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荣

    “作为文艺评论家的鲁迅”，或者说从文艺评论的一种实践形式和实践方法的角度，来重新理解和阐释鲁迅的译介道路和译介成就，这是近年我在日常阅读、思考中面对鲁迅著译全集时，越来越突出地感觉到值得系统深入地做一番梳理、探究的重要课题。完全展开的透彻讨论，有待通盘研读之后更从容的机会。这里仅归结一些初步的心得，以就教于同好和识者。为了尽可能地简明扼要，以下分项列述。

    一、鲁迅形象和鲁迅遗产的多面性

    随着鲁迅时代的渐行渐远，纪念鲁迅的各种特定事由和时间节点，正在日益频繁地被发现或“发明”出来。其密度大有和鲁迅离开当下的年代间距恰成反向等比增加之势。但置身这样的氛围中，也很容易感受到：每一次对鲁迅的纪念——也包括对其他历史人物的纪念，实际上都是对这些历史人物某种程度的遗忘。一方面在纪念，一方面也在遗忘，每一次纪念都是一种附带了少许的留存而终归于更多遗忘的、向历史本相遥遥作别的仪式。

    鲁迅向来被当作文学家，但每当我们在谈论鲁迅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谈论些什么？当我们一再把鲁迅当成文学家来纪念和研究的时候，甚至提着他的一些作品的名称和句段来不断议论他的时候，我们的言辞中往往并没有多少内容是真正依托在对他的作品特别诚恳、特别细致的解读基础上的。当然，长期致力解读鲁迅作品的中外各国学者，细数起来也不乏其人，但从整体观察，在学术界和舆论界的滚滚话语热流中，鲁迅的文本常是支离破碎和含糊不清的。就连不少以鲁迅的文本生发话题的学术论著，实际上也并没有真正切入文本内部的肌理中。

    换句话说，鲁迅无论作为文化大家还是文学名家被我们纪念、被我们谈论的时候，他的形象是单薄的。他在我们习焉不察、惯熟常用的文学和文化的观念视域之外的其他层面和其他向度的表现，都被严重地忽略或遮蔽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外国文学、外国艺术和外国文化各种著作的翻译和引介。鲁迅一生的文化实践也好、文学实践也好，都是平行并进地存在很多复合交叉的层面，这些层面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不是单一的作家，尤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纯文学作家。

    二、作为方法和策略的鲁迅译介实践

    鲁迅的翻译和介绍不仅是他个人文学实践中的一个层面[1]，同时还是鲁迅所有的社会文化实践活动的一个枢纽部分。“译”与“介”，是覆盖、贯穿了鲁迅人生实践各个层面、各个向度的总体策略和总体方法。若非得用一个书面化的术语来指认，或许可以说：译介之于鲁迅的整个社会实践、文化实践和人生实践，具有元话语和动力源的性质。

    鲁迅在骨子里实际是个翻译家，是一个窃火煮肉的文化使者、思想使者、精神使者。这是他根本的形象。至于他是写小说、写杂文，还是翻译、介绍，是涉足纯文学，还是涉足其他各种艺术，都并不重要，因为这都是形式。最根本的一点，他是一个译介者、一个窃火者。

    尤其在离开鲁迅已经那么远的当今时代，我们应该诚心诚意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鲁迅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精英和思想精英的群落里，是一个以为探索民族和个人出路而舍身求法的独特形象而存在的标志性人物。他舍掉的“身”，不仅是生命，也有作为一个单纯的或正统的文学家或别的什么规约化了的专家学者的身份。

    在这个层面上可以概括出一个命题：我们今天应该更多地去重视“作为方法的鲁迅”。不管是在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大义上，还是在个人探寻思想出路和确立精神价值的意义上，鲁迅的所作所为都代表了一种方法，这方法表象上的特质即在于以译介为中心。而究其内在的理据，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野草·墓碣文》里提及的“抉心自食”[2]。一个人凭什么能自己吃自己的“心”？凭的就是对“心”外之物的认识，进而以这种认识为支点。否则没法吃，想吃也无处发力、无从张嘴。必须在外有所凭借、有所依托，就像要从深坑里往外爬，必须得探手够住一个可以攀缘使劲的稳固点似的。鲁迅的这个凭借就是对他者、对中国文化自身之外的文化和精神的了解和认识。而要做到这一点，鲁迅的办法就是他自己身体力行的翻译和介绍，首先自己选择、自己阅读、自己翻译，然后介绍给大家。

