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

    我不能一一列举新媒体具体指的是哪些，但置身于这个科技如此发达的世界，似乎根本不需要弄得非常清楚也知道，作为传统文学的从业者，我们同时也已经身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中。这个困境当然不包括新媒体给文学，给写作、传播和阅读提供的便利，这个困境主要针对的是，经过新媒体改造过的世界给写作带来的巨大困难。

    前段时间重读《安娜·卡列尼娜》，再次惊叹这小说的宽阔和复杂，感叹它对人和世界的认知之广博与深入，毫无疑问，这是可以让所有后来者绝望的经典。但头脑冷静下来以后，我又不免庆幸，也觉得似乎不必如此绝望。因为《安娜·卡列尼娜》不会再有了，托尔斯泰也不会再有了。不是具备如此才华的作家从此绝迹，而是，这个世界已经不能允许、也不可能会再产生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如果当下真的产生了《安娜·卡列尼娜》或者《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小说，我觉得，对这个时代、这个世界而言，它一定是一部虚伪的作品。

    因为托尔斯泰是一个“慢”的时代里才可能产生的作家，是一个人类仍然拥有众多谜团和隐私的世界里才可能产生的作家。《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也只能是一个“慢”的、有众多未解之谜和隐私的世界的宏大图景。在那样一个时代，世界基本保持步行，奔跑的速度，至多是老式蒸汽火车的速度，世界有可能在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中保持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缓慢的节奏足可以让一个目光敏锐的人，像托尔斯泰，只要花上足够的时间，就可以把它看清楚，就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并描述出来。而且世界有足够多的谜团，每个人有足够广阔的隐秘内心可供你挖掘和探究，你总能在才华和智慧的支持下找到相对陌生的秘密、细节、故事和表达方式。你能找到一个具有相当说服力的整体感和陌生感。

    而在当下，在这个新媒体一统天下的时代，整体感和陌生感正在迅速地丧失。

    说这个世界瞬息万变，可能没有人能够反对。瞬息万变得益于高科技，新媒体就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若干年前，一个信息从地球另一边带过来，需要很多年，乃至一辈子，也就是说，在信息传到你耳朵之前，对面的世界对你来说是不变的，稀薄的信息可以让你沉下心来，充分地想象、虚构和表述，而且基本上也大差不离。但现在，“9·11”之后的几秒钟，全世界都知道了这场劫难。华尔街两秒钟前某个数字跳错了，全世界的经济都跟着踉踉跄跄。世界上所有人过的几乎是同步的生活。新媒体让我们充分实现了“全球化”。但全球化同时在加速信息传递，无数的信息迅速覆盖、叠加，世界只能以片段和碎片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眼前，蒙太奇从电影里一跃而出，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你根本来不及坐下来分析、推理、逻辑和演绎。在你的新结论出来之前，更新的世界图景又摆在你面前。而这众多的表象中，哪个真哪个假，哪个有效哪个无效，你无法及时地做出判断，世界的确就以后现代所谓的碎片和拼贴的方式呈现在你面前。你很难获得托尔斯泰式的整体感。我们能做的，也许就是获取片段式的、片面的结论。

    这种世界真相的整体感的丧失，必然导致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形式做出相应的调整。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之庞杂，固然能为我们的写作提供更多来源，但信息本身的纠结、错位、断裂和真伪难辨，给写作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和“慢”的世界不同，一个因未必能导出一个果，凡事未必就能遵循严格的逻辑关系，世界和我们的生活同样很难整一地在小说中表现出来。乱纷纷的世界，你没办法三两下就理清头绪。因此，因果严密的故事整一性小说，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以为会步履维艰，除非你非要顽强地执行你作为作者的意志，把世界的边边角角都删掉，把各种偶然性和可能性都删掉，就留下了一个因果清晰、秩序谨严、具有整体感的故事。如果真这样，我相信当这作品充分地面对世界时，它将是不及物的，是虚伪的。

    新媒体让陌生感也在丧失。

    陌生感从来都是文学的重要手段和价值之一，谁也不愿去读耳熟能详的东西。但新媒体的迅速制造和传播信息的目的，就在于取消这个世界的陌生感。就像广告词说的：联通世界，我们是一家人。它们致力于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世界变成一个平面，致力于在最短的时间内为所有神秘的东西祛魅，让所有你知道的东西我们都知道，让所有发生的、可能发生的都暴露出来，包括最隐秘的隐私。如果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你都司空见惯，你对这世界的兴趣就会大大降低；同样，如果作家所能占有的秘密、所能经营出的陌生感你都习以为常，你对文学的兴趣也会大打折扣。偏偏作家就是和普通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平面和几近透明的世界里，所能占有和处理的资源基本上都是公共资源，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不分彼此，也分不了彼此——我们的尴尬就出来了。

