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

    有这么多鲁迅研究的专家在场，我确实是不敢谈鲁迅的。我对鲁迅的了解实际是很少的。而且多数时候，我也只倾向于接近文本当中的鲁迅。我阅读鲁迅、想象鲁迅、理解鲁迅，冷不丁的也冒犯似的和文本里面的鲁迅发生某种争执。我对鲁迅的阅读有很强的主观性，也有很强的片面性。我在这样的场合谈鲁迅无非是暴露自己的短处，所以我不得不厚起脸皮回避掉主办方所规定的题目，而选择另外一个题目，就是“在文学共通传统和地域差异之间”这么一个题目，从文学内部和我自身对所谓的世界性和民族性之间的感受来谈一谈。偶尔的我会把鲁迅拉出来做比较或者佐证，让他当当挡箭牌。

    在《影响与焦虑》一书当中，布鲁姆曾谈到每一位作家都希望自己的写作有显然的、显见的那种独创性。他说没有哪一个作家愿意自己是跟在别人后面的渺小的后来者。我想确实没有哪个作家愿意自己是渺小的后来者。我们今天与会的各位作家们、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发现和创作是崭新的、独特的，并且希望自己的作品有某种强烈的个人标识，就像鲁迅、君格拉斯、布罗茨基那样，即使蒙住了名字，只要读上一两句话、一两段文字，你立刻能从中辨认出他们独特而且浓郁的个人气息。然而我们这些时间上的后来者，不想成为渺小的、重复他人的迟到者，想独创一方新天地，实在是太难了。我们可能用了很多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尤其写作到一定的程度之后，肯定面对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希望在前人和前人文本经验之间的那种空隙里面寻找到可以穿行而过的缝隙。我们尝试使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用句，但多数时候是收效甚微的。尤其我个人在这方面用时用力相当相当大，以至于几年的时间都觉得自己写一篇废一篇。影响与焦虑横在我们面前，假装它不存在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也难以说服自己。

    就我个人而言，最初我的写作是诗歌的创作。转为小说创作，最大的原因是我写诗的时候最初无法摆脱那种影响，也无法摆脱影响与焦虑，我感觉自己使用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个意象、每一种设计和每一种想要的表达，无一不笼罩在大师的阴影之中。小说的写作让我暂时摆脱了那种感觉。但写了五年十年之后，那种被大师笼罩在阴影之下的感觉，重新回到我的身体里面。我承认我个人不会满足于局部的调试，不满足于把苹果置换成一个梨或者一只鸟，我希望自己能够鲜明，希望自己能够像鲁迅那样，在世界上的文学当中，在民族性的文学当中，都是独特的，而且让跟随在后面的人一直无法全部克隆自己的面目，即使能够被克隆，也往往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局部。

    我承认我试图用我的方式来剖解鲁迅，剖解鲁迅在文学中尤其是小说当中鲁迅成为鲁迅的可能，他的独特性得以保留和得以彰显的某种秘诀——我想，再克隆一个鲁迅，让自己在鲁迅的影子后面，肯定不是我的愿望。但是我愿从他的秘诀当中得到某种启示。这样的启示我也愿意从另外的东方作家那里获得，尤其是有着东方背景的作家，比如奈保尔、大江健三郎、拉什迪、奥尔罕·帕慕克。看他们做到什么，我个人来说从他们那里面能够吸收什么，然后能和我认为的高端的文学有一个比较和对话的关系。我们无法回避一个属于整个人类共通的传统，我们也无法对外来的种族和人群的知识、经验、智慧和高度视而不见。如果视而不见只凭借所谓的自我的民族经验或者区域经验，即使我们具有非凡的才能，很可能我们的发现也不过是在别人发现之后的再次发现。一个农民可以造飞机吗？我觉得可以。但他只能够造出他可以想象到的飞机，有可能穷尽他一生两生三生的智慧，他也无法造出F117、苏30，他不会的，永远不会的，他有某种的限度。而且像这样的事例当然很多，不只是中国。

