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

    当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欧洲汉学家痴迷中国古典文化，热衷于把古代经典翻译为西文之时，刚刚萌生不久的新文学因其稚嫩而容易被忽略，甚至遭到轻蔑。这本也无可厚非。在文坛崭露头角的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胡适、冰心、巴金等作家，此时年轻气盛，意气风发，文学事业正处于发展阶段，对其作品的研究和文学地位的评价，尚需时日。但亦有例外，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捷克汉学家亚罗斯拉夫·普实克（Jaroslav Prusek，1906—1980）率先聚焦于鲁迅、茅盾作品的译介与传播。此后以布拉格查理大学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东方研究所为阵地，一群学生围绕普实克，群星拱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布拉格汉学派”（School of Prague Sinology）。[1]在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的冷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属于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2]与中国保持了友好的外交关系，派遣来华留学生，获得了许多研究鲁迅的珍贵图书资料，布拉格一时成为欧洲汉学研究的重镇。普实克的学生贝尔塔·克莱布索娃（Berta Krebsová，1909—1973）、米列娜（Milean Dolezelová-Velingerová，1932—2012）、丹娜（Dana Kalvodavá，1928—2003）、安娜·德丽扎洛娃-弗尔高娃（Anna Dolcžalova-Vlčková，1935—1992）、马立安·高利克（MariánGálik，1933—）等进一步翻译或研究鲁迅的作品，提升了鲁迅在国际上的传播和声誉，促进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相遇。捷克、斯洛伐克虽属于欧洲边缘的东欧小国，但却成为全世界鲁迅研究的最早汉学基地。正如王家平指出的：“捷克斯洛伐克的鲁迅研究是东欧乃至整个国外鲁迅研究领域成就突出的一脉……形成了国外鲁迅研究史上引人瞩目的‘捷克学派’。”[3]本文旨在梳理、评价从普实克到高利克的布拉格汉学派对鲁迅研究的范式、特色及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一、最早译介鲁迅的捷克汉学家：普实克

    被誉为“布拉格汉学派”奠基人的普实克于1906生于捷克布拉格，1928年毕业于中欧最古老的查理大学（Charles University），随即去瑞典、德国留学，师从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Karlgren，1889—1978）、哈龙（G.Haloun）和黑尼施（E.Haenisch）；1930年获得历史专业文学博士学位；1932年在北京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留学三年；1934—1937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进修中国文学。普实克放弃了最初的社会历史研究，转而研究中国中古和晚清的通俗文学和现代文学。1945年，普实克被任命为查理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创立了东方语言学和远东历史学教研室，创办了杂志《新东方双月刊》（NewOrientBimonthly）；1953—1968年他担任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所长。1955年当选为院士。普实克翻译了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作品，如《论语》《浮生六记》《话本小说选》《聊斋志异》《老残游记》《呐喊》《子夜》；著有《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话本的起源与作者》《中国历史和文学》《抒情与史诗》等；晚年主持编纂《东方文学辞典》（1974）。

    在中国和日本留学的五年间，普实克与同时代众多的中国文化、历史、社会、艺术界的名人，包括鲁迅、茅盾、郑振铎、冰心、沈从文、丁玲、齐白石、梅兰芳、长泽规矩也（1902—1980，日本法政大学，文献学家）、盐谷温（1878—1962，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汉学家）等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并亲自拜访过或认识其中的一些作家、艺术家。这些经历在其充满深情的旅行游记《中国——我的姐妹》中得以记录，这使得他能够对处于巨大转型中的中国现实和作家报以同情的理解和密切的关注：“我喜欢这个国家，我和她亲密得就好像姐妹一般。但即便如此，我对她也很严厉，我看到了她的贫困，知道她的缺点。我为她振奋过，失望过，伤心过，但我从来不能无动于衷。”[4]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人物，鲁迅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坛上引人瞩目。此时正在北京和东京留学的普实克得益于此风尚。[5]他逐渐意识到，认识中国的最好途径是理解中国的新作家和新文学。于是靠着同学们的推荐，他开始阅读鲁迅的作品。这对他而言，好像打开了一扇通往现实中国的大门。普实克虽未见过鲁迅，但两人有书信往来：“我也与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鲁迅先生开始了书信来往，当时他躲藏在上海，我必须通过一个日本出版商传递信函，他当时为鲁迅先生出版书。”[6]1936年6月23日，普实克在日本东京给鲁迅写信，告知翻译《呐喊》的计划，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授权并作序。不久普实克收到了鲁迅的回信：“我同意于我的作品译成捷克文，这事情，已经是给我的很大的光荣。所以我不要报酬。……我极希望您的关于中国旧小说的著作早日完成，给我能够拜读。”[7]此时，距离鲁迅去世仅仅三个月。普实克在日本翻译《呐喊》的过程中，得到了第一任妻子、日本问题研究专家瓦拉斯塔·诺瓦特娜（Vlasta Novatná）的大力帮助。这个捷克节译本于1937年12月由布拉格的人民文化出版社出版，收入了《狂人日记》《孔乙己》《明天》《风波》《阿Q正传》《白光》《故乡》《药》（改名为《一个革命者的坟》）共八篇小说，并附有鲁迅的亲笔短序，[8]颂扬文学是国际交流的最宝贵的方式：“我的作品，因此能够展开在捷克的读者的面前，这在我，实在比译成通行很广的别国语言更高兴。我想，我们两国，虽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交通又很少，但是可以互相了解，接近的，因为我们都曾经走过苦难的道路，现在还在走——一面寻求着光明。”[9]译本中的后记《鲁迅及其作品》写于1936年12月12日东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回忆了作者本人1936年10月20日在东京悼念鲁迅去世的情况；转述了在上海举行的鲁迅葬礼的场面。第二部分介绍了鲁迅的生平及其创作。第三部分分析了《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这是普实克研究鲁迅的最早成果。

