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凤凰阁一起建起的还有它右下方的千佛洞和左下方的道观，庙宇殿堂将原本不高且不大的北固山挤插得满满当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北固山聚集“儒释道”三方神圣，所以前来祭拜观瞻的人络绎不绝。
不管“盛世修庙”的说法是否准确，反正走到哪里，刚修好和正在修的寺庙实在不少，有的按“志”索骥，有的纯属应景。其实放眼晋北，名扬天下的古寺不乏其例：崇福寺、应县佛宫寺、恒山悬空寺、华严寺、云冈大佛等等。稍微留意，这些寺庙还是有些共性：一是大多属信奉佛教的场所，二是建造时间都在少数民族统治时期。崇福寺的主殿弥陀殿建于金代皇统三年（1143年），应县佛宫寺始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恒山悬空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五年（491年），华严寺始建于辽代清宁八年（1062年），云冈石窟始凿于北魏兴安二年（460年）……
《明·应州志》记载：“饭僧念佛，男女晓夜无倦。”《明·马邑县志》说：“信鬼好祈，犹不免西晋之故俗云。”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宗教在晋北广泛传播，由来已久。显然通过宗教，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就会形成文化纽带，潜移默化指导和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思想共识、信仰力量为深度民族融合提供了最为平和、最为容易的环境氛围。
石径禅院有这样几副对联：诚信取誉取信诚，厚德载福载德福；眼前无路想回头，身后有余忘缩手；你休耍鬼心鬼肠，我自有神头神脑。
那里地方偏僻，去的人也不多，但门上的每一副对联都很有现实意义，连佛门都不能自绝尘外，况且俗人？太圆满了，就不是人生；太多缺憾，又会让人对生命无所留恋。上帝总是掌控着一种微妙的平衡，既不会让人恶生轻死，能够在世间存活，也不至于对人生太过眷恋，而彻底翘首尘外。很多寺庙，供的是神、佛，其实说的还是人。
崇福禅寺
朔城区，史上称朔县、膳阳、马邑等。衙门的规制和机构属于县一级单位，所以县城不大，人口不多，又长期处于边疆之地，为数不多的古迹大多存留在县志的苦涩文字和老百姓口口相传中，然而在周边闹市不曾停息的喧嚣和历经朝代更替的影响下，红色的围墙将静与动完全阻隔，崇福禅寺独善其身。扩展来看，所谓文物古迹，庙宇居多，虽经自然、年代、战争等破坏，它们依然不倒，有的反复修缮，有的一直存在，特别是外族入侵，仅存的还是这些宗教的场所。一“修”，一“存”，背后显示的是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却有着相同的信仰，以及对信仰的趋同和尊崇。
崇福寺始建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明代《崇福寺碑记》这样记载：至辽契丹时，其地为林太师府署。统和间，地有灵光屡见，居人不安，复为僧居，因称为林衙寺。至金熙宗皇统间，开国侯翟昭度始建弥陀大殿。天德年，赐名崇福禅寺。弥陀殿是崇福寺的代表性建筑，匾额、塑像、壁画、雕花门窗、脊饰琉璃被誉为“金代五绝”，特别是壁画中的佛祖、菩萨，除了沿袭了唐代丰满飘逸的风格外，有的竟然蓄起了胡子。有胡子的佛像晋北还不仅此一处，应县释迦塔里一楼释迦牟尼的塑像，卷曲、高翘的胡子分外显眼，这与人们习惯了的慈眉善目、圆润干净的佛祖大有不同，佛陀戒律规定：不蓄长发、不蓄须髯。所谓六根清净，也就包括了毛发。结合就是创新，思想只有与实际结合才有生命力，宗教也不例外。佛教既迎合了统治者以道驭术的思想，又成为老百姓精神诉求的工具，特别是在少数民族统治时间较长的晋北，佛教超越汉语、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等，担负起高度共识的“第三种语言”，融和的多元性由此可见一斑。
弥陀殿中的“弥陀”，是阿弥陀佛的简称，信佛人的口头禅，表示祈祷祝福或感谢神灵。一句“阿弥陀佛”超越了民族、语言、信仰，是深度融合的开始。
