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琛

    所谓“‘他们’眼中的鲁迅及其思想体系”，我这里仅以英文汉学期刊的一部分相关文本为例，做一浅析。为什么是英文汉学期刊？因为我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对外国人怎么看待中国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我那时候是专攻社会学研究，所以常看一些研究中国问题和研究汉学的期刊。比如剑桥大学有一个这方面的专门的期刊，加州大学也有一个汉学期刊。我发现印度德里大学在汉学研究方面也做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他们那儿去了一个中国学者，叫谭云山，是湖南人，他原来在东南亚教授汉学，后来去了印度，和泰戈尔关系非常好。他就在印度德里大学，还有之后的尼赫鲁大学，专门建了一个研究中国和研究汉学的有名的学术中心，旗下也有一个汉学期刊。荷兰的莱顿大学也有一个很具影响的汉学中心。

    基于我对汉学研究的兴趣，从我主要致力的媒介文化研究的角度看，很多时候我觉得在和文学距离最近的领域，往往能发现一些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当然我在学习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去领略一些哲学家的思想，包括在不同的时代他们的思想的转变。

    鲁迅先生给我的感觉不仅是一个作家，更多时候他像是一个哲人、一个思想家。而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和当下现实社会中，他更突出也更重要的身份是知识分子，就像社会学家瑞伯特说过的，人有不同的角色。今天的切入点，我就想探讨一下鲁迅先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怎么去处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角色和时代的关系，主要是基于汉学期刊中一些汉学家对于鲁迅先生的讨论。

    在英文学术期刊库可以搜到很多这一类的文献，但对于鲁迅先生的讨论出现得最集中的时段是在1980年代。英语世界的这些汉学家在1980年代探讨鲁迅最热烈。当然1990年代和2000年以后到现在，也没间断，但稀疏了很多，每隔几年会出一篇谈鲁迅的论文。那些汉学期刊上长线的论题都是研究中国当代社会问题。

    为什么在1980年代有那么多汉学家都研究鲁迅先生？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1976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杨宪益先生和戴乃迭女士合译的鲁迅作品集《野草》的英文版。这之前杨宪益先生和戴乃迭女士译了不少鲁迅作品的英文版，1956年就翻译了《鲁迅选集》，1961年翻译了《故事新编》。1980年继《野草》之后，也是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了他们翻译的《鲁迅选集》。这就把鲁迅先生的作品从中文世界比较全面地介绍到了英文世界。那时候对于关注中国文学的外国汉学家，相对来讲有关当代中国的信息来源还非常匮乏，他们只能更多地去注意和探讨鲁迅的作品和他的思想，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语境下由中国的翻译家完成的鲁迅作品的对外翻译成果。

    从1980年代英文汉学研究领域涉及鲁迅的文献，我就选了两个方向比较有意思的文章。其中一篇是1981年，威斯理安大学一位教授施瓦茨——中文叫舒衡哲——女士的论文。我发现外国学者评鲁迅的时候，很喜欢把鲁迅和他们自己熟悉的一些哲学家或者文学家进行比较。比如2009年英国汉学家蓝诗玲女士翻译出版了鲁迅《阿Q正传》的一个新的英文版，她认为鲁迅先生在中国就相当于爱尔兰的乔伊斯和英国的狄更斯。还有人认为鲁迅先生就是中文世界里的乔治·奥威尔。

    而舒衡哲女士是从她所熟知的一些西方的思想家来跟鲁迅进行比较。她选取的两个思想家，也是对当时他们所在的国家产生了非常深远影响的两个人物，一位是德国的剧作家和诗人布莱希特，另外一位她选择的是法国的作家、更是哲学家萨特。当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他，他拒领，他说他是哲学家，所以不领这个文学奖。舒衡哲更多地在比较中揭示出了三个人的共性。这三个人都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个名词现在一提起来大家觉得很平常，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也都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知识分子遍地都是。近些年常有人用一个新名词叫“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这是指一些知识分子成了四处招摇的公众人物，已经有点丑化和讽刺的意思。但是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对于西方世界来讲，确实是很重要的一股推动社会以至整个历史进程演变的巨大力量。舒衡哲女士主要的切入角度就是考察知识分子在历史进程中如何定位。她发现鲁迅和布莱希特、萨特这三个人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曾积极介入了知识分子卷入政治的历史事件，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政治化的代表。