    完成于1940年的《中国，我的姐妹》中有一章标题为《小说家鲁迅及其他》，普实克高度评价了鲁迅的小说及其人格魅力：“他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从某些方面看，可与杜甫的诗相媲美。……我非常欣赏先生性格中的坚韧和力量，他不写处于青春期的青年的爱情和多愁善感。他清楚地看到了生活的本质，认为美好的前途只能通过斗争赢得。他敢于毫不留情地嘲讽和攻击，并且很有刺激性，不给任何人留情面，也因此招致了非常多的敌人。”[10]1940年普实克的德语论文《论中国的新文学》陆续发表在柏林的杂志《新中国》。它是欧洲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框架和基础知识的最早研究成果，其中很长的一段篇幅涉及对鲁迅的研究与评价。总体上，普实克认为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鲁迅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具有“主观主义特征”，“这种主观主义色彩在散文诗集《野草》中尤其明显，而散文集《朝花夕拾》的题目就暗示了自传特征。”[11]在1947年出版的《中国的文学与文化》一书中，专门有一章《新中国文学》，对鲁迅多有介绍。1951年1月，普实克在第二次以官方名义访华之际亲自到鲁迅先生的墓前献上花圈；并购买了六万多册图书（大部分为中国现代文学）；1952年10月24日，布拉格的鲁迅图书馆正式成立，这既得益于捷克斯洛伐克在1949年10月6日就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它是欧洲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同样也与普实克的个人社交魅力和极力推动有密切关系。鲁迅图书馆为日后布拉格汉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欧洲第一个有关现代中国文学的图书馆（也是世界上唯一以鲁迅名字而命名的图书馆）。“作为宣传和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基地，鲁迅图书馆不仅有效服务于东方研究所的科研活动，也为整个前捷克斯洛伐克的汉学家研究中国古今文化、为欧洲其他国家的汉学学者查阅资料、进行学术交流提供了便利。”[12]

    1956年11月普实克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回首当年忆鲁迅》：“鲁迅对于我来说是一扇通向中国生活之页——中国的新文学、旧诗歌与历史等等——的大门。”“鲁迅的著作不仅为我打开了一条理解新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道路，并且使我理解了它整个的发展过程”，“读鲁迅的小说，使人体会到生活的悲剧是何以相似，它与整个世界不可分割，紧紧相连，处处相通。”[13]1960年，普实克应邀访华，他有机会亲临鲁迅的故乡绍兴参观。不过，此后普实克对鲁迅的评价，越来越受到了当时无所不在的革命话语的影响。在1959年发表的《鲁迅：革命家和艺术家》（Lu Hsun the Revolustionary and the Artist）中，他认为“鲁迅是真心诚意的革命家，其思想的发展根本上是其革命意识的发展，对鲁迅性格统一发展的任何歪曲，我们都必须反对之。”[14]这种二元对立的判断和“革命”斗志促使普实克对那些贬低鲁迅地位的任何声音，都要奋起回击。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发生的著名的“普夏之争”。在1962年普实克和夏志清在法国汉学杂志《通报》（T'oung Pao）展开的著名笔战中，当美国华裔学者夏志清对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在新文学中的地位有所怀疑和贬斥的时候，普实克坚决维护他心中的文学大师的地位。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5]中，批评夏志清“不能对某位作家的作品做系统的分析，仅满足于纯粹主观的判断，而且错误地诠释了，至少是遮蔽了鲁迅文学创作的真实意义。”[16]“只要我们还记得鲁迅对那些侵蚀着中国的邪恶势力的明确态度，还记得他同豪绅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无情斗争，就必然会否定我们前面指出的夏志清的基本观点。”[17]普实克进一步指出鲁迅艺术的伟大而富有创造性地体现在他将故事推向后景，使之成为背景的幕布，把希望引起读者注意的“痛苦”赤裸裸地衬托出来。1963年，夏志清发表了反驳普实克的文章《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18]虽然这场笔战因彼此意识形态、文学趣味和文化处境的不同而略显“硝烟弥漫”，但两位批评家针锋相对的论述恰恰促进了国际汉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密切关注与研究。正如高利克的评价：“普实克与夏志清之间的争论中没有输家与赢家。……在文学史上有其意义。从如此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出发的普实克与夏志清，促使年轻的学生们更深入地思考文学。”[19]例如，这二位学者在后来的学术对话与私下会面中依然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1964年普实克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Studies In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Berlin:Akademie-Verlag，1964）出版，这是布拉格汉学派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第一次成果的集体展示。由此可以看出普实克对苏联学术界有关鲁迅研究的熟悉程度和学术态度的转变，比起50年代过左的革命立场，其明显的反现代主义的态度有所缓和。他在序言承认，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广泛影响，越来越强调鲁迅作品的艺术性（而非政治性和革命性）及其与世界文学、本土传统的密切关系。他认为波德莱尔（Baudelaire）和劳特利蒙特（Lautreamont）或许对鲁迅《野草》产生过影响；阐释《狂人日记》与果戈里作品、中国古代文学的渊源关系；并论述到鲁迅的杂文比起小说更具有斗争性。总之，普实克认为鲁迅的作品是他那个时代创作中国新文学的一切努力的集大成者。

    1967年普实克参加了美国密歇根州阿波尔举办的第27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提交论文《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Lu Hsun's‘Huai Chiu’：A Precursor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深入剖析了鲁迅早年的文言文短篇小说《怀旧》（1911）；揭示“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化过程中文学结构变化的实质”[20]，鲁迅“用素描式的勾勒、回忆、抒情化的描写，取代了中国和欧洲传统的纯文学形式。我相信，鲁迅与现代欧洲散文作家的创作所共同拥有的这些倾向，可以视作抒情向叙事的渗透，是传统叙事形式的衰落”。[21]普实克是第一个使用“抒情性”（lyricism）这个概念评价鲁迅作品风格的批评家，他指出鲁迅小说具有淡化和简约情节、直接呈现主题的新文学特质。这是在外部力量的推动下出现的一种新文学结构。由此看出，普实克得出的这一结论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家有所不同：不是语言（文言文或白话文）而是情节决定了鲁迅这部文言小说所具有的一种新文学的特质。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应追溯到清末，而非1917年胡适为主导的白话运动或1919年五四运动，这不是某个文化、历史事件所能划定的。这一卓见与当代批评家王德威所强调的“没有晚明，何来五四”的观点异曲同工。

    五百名汉学家到会的第二十届国际中国学研究大会原计划在1968年8月22日召开，但在8月21日这天，苏联军队突然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该次会议被迫取消。随后普实克受到驱逐和排斥，自1953年起被解除了东方研究所所长职务。这次磨难带来的“大觉”（great awakening）促使他开始对革命和现存体制进行痛苦的反思，放弃了用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去解释鲁迅的先验论和教条主义方法，而是重新回到结构主义立场，从文本出发探讨鲁迅的文学创造性和历史地位。在1977年普实克主持的《东方文学辞典》中，“鲁迅”的词条有三千多字，由普实克和克莱布索娃共同撰写，他们总结道：“鲁迅用本国语言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学风格，以措辞简洁、形式清晰严谨著称。他的作品涉及范围极广，文学造诣极深，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定了基础。他使中国现代文学和世界范围联系起来，从而为之开辟了新的前景，因为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创始人。’”[22]