佛教尽管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但与其他相比，与我们习惯的认知还有很大的区别：佛教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佛法是认识“心”的本性，佛就是“觉”，自觉觉人。佛的产生，佛法、佛经都是真实的存在，只是后人累加主观意愿将历史演变成传说，甚至神话。鬼和神都是指人死之后的角色转化，而佛是人活在当下的修行。这就是说，人们所说的“求神拜佛”最多对了一半儿，真正的拜佛是在佛祖面前，觉悟自己，像生育、求职、晋升、疾病治愈等都已超出了佛法的范围。佛祖一再叮嘱世人要看淡外在的一切，禅宗第六祖慧能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后来，针对自己的修行，他说“迷时师度，悟了自度”。不明白的时候，老师度我。等自己开悟了，自己度自己。
弥陀殿位于崇福寺的第四进庭院，殿内供有“西方三圣”，又称阿弥陀三尊，中间是阿弥陀佛，左胁观世音菩萨，右胁大势至菩萨，是净土宗的道场。任何外来文化一来中国，即使风靡一时，也会昙花一现，大多烟消云散。但是能留下来的，“中国化”特点也十分明显，佛教也不例外。净土宗和密宗都属“中国化”佛教八大宗派之一。第一进庭院金刚殿，二进庭院藏经楼以及三进庭院大雄宝殿都属密宗的道场。
净土宗属汉传佛教，密宗属藏传佛教。净土宗强调“信愿行”，相信净土的存在，生前行善，善终后才能往生。该宗不需要修行功夫，任何人都可以带业往生，晋北佛教多出于此。藏传佛教强调“身口意”，即身体、语言、思想上做到与释迦牟尼一样，就能成佛。同出一门不同宗派却在同一寺院受人礼拜，也体现了朔州长期处于战乱前沿，多元、多样、多变割据情况下，不同宗派的佛教在促进民族交流和融合中所作出的妥协和贡献。
崇福寺身处闹市，与外面喧嚣形成强烈的反差，“佛祖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静”。人们争相跪拜的塑像或慈善或狰狞，但它们都始终沉默。不说话的佛，总是受说不完话的人祭拜。一个“静”字，将神仙与凡人、厚重与浮躁，甚至成功与失败完全割裂开来。“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出自晚清同治、光绪两代帝师翁同龢的这副对联，道理浅显易懂，自古以来圣贤之人，越是遇到惊天动地之事，越心静如水，沉着应对。在他的前朝，曾服务于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的张廷玉，居官50年不倒，一生谨守八字要诀：“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外表的静，给人以稳重大气，内心的静给予人的却是觉悟和力量。静也不是单纯的平静，而是人生沉淀在灵魂深处的智慧，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和最美的状态。儒释道不论佛之禅定，道之身定，儒之心定，都归结在定力上。所谓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八风吹不动”是一种修养，更彰显能力。
杨绛先生在《一百岁感言》里曾说，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一个品学卓然，遭遇人间大不幸的百岁老人，她所说的话，它的分量和内涵足以让我们凝思。
当下社会，能静下来更为不易，但方向对了，只要坚持，成功只是时间问题。浮躁的社会，心静者胜出。走进崇福寺，自觉屏蔽喧嚣，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万物静观皆有悟，人生宁静方致远。
应县佛宫寺
应县木塔形成的缘由和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释迦塔是作为佛宫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兴建的。
佛宫寺始建元代1056年，初名宝宫寺，元代1315年改为佛宫寺。辽金时期，塔楼已经失去了隋唐时同类型寺院里作为中心的地位，这种构造集中反映了本土佛教寺院注重殿堂的“中国化”模式已经越来越明显。木塔明层都有塑像，一层释迦牟尼高大肃穆，内槽壁面有六尊如来画像，人物造型圆润，披帛飘举，完全中原风格。三层塑四方佛，面向四方。五层塑释迦坐像于中央，八大菩萨分坐八方。
