好比上战场，
身体健，气力壮，
大家努力干一场。
这是一首久违了的老歌的歌词，歌名也叫《春天里》。它是20世纪30年代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歌，当时家喻户晓，大街小巷广为传唱，它的流行程度一点不亚于上一首《春天里》。词作者是出生于右玉，与丁玲、张爱玲并称“民国三大才女”的关露。
不难看出，歌词充溢着活泼、乐观和积极向上。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你了解关露的身世和经历后，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两首歌名一样的歌曲，所要表达的意境与作者经历“对调”反而更为恰当。
越有故事的人越沉静简单，越肤浅单薄的人越浮躁不安。她的厚重让阅读她的人喘不过气来，让她自己只能自我了断。
关露，风靡银屏谍战悬疑剧《风声》《旗袍》等影视作品的原型之一。在她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人生阅历中，与右玉的关系仅是“1907年7月出生于山西省右玉县”，我曾多次去右玉探询她的出生地址，并与当地文化人士了解她的家庭些许传说故事，结果一无所获。
关露原名胡寿楣，取自古谚“生女当可壮门楣”。父亲胡元陔，河北宣化人，母亲徐绣风，江苏六合人。胡元陔在晋北一带做官，随父所愿，右玉出生的女儿用她的青春和生命书写了“壮门楣”的悲壮人生。1909年，太原居住时，妹妹胡绣枫出生。1914年，7岁的关露在南京姨妈家暂住，1917年回到了太原。在有限可查的资料里，关露与右玉，甚至与山西的交集确实不多，但这并不左右她对这块散发着浓郁淳朴气息土地的感情。后来，她在自传体小说《新旧时代》里这样描述太原：
在中国的北部，在许多素朴而美丽的城垣中有那么一个地方，那里，春天里有雪，秋天里有飞到南方去的乳雁；早上有赶着大车，从郊外到城垣里去的，戴着毡帽的运货者，夜里有顺着步伐的音节的骆驼的铃声。有生长着青苔跟野草的破旧的城垛，有映着夕阳，铺着红色泥沙的古道。在我的幼年，人家提到那地方的时候，都叫它太原。
1919年，关露随母离开太原，直到1958年下半年第一次出狱后，为了写小说《党的女儿刘丽珊》，她来到主人公牺牲的雁北灵丘县。在给妹妹的信里，她说：“去雁北旅行很有收获。”这也是关露一生中除了出生外，与雁北仅有的一次“亲密接触”。
尽管如此，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关露的敬仰。
纵观关露一生，她的身份主要有三个：著名作家、红色间谍、无罪囚徒。然而作为女人，她是不完整、不完美的，她没有结过婚，没有合法的爱人，没有留下子嗣。三个身份的本色出演她是那样优秀，就连10年的冤狱、43年的“汉奸”骂名，她都默默承受着，没有说过一句怨言。
著名作家关露扎实的文学功底和对文学的兴趣来源于母亲的言传身教。自10岁父亲去世后，关露与妹妹在母亲的拉引下开始了流离失所的浪迹生活，“再穷不能穷教育”，思想通达、精通古文和英文的母亲不管在生活多么拮据的情况下，都没有放弃女儿上学，每天晚上坚持辅导四书五经，甚至要求通背整段整篇的古文。母亲常对女儿说，要好好读书，有了知识才不会受气。将来不愿意结婚也可以，但一定要有本领。关露牢记母亲的教诲，学习非常刻苦。1930年，24岁的中央大学学生关露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余君》。
1932年，关露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当时的“左联”就是进步思想和先进文化完美结合的“象征”。鲁迅先生是旗帜人物。年轻、热情、有追求、富有文学梦想的关露不加入“左联”似乎有悖常理。她的直接领导就是已经名声大噪的丁玲。关露的才华得到了丁玲的赏识，第一次见面，面对不好意思的关露，丁玲直截了当说：“你可是我们的大诗人，怎么不认识？”后接替被捕的丁玲，成为“左联”创作委员会负责人。1936年，代表作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问世，引起不小反响。同年撰写电影主题曲《春天里》歌词，风靡一时。1938年着手写自传体小说《新旧时代》，1939年冬，受党派遣打入汪伪核心机关。期间，她参加了中国诗歌会、中国文艺家协会，是文坛上的活跃人物。应该说，关露的一生，“左联”的这几年是她最幸福的时光。