    总之，普实克的批评方法一方面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美学的熏陶，另一方面受到了形式主义（如什克洛夫斯基、提纳诺夫）、结构主义（穆克洛夫斯基、雅各布逊）的影响，并在这两个方面尽可能达成一种辩证的张力。“普实克强调文学与社会的密切关联，把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展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联系起来，从中国社会内部找寻源头。……他细致研究和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叙述策略、类型转换、语言、风格等各方面问题。”[23]可以说，普实克开启的鲁迅研究成为布拉格汉学派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起点和轴心，其贡献在于使用“抒情性”的文学术语把握鲁迅小说的特质；关注鲁迅小说的叙述结构的变化与语体（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注重鲁迅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世界文学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在相互敌视、壁垒森严的冷战时期，普实克致力于构架东西方之间的理解与沟通的桥梁，其学术贡献越来越引人瞩目，影响深远。普实克的美国学生李欧梵可谓最有发言权，他回忆说：“谈到美国的汉学研究和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我首先要提到几位我尊敬的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的老师。一位就是普实克教授，大概是在1976年，我那时候还在哈佛念中国思想史，那一年哈佛请普实克做客座教授，来讲中国现代文学史，这是从没有过的事，因为当时美国根本不重视现代文学。普实克的二门课我全选了。我对于晚清文学和鲁迅的兴趣大部分就是由他激发的，虽然后来我们由师生变成了朋友，可他对我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24]作为对导师的回报，李欧梵1980编辑出版了一本普实克的文集《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The Lyrical and the Epic:Studies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在序言中他高度评价普实克“不仅开拓并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规范，而且通过几十年来矢志不渝的教学和写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鼓舞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追随他的足迹，在这块尚未完全开发的沃土上去发现新的、令人激动的领域。”[25]在某种意义上，普实克有关中国文学的“主观主义”和“个性主义”的观点激发了李欧梵研究中国现代作品中的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倾向。其论著《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1987）亦可纳入普实克所开拓的海外鲁迅研究的谱系中。在王德威看来，普实克是第一个“将抒情与史诗并置来讨论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以及文化的转变，正是从抒情的阶段转换到了史诗的阶段。”[26]

    如今学界有关“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的议题实则延续了普实克开拓的这个原创性见解。而普实克之所以更钟情于抒情气质的鲁迅（而非史诗气质的茅盾），这大概与他作为捷克人所置身其间的波希米亚文化传统有内在的关联，他在中国传统文人的“抒情传统”中发现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与民族性。不难理解，来自遥远的中国的鲁迅成了普实克的异国知音。

    二、译介鲁迅的几位女翻译家与汉学家

    二战结束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与欧美西方资本主义抗衡的力量，进入长达四十年的“冷战”时期。受苏联的支持与影响，波兰、东德、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对于鲁迅的翻译与研究受到重视。六十年代后，中苏关系破裂，对于鲁迅的译介和研究出现了某种阻力或分化；直到八十年代之后，东欧国家的鲁迅研究又出现了新动向。相对于其他东欧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对于鲁迅的译介显得比较有系统性和延续性，成就突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以普实克为中心的鲁迅翻译与研究事业中，有几位重要的女性合作者和才华横溢的女学生。

    1951年，普实克与其学生（后成为其第二任妻子）贝尔塔·克莱布索娃（Berta Krebsová）一起合作翻译出版了捷克语《呐喊·野草》，普实克翻译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风波》《阿Q正传》《白光》等7篇，其中有些是他1937年译本的再版；其余故事和全部《野草》则由克莱布索娃翻译，前言和后记由二人合作完成。1954年，该译本改名为《鲁迅选集》（一），由捷克斯洛伐克音乐与艺术出版社刊行。1954年，她翻译的《彷徨》作为《鲁迅选集》（二），由同一家出版社刊行。1966年出版的《鲁迅选集》（三），收入了《朝花夕拾》《故事新编》，由同一家出版社刊行。此外，原计划将《鲁迅选集》（四，杂文）和《鲁迅选集》（五，书信）翻译出版的计划，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而受到了影响，出版计划未能实施。

    在1952—1959年期间，克莱布索娃负责捷克斯洛伐克的鲁迅图书馆的工作，成为鲁迅研究方面的专家。除了翻译，她还发表鲁迅研究的系列论文。1951年，她和普实克一起合作撰写了长文《鲁迅——新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大大提升了鲁迅在中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的国际声誉。1952年她发表的《鲁迅，一个革命者》（Lu Hsun:A Revolutionary,inArchiv Orientalni《东方档案》7—8，1952），虽然这两篇传记性的文章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但提出了有关鲁迅与革命关系的独特见解，强调鲁迅对于中国革命的推动作用。1953年克莱布索娃用法语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鲁迅的生平及其著作》作为“东方研究丛书”的第一册出版，这是东欧国家第一部以鲁迅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除序言外，第一部分“鲁迅的生活”；第二部分“鲁迅和他的文学作品”。她强调鲁迅作品的主题是反抗，是中国人民的革命与整个中国社会的解放。1956年，克莱布索娃来中国参加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活动，宣读了《鲁迅和他的〈野草〉》一文。1960年《鲁迅和他的〈故事新编〉》（Lu Hsun and HisOld TalesRetold）分三次发表于《东方档案》（1960—1961），是有关中国神话学的研究成果。1964年之后，克莱布索娃只发表了二篇与鲁迅有关的研究论文，一篇是1964年在波尔多召开的第十六届中国研究国际会议上提交的《对鲁迅作品评价的一些观察评论》，文章讨论了她和普实克对于鲁迅作品及其意义的理解。另一篇论文《鲁迅对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的贡献》（Lu Hsun's Contribution to Modern Thought and Literature）刊载在《新东方双月刊》（NewOrient7（1968）：9—13），对鲁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做出了充分的论述。总体上，作为一个鲁迅作品的捷克文翻译家，克莱布索娃对鲁迅作品的翻译成就远远大于其学术成就。

    喜欢中国戏剧的丹娜（Dana Kalvodavá，1928—2003）专门研究了鲁迅的短篇小说《社戏》《无常》《女吊》等的戏剧与佛教《目连戏》之间的渊源关系，她强调鲁迅对民间宗教仪式戏剧的吸纳与运用，尤其是对“活无常”及其家族成员的熟稔与再创。

