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

    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

    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

    农历四月，进入夏天。雨后天晴，能见度非常高，看哪里都清清楚楚。诗的前两句基本是这个意思，这景致让人神清气爽，看来司马光的心情不错，大有一扫阴霾、豁然明朗的感觉。于是引出诗的后两句，用柳絮和葵花相比，没有定性的柳絮不见了，剩下的只有忠心耿耿的向日葵！

    提起司马光，马上会想起三件事：一是砸缸救友，二是反对王安石变法，三是编写《资治通鉴》。砸缸救友是说司马光自小就机敏聪慧，喜欢动脑。他长大后也不负众望，年纪轻轻就考上进士在朝为官。当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不止他一个，大家是看着王安石是个有想法的人，提醒他不要太急功近利，慢慢来。王安石喜欢所见即所得，忽略了太多的潜在问题，于是变法走了样，以失败告终。王安石变法之时，司马光离开京城去洛阳编写《资治通鉴》。抛开《资治通鉴》的成就不说，单就司马光当时能做这样的选择，就足见其磊落和睿智。

    有人为司马光没有进入“唐宋八大家”鸣不平，但我认为不碍把司马光放在八大家之上。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司马光一部《资治通鉴》就是300万字，写了1362年的历史，字数、时间跨度，八大家无人能敌吧。司马光的散文、诗歌恐怕也不输于八大家，而且在同样的成就下，司马光还是个政治家呢。所以从经度到纬度看，咱要把司马光放进八大家，反倒有了不妥的感觉。

    我们能想起来的中国历史典籍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这些书都是正史，各有特色。从写作的体例说，《史记》是纪传体，给人写传的；《汉书》和《二十四史》是断代史，按照朝代分段的；《资治通鉴》是编年史，按照时间记流水账的。另外，还有两种体例：国别体，如《战国策》，按照国家写的；纪事本末，如《通鉴纪事本末》，把一个事件一下子写完的。

    李世民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这是真理，看看过往，就应该知道怎么活着。但是，很难做到呀！只说《资治通鉴》通读一遍，300万字得要多少时间，还别说能不能参透其中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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