她的作品，不论叙事还是抒情，不见颓废乏味，有的是深刻和力量。《风波亭》这样写道：
你叹息着破壁阴冷，
你叹息着屋瓦飘零。
你有亡国的惊心，
你有江山的遗恨。
你本来是一个宋宅的凉亭，
却受了强盗的奸淫，
变作了敌人的私禁。
在一个吹着凛冽的暴风和
雪花四射的午夜，
在半明不灭的残灯里，
你竟作了问罪的公庭。
……
犬马和马蹄都没有了声音，
在皮鞭和火练的下面，
施展了“爱国有罪”的审问。
下面跪着的是岳武穆，
上面坐着的是秦桧——卖国的奸臣。
解放后，她写了小说《党的女儿刘丽珊》，由于不断的审查，两次入狱，几十万字的文稿丢失了一半，始终未能与读者见面。
情节的曲折，不寻常的逻辑推演，人性的极限扭曲，以及对人的长期临界考验。此后的43年，她的经历比她的任何一部作品都真实动人，让人瞠目结舌。再超级的文学巨匠，也写不出无中生有、声情并茂的交代材料。
红色间谍1939年冬天，关露接到上海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的通知，去香港见廖承志。在香港，关露当面接受了廖承志和潘汉年的任务：在汪伪头目李士群身边“潜伏”。本来，妹妹胡绣枫与李士群有交情，当然李士群也认识关露，组织上是安排胡绣枫去的，可她在解放区有事走不开，推荐了关露。为此，胡绣枫为姐姐的不幸遭遇和自己的举荐抱憾多年。
更为重要的是，关露是一名在“左联”工作的中共党员。
阳翰笙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候，参加了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无异于参加了党。”而茅盾先生当时就批评说：“中国左联自始就有一个毛病，即把左联作为政党似的办。”今天的学者林贤治则说：“共产党方面的某些领导人（当时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当道）出于政治的需要，或是职业的习惯，几乎一开始就像对待完整的政治组织那样对待左联，极力把它变成秘密组织，要求作家参加游行集会等活动，忽视了它作为文学团体的特殊性质。于是，左联也就有了‘第二党’之称。”关露在“左联”的表现可谓又“专”又“红”，她那句“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的心声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提出的。由此，她也赢得了“民族之妻”的称号。“民族之妻”多么高大厚实的荣誉，一语成谶，她把她的一切都献给了这个民族。
领受任务时，廖承志和潘汉年一再嘱咐：一是少说多听多看；二是以后有人说你是汉奸，你不能辩护。
当时，国、共、日、伪四方关系复杂微妙，关露的公开身份是中学教师，为了工作，她处心积虑周旋于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环境。在遭受同志们误解和冷淡，承受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关露出色地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时为华中分局组织部长的曾山曾说：“由于关露成功策反了李士群，他将日本鬼子的‘清乡’计划通知了我们；他保护、释放了一批被铺的共产党员；我党重要干部通过封锁线时，李士群帮助办理了通行证，并指示让路；掩护新四军运输大米、医疗器械、药品等物质进入根据地等等。”
1941年底，关露将特殊使命移交，回到了解放区。
1942年春天，受组织派遣，关露担任日本人主办杂志《女声》的编辑，这也是关露间谍生涯的第二个核心工作。任务是：通过这个平台，打通与日本共产党的联系，设法搞到日军情报。当时已是日军统治的上海，文坛荒芜，关露利用工作之便，将《女声》为我所用，她大胆采编进步的稿件，开辟一片园地，进行韧性宣传。
1943年8月，经组织同意赴日参加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她的名字和照片公然刊登在报上，就像往火上浇油一样，“汉奸”的火焰炙烤着关露的身心，也让她的“汉奸”之名有了铁证。出任《女声》主编四个月后，日本投降。