    米列娜（Milean Dolezelová-Velingerová，1932—2012）于1950—1955就读于查理大学汉学系，是普实克的优秀弟子之一；1953—1957后米列娜与其他三位同学一起，先后有四年的时间一边在鲁迅图书馆工作，一边浸泡在各种中文书籍中，耳濡目染。1958—1959年她留学北京，师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郑振铎和吴晓玲，从事宋元戏曲的研究。“布拉格之春”后她跟随丈夫移居加拿大，在多伦多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她主要研究戏曲诸宫调，擅长使用结构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小说及叙述模式。其代表作有《从传统到现代——十九至二十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The Chinese Novel at theTurn of the Century，1980；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米列娜在1974年8月26—30日马萨诸塞州召开的“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会议上提交论文了《论鲁迅先生的〈药〉》（Lu Xun's"Medicine"），首次使用了结构主义叙事分析、新批评文本细读和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等多种理论分析《药》。她认为《药》遵循着“控制材料原则”和“动态对比原则”来结构布局，呈现了黑暗（迷信）与革命的转换，“是结构性叙事的优秀范本，它展示了故事的双重线索，并在故事结构中给予了强有力的对照。”[27]）及《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497—507页。在2000年北京大学召开的“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米列娜提交了一篇讨论清末民初短篇小说的论文《创造崭新的小说世界——中国短篇小说1906—1916》，她对鲁迅的文言小说《怀旧》进行了细密的解读，从文本语义模糊的地方读出了这部文言小说的深层意蕴，即呈现了双重的语义世界——即“可见的”童年回忆与“不可见的”虚构世界。在米列娜看来，“经由赋予同时作为叙述者和作者的‘我’以创造崭新的小说世界之权威地位，鲁迅创立了一个新的诗学体系，《怀旧》也因此成为‘现代’文学的标志，并在民初文学中具有原型意义。”[28]这与普实克对《怀旧》的阐释视角虽然不同，但却不约而同地把研究范围拓展到了清末民初鲁迅早期的文言小说，从中读出其悄然革新的曙光。米列娜的鲁迅研究把布拉格汉学所擅长中的结构主义方法掌握得游刃有余（这得益于其丈夫、结构主义理论家鲁柏弥尔·德莱则尔的影响），阐明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这一特定的文学形式或类型的内部变迁及其现代性。

    相比捷克，斯洛伐克对于鲁迅的关注较晚，始于1950年代。1952年斯洛伐克文化协会出版了第一部鲁迅作品——译名为《白光》（Bielesvetlo），两位斯洛伐克译者杨弗尔里齐卡（JánFrlika）和特瓦罗勒克（EduardV.Tvarožek）通过俄语版和世界语版的鲁迅作品进行了转译，包括《呐喊》中的八个短篇小说、《彷徨》中的三篇小说以及《野草》中的四首诗。他们对鲁迅短篇小说的选取主要遵循费德林的建议，但在《野草》四首诗的选取上却具有完全的自主权，因为这个领域还没有“权威”的苏联专家涉足。德语和法语专家布尔（JanBoor）把《苏联文学》1951年第10期上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H.T.费德林（1912—2000）的研究翻译出来，作为本书后记。

    直到1960年，另一本鲁迅的作品选《火与花》才以斯洛伐克语由布拉迪斯拉法的波里卡出版社出版，由克莱布索娃教授的学生、斯洛伐克汉学家安娜·德丽扎洛娃—弗尔高娃博士翻译。这本书更忠实于原著，小说选取更佳，克莱布索娃的序言比费德林的后记更可信。其中同样选取了《呐喊》《彷徨》和《野草》中的部分作品，还增加了第一本译著中所没有收录的《狂人日记》《朝花夕拾》中的五篇文章以及《故事新编》中的《奔月》一文。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奔月》并不是鲁迅最成功的故事之一，它被选入这本译著也许是其标题具有诱人的神话色彩。

    以上几位女性汉学家对鲁迅的译介与研究成果，要么是与普实克合作（如克莱布索娃），要么是深受其导师普实克的教学影响，她们可以说是普实克的忠实追随者。

    三、斯洛伐克汉学家高利克的鲁迅研究

    作为普实克汉学事业的承接者，高利克成为“布拉格汉学派”后续的中坚人物。高利克出生于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1953—1958年就读于布拉格的查理大学，学习中国学和远东史，与安娜、李莎娃（MartaRysavá）、玛歇拉（Marcela Stolzova-Bousková，1936—2005）等是同班同学；1958—1960年高利克在北京大学研习二年，师从吴组缃、王瑶、王力和严家炎等老师；有机会拜访了戈宝权、巴人、老舍、叶以群、王西彦等作家或学者。高利克后担任斯洛伐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研究员，直至荣休，被授予“2003年斯洛伐克科学院最高荣誉奖”；2006年荣获德国“亚历山大-洪堡奖”。

    高利克的鲁迅研究从1950年代开始至今，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他把鲁迅研究从文本译介与解读提升到比较文学史、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等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学术层面。[29]高利克回忆说：“在我读大学的五年期间，我在布拉格图书馆大量阅读了有关鲁迅的作品和资料，还经常去克莱布索娃的家中与她探讨鲁迅这个她最喜爱的作家。我写的第一篇有关鲁迅的短文题为《鲁迅——青年之友》，于1956年9月20日发表于斯洛伐克青年报刊《轮班》（Smena），彼时正值鲁迅逝世二十周年。这一天后来也成为我学术之路的开端。”[30]此后，对鲁迅的关注几乎伴随着高利克的整个汉学生涯。高利克题为《尼采在中国（1918—1925）》的3万多字的长文发表在汉堡的一份期刊《东亚自然和人类文化学协会简报》，以1918—1925年间中国文人、文学批评家、美学家、哲学家的著述为对象，考察了此间尼采及其作品在中国的翻译、接受、传播和误读的情况。高利克认为尼采学说影响了王国维、鲁迅、茅盾、李石岑等人的性格及其价值观：“王国维与鲁迅留日期间，都研习过尼采的著作或有关尼采的文献。王国维注重尼采的个体主义，鲁迅则注重他的个体主义与打破偶像崇拜的精神（iconoclastic spirit）。”[31]该文在西方汉学界最早探讨了尼采思想对《狂人日记》的影响：“熟悉尼采著作和鲁迅《狂人日记》的读者，很可能惊讶地发现，《快乐的科学》里的狂人与鲁迅笔下的狂人极其相似。”[32]但同时文章并非停留在“甲对乙”的外在影响上面，而是指出了二者的差异：“从一开始，鲁迅的狂人就截然不同，他（大部分时候）更集中，更具体，更有限，也更全面。尼采的狂人属于欧洲，甚至世界，而鲁迅的狂人属于中国。”[33]

