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如初

    来参加这个会，既非常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又非常惶恐。对于鲁迅，我实在是觉得应了鲁迅那句话：“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觉得空虚。”不是情感空虚，而是知识储备空虚，考据功夫空虚，国际学术视野空虚，表达能力空虚。尽管我不了解鲁迅研究的最新动态，但我知道，有关鲁迅的一切，内涵和外延，文学内部和文学外部，甚至是边边角角，都被关注过，打量过了。而且，尽管鲁迅作品的体量不算庞大，但他包含的社会文化含量，超级巨大，而且，研究鲁迅的文字已经是浩如烟海。在以上种种背景和前提下，来参加以鲁迅为题的会，对鲁迅、对鲁迅传统发言，我几近绝望。但我又不想放弃难得的学习机会，让我了解鲁迅研究的新进展，了解各位专家学者为解读鲁迅，传播鲁迅所做的努力。我就是带着这种又绝望又珍视的心情来的，现在也带着这样的心情发言。

    李林荣教授让提交论文计划的时候，我提交的题目是《当代文学评论中的鲁迅传统》，内容提要是这么写的：

    鲁迅传统涵盖很多方面，治学的严谨求真，面对研究对象和评论对象时候的客观理性，思考和判断上的不群不党等等。在当代文学评论中，尤其是在进行时态的文学评价中，贯彻鲁迅传统，着眼于作品的品质和价值本身，说真话，不捧杀不骂杀，或许更有益于建立健康的批评生态。本文着眼于这个角度，从一些实际文学案例出发，谈鲁迅传统在当代文学评论中的继承和发扬。

    提交这个题目之后，我开始抓紧时间重读鲁迅。说起来上次系统地读，还是十几年前上研究生期间，之后，就是随手拿起《野草》《故事新编》什么的随便读读。而最近重读，越读越觉得内心惶恐，觉得这个题目提交得太过草率，容易让自己踏空，也容易牵强附会——鲁迅传统到底是不是如我所说呢？当代文学评论中肯定有鲁迅传统，比如认真治学的、独立评论的，不骂杀不捧杀的，甚至是提携后学、宽容失败的等等，但显然，依照目前的文学环境和文学成绩来看，我们都知道，这个传统继承得还远远不够。当然，传统继承的外部环境也不允许——莫说做鲁迅不可能，即便是望其项背，都是难上加难。

    也就是说，我最初设想的题目，没有说服力。我想说，如今，任何有关鲁迅的话题，都不可避免地面对着一个说服力的问题。进行学术研究，有学术研究的说服力；像我们这种外行，仰望鲁迅，说一些关于鲁迅的话，更有说服力的问题。我们常说画神画鬼容易，画人太难。谈鲁迅，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也就是林贤治先生所说的“人间鲁迅”的问题。实际上，鲁迅无时不用作品，召唤着一种说服力，一种平实的、可以体谅和感受的、甚至带着非常接地气的、鲁迅式幽默的说服力。想到这一点，我就更加绝望，我觉得鲁迅实在不需要阐释，只需要阅读。他对所有问题的看法，都远远超出阐释者的视界和格局，他的审美感悟力和文学实践能力，也让很多阐释者望尘莫及。所以，我经常想，研究鲁迅，首先是一种考验勇气的选择。当然，我很崇敬那些审慎思考之后决定从事鲁迅研究的学者，当他们将学术生命交付给这样一个文化巨人的时候，至少证实了一种勇气。

    很多外行，都曾经选择非常个体化的方式说鲁迅，我觉得陈丹青或许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笑谈大先生》，每每能够剑走偏锋。他从鲁迅的好看，好玩儿讲起，讲非常个人化的感受——尽管我不同意他说的，鲁迅长得漂亮，但因为他是学美术的，所以我还比较信服他的审美能力。当然，更重要的是能够体会他说的，鲁迅气质上的好看，性格中的好玩儿，性情中的松弛，以及骨子里的通达——因为鲁迅被描摹得太多了，所以他对鲁迅的“人间性”的偏重有些刻意。从文学的角度而言，鲁迅几近天才，但他又不是智慧超常而生活低能的偏才，他世事洞明，他清醒理智。所以，他在陈丹青心中几近完人，当然，这种观点对我这个外行，是很有说服力的。

    说起鲁迅传统，我觉得陈丹青倒是一个例子，或者说我想到一个有意思的案例。不知道各位感受到没有，其实现在无论是媒体圈还是读者，弥漫着一股对文学不满的情绪。这种情绪，在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时候，体现得非常明显。某些媒体的断章取义，看热闹不嫌事大，固然是职业要求，但未尝不是对文学不满的一种侧面表现。2014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叫《顾彬来了》，依照顾老师的言论，分析过这种不满情绪的前因后果。