    三、《青年必读书》：“鲁迅方法”的大众化表述

    关于鲁迅译介的这种策略和方法，一个通俗的、也是广为诟病的一个说法，就是在1925年1月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向海内外名流学者投书发券征求青年必读书后，鲁迅回复了一份“不像样”的答卷，也是非常别致的答卷。他先是在书目栏里填了“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接着在附注栏里却填了好几段话，结论是：“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3]

    这虽是在应征青年必读书目的时候，面向《京报副刊》的广大受众提出的说法，但从侧面透露了鲁迅本人在精神世界里的一条自处之道和他对外界发挥自己作用的一个根本策略。这其实是鲁迅全部的人生实践和文化实践、思想实践折射、凝聚在方法论的层次上，最为核心或者说隐含最深、因而也最容易遭人误解的部分，只不过碰上应征青年必读书这么一个机会，用比较通俗的说法偶尔露了峥嵘。

    对鲁迅这一表述，尤需注意的是：他这番话原生的语境和面向的受众非常明确。尽管《京报副刊》最初刊登征求书目的信息时，并未明示或限定书目针对的“今日的青年”的具体范围和层次，但通览一个月的规定时限内收到的全部78份答卷，凡填写了的书目，都是学术专著为多，其中还包括不少外文原版的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专著。李小峰、沈兼士、顾颉刚等十余人，还都以附注或附信的方式说明：他们对这次书目征求的理解，就是以中学生和大学生或已经服务社会的“青年知识阶级”为对象的。也正因此，他们当中好些人都直接把大学专业课的讲义列进了书目。当时正担任清华学校教育长的张彭春，接到孙伏园的征求书目函后，虽推辞未复，却由此受到启发和触动，即刻另行组织起了向全国学者征求十部专业书目的活动。而在鲁迅之前回复了报社，却和鲁迅同样交了书目白卷的江绍原，在附注中干脆声明：“你们所能征求到的，不过是一些‘海内外名流硕彦及中学大学教员’爱读书的书目而已。”[4]

    如上各种历史现场的生动细节，足以从正反两面证明：1925年1月至2月《京报副刊》的这番“青年必读书”书目征集，事实上就是一次名流学者给当时中学在读程度以上的年轻人、特别是已经具备了一定专业基础的青年知识分子提供书目的社会公益行动。而在1920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达到这样一种文化层次的青年，显然无一例外都是顺利地通过了古色古香的开蒙教育成长起来的。他们少儿时期都经受了熟读中国古典诗书通俗读本的训练、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知识的学习。在这样一个没有明写在鲁迅答卷里、但明摆在当时社会现实中的客观前提下，正是面对着如此一群其实在知识修养上业已充分成熟的中国化和传统化了的青年，鲁迅才提出了不主张他们继续沉浸在中国书里面，而要有意识地往少读或者不再读中国书的方向去尝试的建议。鲁迅这里所谓的“要少——或者竟不”读中国书，实际也并非最终目的，而仅仅是作为多读外国书、多去了解和认识中国以外世界的方法前提，来加以强调的。

    获得一种外来参照，是获得一种自食己心的能力的前提。而要获得一种外来的参照，又必须以哪怕是暂时的、却也是必须的放空自己和摆脱近前的惯熟认知为前提。如果非得等到彻底穷尽地掌握了本国和本民族的文化，再来接触和了解外国文化，了解的时候还浅尝辄止，总想运用把“他山石”一概识别、鉴定成本地土产的幻术，求得些许自我宽慰和自我陶醉，那么即使这一切都真能做得到，恐怕也会有为时已晚、于事无补之憾。归结一句话，鲁迅的《青年必读书》和它所代表的思想方法和文化策略，都牵连着社会历史背景中的复杂潜台词，唯有通过精细的分辨，才能开掘出其中的真意。

