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曼叔

    一

    鲁迅于1927年2月应邀赴香港作了《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两次演讲，影响是深远的，也为香港文学史谱写了辉煌的一页。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许地山先生（1894—1941），时任香港大学文学院主任教授，为鲁迅举办悼念活动，香港报刊出特辑，开始对鲁迅的论述。许地山撰挽联云：“青眼观人，白眼观世，一去尘寰，灵台顿闇；热心做事，冷心做文，长留海宇，锋刃犹铦。”可谓道尽鲁迅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及其人格光辉与深远的影响，之后他在追悼会上又做了《鲁迅先生对于中国新文学之贡献》的演讲。

    1937年，抗战爆发，中国作家逃避战火而南下香港，包括郭沫若、茅盾等著名作家和学者云集香江，每逢鲁迅诞辰或忌日都举办纪念活动。这在中国作家来说实属绝无仅有。香港文艺界以各种形式举办鲁迅纪念活动，为配合当时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强调学习鲁迅决不妥协的精神，激励战斗到底的士气，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心。香港各大报章刊出“鲁迅纪念专辑”，并开始了后鲁迅时期的鲁迅研究。茅盾（1896—1981）于1938年10月19日就在香港出版的《立报》鲁迅纪念特刊发表了《以实践“鲁迅精神”来纪念鲁迅》，指出：“因为我们越是在危难的关头，越是在艰苦奋斗之际，便越加不忘鲁迅先生！我愈加从他的一生斗争的言行中坚定我们斗争的决心，从他的遗教中得了光，热，力！有人以为只有从事文艺的人们才有学习鲁迅的必要。这种见解是不正确的。不仅是从事文艺的人，或广言之，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凡是中华民族的斗士，凡在此伟大时代里立志，不愧为一个中国人的人，‘鲁迅精神’是他们行动上最可靠的南针。鲁迅先生的伟大的人格与坚卓的事业始终给与我们以勇气，以光，热，力！……今日站在最前线作殊死战的斗士敢说没有一个不是曾受鲁迅先生思想人格的影响的。我们要保持‘鲁迅精神’，要扩大要普遍‘鲁迅精神’。我们要以‘鲁迅精神’的发扬和普及，来保证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让我们从今天起，以实践‘鲁迅精神’来纪念鲁迅！”[1]茅盾先生的论述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纪念鲁迅的基调。