    1980年高利克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1917—1930》（The Genesis of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1917—1930），它是西方汉学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第一部专著。其中第10章“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贡献以及它为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而进行的斗争”（中译文标题改为：鲁迅：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元勋），分析了鲁迅的文学批评观的发展过程，鲁迅受到各种外来文学批评家的影响，最初关注文学的天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精神界”、摩罗精神以及世界神话，逐渐从倡导“美化”的文学转向了以左联为代表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普罗文学：“从天才转向革命……革命已成为他新的批评观念体系中与以前的‘天才’等同的要素。”[34]在对作为批评家的鲁迅思想形成的研究方面，高利克把布拉格汉学中的鲁迅研究提升到一个理论的高度。

    在1985年撰写的文章《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之三：青年鲁迅1902—1909》中，高利克梳理了1902—1909年间青年鲁迅在日本期间的重要创作，展示了他在同时期欧洲思想和本土思想背景下的思想和意识发展及其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中的地位。他认为：“达尔文进化论及物力论冲击了中国及东方世界的价值体系，成为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停靠的第一站，甚至，他们在此条道路上发生了意识形态的转变，从传统儒、释转向欧洲思想源头，更多的人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对鲁迅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直至1927—1928年第一次国内革命爆发最终失败，鲁迅的思想转变也随之完成。”[35]文章还指出鲁迅教导人们要自强的“自树既固”思想牢牢地扎根于他留日期间的整个存在和意识，并体现在他发表第一篇文章《人之历史》时所用的笔名“令飞”上。“令飞”这个笔名可能来源于《创世纪》，即“让雀鸟飞”。这种思想同样体现在他发表并未完成的《破恶声论》一文时所用的笔名“迅行”上。“迅行”一词暗指一头腿脚受伤的野牦牛，在与恶声的战斗中败下阵来后垂头丧气，不再继续思考。高利克的鲁迅研究建立在大量的原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体现了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研究风格，得出的结论令人耳目一新。

    高利克试图运用“文学间性”（Inter-literary）或“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批评概念研究鲁迅文学与外来文学之间的关系。1982年发表的斯洛伐克语文章《鲁迅早期短篇小说的文学间性，1918—1919》，探讨了俄罗斯作家安德烈耶夫（1871—1919）、迦尔洵（1855—1888）以及尼采对鲁迅明显的影响。1986年10月17日在鲁迅逝世50周年纪念大会上，高利克发表论文《鲁迅短篇小说的文学间性：〈长明灯〉和与迦尔洵〈红花〉》，分析了中俄二位作家对于“疯狂”主题的探索。与《红花》中的狂人不同，《长明灯》呈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狂人和一个完全不同的鲁迅，其笔下的“明智的狂人”是全神贯注于“沉寂垂死”的中国的种种代表，是一个为了即将到来的新世界而与过时的旧势力斗争的反抗象征，虽然由于其国家的封建思想，这种反抗无济于事。[36]

    1986年高利克出版了专著《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其中第二章“鲁迅的《呐喊》：与迦尔洵、安特莱夫和尼采的创造性对抗”，分析了《狂人日记》与尼采的疯子、迦尔洵《红花》的疯子、安特莱夫《我的记录》中的不知无名半疯子之间的联系：“鲁迅的个人主义将‘疯狂’这一观念置于中华民族，特别是其文化和文学代表者面前。……鲁迅的这种个人主义追随着（被独特地理解的）尼采，并且克服了安特莱夫或迦尔洵作品中压倒一切的片面性。”[37]高利克强调鲁迅并非被动地接受外来影响，而是通过对反个人的和限制人的原则的根本克服，通过树立一个高度个性化的、摆脱传统教条的、趋于在各个领域内进行自由表现的个性。这种个性与服务于进步和民族的超个人原则和标准联系在一起，体现了鲁迅不同于尼采或安特莱夫的个性原则的创造性特质。这一结论强调了中国现代作家在各种西方文学思潮激荡之下的回应与对抗，值得中国研究者关注。

    2006年10月18—19日在维也纳大学举办的纪念鲁迅逝世70周年的国际论坛上，高利克宣读了论文《青年鲁迅及其伦理观：鲁迅作品中的法律和目无法纪》。这是他有关鲁迅留日期间研究的一个延续，分析的角度新颖独特。2012年11月9—10日在北京举办了国际鲁迅研究会第一届学术论坛“世界鲁迅与鲁迅世界：媒介、翻译与现代性书写”，高利克发表论文《旧神话素在现代文学中的演化——尤利乌斯·泽耶尔和鲁迅作品中的后羿》，他把泽耶尔与鲁迅这二位“文学考古学家”相提并论，比较了捷克颓废派剧作家泽耶尔（Julius Zeyer）的戏剧《比干的心》与鲁迅《故事新编》之一《奔月》中的后裔神话，分析他们在改写同一个神话时的差异，“后裔在这个故事里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鲁迅的另一个自我。”[38]由此可见，具有东欧文化背景的汉学家在研究中国作家时，往往站在他者立场，在中西比较中获得对于本国作家的东方想象的一种阐释。

    总体上，高利克力求在世界文学谱系中确立鲁迅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发生学过程，尤其善于运用结构主义、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匈牙利比较文学家T.索特尔（Istvan Soter）提出的“对抗”（Confrontation）概念和斯洛伐克批评家D.朱立申（Dionyz Duris in）的“系统—结构的方法”（methodology of the systemo-structural approach），在“各种最广阔的可能的联系和平行关系中，在其所有重要的运动和关联域中”，考察一个民族（一个作家）的文学存在与物质存在中的全部现象及该民族（或作家）的文学间的环境（environment）。[39]高利克指出，像鲁迅这类具有独特个性的作家在接受外来文学的影响时并非被动，而是做出积极的反应，这纠正了法国学派影响研究（包括中国学界）只关注处于强势文化地位的传播方而忽略接收方的偏颇，更强调“在接受—创造的过程中，鲁迅走的是他自己的路，即风格化的原作推动他创作自己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形式方面是独创性的作品。”[40]高利克在印证鲁迅接受外来文学思潮影响的同时，揭示鲁迅写作的个性特色和独特风格。这较好地解释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时期作家风格的生成过程，把文学的影响与接受、冲击与回应之间的张力视为创造性的文学间过程中的一种形成性因素。这种力求客观而辩证的研究范式显示出与中国本土研究者不同的人文学科方法，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来自海外汉学家的另一种参照模式。