    四、“硬译”在“鲁迅方法”中居核心地位

    孙郁曾称鲁迅首先是一位翻译家。有人认为这么说不够周严。这两种说法都各有道理，但我更赞成孙郁的判断。孙郁看到了鲁迅翻译的重要价值，他最近在鲁迅文化论坛上有一个发言非常好，劈头一句引的就是鲁迅1934年写在《引玉集》记的一句话“我已经确切地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5]。

    《引玉集》是鲁迅晚年精心编选的一部苏联版画集。按过去总把鲁迅的成就多局限在文学方面的习惯，《引玉集》很少受到注意，更不用说鲁迅为它写的这篇认真介绍和评述苏联版画家的后记了。孙郁在重要场合演讲，像运用熟语一样征引这篇后记，说明他这些年真是很重视鲁迅各方面的译介成果。

    至于认为把鲁迅当成翻译家来看有点不妥的说法，也有道理。为什么？因为鲁迅真的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翻译家。鲁迅是一个译介者，他的翻译不是要在翻译行当里面一争高下。他力倡力行的“硬译”，就是着眼于保留外国文化和外国文学连同外国思想皮肉俱在、全须全尾、原汁原味的形态。而这在奉“信达雅”为三个并存追求的翻译实践中，是明显被否定的。因为“硬译”确实容易流于生涩，甚至与“信达雅”背道而驰。但如果不把鲁迅当成一个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翻译家，而当成一个译介者和盗火者，那他的“硬译”就是唯一合理的策略。否则，翻译就只能一味求顺，那就变成了完全的“归化”——无论是什么样的外来作品和外来思想，都通通一律归置、处理成自己原本熟悉的那一套。这样的翻译，其实也就彻底丧失了必要和价值。

    正是在“硬译”的倔强支撑下，鲁迅的翻译避开了纯语言技术操作的陷阱，转向了以深度的对外接受为目的的译介两面的相互融合和相互补足。“译”只能作为手段，“介”必须是目的。而“介”，就是要把外国的外来文化和思想的火种真正引入到中国的文化和价值场域的内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硬译”就成了方法论和目的论意义上唯一合理的手段。

    五、鲁迅译介实践的迁延脉络

    鲁迅译介实践具体表现是异常丰富的，具体做法也经历了前后不一的变化。他的翻译成果累积起来的字数，不比他的创作少。为编印、出版各种外国文学和外国艺术的作品、资料或理论选集，他耗费的精力也不下于他创作上的付出。这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鲁迅的译介实践进行完整而又有序、全面而又系统的考察和把握？有很多可行的角度和方法。我在这里想提供给朋友们参考的一个角度，也是我最近想得稍微比较明白一点的角度，就是历时性地梳理鲁迅译介实践的迁延脉络。

    如前所述，鲁迅的译介实践，依我们今天的观念来衡量，不像是翻译。那它像什么？非要用我们近前常见的现象来比附的话，鲁迅当年的译介实践，从内在的性质和外在的作用上看，都正与今天的文艺评论相似。今天的文艺评论到底是干什么的，或者说是为什么和凭什么而存在着？究到根底，文艺评论的宗旨和价值确立于为真正优秀的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开辟空间、扫清障碍的起点上。今天的文艺评论正处在极易被异化和被扭曲的脆弱境地。但其实不管是作家、艺术家还是评论家，都很清楚文艺评论的本分和职责何在，只不过受制于种种条件，普遍的认识还并不能和普遍的现状对应起来。真正的文艺评论，总是从为优秀的文艺作品服务的起跑线上飞奔、升腾起来的。绕开或者躲避这条起跑线的文艺评论，都属假冒伪劣的文艺评论。