建立辽国的契丹族本来信仰巫教，南下中原着意吸收汉族先进文化，周叔迦《中国佛教史》说：“契丹接受汉族的文化，以佛教成为主流。”佛宫寺院建筑中心的转移和有胡须的释迦牟尼都体现了佛教在传承方面逐步脱卸于外来模式，在思想和风格上向中土传统和统治者的意志让步、靠拢。应县在历史上是晋北佛教较为盛行的地方，“十族之乡，百家之闾，必有浮图”。之所以寺院多、信众广，大的方面，历代以来佛教在继承、弘扬上反对个人解脱的狭隘僧侣主义和墨守外来经典的教条主义，注重关爱众生和现实世界。具体讲，应县佛宫寺通过山门仰视佛塔基本呈45度角，设计布局上更便于大众观瞻。辽代兴建佛宫寺时，寺院就有僧众200多人。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全县建有庵堂23处，僧尼300多人。也就是说，应县有佛教盛行的传统、基础和氛围。
1966年和1974年两颗佛牙舍利的发现，为应县佛宫寺在世界佛教界赢得了崇高的地位。据学者考证，上塔下宫的释迦塔原本为供奉佛牙而建。“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虚行，遇缘即应”，佛教的道和法都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只有环境、际遇和缘分都具备了才能应验。关于应县名称的由来，《寰宇通志》记载：“盖以州北有龙首，南有雁门二山相应，故名。”我倒认为，应县名称来自于佛牙舍利和“遇缘即应”。应县是龙兴之地，后唐李克用、李存勖、李嗣源，以及辽代九个皇后（共十个）均来自应县。《旧五代史》这样记述：明年春（927年），有僧自西域取回经，得佛牙大如拳，褐渍破裂，进于明宗（李嗣源）。九月九日是皇帝李嗣源的生日，当时叫应圣节，益州节度使为讨好皇帝，便把现存的另一枚佛牙作为生日礼物献给了李嗣源。明宗派人将佛牙送回老家，供奉于至今遗存完好，曾为皇帝家庙的应县净土寺。县志“建置沿革”中这样表述：后唐时，以金城县置应州。所以应县的“应”，在文化上更贴近于“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虚行，遇缘即应”的意境。从宗教的角度理解既应验了佛与应县的缘分，又是一种祥瑞吉兆。
中国古代教育的原则是“政教合一”，这里的“教”指教育、培养经国治世的人才，而非宗教。这种人才的标准，即《周礼》里确定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古代，寺院往往是所在地文化活动的中心，寺院教育通常都按照宗教理念塑造大众思想。但事实上统治者往往借助寺院传输治国做人的道理，形成注重经典传授和维持实践的笃实虔诚的信仰风气。应县佛宫寺现存历代牌匾54面，为佛宫寺高深智慧的文化增添了举足轻重的分量。
“释迦塔”匾额悬于第三层南面外檐，塔身中部，竖刻呈长方形状，字体浑厚有力。明弘治三年（1490年）立。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始祖，佛教的一切都由他为起点，三个字也高度概括了木塔的前世今生。“峻极神工”出自明成祖手笔，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率军北伐，住宿应县，登塔赏玩时即兴所题，匾额悬挂于第五层南面。
“天下奇观”悬于第四层南面，为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所题。时年，皇帝朱厚照亲率大军在阳和（今阳高）、应州一带击败入边的鞑靼小王子，登木塔宴请有功将官时，兴奋不已，有感而发。朱厚照活了31岁，在位16年。来应县时26岁，应县大捷也成为正德皇帝短暂生命最为辉煌的时刻。明史记载，武宗一生建树全无，贪杯、好色、尚兵、无赖，所行之事，不受规矩束缚，劣迹诟病史书多处显现。实际情况是在位期间，他不但做了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而且都很成功。尽管年轻，他做事却刚毅果断，早年诛杀明朝为祸最严重的宦官之一刘瑾，平息了安化王叛乱，打败了蒙古王子，多次赈灾免赋。史书与实际不符的主要原因是：继任者是堂弟明世宗，极力贬低前朝凸显继位天子的圣明。