    二

    要学习鲁迅，就必须对鲁迅的学问思想及其人格力量有更为深入的研究。鲁迅逝世后，后鲁迅时期的鲁迅研究可说是从香港开始的。茅盾在这个时期所发表的对鲁迅研究的论述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他先后发表了多篇重要文章，对当时的文艺界的鲁迅研究的不良倾向做出批评并提出鲁迅研究的方向，在应《大公报》“文艺”编者的邀约，写了《关于鲁迅研究的一点意见》，指出：“记得不久以前，有人写了长文，论及‘鲁迅思想’的‘源流’，以为曾经‘风行一时’的龚定庵‘思想’是影响了鲁迅的，对于这样的高见，我觉得无话可说，但也因此更感得‘研究鲁迅’不是对清代学术思想一知半解辈把《鲁迅全集》翻一通就可以从事的。然而也由此知道认真地研究鲁迅，在今日不可缓。”他对鲁迅阅读有这样的经验：“鲁迅的作品暗示力很大，看了好几遍之后，觉得自己的观察力也会好起来，粗粗一看是见不到的。”“从鲁迅先生自己的著述、书简、日记，以及他平日的谈话里，我们可以看出有几个要点是研究鲁迅的时候不应该忘记的，一是鲁迅初学开矿后学医，科学方法是他观察世相和写小说的主要工具；二是鲁迅先生曾从章太炎先生研究朴学，但是，有了近代论和近代科学方法为思想基础的他，不为朴学家法所囿；三是鲁迅虽然绝不‘搬弄辩证法或社会科学的术语’，但是他所读的这方面的书籍恐怕比‘搬弄者’要多得多。他没有说过他‘史癖’，但是他捜读野史之勤且广博，恐怕少有人能及”。[2]从事鲁迅研究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1942年，茅盾在《对鲁迅研究的一点感想》对当时学术界的鲁迅研究趋向有非常中肯的批评：“我相信，不论用什么方法去研究鲁迅的著作，都是需要的。或者研究他思想发展的过程，或者研究他某一部作品的形式与内容，或者就其小说与杂文部分研究他的写作的技巧，都是有益的事。想要学习鲁迅，便须研究鲁迅！不仅是从事于理论研究的专门学者，应当开始这一件艰巨的工作，就是一般青年在诵读鲁迅著作的时候，也应当抱着研究的态度。……学习鲁迅的口号，也是提出了好几年了，且不说别的，仅以学习他的创作方法而言，倘不研究，如何能学到多少？想要学习鲁迅，便须要研究鲁迅，这一点道理，我们都应当记住，而且切实去做，并不一定为了要写一本鲁迅研究之类的书，而是为了自己真正能从鲁迅的遗著中接受些什么，一一为了自己受用。在今天，切实研究鲁迅的工作方在开始，凡研究的结果，不论是一本书或一篇短文，都不能说全无问题，已成定论；热烈的反复辩驳，应是必有的事。有了讨论，然后可以引出更多的问题，加深了研究的深度，至少，在研究者本人亦不会感到寂寞。批评的空气，近来颇觉沉寂，然而，一方面是态度严肃的批评少了，另一方面却是不辨是非，颠倒黑白，吹毛求疵，撒赖歪缠的文章冒了‘批评’之名而肆行无忌。天下本来如此，真品少见，赝鼎得售。一方面要鼓励研究，同时更须加强批评。预料今后不患没有人研究鲁迅，倒怕研究的同时没有批评，结果使得研究亦难深刻。至于一些故意歪曲的谬论，也必然会跟着研究的风气而随时产生，这需要随时加以批判，自然更不用说了。”茅盾建议：“研究工作之中，应该包括一本正确而详尽的《鲁迅传》。”“一部好的传记将为其他严密的分工研究先树立了基础。”他更指出：现在还有些幼稚的现象伴着“学习鲁迅”的呼声而陆续产生。但如果不求了解其全盘的思想，只买一本《鲁迅语录》，要引用什么时就翻出那一类去找，那是不行的。他提议：“一方面鼓起研究的空气，陆续发表研究的所得，——即使是片段也无妨，又一方面，则以严肃态度的批评来推动研究，使之博大而精湛，这才可以去引导广大的青年群走上真正学习鲁迅的道路了。”[3]

    对鲁迅思想的核心价值，茅盾有最清楚的认识和论述。他认为鲁迅是一个人道主义作家，使他作品具有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1940年，茅盾在《笔谈》（第4期）发表论文《“最理想的人性”——纪念鲁迅先逝世五周年》，这篇论文后来又发表在《中苏友好》杂志上，可见茅盾本人也极为重视他所提出的论题，对鲁迅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茅盾认为应对鲁迅思想做整体性的研究，特别是鲁迅对“最理想的人性”的追求：

    许季茀先生说：“鲁迅在弘文学院时（1901—1903年），常常谈到三个相关的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见《鲁迅纪念集》第一辑许著怀亡友鲁迅）。试悬此相关的三问题于座前，而读鲁迅著作，我们将得怎样的答案呢？请一述我自己的感想：我看到了古往今来若干伟大的humanist中间的一个——鲁迅！

    古往今来伟大的文化战士，一定也是伟大的humanist；换言之，即是“最理想的人性”的追求者、陶冶者、颂扬者。福禄特尔是这样的，罗曼·罗兰是这样的，高尔基是这样的，其他各时代各民族的站在思潮前头的战士莫不是这样的，鲁迅也是这样的。正因为他们所追求所阐扬者，是“最理想的人性”，所以他们不得不抨击一切摧残、毒害、窒塞“最理想的人性”之发展的人为枷锁，——一切不合理的传统的典章文物。这是各时代各民族的humanist所相同的，而鲁迅先生，则于“同”中更有其特殊者在。这特殊的是什么，乃是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而现在镣索重重的“东方文明”古国之历史的与现实的条件所产生而养育的。讲到什么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儒家者流，确已说得很多；然而这些美丽动听的词句，经过现实的天平，就露了马脚。鲁迅先生指出了“吃人的礼教”，就是批判数千年最有力的美丽动听的儒家的“最理想的人性”的图案和规章，而追问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鲁迅先生三十年工夫的努力，在我看来，除了其他重大的意义外，尚有一同样或许更重大的贡献，就是给这三个相联的问题开创了光辉的道路。或许我们还觉得他的答案还没有达到结论的阶段，然而每一个无偏见成见而爱真理的人，一定能承认他的毕生努力已经给这三个相联的问题以无限宝贵的启示，而且他是第一个“从旧垒中来”，看得格外分明，又能依据进步的科学观点，从物质基础上对这相联的三个问题下解答的。