    成色十足的文艺评论首先应该做到能够判断出、选拔出好的作品；其次，更重要的是它应该为优秀的作品、独特的作品、有创新却还难以获得广泛认同甚至易遭误解的作品等各式各样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开辟一个空间，一个被人们接受、被人们理解的空间，一个话语的空间，一个文化的空间，一个价值尺度的空间，一个自由伸展的空间。鲁迅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外国艺术、外国思想的实践，本质上就是在做这样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在鲁迅的一生当中，从他初涉文化界就已开始，一直持续到后来他成为当时文坛上的巨人以至他笔墨生涯的最后时刻，前后经历了非常明显的线性变化。最大的变化是发生在1927年秋天以后的那一年，也就是学界常说的鲁迅“向左转”的那一年。在那之前和在那之后鲁迅在译介方面有明显不同的侧重和取向。看他前后这两个阶段翻译和介绍的那些文本，包括文学、艺术的作品和理论，还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术著作，都可以很明显看出他寄托其间的诉求前后变化非常分明。

    第一个阶段也就是1928年以前的大概二十多年时间——从留学日本初期的1903年，他就显露出在译介方面的自觉努力，一路持续到1920年代中后期从广东移居上海。在这个时期，鲁迅在译介实践当中展示出的眼光是回望式的，逆历史长河而上、朝过去的时代看，试图从昨天的外部世界里，为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寻找一条挣脱当时那种停滞败坏状态的出路和活路。即使找不到现成的路线，至少也找一个外部的参照。用一位在香港出生、后来定居美国的学者孙隆基的话来说，鲁迅这时期通过译介汲取的资源是“世纪末思潮”[6]，也就是想从西方已经走过的穿越一个败坏停滞时代的历史一页上搜求一些痕迹，来给自己做参考和借鉴。因而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末叶的域外社会历史和国族际遇，都成为他这时译介的聚焦范围。

    1928年以后，鲁迅在翻译上的关注焦点突然发生了转折，并且转折后的取向延续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时期。这时候鲁迅的译介姿态一变而成为逼视现实、逼视当代，对外部世界采取了一种紧迫盯人的密切追踪新迹象、新趋势和新问题的态度和方法。他所留意的外部世界，从旧俄国延展到了新苏联、从明治时代的日本推移到了向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加紧拓殖扩张的大正时代以降的日本，从一战时期及之前的近代欧洲抵近了大萧条爆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涨以来的现代欧美。

    六、鲁迅后期译介何以聚焦“新兴势力”

    可能多少受到了前些年一度甚嚣尘上的捧胡适而贬鲁迅的一股舆论潮流的影响，有人从未细读鲁迅著作，却总抱一种成见，认定鲁迅对欧美不太熟悉也不感兴趣。其实从鲁迅的译介实践中可以看得很明白：早自青年时期弃医从文之前和之初，到晚年译介劳动的强度直线上升时期，鲁迅对欧美的关注不仅是一贯的，而且是渐趋深入的。萧伯纳到上海，鲁迅非常关注，不但关注事情本身，更关注后续的反应，特别是中国舆论的种种反应，因为在他感受中这是一面镜子，可以细切地映照出中国社会心理层面有关外部世界和自我形象的最新认知。

    后期鲁迅逼视现实和逼视当代的著译姿态，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出于他对正在剧变当中的时代潮流和世界格局的高度敏感与深深困惑。用他自己的原话说，就是中国正处在“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7]因为，这个大时代是“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8]面对这个方生将死的契机和危险并存的大时代，他不能不求索、不能不展望中国的前景。

    而这样的求索和展望，依他当时已有的经验和现实的条件，可行且必行之道也仍然只能是一条：参看外部世界的急剧变化，特别是参看在这种急剧变化中很可能已经走到中国前面、预演了中国下一步遭遇的那些国家和那些社会的情形。这些情形，在鲁迅的著译话语谱系里，拥有一个共同的形容和限定的关键词——“新兴”，如新兴势力、新兴国家、新兴文学、新兴阶级、新兴的无产者、新兴的战斗的艺术等。它们具体指涉的对象，有苏联、日本，还有欧美，以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无产阶级的“同路人”。