    四、布拉格汉学派的鲁迅研究之特色

    当我们在把握对象国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时候，应该充分意识到在以个体形态表现出来的研究中，常常具有的世界性的因素。也就是说，随着世界文化的发展与相互融通，每一个特定国家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每一个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与“世界的研究”联系在一起。我们要关注到他们对这个中国“他者”的研究也往往呈现为其自身的话语力量。因此，当我们思考布拉格汉学在世界汉学中所体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时，这些来自东欧“他者”所蕴含的内涵和话语力量尤其值得考量。提及布拉格汉学派，必然要提及语言学派中的布拉格学派（Prague School），其文学批评理论深受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Russian formalism）和二十到四十年代捷克“布拉格结构主义”（Prague structuralism）的影响，重要理论家包括雅克布森（RomanJakolson，1898—1982）、穆卡洛夫斯基（JanMukařovsky，1891—1975）、沃季奇卡（Felix Vodicka，1903—1972）等。在这些结构主义者眼中，文学作品只是一个物质成品，只有潜在的审美价值，只有在读者的理解和解释中，它才表现出实际的审美价值。批评家的任务是对作品的系统、结构和功能进行研究，所谓的文学史就是手法史、形式史。从普实克到高利克的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体现出明显的结构主义思维方式，即重视对作品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变化的分析，从审美的视角探寻一个作家、作品或一部文学史的内在肌质与演变过程。

    此外，布拉格汉学派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生巨大兴趣的重要动力与普实克的个人研究兴趣、教学推广和时代处境有密切的关系。普实克本人一直对中国丰富的民间文学、话本以及用白话文写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和《老残游记》等大加推崇。而民间通俗文学与正在兴起的中国现代文学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这有助于普实克很快把研究重点从传统的话本文学转向现代白话文学，在二者之间寻找某种文学传统及其后嗣的延续或转变。鲁迅之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就引起了普实克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基于两国相近的社会境况和历史遭遇。关于现代性、反专制主义和霸权主义、主奴意识、民族主义与自由民主等等，成为两国作家和知识分子面临的共同议题。鲁迅成为混乱黑暗时代燃烧的火炬，照亮了铁屋中彷徨与困苦的人们，普实克在其文字中找到了思想的共鸣与精神的呼应。同时，天时地利的外部条件也推动了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摇篮之一（此外是苏联、德国汉学）。在“帝国主义”被新中国拒斥的五十到七十年代，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处境，处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比起英、法、德、美等强国的汉学家，一方面虽然受制于苏联的学术界研究动态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极力与之疏离，突显本国的研究特色。这一时期的中国与捷克斯洛伐克亲如兄弟，大学生有机会来中国留学访问（如高利克有机会到北大留学二年，米列娜在社科院求学），获得中国政府大力支持而建立的鲁迅图书馆为布拉格汉学派的形成与繁荣提供了契机。普实克创办并主持的东方研究所形成了一个研究鲁迅的文学共同体和智力圈。

    综前所述，布拉格汉学派的鲁迅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普实克为中心，主要是初步翻译和介绍。第二阶段是克莱布索娃、丹娜和安娜等几位女性翻译家和汉学家的大量翻译，从运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鲁迅小说的结构与文体特征。第三阶段是以高利克为中心，运用接受—影响、对抗—再创、文学间性等比较文学的方法，从接受史与思想史的视角研究鲁迅的智力形成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特质。其主要研究特色有：（1）运用结构主义、系统—结构法、影响—对抗研究、类型学、文学间性等理论方法，把鲁迅的创作纳入世界文学的生成过程中，从古今文学史的历时性维度和世界文学发展的同时性维度，考察其文学作品与文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脉络、风格（主观与抒情）、叙事模式（简约情节）等。（2）偏重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的研究趋势，从事实与经验出发，在对大量文本文献的细读之中发现问题，寻找有理可据的事实；持续性地考察鲁迅文学和批评的开拓性意义。前期普实克、克莱布索娃、米列娜等主要是译介鲁迅的重要作品，侧重分析其作品的形式、结构、风格及其对传统文学的背叛，揭示其文本的革命性、抒情性、主观性与现代性等特质；后期高利克则侧重分析鲁迅（本土文化传统）与外国文学思潮（尼采、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基督教等）之间的创造性对抗关系；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史、中西比较文学中探寻鲁迅思想的形成及独特价值，挖掘其创作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刺激—对抗—创造关系。（3）对鲁迅作品的理解更富有理解力和同情心，比起英美汉学家，捷克、斯洛伐克的东欧汉学家对中国抱有特殊的情感，因此更加认同并积极评价鲁迅。这与其处于欧洲边缘，备受帝国主义强权欺压的小国、弱国地位有密切关系，加以后来同属于社会主义制度，在意识形态方面更为一致。比起苏联汉学界的鲁迅研究，布拉格汉学派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来自僵化教条的意识形态的局限。例如，在1961年普实克与夏志清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鲁迅地位的这场论战中，普实克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和社会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难免左右了他对鲁迅的全面评价，显示出对迥异于自己观点的“不宽容”和“苛刻”。但1963年普实克在“大觉”（great awakening）之后，其立场也逐渐转变。“当时，萨特和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开始在捷克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普实克所信奉的浮士德式的情调开始受到了质疑。”[41]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后，普实克被禁止参加一切学术活动。在这种苦难中，作为知识分子的觉悟使得普实克避免了过度陷入政治化和“左倾”教条中，他很快纠正了对鲁迅的过度革命化（意识形态）的解读。

    与此类似，在1975年11月4—9日，德国汉学家马悦然在斯德哥尔摩组织的“诺贝尔论坛第32期：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社会背景”的国际会议上，高利克勇敢地发声：“我们汇集在此，还有别处这些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一起耕耘这块事实上‘否定传统’的土地。尤其在中国，合法的继承人还在其影响之外。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除鲁迅外，没有一个人的话可以被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恰恰将鲁迅作为一个旗手加以宣传，使其成为畅销书，这不是一种典型的‘危险的叛国’吗？鲁迅不是正在成为被制造的中国文学生活的掘墓者之一吗？尤其是控制那种生活的决定性氛围？尽管是通过曲解和误读鲁迅来达到这样的目的。这一天的到来才有真正的希望，不仅鲁迅的作品，还有其他作家的作品会摆在柜台上、书架上和读者的面前。”[42]在1976年的特殊历史时期，高利克竟敢讨伐极“左”的文化政策，反对对鲁迅的“曲解和误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的确需要非同寻常的勇气。他因此而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差不多五年的时间内，他不能代表捷克斯洛伐克的汉学界参加国外的会议。考虑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正处于文学沦为政治的宣传工具，纯粹的美学因素和艺术考量被驱逐殆尽的历史背景，高利克有关鲁迅的批评研究超越了同时代中国学者面临的时代局限，同样也突破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为西方人深入地理解中国的鲁迅开辟了一个多向度的汉学领域：即在政治与艺术、历史与现实、史料与洞见、个案与文学（批评）史、中国与世界的多元维度中书写中国新文学史。比起作为文学活动家与组织者的普实克，高利克更像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决不随波逐流，保持了敏锐的观察力与独立的判断。