无罪囚徒1982年12月5日，寒冷的冬季，北京郊外的一间小屋，关露服用过量安眠药走完了她76年的坎坷人生，她没有等上属于她的春天，陪伴她的是一个没有温度的塑料娃娃。同年3月，中组部做出了《关于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43年忍受屈辱等待的目的就是一张纸，两个字：公道。能使关露留恋的确实不多，等上了也就能走了。去世前几年，她把几乎所有的积蓄都用来修建房子，好友杨沫都不理解：总在造房，造房。造好了，给谁住呀？殊不知，可怜的关露一生都在找寻“家”的感受！小时候，孤儿寡母流浪没有家；上学时，一直借宿不是家；年轻时，卧榻之侧不算家；中年时，牢狱进出半个家。老年的关露，修“家”就是让自己寂寥的精神世界有个安稳的归宿。
1955年6月因受潘汉年冤案牵连，关露第一次入狱，1957年3月出狱。1967年7月第二次入狱，1975年5月释放，政治历史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前后狱中生活近10年。
下面是有关关露狱中的两段文字。
其一：审讯人员揪起她的头发，当胸就是几拳，关露被打得脑袋发晕眼睛发花。
其二：出狱后，她告诉好友，秦城监狱里面生活不错，有抽水桶，有图书馆，有时还可以散步。
关露呀关露，在文学的世界里，你是那样地充满力量；在现实的藩篱里，你是如此地柔弱，让读你的人心生不尽的感慨。
在悼念关露的座谈会上，丁玲动情地说：“社会主义应当像这间屋子充满阳光，但是阳光照不到她。”
任何具体问题都要放在更大的背景下去看待，悲情的关露折射着一个悲情的社会画面。
当初安排关露“潜伏”任务的是中共上海对敌地下斗争和开展统战工作的负责人潘汉年，按说领导健在，还能说不清？但恰恰是领导也难自保。在关露第一次被捕前两个月，1955年4月，时为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进京参加党的八大，被秘密逮捕审查。原因是私会汪精卫。1943年年初受中共华中局代理书记饶漱石尽快搜集日军“扫荡”确切情报的指示，潘汉年急于了解情况，被李士群挟持到南京会见了汪精卫。由于种种原因，潘汉年一直没有向组织汇报“会汪”一事。用潘汉年自己的话说是“小资产阶级的爱面子和个人英雄主义作祟”。这一礼节性的见面，毁掉了潘汉年的一生。
12年后，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下，潘汉年向中央书面汇报“会汪”，自认受了蒙骗的毛泽东当即批示：“此人以后不可信用。”从1955年4月到1977年4月，潘汉年被他殚精竭虑服务的党关押了整整22年，最后在湖南一改造农场，带着“永远开除出党”，含冤病逝。陈云、李克农与潘汉年交往多年，私交甚好，得知潘汉年去世后，一向持重的陈云在有关潘汉年的材料写道：“潘汉年案不翻，我死不瞑目。”
潘汉年与关露一样，都没有后代。有生之年，他没有看到一丝给个“公道”说法的迹象。官比她大，关押的时间比她长得多，用世俗的眼光看，关露似乎存有一种凄苦的心理平衡。
不算分外的反思
“关露们”的身世是一幕幕不该发生的系列悲剧。反思是为了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腹中空空，囊中羞涩，心里还挺沉重。好在先贤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依据，自己还是一名共产党员，沉重地想想也不算分外之事。
历史需要接地气。我一点不怀疑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但伟大不是“高大全”，承认瑕疵也不影响它的历史地位，反而让我们更加客观地了解党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不寻常之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军逐步占领大半个中国，汪伪得势。按理说，中共与国民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与汪伪政权水火不容，中共又怎能安排关露以共产党身份打入汪伪内部？其时国、共、日、伪四方之间的特工相互渗透，暗中“勾肩搭背”也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只是碍于大的形势不挑明而已。
史料显示，中共情报机构与日本情报机构也有过卓有成效的交往。潘汉年经组织同意与日本战略情报机构“岩井公馆”及其主持人岩井英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岩井公馆将搜集到的汪日勾结、国民党动态、外国对华态度等情况提供给在香港的中共情报机构，中共情报机构则定期为岩井公馆提供以大后方情况为主，包括国共合作，美、英、苏在香港和重庆的活动情况。一个时期，“岩井公馆”甚至每月供给2000港币作情报费用。