    鲁迅切实感觉到了中国时代的剧变，这剧变出乎他原来的思想逻辑和生存经验之外。为了把握剧变中的大时代，他到外部世界寻找新兴国家，以及能够代表新兴国家各个阶层、各种力量的利益和追求的那些人，探察他们在文学、艺术的世界里怎么表达自己，在表达当中体现出一个剧变时代怎样的复杂情状。这里面包括了他对俄苏“同路人”的关注。他对“同路人”的关注那么多，是因为他有一种自认为中国革命的“同路人”的意识。假如中国将来也变成苏联的话，他预感到自己很可能就会被归入与“同路人”类似的那个群体。

    前后这两个大的时代跨度当中，鲁迅在译介实践中坚守到底的一点，就是始终把着眼点瞄准在民族性格和国民精神上。无论是向世纪末思潮中去找参照，还是向新兴的时代、新兴的国家、新兴的阶级，或者在新兴时代里落伍、受难的那些人群，去找参照，他始终都坚持把首要的关切重心放在民族精神和国民人格层面。这和他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还没有多少复杂的社会现实经验时候的思想兴趣是完全一样的。

    《摩罗诗力说》就是一个明证。我们一般把它当成鲁迅早期的一篇文论作品。其实只要安心通读文本，我们就不难知道，鲁迅当初写它，不是为了阐发文论观点，而是在探求国外尤其是欧洲列强那几个民族凭什么就走到中国前面了。借用陈独秀的说法，这个问题就是“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陈独秀的回答是“乃革命之赐也”。[9]青年鲁迅的回答则是“刚健不挠”、“抱诚守真”、“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的“摩罗诗人”，也就是在时代剧变的前夜，已经面向世界替自己的民族表达了最可贵的心声、进而振拔了整个民族的精神活力的那些人。[10]鲁迅尊称这样的人为“精神界之战士”，他们是对内对外都履行了崇高历史使命的时代先驱。

    这么一看，《摩罗诗力说》是一篇探讨别的国家和民族实现进步的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的论文。只不过鲁迅探讨的思路和得出的结论，与陈独秀等其他人不同。陈独秀看到的是革命的力量，鲁迅看到的是“摩罗诗人”的作用。像恶魔一样发出一时被大家所不喜欢的刺耳声音的那些诗人、那些文艺家，最终经历史证明，却是引领整个民族和国家跨越时代暗夜的精神界战士。他们当初招人嫉恨的那些呼号和警示，在历史回声中，事实上都成了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向前迈进的一段段序曲。

    七、鲁迅译介实践全程的思想主线

    起于青年时期的偏重观照民族气质和国民精神的思想习惯，鲁迅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他晚年愈加留意东欧、北欧一些不甚著名的作家和艺术家，不惜劳神费力地向国内介绍这部分作家和艺术家的生平和创作。哪怕搜罗许久也没找到详尽的材料，他还是要悉心处置零散各处的相关材料，翻译和评述这些作家、艺术家的作品。这是为什么？

    鲁迅的理由是：从这些人的作品中能看到和中国人不一样的一种国民的精神。其实写在那些小说里的，常也只是那些国家、那些民族一小部分人的特殊状态。这一点身为创作高手的鲁迅当然最明白不过。但鲁迅看待这些作品，并不是从区区一个小说家或艺术家的视野出发，他选择和重视这些作品的尺度和立足点，在更高、更广也更深的民族气质和国民精神的层面。因而，他一看到这些作品，就把这些作品所展示的完全有可能属于特例、另类甚至畸零者的那一小部分人物很快提升到域外异邦某种国民精神典型的高度，来当作反观和审视我们自身民族气质和国民精神的镜像参照。