    而陈丹青对木心的鼓吹以及他曾经在博客上的叫骂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算作这种不满情绪的出口之一。陈丹青自己的《退步集》《笑谈大先生》，在青年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后来，随着他作为文化意见领袖的声音越来越受重视，他整理出版了两卷本的木心的《文学回忆录》。一时间，很多网友以重新发现大师的眼光来看待木心，陈丹青的光环和推重让木心的文学价值不断增值，这种增值又进一步促使陈丹青的判断越来越大胆，他说“木心先生可能是我们时代唯一一位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文学作者”，“可能”在这里仅仅可以看作一个语气词，是一个有胆气的行外人给自己留的退身步。不久，有文学中人出来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朱伟他曾是资深文学编辑，发表了一篇叫《木心的尴尬》的博客文章，认为其作品不过如此；陈丹青对他的情感之所以浓烈至此，是因为25年前的文学环境——曾经，文坛重新发现沈从文、汪曾祺、张爱玲都有过那样的欣喜。朱伟认为，陈丹青对木心的推重太过了，有眼界的问题。之后，朱伟又“枪毙”了一篇本拟刊发在《三联生活周刊》上的陈丹青访谈录。由此，陈丹青接连在博客上“开火”，指名道姓而不客气地称朱伟“器小而弄权”，“难为您出入文坛三十年，身为主编，眼前过多少图书？手下推多少作家？何以此番忍不住……您是扮雅的主，怎么就自己破了相？今番您对老先生不厚道，则莫怪老弟这厢失礼了”——不知道这是在探讨文学，还是在推广图书？不知道是在指责文坛还是在说人情世故？接着，见朱伟拒不应战，陈丹青进而说：“这点屁大的文坛，咱哥俩哄谁呀！”

    有意思的是，陈丹青捎上了文坛，但文坛没有人应战，自然也没有另外有分量的文章来探讨，木心的文学价值到底是不是如陈丹青所说那么“独步天下”——读者推崇某一个作家是没有问题的，“文无第一”，但一个读者，即便再有名，敢于从文学传统上给其定位、做专家才能做的事儿，不能不说是当下文坛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陈丹青“一个人的战斗”了一阵子之后，就鸣金收兵了——没劲，四顾无敌手。

    联系陈丹青对鲁迅的解读，更会发现这场勉强还能称得上交锋的论战的微妙意味。鲁迅也曾为了老师章太炎而跟人论战，但他显然知道该在哪里寻找支撑和价值，寻找说服力。当然，陈丹青谈鲁迅，角度刁，机锋多，才气足，文笔好，而且，因为他谈得深入浅出，因为他自身的影响，他对鲁迅的看法或许不如专家来得深入细致，但反而影响更大。甚至可以说，在普及鲁迅精神和继承鲁迅传统上，在克服相关工作的难点和重点上，陈丹青的贡献很大；但即便如此，还是知难行易，真正身体力行地继承鲁迅的传统，学到鲁迅治学和论战的门道，还是难上加难。

    另一个比较著名的外行谈鲁迅，就是王朔。如今看来，他当年对鲁迅开火，实际上暗含着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鲁迅红极一时给他造成的“反感”有关系，跟鲁迅本身关系不大。王朔反的是那个被塑造出来的鲁迅，不是鲁迅本人。鲁迅于他，或许不是我们所说的写作品的鲁迅，而是一个跟特定时代相联系的符号。他厌烦那个时代，要用语言革那个时代的命，所以，顺带着把那个时代风行的一切都否定掉了。

    事实上，当我们提及“鲁迅”这个名字的时候，早已有了无数种符号和含义叠加在他身上，难以剥离。一个人变成一个符号，一个作家变成一种符号，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不幸。尤其是，时隔八十年之后，这个符号的“能指”和“所指”还没有被讨论清楚。鲁迅，成了一个难以界定、难以言说的符号。他的接受史，也成了一个难以界定，难以言说的符号。他的作品，他用自己的笔圈下的现实、历史和人性的领地，变成了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甚至全体中国人走也走不出的“世界”。他以自己为纲，张起了整个现代中国历史、文化、文学、人性的“目”。用陈丹青的话说：他尺寸太大，堵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所有搞文学的人都拿他没办法。