特殊时期，相互利用，各取所需，是情报战场特殊的政治游戏和智慧角逐。这也是关露在接受任务时，潘汉年一再叮嘱“以后有人说你是汉奸，你不能辩护”的根本原因。关露用43年的沉默践行了自己的承诺。
再如我们历史教科书里阐述抗日章节，国民党抗战的内容十分有限。近年来，对国民党的正面抗战有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有一组数据，国民党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将士达300万余人，其中将军就有200多位。
一个成熟的政党需要客观公正的历史，证明自己博大包容的胸襟和善于把控复杂局势的能力。
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这是《红岩》作者、重庆“11·27”大屠杀为数不多的幸存者——罗广斌出狱后所写“狱中八条”第三条的内容，也是革命先烈用血和泪凝结的嘱托。他们的反思发人深省。具有讥讽意味的是，罗广斌当年在大屠杀之夜成功脱险的经历，竟然成了让人不放心的历史疑点。“文革”中《红岩》被诬蔑为“叛徒文学”，1967年2月10日，遭受几十个小时不间断轮番逼供的罗广斌坠楼身亡，时年42岁。罗广斌没有死在敌人严刑拷打的牢笼里，却死在“同志们”丧失理性的淫威下。
1975年年底，毛泽东要求邓小平只要明确表示拥护“文革”就被重用。事实上，如果邓小平听从周恩来和陈云的劝告，屈服于毛泽东的压力，也许能避免他第三次下台，但是当时处境艰难、前途未卜的邓小平没有屈服。宁愿永不续用，也不承认“文革”。史学家后来这样评价：邓小平在1975年底对自己的所支持的事拒不认错，使他在1977年复出时拥有了一个十分牢固的起点。我读邓小平这段历史心生钦佩，不禁感慨说，真是厉害，与一师长交流时，他认真地说，是伟大！
用有效科学的制度管人说事，而不是依靠个人意志。这条路，我们走多远才算是个头儿、付出多少才算交够学费？曾为关露的恋人，新中国成立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炳南曾说：“让一个已经驰名的左翼作家去当文化汉奸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现在看来，这样的安排是不妥当的。”
记得有人说，作家应该与政治混得很熟，不应该与政客混得很熟。要我说，作家应该与文字混得很熟，不应该与政治、政客混得很熟。潘汉年、关露都是出身书香门第，都属文化人，以文起步，都是根据党的指示转入地下工作，最后都进了自家的监狱。
究其原委，大的形势客观存在，主观上则是知识分子固有的秉性酿成的苦果。潘汉年的“会汪”事件、关露赴日参加“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将知识分子文人习气的两面性充分表现出来。一方面，他们有感悟人类真善美的职业气质，能够坚守内心深处忠孝义节的底线，自古以来，文人变节者远远小于武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个人英雄情结较为严重。不管在多么复杂的环境下，极力表现自己能力的欲望不会有丝毫的收敛。这一点潘汉年后来自己也承认。关露在日军投降前，还出任日本主办杂志《女声》主编，日本之行也十分活跃。
这样的素质对文学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对政治家来说是致命的大忌。文学家还是离开点政治为好。
阁老王家屏
晋北地域广袤，多民族杂居共处生息繁衍，现两地人口500万之多。在巍巍恒山之侧悠悠桑干之畔，有一人物在历史长河中闪烁着熠熠光辉，他就是担任过明朝万历期间内阁首辅的王家屏。王家屏是晋北屈指可数担任柄国宰辅的文人之一，他不仅成为这一区域的文化“符号”，也代表了从尚武到文武并存的传统基因的转变。
因为稀缺，所以神奇。他的出生如同众多帝王将相一样，传说故事、奇怪现象都有记载。史志、坊间尽管说法很多，但都有鼻有眼，就像真的一样。《云中郡志》记载：王家屏出生前“娠有贵征，生负异资”。《明·山阴县志》解释说：“公未生，石溪公（父亲王宪武）梦一绯衣抱玉童自碧霄下。”意思是说，在王家屏出生之前，其父梦见一个穿红衣服的人怀抱仙童从天而降。县里有个董姓先生善于相面，看了王宪武的面相说：“您凤目龙须，定当家出贵子。”
