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秋吉收

    一

    鲁迅的《青年必读书》（1925年）有如下表述：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这是鲁迅的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希望青年多读外国的书籍。这里“除了印度”一句，多少有些不自然，有些厌恶的色彩，这正是对1924年访华、亚洲最早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的讽刺。鲁迅一生，都在批判着泰戈尔，以及吹捧泰戈尔的徐志摩等新月派。鲁迅近晚年的文章《谩骂与捧杀》（1934）曾这样写道：

    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唵！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磬……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

    鲁迅为什么视泰戈尔及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为眼中钉而一直进行批判呢？这里存在着“欧美”和“日本”这一分歧。与去日本留学的鲁迅和周作人等不同，新月派的徐志摩、胡适、闻一多等均是在欧美留学。与选择在日本留学的鲁迅等人相比，去欧美留学的人几乎都是有产阶级出身，文学创作也反映出他们的出身，华丽，漂亮。可以说政治主张的差异也是自然现象。

    泰戈尔于1924年初访中国，4月12日抵达上海，经由南京，在北京逗留近一个月，最后5月30日从香港出发前往下一个访问地——日本。这期间，徐志摩始终作为翻译随行（去日本也如此）。中国文艺界十分欢迎这位东方的伟人——泰戈尔的访华。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主办的杂志《小说月报》（当时，主编是郑振铎）14卷9号（1923年9月）和10号（同年10月），连续两期发行特集《泰戈尔号》，其他许多报纸杂志也争相报道泰戈尔的相关记事，刊登其作品的翻译。

    本文关注的《晨报副刊》[1]，也登载了许多与泰戈尔相关的记事。最初刊登的是瞿世英、郑振铎的《泰戈尔研究》，1921年2月27、28日。两人通过书信的形式，探讨了泰戈尔的思想、文学（作品）等。报纸的开头可以看到文学研究会对举行泰戈尔讨论会的庆祝词，从这篇文章可以知道文学研究会成立后，开展的活动的一个环节，亦可见对泰戈尔作品的中文翻译、介绍的讨论。

    同年3月16日，首度刊登了泰戈尔作品的中文翻译，即甄甫的《译泰戈尔诗两首〈园丁集〉第三第五十八》。此后，泰戈尔的作品频繁出现于纸面。

    鲁迅《影的告别》，写于1924年9月24日，距泰戈尔5月末离开中国不足四个月。泰戈尔访华前后，中国文坛整体掀起了“泰戈尔热”。可以说，《影的告别》正是在泰戈尔访华热潮的余韵中创作出来的。更巧合的是，《影的告别》和翻译为中文的泰戈尔的诗篇，在某些部分有相似之处。

    下面将对二者进行具体的比较。

    首先，引述的是1921年5月31日刊登的《别离》（印度泰戈尔作万劳奴译）。

    亲爱的母亲，让我去，……哦！让我去！

    （中略）

    夜晚是深了黑了——

    你惊醒了你有忧愁，

    （中略）

    假设你的眼睫永远只睁开这模糊点儿——

    我就出现像在梦中那样，

    我亲爱你，等你睡得正酣的时候；

    那么，你忽然惊醒了，

    觉得我也在床上了——

    但是我消灭了，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在那里。

    鲁迅《影的告别》也是以告别为中心，影子的出现暗示告别。在（泰戈尔的）这首诗中，“离别”是指与母亲的分别，与影子没有关系，但是整个作品以夜的黑暗为基调，梦中出现的主人公与《影的告别》中“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就会有影来告别”的影的形象重合。《别离》这首诗的主人公最终“消失”了，《影的告别》中的影子最终也沉入黑暗中消失了，“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二者都是悲痛地消失，但是却意外地得到了安宁与满足。

    由于篇幅的关系，无法引述更多的诸如此类的例子，但是应该注意的是，翻译成中文的泰戈尔的作品中，有大量的描写“夜”“黑暗”“离别”的语句。

    与鲁迅创作《影的告别》同年——1924年《晨报副刊》刊载的作品。1月5日《晨报副镌》欧阳兰译《歧路选译（五十）》（摘录）。

    在路上我是同这群众的，

    到了路终，我却觉得我是单独地同了你。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白昼转入了黄昏，同伴离开了我。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门儿开，我站着猝击我自己的心的音乐。