    我们总是羡慕少数民族的作家，羡慕那些从事偏僻职业的作家，羡慕拥有独特而又偏僻经验的作家，因为他们可以提供出我们求之不得的陌生感。我们也总是喜欢读异域风情的小说，喜欢看那些稀奇古怪的故事，原因也在于此——我们希望在这个平面和透明的世界上发现盲点和死角。在一个正在无限地消灭盲点和死角的新媒体时代，我觉得，作为写作者应该是高兴不起来的。

    但是，我们的确正处在这个时代，而且新媒体的发展已经有了加速度，一日千里。即使你比卢梭还要痛恨科学技术，你依然得适应它。这是世界的大势所趋。我们的写作同样也得适应它，如果说写作必须面对时代，那么，我们的写作只能在整体感和陌生感日渐丧失的困境中转换思路求得发展。

    我也想不出什么新招，但我觉得欧美的后现代经典如果能被拿来重新扬弃，然后充分本土化，也许是源头活水和思路之一。此外，也许文学在今天也到了细分的时候，就像其他的工作，就像学术研究，分工越来越细，学科划分越来越精密；因为整体感和陌生感正在流失，五项全能和学贯中西从此以后将越发艰难，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只有“深挖洞广积粮”，在某个题材和领域内以做学问的态度坐定冷板凳，更加忠实于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独特体悟和思考，在同中辨异，于无声处听惊雷，或为正途。

    这么说希望不是危言耸听，也希望不要让人绝望。但有一点应该不难理解，那就是，文学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是需要警惕传统写作中习焉不察的惯性了。

    （作者单位：《人民文学》杂志社）

    付如初评议：

    我觉得则臣谈了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也是原来大家都在焦虑的一个问题。我揣测他在有关鲁迅研究的会上谈这样一个问题，可能首先是他心里在默默地想：如果鲁迅在网络时代，他怎么写作？网络使那么多的问题都第一时间冲到人的面前，一个那么有使命感的作家，他会怎么用文学的方式来回应这些？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前一阵纪念鲁迅诞辰的当天，《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发了一条微博，“用一句话证明你读过鲁迅”。然后无数网友回应的都是“你也配姓赵”，第二天他们不堪压力，把这一条给删掉了。这实际上是一个特例。我当时看到的时候，也是一直在笑。同时我在想，2009年的时候有一个机构做过一个网络调查，让网民提出十本死活读不下去的书。结果里头没有一本是鲁迅的，可四大名著都在，然后就是什么《追忆似水年华》《百年孤独》这些。

    则臣探讨文学的变化，从诗、词、曲到小说，到后来很多文学形式上的变化，我觉得这很重要。文学革命其实也是从形式开始的。现在的文学处在新媒体时代的新条件下，形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我们对这变化不一定能捕捉得那么准确清晰。

    新媒体时代这种纯文学的困境或者焦虑，可能是一个全世界性的焦虑。但即便是在这样的困境和焦虑之下，我们依然能看到很多非常棒的东西，当然现在外边的小说引进也非常快。我最近读了帕慕克的《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就特别有感触，我觉得这个小说应该是中国作家写出来的。但我们中国的“底层文学”喊了也有小十年了，却没有结出创作硕果。帕慕克写了这么厚的五百多页的一本小说，读下来却特别顺，从中你会对土耳其的底层民众，如街头小贩们跟城市发展的那种特别微妙关系，有深切的感受。

    要知道，帕慕克本身是一个并不熟悉这个阶层的作家，他为了这个小说几乎做了五十年的功课。所以我想它可能带给中国纯文学的一个最大的启示就是面对这么多“影响的焦虑”、信息的刺激、人和人关系的变化、人与世界关系的变化，我们依然还有很多的素材可以捕捉，就看功课是不是做得足够。或许，写小说，没有大题材，只有大手笔。

    第二点，我觉得新媒体时代对纯文学的冲击，如碎片化、缺乏思想资源、同质化，这些肯定是存在的。中国作家现在越来越多地显示出来的是思想资源匮乏的问题。包括很多大作家写出来的小说，我们读后都会发现，他对现实问题的看法、眼界和认识可能还不如很多读者。这是纯文学面临的一个比较要命的问题。最近一些写作班训练出来的写作，像《无声告白》《岛上书店》一类，也被引进来了。对照中国作家同时出版的好些长篇小说，你会感觉在结构的精致度上、在对人物形象和情节推进的推敲上，可能我们的纯文学作家也是需要再做努力的。

    最后一点，我跟则臣的感觉是特别一致的：我们中国文学以前太沉重了，身上恨不得背着几座大山，又要反映时代，又要记录民族的历史，又要挖掘人性的深度，背了很多东西；可随着社会发展，文学慢慢回归到借助一定的记忆来表达一定情感的位置。这个情感可能是你关注现实问题生发出来的一些东西。如果它更轻盈一点、蜕掉很多强加给它的功能的话，可能它发展得会更好。所以最后则臣的落脚点是对新媒体时代并没有那么悲观，觉得是一个改变的契机。这是和我共同的一个感受。则臣这个发言不仅是一个作家的发言，还是一个编辑的发言，他是双重身份。我的这些体会很多就是从作为编辑的角度来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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