佛宫寺，禅宗僧人长期住寺，按宗派来说属禅宗。禅宗宗义的核心内容是“明心见性”，主张人的自性清净，自性自悟，反照心源，顿悟成佛。从中国禅宗的发展来看，禅师们都把修持功夫专注于心性上，“悟”为禅修的枢纽。学者易中天在《禅宗的境界》里说，佛教的根本是觉悟，而禅宗抓住了这个根本。一百个人看木塔，一百个人观瞻佛牙，会有一百种心得体会，所谓瑰丽与平淡、伟大和普通，完全在于个人内心的“悟”。
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名师指路不如自己领悟。”我理解：读书、行路、阅人、指路是途径，是手段，也是铺设，最后都要归结到领悟上。倘若读再多的书，行再多的路，阅再多的人，指出再高明的路，自己不去融汇消化，要么死板硬套，要么南辕北辙，所谓“书、路、人、师”反而会成为羁绊前进的障碍和负担。
正德年间，代表朝廷剿灭宁王叛乱的是一代圣哲王阳明，他龙场悟道，并与实践紧密结合，成为曾国藩、梁启超、蒋介石、伊藤博文等中外名人共同俯首的心灵导师。
有相邻的南北两座寺庙，每天早晨都要安排小和尚下山买菜。一天，南寺的小僧问北寺的和尚：“你到哪里去？”北寺的和尚说：“脚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南寺的小僧无言以对，回来后问师父该如何对答。师父教给他说，如没有脚，你到哪里？第二天，小僧早早等待，见面就问：“你到哪里去？”北寺的和尚却说：“风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南寺小僧一听，很是郁闷，回到寺院又请教师父，师父又教他说，如没有风，你到哪里？这次南寺小僧似乎茅塞顿开，信心满满地在第三天见了面。“你到哪里去？”北寺的和尚回答说：“我到市场去。”南寺小僧目瞪口呆，很气愤地回去把情况告诉了师父。师父一脸无奈，盯着他说：“观山岳悟其灵奇，观沧海悟其浩瀚，学贵用心悟，非悟无以入妙，阿弥陀佛，只有悟出的东西才是自己的。”
“真情妙悟铸文章”这是当代国学大师范曾赠送杨振宁的一幅画作上的题词。《道德经》第一句说：“道可道，非常道。”可以用语言交流的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同样真正的“悟”，是需要“悟”的，而绝非说的。
恒山悬空寺
恒山悬空寺建于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五年（491年），距今有1500多年的历史。按照道家“不闻鸡鸣犬吠之声”的传统思想，当政者将道坛从大同迁移到浑源县城南金龙峡西侧翠屏峰的悬崖峭壁间。悬空寺是中国古代遗存下来唯一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原名“玄空阁”，取自道家的“玄”，佛家的“空”，貌似楼阁而得名，后改称悬空寺。
悬空寺距地面高约60米，最高处的三教殿离地面90米，因历年河床淤积，现仅剩58米。“上载危崖，下临深谷，背岩依龛，寺门向南，以西为正”。全寺为木质框架结构，先构栈道，再建悬阁，先营梁顶，后斫基廊，虚却实之，实则虚之。自古以来，凡看过或了解悬空寺的专家学者、游客行人对其精妙建造均赞不绝口：把建筑学、力学、美学和宗教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堪称世界一绝。公元735年，诗仙李白游览后，写下了“壮观”二字，似乎仍不足以体现激动的心情，便在“壮”上又加了一点。明崇祯六年（1633年），徐霞客游历到此，称之为“天下巨观”。2010年12月，《时代》周刊公布全球十大最奇险建筑，恒山悬空寺位列其中。
地处悬空寺最高层的三教殿内，供奉三座塑像，居中为释迦牟尼，右侧是老子，左侧是孔子，三尊共居一室，耐人寻味。北魏立国，拓跋族入主中原，在武力征服的同时，积极接受汉族文化，三教成为他们融入中原先进文化的途径。太和十八年（494年），也就是悬空寺开建3年后，北魏迁都洛阳，全盘汉化，弘扬三教是汉化内容的重要部分，当时洛阳一地建佛寺就达一千多处。宗教的历史一再显示：它往往成为辅助教化、巩固统治的手段，是治国理政的需要；另一方面宗教能够主动适应世俗统治的要求，积极宣传顺从避世的理念，发挥祈福消灾、礼虔报本的宗教功能。东晋高僧释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中华文化原本就是融合多民族文化因素的构成，具有恢宏博大、兼容并蓄的特点。儒家文化千百年来，一直被视为中原正统和士族文人安身立命的依归，而佛、道二教的思想教义、信仰方式对普通大众来讲更具吸引力，更容易在实践中操作，特别是在社会矛盾剧烈，少数民族统治时期，儒释道“三教”并立、融合，形成社会潮流也是选择的必然。