另听同乡传说，王家在居所山阴城（今古城镇）一带很有名气。王宪武资质脱俗，志趣高洁，宽仁孝悌，操守方严，一句话——德高望重。古城镇位于孕育了雁门关外古老文明——桑干河的南岸。有一年，桑干河畔长出了一对并蒂的花果，枝茎日益粗壮，花蕾含苞欲放，而且香气袭人，十里八村的人们都来观看，乡亲们愈发视为珍宝，不舍得被人破坏，一致推举王宪武为养护“宝物”的第一负责人。一天，从南方来了个说话饶舌的人，说是慕名而来，乡亲们称之为“侉子”。“侉子”看了那个宝物后，软缠硬磨住在王宪武家就是不走，王家仗义疏财，便留了下来。一来二往，王宪武发现“侉子”为人正直，聪明过人，惺惺相惜就成为“哥儿们”。“侉子”欲花重金买下“宝物”，等花果成熟后带走，王宪武欣然应许。眼看着包裹果实的枝叶一天天舒展开来，香气异常扑鼻，不料，“侉子”突然接到家里有急事的消息，寝食难安，与王宪武商量，一定等他回来，同时将定金给了王宪武。
“侉子”没走几日，花朵凋谢，两颗果实成熟落地，王宪武急忙抱回家里交与夫人，千叮咛万嘱咐妥善保管。夫人喜爱至极，每天拿出端详好几回，一次，夫人实在按捺不住食欲的诱惑，便把两个果实吃了下去。过些时日，夫人自觉有了身孕，于是将偷吃果实的事情一并说给王宪武。原来，自夫人过门几年，一直没生下个一男半女，王宪武也不纳妾，王家香火岌岌可危。王宪武听后，将偷吃果实的事情抛之脑后，只顾自己乐呵。“侉子”还是来了，王宪武坦诚相待，把事情原原本本一五一十说了个清楚。“侉子”也是明白人，说事已至此，客气的话就不要说了，如果嫂子生了一个，我啥话不说掉头就走，要是两个，第一个出生的，我要抱走领养。果然，夫人生了两个男孩，“侉子”抱走了老大。当地人说大的就是后来的“张居正”，小的就是“王家屏”。
传说尽管有些荒诞，但也折射了王家屏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
王家屏出生在明嘉靖1535年，张居正出生在1525年的“南方”湖北江陵。张比王大整整10岁。1570年，是历史上著名的开启民族融合的“隆庆议和年”，这一年，作为北方前线的晋北人耳闻目睹了颇具戏剧性“由战到和”的来龙去脉。另一个晋北老乡也在朝廷权力核心的外围开始了自己的“表演”，35岁的王家屏就任翰林院编修。在促成“隆庆议和”的过程中，内阁首辅高拱、内阁成员张居正都是重要的决策者，对事件有着绝对的“话语权”。而此时的王家屏明知远在千里之外的父老乡亲，包括自己的兄弟姐妹对和平的渴望是那样的急迫，事实上自己又是那样的无能为力。
时为“史官”的王家屏认真负责、一笔一画做着自己的事情。高拱胞兄高捷在地方任职时，向权臣赵文华进行了贿赂，王家屏如实将事情书写在册。高拱就此事特意向王家屏示意稍微隐瞒。王家屏不予理会，坚持己见。
第一次与权贵抗衡，王家屏凭着“正直”赢得了人气。
5年后，1575年，40岁的王家屏担任经筵日讲官，陪侍皇帝以及皇子皇孙讲论经史。人们经常说的“三代帝王师”也就来源于此。王家屏又凭着“才学”赢得了领导、同事赞誉。这一点王家屏有着过硬的基本功。史料记载，他自幼聪慧，“谈谑巧捷，四座尽倾”。“凡为文，不属草，含毫沉吟，一挥而就，闭门散帙，不闻诵读声，过目辄不忘。”
1582年，58岁张居正去世，而48岁的王家屏还在当他的教书先生。当张居正权倾朝野的时候，王家屏没有混迹于攀高结贵的人群中，他既不登门造访，也不行贿送礼；当张家被消爵夺封的时候，他多次上疏，为张家后代解脱。
1584年，也就是说在给君王当了10年的老师后，50岁的王家屏入阁辅政。10年期间，王家屏亲历了张居正从1572年起主政朝纲10年的辉煌时刻，也目睹了张居正大红大黑的政治命运。非常有意思的是，大多数人跟着张居正苦读“政治经济学”，最后赔得血本无归，王家屏却在张居正身上加个分。随着分数的不断累积，他凭着“智慧”进入了掌控帝国运转的核心。
每一次“阅读”王家屏，读到这里，我都特别兴奋、过瘾，并被他的神采深深折服。一个操着浓重山阴口音的老乡，在帝国的最高殿堂，面对的是人中龙凤、国家精英，引经据典、激昂文字，那是怎样的一种气势？！这种对地域文化的自尊和自信来源于自身足够力量的积蓄，而这又是多么不容易。
到1592年58岁辞官回籍，王家屏除了其间丁忧，实际在阁辅政4年7个月，担任首辅9个月。辞职的原因是著名的“争国本”事件，内阁群臣按照祖训意立皇长子为太子，万历皇帝想立的没有与大臣吻合，所以一拖再拖，悬而不决，大臣前仆后继与皇帝展开斗争，遭免职惩处的不计其数，王家屏几次上疏，甚至说，“由此观之，误国于罪者，非臣而谁？”无奈，辞职罢归。