    例如，鲁迅1921年翻译了一篇俄国作家迦尔洵的小说《一篇很短的传奇》，在随译文一起发表的译者附记里，他特意提到作品中的叙事者也是主人公、一位在恋人的激励下参加了俄土战争，结果在战场上被炸掉左腿的青年说的一句话：“与其三人不幸，不如一人——自己——不幸”，并且把这句话认定为一种精神。但其实他这是对原作的一个刻意的误读。原作里写的恰好相反，是伤残退役后拖着一条木腿的叙事者回到家乡，目睹了恋人背叛自己、另觅新欢的场面，忍不住怨恨，满含冷嘲地透过纸面直接向读者抱怨：“你将以为与其一人的不幸，倒不如三人的不幸。”这译文就出于鲁迅自己之手，而且当时就在鲁迅眼前，鲁迅不可能看错。

    但鲁迅看重的，却偏是它的反面，也就是道出这句激愤之辞的那位遭恋人背弃的叙事者和主人公的品质——纵使输掉了爱情，也绝不因此而接着输掉自己作为牺牲者的人格。鲁迅在译者附记里紧跟着他那句貌似笔误、实际上正是精准地抓住了小说主人公人格光彩的引语，发了一句感慨：“这精神，却往往只见于斯拉夫文人的著作，则实在不能不惊异于这民族的伟大了。”[11]这感慨恰好说明了鲁迅重视迦尔洵这篇作品的深层理由——不是仅把它当成小说或文学，而是视之为包括作家的身世遭逢、精神气质和作品生成的现实背景和文化土壤在内的虚与实、艺术与社会等各种因素的聚合体和浓缩物，给予全方位的透视。

    这样一种敏于发现和把握来自外部的民族气质和国民精神的比较镜像和参照资源的态度及方法，贯彻了鲁迅著译实践的全程。由此，我们或许可以看得出：鲁迅的一生，毕竟是承受着民族精神的深重创伤的一生；鲁迅那一代文化人，终究是为救赎整个民族的精神而受难和献祭的一代人。

    八、贯彻在鲁迅译介实践中的批评观

    以上所概括和分析的鲁迅这种以译介的方式来为新文艺、新思想和新价值开辟通路和空间的文化策略和人生实践观念，并不是鲁迅个人所独有的，而是鲁迅那一代精英知识分子共有的。新文学代替旧文学绝对不是历史链条上自然而然出现的一个新旧更替环节，而是鲁迅和鲁迅之前不止一代的文人学者有感于中国文学传统中消极陈腐的存在已经滋长、充塞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然后被迫开始的一场突围战。

    在这场突围战发生之时和之前，文学在整个社会和历史空间里地位和状态非但并不低下、孱弱，反而倒是相当煊赫、相当强大。借重着和政权、伦理体系的紧密结合，文学存在和发展得根深叶茂，影响力也扩散得无远弗届，向下渗透到三教九流杂处的底层民间，向上直达同时兼掌政治和文化权力的官僚知识分子阶层。文学的趣味和气息覆盖到整个国家、浸润着社会各界，而且历时上千年。是文学横跨着朝代鼎革的历史疆界，在全民族精神生活的世界里，源源不断地培育和传递着维系个人和群体价值的道德、伦理和心性意识。

    整个民族精神肌体里的能量、养分和病灶、毒害，都与文学有关。反过来，对民族精神肌体病害的救治，也离不开借助文学的途径、施加文学的手段、发挥文学的效用。这是从传统文化的末世危机中挣扎着成长起来的几代人同知共感的事实，也是他们在规划自己的人生实践方案时实际上别无选择的一种命定的取向。鲁迅在这一点上，也并没有例外。他毕生的文化努力，都忠实地接续在他上一代人思想和实践的延长线上。

    其中他投入最多，收到的成效也最显著的，就是为中国新文学的建设和发展奠基开路、保驾护航、祛邪扶正。而在一个文学传统极其深厚、文学气息极其浓郁的社会历史空间里，新文学的兴起，必须通过排斥旧文学才能实现。新文学排斥旧文学的第一步，就是要用新的文学批评来排斥旧的文学批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要在文学批评当中界划出清晰的新旧分野来。批评内部总有歧异纷争，但旧的批评以万变不离其宗的维持和固守现状而成其为旧，新的批评则因启迪、催促和呵护新的变化、新的尝试、新的创造而成其为新。