相比较，佛教较为温和柔韧，它强调辅助教化、有益世用。道教教理的核心是神仙信仰，且与阴阳五行、道术方技紧密结合，但“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这一“本体论”思想成为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儒释道三教有许多类似的观点，比方佛家对人生看法悲观，处事态度消极，追求超越的解脱，与道家主张“无为”相似。儒家“道德仁义”与佛家“慈悲为怀”相近等等。历史上许多文人士大夫“外为君子儒，内修菩萨行”，苏轼与高僧的关系过从甚密，流传广泛久远的是与佛印“心中有佛，所见是佛”的故事。韩愈因反对皇帝迎佛骨被贬潮州，但他反佛不反禅，到潮州后与禅师参禅悟道，往来密切。
儒家的“入世”，道家的“忘世”，佛家的“出世”，三家思想的杂糅，三大圣人共处一室，充分彰显中华文化的“容”性，真个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管子·兵法》中说：“和合故能谐。”就是说，有了和睦、团结，行动就能协调，进而实现共同发展。从哲学角度看，合则共存，分则俱损。“儒以治国，佛以治心，道以治身”，在实践中适为其用，也成为历代士大夫普遍的信条。
佛语说：“能容纳异己的存在，才能成就自己的伟大。”宽容别人，其实是在为自己拓展空间。自古以来凡成大器者，皆是宽容大气之士。历史上著名的“三把火”就是最有力的佐证。刘秀，东汉开国皇帝，汉室中兴之君。毛泽东对他赞许有加，称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会用人、最有学问，最会打仗的皇帝”。刘秀大败王郎后，部下在检点公文时发现大量赞美王郎辱骂自己的信件，刘秀一封不看，当着大家的面付之一炬。曹操，有作为的政治家。官渡之战曹军势如破竹，袁军一溃千里，袁绍父子狼狈逃窜，大批辎重、文书和珍宝丢弃，在缴获的资料中也发现了大量许都官员与袁私通的书信，曹操立即吩咐左右，全部投入烈火，“糊涂”了事。南朝时，权倾朝野、雄霸一方的桂林王刘休范造反，大将萧道成临危受命率军平叛，施巧计杀了刘休范，不少人不相信头领已死，拼死顽抗，等攻克叛军营垒后，萧道成缴获了数千份表达忠心、投身相依的“名帖”，他命令手下全部烧毁，一把火赢得了天下归心。“三把火”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要有容纳异己的胸襟和气量。
在现实生活中，人的社会属性很大程度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由于地域、经历、性格、信仰，甚至生活习惯的不同，人的差异性也十分明显，只有包容千差万变的“小我”，才能成就缤纷灿烂的“大我”。
大同华严寺
大同华严寺与朔州崇福寺、辽宁义县奉国寺并称我国现存辽金时代规模最大的三大佛寺。晋北占其二，充分见证了佛教对于民族团结融合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也说明晋北是研究辽金等南北分裂割据时期，民族斗争和融合不可或缺的重要地域。
华严寺分上下两寺，位于大同市大西街。它依据华严宗的经典《华严经》修建，上下寺院的建筑主体分别为大雄宝殿和薄伽教藏殿。大雄宝殿建于辽代1062年，这个时间也成为整个华严寺的始建日期，比应县佛宫寺晚6年，均属辽道宗耶律洪基时期兴建。耶律洪基精通梵文，尤其对华严经学颇有造诣，在宫内设坛讲习，在位期间以国家力量搜集整理佛经，刻制流通。1062年，也就在大雄宝殿开建时，具有佛教《大藏经》中重要价值的《契丹藏》完成。该经残卷十二轴，1974年发现于应县木塔。
明中期以后上下两寺各开山门，自成格局，自此也就有了上华严寺和下华严寺一说。上下华严寺主要殿宇都面向东方，与契丹族的宗教信仰和居住习俗有关。契丹人崇拜太阳和月亮，对太阳尤为突出。祭天拜日也成为最隆重的活动。“皆以东向为尊，四楼门屋皆向东。”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寓意追逐光明。