20世纪40年代浙江大学训导长费巩说过这样一句话，至今言犹在耳：“骨鲠之士太少而阿谀之徒太多。取巧者多，憨直者少；看风转舵者多，硁硁不屈者少。”武死战，文死谏。王家屏就有这样的胆识和“耿气”。
回到家乡后，王家屏兴教办学10年，1603年，68岁去世，期间他身体力行增进高尚明达的士风民俗。王家屏的仕途展示了中国古代士大夫从文得意成为政治家，失意政治家再次从文的轨迹。
有资料说：“为促进皇帝早立储君，王家屏继续以辞职回乡来感化之，结果以愚忠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显然，此种观点把辞职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个人认为，它既低估了王家屏的政治智慧，又不符合王家屏的思想秉性。
这样一个“经术宏深”，对官场谙熟，对领导脾性了如指掌的人，他不会拿“辞职”当成经略政治的伎俩，也不是对朱明王朝彻底失去信心的反应。之所以这做，原因有二：
一是无奈。面对荒怠的领导、复杂的环境，除了苦口婆心规劝告诫，实在没有其他积极的应对措施，思来想去，没有比“退出”更好的办法了。近日读美国学者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期间说到华国锋时，引用了1976年4月美驻京联络处主任盖茨在华接见后，得出的结论：“（华）是耳聪目明却平淡无奇的人，他的突出特点是谨慎。他没有表现出丝毫超常的智慧或魅力。华看起来是个理想的过渡人物，在内政外交领域都不可能采取不同寻常的举措。”而对邓小平，作者写道：“他对权力纯熟的使用、恢宏的想象……，那种英雄般的革命经历，宏大的历史眼光，解决问题的稳健意识以及他的沉着和自信。”
事实上王家屏更像前者，而缺少的是正是后者所拥有的。
二是个性使然。《明史》列传中评价王家屏“性忠谠，好直谏”。从前面与高拱、张居正的交往中，我们不难看出王家屏不是投机钻营的文侩，不是拉帮结派的政客，不是不懂，而是不屑。有什么样的经历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王家屏能当宰相，靠的是“正直”“才学”和“智慧”。政治家必备的谋略和手段，他自认为不是他的长项，所以他学不会，也不去学。“进无隐情，退无私客，解官而返家，徒四壁萧然寒儒。”我就是一儒生，王家屏虽位高权重但对自己的认识却非常清晰。
此外，王家屏从苦寒的晋北塞外成长起来，为人处事有着“君子固穷”的朴素的农民意识的影子。在黑暗的政治环境中，他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与道德操守，安贫乐道，不随波逐流。
尽管如此，王家屏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反思的地方仍然很多，他的思想和作为挖掘的空间也很大。时至今日，“王阁老”对晋北人的影响依然存在。“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分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个化干戈为玉帛的经典故事，作者和发源的地方说法不一。假如和山阴人说起，他们会自信地告诉你，那就是说王阁老呢，山阴古城有个“仁义巷”，说的就是这个事。
王家屏的后人成立了研究会。有个叫王与甘的13世嫡孙，执着且儒雅，他考证《金瓶梅》的作者就是王家屏，写了几十万字的书，列举了很多证据。他说，作者叫“兰陵笑笑生”就是由本地方言引申出来的，兰陵，翰林（谐音）；笑笑生，小学生（当地称学生为崤xi佗o生），合起来就是：翰林小学生。我又重读了该书，晋北方言从始至终随处显现。毛厕，“走来毛厕里净手”（第十回）；吹打的，“只叫了六名吹打的”，叫将来，“他既是叫将来了”（第四十五回）；马爬，“李瓶儿便马爬在他身边”（第五十回）。等等。
如此的王家屏，让我们引以为自豪的理由太多太多。
一个完整的王家屏不该仅限于他的生平履历。他身后“惊涛骇浪”一浪高过一浪，历史上著名的“梃击、红丸、移宫”“晚明三案”接踵而来。远在东北的女真迅速崛起，将本已苟延喘息的朱明王朝彻底拖向覆灭。清代文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下过这样的结论：“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放在明末的大环境下看，王家屏的“退出”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人和人相处，有开始，有结束；有时疏远，有时亲密；有的一拍即合，有的貌合神离；总之，就像生活中的盐，过于交往就会齁咸，疏于联系又有些寡淡。其实这些都是表象，如果渐行渐远，往深了说，是对方在自己身上看不到希望。