    以普实克、克莱布索娃、米列娜、高利克为代表的布拉格汉学派在鲁迅研究领域独树一帜，硕果累累，提升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翻译、传播与声誉，其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兼容的理论方法、富有洞见的文本分析和多向度的研究理路不仅值得中国学者引鉴，更有助于我们透过汉学家的“他者”，反观鲁迅留给我们的丰富厚重的文学遗产和对世界文学的贡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留学中国的普实克曾深情地期待：“跨过一切混乱，中国文化正在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古希腊罗马文化同等重要。这是一门充满智慧的生活学问，它教人谦虚谨慎，与世无争，注重自然之美，它的哲理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43]

    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普实克的期盼已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亦逐渐成为一种令人信服的现实。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传播与彼此交流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如果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学欲在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贡献来自东方的独特智慧与艺术想象，除了我们学界的大力译介与对外传播外，亦需要世界各地的汉学家（或中国学学者）的助力。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学院）

    张钊贻评议：

    刘教授文中提到的两位捷克汉学家，都跟鲁迅和鲁迅研究有点关系。高利克是汉学界老前辈，但他对我们这些后辈就像朋友一样，没有架子，都很愿意交流、帮助。对刘教授的发言，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她已经梳理得很清楚。我只想补充一些关于高利克的小故事，希望大家有兴趣听。

    刘教授着重讨论了普实克和高利克的学术研究，对他们二人的师徒关系却没有提到。高利克跟我说过，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进行清洗，普实克受到批判，高利克被迫“扔石头”，内心非常愧疚。直到普实克死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愧疚都无法表达。所以后来在很多场合，一提到普实克，高利克都非常动情，流泪、自我谴责。他是个感情丰富的人。这算是第一个故事。

    另外一个故事，是关于我怎么跟他认识的。我认识他是因为研究“鲁迅与尼采”。高利克可以说是西方学者中研究“尼采在中国”的先驱，他1971年就写了一篇在当时来说最全面地分析尼采在中国影响的文章，到目前为止还是一篇经典。1986年我去澳洲念研究生，通过我的导师Mabel Lee跟他建立了联系（我的导师跟他是好朋友）。后来他到澳洲开会，由于大家研究兴趣相近，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再往后，他就请我去布拉迪斯拉发（即现在斯洛伐克的首都）去开会。还有一次我们到瑞士开会，那次会是他的一个学生冯铁筹办的。冯铁也研究过“尼采在中国”，那次会冯铁弄到了一笔经费，专门请了各地研究尼采与中国的学者，包括中国的尼采学者。在一次晚饭后，高利克单独找我，以一个长辈的身份，很郑重地跟我谈话，大意是说，冯铁现在开了这个会，你作为他的同辈，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在澳洲开一个这样的会。真是给我很大压力。

    当时我已经在澳洲的大学教书。澳洲有几位研究过“鲁迅与尼采”和“尼采在中国”的学者，我们也一直希望能够在澳洲开一个有关鲁迅或“尼采在中国”的会。但遗憾的是，鲁迅这个议题，甚至可以说，不是有关当前中国政治经济的研究课题，在冷战结束之后便逐渐不吃香了。刘燕教授没提到这个背景，正好可以让我补充一下。冷战时期，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要了解中国，只能旁敲侧击。而中国现代文学，包括鲁迅研究，是中国的热门学科，自然是非常方便的切入点。这是当时鲁迅在西方受到某种意义上的重视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派些学生来中国学习就行了，不需要看鲁迅那么复杂又难翻译的文本。当然，鲁迅作为一个在文学上有世界性成就的作家，因为在国际上有影响是值得研究的，但只是少数专家的兴趣，已不再是重点。在这样的背景和氛围下，要在澳洲筹办一个国际研讨会，经费肯定是没着落的。高利克给我这个任务，压得我好几年都抬不起头来，都不敢跟他联系。

    后来我去了新加坡，大学的经费比澳洲充裕得多，终于申请到一笔钱，开成一个“尼采与华文文学”的国际研讨会，也专门请了他，他也很高兴。他当时其实已经退休，身体也不太好，还是专程从中国赶去参加会，并提交了一篇很长的论文。后来这篇论文收进了他的文集里面。十几年的承诺，终于兑现，总算是对得起他。我也很轻松了。

    新加坡那次会还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会议的经费预算里，我已包括了与会者的来回机票。也就是说，从斯洛伐克到新加坡的机票，他完全可以报销。但碰巧他当时去了中国。从中国飞新加坡，本来有很多直飞航班，但他特地买了一张要中转一个什么地方才到新加坡的机票，把自己弄得很累。后来他跟我说，这是为了给我省钱。虽然这完全没必要，但可以体现出，他在一些小事情上都很能替别人着想。

    他为新加坡研讨会写的论文，是回顾他研究“尼采在中国”的历程，是我建议的题目。某种意义上，那篇文章也是他研究“尼采在中国”的收山总结。他对尼采已经失去兴趣了，现在要回归传统了。回归的自然是西方的传统，他已转向研究《圣经》。

    我很高兴这次能够从刘燕教授的报告中，看到高利克最近精神饱满、精力充沛的形象。

    注释

    [1]“布拉格汉学派”又称为“捷克学派”，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捷克布拉格，一群研究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师生围绕核心人物普实克而形成的汉学派。中国学者徐伟珠认为：“普实克身边聚集了十几位弟子学者，他们利用丰富的图书资源，切磋学问，激情满怀地从事中国古代经典和现代文学作品的翻译，推出研究著作，学术范畴涉及中国历史、中国口述文学、现代文学、传统戏剧、语言学、汉语语音等诸多领域。”（徐伟珠：《汉学家普实克造就的布拉格“鲁迅图书馆”》，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第32—37页）。斯洛伐克汉学家高利克指出：“布拉格汉学派与此前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众学派有所不同。俄国的形式主义和捷克的结构主义都有自身的信条、文学研究方法和既定的学术研究目标。普实克除了在有如自己专攻的中世纪大众文学研究、叙事艺术方面外，其他方面都任学生自由发展。”（高利克：《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汉学研究》，李玲等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166—201页）；捷克汉学家米列娜认为：“普实克的教学方法也是很灵活的，他和弟子之间存在一个开放的学术讨论空间，他力图把整套研究方法灌输给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我们——这里我作为普实克的一名学生说话——渐渐被潜移默化了。当我们完成了我们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时，整个学术研究工作已经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这就是后来外界观察家所说的布拉格汉学派。”（米列娜：《欧洲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戴国华译，《国际汉学》第15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206页）

