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耀华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挤上了那列火车的。那列火车只在我家乡的那个小站停留了一会儿。最初，没有人注意我，因为车厢里挤满了人，他们来不及注意一个与他们毫不相干的小东西。

    我在又臭又热的车厢里找到空隙坐下来，吃着带在身上的面包和火腿肠。后来，我睡着了。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晨，列车刚好到站，我跟着乱哄哄的人流下车了。

    公交车。高楼。大商场。我敢肯定，这是我曾经在梦中来过的大城市。我感到欣喜，也突然有点儿害怕了。我不知道我该往哪里去。

    我身上还有50块钱。那是临走的时候，我从父亲的抽屉里拿的。我决定悄悄地走，这个计划已经藏在我的心里很久了。我想狠狠地吓唬他们一下，看他们还离不离婚。

    我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最后，我饿了，在一个漂亮的房子前面停了下来。门口，站着两个穿红裙子的大姐姐，有人进去或者出来，她们都要弯一下腰。从透明的玻璃窗里，我看到那里面有很多小孩子，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有个方盘，里面放着饮料和各种各样的食物。我的口水不由得流了下来，我知道这样不好，赶紧用衣袖揩了。靠窗有一个小男孩看看我，对我挤了挤眼睛。他的妈妈用手拍了拍他的头。我正怔着，一个人走过来对我说：“走开，走开走开！”

    我就走开了。那50块钱在我手心里攥着。后来，我在一个饭店里买了一碗水饺。我撒了好多胡椒面，把我的眼泪都差点儿呛出来了。那个胖胖的老板娘把我那张面值50元的钱拿在眼前抖了好几下，又仔细瞄了我几眼，才找给了我一大把零钱。

    我又回到了街头。转弯的地方有一个乞丐，他可怜巴巴地摇晃着手上的破碗。我犹豫了一下，给了他两毛钱。已走出几步，我又拐回去，把那两毛钱拿出来，换了一张5毛的扔进去。他张开满是胡茬儿的嘴巴向我笑笑，把一根大拇指竖起来。

    我就这样游荡着，后来，我觉得疲倦了。在一个路边的小花园旁，我坐下睡着了。有人摇醒了我。睁眼看时，太阳已经暗了下去。一个矮瘦的男人站在我的面前，他的旁边还有一个装满废纸的三轮车。

    他打量着我，笑了。他问：“你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吧？”

    我点点头。我看得出，他的目光是友善的。“跟我走吧，就住在我那里。”他说。“你住在哪里？”我胆子大了些，问他。“天桥宾馆。”他说，向前边努努嘴，“就在前面不远，又宽敞，又舒服。”

    我点点头。

    他让我坐在三轮车上。三轮车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他蹬着车，口里哼着莫名其妙的调子。一会儿，到了一座天桥，桥头有一个低矮的地方，撑着一个帐篷，周围还有几块挡风的木板。他把车停住，说：“到了。”

    帐篷旁有一个女人，女人看见我，诧异地问他怎么回事。男人告诉她，是捡回来的儿子。我问：“这就是你说的天桥宾馆？”

    他说：“是啊，怎么样？不错吧？”说完，哈哈哈地笑了起来。女人也笑了起来。女人打开一个口袋，里面装着几个馒头。男人给了我一个。我在衣袖上擦了擦，狼吞虎咽地啃起来。吃完，他又给了我一个。他的手里还有一个大瓶的矿泉水，他喝了两口，给我。我喝的时候也先用袖口擦了擦瓶口。

    晚上，我就和他们睡在那个铺着破棉絮的木板上，男人给我讲起了自己的故事。从他的故事里，我知道了，几年前，他们的儿子离家出走了，从那以后，他们就满世界地找。

    “他应该和你差不多大了。”男人说，他的声音没有白天那么爽朗。

    那晚上，不知怎么回事，我悄悄哭了。天一亮，男人就骑着三轮车上路了，女人则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只有在黄昏，他们才在那个叫做“天桥宾馆”的地方会合。我坐在男人的三轮车上，和他一起在这个城市陌生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着。

    一个星期以后，两个警察找到了我。他们的手上拿着一张报纸，报纸上有一幅照片。我一眼看出来，照片上的人就是我。两个警察说他们知道我是谁，他们要送我回家。我说我不想回家，我已经习惯了这里。但是，男人和女人不肯收留我了。他们抹着泪，把我送到了车上。男人说，他们已经有了儿子的线索，也很快就要回家了。

    第二天一早，我看到了爸爸妈妈那熟悉的面孔。他们迎上来，妈妈一下子把我搂进了怀里，爸爸又把妈妈搂进了怀里。

    8岁那年，我的流浪生活就那么开始，又这么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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