    在他逝世五周年的今日，我们是不是应该试从这相联的三个问题上从事于他的著作的研究？我相信是必要的。我以为从这相联的三问题下手，也许比从其他地方，更能把握到鲁迅思想的中心吧？[4]

    茅盾这一精辟的分析，抓着了鲁迅思想的核心价值。可悲的是鲁迅一生对“最理想的人性”的追求，所付出的努力，并未能成为后来的研究课题。在阶级论成为主流思潮的时代，提出什么是“最理想的人性”成为一种不可宽恕的罪过，对鲁迅的研究也完全被扭曲了。

    三

    鲁迅逝世，以“民族魂”盖棺定论，被称为“中国现代圣人”。我们的学者有的比之为高尔基，有的比之为托尔斯泰，有的比之为果戈里，不一而足。我们的学者对其思想发展道路及其文学成就多有论述。

    1940年，端木蕻良（1912—1996）写了《论鲁迅》《略论民族魂鲁迅——为鲁迅先生六十诞辰而作》，他认为：“鲁迅在中华民族革命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尽了一面旗子的作用，而是一杆倔强的大旗。因为他不止是明彻的反映，而是正确的领导。综括鲁迅的一生，没有一次误掷了投枪，没有一次背叛了时代。”并把鲁迅和托尔斯泰做了这样的比较：“中国的论者，也常常援用了托尔斯泰‘像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的说法，引伸起来，说鲁迅也是中国民族的一面镜子。这是应该加以辩正的。鲁迅的这面镜子可没有托尔斯泰的那面的那么胡涂。这个千万不要混为一谈才好。”“鲁迅与托尔斯泰的分别是在于——托尔斯泰本身是一个病人，而鲁迅本身则一个医生。”“鲁迅发现的我们民族病根的所在常常是正确的。没有一句是神志不清的呓语。他在不可能找出一个方案一个办法来的时候，他决不胡乱捉过来一个办法来应景，搪塞一下就算了事的。他决不会在没有马的时候，牵了一只螳螂来拉车的。他从没有胡说过。”他认为：“我以为综括鲁迅一生的战斗的历程，通过了五四以后的文化运动，鲁迅对着新中国所引起的变质的作用，要说他是这个时候的一个时代的镜子，社会的镜子，不如说他是一面战斗的旗子，较为妥当。”“一个对于旧的封建社会制度无情的破坏者，科学的思想方法正确的运用者，决定了鲁迅在现代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立下了不可动摇的功绩。我们不必把鲁迅说得怎样怎样，我实在不必比附在别国家的作品之下来论鲁迅。”他指出：“鲁迅几乎是用手工业的原始积累式的方法取得了他的思想的全部，用这个思想来滋润了培养了中国的更生，哺乳了千万的孩子们和青年们。青年们渴望着他，呼唤着他，要求着他。鲁迅在经济的敌人的层层压迫之下，作了一条被追赶的牛，他嚼咬着草棍，挤出了牛奶。鲁迅冲出了当时思想界的齐一，在中国新时代的民族史上起着领导的作用，这不是鲁迅自己争取的，或是青年们开会公决委派鲁迅来作代表的，这是时间和空间所赋予给他了的任务和使命。”[5]