    [2]捷克斯洛伐克（英语：Czechoslovakia；捷克、斯洛伐克语：Československo）是1918年10月28日至1992年12月31日存在的联邦共和国。1989年天鹅绒革命后，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解体，并于1993年1月1日分为捷克、斯洛伐克两个独立的国家。

    [3]王家平：《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1909—200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4—245页。此处“捷克学派”亦即“布拉格汉学派”。

    [4]雅罗斯拉夫·普实克：《中国——我的姐妹》，丛林、陈平陵、李梅译，北京：外语教育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25页。

    [5]值得一提的是，1932年捷克报告文学家基什（Egon Erwin Kisch）在“一·二八”事件爆发后来到上海，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拜见鲁迅，鲁迅为其报告文学《秘密的中国》（Secret China）提供了一些资料。参见戈宝权：《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载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年刊》（1981），西安：陕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76页。

    [6]雅罗斯拉夫·普实克：《中国——我的姐妹》，丛林、陈平陵、李梅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第370页。这个传送信件的日本出版商即“内山书店”的经营者内山完造。

    [7]雅罗斯拉夫·普实克：《中国——我的姐妹》，丛林、陈平陵、李梅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第371页。可参见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62—663页。

    [8]参见雅罗斯拉夫·普实克：《中国——我的姐妹》，丛林、陈平陵、李梅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第369—373页。

    [9]1936年10月20日上海出版的《中流》半月刊第1卷第4期刊登，题为《捷克文译本〈短篇小说选集〉序》，1937年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10]雅罗斯拉夫·普实克：《中国——我的姐妹》，丛林、陈平陵、李梅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第370页。

    [11]亚罗斯拉夫·普实克：《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郭建玲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5页。

    [12]徐伟珠：《汉学家普实克造就的布拉格‘鲁迅图书馆’》。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第35页。

    [13]亚罗斯拉夫·普实克：《回首当年忆鲁迅》，载1956年11月17日上海《解放日报》。

    [14]Jaroslav Prusek：“Lu Hsun:the Revolutionary and the Artist”，in:OrientalischeLiteruturzeitung5/6（1960）：230—236.

    [15]Jaroslav Prusek：“Basic Problems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A Review of C.T.HSIA,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in:T'oung Pao49（1962）：357—404.

    [16]亚罗斯拉夫·普实克：《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郭建玲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208页。

    [17]亚罗斯拉夫·普实克：《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郭建玲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218页。

    [18]C.T.Hsia，“On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A Reply to Professor Prusek”，in:T'oung Pao50（1963）：428—474.

    [19]马立安·高利克：《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汉学研究》，李玲等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

    [20]亚罗斯拉夫·普实克：《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郭建玲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101页。

    [21]亚罗斯拉夫·普实克：《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郭建玲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106页。

    [22]Jaroslav Prusek:Dictionary of Oriental Literature.Volume I:East Asia.London，1974.参见王家平：《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1909—200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8页。

    [23]刘云：《捷克汉学家普实克的中国文学自调观》，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院》2014年第4期，第150页。

    [24]《文化转向与人文传统——李欧梵访谈录》，载季进：《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5页。

    [25]李欧梵“序言”，参见亚罗斯拉夫·普实克：《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郭建玲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6页。

    [26]《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王德威访谈录之四》，载季进：《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6页。

    [27]Milean Dolezelová-Velingerová，“Lu Xun's‘Medicine’”，in:Merle Goldman ed.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221—231.中译文收入乐黛云主编《鲁迅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467—560页。

    [28]张丽华：《文本世界的探寻者：专访米列娜教授》（2008年2月），参见https：//www.douban.com/note/244331139/

    [29]参见杨玉英：《马立安·高利克的汉学研究》第二章“马立安·高利克的鲁迅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15年，第32—79页。

    [30]马立安·高利克：《鲁迅与我》，载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3年9月11日，徐娟译，译文稍有修改。

    [31]M.Galik:Nietzsche's Reception in China（1902—2000），Nachrichten derGesellschaft für Natur-und Volkerkunde Ostasiens，110（1971），p.5.

    [32]M.Galik:Nietzsche's Reception in China（1902—2000），Nachrichten derGesellschaft für Natur-und Volkerkunde Ostasiens，110（1971），p.47.

    [33]同上。

    [34]马立安·高利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1917—1930》，陈圣生等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46—247页。

    [35]马立安·高利克：《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之三：青年鲁迅1902—1909》（Studies i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III，Young Lu Xun，1902—1909），in: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亚非研究》）1985年第21卷，第37—64页；中译文载《中文学术前沿》2013年第5辑，第167—181页，王璨、刘燕译。

    [36]马立安·高利克：“鲁迅短篇小说的文学间性：〈长明灯〉和与迦尔洵〈红花〉》（Interliterary Aspects of the Short Stories by Lu Xun:Chanmingdeng［The Eternal Lamp］and V.M.Garshin:Krasnyi Tsvetok［The Red Flower］），载《亚非研究》1989年第24卷，第67—79页。中译文（丁松译）载《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5期，第35—41页。

    [37]马立安·高利克：《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1898—1979）》，伍晓明、张文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3页。

    [38]马立安·高利克：《旧神话素在现代文学中的演化——尤利乌斯·泽耶尔和鲁迅作品中的后羿》，载张鸿声、朴宰雨主编《世界鲁迅与鲁迅世界——媒介、翻译与现代性书写》，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2页。

    [39]马立安·高利克，《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1898—1979）》，伍晓明、张文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导论第1页。

    [40]马立安·高利克：《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1898—1979）》，伍晓明、张文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41]马立安·高利克：《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汉学研究》，李玲等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164页。

    [42]Marián Gálik:On the Social and Literary Context in Modern Literature of 1920s and 1930s（《论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社会和文学背景》）.In:Goran Makmqvist ed.Nobel Symposium 32.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ts Social Context,p.32—33.参见杨玉英：《马立安·高利克的汉学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15，第10页。

    [43]雅罗斯拉夫·普实克：《中国——我的姐妹》，丛林、陈平陵、李梅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第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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