    （李林荣：布莱希特是思想上的左派，当过民主德国文艺界的领导，萨特也差不多是没入党的法共党员，还组织领导过左派政治运动，舒衡哲是罗马尼亚裔的美籍学者，她在中国最有名的观点就是“救亡压倒了启蒙”。）

    所以，她会更多地去关注和强调知识分子在历史进程中如何定位自己政治角色的问题，尤其是知识分子和一些政治性的历史事件的关联。比如1927年鲁迅和当时政治环境的关系，布莱希特在1919年感受到的德国共产党起义的失败，还有后来希特勒的崛起对他的影响，以及更晚一些时候，萨特在二战以后经历的法国左派运动的起落。

    历史偶然事件让知识分子卷入政治，进而知识分子能够使文化也变得政治化，这是舒衡哲的观点。她觉得这三个人的共性更多地体现在他们是作为文艺工作者投身政治运动，但促使他们投入政治运动的不是一种革命激情，而是用理性的政治思考。他们投身政治运动都是经过了自己独立的深思熟虑，是对传统的价值允诺最适度的回应。当然三个人有不同的成长经历和思想情感特征，但他们具备的最明显的共性是都具有一种自我批判的意识。（李林荣：请你具体讲讲她是怎么分析这三位所经历的政治事件的。）

    好的。1927年鲁迅出版了他的《野草》集，那年上半年他是在广州，秋天到了上海。他在广州遇到了国民党清党，他的一些学生因为是共产党员所以被杀害了，他营救不了，感到非常无助无力。这时期越来越严重的一种白色恐怖对他造成了很大冲击。印度德里大学的汉学家也专门讨论过鲁迅在从广州到上海这个阶段的思想变化。第二个是布莱史特在1919年的遭遇。当时德国发生了革命，要求德国的皇帝威廉二世退位，引起了整个德国政治的混乱。共产党也想抓住机会上台，但失败了。后来希特勒的兴起，大家都清楚。而萨特，是在二战以后面临了法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很多争议，主要是偏左的思潮流在上升，连带着学生运动，萨特就置身在当时法国思想界的这个潮流中心。

    舒衡哲女士认为这三个人尽管是在不同的时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事件，但同样都是历史拖着他们进入了一个政治化的过程。他们三人最大的共同特点，舒衡哲女士认为就是自我批判的意识，而且是基于对于自己所处的阶级的批判。她认为他们三个人都是代表了资产阶级，他们的自我批判意识就表现在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身的批判。可是他们本意里的动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是对自我所在阶级的批判，形成的实际影响或者后果呢？很多时候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过程中，也会借鉴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批判，而且当作是非常有价值的批判。所以舒衡哲女士就提出一个观点，认为他们三个人只有针对自我的批判意识，并没有一种愿望或意向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和设计者，他们是恪守在一种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精神的立足点上。

    同时这些历史事件激发、造就了他们特殊的政治意识，让他们具备了一种历史使命感，进而能够清醒地意识到：尽管人的一生中会探究真理，但很多情况下最终还是不知道真理是什么，不过我们有可能知道在什么条件下什么是对的，什么不是你想要的。这就是哲学探究的过程。他们三个人在思想非常迷茫的探索期，可能在坚持追求真理，但是他们同时也明白自己不可能用什么样的方式鉴定出什么是真理，最多只会发现什么是不对的。这是舒衡哲从知识分子在历史进程中的角色这一角度，对鲁迅等重要的知识分子所做的思考。

    第二点我想报告的内容基于印度德里大学的一个汉学家布鲁尼来。他所在的汉学中心，之前是谭云山先生和他的儿子谭中发展起来的。布鲁尼主要以鲁迅先生的作品集《野草》为研究对象。我还专门借了一本《野草》细读了一番，感觉写得非常好，今天的人读起来没有时代的隔阂。可以想象鲁迅先生如果能用上现在的新媒体，每天写博客、发微博和微信，也一定会有不同凡响的影响力。