    但是，点点的泪痕，仍然在我的眼中吗，虽然床铺铺好了，灯儿点亮了，你和我呵，

    虽然是孤独的？

    这还是一首抽象的诗。我们不知道“我”“你”指的是谁，但“我是单独地同了你”“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白昼转入了黄昏，同伴离开了我”这些句子不禁使人联想到了“影”。

    在《影的告别》执笔（9月24日）前约两个月，7月11日同样发表在《晨报副镌》上的雪纹译《泰戈尔诗二首》其一：

    白昼站在你我之间作伊最后的别礼。黑夜用网儿遮着脸，隐藏了我房里点着的一盏明灯。

    你的黑暗的奴仆默默地走进来，还为你展开了这结婚的毡子，使你孤独地，在这无言的沉默里，和我坐着，一直到夜间。

    ——《采果集》第四十四首

    这是一首描写结婚前夜的新娘子的诗，但是场面仍是白昼与黑夜的交替，光明与黑暗的反差。“你的黑暗的奴仆”默默地走进来，既使你孤独，又沉默地陪你到夜里。

    泰戈尔的诗所勾勒的黑暗的色彩，当然与中国方面是不同的。泰戈尔亲身经历了亲人及爱人的离别抑或死别，撒提（夫人为丈夫殉葬）所象征的传统的习惯、风俗等印度社会自身的问题，以及到1947年为止长达两个世纪的印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被蹂躏所带来的国家整体的黑暗、闭塞感也贯穿这泰戈尔的文学体系。这些与当时中国的状况极其相似，一方面同根深蒂固的封建道德抗争，另一方面，自鸦片战争开始，遭受到欧美列强及日本的侵略。因此，从事翻译的郑振铎、王统照以及徐志摩、鲁迅等中国文人与泰戈尔有着强烈的共鸣。

    鲁迅关注泰戈尔的诗篇，除了意象、内容，更注重的是诗的形式，即“散文诗体”。泰戈尔的诗原本是用孟加拉语写的，在译为英语的过程中采用了“散文诗体”，而翻译为中文的诗是英语的转译。

    在新文学运动中，与旧时的文言定型诗对抗，呼吁口语自由诗的创作，其中作为代表、受到广泛关注的便是散文诗。对于这种散文形式的诗，旧诗派猛烈地攻击，经过几度论争，终于在文坛上得到了一席之位。

    鲁迅也是关注、重视散文诗的其中一员。在1919年这一极其早的时期，他的散文诗习作《自言自语》就说明了此事。他最初的散文诗集《野草》也正是采用了散文诗体，再次证实了此事。关于《野草》，他在《〈自选集〉自序》（1932）中写道：

    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

    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对《野草》采用散文诗形式是自豪的。他十分关注革新后的新体诗——散文诗。泰戈尔访华前后，正是鲁迅创作散文诗集《野草》前夕，大量的泰戈尔的诗篇被翻译过来，大部分都是散文诗，因而不能否定鲁迅对泰戈尔的作品十分关注的这种可能性。

    然而，这样一来，本文开头所列举的鲁迅对泰戈尔所进行的深刻的批判、强烈的攻击便匪夷所思了。

    二

    徐志摩担任泰戈尔访华时的翻译，与泰戈尔一样，一直遭受鲁迅的谩骂。与登载泰戈尔诗的同时期，《晨报副刊》在1923年12月1日刊载了徐志摩的《夜》。

    夜，无所不包的夜，我颂美你！

    （中略）

    夜呀，你在哪里？

    光明，你又在哪里？

    我不在这里，我不在那里，但只随便哪里都有我。

    “不要怕，前面有我。”一个声音说。

    “你是谁呀？”

    “不必问，跟着我来不会错的。我是宇宙的枢纽，我是光明的源泉，我是神圣的冲动，我是生命的生命，我是诗魂的向导；不要多心，跟我来不会错的。”