有人说没有钱就没有魅力，没有漂亮就不会吸引，没有权就没有能力，这些都是短暂的、局部的、感性的认知，而且都好像与自己本身无关，其实问题还在自己。当不能满足物质欲望的时候，自己是不是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在精神世界里占据主流的是不是积极向上的元素？倘若连务虚的精神都不能满足，那态度是不是足够虔诚？暗自躲在角落里疗伤，调整后还说是命运的不济；是没有遇到伯乐，读不懂自己；是人家有条件早铺垫，凡此等等，那样只会再次踏上原先的老路，继续埋怨，继续冲动，继续找寻非自己的不是。而王家屏就是那位读懂自己的人。
明朝给了朔州人太多“表演”的机会。1592年，几乎就在王家屏罢官归田的同时，日本入侵朝鲜。1597年，被朝廷任命为总兵官的右玉人麻贵星夜启程，赴朝抗日……
延伸阅读
我也“怕”
早年听到这样一则故事。一位父亲临终前，对儿女们说，我再也不用“怕”你们了！孩子们面面相觑，很是愕然。儿子俯下头低声地问此话从何说起，父亲一字一顿：小时候怕你们饿着、冻着，就怕长不大；上学时，怕学习不上进，怕和同学打架闹别扭；参加工作后，怕你们在单位领导看不起，工作不顺利；成家后，怕夫妻不包容，不会过好小日子；既想让拼命工作，又怕你们年轻不注意身体；既想让经常回来看看，又怕影响你们工作……，现在好了，再也不用“怕”你们了……
其中的道理我也懂，那些年也就听听想想，觉得很耐人寻味。随着自己孩子的成长，这种感受和经历的事情相互印证，经常撞击着我的身心，让我疲惫并感慨着。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瞎胡感慨。
回头看，自己的学生时代好像刚过，不然，直到现在经常在梦境中还在考试，要么中考，要么高考，那几道“魂魄”般的数学题，如影相随，不知道还有没有解开的时候？
转眼，儿子也要上初中，时间还真像梦一样恍惚即过。择校、择班是这几年社会、媒体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在我生活的城市，这几个词仅仅还是个概念，至少不费劲。在今年之前我就是这样想的。一切皆有可能，越是想不到的，或者想到也不会发生的，越要警惕，这是教训。儿子上学的事，年初是做了预案的，被当作“天字号工程”来谋划、实施。如此重要的事情，家里一、二号人物空前一致：人财物全力支持！路线确定后关键是人。找谁？自然是在我的情商可能触及的范围里找最亲近、最可靠、最有能力的人。“喝酒”是铺垫，也是开始，接着再“喝”，再铺垫。喝多的时候，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抚着儿子的头说，接下来就看你的了！似乎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张贴公示的那一天，我都没去，这点小事孩子他妈送一送也就了了。不想几分钟后，娘俩带着哭腔在电话里说，没有进。我急忙问那个办事人，他说，这几天应酬多，喝多忘了！嘴苦，无言以对，自我打个圆场：“女婿是好女婿，那酒真他妈是个灰疙泡！”
老婆不断“央求”我，你再想想办法行不行？这一刻我多么想成为一个女人。
气愤归气愤，学还得上，在哪里上？这的确是个问题。
找谁？谁还值得信任？真是大伤脑筋。在手机通讯录一栏里，我依次找着人选，特别是那些很久不来往的，本来张不开口的，还有打算再也不联系的，我放下了仅有的一丝自尊，赔着笑，任凭对方如何说教。有的说凡事不可太执着，有的说咋早不说，有的说我太惜子，本该安排到外地上学。当然也有想办法的，最终结果还是：不好办！
夜深人静，辗转反侧。多年来，我对权力和金钱不视为粪土，也没怎么当回事。我开始痛恨自己的简单和无知，尽管不是为了我自己。“爸爸，不用求人了，在哪我都要好好学习！”我感动得差点哭出来，可惜那是梦境。
几个当老师的同学看我十分焦虑，出主意：开学没几天，不如去别的学校。老师的话要听，既是同学又是老师的话更得听。看情况只能这样，事实上也就这样了！