    在探讨《野草》的过程中，布鲁尼很注意鲁迅曾经说过他一生的哲学都在《野草》这本集子里，因为他写这本集子的时候正是非常迷茫的时候。哲学最主要的是来自生活，很多哲学家独特的哲学思想都来自他实际的生活经验，比如叔本华哲学上主要的取向是悲观主义，你从他个人的经历中就能知道他为什么很悲观，因为他在柏林大学求职时，想和黑格尔PK一下，特地把自己的课排在跟黑格尔同一个时间，结果黑格尔的课堂学生爆满，他的课堂只有五个听众，这让他没有办法在学校混下去。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哲学家的思想，如果从他个人的经历中找线索，就非常容易理解。鲁迅先生也是如此。写《野草》的时期，他从家庭生活来讲，其实也应该说是单身一个人。从广州到了上海，他才真正组成了自己个人的小家庭，在此之前他只能算是一个人独身生活。这种情况下，很多时候对于一些事物的思考，可能就与一个人独自面对和承担生活中遇到的种种苦闷这样的状态，有直接关系。我们看到《野草》集中更多地表现的，是一种孤独苦闷甚至是厌世的情绪。这恰恰体现了在那个时候叔本华、尼采这类哲学家对鲁迅个人思想乃至于写作风格的影响。我在查资料的过程中找到一本书，是张钊贻先生所写的研究鲁迅和尼采关系的专著，书名是《中国有绅士风度的尼采》，让我很受启发。

    一个人的孤寂生活给了鲁迅很多苦闷，也给了鲁迅一定的力量，包括他的写作风格和精神感受里都由此获得了很多。但是鲁迅先生对于尼采的思想并不是全盘接受，因为鲁迅在现代的医科学校里深造过，知识和思想是非常开放的，他并不完全赞成尼采的超人，在一些话语中他流露出不赞成超人某些做法的观点。他更多的是去吸收他认为当时中国人民所需要的那一部分营养，比如大胆地打破传统的勇气。

    不管是在南京矿路学堂，还是去仙台学医，后来又在北京，又到厦门，又到广州，又到上海，无论在哪里，他都接触很多西方的文学作品。包括他所称的摩罗诗人，拜伦、雪莱等浪漫主义诗人，都对他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他大量地接触了西方的文学作品以及哲学思想，但是他和胡适等等人最主要的不同，在于很多时候他并不是全盘推倒中国的传统，而更多的是基于自己的经历进行文化精髓上的兼容并包，并据此对中国的现实进行批判分析。

    ——以上我主要是从这两点来谈，一是鲁迅作为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政治化，而是鲁迅作为一个哲人，个人生活对他思想的影响。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

    杨明明评议：

    听了李老师的发言，我觉得有很多方面对我们很有启发。他介绍国外的汉学研究中心，讲解了各国汉学家对鲁迅研究的侧重点，特别是一些重要学者的相关研究论文，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其实站在他者的视野来看鲁迅，我觉得这个“他者”应该是个很广阔的范围。李老师谈的是以英文的汉学期刊为例，我本人是俄语专业，但也是对鲁迅在国外的传播很关注。我感觉英美也好，还是其他国家也好，真是像李老师刚才讲的，他们对鲁迅的研究一定是伴随着作品翻译。比如在俄国，他的全集推出，马上重要的一些研究就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学要走出去，引起国外的关注——不仅仅是国外的读者，还有国外学者的关注，我们的翻译一定要先行，而且这个翻译一定是高质量的，否则的话外国读者看了之后——像莫言一些作品的翻译，人家说不知所云，莫名其妙。而论起对外翻译中国文学作品，首先责无旁贷的工作应该是我们外语方面的专业工作者，而不是在座的各位学者。所以外语院校还是大有可为，尤其北二外本身又是一座以外语为主的院校，我们不仅仅是为国家培养外事外贸和经济人才，更应该培养一些从事文学翻译的人才。

    我觉得中国译者去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有些东西是外国人替代不了的，当然中外合作也是很好的方式。但无论如何，我们中国学者对中国自身的理解，尤其对文化的理解方面，肯定是要超出外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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