    （中略）

    我不在这里，不在那里，但只随便哪里都有我。若然万象都是空的幻的，我是终古不变的真理与实在；

    （中略）

    你要真幸福，须向真痛里尝去；

    你要真实在，须向真空虚里悟去；

    你要真生命，须向最危险的方向访去；

    你要真天堂，须向地狱里守去；

    这方向就是我。

    这是我的话，我的教训，我的启方；

    我现在已经领你回到你好奇的出发处，引起你游兴的夜里；

    你看这不是湛露的绿草，这不是温驯的康河？愿你再不要多疑，听我的话，不会错的——我永远在你的周围。

    志摩

    一九二二年七月康桥

    （志摩这首长诗，确实另创出一种新的格局与艺术，请读者注意！）

    徐志摩1918年去美国攻读历史学，经济学，1920年到英国真正转向文学创作。1922年10月到回国前三个月，在剑桥大学所写的这首诗，与当时在五四运动后期的黑暗中挣扎着的鲁迅等人的时代背景极其迥异。但是与鲁迅《影的告别》相比，二者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首先，从题目上看，无论是徐志摩的《夜》还是鲁迅的《影的告别》，都是黑暗的象征。而且，经仔细分析，部分内容、表现也十分相像。

    徐志摩的《夜》：

    “不要怕，前面有我。”一个声音说。

    “你是谁呀？”

    “不必问，跟着我来不会错的。……”

    鲁迅《影的告别》：

    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就会有影来告别，说出那些话——

    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

    “夜”和“影”一样，都是对我说话。拟人化的二者，对我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徐志摩的“夜”希望和我在一起，而鲁迅的“影”誓言要离开我，但是扬言要离开的“影”，实际与“夜”一样，是绝对不可能离开我的。

    徐志摩的《夜》写道：

    夜呀，你在哪里？

    光明，你又在哪里？

    我不在这里，我不在那里，但只随便哪里都有我。

    鲁迅《影的告别》的结尾部分写道：

    我不过一个影，……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

    ……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黑暗与光明的间隙，影是不存在的。但是无论如何，消失也意味着拥有一切。《夜》的最后一句，“夜”对我说“我永远在你的周围”，而我本身，在这首诗的开始，“夜，无所不包的夜，我颂美你”，对无所不包的也进行了赞美。

    接下来是形式上的相似。徐志摩的“夜”告诉我该去往的方向。

    你要真幸福，须向真痛里尝去；

    你要真实在，须向真空虚里悟去；

    你要真生命，须向最危险的方向访去；

    你要真天堂，须向地狱里守去；

    鲁迅的“影”是对他自己将要前往的地方进行自问自答。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二者都是有关前行方向的问题，构成了首先提出的前提条件，进而对此给出答案这一问答形式，而且在这样简短的几句中都出现了“天堂”“地狱”这两个词，在分析内容上的对应也是有作用的。

    徐志摩的《夜》的末尾所附“志摩这首长诗，确实另创出一种新的格局与艺术，请读者注意！”一句，是当时《晨报副刊》的编辑、文学研究会会员王统照所写，可见关注这首诗的不止鲁迅一人[2]。

    但是，与徐志摩的“夜”的明朗相比，鲁迅的“影”总是暗淡的，而且有些生涩。这也无疑反映了去欧美留学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徐志摩和在黑暗的中国社会苦苦挣扎的鲁迅的状况，其中的差距，无论在实际的关系上，还是在文学上，始终都无法缩小。

    对本文所关注的《晨报副刊》和徐志摩，鲁迅直接谈及的是1926年6月10日《莽原》刊载的《再来一次》：

    ……这还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所作，登在《晨报副刊》上的。那时的《晨报副刊》，编辑尚不是陪过泰戈尔先生的“诗哲”，也还未负有逼死别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间或也登一点我似的俗人的文章。

    鲁迅的学生孙伏园1921年至1924年年末担任《晨报副刊》的编辑，他辞职后徐志摩于1925年10月任《晨报副刊》的主编。在孙伏园任职期间，《晨报副刊》连载了《阿Q正传》，鲁迅和《晨报副刊》的关系十分融洽，而到徐志摩任职时，并非如此。因此，鲁迅对吹捧泰戈尔的“诗哲”——徐志摩的讽刺是显而易见的。

    徐志摩于1931年因意外的飞机事故逝世，年仅34岁。在他过世后，鲁迅并没有减弱对他的批判，见《〈集外集〉序》：

    ……待到成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各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这是我和后来的“新月派”记仇的第一步。