是入乡随俗，还是佛教发展的需要，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正面供奉着的不是相沿成习的毗卢舍那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华严三尊”，而是五尊佛像，仅留毗卢遮那佛仍居中位。不同的佛教宗派对毗卢遮那佛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华严宗认为：毗卢遮那为报身佛。报身是佛的修行依因果感召而来的报应身，是修行圆满、大彻大悟的表现。该宗教理既繁又玄，讲求“法界缘起、理事无碍”，意思是一切事物皆由因生缘，诸因相依相融，所以功德圆满。
下寺薄伽教殿内有一尊合掌露齿菩萨，在众多清幽肃穆的佛像彩塑中，此像确实有些另类。一个凄美的故事似乎印证了“由因生缘”的教义。相传，建造华严寺时，一位技术出众的老工匠数月不归竭尽全力工作，独生女儿十分惦念父亲，便女扮男装，进入寺院，煮饭烧菜、端茶送水，也算了了心愿。一天，监工发现老工匠工作没有做完，命令手下责罚，姑娘急为父亲开脱，监工勒令剥光上身一同殴打。眼看情况就要暴露，怕连累父亲和大家，她深情回头望了望，随即莞尔一笑，纵身投入铸钟造塔的滚沸的铁水中。匠人们为纪念姑娘的仁孝和勇敢，就照她生前的形态和莞尔一笑的神情雕成一尊菩萨，放在显要位置供后人瞻仰。
试想，姑娘被发现后，没有投入熔炉，结果父女俩都要遭受责难，也许牵连波及的人会更多，这样的塑像不可能塑起，更不会流芳百世。很多时候，抱怨无力改变现状，只能将困难和问题无限放大，离成功和幸福也就越来越远。懂得“舍”，放下凌乱的思绪，放下累积的压力，坦然面对，安然舍弃，固守一份超脱，便是人生的要义。
古语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金刚经》上说：“法尚应舍，何况非法。”真正的舍弃，不是无奈的抉择，不是权衡利弊后的判断，而是能取能舍，善取善舍。放生自古就有，许多人将放生看做是有目的的舍予，更高欲望的交换，这样的放生，不舍也罢。
师徒二人下山化缘，来到一条小河边，挽起裤角正要过河，发现河边站着一个姑娘，师父看到她面露难色，便毫不犹豫走过去把姑娘背起，平稳过了河。一会儿，也过了河的徒弟追上师父问道：“男女授受不亲，咱们是佛家弟子，你怎么能背一个姑娘过河呢？”师父笑着说：“我早就把她放下了，你怎么还背着不放呢？”师父和华严寺合掌露齿菩萨一样，都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在现实面前，适时的放弃并不一定就是怯弱和退缩，而是更高层次的豁达和睿智。拿得起，也要放得下；放得下，才能拿得起。拿起与放下，人生不过是两者之间的简单重复。“由因生缘”，拿起和放下就是“因”，拿起时就拿起，放下时就放下，就会“功德圆满”。
云冈大佛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大诗人杜牧《江南春》的名句。湖水斜阳，古木苍翠，烟柳画桥，笛雨潇潇，杭州灵隐寺、南京鸡鸣寺都是兴建于南朝的千年古寺。在江南，这些原本庄严神圣的寺院，却展现出氤氲朦胧、芳草怀烟、深邃迷蒙的别样韵调。南朝各个朝代时间不长，但皇帝大都信佛，甚至还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和尚皇帝梁武帝萧衍。与此相对应的是北朝，然而南、北仅是地域空间上的割裂，佛教文化“人不分男女、地不分南北”，空前盛行，高度统一。
举世瞩目的云冈大佛始建于460年的北魏文成帝拓跋时期，比恒山悬空寺早建31年。它位于大同西武州山脚下，明朝中叶之前，一直称武州山石窟寺，中期后，由于山上修筑云冈堡，改名为云冈石窟。最初负责武州山石窟开凿的是一个叫昙曜的高僧，现在的第16-20窟称为“昙曜五窟”。第20窟雕佛大耳垂肩、雄伟挺拔、气度非凡，是云冈石窟的代表和象征。整个石窟，东西绵延约一公里，现存主要洞窟53个，大小窟龛252个，造像5.1万余尊。雕像高至17米，小至几公分，或坐或立，或怒或喜，姿态万千，栩栩如生。
中国的佛教建筑沿袭了印度和中亚主要以石窟、寺院和佛塔为标志的实体模式，晋北不仅都有，而且都是最为辉煌、价值最为珍贵的杰作。云冈大佛等北魏时期兴建的建筑，在佛教的传输、发展历程上尚属早期，但都有民族化和世俗化的特点。深目高鼻、口唇单薄的“胡相”与饱满方圆、体态丰腴的“汉化”相混杂。佛像也体现了北魏统治者“我佛庄严，如同帝身”的意志，第18、19、20、17、16窟分别隐喻太武、明元、道武、景穆和孝文帝五位皇帝。作为北魏王朝的皇家寺院，云冈大佛集雕刻、建筑、舞乐、服饰和人文历史于一体，堪称全面解读北朝，甚至南北朝时期北方社会风貌和风土人情的精美“石书”。