    鲁迅也被称为“中国的高尔基”，以肯定鲁迅崇高的历史地位。周木斋（1910—1941）在《鲁迅与高尔基》中，对此做了这样的分析：“鲁迅的作品和高尔基的作品，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相异的地方。单从创作来说，相同的是内容，对旧社会的不满，富于反抗性，愿望于下层民众；……然而这种偶合倒并不是偶然的，乃是由于类似的客观条件的决定，因为鲁迅身当中国革命的时期，高尔基也是身当俄国革命的时期。”然而，“就事实来说，鲁迅本人就曾有过等于否认受高尔基影响的表示。……高尔基是俄国的后起的作家，他的影响中国也较俄国的其他作家为后，虽然是有后来居上之势，但在影响中国的时候，鲁迅的创作已经成熟了，定型了，伟大了，要再受高尔基的狭义影响，那是不会有的。而且，在高尔基影响中国的时候，鲁迅几乎已经结束了创作的阶段，而把力量集中在杂感和翻译上。然而误会鲁迅受高尔基的狭义的影响，也不是偶然的。俄国的作家曾经影响鲁迅的创作，苏联的产生曾经影响鲁迅的意识，鲁迅在中国的地位正如高尔基在苏联的地位，于是鲁迅有‘中国的高尔基’之称，……只是指地位的相同，决不是指受（创作上）狭义的影响，只是比拟，决不是传统。就是鲁迅受俄国的其他作家的狭义的影响，也化为自己的血肉，形成一种独创。鲁迅和高尔基的异同，正显出了相映的伟大。”[6]端木蕻良也有这样的说法：“在鲁迅逝世后，鲁迅的光辉透过他的人格透过他的作品透过他的思想方法而仍然领导着青年前进，和普希金、高尔基的光辉完全没有两样。”[7]

    林林（1909—2011）认为把鲁迅称为“中国的果戈里”更为恰当。他说：

    鲁迅在中国的地位，正如高尔基在苏联的地位。他们都是首脑，都批判的现实主义者，都在飘摇革命的艰苦年代，把文学服务于社会与民族的改造事业。……但是，如果从文学创作的手法与风格来论，高尔基给鲁迅的影响，那是微乎其微的。

    从初期的脱胎于果戈里的《狂人日记》起，一直到后期，鲁迅苦工的翻译果戈里的作品，如《死灵魂》等，可以说鲁迅与果戈里的文学因缘，是特别浓厚的。在中国文学的遗产和欧洲文学的凝合的土台上，培栽出民族的新文学的花朵来，鲁迅是一个最殷勤的园丁。他最受果戈里的影响，但结果，果戈里是果戈里，鲁迅是鲁迅。在果戈里的小说中，旧俄的现实，显出可笑的喜剧性，在那些最愚蠢的人影里，流露着一种可同情可悲痛的深刻的泪痕。在鲁迅精构的作品里面，在严酷的讽刺中保持着温暖的慈爱，以良医的手法，一针见血地深刺入中国民族的骨髓。

    白林斯基批评果戈里的小说说：“果戈里作品中的特点，在于其结构的质朴，其人生完善的真理，其民族性，其独创性——这一切都是他的通性。至于其动人的喜剧性，其永远被压服着的悲哀与忧郁底深刻之感，却是独特的性质。”用之我们的鲁迅不是也适当的么？所以我以为鲁迅是“中国的果戈里”。[8]

    鲁迅死后的第二年（1937），毛泽东就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的演讲说：鲁迅“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罗高对此，有这样的说法：“（按：毛泽东）同志曾说过：‘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无疑地，这句话可以包括鲁迅的各个方面，包括鲁迅的整个人生！”“他固然不求旁人的理解，也不求人家的原谅，所以他一向就有佛家的这种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语，在一贯的刚毅倔强中，于是写出了《南腔北调》，给人们于一种不合拍的厌恶，这种精神，维系着他的整个人生！他以这种精神来做行为的中心，他以此克服自己，克服别人。”他指出：“在过去的几年当中，‘荒淫与无耻’不断地在进行着，因此在整个民族上，我们生活的祖国环境一天困难一天了。这，在鲁迅在世之时就早已预言过，我们假若再不起来奋斗，革命，再进而民族革命，则我们无以自存了。今天，事实给我们的昭示：正如鲁迅的预言一般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无形中，我们的整个民族的集合思想，也正与鲁迅先生的预言相契合，也许是受了鲁迅先生遗言的昭示，使个个中国人，像铁链一般地联系起来了。‘我们要活，我们要生存！’这是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在生存斗争中，伟大的召号的口号了。而且已在行动中实践起来了。我们担负了历史赋予的这个时代伟大使命！”又说：“鲁迅是随着时代永远进步的，他的思想永不落后，永远前进。如果说，鲁迅成为什么圣人，是因为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那是对鲁迅思想的歪曲。鲁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既没有什么的认识，他也不愿做什么主义的信徒或奴隶，更不在乎封他什么‘圣人’。”[9]