    好吧，我还是别再表达我面对鲁迅课题时候的绝望了，说点充满希望的吧。就是我在重读林贤治先生的《人间鲁迅》的时候，着意注意了书中写到的鲁迅和出版的关系。

    作为一个出版人，我深深敬佩他为了传播，为了让自己的文字以及同行、后辈的文字能够为人所知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那个时候，尽管没有明确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要有的观念，但，出版本身，天然地就包含着这样的二元素。他为了办杂志，出版翻译的图书，出版年轻作家的作品，到处找钱，主要为社会效益，当然也期许着经济收益，能够改善年轻人的生活，维系为更多的年轻人提供机会的出版工作。而他对文字的校排、封面的设计乃至纸张开本的选择，那种精细和精致，专业和敬业，真是让我汗颜。我深有体会，出版大多数时候是体力活儿，或者说是耐力活儿，尤其是内容判断结束之后，从稿子到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条路上，会磨损人对内容价值的期待，也会损耗人对形式的期许，更何况，还要想着去赚钱、去盈利。但，至少从林贤治先生的书中，我从未见到鲁迅不耐烦——一个自己写小说的人，还甘愿去做出版的“体力活儿”，还耐烦，我难以想象这样的境界。我不写小说，偶尔写写评论，即便如此，我都经常要克服自己的写作和别人的写作之间产生的隔膜和落差，克服自己的厌倦。所以，继承鲁迅传统，对于我而言，首先要从“耐烦”做起。

    当然，鲁迅先生和我们出版社有很深的渊源，我们的第一任社长冯雪峰和鲁迅的关系，史学界和研究界早有研究；《鲁迅全集》也是我们社的看家书。我们出版社一些参与《鲁迅全集》编辑、注释工作的老同志，一些社外专家，都曾回忆过编辑和注释《鲁迅全集》的过程。后来，还有一些年轻一点儿的编辑，都变成了鲁迅研究的专家，比如王培元、王海波、郭娟等等，我工作中曾跟这些老师有接触，很敬佩他们。更年轻些的，或许也在努力，但随着出版环境的变化，从一年出一本书的节奏到一年赚够多少码洋的评价体系的变化，编辑成为相关领域专家的难度越来越大了。

    最后，抛开所有有关鲁迅的厚重和复杂，单纯一点儿说，我阅读鲁迅，体会鲁迅的知识视野，仰慕鲁迅的文学才华，发自内心地、理性地敬重鲁迅的人格格局，很多时候都是为了提醒自己：作为一个文学从业者，作为一个跟精神和文化有关的工作者，尽可能守住价值底线，勤奋努力一点儿，严谨扎实一点儿，自省自律一点儿。在读书阅世的时候，在表达观点的时候，在站在利益关口的时候，尽可能守住自己。

    （作者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

    宁肯评议：

    付如初从审视陈丹青和王朔的有关言论的出发，来梳理她本人对鲁迅传统的理解，角度很特别、也很有意思。有时候，通过人们对鲁迅的态度，能看出社会文化某个侧面的流变，不仅仅是看出鲁迅，而且通过鲁迅能够照出很多人、也照出很多思潮来。

    比方说，如初刚才提到，她非常理解王朔那么谈鲁迅，王朔对鲁迅的那些看法都是有社会原因的，但仍然不严谨，只能是对社会情绪某一侧面的一时反映，长远看还是一个泡沫。那个时代情绪一旦过去，他那些观点也就毫无意义了。其实王朔不少走热一时的作品现在确实已经变得没有意义，当初大家看《编辑部的故事》，共鸣很强，现在再看只觉得可笑。

    有时候聪明不一定是好事。在一个特定时代里显得太聪明了，可能热闹一时，但聪明终究比不上智慧。对作家、艺术家，这一点尤其值得警惕。陈丹青也好，王朔也好，从他们身上我们应该得出一些教训和启示。关于这层意思，我觉得如初分析得特别好。

    另外，她还根据自己的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切身体会，谈到了鲁迅在编辑方面投入的心血。今天看来完全是文化巨匠的鲁迅，在最具体的编辑、出版工作上，那么细致、那么耐心。这点让我太惭愧了，不是一般的惭愧。比起鲁迅，我们今天这一行里的那种急功近利、那种自私的习气，真是太渺小了。我以往就很反感“蜡烛精神”的说法，干嘛非得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凭什么？但现在想想，我觉得有时候克爱美需要这种精神。比如你做个编辑，就得做个细致活，当然不是说永远牺牲，至少在自己的工作本分上应该全心全意付出的场合，还是需要有牺牲精神。这也是从今天付如初的发言里，我感触很深的一点。

    徐则臣评议：

    鲁迅的确是一个伟大的人。编辑这个职业本身的那种天长地久的、没完没了的琐碎消耗，的确很会伤人的。如果鲁迅真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他一定会把职业对他的伤害通过某种形式表现出来。但如果他是一个非职业编辑，偶尔参与编辑工作，那我觉得他可能会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不喜欢的让别人做。而职业编辑，经常要忍受那些完全没有技术含量的事务。我想以后也许会写一篇小说，写写做一个职业编辑的鲁迅会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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