郦道元《水经注》描述了石窟当年的景象：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窟前的川水让石窟灵动了起来，这一景致近年才得以再现。唐代诗人宋昱在《题石窟寺即魏孝文帝所置》中说：
梵宇开金地，香龛凿铁围。影中群象动，空里众灵飞。檐笼朱旭，房廊挹翠微。瑞莲生佛步，瑶树挂天衣。邀福功虽在，兴王代久非。谁知云朔外，更睹化胡归。
这里虽然写的是唐代石窟的繁盛情景，但也感慨北魏王朝的衰败。不破不立，动乱到极致也是兴盛的开始。
学者余秋雨认为，云冈石窟是文明的标本。分裂割据和民族斗争最激烈的历史阶段往往是民族融合更为深度的关键时期，以孝文帝改革为标志，北魏将先进的中原文化上升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后来隋唐统一全国，实现中华盛世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而佛教在这一重大历史进程中，作为各民族共同的宗教起到了交流南北、推动融合的重要作用。有一个说法是“明修长城清修庙”。明朝举全国之力修建长城，抵御外族侵略，越修越战。而清代大量修建寺庙，采取怀柔策略对待其他游牧民族，在思想文化上谋求共识，这样既减少开支又维护了稳定，由此可见文化的力量不容小觑。
与云冈大佛密切关联的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主持开凿武州山石窟寺，后称“昙曜五窟”的高僧昙曜；另一个是杰出帝王孝文帝拓跋宏。昙曜本是西北凉州人，随北魏移民政策迁徙至平城，他自小出家习禅，品格坚贞，志气高远。446年，北魏发生了“太武灭佛”事件，“太武”也就是第18窟隐喻的太武帝拓跋焘。佛教遭受重创，昙曜隐忍出走，远逃中山（河北定县）避难。文成帝继位后，昙曜听说禁佛令有所松动，决定返回。在平城外，皇帝骑的白马在昙曜身边仰头长鸣，并用嘴衔住他褴褛的僧衣，众人大惊，“马识善人”的佳话由此而来。后来昙曜做了北魏统管全国宗教的最高长官，成就云冈大佛，繁荣佛教厥功至伟。
雄才大略的孝文帝仅仅活了32岁，他3岁立为太子，5岁继皇位，23岁亲政，实际执政9年。洛阳北邙山的墓碑这样评述拓跋宏：让被战胜的文化来战胜自己，说汉话，服汉服，改汉姓，与汉通婚，迁都洛阳，又把旷野浩荡之气植入汉文化，实现胡汉融合，华夏一同，开创北魏最辉煌时代。后人对他的早逝抱憾不已，唐代名臣虞世南在《帝王论略》里说：亏损盛德，吁可惜哉！他的生命尽管短暂，但质量足够厚重。孝文帝在亲政之前，目睹了宫廷里的尔虞我诈、血雨腥风：母亲被赐死，祖母冯太后独揽皇权，父亲献文帝18岁便做了太上皇，23岁被毒死。他为人处事谨小慎微，表面唯唯诺诺，实际忍辱负重，最终成为一代明主。
昙曜和孝文帝都历经了动心忍性的过程，佛说：“欲为诸佛龙象，先做众生马牛。”“忍”，让生命没有不可承受的重量，也是福慧双俱的必经之路。工作不顺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有个习惯，一回到家里，或径直走到书房看书，或在客厅打开电视，总之，一言不发。近日如此，女儿发现后慢慢地走到我的跟前，将一本杂志翻开说，爸你看《能受气，方成器》。我随手将书放到一边，敷衍了事。深夜，我打开了那页，说的是曾国藩教诲李鸿章的事，篇幅很短，道理却很绵长。
星云大师认为，许多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就是一棵树也得经过几十年的风吹雨打方能成材，所以人成大器需有四个条件：一是经得起烦嚣：二是受得起气愤：三是忍得下挫折；四是耐得住时间。心胸开阔的人，凡事看得高远，不会被眼前的得失所蒙蔽：心中狭隘的人，则处处与人比较、计较，徒增烦恼，往往不能成事成器。
延伸阅读
力量黄山
塞北的农村大多居住的是窑洞，一般都依山坳掏掘或用规则石头碹砌而成。窑洞深达10米，冬暖夏凉，只是采光十分有限。如果在窑洞的后墙上安装一面镜子，整个屋子便亮堂了许多。记忆中，几乎家家都有镜子，而且镜子或左或右上方都有一棵挺拔苍劲的枝干、树皮枯裂斑驳的松树，旁边竖列三个字：迎客松。
那时还不知道“迎客松”与黄山的关系，但隐约感受到它很遥远。于是，很长时期“迎客松”代表一种见识，更成为山里孩子们努力走出去的无形动力和目标象征。
带着儿时的向往，我来到了黄山，见到了久仰的“迎客松”。