    1934年8月鲁迅曾专门写过一篇杂文，反对那种因为看到有的批评家乱评，所以一概地憎恶批评和拒绝批评的态度。他的主张是：坏的批评当然应该被废除，坏的批评风气也当然应该加以矫正。但坏的批评只有用好的批评才能打退，净化批评的风气必须用批评的批评才能济事。整个地给批评和批评家污名涂烂泥，并非好办法。[12]

    继而他还把他所主张的这种以批评的武器来建设和发展批评的做法，提升到了保障文艺和文坛全面进步的高度：“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这段话和我们不少人印象中鲁迅动辄就会去讽刺一下批评家如何颟顸的做派，不大一样。

    这一方面代表了鲁迅对文艺评论的彻悟，另一方面也是鲁迅晚年终于有机会比较完整地表达出来的文艺评论观。中年时期他是在文坛的棋局当中，很多话都是针对具体而微的对象而去的。眼见着类似某批评家挥着理论的大棒歪批《呐喊》那样的事端时时显露，他不能不起而回应，情急之下免不了要对批评家来一个全称式的否定。但那样的否定，并不代表他真是在拒绝或者反对批评家。他自己在创作之外和回击那些蛮不讲理的批评的同时，实际上就一直在用远不限于正襟危坐的高头讲章体例的各种著译形式，兢兢业业地尽着批评家的义务。

    等到晚年能够抽出身来反躬自顾的时候，他才得以平心静气地道明他自己从青年时期即已认定并奉行的批评观，就是好的批评必须存在，而且必须介入批评和批评的战斗，从新与旧、正与误、明与暗、进与退各种对立的力量确确实实地存在并厮扯着的社会文化场域里，争空间、争机遇、争资源。这是为新文学、新文艺、新思想的壮大和繁荣打开通路、创造条件的第一步。对鲁迅个人而言，这也是他扛起黑暗的闸门、放新一代人到光明里去的精神信念和甘当“历史中间物”的思想意识，切实灌注在文艺评论道路上的鲜明印记。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学院）

    曹振华评议：

    林荣这个发言我事先也不知道具体内容，今天和大家一起在这里头一次听，我边听边记，肯定有很多留意不到的地方，说得不当的地方请大家指教。整体的感受是这个选题很重要，成果值得期待。把鲁迅译介和文艺评论联系在一起这样一种研究，我觉得难度非常大。尤其是鲁迅研究界对于鲁迅的翻译，过去研究得非常不足。但事实上鲁迅本人很看重他自己的翻译，他从事文学活动首先做的就是翻译，最后也是翻译。《域外小说集》是一个伟大的开端，翻译《死魂灵》是他大部头文字劳作的绝笔。

    他以翻译从文坛起步，开始的时候雄心勃勃，以中国的现代学术从今天开始新的一页自诩：“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那时候，他是非常自信的。鲁迅的文学创作，从成名作《狂人日记》就直接受果戈理的影响，一直到最后临去世之前的那一年，他还用尽洪荒之力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为的是把一个里程碑式的世界文学名著介绍给中国读者。在果戈理之前，鲁迅的翻译里基本没有名著，他译的多为外国被压迫民族的反抗者的文学。

    翻译研究很难进行，因为搞文学研究的人实际是没有能力涉足鲁迅翻译研究。而能够做翻译的人，也没有精力或者说也没有想到要去研究鲁迅的翻译，甚至根本不想研究鲁迅。就我所见到的关于鲁迅的翻译研究都是零零星星，没有从宏观的角度去把握。林荣这个发言，我觉得最独特之处是能够把译介作为鲁迅的终生贯彻始终的、文学评论性质的实践来理解。这样使我们看到，鲁迅进入文坛真正发愿要做的事情是译介，他的创作是派生出来的，是带有被动性质的，他主动要做的真正重要的事情就是翻译。（李林荣：他很多创作就是要试验一下他的翻译是否有效。）对，据他追述自己怎么做起小说来，他开始创作，是因为《新青年》一个劲向他约稿，他当时翻译没有合适的底本，做论文也没材料，做小说还可以虚构。但是他虚构的基础仰仗的还是从日本学得的一点医学的常识和他先前看过的几百篇外国小说。这也就是说，他的创作也是由翻译来的。（李林荣：他的创作产生了影响，也就证明他的译介是有效的。）