    抗战胜利以后，解放战争继而爆发。1946年，中国左翼作家陆续南下香港，鲁迅纪念活动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课题。随着政治形势的转变，对鲁迅的研究有不同的论述。由于毛泽东在《人民民主义论》中对鲁迅作了肯定，从此“三家一圣”成为左翼学者对鲁迅论述的主题。胡绳在长篇论文《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中认为：瞿秋白在一九三三年所作《鲁迅杂感选序言》中的分析，至今仍应承认为对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的最好的说明。而从此开始的从“进化论到阶级论”分析鲁迅的思想发展而形成的学术规条，则要求我们的学者只能以马克思主义解释鲁迅思想，难免把鲁迅思想简单化了。

    （作者单位：香港《文学评论》杂志社）

    张钊贻评议：

    大家都知道，林先生是“鲁迅在香港”的研究专家，出了专著。他刚才宣读的那篇文章只是他研究成果里小小的一部分。如果只从史料角度来说，材料不多。最后提到的罗高的文章很有意思，许地山那篇演讲现在找不到了。那些抗战时“南来”的名人的相关材料，我估计要搜集起来，不是太大的问题。

    对林先生的报告本身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想谈一下研究“鲁迅在香港”的一些困难，因为我曾经也考虑过做一些研究，后来我知道有的中国学者在研究港台文学的过程之中也注意到鲁迅在香港的情况，但我们都没有像林先生这样找到那么多的好材料，他是地毯式地把材料搜集出来的。不过，我跟那些研究港台文学的中国前辈专家可以有个借口。大家知道香港是个非常商业化的国际大都会，文化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香港政府也不鼓励大家去研究华文文学之类的东西。甚至香港的历史，当时的港英当局是不鼓励关注的。大家尽量不知道才好，越无知越好。对于文学，知道英国文学就够了，《傲慢与偏见》之类多读一些，不要搞中国的。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方面，原来香港的文化有个特点：文学刊物不多，流传也不广，只有一些小圈子。在港英治下，文化主要是靠报纸副刊。政府也好，大学也好，对本地的文化都不太重视。虽然香港有很多华文报纸，华文报纸也有不少文学副刊（报章文学副刊的文学价值究竟有多大是另外的问题），数量上本来是不少的。可是，由于不重视，保存至今的旧报纸非常少，在香港大学我们看到的比较全的就那么几份。《华侨日报》相对来说是最全的，历史也最悠久。有一些往后的可能也保存得很好的，如《华商报》。还有很多很短命的报纸就没了。

    因为我特别注意鲁迅在香港演讲的那段时期，林先生提到的那些报纸很多都没有了。《大光报》只有1927年以后的，之前的就没有了。很多香港的报纸那个时候还实行新闻检查，老开天窗，这些报纸也看不到了。可能因为开了天窗便没有收藏价值，所以图书馆就不保存了。

    这种情况对研究者当然是个很大的障碍，幸亏香港大学孔安道纪念图书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收购吴灞陵整批藏书，吴有志于写香港报业史，所以他的藏书包括很多香港报纸创刊号和特刊。经当时孔安道纪念图书馆馆长杨国雄先生整理介绍，我们现在对香港报章期刊有了更多的认识。林先生报告中提到的一些报纸，我以前在中文大学等图书馆都没看到过。

    林先生现在又发现了很多材料，可以说又形成一个研究的开端。我希望在林先生的继续努力下，在这个问题上有更多的发掘，让我们鲁迅研究者能够分享。

    注释

    [1]茅盾：《以实践“鲁迅精神”来纪念鲁迅》，《立报》，1938年10月19日。

    [2]茅盾：《关于“鲁迅研究”的一点意见》，《大公报》副刊第428期，1938年10月23日。

    [3]茅盾：《关于研究鲁迅的一点感想》，《文艺阵地》第7卷第3期，1942年10月31日。

    [4]茅盾：《“最理想的人性”——纪念鲁迅先逝世五周年》，《笔谈》第4期，1941年10月16日。

    [5]端木蕻良：《略论民族魂鲁迅》，《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第665期，1940年8月3日。

    [6]周木斋：《鲁迅和高尔基》，《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第436期，1939年11月5日。

    [7]端木蕻良：《略论民族魂鲁迅》，《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第665期，1940年8月3日。

    [8]林林：《鲁迅和果戈里》，《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第455期，1939年12月15日。

    [9]罗高：《中国的圣人——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大公报》副刊“文艺”第950期，1940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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