    在这里鲁迅明确地否定了徐志摩的诗，辛辣的讽刺即使在徐志摩死后也没有减弱。可是徐志摩比鲁迅小十五岁，鲁迅作为文坛的泰斗，有必要歇斯底里地对“孩子”挥剑吗？不理不睬才是对徐志摩的讽刺、厌恶最淋漓尽致的表现吧。鲁迅对徐志摩的文学进行具体批判的文章几乎没有。但是，像鲁迅这样的理论家，难道不可以不从感情上，而是从理论上将其彻底击败吗？为什么没有那么做呢？恐怕是鲁迅无法那么做，因为鲁迅讨厌徐志摩的诗，更不想承认他的诗。但是，鲁迅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与自己的不同、不得不承认的诗确实存在着。也就是说，徐志摩的文学一定有使鲁迅认真对待的要素存在着，恐怕那就是“诗人”的天性。徐志摩的《夜》有这样一段：

    “不必问，跟着我来不会错的。我是宇宙的枢纽，我是光明的源泉，我是神圣的冲动，我是生命的生命，我是诗魂的向导；不要多心，跟我来不会错的。”

    鲁迅所没有的（自身强烈地意识到的）东西，那就是这里所说的“诗魂”。徐志摩天真地写“诗魂的向导”这句话，一定触动了鲁迅的内心。鲁迅一面从表面上彻底排斥徐志摩，越是否定反而越会意识到对方的存在，这也透露出鲁迅的悲哀。

    在关注鲁迅《影的告别》和徐志摩《夜》的共通处——黑暗这一主题同时，不可忘记的是泰戈尔的诗。我们不能断定这是否对鲁迅的执笔有直接影响，但是不可否定的是泰戈尔诗篇在他们的下意识里存在着。关注着泰戈尔的诗，即使受其影响，鲁迅也不可能坦然地说出来，但是对为泰戈尔所倾倒的徐志摩来说，在谈及有关泰戈尔的诗对中国文坛的影响，说了一些这样的话。1923年9月《小说月报》泰戈尔号（上）《泰戈尔来华》：

    太戈尔在中国，不仅已得普遍的知名，竟是受普遍的景仰。（中略）在新诗界，除了几位最有名神形毕肖的太戈尔的私淑弟子以外，十首作品里至少有八九首是受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的。这是很可惊的状況，一個外国的诗人，能有这样普及的引力。

    “十首作品里至少有八九首是受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的”，确实有些夸张，可是徐志摩自己，以及表面上一直否定泰戈尔的鲁迅，都或许从泰戈尔的散文诗中获取某些灵感。[3]

    “志摩这首长诗，确是另创出一种新的格局与艺术，请读者注意！”正如王统照所附记的那样，徐志摩《夜》给当时的文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半年后《影的告别》作为鲁迅文学艺术的代表，直至现在也被解读着。

    泰戈尔、徐志摩以及鲁迅在文学史上作为敌对关系的显著的代表典型，几乎看不到他们在文学上的交流。但是，不难想象呈现出如此错综复杂形态的二者之间潜在着一定的联系。

    泰戈尔是东方和西方在文学上最初融合的象征，像徐志摩那样的欧美留学生和像鲁迅那样的日本留学生，在近代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分别起到怎样不同作用，这将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

    泰戈尔的文学被当时的中国所接受，不仅仅因为他是亚洲最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更是因为他明里暗里揭露了印度社会的黑暗。不必说鲁迅、徐志摩，包括模仿泰戈尔诗而产生的新生作家等文坛所有人，都迫切希望克服中国社会的黑暗。因此，人们对泰戈尔到来的期待，在欢迎泰戈尔到来的增刊——1924年4月10日发行的《小说月报》第15卷第4号上发表的《欢迎泰戈尔先生》中表露无遗：

    他勇敢的发扬东方的文明，东方的精神，以反抗西方的物质的、现实的、商贾的文明与精神；他预言一个静默的美丽的夜天，将覆盖於现在扰乱的世界的白昼，他预言国家的自私的心将死去，

    而东方的文明将於忍耐的黑暗中，显出它的清晨，乳白而且静寂。

    （作者单位：日本九州大学大学院言语文化研究院）

    张业松评议：

    第一次有机会认真拜读秋吉先生的论作，也是第一次有机会当面见到他。点评可能说不上，因为我对徐志摩和泰戈尔都没有研究，谈论这个话题最关键的一方面要依靠对泰戈尔和徐志摩的深入了解。所以我只能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也就是从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来看，我觉得秋吉先生的这篇文章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一般看待鲁迅，不管是对鲁迅的作品还是对他的思想，往往是从正向思考，去同情性地理解鲁迅的角度，寻找他的合理性。而秋吉先生基本上是反向的认识，有别于我们一般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的做法。而秋吉先生差不多是反过来，从”鲁迅以为非的未必没有道理“这样的考虑着眼去看。尤其重要的是：鲁迅所批评的对象，我们一般都认为是作为他的对立面而存在，不过这并不一定都严重到敌对关系的程度。而秋吉先生这篇文章里面有几个措词是非常严厉的，比如说敌对关系，比如说谩骂，比如说歇斯底里，都是很厉害的。但是不是真有这么强烈？