    许多中国的批评家、学者愿意强调和强化所谓的民族性，尤其是民族标准，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理念，但落实起来又非常乏力苍白，甚至可笑。因为它经不起比较，尤其是作为一个写作的匠人所做的那种掂量和比较，而且所谓的“民族标准”往往只是概念，不见落实，我们没看到哪一位学者拿出一套完整的属于东方美学的质检标准和评判规则来，而且这一套所谓的质检标准和评判规则能让我们写作者信服，到现在为止没有。

    回到鲁迅的文学写作。在鲁迅之前，中国的小说里面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描述和结构方法都与之大有不同。我们可以说鲁迅是“拿来”的，是从他者和他种的文明当中“拿来”为我所用。关于民族性的问题和反思，也绝非是从中国本土固有之地的生长。甚至可以带有某种偏执性地说，在鲁迅那里，世界性是本。他运用的是一套具有世界性的言说方式，从具有世界性的小说结构中，观看查验他生长的这个区域和民族所带有的共通性与异质性。

    所以从鲁迅这里，从帕慕克、拉什迪、莫言等人那里，我部分地获得了某种启示，就是说在我们的写作当中摆脱或者部分摆脱影响与焦虑的困扰。让个人的缪斯呈现出独特的面部表情，多少可以加入一些民族差异和地域差异，并深入地认知这一差异的优劣，或许可以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有批评家也说所谓的个性就是地域性，我觉得这有一定的道理。作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面目，当然还有好多知识、趣味等等都可以掺杂在这个让自己面目呈现得更清晰的过程当中。但首先我认为世界性是本。这时候我们不能忽略世界性的大前提，我们也必须尽可能与世界最高智慧保持某种对话的能力，而且能够运用前人所有的综合经验从外面“拿来”、不断地“拿来”。

    昨天晚上我和玄武兄聊天，我们俩谈到了鲁迅和沈从文。无疑沈从文的文字更东方化、更中国化，也是一位相对伟大的作家，但是将他和鲁迅放在一起比较的话，沈从文先生还是显得弱。玄武兄说沈从文相当于俄罗斯的蒲宁，再往上就上不去了，这是他的原话。而鲁迅不同，鲁迅可以和那些西方大师、和现实主义主潮兴起以来的世界文学大师有某种比较，而且不显得过于逊色。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比较出不是结论的结论。我认为这一点对我和我以后的写作是有启示的，也许对我们所有作家的写作也是有某种启示的。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玄武评议：

    李林荣兄邀请我来参会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很恐怖。这次会议主题特别大，我说我去了干嘛，我感到害怕。直到今天，王升山先生这一主持，然后大家敞开发言，尤其是李浩一发言，我这才找到一点感觉，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和李浩是鲁院同学，我们都是鲁院第八届学员，经常在一起研讨。今天我看李浩的发言，是把他自己藏在书面语中，更多谈的是自己的写作。当然我们每个人研讨别人，作为一个写作者其实都是为了反照自身，我也是一样。我和李浩昨天聊到一些话题，比如说我们现在研究鲁迅，可中国当下现实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鲁迅时代。甚至欧洲的一些文学大师，比如十八十九世纪的一些文学大师，狄更斯、巴尔扎克都没有遇到这么复杂的情况，他们也没办法想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

    我个人的写作主要是散文，我更看重现代文学史上好多大作家的散文创作，包括他们小说中的散文式的东西，比如沈从文的作品也可以当作散文，鲁迅的大多数作品，除了《阿Q正传》《狂人日记》那几篇以外，散文化的成分都很重，这恰恰是它最有价值之处。而以当下来说，现实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出了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假如你把现实中的一些情况用小说的形式写出来，读者都可能会觉得你是瞎扯。现实中就是有这样的事情。我个人觉得在当下现实这么复杂的情况下，可能非虚构的样式更能起些作用，而且我更看重广义的散文写作样式所具备的承载历史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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