    是啊。今天会上我听了大家的发言，觉得有几个事情都能联系在一起。比如说鲁迅的翻译和他整个的文化活动，实际是三分天下，一个是翻译，一个是文艺创作，再一个就是学术研究。而翻译是鲁迅本人最看重的，长期被我们研究界忽视。他的学术研究，也是大家很难去深入研究的。现在一提鲁迅研究，好多人都认为已经把所有材料的搜刮完了，研究过度、过滥了。事实上以往至今，只是文学领域的人在热衷鲁迅研究，而且也只是把鲁迅作为一个文学家来研究。刚才有老师说鲁迅作为一个小说家好像是弱了点，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文化伟人来说他就不弱了，能够和鲁迅在三个方面相提并论的、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我看还很少有。

    就鲁迅研究来说，我们已经做了的还远远不够。特别是鲁迅本人投入很多也很看重的翻译，研究得实在太薄弱。但是有关鲁迅翻译的偏见成见倒是积累了不少，好多都是完全一抹黑的负面评价。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大家并没有细看鲁迅的翻译。比如《毁灭》，我读了鲁迅翻译的《毁灭》，其他人翻译的《毁灭》我就不会看了。还有《死魂灵》，我曾把鲁迅的译本和满涛的译本对着看，感觉除了鲁迅翻译得不够准确——因为他是从日语和德语转译的，肯定和从俄文原著的翻译相比会有很大的弱点，有些偏差就是跟着原来的日语和德语翻译的不准确来的——还有他的表述方式也跟我们现在的语言习惯有一些隔膜，但在此之外，你能感觉到的是鲁迅和果戈理这两个伟大作家心灵上的沟通，对于世界、对于人性体察的那种细腻深刻的默契。而这些在满涛的译本里是反映不出来的。鲁迅通过日本的和德国的两个译本，辗转曲折，还能够把握到果戈理作品中那种触及灵魂的东西，这真是微妙而奇特，很值得深究。

    非常期待林荣把这样的研究深入持续下去，而且从此以后咱们就得开辟一个整合起来的鲁迅译介研究的领域，因为这真的是太重要了。（张业松：鲁迅翻译研究是显学，而且已经热了大概三十年，从80年代初藤井省三在复旦进修的时候就做这个题目，他是做鲁迅从中日俄三国所受的影响，涉及他读的书和译介的研究，现在日本学界做这个方面更深入了。）林荣今天这个发言里面有几条，像鲁迅译介视野在1928年前后的转变，还有鲁迅的译介是想为中国找出路，这些分析和观点过去没有人说过，我非常赞成。

    注释

    [1]用鲁迅自己的话说，他的文学实践是为了改变国民的精神而倡行的“文艺运动”，而并非仅仅是关乎一己悲欢的个人行为。参阅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页。

    [2]参阅鲁迅：《野草·墓碣文》，《鲁迅全集》第二卷，同前，第202页。

    [3]参阅鲁迅：《青年必读书》，《鲁迅全集》第三卷，同前，第12页。

    [4]本段以上引述参阅王世家编：《青年必读书——1925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9页。

    [5]参阅孙郁：《鲁迅：照亮民族遗产的思想者》，《博览群书》2016年第11期。

    [6]参阅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74—241页。

    [7]引语出自鲁迅：《〈尘影〉题辞》，《鲁迅全集》第三卷，同前，第547页。

    [8]引语出自鲁迅：《“醉眼”中的朦胧》，《鲁迅全集》第四卷，同前，第63页。

    [9]参阅陈独秀：《文学革命论》，《陈独秀文选》，林文光选编，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页。

    [10]参阅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同前，第98—100页。

    [11]本段和上段引文皆出自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6—267页。

    [12]参阅鲁迅：《看书琐记（三）》，《鲁迅全集》第五卷，同前，第550—5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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