    我们一般的思路是：鲁迅对他所否定了的对象，就不会再去在乎，完全抹煞掉它的意义。但秋吉先生的想法是，鲁迅还在不断地在乎它，不断地反对它的时候，恰恰说明心里是在乎它的，心里还惦记着它，有点变成了爱情关系了似的。要不是爱你，我就不会一直骂你、一直打你，变成了这样的一种关系。我觉得从研究思路上来说，这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

    由此展开对鲁迅和他的敌人的研究，会很有意义。如果把这一点从具体的例子扩大开来的话，我们可以说鲁迅一生有很多敌人，他几乎是在与敌人的缠斗当中延续了他一生的文学事业。（李林荣：鲁迅之为鲁迅，某种意义上也是被他的敌人成就和成全的结果。）对，就是这个意思。秋吉先生的论文给我们提醒的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把鲁迅的敌人都从鲁迅的生命、鲁迅的文学当中排斥出去的话，那么鲁迅可能就不成其为鲁迅，可能恰恰是敌人所给予的东西成就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鲁迅的独特性。换句话来说，秋吉先生的研究提醒我们，在解读鲁迅文学的时候，要把鲁迅充分地滤镜化，把他放到历史的各种纠缠当中去做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不能否定，鲁迅不是天才，鲁迅是从周树人成长为鲁迅的，他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不可避免地从环境中有各种各样的借鉴。秋吉先生这篇论文探究的是：鲁迅是不是真的从徐志摩和泰戈尔那里有所借鉴？我觉得这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就我们一般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影响范式角度来看的话，也许这个文章并没有提供十分确实的证据，能让我们相信鲁迅的《影的告别》是跟徐志摩的《夜》和泰戈尔的作品有关系的。从影响研究的角度来说，这篇文章还没有提供那么强的证据，只是展示了一个推测。而且就算鲁迅从泰戈尔的诗歌形式和徐志摩的诗歌体式上有所借取的话，也许能够印证这种影响关系的不是《影的告别》，而是其他的篇章。为什么一定是《影的告别》呢？这是可以争议的。但在这些具体的论析之上，这篇文章整体的思想方法或者研究思路我觉得是很可贵的，尤其在今天我们面对鲁迅的文本常常已经觉得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可能秋吉先生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

    （李林荣：秋吉教授有回应吗？回击一下你的“论敌”？）

    （秋吉收：张教授质疑的，我的论证结果是徐志摩的《夜》和鲁迅的《影的告别》之间确实有关系。一篇文章中我不能发表出我所有的观点，有关这个问题，我写过四篇文章。在徐志摩和泰戈尔以外，还有其他一些隐藏的关联。今后也请大家对我这些研究多加指教。）

    注释

    [1]《鲁迅〈野草〉和北京〈晨报副刊〉》1993年12月，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中国文学论集》第22号，67—84页。

    [2]也有对泰戈尔的诗持怀疑态度的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与徐志摩同属新月派的诗人闻一多从根本上否定泰戈尔的诗。他在1923年12月3日《时事新报 文学副刊》中发表题为《泰戈尔批评》的文章，“……那赢得诺贝尔奖的《偈檀枷利》和那同样著名的《采果》，其中也有一部分是诗人理智中的一些概念，还不曾通过情感的觉识。这里头确乎没有诗。”（孙宜学编《诗人的精神：泰戈尓在中国》［2009年、江西高校出版社］、230页。）

    [3]周作人（署名：仲密）《自己的园地》（三）《国粹与欧化》（《晨报副镌》1922年2月12日）提到：“我们反对模仿古人，同时也就反对模仿西人；所反对的是一切的模仿，并不是有中外古今的区别与成见。模仿杜少陵或泰戈尔，模仿苏东坡或胡适之，都不是我们所赞成的，但是受他们的影响是可以的，也是有益的，这便是我对于欧化问题的态度。”这篇文章之后刊登了《阿Q正传》末回《第九章 大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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