当学生也有十五六年，反思自己上学，从没有想到择校、择班这一类事情，那时也不懂。初中、高中，家里人不知道学校在哪，更别说开啥家长会。我深知，一个人以后出息与否跟在哪上小学、中学，甚至大学关系不大。但是我“怕”，我怕孩子像我一样，被那些杂七杂八的琐事消磨自己的意志、羁绊自己的志向。这种“怕”足叫人刻骨铭心。
记得我上高一，凡是住校的学生，校方都要求上缴粮票，全国粮票少一些，省级粮票多一些。尽管如此，家里还是想办法凑够了数量。粮票倒是有了，可饭做得实在不咋的。这些做饭的师傅，我想不是多年的光棍，就是老婆肯定跟人跑了。菜是煮熟的山药蛋，不管多大，一分四半儿，皮也不削，捞在碗里，碗底都能沉淀下泥土。蒸出的馒头除了散发着浓重的酸味不说，拿在手里，不是蓬松鼓起的形状，而是和尚的帽子——平不塌。有勇气的学生，从窗口递出，在手里上下翻腾了几下，顺势往食堂的墙上一垛，馒头居然“趴”着硬是不下。就是这样的馒头，我也舍不得扔掉。我甚至偷偷地将别人遗弃在桌子上的“平不塌”拿回宿舍，在灶火上烤一烤，权当深夜不错的夜宵。后来，我将此事说给一些人听，十有八九的人说我们家可真穷，而我想听到是人穷志不短之类的话。我不是炫“穷”，可我知道已经“穷”了，再“志”短了，那还有啥活头？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这是歌词里写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这是圣哲说的。
人的一生，不过百年。只要活着，就要经风雨，历寒暑，几人能见彩虹？古时皇帝都是“降大任”的人，从小专门让其“筋骨劳累、肌肤消瘦、使他做的事总不如意”又有几人？关于“文革”，至今仍有不同的声音。英国人麦克法夸尔（马若德）是为数不多的研究“文革”的外国学者。他所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我曾细读过，就事论事，一家之言。他认为，没有“文革”就没有后来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觉得自己很‘牛’是没有见识的表现”，谁说的不知道，反正我深信不疑。不疑。制度畸形，是非颠倒，经济濒于崩溃，文化教育遭受摧残，现在的繁荣就是那样孕育出来的？照此推理，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革”还得多来几次，来得更猛烈一些？民国时代的国学大师群星闪耀，吴宓、陈寅恪、梁漱溟、刘文典、钱锺书、沈从文、金岳霖等等，都是当之无愧的栋梁之材，堪称“国宝”级大师。他们早年成名成家，正值年富力强出成果时，被频繁的政治运动和无休止的“检讨书”“交代材料”所代替，以后即便有所成就也远不及当初。金岳霖，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曾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等名校，回国后历任清华、北大教授。毛泽东曾请金岳霖吃过四次饭，因为同是湖南老乡，专门给他夹过辣椒。最后一次，毛没有给他夹菜，听说金深居简出，还说了句“要多接触社会”的话。金岳霖当时八十高龄，非常惶恐，于是每天雇车到王府井溜达，坚持两年有余。毛泽东得知后笑道：只是玩笑，他竟放在心上。老人方才释然。不能不说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这样的磨难、这样的故事终是不发生的好。
“苦难磨炼一些人，也毁灭另一些人。”这是一个叫富勒的美国法学家总结的。搞法律的还算严谨，说法较为客观，也能站得住脚。
家国一理不是大话。人活着没有一帆风顺的，就是一介草民遇到的问题也一点不比有权有钱的小、少。所以，困难冷静面对是要的，不去总结反思，直接说成通往成功的桥梁纯属胡扯。到我这个年龄，孩子成长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家长能提供给孩子的无非两样：一是最大可能的充裕的物质条件；二是健康向上的意识形态。实际上人生的要义也不过在这两者之间来回摆渡，选择也就成了触及两极的航帆。所谓亲情、友情和爱情，用一定的物质来勾兑，似乎效果会更好一些。真话和真理有共性也有区别，没有真话的真理，很像镜中月水中花，看似耀眼实则误人误己。我从来不怀疑信念和坚韧的力量，有一定物质的支撑岂不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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