乘车自山下盘旋而上，一路满眼的翠绿，笔直的竹竿修长挺拔，竹叶细长云集顶端，错落有致。从枝干到叶片，简约得尤显精干。竹子似木似草，如果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多少有些凄楚的话，那么“岁寒三友”中，寓意“正直、气节”的竹，看到的是青翠、一尘不染，给予人的却是风骨和力量。
沿山路向上攀登，峰峦叠嶂，步换景移，唯石缝中或直立或斜插，或小巧或高大的松树，好像素养极高的侍者，它始终不离你的视线，却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据说，为了汲取水和养分，每一棵“迎客松”的根茎都会长于枝干数倍，深深地穿越于岩石的缝隙中，有的几乎将岩石割裂。凡是向阳一侧的枝叶都很茂盛，仿佛敬礼的士兵，抑或伸出单臂、抬眼凝视远方的舞者。无论什么样的姿态，充满活力和彰显坚韧生命力的禀性，也许是人们对黄山“迎客松”矢志不渝分外钟爱的缘由。
光明顶是黄山较高的地方，在金庸的小说《倚天屠龙记》及相关作品中，明教总坛所在地也叫“光明顶”，地理位置上两者有没有关系已不重要，但一览众山小、风光霁月的感受倒是此光明顶与彼光明顶共同的特点。
站在光明顶，奇松、怪石、云海，历历在目。你的脑海自然而然闪现“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这样的诗句，也会想起它的出处，明代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在游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之后，如此评价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黄山能博取这样的赞誉，其充裕的魅力无疑是最有力的理由。当然，黄山征服的不仅仅是徐霞客，通过他和他的传记，黄山在感性上已经征服了无数来过或者将要到来的“信徒”。徐霞客是“伯乐”，黄山是“千里马”。不管你是不是喜欢黄山，在“伯乐”给“千里马”结论性定义的感召下，你只有屏气敛息去体会黄山的神奇，因为在徐霞客遍及山水的脚下，在他阅尽天下的眼里，山已不是山，水已不是水。
黄山的石头实在值得一品。飞来石，一块巨大的石头，突兀地高高矗立在隆起的山峰顶部，亿年不倒，坚守的是怎样的一份情怀。鳌鱼背、猴子观海等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莲花峰，花岗岩峰林，李白曾留言：“丹崖夹石柱，茵茜金芙蓉。”这些看似莲花状的石头，不由得让人联想到观音菩萨坐下的莲台。“出淤泥而不染”的莲性与“向善、宽宥、慈悲为怀”的佛性，有异曲同工之效。面对莲花峰，有赞赏，有折服，有震撼，然而更多是敬仰。
有一则《石阶与石佛》的寓言，说的是络绎不绝的人们踩着石阶，走到山顶，顶礼膜拜庙里的石佛。终于有一天，石阶按捺不住心里的抱怨，派一名代表去和石佛理论，大家同是石头，为什么人们踩着我们，却来拜你？石佛说，当年我是经过千锤百凿才有了现在的模样，你们受过几次捶打？据考证，几亿年前，黄山所在地域一片汪洋，后屡遭地质变故，才有了如今的形象。
石涛，清初僧人，山水写意画家。他原本末代明朝帝王胄裔，10岁出家，两次跪迎康熙皇帝，餐餐不离苦瓜，还把苦瓜供奉案头，内心的矛盾和郁闷可见一斑，所以号苦瓜和尚。他“搜尽奇峰打草稿”，形成了自己苍郁恣肆的独特风格。他被后人称“黄山画派”代表之一，也是继徐霞客之后又一位与黄山有着深厚缘分的“大师级”人物。30岁，初入黄山，后作画《黄海云涛图》，并题诗：“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心期万类中，黄山无不有。”他将个人坎坷多难的生活境遇融入黄山险峻诡谲的峰峦与虚无缥缈的云海里，凝结成了“山即海也，海即山也”的深邃画卷。
“浮云高士迹，枯木道人心。”所谓“共鸣”，首先是思想上的共振。越挫越勇、屡败屡战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方向，因为没有方向就找不到归宿。黄山，迷漫的云雾缠绕着千峰万壑，在我们的心中，山石松雾，感悟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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